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瞿秋白在探索中國革命新道路中的貢獻

李 亮

中國革命新道路，即“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是中國共產黨人集體智慧的結晶和共同奮斗的結果，許多老一輩的無產階級革命家都對它的開辟及理論的形成作出了貢獻。瞿秋白作為黨的早期主要領導人，在黨還十分缺乏馬克思主義理論和革命實踐準備的幼年時期，為尋求這條道路作出了開拓性的貢獻。但長期以來由于瞿秋白曾犯過“左”傾盲動主義錯誤，在講到他的理論功績時，往往忽視他在這方面的貢獻。本文根據所掌握的文獻資料，擬對此作一粗淺探討。

一

農民問題是中國革命道路理論的基礎與前提。正確認識農民在中國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是無產階級政黨走向農村必須解決的首要問題。中國共產黨成立后，集中力量從事工人運動，忽視農民問題。瞿秋白則是黨內最早認識到農民重要地位的領袖之一。

早在1922年，瞿秋白在第一次旅俄期間，就根據俄國革命的經驗指出:“無產階級革命沒有農民的輔助，不能有尺寸功效?！?923年6月，他在為中共“三大”起草的《中國共產黨黨綱草案》的報告中又進一步提出“不得農民參加，革命不得成功”，因此，無產階級應當“喚醒農民，與之聯合”。在這里，瞿秋白已經初步地將農民與中國革命的實際聯系起來了。

1925年五卅運動的爆發使中國共產黨人對農民的認識有了較大發展，瞿秋白對農民問題的論述也更加深刻。他指出:封建剝削制度是“帝國主義軍閥統治的基礎，發動農民運動不用說耕田農有運動，便是減租減稅運動——直接就是給地主土豪，間接給軍閥帝國主義以極大的打擊”。因此，他呼吁全黨要“努力組織農民，發動農民運動”，使工人階級“與農民攜手”，“鞏固地結成工農的革命聯盟，強大革命的主力軍”。①《瞿秋白選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4頁。為了培養農民運動的骨干，彭湃和毛澤東先后組織并主持了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瞿秋白積極支持和關注農講所的進展，當看到毛澤東為《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所作的序言后，立即讓當時的中共中央宣傳部依照該文意見增添宣傳內容。1926年8月，瞿秋白出席廣東農民協會執行委員會擴大會議，并在會上作了《國民革命中之農民問題》的講演。講課內容后來發表在《我們的生活》第四號上，在深入分析中國農民的狀況后得出結論:“中國的國民革命是各階級的，工人、農民、城市中的小商人（有時大商人也來參加），以及革命的知識分子、小資產階級各階級的人們都需要這樣的革命，這一個革命工作必定要解決農民問題，解決了農民的一切苦痛才能說是國民革命成功”。①《瞿秋白選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5頁。

基于以上對農民問題重要性的認識，瞿秋白與毛澤東一樣熱情歌頌農民運動。他不僅為毛澤東主辦的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講課，還為毛澤東編輯出版的農民運動叢書寫了序言，指出“農民問題乃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若無農民從鄉村中奮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階級之特權，則軍閥與帝國主義勢力總不會根本倒塌”。1927年3月，為了駁斥黨內外對農民運動的詆毀，毛澤東經過32天的考察，寫出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這篇振聾發聵的革命檄文。而當該文送至中央，把持中央大權的陳獨秀、彭述之等人怕報告“有損與國民黨的合作”，下令不準在中央機關刊物《向導》上全文刊載。最后，只在《民國日報》上刊載了一部分了事。時任黨中央常委兼宣傳部長的瞿秋白在得知這一情況后，憤慨地說:“獨秀、述之就怕這篇文章拿出去，進一步激起農民的‘越軌’行動，有損與國民黨的合作。什么‘越軌’、‘合作’？這樣的文章都不敢登，還革什么命？”“我贊成毛澤東這篇文章的全部觀點?！彪S后，他讓人把報告的全文送漢口長江書店，以《湖南農民革命（一）》的書名幫助出版了單行本，并為之作序，熱情贊揚毛澤東關于農民問題的正確觀點，號召中國的每一個革命者“都要代表三萬萬九千萬農民說話做事，到前線去奮斗，毛澤東不過開始罷了。中國的革命者個個都應當讀一讀毛澤東這本書，和讀彭湃的《海豐農民運動》一樣”。

