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的兩個歷史使命

胡 斌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共產黨一經成立，就把實現共產主義作為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義無反顧肩負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團結帶領人民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斗爭，譜寫了氣吞山河的壯麗史詩?！雹凇稕Q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習近平代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于2017年10月18日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向大會作的報告也就是說，中國共產黨作為共產主義政黨，其存在的最終目的必然是實現共產主義社會，而實現這個目標的過程在相應的歷史階段中又具體化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又必須肩負起中華民族復興這一特殊的歷史任務。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與實現民族復興就是中國共產黨必須同時承擔起的雙重歷史使命。十九大報告正是從這雙重的歷史使命出發來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特殊道路，并在此基礎上對當下時代提出新的歷史定位，“經過長期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是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雹佟稕Q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習近平代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于2017年10月18日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向大會作的報告。也就是說，這一新的歷史方位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歷程中的新階段，也就是中國共產黨繼續推進實現其雙重歷史使命的新階段。

從學理層面來說，中國共產黨的兩個歷史使命并不完全相同，并各有其理論的、歷史的淵源。在具體歷史情境中，推動兩個歷史目標的革命實踐可能會面臨極端復雜，甚至相互沖突的情況。然而，在中國共產黨長期的革命實踐中，這兩個歷史使命不但沒有相互沖突，反而相輔相成:實現民族復興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前置步驟；推進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社會進步道路是實現民族復興的唯一有效手段。這一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有必要從理論上加以分析和闡釋，也就是從歷史唯物主義出發說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將兩個歷史使命結合的歷史意義。在此基礎上，我們就能探討中國共產黨兩個歷史使命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中結合的新方式這一至關重要的歷史命題。

一、中國共產黨兩個歷史使命的譜系學考察

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與實現民族復興是中國共產黨的兩個歷史使命。然而，追溯兩個歷史使命的生成過程，我們就會發現兩者來自不同的理論體系，并具有不同的實踐訴求。

首先，實現民族復興的歷史使命來自現代民族國家體系造成的外部壓力。近代中國所面對的是全球化的早期階段。在這樣一個歷史階段中，不同民族在國際地位上朝著兩個完全相反的方向分化。一方面，西歐主要國家在資本主義經濟蓬勃發展的基礎上，實現了其國內社會組織形式的重整，從傳統國家變為現代民族國家。這種新型民族國家的生成是一個復雜的歷史過程，沒有一個確切的時間點可以標明民族國家的誕生。在西方近代史中，大革命后的法蘭西構成了民族國家的最初范本。憑借卓越的社會動員能力，這一新興民族國家以一己之力對抗歐洲各國聯軍并最終取得勝利，展示了民族國家對于傳統國家的巨大優勢。另一方面，在西歐諸民族國家的優勢力量下，世界其他民族被迫服從，成為前者的殖民地。地大物博、人口眾多如印度，亦難逃被英國統治的結局。在這樣的競爭壓力下，傳統國家只有重塑其社會組織成為民族國家，才能在世界體系中維護其民族獨立自主的地位。因此，促使近代中國變革的主要壓力來自新的世界體系，而變革的主要目標就是建構民族國家以應對外部挑戰。

