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疫情網絡謠言危害、滋生及其治理

鄧安能

2020年中國農歷新年伊始，暴發了新冠疫情，對民眾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構成極大威脅。在重大疫情防控過程中，網絡謠言不斷滋生與傳播，一度成為人們談論的重要話題。以應對新冠疫情為契機，深刻揭示重大疫情網絡謠言的危害性，深入探討重大疫情網絡謠言的滋生及其治理對策，不僅是打贏這場疫情防控阻擊戰的重要支撐，也是完善社會治理的重要內容，對于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具有重要意義。

一、重大疫情網絡謠言的現實危害

重大疫情作為重大公共衛生事件，其間民眾首先關注的就是疫情發展形勢，民眾大多會通過社交平臺、門戶網站等搜索了解疫情信息。但自媒體時代，龐雜分散的信息良莠不齊，一些謠言成了民眾信息的主要源頭，導致重大疫情與網絡謠言相互交織。重大疫情為網絡謠言的滋生與傳播提供了土壤，而網絡謠言的危害性已遠超出公共衛生范疇，不僅危害疫情防控本身，還對社會秩序、社會關系等方面產生深遠負面影響。

(一)激發非理性情緒，擾亂正常社會秩序

網絡謠言總與天災人禍相伴隨，往往涉及人們的衣食住行，破壞正常的社會秩序。造謠者期望從社會動蕩中謀取某種利益或者獲得某種心理滿足，主要是受經濟利益的誘導。網絡謠言會誤導民眾，激發民眾的非理性情緒，從而使社會充盈著大量感性言論，將事件的輿論推向極端，導致疫情危機衍生出輿情危機。重大事件發生時，社會秩序本身就處于一種特殊的狀態，再加上網絡謠言的慫恿，容易造成生活物資供應緊張，從而引發民眾不安、焦慮和恐慌，甚至增加次生“災害”發生的風險。

新冠疫情發生后，很多省市決定啟動重大公共突發衛生事件一級響應。事實上，一級響應下的社會秩序是一種非常規突發性的秩序。這一重大疫情下，各種網絡謠言的滋生和傳播更加擾亂了社會秩序。例如，武漢作為新冠疫情的重災區，網絡謠言“武漢2月25日—3月10日所有商店全部關門”，不僅加大了疫情的防控難度，而且造成武漢市民心理恐慌，搶購日常生活物資。這是重大疫情之下網絡謠言破壞正常的經濟社會秩序，擾亂民眾正常生活的現實典型案例。

(二)加重社會誠信危機，增加社會運行成本

社會轉型四十多年來，伴隨市場化改革的深入，社會誠信問題越來越突出。新媒體時代的到來，失信問題蔓延到新媒體領域，突出表現為網絡詐騙和網絡謠言。網絡謠言本質上是一種社會失信，任其泛濫可能會加重社會誠信危機，主要表現為民眾對誠信的失望、不信甚至放棄。重大疫情涉及民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當相關部門“辟謠失靈”時，民眾會對誠信價值產生更為深重的懷疑，動搖誠信道德信念。此外，重大疫情中某些網絡謠言還會損害政府公信力，消解政府的權威。一些謠言制造者在政治利益驅動下，刻意造謠攻擊我國的政治體制或者政府官員，嚴重損害了政府及其官員在民眾心中的形象，導致我國的政務失信在網絡謠言的圍攻下越發嚴重。

社會誠信危機加重的危害性在于進一步增加了整個社會運行的成本。當一個社會陷入誠信危機時，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成本會大為增加。此外，雖然網絡謠言的編造和傳播很簡單，但是權威部門辟謠和消除謠言的負面影響卻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造成更多社會公共資源的浪費。

(三)強化社會階層對立，激化各種社會矛盾

改革開放以來，在鄧小平“先富帶動后富，最終實現共同富?！闭叩耐苿酉?，我國社會從單一的結構向多階層的結構轉變?！傍P凰男”“孔雀女”“官二代”“紅二代”“富二代”等稱謂的涌現，成為我國社會結構分化的表現。經過改革開放40多年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國的社會財富大幅度增加，再加上利益分配的不均衡和地區發展的差異，貧富差距擴大，各種社會矛盾增多。

由于社會制度還需要進一步完善，一些人對自己的生活狀況不滿，試圖通過制造謠言的方式攻擊他人，以獲得心理平衡。網絡的虛擬性、開放性、互動性，使之成為他們發泄不滿情緒和仇恨的重要窗口?！爱敵梢姷捏w系已牢固地形成時，我們會注意那些能支撐成見的事實，而不去注意那些與成見相矛盾的事實?！?1)[美]沃爾特·李普曼：《輿論學》，林珊譯，華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77頁。此類網絡謠言助長民眾的不滿情緒，有的就利用重大疫情發生的契機，制造網絡謠言以發泄仇恨。新冠疫情發生時，就出現關于武漢人、湖北人的網絡謠言，故意放大事實，制造社會矛盾，導致社會緊張、排斥和對立。