農民問題和土地問題是相互聯系在一起的，農民問題的中心是土地問題。1922年，瞿秋白就開始產生“耕地農有”的思想，主張農民有自己耕種的田地的所有權。五卅運動以后，瞿秋白進一步堅決贊成“耕地農有”的主張，特別提出了“農民要田地”的要求。1926年，他在廣州所作的《國民革命中之農民問題》的報告，提出了一些解決農民問題的具體辦法:一是切實解決“農民經濟的束縛”明定“耕地農有”；二是“武裝農民，組織農民自衛軍”；三是農民參加政權，“鄉村政權歸農民”；四是“嚴厲鎮壓一切買辦地主階級之反革命運動，剝奪其政權”。①姚守中等:《瞿秋白年譜長編》，江蘇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頁。

1927年5月初，他又明確指出“農民沒有土地，便是如魚失水?！雹凇饿那锇走x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47頁。瞿秋白對于當時迫切需要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認識是較為深刻的。他將解決農民土地問題提到“中國革命成敗的關鍵”的高度，指出:“要維持帝國主義軍閥對于中國的統治和剝削”，“必是要農民享用土地的權利，保證農村經濟的自由發展”，這是“筑成平民政權鞏固的基礎，然后國民革命才能成功。換句話說，便是國民革命應當以土地革命為中樞。中國沒有土地革命，便決不能鏟除帝國主義、軍閥之統治和剝削的根基?！雹圻@表明瞿秋白對中國農村經濟關系和中國革命的癥結所在，已經有了較深的認識。以農村為主的中國革命道路思想，也已經處于孕育階段了。在《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一文中，他進一步把對待土地問題的態度作為真假革命的試金石和區別革命與反革命的標志，指出:“現在有一個革命的試金石，擺在一切革命黨人面前，這試金石便是農民的土地問題”“現時測驗革命或革命黨人是否真革命的，只要看他們對于農民土地問題的態度，這是一點也不能作偽的?！?/p>

大革命時期，瞿秋白高度重視農民和土地問題，不僅在實際工作中支持了農民運動的發展，而且還對農民和土地問題進行了理論上的分析和論述，加快了幼年的黨對農民問題的認識，客觀上推動了黨在大革命失敗后，把革命中心由城市轉移到農村，逐漸走上“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新道路。

武裝斗爭是中國革命的特點和優點之一，也是中國革命道路理論的一個重要內容。瞿秋白最早根據中國國情在黨內最早提出和論述了武裝斗爭的重要性與迫切性。1923年“二七”慘案發生后，他在《中國之地方政治與封建制度》一文中指出:中國的問題需要有一個革命解決的方法，擁護平民的武裝革命與團結平民奮斗的群眾運動，應當同時并進互相為用?！?925年6月，瞿秋白參與領導了五卅運動，斗爭的實踐促使黨內很多同志認識到了武裝斗爭的重要作用。運動期間，他還領導主辦了黨中央第一份日報——《熱血日報》，并在報紙上連續發表文章，指出要解放中國，就得把群眾武裝起來，“舍一戰別無他道”。楊之華后來在回憶起這段歷史時說:“瞿秋白特別注意《熱血日報》的戰斗性，生動地宣傳黨的政策方針?！蔽遑\動后，瞿秋白總結教訓，指出其失敗的原因之一就是“沒有真正的人民武裝”。由此，他提出了民眾運動必須以人民之武力為后盾的光輝思想，并指出要學習蘇俄組織赤軍的榜樣，“武裝平民，成立全國統一的國民革命軍”①《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14頁。?！皠趧拥耐耆夥?，只有勞動者的武裝斗爭能夠達到”②《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12頁。，“中國之解放必在于一戰”，那種“希望和平交涉即能雪恥者非愚即妄”。③瞿秋白:解放中國與武裝平民，《熱血日報》1925年6月19日。然而，瞿秋白的主張并沒有受到當時中共中央的重視。為此，1926年4月瞿秋白發表了《中國革命中之武裝斗爭問題》，文章在分析北伐戰爭前國內的基本形勢后，著重論述武裝工農、革命黨對軍隊的領導權及革命戰爭后建立革命政權三者的關系。