近代中國對上述世界狀況的認知是一個逐漸發展的過程。中華民族在其近代史開端所遭受的主要挫折，在于對西方國家和日本的一連串軍事失敗。近代中國的知識階層對于這些失敗給出了不同的解釋。最早的洋務運動派將中國的失敗歸之于武器上落后于西方。依據這一主張，洋務運動派建立了西式裝備的淮軍和北洋水師，而這兩者在甲午戰爭中的慘敗導致了洋務運動的破產。甲午之后，維新派與革命派將中國的失敗歸結于政治制度的落后，而參與“五四”運動的知識分子則認為中國的失敗在于其文化傳統本身的缺陷。不管這些后起的主張之間有多么大的不同，它們都共同承認一個基本前提:中國的問題在于其深層的組織結構已經不足以應對近代世界的新挑戰，因此國家需要一種全面的變革。這種變革的方向是以世界體系中顯然更為成功的西方民族國家作為參照系來加以確定的。對比民族國家，近代中國的眾多知識分子認為傳統中國的主要缺陷在于社會組織動員能力的不足，并用“一盤散沙”來形容中國當時的社會狀況。孫中山在其演講中多次使用“一盤散沙”這一提法，比如在他的《民族主義》演講中認為:“用世界上各民族的人數比較起來，我們人數最多，民族最大，文明教化有四千多年，也應該和歐美各國并駕齊驅。但是中國人的只有家族和宗族的團體，沒有民族精神，所以雖有四萬萬人結合成一個中國，實在是一片散沙，弄到今日，是世界上最貧弱的國家，處國際中最低下的地位。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我們的地位在此時最為危險。如果再不留心提倡民族主義，結合四萬萬人成一個堅固的民族，中國便有亡國滅種之憂。我們要挽救這種危亡，便要提倡民族主義，用民族精神來救國?！雹賹O中山:《孫中山選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21頁。也就是說，中國的問題在于其作為整體的國家組織動員能力不足以應對外部威脅，只有提倡民族主義才是救國的出路。梁啟超在《十種德性相反相成義》一文中也提出了相似的觀點，并表述得更為清晰:“合群云者，合多數之獨而成群也。以物競天擇之公理衡之，則其合群之力愈堅而大者，愈能占優勝權于世界上，此稍學哲理者所能知也。吾中國謂之為無群乎？彼固龐然四百兆人，經數千年聚族而居者也。不寧惟是，其地方自治之發達頗早，各省中所含小群無數也；同業聯盟之組織頗密，四民中所含小群無數也。然終不免一盤散沙之誚者，則以無合群之德故也。合群之德者，以一身對于一群，?？辖I身而就群；以小群對于大群，?？辖I小群而就大群。夫然后能合內部固有之群，以敵外部來侵之群。乃我中國之現狀，則有異于是矣?！雹诹簡⒊?《飲冰室合集 第一冊》，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135頁。梁啟超認為，中國社會的現狀是有小群而無大群，具體來說就是地方和行業的自治發達，但作為國家整體的合力不足。所以，中國變革的方向在于各個小群放棄自身利益，一切以國家為代表的大群為重，才能建構出可以應對外部挑戰的國家整體。

事實上，孫中山、梁啟超所描述的中國社會“一盤散沙”的狀態恰恰是一切傳統國家的基本特征。近代的中國是典型的帝國體制，皇帝以不同的政治模式治理其廣袤領土中不同的民族。這些民族只是因為其最高君主為同一人而結成松散的聯合體，它們之間并沒有建立起緊密、排他的關系。這樣的帝國體制并非特例，除了大清帝國之外，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奧匈帝國、莫臥兒帝國都是那個時代同時存在著的帝國。具體到中國，清政府的治理體系在不同民族中絕不相同:在漢族地區，實行的是大一統官僚制政府；在滿洲和新疆則實行將軍制度；在蒙古地區，實行和親與親王分封的制度；在西藏則派駐駐藏大臣。即使在作為中國主體的漢族地區，基于不同地域間政治文化的巨大差異，其相互之間依然只是一種松散的聯系。對于這個問題，有學者認為前現代的漢族社會具有民族國家的一些特征，如具有相同的文字、大一統政府等。誠然，前現代的漢族社會與其他傳統社會有所不同，但就政府的社會動員能力來說，與現代民族國家依然不可同日而語。最顯著的差別之一就是古代漢族社會從未形成過民族國家式的社會認同。前現代的漢族人民從未聲稱自己是“中國”人，在面對外族人時，他們會依據當時的國號稱自己為“漢人”“唐人”或“清人”；在漢族內部，則會根據自己的家鄉稱自己為“豫州人”“山東人”“廣州人”。古代漢民族認為自己所居之地叫作“天下”。這個“天下”是所有人類族群居住空間的總稱，類似于今日的“世界”一詞。生長于“天下”這個空間范圍內乃是一切人類共同的特征，不足以作為一個族群認同的標志。所以，歷史上的漢族人其社會認同都是地域性的，也就是對于本鄉本土的認同感。遍布于古代中國的同鄉會館組織就是這種地域性認同的直接證據。這種地域性的認同感導致近代中國在面對外部壓力時甚至沒有一致行動的能力。八國聯軍之戰，北方中央政府向世界各列強宣戰，南方諸省卻與西方國家簽訂東南互保協議。內部聯系較為緊密的行政系統尚且如此，對于普通民眾來說，這些戰爭更像是一場精彩的戲劇表演，供其談資而已。以民族國家的社會組織水平來加以衡量，這樣的傳統國家自然就是“一盤散沙”。

