城市碳達峰指標分解機制研究

陳永國 高鐘庭

摘 要： 中國2030年碳排放達到峰值目標下，各地級城市向所轄區縣進行碳排放指標分解，將成為實現目標的重要保障。在城市沒有達到碳排放峰值的高碳發展階段，目前解決國家層面和省級層面的主要碳排放指標分解方法，很難解決我國城市在碳排放指標分解時面對的復雜問題，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荀子思想為解決這些難題提供了新視角。荀子思想在城市碳排放指標分解機制中的應用體現在：碳排放的來源有“天人之分”，這符合自然科學領域對碳排放來源的界定;控制碳排放增量的目標是“相持而長”，要統籌考慮環境承載力和經濟社會的協同發展;指標分解的剛性機制是“惟齊非齊”，各地最終所得的碳排放指標是齊速量與非齊速量之和。柔性機制是“宗原應變”，從時間、權重、預借、預留、空間五方面進行柔性管理。

關鍵詞： 碳達峰;碳排放指標;分解機制;荀子思想;低碳城市

中圖分類號：F06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2101（2021）06-0047-07

二、碳排放指標分解的對象及分解方法的適應性評價

碳排放指標分解機制的核心包括分解什么和怎么分解兩部分?！胺纸馐裁础敝傅氖且鞔_分解對象，“怎么分解”指的是分解方法結合具體情況的適應性問題。

（一）分解對象應是碳排放的增量

城市碳排放的輪廓變化是以碳排放峰值為中心，碳排放呈“增長—峰值—平臺—下降”的倒U曲線變化過程。由是否到達碳排放峰值可將城市的發展分為兩個階段：未達到峰值以前為高碳發展階段，相應地跨過平臺以后稱為低碳發展階段。

城市碳排放發展階段決定了與之相適應的碳排放指標分解對象同樣有兩種，即分解碳排放增量或分解碳排放減量。以增量為分解對象是指在城市高碳化發展階段，將城市基年碳排放量與合理目標（大于基年碳排放量）的增量進行分解。以減量為分解對象則是指在城市低碳化發展階段，將基年碳排放量與合理目標（小于基年碳排放量）的減量進行分解。將減量作為分解對象在國際應對氣候變化提案中得到廣泛采用，典型的是《京都議定書》的分解方法[5]。

“十四五”規劃期間，我國城市將減量作為分解對象不適用于我國的具體情況，主要原因是我國還處在城市高碳發展階段，尚未達到峰值，將減量作為分解對象沒有現實基礎;次要原因是《京都議定書》將各國分為兩類，其中發展中國家不用承擔減排責任，而我國大多數城市向所轄區縣進行分解時，各區縣都要承擔減排責任。

綜上，我國城市碳排放指標的分解對象便是上級政府核定的允許本城市的碳排放增量。

（二）分解方法的適應性評價

分解方法是分解機制的直觀體現。我們可以將Cazorla 和Toman（2000）[6]等人探討的主要分配原則轉換成城市進行碳排放增量指標分解的方法工具庫，然后從工具庫中選擇有可能使用的分解方法。

目前探討的分配原則主要有世襲原則、平等主義原則、GDP原則、水平公平原則、市場公正原則、多數意見原則、GDP碳排放強度原則、污染者付費原則和國土面積原則[6]。對這些原則的適應性評價如表1所示。

從表1可見，除平等主義原則轉化的分解方法可以應用之外，其他原則轉換的方法不能進入適用于我國具體國情的城市碳排放增量指標分解工具庫。對于平等主義原則下的按GDP和人口等比例分解碳排放增量指標方法，以我國第二批低碳試點城市秦皇島為例進行驗證。從分解方法學上看，按人口和GDP所占比重進行分解，秦皇島所轄區縣的兩種分解方案所得到的碳排放增量指標的配對樣本t檢驗為顯著，即兩種分解方法在方法學上沒有本質的區別，說明按分解原則轉化的分解方法在大概率上是有效的。但同時從具體實踐看，兩種方案的相關性為0.442，統計上不顯著，即所轄區縣在這兩種不同方案下獲得的碳排放增量指標的差距比較大。綜合來判斷，雖然平等主義原則下的這兩種分解方法有效，但在實踐中效果不理想。產生這種問題的原因是開發區的特殊性造成的，我國城市開發區的特點是人口多、產值高和碳排放量大。具體以秦皇島為例，秦皇島開發區以占全市4%的人口，產出了占全市超過20%的GDP和16%的碳排放量，開發區的這種特點使得無法按照國際主要原則進行碳排放增量指標分解。