二、重大疫情網絡謠言的滋生

在新冠疫情中，為了有效防控疫情，人們盡量不出門、少出門、少聚集，網絡幾乎成為人們信息來源和交流的唯一途徑和平臺。在網絡各類信息中，有不少謠言。有效治理重大疫情中的網絡謠言生態問題，必須從其源頭入手，從學理上深刻把握它獨特的生發邏輯。

(一)資本邏輯宰制重大疫情網絡謠言滋生

需要是客觀存在的，個體的生存與發展就是自身需要不斷滿足的過程。改革開放40多年來，人們的物質需求已基本得到滿足，越來越傾向于更高層次的安全的需要。重大疫情一般具有兩大特征。一是偶發性。它是突然出現在人類社會的新事物，人們知之甚少。只有通過大量科學研究，人們才能深化對它的認識。二是極大破壞性。它會嚴重損害人們的身體健康，甚至剝奪生命。重大疫情發生時，人們往往處于未知信息的困擾中，基本的安全需求得不到保障，從而感到極度恐懼和焦慮不安。這是在重大疫情中網絡謠言得以存在的心理條件。

由此，人們的基本安全需求就與重大疫情造成的恐懼構成一對矛盾。一方面，人們的基本安全需要得到保障；另一方面，重大疫情對人們的基本安全帶來嚴重威脅。人們迫切需要深化對重大疫情的了解以消解恐懼，從而滿足生命安全需要，這就為資本邏輯的介入創造了“難得的時機”。在資本邏輯驅動下，大量謠言涌入網絡輿論場，宰制整個輿論的走向，以獲取經濟利益。例如，在應對新冠疫情中，網絡謠言“雙黃連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狀病毒”蔓延后，京東等互聯網購物平臺上雙黃連口服液均顯示無貨或已賣光，造成市場上雙黃連口服液的斷貨。這類網絡謠言的生發正是資本邏輯宰制重大疫情網絡輿論走向的結果。

(二)“后真相”助推重大疫情網絡謠言滋生

隨著信息技術的不斷發展，當前人類能夠掌握的信息比以往任何時代都要全面，都要深刻，同時對信息的渴望又比以往任何時期都要強烈，都要迫切。每當重大疫情發生時，一個嶄新的事物突然出現在面前，人們渴望對它盡可能多一些了解，以緩解不安和焦慮。無論是2003年SARS重大疫情，還是2020年新冠疫情，人們都渴望知道該病毒來源于哪里，是怎樣傳給人類的，會對人類造成哪些傷害，怎樣才能有效預防，等等。人們希望迅速獲取這方面準確、可靠的信息，對反映這類突發事件的即時信息表現出極大的興趣。

然而，人們對新事物的認識需要一個過程。信息的準確度、深度和廣度更是以犧牲時效性為代價的。尤其是在重大疫情時，需要經過較長時間的科學研究才能對新的問題做出準確的權威解答。此外，在應對重大疫情時，政府應該利用官方媒體優勢及時公開疫情信息，但由于現實中處理重大事件的復雜性和時效性，政府有時難以在第一時間通過官方渠道公開發布信息，這就造成人們的信息渴求與有效信息供給不足之間的矛盾。權威信息真空為謠言的滋生提供了空間，一方面，民眾過度關注疫情，渴望及時得到關于疫情的有效信息；另一方面，社會所能提供的有效信息又嚴重不足。謠言的生發恰恰就是利用了這一矛盾，利用“先入為主”的心理機制，抓住了人們獲取有效信息的時間差?！昂笳嫦唷睍r代，當民眾通過常規的訴求機制得不到信息時，就會忽視理性規約從而選擇聽信謠言，或者是表現為沒有耐心等待真相。即使政府及時公布有關疫情信息，民眾也會持懷疑態度，甚至根本不愿相信。實際上，謠言正是在人們“尋找與等待真相”的間隙得以滋生的。例如，新冠疫情發生后，網絡謠言“預防肺炎的疫苗能防止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就搶先在官方發布相關信息之前出現。這類網絡謠言雖明顯不是事實真相，但卻擁有廣泛的認同市場，這是“后真相”助推下的結果。