首先，提出了革命戰爭是中國革命的主要形式。瞿秋白指出:“中國革命斗爭的經驗，已經造成武裝革命的必要條件。因此，現時革命運動的中心問題，已經是實行準備革命戰爭”。他詳細闡述了列寧主義關于革命斗爭的各種形式，如示威、抵制、總罷工罷業、武裝暴動、革命戰爭等，認為這些方式在中國革命中都是必要的。但是，結合分析“五卅”運動和首都革命的經驗，瞿秋白認為“種種革命斗爭的方式”“革命戰爭是主要的方式”。因為中國革命既不同于俄國1905年革命，也不同于歐美的獨立國，可以通過總同盟罷工罷業進入武裝暴動和巷戰取得革命勝利，而是有著自己的特點。他說:“中國國民革命之中單是市民工人，農民的武裝暴動，便難以戰勝”，“必須武裝斗爭”，這是為中國的特點所決定的，因為中國是半殖民地國家，“經濟落后，交通阻?！?，全國暴動不可能。這是黨內第一次提出武裝斗爭是中國民主革命的主要斗爭形式，以及武裝斗爭與其他斗爭形式的關系的完整思想。其次，認為中國革命需要建立革命的軍隊。歐美“工人的巷戰，未始不能使革命勝利”，但在中國“即使（城）市巷戰暫時勝利，也很難持久”；中國軍閥“異常之多，而且大半又間接受帝國主義的指揮”，“所以單是民眾草創的義軍”，軍事上“不能和敵人抗衡”。瞿秋白的結論是:“在中國條件之下必須有規模擴大的武裝暴動——革命的正式軍隊之革命戰爭”，要“武裝平民”，建立以工農為主體的“革命的正式軍隊”。最后，強調革命黨掌握領導權的重要性和重視革命政權的建立。瞿秋白指出，革命戰爭如果沒有“革命黨的指導，始終難以戰勝”。革命戰爭勝利后，要建立“真正民權的獨立國的政府”。

《中國革命中之武裝斗爭問題》是我們黨的領導人最早系統論述武裝斗爭問題的一篇重要著作，不僅為即將開始的北伐戰爭做了輿論準備，而且為后來黨探索中國革命道路作出了理論貢獻。

二

大革命失敗后，中國革命面臨著重大轉折關頭。擺在中國共產黨人面前一個十分突出的問題就是在白色恐怖下怎樣把革命力量保存下來并使之進一步發展，也就是中國革命將沿著什么道路向前發展的問題。在這個歷史的關鍵時刻，瞿秋白參與了南昌起義的決策，并主持召開了“八七”會議。在會上他強調“要以我們的軍隊來發展土地革命，從土地革命中造出新的力量來”。

根據八七會議精神，我黨先后舉行了秋收起義、廣州起義以及其他地區的武裝起義，為挽救中國革命，實現了由大革命的失敗到土地革命戰爭的興起這一歷史性轉變。在此期間，瞿秋白負責臨時中央局的全面工作，雖然由于錯誤地估計了形勢，犯了“左”傾盲動主義錯誤，使革命遭受嚴重損失。但是也應當看到，在這一時期，黨在探索中國革命新道路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在起義接連不斷受挫的情況下，一些起義隊伍開始轉入游擊斗爭，創建工農革命軍，建立革命根據地。這些情況引起瞿秋白的思考，開始探索武裝斗爭新道路的正確趨向。1927年10月，瞿秋白著文《國民黨死滅后中國革命的新道路》，指出:“中國革命，經過南昌八一暴動，兩湖、廣東最近的農工暴動，而開辟出一條新的道路，革命進展到更高的形式”，這是“共產黨的勢力已經深入到極偏僻的鄉村之中”的結果。同年11月，瞿秋白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會上，他根據農民斗爭的發展首次提出“游擊戰爭”概念。指出:“中國共產黨應當避免過早的明知無希望的武裝暴動的發動，那是會變成拼命的‘孤注’的，然而黨應當去領導一切群眾自發的革命斗爭之發動?！鞭r民暴動起來之后，“黨應當使這種暴動采取游擊式的戰爭”，“不去占領縣城”，“而以人數雖少卻是團結鞏固的暴動軍，經常不斷地襲擊政府的軍隊或地方的武裝”，“襲其不備，奪取武裝”，“摧毀其各種權力機關”；要防止“專意占據縣城而忽略鄉村中土地革命中的根本工作，不去發動更多更廣大的群眾，不使群眾自己取得土地政權（蘇維埃）”，并期望于“這種游擊戰爭，隨后很容易發展而生巨大的農民暴動，進一步而達到在較大范圍內奪取政權?！雹佟饿那锇孜募罚ㄕ卫碚摼帲┑?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5頁。在這里，瞿秋白已經提出了通過把游擊戰爭、土地革命、蘇維埃政權建設結合起來，積蓄和發展革命力量，奪取革命勝利的思想。