綜上，碳排放的每種分解機制都有自身的適應對象和條件，針對我國城市特點，需要研究與該特點相匹配的分解機制。在設計具體分解機制時，由于氣候變化的危害巨大，城市必須正面面對，因而我們將其定義為“剛性機制”;但實踐中，由于降低碳排放存在復雜性和不確定性，因而我們也提出了與剛性機制相配套的“柔性機制”。

三、碳排放增量指標分解的剛性機制

建立與我國城市碳排放特點一致的分解機制，首先要解決的是分解的指導思想。合適的指導思想是科學分解的關鍵。

從造成城市碳排放的因果關系看，為了更多額外的物質享受形成的人為過多碳排放量直接導致了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攀升，由此引發了全球升溫進而造成了生態環境惡化，即人性對資源無休止的貪婪最終造成了一系列生態環境問題，因此持“人性惡”假說的荀子思想為討論碳排放增量指標分解提供了潛在理論基礎。

這種潛在理論依據能否轉變成現實機理的關鍵在于城市是否具有人格化特征。如果城市有人格化特征，那么荀子對人的管理思想就可以類推為對城市的碳排放峰值管理。已有研究成果表明城市具有人格化特征[7-9]，因此荀子對人的管理思想可以延伸到對城市碳排放增量指標分解。

（一）碳排放增量來源：天人之分

荀子倡導處理事關人與自然關系的作法是“明于天人之分”（《荀子·天論》。以下凡引《荀子》，只注篇名）。此處的“分”作為名詞是“職分、名分”之意，其含義是區分天、人兩者的名分、職分而不僭越[10]。將荀子這一思想應用到產生碳排放的來源，便知地球上碳排放源有天、人之分：碳排放既包括自然排放也包括人類活動導致的碳排放。

這一觀點已得到現代科學的證明：一方面，自然界碳排放和碳循環是平衡的，這種碳平衡形成的自然界溫室效應使地球具備了溫度調節功能，基本上使地球保持在適宜人類發展的年平均15℃水平[11]，既便有些年份有些變動，長期來看，對人類影響也“不足畏”;但另一方面，人類活動造成的過多碳排放增量屬于“兇”，由于使用和燃燒生物化石燃料等人類活動的影響，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不斷創造新高。據英國氣象局預測，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2021年達到417ppm（百萬分率），比工業革命之初增加了接近50%。地球氣候系統已不堪重負[12]。

（二）碳排放增量目標：相持而長

自《京都議定書》生效以來，碳排放權成為了一種稀缺資源[13]，具有了資產屬性，因而城市所轄區縣為了獲得更多發展空間和降低完成任務的壓力[14]，都有獲得更多碳排放增量指標的動機。但在碳達峰限制條件下，必然會在指標分解時產生各種矛盾和博弈，即《禮論》所描述的“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

荀子解決這種矛盾的方法是“制禮義以分之”，從而“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于欲，兩者相持而長?！苯梃b而言，就是通過制定推動碳達峰的“禮”（合理、科學的碳排放增量指標分解機制），引導城市低碳發展，以便降低人為過多碳排放量，從而實現《京都議定書》目標，達到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目標。

換言之，“相持而長”目標要求城市向所轄區縣進行碳排放增量指標分解時，應在綜合考量各區縣自身大氣環境承載力和經濟社會發展對碳排放增量需求的基礎上，通過對碳排放增量指標分解，使所轄區縣能夠實現可持續低碳發展。