由此看來，中國近代危機的直接解決方案在于如何從內部聯系松散的帝國形態轉變為具有巨大社會動員能力的現代民族國家。這個問題是近代中國一切社會革新思潮的基本出發點。無論以何種理論來推進近代中國的發展，這個發展的方向中都必須包含建構民族國家這一基本內容。因此，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政黨必須要擔負起建構民族國家，實現民族復興的歷史使命。

其次，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歷史使命來自歷史唯物主義的歷史闡釋。馬克思在考察了人類歷史進程，并重點分析了資本主義社會內在矛盾的基礎上，科學地推論: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是實現以人的自由勞動為基礎的共產主義社會。眾所周知，論述上述歷史趨勢的歷史唯物主義闡釋，其核心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交互結構。在這樣的闡釋原則下，人類社會的物質生產過程及其相關社會組織形態是歷史進程的經濟基礎，而國家、民族等概念則是經濟基礎派生出來的上層建筑。因此，經典的歷史唯物主義并不把民族問題作為歷史進程的核心議題加以討論。對馬克思來說，歷史唯物主義的歷史分析應該超越狹隘的民族視野，從更為根本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層面入手，來深入理解實際的歷史進程。

在《德意志意識形態》相關論述中，馬克思無時無刻不在提示讀者必須拋棄民族視角來理解歷史發展的過程?！案髅褡逯g的相互關系取決于每一個民族的生產力、分工和內部交往的發展程度。這個原理是公認的。然而不僅一個民族與其他民族的關系，而且一個民族本身的整個內部結構都取決于它的生產以及內部和外部的交往的發展程度?！雹佟恶R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0頁。也就是說，民族以及民族間的關系作為一種歷史現象，只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互動結構的外在表象。隨著生產力的發展，民族矛盾這一歷史現象將逐漸消失，階級矛盾將取而代之成為世界歷史的主要內容，并造成社會革命的可能性。在馬克思的論述中，這個歷史過程的發生的原因在于生產力發展造成的人類普遍交往，“只有隨著生產力的這種普遍發展，人們之間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來；由于普遍的交往，一方面，可以發現在一切民族中同時都存在著‘沒有財產的’群眾這一事實（普遍競爭），而其中每一民族同其他民族的變革都有依存關系；最后，狹隘地域性的個人為世界歷史性的、真正普遍的個人所代替?！雹凇恶R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8頁。也就是說，社會革命的前提是人類普遍交往的出現。這一普遍交往的人類社會造就“世界歷史性的、真正普遍的個人”，他們的主要自我認同標準不在于其地域的、民族的身份，而在于其階級身份。只有人類歷史發展到這樣的階段，社會革命才會作為不同民族中相同階級地位的人的共同行動而發生。在此處，馬克思甚至特意分析了地域性共產主義所可能發生的問題:“（1）共產主義就只能作為某種地域性的東西而存在；（2）交往的力量本身就不可能發展成為一種普遍的因而是不堪忍受的力量:它們會依然處于家庭的、籠罩著迷信氣氛的‘境地’；（3）交往的任何擴大都會消滅地域性的共產主義。共產主義只有作為占統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時發生的行動才可能是經驗的，而這是以生產力的普遍發展和與此有關的世界交往的普遍發展為前提的?！雹佟恶R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8頁。在這里，馬克思認為地域性的共產主義如果真能實現，那么其存在反而會阻礙這一地域或民族與其他人類的交往；而人類普遍交往的歷史趨勢一定會導致這一地域性、民族性共產主義社會的解體。由此看來，經典歷史唯物主義認為通向共產主義的社會革命應該具有超民族性。馬恩所設想并付諸實踐的社會革命是一種世界性的無產階級運動，而非在單一民族之內進行的有限政治行動。

