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構二重性視角下疫情賦閑農民工生活狀態研究
——基于皖H縣13名農民工的個案調研①

劉 舜

引 言

2020年1月末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伊始，建筑業、旅游業、制造業、餐飲業、教育培訓業等行業都面臨著嚴峻的考驗，農民工何時返工、何時回城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和討論的話題。國務院下達《關于延長2020年春節假期的通知》之后，全國“停工令”隨著疫情惡化不斷升級，這使得大量農民工短期內難以復工，處于賦閑狀態。

按社會學垂直階層分類，流動中的兩億多農民工群體，一直是被社會廣泛關注的弱勢群體，他們是繁華城市背后默默運轉的齒輪，也是這個時代發展堅定的基石。突如其來的疫情使他們遭受社會的“結構性制約”而無法前往城市正常務工，延后復工不僅會直接影響部分農民工的經濟收入，還會衍生一系列不良的潛在性風險。被迫滯留居住地的農民工群體在賦閑時期，一部分人平穩地度過，另一部分人痛苦地掙扎。隨著疫情的好轉，他們逐漸回歸平穩，曾經失衡的歲月會成為群體里每個人共同的社會記憶，一幕幕在腦海中閃過的畫面也是疫情背景下這個群體的真實社會圖鑒。

由于不同的農民工個人或家庭防范風險的能力不同，每個個體生活的失衡狀態與再平衡需要的時間也不相同。本文通過深度訪談、參與觀察等方式記錄了13位農民工個體在疫情背景下的生活狀態與防范風險措施，以社會學結構二重性的視角以及人類學田野調查的方法，探討各類農民工群體在宏觀的社會結構變動下微觀個體的行為模式。

一、文獻綜述

(一)農民工概念與分類

根據國家統計局在2020年發布的《2019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可知，農民工是指戶籍仍在農村，在本地從事非農產業或外出從業6個月及以上的勞動者。(1)國家統計局：《2019年農民工檢測調查報告》，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004/20200427-1596389，2020年4月12日檢索。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所陸學藝研究員的考證，“農民工”一詞最早是由張雨林教授在1984年首先提出的。(2)徐諾金：《中國農民工轉型問題研究——一個關乎億萬人民福祉的大問題》，中國金融出版社2019年版，第42頁。目前，有學者提出關于“農民工”的概念應該從四個層面去認識和界定：一是職業，農民工從事的是非農職業，或者以非農業作為主要職業，也就是說，他們的絕大多數勞動時間都花在非農活動上，主要收入也大都來自非農業活動；二是制度身份，受到中國特有的戶籍制度的影響，農民工的戶籍身份依舊是農民，與擁有非農戶籍人群具有差別；三是勞動關系，農民工屬于被雇傭者，勞動時間被雇傭者購買，其他擁有農業戶口、從事非農產業，但不被人雇傭的不屬于農民工，而是個體工商戶、私營企業主等；四是地域，農民工來自農村，保留了農村成長記憶。(3)鄒新樹：《中國城市農民工問題》，上海群言出版社2007年版，第34頁。上述觀點分別從職業身份、戶籍身份、勞動身份和地域身份四個方面對“農民工”這一群體進行定義?？傊?，為了避免歧義，本文使用的“農民工”概念是國家統計局在2020年發布的《2019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中對農民工的定義：戶籍仍在農村，在本地從事非農產業或外出從業6個月及以上的勞動者。

按照工作地劃分，農民工可分成城市農民工、集鎮農民工和鄉村農民工；按照流動范圍劃分，農民工可分為就地務工農民工、跨縣農民工、跨省農民工和跨國農民工；按照所在產業劃分，農民工可分為第二產業農民工和第三產業農民工。這種劃分方式對于相對封閉無流動性的社會具有一定的考究意義，但是中國社會流動性大、個人身份也處于不斷變動之中，社會分化讓每個人都有“脫嵌”與“嵌入”某種生活環境或社會組織的可能，從而使得個人身份處于流動和變化之中。朱磊、雷洪基于農民工生活結構的分析，把農民工置于由流入地與流出地共同構成的場域中，建構了由“流出地脫嵌”和“流入地嵌入”兩個維度構成的框架，把農民工分為兩棲群體、移民群體、打工群體和無根群體四種類型(4)朱磊、雷洪：《論農民工的分類及其轉型》，《社會學評論》2015年第3期，第83頁。。為了避免訪談對象混亂，本文通過“嵌入式”理論對農民工群體進行分類，由于“移民群體”與“兩棲群體”都在城市有房，他們疫情期間在城市居住，生活狀態相似，所以將這兩類農民工群體統稱為“城居群體”。綜上所述，本文將研究對象細分為三類群體，分別是城居群體、無根群體和打工群體。

(二)“結構二重性”理論探究

“結構二重性”理論是著名社會學家安東尼·吉登斯為說明個人與社會互動關系的系統性理論而提出的。該理論從運動的角度以及社會實踐的角度來理解社會結構，認為社會結構內在于人類行動者在具體情境的實踐活動之中。吉登斯以批判的姿態和口吻否定了行動者與結構相互影響的二元論，他認為這兩種既定現象體現的是二重性，即人類實踐基礎上的使動性和制約性的統一、主體能動性與社會結構的統一。