1927年12月10日，瞿秋白寫了《武裝暴動的問題》一文，第一部分就是“農村的游擊戰爭之前途”，在分析中國革命的特點和總結武裝斗爭經驗的基礎上，明確指出并闡明了在中國農村開展游擊戰爭和建立革命地域的問題，對中國革命的道路作了重要的探討和論證。他寫道:“中國革命的現時階段，顯然到了工農武裝暴動的時期，所以暴動的策略與一般斗爭的方式成了最緊迫嚴重的問題。中國革命在斗爭方式與發展形式的方面，有極可注意的特點?！彼麑@些特點做了概括和深刻的分析:首先，由于中國資本主義的不發展，統治階級內部分裂沖突，不可能組成強有力的中央政權。因此“中國革命不能有奪取‘首都’，一擊而中的發展形勢”，而是出現各地散亂而不相呼應的農民武裝斗爭。中國革命的“客觀斗爭形勢”，是“各省農民此起彼落的武裝暴動”。其次，與上述斗爭形勢相聯系，“自然創造出一種特殊的斗爭策略，便是游擊戰爭”。但是這種游擊戰爭必須和廣大群眾相結合，游擊戰爭只有在這種發動極廣大的群眾斗爭中，才能成為有力的武裝行動，且必須建立革命地域，“如果游擊戰爭是群眾的，但是不能從游擊戰爭進于更高形式的斗爭——政治的斗爭與革命地域的建立和擴大，那么這種斗爭也是不能勝利的?！痹俅?，“游擊戰爭必須進于革命地域之建立”，并使之逐步“擴大”?！艾F在各地的農民暴動的斗爭方式，必須確切地了解游擊戰爭的意義，和明顯地樹立創造革命地域的目標。各省各區的農民暴動，將要運用這種斗爭經驗之中鍛煉出來的策略，使豪紳資產階級的政權更加動搖削弱，以至于各自推翻當地的反動政權；而使革命勢力會合起來，創造出盡可能的大范圍內工農政權勝利的局面?！庇螕魬馉帒斨鸩健靶纬奢^大的工農革命軍”，“進一步而創立革命的地域”。最后，要發動群眾進行自覺的斗爭，使群眾組織起來，“取得土地”。

從以上對游擊戰爭的論述特別是提出在農村建立“革命地域”的問題，可以看出，瞿秋白當時已經根據中國國情來研究中國革命的特點，認識到中國革命不會像俄國十月革命那樣，通過一次“首都”的“武裝起義”“一擊而中”，就能奪取全國政權，開始尋找中國武裝奪取政權的新道路，提出由發動農村暴動和進行組織游擊戰爭，創造工農革命軍，由游擊戰爭進而創造革命地域，并使革命勢力會合起來，創造大范圍的——幾縣、半省、甚至一二省工農政權的局面。事實上，瞿秋白這時已經具有了后來毛澤東提出的“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的基本因子，即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以武裝斗爭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為中心內容，以革命根據地為戰略陣地三者密切結合的根據地建設的總概念。

當然，這里闡明的工農武裝割據思想，由于受共產國際和“左”傾盲動主義的影響，還包含著許多錯誤和缺陷，但這種可貴的探索和創見，在當時確實是沿著正確的革命道路方向前進了一大步，對探索革命新道路有著不可低估的重大意義。從1927年秋到1928年春，各地的農民武裝起義所建立的游擊區域、革命根據地，不少是在這一思想指導下顯現的成果。正如李維漢后來在回憶錄中所說，以瞿秋白為首的臨時中央政治局主持工作期間，許多地方的農民暴動，“經過‘斗爭，失敗，再斗爭，再失敗，再斗爭’，直到創造和擴大工農紅軍，實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據地和工農蘇維埃政權，成為以農村包圍城市的起點。凡此種種，都是應該肯定的?！雹倮罹S漢:《回憶與研究》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228頁。李維漢同志的認識是符合歷史事實的。