總而言之，實現民族復興的歷史使命來自于近代全球化體系的挑戰，其主要訴求在于通過政治制度與文化習俗的重整，將中國轉變為具有強大社會動員能力的現代民族國家。完成這個歷史使命的著力點，在于構建民族認同。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歷史使命來自經典歷史唯物主義，其主要訴求在于通過社會革命來推進生產力和生產方式的進步，因此其著力點在于超民族的世界整體革命。從這個角度加以推論，追求民族復興的實踐行動與追求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實踐行動之間并沒有天然的聯系，其行動路徑甚至可能是相互沖突的。

二、從民族國家理論的革新看中國共產黨兩個歷史使命的相互關系

從學理上分析，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革命道路與實現民族復興看似并不直接相關，其內在要求甚至可能完全相反，但中國革命的現實歷史卻告訴我們，這兩個歷史使命相輔相成的關系是客觀存在的事實。所以，這里的狀況是理論本身存在缺陷，故未能對現實做出合理的說明。筆者以為，這個理論上的缺陷在于經典歷史唯物主義對民族國家的理解具有局限性。

馬克思對民族國家的理解思路源自黑格爾哲學。在黑格爾《法哲學原理》中，現代國家的基本范式是在“國家市民社會”的相互關系中得以呈現的?！笆忻裆鐣翘幵诩彝ズ蛧抑g的差別階段，雖然它的形成比國家晚。其實，作為差別階段，它必須以國家為前提，而為了鞏固地存在，它也必須有一個國家作為獨立的東西在它面前?！雹俸诟駹?《法哲學原理》，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197頁。具體來說，市民社會作為個人在群體中追求其特殊性的場域，這種特殊性的追求就必然導向普遍性原則，所以，市民社會是特殊性與普遍性之間的中介。與此同時，“國家是絕對自在自為的理性東西，因為它是實體性意志的現實，它在被提升到普遍性的特殊自我意識中具有這種現實性?！雹诤诟駹?《法哲學原理》，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253頁。因此，國家要以其更高的理性精神來指導和糾正市民社會。在這里，黑格爾的真正創新之處在于把“市民社會”作為了現代民族國家出現的基本前提。市民社會的現實存在造成了現代國家所必須承擔的規范市民社會的基本功能。但值得注意的是，黑格爾在這里的分析不是從歷史現實做出的總結，而是理性概念推演的結果。正如他傲慢地表示:“現在如果問，一般國家或者每個特殊國家以及它的法和使命的歷史上起源是或曾經是怎樣的，由如果問國家最初是從家長制關系，從畏懼或信任，還是從同業公會等等中產生出來的，最后如果問，這種法的基礎是怎樣地在意識中馬上被理解而鞏固下來的:是把它看作神物或實定法呢，還是把它看作契約和習慣呢，那么，所有這些問題都與國家的理念無關。這里，我們僅僅在談對國家的哲學上的認識問題，從這一觀點說，以上這些都是現象，是歷史上的事物。再從一個現實國家的權威說，如果這種權威有什么根據的話，那末這些根據是取之于國家有效的法的形式的?！雹俸诟駹?，《法哲學原理》，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254頁。也就是說，雖然從歷史上來說，國家形式的出現遠遠早于現代資本主義市民社會的出現，但從法的關系來說，現代民族國家卻是市民社會與倫理國家的統一。從這個角度看來，黑格爾所理解的民族國家不是現實歷史中的客觀存在，而是抽象的政治哲學模型。