(三)網絡新媒體特質支撐重大疫情網絡謠言滋生

在網絡新技術支撐下，社會信息的傳播發生革命性變化，人類進入自媒體時代。一是信息傳播者和受者從單一向多元的轉變。網絡技術賦權降低了新媒體信息發布的準入門檻，使信息傳播由單信源向多信源轉變。任何人只要擁有移動終端和網絡設備都可以成為信息的傳播者和接受者，整個社會呈現出“所有人可以對所有人傳播”“人人皆為傳者，人人皆是媒體”的局面。二是信息表達的形式從單一向多樣的轉變。新媒體打破了單一的信息表達方式，信息呈現出多樣性與靈活性。它打破了傳統媒體文本只能按順序存取的限制，由原有的文本型提升為融合音、像、文、圖的超文本型。因此，新媒體條件下存在個體行為的機會化。即個體可以隨時隨地參與到網絡行為之中，并造成正面或負面的結果。

重大疫情發生時，在新媒體技術支撐下，人們接受的不僅僅是官方主流媒體提供的信息，任何人都可成為相關信息的發布者和接受者，這既給予個體傳播謠言的機會，又為謠傳的傳播提供了廣闊空間。謠言亦可以多樣化的形式靈活呈現，更容易取得民眾的信任。此外，謠言制造者還可以利用先進的網絡技術逃避攔截，從而順利將信息推送到微空間?？傊?，網絡新媒體特質是導致重大疫情網絡謠言生發的技術條件。

三、治理重大疫情網絡謠言的對策思考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決議指出，“我國正處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關鍵時期，必須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上下更大功夫”(2)《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人民日報》2019年11月6日。。重大疫情網絡謠言危害性大、關注度高。根據應對新冠疫情時的實際情況，在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視野下，建構一種重大疫情網絡謠言生態治理的新模式尤為必要和迫切。

(一)健全重大疫情網絡謠言治理制度，提升制度執行能力

針對資本邏輯宰制重大疫情網絡謠言生發這一問題，應采取制度治理的策略。失信行為的遏制、網絡謠言生態治理離不開制度的剛性作用。重大疫情發生時，在艱難困苦和重大斗爭的重要時刻，更要依靠制度確保打贏防疫阻擊戰。在應對重大疫情中，制度治理在網絡謠言生態治理體系中處于根本性地位。黨的十八大以來，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我國通過建立和完善一系列制度實現了對網絡謠言的有效治理，不敢造謠的目標初步實現。但是，發揮制度功能還有較大空間。

一是健全網絡謠言預警制度。建立重大事件或突發事件預警制度，是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標志。結合網格化管理，創新構建線上線下、層級貫通、信息集成、回路閉環的網絡謠言預警聯動指揮平臺，依托各地基層治理平臺，積極發動群眾上報線索，從而形成“人人都是信息員”的網絡謠言預警格局。在牢牢掌握相關事件發展動態的基礎上，對可能會出現的各種網絡謠言進行預判，并準備好確鑿證據隨時辟謠，通過預判實現關口前移，讓權威信息跑在謠言前面，及時安撫民眾不安情緒，遏制謠言次生輿情蔓延。

二是完善網絡辟謠制度。當前，我國在主要社交平臺上建立了辟謠制度。為了使辟謠效果最大化，辟謠要力爭做到既及時又準確，既有深度又有廣度。相關部門、主流媒體要在第一時間對謠言進行駁斥，把謠言的傳播控制在最小范圍；以確鑿證據、真實數據和案例讓民眾信服；辟謠不能蜻蜓點水，要切中謠言要害；辟謠的范圍要擴大到比謠言傳播更大的范圍。

(二)加強公民自我道德修養，提升道德判斷能力

針對“后真相”助推重大疫情網絡謠言生發這一問題，應采取道德治理的策略。制度治人行，道德治人心。道德治理是網絡謠言治理的最基本措施，也是我們的優勢所在。強大的自我道德修養是人們理性行為的內在驅動力。重大疫情發生之時，網絡謠言的治理既在于采取臨時性緊急措施，更在于平時加強公民的自我道德修養，以增強公民的整體道德素質。

一是培養公民的自律意識。重大疫情發生時，公民的自律行為就是相信科學、相信政府，不盲目跟風，做到不造謠、不信謠、不傳謠。而這種自律意識的培養，一要掌握系統的科學文化知識，不犯常識性錯誤，避免相信和傳播類似“降雪會抑制病毒傳播”等低級網絡謠言；二要注重鍛煉獨立思考的能力，經得起各種利益誘惑和風險考驗，不被輿論“綁架”，耐心等待真相，積極追尋真相。

二是提升公民的道德判斷能力。判斷是非、辨別真假的能力是道德判斷能力的重要方面?？陀^而言，民眾的道德判斷能力、道德選擇能力不夠強是導致重大疫情網絡謠言泛濫的重要內在要素。在紛繁復雜的網絡信息內容中，不少人難以在短時間內辨別出哪些是謠言，哪些是事實。