此后，瞿秋白又多次闡發創建“革命地域”的思想。如在瞿秋白的文章寫出不幾天，中央就指示湖南省委，要求省委立即派人去湖南，建立一個“工農群眾為主體的割據局面”，隨后又指出“應在湘贛邊境或湘南創造一個深入土地革命的割據局面?！笔悄?月，他起草的《中央致河南省委的一封信》中，提出了進行“農民割據”的設想。指出，“中心城市是敵人的政權所在地，中國革命不會像蘇聯那樣通過一次首都武裝起義就一舉奪得政權，而必須在城市周圍‘切實造成農民割據的局面’，以‘威脅與包圍城市’”。同年4月，在總結大革命的沉痛教訓時，再次強調建立工農革命軍、發展革命地域，造成“農民割據”的重要性。5月18日，由瞿秋白和周恩來主持的中央有關領導人員會議研究議決的中共中央第47號通告，明確指示紅四軍在湘贛邊界以“軍事實力發動廣大的工農群眾，實行土地革命，造成割據的局面向四周發展”。還指定以毛澤東為前委書記組成前委，在前委領導下組織以朱德為書記的紅四軍軍委。這樣，以中央文件的形式指示紅四軍在毛澤東領導下搞工農武裝割據，對于推動毛澤東等中共黨人積極探索農村包圍城市革命新道路的理論，無疑具有重要作用。

6月，瞿秋白為中共“六大”起草的政治決議案中，肯定了建立工農革命軍是決定新的革命高潮的“主要動力之一”，把農村革命根據地的鞏固和發展看成是革命“更大發展底基礎”①《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1頁。，明確指出，必須努力擴大農村革命根據地，發展紅軍，實行土地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要在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地區，實行工農武裝割據、建立根據地，開展游擊戰爭，奪取政權，尤其是要把農村革命根據地的鞏固和發展看作是革命更大發展的基礎。中共六大以黨的決議的形式正式提出了“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并初步描繪了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輪廓。對此，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曾給以很高的評價:“關于中國革命根據地和紅軍能否存在和發展的問題，六大又作了一次答復。中國革命運動，從此就有了正確的理論基礎?！钡诹未泶髸八扇〉男碌穆肪€，朱德和我是完全同意的。從那時起，黨的領導人和農村地區蘇維埃運動的領導人之間的分歧消除了，黨恢復了一致?！雹诎５录印に怪Z:《西行漫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頁。

在六大路線的指導下，1928年10月和11月，毛澤東先后寫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和《井岡山的斗爭》兩文，完整地論述了“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1930年1月，毛澤東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通信中，將工農武裝割據與奪取全國政權相聯系，明確提出了“以鄉村為中心”，終于形成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完整理論。應該說，瞿秋白是創立此理論的前驅。對于這一點，1985年在紀念瞿秋白就義五十周年的大會上，楊尚昆代表黨中央作出了正確的評價:“在黨還十分缺乏馬克思主義理論和革命實踐經驗準備的幼年時期，他擔負了中國革命道路的開拓者的重大責任，他沒有辜負時代和人民的托付，為尋求中國革命的真理，為開創中國革命的大業，貢獻了畢生的心血以至整個生命，作出了多方面的卓越貢獻?！?/p>

當然，如果站在成熟的革命理論的高度來考察和衡量瞿秋白當時的思想，其局限性是不言而喻的，他還沒有擺脫“城市中心論”的影響，但是我們絕不能因此而忽略瞿秋白在探索以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為主要支撐點的中國革命道路中的突出貢獻。他是“工農武裝割據”思想的重要奠基者之一，也是在實踐上探索中國革命新道路的主要啟動者之一。

三

像一切杰出的歷史人物都有缺點一樣，瞿秋白犯過“左”傾盲動主義的錯誤，正因如此，許多黨史論著把瞿秋白的左傾盲動主義等同于“城市中心論”，認為瞿秋白犯了嚴重的城市中心論錯誤，很少提及瞿秋白在探索中國革命新道路理論過程中的貢獻。所謂“城市中心論”，最早可以從1927年11月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決議中看出一些痕跡來，當時中共中央確實提出了“使城市成為農民暴動的中心指導者”的口號。但是，這與“城市中心論”包含的意義不同。長期以來，人們往往將二者混為一談，一概否定。然而，如果仔細考察就會發現，事實并非如此?！俺鞘兄行恼摗笔且浴肮ト〕鞘袨槟繕恕?，只注重“城市起義”，忽視農村暴動。與之不同，瞿秋白則強調農村暴動和城市暴動兩者要相互配合，城市暴動在農村斗爭中起總領作用。