馬克思對民族國家的理解始于對黑格爾的批判。這種批判首先指向的就是黑格爾理論的抽象性，“如果說，思辨的法哲學，這種關于現代國家（它的現實還是彼世，雖然這個彼世不過是在萊因河彼岸）的抽象的、脫離生活的思維只在德國才有可能產生，那末反過來說德國人之所以有可能從現實人抽象出現代國家的思想形象，也只是因為現代國家本身是從現實人抽象出來的，或者只是幻想地滿足整個的人?！绻聡鴩抑贫鹊默F狀代表了舊制度的完成，即表現了現代國家機體中的這個刺的完成，那末德國的國家學說的現狀就表現了現代國家的未完成，表現了現代國家的機體本身的缺陷?！雹凇恶R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頁。也就是說，一方面，黑格爾哲學是脫離開德國現實的抽象思辨；另一方面，這種抽象思辨也暴露了現代國家本身的內在矛盾。在這里，馬克思既反對了黑格爾理論的抽象性，卻也同時繼承了黑格爾從“市民社會

國家”的交互關系來理解現代民族國家的抽象結構。所以，馬克思對黑格爾的批判集中于市民社會與國家機器間的關系問題。在他看來，“市民社會包括各個個人在生產力發展的一定階段上的一切物質交往。它包括該階段上的整個商業生活和工業生活，因此它超出了國家和民族的范圍，盡管另一方面它對外仍然需要以民族的姿態出現，對內仍然需要組成國家的形式?！忻裆鐣@一用語是在18世紀產生的，當時財產關系已經擺脫了古代的和中世紀的共同體。真正的資產階級社會只是隨同資產階級發展起來的；但是這一名稱始終標志著直接從生產和交往中發展起來的社會組織，這種社會組織在一切時代都構成國家的基礎以及任何其他的觀念的上層建筑的基礎?！雹佟恶R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0頁。馬克思在這里要表達的是:既然市民社會本身是社會組織中更貼近生產力、生產關系層面的部分，那么當然是市民社會決定國家或法這樣一些上層建筑的內容，而絕不可能如黑格爾所設想的那樣，存在一種代表了普遍性的自在自為的國家。以此為基礎進行推論，歷史的本質在于超民族的市民社會的演變，民族只是外在于這個演變過程的上層建筑。并且一旦無產階級革命消滅了資產階級的市民社會，那么作為其上層建筑的現代民族國家自然也不復存在。

在民族國家的問題上，馬克思雖然批判了黑格爾國家哲學的抽象性，卻依然沿用了黑格爾將現代民族國家視為“市民社會-國家”交互關系的政治哲學框架。在這個框架中，資產階級的市民社會是現代民族國家得以成立的充分必要條件。上述結論與今日的歷史現實并不吻合，最大的問題在于現代國際體系中的各國都已經完成了其社會轉型，成為民族國家，可是這些民族國家中相當多數都并沒有發展出西歐意義上的市民社會。如果堅持資本主義市民社會是民族國家的前提，那么民族國家至今為止也主要是一種存在于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特殊形式。相反，如果認可世界各民族——尤其是那些前殖民地——已經普遍建構為民族國家，那么就必須破除以西歐社會為單一范本的民族國家理論，承認民族國家建構的多元性。從這個角度出發，吉登斯對民族國家的看法顯然更符合現實歷史中的民族國家現象。

《民族 國家與暴力》一書中，吉登斯認為“民族 國家存在于由他民族-國家所組成的聯合體之中，它是統治的一系列制度模式，它對業已劃定邊界（國界）的領土實施行政壟斷，它的統治靠法律以及對內外部暴力工具的直接控制而得以維護?！雹诎矕|尼·吉登斯，《民族國家與暴力》，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147頁。與傳統觀點相比，吉登斯發現了西歐民族國家與中央集權政治的相關性。西歐國家從傳統國家轉型始于專制主義時代，正是路易十四等君主的集權，造成了國家“主權”“國界”等一系列現代民族國家體系的基本概念。16世紀以來，也是依托于這一集權政府，國家壟斷的法律體系、貨幣體系和稅收體系才得以建構，從而為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了條件。中央集權與資本主義的共同發展造成了西歐民族國家的特殊形態。一方面，“與傳統國家相比，大多數民族國家內部都實現了綏靖，以致于壟斷暴力工具通常僅是統治者用以維持其‘統治’的間接資源?！雹侔矕|尼·吉登斯:《民族國家與暴力》，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5頁。也就是說，中央集權的擴大發展造成了暴力手段不再被直接使用的特殊現象。另一方面，“國家主權的膨脹意味著屬民在某種意義上知道他們在政治共同體中的成員身份，知道這種成員身份所賦予的權利和義務?！雹诎矕|尼·吉登斯:《民族國家與暴力》，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254頁。也就是說，由于政府對社會事務的諸多介入，使得社會中的個人不得不反過來尋找一種可以對政府行為加以制約的手段，于是公民權利、民主制度的架構得以形成。