（三）碳排放增量分解的剛性機制：惟齊非齊

上文提到“欲而不得”，就會“爭”，“爭”必然導致“亂”，“亂”的直接后果是“窮矣”?！案F”謂計無所出也。[15]為了破解治理國家的這一重要難題，荀子在“制禮義以分之”的指導思想下，進一步在《王制》中提出的頂層設計是“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兼臨者，是養天下之本也?！稌吩唬骸R非齊。此之謂也?！睉玫椒纸馓寂欧胖笜藭r如何避免各地產生爭議、混亂？荀子的策略就是“惟齊非齊”。

荀子推崇的“惟齊非齊”出自《尚書·呂刑》，其講“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16]關于該段理解，《孔傳》曰“刑罰隨世輕重，新國用輕典，平國用中典，亂國用重典?！饼R，同也。惟齊非齊，同與不同也。倫，理也。要，求也。[16]清朝藏書家、經學家江聲解讀為“上刑適輕，下刑適重，非齊也。輕重有權，隨世制宜，齊非齊也?！盵17]。清末民初國學大師章太炎的理解是“世，時也。世輕世重，言有時輕有時重也。自‘上刑至‘有要，言刑有活動之余地也?！盵18]

解讀荀子應用“惟齊非齊”思想的主要途徑應是荀子對“齊”與“非齊”的應用語境以及《呂刑》中有關立法的總則。荀子在《天論》中認為“萬物為道一偏，一物為萬物一偏?！薄坝旋R而無畸，則政令不施?！弊钤鐚Α盾髯印纷⑨尩奶瞥瘲顐娊忉尀椤拔R一者乃在不齊，以論有差等然后可以為治也?！盵19]也就是說，萬物只體現了自然規律的一部分，某一事物是萬物的一部分，只有平衡“齊”與“不齊”，才能使政令得到執行。同樣《呂刑》強調明德慎罰的指導思想和寬和、公允的立法原則，也要求制定有約束、有前提的法律措施。綜合來看，荀子的“惟齊非齊”就是在“有倫有要”的約束下解決矛盾的策略，具體是采用“齊”還是“非齊”取決于“倫”“要”的準則。

應用到城市碳排放增量指標分解，“惟齊非齊”主張在建設低碳城市“有倫有要”約束下，由上級政府最終確定城市的碳排放增量，“齊”要求城市各轄區縣碳排放增速相同，是一種先有目標、然后向下分解的目標導向型分解機制;“非齊”意味著城市根據所轄區縣碳排放現狀和未來功能定位不同而確定的不同增速，是一種效率導向型的分解機制。從現代分配理論看，“齊”更好地體現了“共同責任”下的公平性原則，“非齊”更直接地體現了“各自能力”下的效率性原則，“齊非齊”整體上體現了碳排放增量指標分解時要秉承公平、效率、可操作三者相結合的辯證分解思維。

以上分析表明，城市所轄區縣各地所得碳排放增量指標的計算公式應如下：

各地被允許的[WTBX]碳排放增量=齊非齊量=齊速量+非齊速量=各地碳排放量×（α×齊速+β×非齊速）

式中，α和β是在建設低碳城市的“倫”“要”準則要求下，對齊速或非齊速孰輕孰重的權重判斷。

四、碳排放增量分解的柔性機制

中國傳統管理強調剛柔相濟原則，剛性與柔性應統籌考慮，荀子對此的表述為“宗原應變，曲得其宜”（《非十二子》），“原”是根本、原則，“曲”是全面，即遵守原則而又隨機應變，各方面處理得恰到好處[20]79。落實到研究城市排放指標分解的機制，僅有剛性機制是不全面的，還需在剛性機制統攝下建立相應柔性機制。具體而言，剛性機制確定了城市向所轄區縣分解的碳排放增量多少問題，至于如何完成這些剛性任務則由柔性機制進行調控。

建立柔性機制的目的是為了使城市整體如期完成上級政府下達的碳排放增量指標任務，城市所轄各區縣應以完成分得的碳排放增量指標為原則（宗原）且在實踐中需要根據具體情況進行調整（應變）。吸取國內外建設低碳城市的成功經驗與失敗教訓，碳排放增量分解柔性機制主要包括以下內容。