(三)依托網絡技術治理謠言，提升技術支撐能力

針對網絡新媒體特質支撐重大疫情網絡謠言生發這一問題，應采取技術治理的策略。技術因素是網絡謠言傳播的載體，有了網絡技術的支撐才有了網絡謠言。網絡新媒體本身就是媒介技術創新的產物。同理，網絡空間的治理也依賴于網絡技術的創新。重大疫情網絡謠言的生態治理，既要靠“疏”，又要靠“堵”。盡管“堵”是治標不治本，但如果沒有網絡技術的“堵”，僅僅依靠制度約束或者道德教育，網絡謠言的生態治理效果會打不少折扣。因此，應加大網絡技術的創新力度，扎牢不能造謠的籠子，隔離謠言傳播渠道。

一是創新網絡不良信息過濾技術。網絡的開放性、互動性等特征使得網絡信息魚龍混雜，應對這些信息進行有效管理。對網絡信息進行分級處理是國際上通用的阻止網絡謠言傳播的有效途徑?？杉訌妼W絡不良信息分級過濾技術的應用廣度和深度，支撐網絡平臺按照網絡不良信息的級別對輸入的信息進行分類限制，阻斷網絡謠言的出現和傳播。從具體途徑來看，可從電信運營商、網絡平臺提供商兩方面進行技術處理，對可能涉及的謠言信息設置過濾程序，阻斷網絡謠言傳播。重大疫情時，國家有關部門應會同網絡行業盡快建立起疫情信息的評估體系和分級標準，對疫情信息進行分級處理，分為可以傳播的信息、不可以傳播的信息，以及暫時不可以傳播的信息等級別，把謠言納入禁止傳播的信息范疇。網絡信息分級技術的創新和應用，既能保證用戶瀏覽網絡信息的自由，又能實現對網絡謠言進行有效過濾和封堵的目的。二是創新網絡辟謠技術?？山柚斯ぶ悄?、大數據等新技術，通過辟謠現場直播等新方式，通過權威、受眾范圍廣的互聯網辟謠平臺或相關辟謠模塊專欄進行及時發布，民眾可通過在智能終端上安裝相應App實時查詢求證，實現造謠與辟謠零時間差。

(四)駕馭網絡輿論走向，提升輿論引導能力

網絡謠言屬于網絡輿論的一部分，在應對重大疫情中，網絡謠言生態治理應從網絡輿論生態本身著手。應針對重大疫情時網絡謠言滋生和傳播的特點，發揮官方媒體輿論的引導功能，營造誠信價值的網絡輿論氛圍。

一是把握正確輿論導向。新媒體時代，人人都是麥克風，社會熱點或突發事件的社會輿論朝不同方向發展，官方媒體引導力弱化。重大疫情時，如果不對社會輿論進行正確引導，社會輿論可能會加劇重大疫情的危害，形成輿情危機，進而引發新的重大事件。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應對新冠肺炎疫情要做好宣傳教育和輿論引導，把握主導，壯大網上正能量；占據主動，有效影響國際輿論”(3)習近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研究應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工作時的講話》，《求是》2020年第4期。。在應對重大疫情時，官方主流媒體應迅速占領網絡輿論制高點，對網絡謠言進行駁斥，宣傳誠信價值觀，傳播正能量信息。除了繼續發揮報紙、電視、廣播等官方控制的傳統媒體作用外，還要著重發揮好微博、微信、數字電視等新媒體的作用。對可能引發“次生”災害的網絡謠言，官方媒體一方面要做好解釋工作，高頻率宣傳事件的真相原委，打好輿論阻擊戰，正所謂“謠言止于真相”；另一方面，要利用好事實材料進行反擊，形成強有力的輿論聲音，左右社會輿論風向。

二是提升輿論引導能力。首先，增強輿論引導的針對性和實效性。重大疫情時，官方媒體要重點做好可能產生重大輿情危機的網絡謠言的辟謠工作，不讓它成為引發“次生”災害的導火索，避免輿論引導沒有重點；要創新輿論引導形式，以民眾喜聞樂見的方式做好辟謠工作，增強輿論引導的親和力和感染力。其次，建立一支網絡輿論引導隊伍。重大疫情時，針對各種眼花繚亂的網絡謠言，鑒于普通民眾自我判斷能力比較弱，官方媒體應積極培養“輿論領袖”，使其成為特殊時期網絡輿論的方向標。充分利用“輿論領袖”強大的人格魅力，做好辟謠和主流意識形態的宣傳工作。

總之，基于重大疫情的特殊境況，以及重大疫情網絡謠言獨特的生發邏輯，重大疫情網絡謠言生態治理不能僅采取單一的策略，而應該堅持協同治理的原則，以制度治理為根本，以道德治理為基礎，以技術治理為支撐，以輿論治理為保障，發揮每一種治理策略的長處，從而實現治理效果的最大化，為打贏重大疫情防控攻堅戰營造良好的網絡生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