1927年8月3日，在《關于湘鄂粵贛四省農民秋收暴動大綱》中指出:這次暴動要“以農會為中心”，除“奪取鄉村政權之外，于可能的范圍應奪取縣政權，聯合城市工人貧民（小商人）組織革命委員會，使成為當地的革命中心”，并“實行中央土地革命綱領”。在稍后兩天給湖南省委信中指出:“南昌起義的主要目的就是發動土地革命，給予湘粵贛鄂四省的秋收暴動以有力援助，把南昌起義與秋收暴動匯合起來，以利于土地革命的進行?！雹僖κ刂械?《瞿秋白年譜長編》，江蘇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2頁。瞿秋白認為，在農民暴動的同時，“要引導工人群眾去了解暴動奪取政權之必要?！爆F時中國共產黨的總策略之一，就是“努力保證工人階級的爆發與農民暴動互相贊助互相聯絡?！雹僦袊嗣窠夥跑娬螌W院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5冊，1980年編印，第261、260頁。鑒于實際斗爭中的損失和盲動主義泛濫的情況，以瞿秋白為首的中共中央不斷發出指示，糾正各地暴動的錯誤。1927年12月18日，中央致信浙江省委指出:“各縣農暴還未發動群眾使土地革命深入，便先計算到撲攻省城，這不僅客觀事實不能做到，即在主觀上勉強去做也必是?？繋讞U槍的軍事投機行動”?！凹庇谇蟪杀刂伦叩杰娛峦稒C的錯誤之途”。1928年2月21日，中共中央明示湖南省委，“爭取城市是奪取全省政權的最后一著”，“必須首先發動四鄉的斗爭，由鄉村的割據而后向城市包圍，反對過早地爭取城市”。為糾正“城市中心論”的陳舊觀念，瞿秋白還多次強調城市暴動要在農村斗爭中起總領作用。11月16日，他在《布爾塞維克》第5期上發表《中國革命是什么樣的革命？》一文提出:“單是農民暴動而沒有暴動的城市做他的中心和指導者，便不能團結集中而形成偉大的勝利的革命權力”。同年11月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所作的《中國現狀與共產黨的任務決議案》也強調:“單純的農民暴動是不能獲得最終勝利的”，“城市工人暴動的發動是非常之重要”，“黨的責任是努力領導工人日常斗爭，發展廣大群眾的革命高漲，組織暴動，領導他們到武裝暴動，使暴動的城市能成為自發的農民暴動的中心及指導者”。②《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30頁。12月10日，瞿秋白又在《布爾塞維克》第1卷第10期上發表《武裝暴動的問題》。文章把革命最終奪取城市認為是農民斗爭的必然進程，提出在“農村中四處蜂起暴動的環境之中，城市暴動便成了革命勝利的關鍵?！薄俺鞘斜﹦拥膰乐匾饬x，是在于城市中的暴動，必要使革命潮流，從自發的散亂的農村暴動，更進一步而搏擊豪紳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中心，使革命更進一步地建立起有組織的中心勢力?！睆亩钩鞘邪l揮革命斗爭中的旗幟作用，集合革命勢力，使革命得以進一步發展?！俺鞘械谋﹦?，將要在這種革命高潮的普及于廣大群眾的過程中，生長出來，而成為工農暴動在大范圍內勝利的中心和指導者?！?/p>

瞿秋白在探索革命新道路的過程中犯了“左”傾盲動主義錯誤，攻打過不少大中城市，但當他覺察到“左”傾盲動主義帶來的嚴重后果，不僅自覺予以糾正，而且總結經驗，力求開辟出一條新的道路。但這條新道路也不像“城市中心論”者那樣首先在首都孤立地發動城市起義，而是針對中國革命不平衡的特點，選擇在國民黨政府首都以外農民運動比較發達的地區，廣泛發動暴動，并強調在攻打大中城市前，必須先有周圍地區的割據和包圍，黨應當把主要力量放在領導農民暴動上。這些都是“城市中心論”者所不曾有的。正因如此，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瞿秋白所犯的盲動主義的分析絲毫沒有涉及城市中心論的問題，而在闡述李立三的第二次“左”傾時，卻與城市中心論聯系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