（一）抓大保小的時間柔性機制

剛性機制要求城市整體上在某一時間達到碳排放峰值，具體到城市所轄區縣來說，柔性機制變通為城市所轄區縣不必統一達到峰值，碳排放量大的轄區縣首先達到峰值，碳排放量小的轄區縣如期達到峰值，只要城市能夠總體上完成剛性機制的目標即可。

（二）主次分明的權重柔性機制

剛性機制對指標分解權重沒有統一規定，碳排放量在峰值前與峰值后，基于齊速的分解權重和基于非齊速的分解權重不同?？紤]到當前我國城市尚未達到峰值且碳排放已產生巨大危害的現實背景，柔性機制可以規定峰值前齊速的權重大于非齊速的權重。

（三）跨期核算的預借柔性機制

剛性機制偏重于算碳排放增量期末完成情況的“總賬”，柔性機制可以靈活地算“小賬”：城市所轄區縣自身當年超額完成的碳排放增量指標，可以延用至下一年度，但不能從未來年度預借碳排放增量指標。

（四）相機抉擇的預留柔性機制

剛性機制的總體目標是城市所轄區縣不斷努力共同建設低碳城市。但如果執行過程中由于經濟增速低于預期或者低碳能源的發展快于預期等原因造成城市所轄區縣的碳排放增量指標過于寬松，從建設低碳城市的總體目標出發，為了避免出現新一輪高碳發展，柔性機制可以對期初預留的碳排放增量指標進行相機擴大。

（五）自愿互利的空間柔性機制

剛性機制規定城市作為整體要完成上級政府分配的總指標，柔性機制可以對指標進行損益調整：征得市政府同意，在年度指標任務完成考核中，超額完成碳排放增量指標的區縣與未完成任務的在不超二者總碳排放增量指標前提下，本著“自愿、互利”原則自行協商，可以用超額完成區縣的盈余指標彌補未完成區縣的赤字指標，實現碳排放增量指標的靈活調劑。

五、結論和討論

習近平總書記向國際社會鄭重承諾的“雙碳”目標是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重要構成之一。實現“雙碳”目標，既是我國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大國責任擔當，也是我國實現自身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途徑。推動城市低碳發展政策中，城市向所轄區縣進行碳排放指標分解具有重要意義。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是以我國優秀的傳統文化為歷史基石[21]，其中傳統文化中的荀子思想為我們探討如何正確認識自然界與人為過量碳排放、控制碳排放的目標和設計碳排放指標分解的剛性機制和柔性機制提供了啟發。

目前碳排放指標分解過程中，主要考慮的原則有公平原則和效率原則[22]。在具體分解過程中，由于利益出發點不同，兩者均存在一定片面性，由此產生了公平與效率并重原則[23]。以這些原則為基礎，還有學者在分解過程中增加了保障性原則[24]、平穩性原則[25]和累計排放原則[26]。這些研究成果在分解省級層面碳排放指標時具有可行性。但城市向所轄區縣進行分解時，由于城市的開發區具有人少、產值高、碳排放量大的特征，可行性不強，需要我們采用基于荀子思想的碳排放指標分解機制。分解方法的適用范圍表明，通過碳排放指標分解政策來完成我國在《中國國家自主貢獻》的目標存在不確定，需要我國在“雙碳”目標下，根據分解對象的不同特征，制定既有理論依據又可操作的分解方法。

基于“惟齊非齊”的碳排放指標剛性分解機制與基于DEA方法的“集中分配—局部補償”有類似的地方，二者均強調在總體利益的前提下，增加分解機制的公平性，從而降低分解方的實證難度。[27]

碳排放指標分解機制中，盡管荀子思想與當今主流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有相似地方，但在具體應用方法中還是不同。二者的相似之處是，都是平衡與碳達峰與碳中和相關的若干影響因素之間的矛盾問題。荀子思想在剛性機制中主要平衡的是“齊”與“非齊”的關系，在柔性機制中主要平衡的是“原”與“變”的關系，而共同但有區別原則平衡的是“共同”與“有區別”的關系。