在這里，吉登斯將西歐民族國家的建構過程視為強力中央政府與資本主義共同發展的結果，而傳統解釋中“市民社會國家”的形式則是這一歷史進程的特殊產物。從這個思路出發，世界其他地區民族國家的建構也能得到解釋。在非西歐社會的諸民族中，建構民族國家的直接目的就是重整社會組織方式以達到西歐民族國家般的動員能力。在西歐民族國家中，這樣一種動員能力主要是由中央集權制度的發展所帶來的，資本主義市民社會及其民主制度只是西歐民族國家范式的特殊形式。因此，未能構建起西歐式市民社會的諸民族，只要通過政治制度改革建立起現代政府，也就獲得了西歐民族國家般的社會動員能力，并在此基礎上建構為獨立自主的民族國家。這一現象在前殖民地地區表現得尤為明顯。諸多非洲國家在成為民族國家后依然保持其殖民地時期的名稱與邊界，因為正是殖民地的現代政府才第一次把這些地區塑造為一個政治統一體。又諸如印度、印尼等國家在歷史上都是多族群混居的地區，卻在現代變身為民族國家。這些地區的居民之所以能夠形成統一的民族意識，并在此基礎上建構為民族國家，恰在于英荷兩國在殖民過程中建立的現代政府。

上述歷史現象證明了民族國家的多元性。資本主義的市民社會不是民族國家的必然基礎。建構民族國家的具體內容在于政治組織的重整，以實現社會動員。正是在此意義上中國革命將民族復興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相結合的特殊道路才能夠得到理解。具體來說，這一道路的實質就是以民族國家為中心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

首先，從馬克思主義出發的政治制度可以建立適合中國社會的現代政府。秉持實現民族復興的歷史使命，中國共產黨人從馬克思主義出發，尋得了適合近代中國建構民族國家的正確方略。一方面，基于歷史唯物主義的批判視角，中國共產黨人客觀地分析了近代中國的社會結構。因此得以創造性地提出“農村包圍城市”等一系列結合中國實際的革命策略。另一方面，基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中國實際的結合，中國共產黨人逐漸完善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治制度，找到了中國社會結構重組的基本方法。從歷史現實來看，中國近代各種政治思潮和政治實踐層出不窮，立憲、革命紛至沓來。然而，無產階級革命之前的社會改造運動其后果卻是軍閥割據、社會分裂。這樣的情況與建構民族國家的歷史任務背道而馳。只有中國共產黨人所創立的政治制度才實現了中國社會的重新整合，并最終將整個民族塑造為一個整體，建構中國為一個現代民族國家。

其次，依托民族國家的社會動員能力，中國能夠更好地從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秉持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歷史使命，中國共產黨人以國家建設為中心推進社會進步。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是以民族國家為核心來組織發動的。新中國成立初期，借助民族國家的社會動員能力，中國在較短的時間內集中力量，建立起了完善的工業體系，為未來發展打下基礎。改革開放之后，中國政府有意識地利用國家資源引導經濟建設的方向，并對市場進行了遠較資本主義國家嚴格的監管。這些措施保證了中國經濟40年的持續增長。這種生產力的發展，從根本上改善了人民生活，推動了中國社會發展。