在馬克思看來，“實踐”是主體與客體的中介，正是在實踐中主體和客體才得以統一，所以實踐表明了人的能動性和創造性，這一能動性是一種既受自然制約也受社會制約的主體的能動性，能動性和制約性是實踐的基本特征，二者體現的是一種辯證的關系。在吉登斯看來，“結構”在結構化理論中同時具有使動性和制約性，結構是指再生產過程中反復涉及的規則和資源，而規則又可分為建構性規則和管制性規則，而資源也可分為配置性資源和權威性資源。

本文以馬克思的實踐理論作為探討的起點，以吉登斯的“結構二重性”理論作為解釋框架，探討疫情背景下賦閑農民工的使動性和制約性，從社會結構的角度分析農民工因為管制性規則所受到的“空間管制性制約”與“資源獲取性制約”，在“結構二重性”理論的基礎上探討賦閑農民工所展現的能動性，描述該群體在資源獲取受限的過程中如何進行資源轉移性防范與代際轉移性防范。

(三)文獻評述

縱觀關于農民工的研究文獻，學界從農民工的概念、分類、流動性、大城市融入狀況、生活保障與返鄉務工等方面進行了系統性研究，但對于疫情背景下賦閑農民工的關注較少。本文旨在通過社會學家吉登斯“二重性理論”對疫情背景下賦閑農民工的生活現狀進行研究，深描微觀個體與時代共振的頻率，運用人類學參與觀察的方法走進賦閑農民工的生活，探討其在特殊背景下的制約性與能動性，為預防社會災害發生所制定的相關策略提供原始資料。

二、研究對象與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文以疫情背景下有過賦閑在家經歷的農民工群體為研究對象，在不同行業、不同性別、不同年齡、不同學歷的農民工中抽取15名樣本。去除個別因中途退出和其他原因無法參與研究的對象，最終獲得有效樣本13名，流出地均為安徽省H縣。其中有11名男性，2名女性，年齡分布在20—41歲不等，學歷遍布小學、初中、高中、大專、本科，所從事的行業涉及建筑業、服裝業、餐飲業、旅游業、教育業、房地產業、養殖業、電子商務業等(詳見表1)。

表1 訪談人信息

(二)研究方法

本文通過參與觀察法深入了解研究對象的實際生活，并通過閱讀相關文獻對農民工群體進行概念的確認與分類。本文按照“嵌入式”理論，根據居住情況、戶籍情況、生活場域分布、家庭生計方式、人際關系情況與農業從事經歷等維度，將13名研究對象分別歸類為城居群體、無根群體和打工群體。然后在“結構二重性”理論框架下，制定訪談提綱，對賦閑期間的農民工群體進行半結構式訪談，收集一手資料，編碼整理，從而形成理論對話。

三、研究發現

結構化理論總是把結構看作是社會系統的某種屬性，體現在以時空為根植基礎的人們再生產的實踐活動之中。(5)安東尼·吉登斯：《社會的構成》，李康、李猛譯，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61頁。吉登斯構建了以對傳統的“二元論”社會學理論的批判為邏輯前提、以“結構二重性”與“實踐”概念為邏輯起點與邏輯中介、以微觀的個人行動框架與宏觀的社會結構框架之間的互動為邏輯展開的系統而具內在邏輯的“結構化理論”。(6)董才生、王遠：《論吉登斯結構化理論的內在邏輯》，《長白學刊》2008年第3期，第23頁。宏觀的社會結構會對微觀的個人行動框架有使動和制約的“二重性影響”，疫情發生之后，大部分農民工群體處于被隔離狀態，賦閑的農民工群體既展現了在社會結構中被制約的情境，也展現了自我實踐的能動性。其中“結構性制約”的表現形式主要分為兩個方面：空間管制性制約和資源獲取性制約；“結構性能動”的表現形式主要分為兩個方面：空間轉移性防范與資源轉移性防范，而制約性和能動性最終會在實踐中達到統一。

(一)結構性制約

1.隔離——空間管制性制約

在疫情背景下，由于社會各級組織實行權利管制性制約，所以使得原本前往外地的農民工賦閑在家。城居群體、無根群體、打工群體面對不同的生活場域，有著不同表現形式。

(1)城居群體:社群隔離、賦閑居家

對于城居群體來說，他們居住的場所為城市社區，由于疫情暴發，他們無法前往慣常居住地或者工作地點，所以只能隔離在家。

受訪者劉A，男，本科，31歲，現于上海徐匯區從事教育行業游學營地教育營銷工作。2010年在昆山買房，戶口已轉移，他每年在家待數天左右，漸漸與流出地形成脫嵌狀態。疫情期間，與往年相比，他在家多待了一個半月?！皬囊辉孪卵饺律涎?，社區都處于隔離的狀態，每天待在家里，與家人相處，享受家庭團聚之樂?！睋救藢κ茉L者的了解，受訪者的家庭結構屬于核心家庭，女兒三歲，過年期間，他把居住在農村的父母接往昆山，疫情暴發之后，父母沒有返鄉，全家五口人處于社區隔離狀態。