從發生學的角度看，荀子思想從一開始就是為了處理不同地區（階層）之間的綜合矛盾，而“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起源于環境保護。碳排放指標的分解是一種各種利益綜合平衡，不僅是為了保護生態環境，還包括國家發展權的分配，而荀子思想在我國不同朝代都顯示了其在治理國家中的強大適應力，因而更符合碳排放指標分解的目的。

“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是盡責任的約束下再談權利，即發展中國家的一些權利是在發達國家盡責的前提下才能實現。隨著氣候變暖的趨勢更加確定以及不同國家如何承擔責任在道德或法律上的分歧不斷，使得“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和質疑。[28]而荀子思想從治理國家的角度，既強調責任，也強調基于機會公平的某些特殊權利。這些權利的認定和賦予由決定碳排放總量的上級政府直接認定。在中國現行的行政管理體制下，這種方法具有很高的可行性。

“共同但有區別責任原則”的根基是歷史責任，對現狀和未來缺乏足夠的重視，事實上導致了所有國家在國際氣候談判中都陷入了被動。在近些年談判中，關于國家間貧富差距“不對等性”在縮小，而降低碳排放“共同性”得到了強調。發展中國家認為這是向違背“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和各自能力”原則的方向發展[29]，而發達國家認為只有他們的努力而發展中國家參與力度不大的減碳措施，是無法達到確定的控制全球升溫的目標。另外，有些既得利益的國家以國際法不溯及以往以及難以量化損害和影響之間的因果關系為借口，要求不能以歷史上無知的錯誤懲罰當代人或后代人[30]，這些分歧也增加了不同利益主體在執行力度上的不確定性。荀子思想是在擱置了這些爭議的基礎上，以科學、合理達到確定的碳排放峰值為目標，要求根據時代的變化特點制定相應的柔性機制。

注釋：

①2021年4月22日晚，應美國總統拜登邀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以視頻方式出席領導人氣候峰會，并發表題為《共同構建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的重要講話。講話全文當晚在中央媒體全文登載（可通過新華網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1-04/22/c_1127363132.htm.瀏覽全文）。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講道：“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f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大自然是包括人在內一切生物的搖籃，是人類賴以生存發展的基本條件。大自然孕育撫養了人類，人類應該以自然為根，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不尊重自然，違背自然規律，只會遭到自然報復。自然遭到系統性破壞，人類生存發展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我們要像保護眼睛一樣保護自然和生態環境，推動形成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新格局?！薄叭f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边@句話出自荀子《天論》。荀子《天論》此句上下文如下：“列星隨旋，日月遞炤，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博施。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功。唯圣人為不求知天?！盵20]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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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金霞

Decomposition Mechanism of Urban Carbon Peak Indicators

——The Enlightenment of Xunzi's thought

Chen Yongguo1，2，Gao Zhongting3

（1.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He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Shijiazhuang Hebei 050061，China;

2.Hebei Geographic Information Big Data Platform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He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Shijiazhuang Hebei 050061，China;3.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He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Shijiazhuang Hebei 050061，China）

Abstract：

When China's carbon emissions reach the peak target in 2030， the decomposition of carbon emission indicators by prefecture level cities to the counties under their jurisdiction will become an important guarantee to achieve the target. In the high carbon development stage when cities do not reach the peak of carbon emissions， at present， the decomposition methods of major carbon emission indicators at the national and provincial levels are difficult to solve the complex problems faced by Chinese cities in the decomposition of carbon emission indicators. Xunzi's thought i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solving these problems. The application of Xunzi's thought in the decomposition mechanism of urban carbon emission indicators is reflected in which the sources of carbon emission are "heaven and man"， it is in line with the definition of carbon sources. The goal of controlling carbon emission increment is "stalemate and long"， we should take into account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and economy and society. The rigid mechanism of index decomposition is "only homogeneous but not homogeneous"， the final carbon emission target is the sum of homogeneous and non-homogeneous carbon emissions. The flexible mechanism is "ancestral strain"， flexible management is carried out from five aspects of time， weight， advance loan， reservation and space.

Key words：

carbon peak;carbon emission index;decomposition mechanism;Xunzi's thought;low-carbon c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