最后，“以民族國家為載體建設社會主義”的基本形式能夠得到當下世界民族國家體系的承認。兩個歷史使命的結合造成了“獨立自主建設社會主義”的基本政治方略。中國共產黨的兩個歷史使命在中國革命的特殊道路中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不允許因為推進其中一個目標而忽略另一個。這一基本態度為中國發展造成了良好的內外部環境:一方面，中國雖然是社會主義國家，但面對蘇聯等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依然保持現代民族國家應有的獨立自主。另一方面，中國為了社會發展與資本主義國家展開全面的經濟合作，但卻并不因此改變自身的社會主義性質。

總而言之，中國共產黨通過將實現民族復興與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兩個歷史使命結合在一起，走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成功道路。這一結合的具體方式，就是以民族國家為中心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從而將中國建構為社會主義的民族國家。這樣一種社會主義民族國家的顯著特征:一是尊重世界民族國家體系的既定規則，不干涉他國的價值選擇；二是以獨立自主的民族國家身份面對外部世界，堅持自身的社會主義道路。

三、中國共產黨兩個歷史使命在新時代的結合方式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引下，中國共產黨成功地以民族國家為中心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但是隨著社會的變遷，兩個歷史使命也沿著各自的辯證邏輯不斷地發生變化。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就是從這兩個歷史使命出發，對變化了的歷史環境做出的概括。

正如十九大報告所指出的:“這個新時代，是承前啟后、繼往開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續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的時代，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時代，是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不斷創造美好生活、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時代，是全體中華兒女勠力同心、奮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時代，是我國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不斷為人類作出更大貢獻的時代?！雹佟稕Q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習近平代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于2017年10月18日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向大會作的報告。也就是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中，兩個歷史使命依舊緊密聯系。它們結合的具體方式也仍然是以民族國家為中心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但是新時代對這兩個歷史線索的發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從民族復興來說，中華民族的歷史任務已經不僅僅是為了自身的生存而自衛式地建立民族國家，更需要走近世界舞臺中央，為全人類的發展貢獻力量和智慧；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來說，社會主義中國的目標不僅僅是將經濟發展程度提升到資本主義國家相似的水平，更需要貫徹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正是這些新要求界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時代，同時也帶來了新問題:在新時代中，兩個歷史使命結合的新方式是什么？兩者的平衡點又在哪里？

面對這一新問題，我們并沒有成功的歷史經驗可以模仿，卻有失敗的教訓值得警惕。這個失敗的先例就是蘇聯。蘇聯建國的早期階段就是以民族國家為中心建設社會主義的一個典型。無論是否符合自身意愿，蘇聯作為當時世界上唯一的社會主義國家，其社會主義建設只能在民族國家的范圍之內進行。而這種社會主義建設的前提又必須是對抗資本主義國家干涉，保持自身為一獨立民族國家。以民族國家為中心建設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使得這一時期的蘇聯在并不有利的外部環境中獲得了長足的發展，尤其顯著的是其工業生產和國內動員能力的提升。以此為基礎，蘇聯才能在反法西斯的戰爭中獲得最終勝利。而在戰勝了希特勒之后，蘇聯也被民族國家體系承認為最重要的大國之一。即使與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存在意識形態的沖突，蘇聯此時也絕不可能如同建國初期那樣受到其他國家的直接干涉。也就是說，在這個歷史時期，蘇聯在世界體系中作為社會主義民族國家的地位不容置疑。然而，也就是在這個歷史時期，蘇聯放棄了以民族國家為中心建設社會主義的基本路徑。在對外關系中，蘇聯不再將自身視為民族國家，而以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者自居，不斷向世界其他國家輸出其價值觀與制度?？陀^上來說，這一行為傳播了馬克思主義。但在具體實施過程中，蘇聯不顧各地域各民族的具體情況，將自身對社會主義的特殊理解作為普遍真理強行輸出，甚至不惜動用武力來消除不同意見。從這個角度出發，蘇聯在二戰后的行為模式也是一種“霸權”。與此同時，蘇聯的這一行為模式引起了資本主義國家的反彈，冷戰的歷史局面由此形成。為了在冷戰中取得優勢，蘇聯在國內建設中無視一般經濟規律和人民的實際需要，片面發展軍事工業，正是這種偏離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基本目標的行為導致了之后的經濟崩潰和國家消亡。所以，蘇聯的歷史教訓在于社會主義建設越出民族國家范圍而引起民族國家體系的負反饋，為了應對這一局面，國內建設的社會主義方向也發生了偏離。

對照二戰之后的蘇聯，從民族國家建構的角度來說，中國作為獨立自主民族國家的地位早在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便已確立。然而，這一剛剛建立的社會主義國家因為其社會生產力的落后，在很長一個歷史時期中依然只是世界民族國家體系中的邊緣國家。隨著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中國從一個落后的農業國變成了今日的世界工廠。這一變化也被形象地表達為中國從“站”起來到“強”起來的歷史進程。所以，今日中國面臨的問題正是蘇聯在二戰勝利后面臨的問題: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民族國家該如何在現有的歷史環境中持續發展？有鑒于蘇聯的歷史教訓，這一發展的新方向決不能背離以民族國家為中心建設社會主義的基本經驗。這也就意味著:一方面，社會主義建設必須在民族國家的范圍內加以進行；另一方面，國內建設應保持社會主義性質。具體來說，包括如下兩個層面:

首先，在對外關系中必須尊重當代民族國家體系，尊重既有的國際合作機制。由于生產力發展的局限性，當代世界還遠未進入全面革命的歷史時期，社會主義制度只在少數國家中得以實踐。在當下的民族國家體系中，社會主義的民族國家首先是以民族國家的身份存在的，社會主義則是其自身的特殊選擇。國家間得以相互交往的基礎在于各自承認對方為完全獨立自主的民族國家，而非價值觀的相互認同。我們希望參與并在其中發揮重要作用的當代民族國家體系是以理論上獨立自主的民族國家為個體，包括了其相互間錯綜復雜的結盟、對抗關系的統一整體。因此，在這個體系中獲得話語權的基本前提就是尊重這個體系本身的規則和話語。也就是說，中國的民族復興是中國作為一個獨立自主的民族國家在國際體系中承擔更多責任和義務，并在此基礎上擴大自身話語權的過程。

其次，在國內建設中必須始終把握社會主義方向，促進人的發展。從歷史唯物主義出發，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間的過渡階段。社會主義階段的歷史任務主要有兩個:一是發展生產力，為共產主義社會打下物質基礎；二是推動社會組織邏輯的轉變，為人人自由勞動、自由發展的新社會做好準備。通過學習西方經濟發展中的成功經驗，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在發展生產力的層面上實現了顯著的進步。然而，隨著中國經濟發展水平與西方國家日益接近，在經濟發展中借鑒西方經驗的歷史階段行將結束。十九大報告中，到21世紀中葉的社會發展以2035年為節點，切分為兩個階段。報告以相對更為明確的方式表述了2020—2035階段的發展目標，主要包括了創新國家、法治國家、生態中國、文化軟實力、消除城鄉差別、現代治理體系等具體內容。而2035—本世紀中葉的發展目標則較為籠統地概括為“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將全面提升?！笔聦嵣?，前一階段的發展方向之所以能夠比較清晰地加以描述，就在于這些發展目標借鑒了一些西方國家的發展經驗；這一發展階段的完成，意味著中國趕上西方國家的發展水平，也就是基本實現了現代化。然而，如何在完成2035年發展目標的基礎上進一步推進社會進步？這個問題的實質就是必須回答社會主義國家的發展將以何種方式超越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的局限性，推進人類社會到新的歷史階段。因此這個新階段的主要發展目標必須從偏重生產力的發展目標轉移到如何改變社會組織邏輯，推動人的發展這一方向上來。

綜上所述，實現民族復興和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就秉持著的兩個歷史使命。中國共產黨人將兩個歷史使命創造性地結合在一起，形成了以民族國家為中心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基本方略。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時代，變化了的歷史情境對中國共產黨在兩個歷史使命的發展方向上提出了新要求。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在世界民族國家體系長期存在的歷史背景下，社會主義的民族國家依然應該堅持以民族國家為中心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基本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