受訪者陳A，男，本科，25歲，現于浙江杭州從事電子商務行業運營工作，并擔任店長一職。2019年，本科畢業之后，在父母的幫助下，他貸款在杭州買了一套房子，戶口還是農村戶口，已訂婚?！耙咔槠陂g，從一月初到二月底在家待了接近兩個月，元宵節后，公司改為網上工作，因為是電子商務行業，可以線上工作，在家也正常上班，但由于物流未開通，發不出貨，所以幾乎處于賦閑狀態。疫情雖然限制了我的活動，但是今年元宵節和父母一起過，這讓我感到很溫馨?！?/p>

疫情背景下，兩位受訪者處于社區隔離、賦閑居家狀態，由于受到空間性制約，使得他們的物理空間移動范圍小?！俺蔷尤后w”在隔離的狀態下，發揮“結構性制約”的使動性，通過與家人互動來彌補因工作忙碌缺少時間陪伴家人的遺憾，從而增進親情的融合。

(2)無根群體：封路封村、自我隔離

無根群體的特征是低程度的流入地嵌入和高程度的流出地脫嵌。 “無根”群體具有不融入生活共同體、不享受完整公民權利、身份認同失調的特征，這表明了該群體在生活結構上的分裂、矛盾、沖突狀態，即在流入地與流出地都是“懸浮在空中”，兩邊均不嵌入。

受訪者金A，女，?？?，26歲，現于合肥市某建筑公司從事會計工作。她在外打工四年，暫時還沒有買房的打算。今年回家本打算和男朋友訂婚，但由于疫情的影響，訂婚取消?！笆艿揭咔榈挠绊?，在家待了兩個多月，作息沒有以前上班規律，但是我也在跑步健身。記得有一次在疫情期間早上起來跑步，被村里的干部勸返，那個時候每個村子的路口都有志愿者把守，所以處于一種村村隔離的狀態。后來我都是自己在家里自我隔離，練瑜伽健身?！?/p>

受訪者潘A，男，本科，24歲，疫情前期在上海迪士尼從事游客服務工作，后來辭職，進入房地產行業做一名銷售員。本科畢業后，他從事與專業相關的工作，家里有一個弟弟正在讀高三，但他對未來發展處于迷茫狀態?！耙咔槠陂g，生活比較單調，在家完全處于隔離狀態，在情緒上會萌發消極的想法，并且對自己的工作漸漸缺少期待。迪士尼工資太低，我準備進入房地產行業試試。所以在家幾乎處于自我隔離的狀態，思考自己的未來，規劃自己的職業?！?/p>

疫情背景下，兩位受訪者受到空間性制約，農村處于封村封路的狀態，個人計劃也因為疫情有一些改變。個人的行為模式受宏觀的社會結構影響，規則性制約是其中的一個方面。封村封路、游樂園閉園是制度性規定，生活在規則性制度下的個人受其制約。

(3)打工群體：沒有拜年、家庭建設

打工群體的特征是低程度的流入地嵌入和低程度的流出地脫嵌，在流入地，他們從事被雇傭的非農業活動，并以此獲得養活家庭的勞動收入，他們處于流動狀態，他們的生存狀態和生活質量由工作薪資和穩定狀態所決定。在他們看來，外出打工僅僅是一種經濟行為，鄉村作為唯一歸屬與依附的地位從未真正發生動搖或改變。

李A，男，初中，34歲，從事建筑行業室內裝修工作。他常年在外打工，如果家里有活也會回家掙錢。家庭結構屬于主干式家庭，父母在家務農，妻子從事服裝制造業，有一個兒子正在讀一年級?！敖衲暌咔閯偤泌s上過年，本來親戚之間是要拜年相互走動，親戚們都待在家里，不敢出門。本來過完年就出去，但是由于疫情不能復工，所以在家里把父母住的房間裝修了一遍。一直以來都有這個心愿，疫情期間正好時間充足，就自己動手做了起來?！?/p>

金B，女，小學，40歲，從事服裝制造業。疫情之前，夫妻倆在浙江余杭打工長達15年之久，疫情過后，他們在家置辦了兩臺自動縫紉機，準備自己做?！斑^年回來之后，就一直在家待著，今年比較特殊，大女兒讀高三，為了照顧她，減輕她的學習壓力，我們在家掙錢。家里置辦了機器，疫情讓我們有壓力，所以就選擇在家就業，這樣經濟方面可以不受到太大的影響，還能照顧老人、孩子?！?/p>

兩位受訪者保留了農村的人際關系和生活習慣，在疫情期間受到空間性制約，使得他們沿襲而來的拜年習慣受到間歇性改變。在賦閑期間進行家庭建設工作，比如裝修房子、置辦家具、陪伴孩子和父母是部分打工群體的真實生活寫照。

2.失衡——資源獲取性制約

吉登斯把資源看成是行動者用以完成某種事情的工具或常規要素，并且將資源分為配置性資源與權威性資源。而此處主要討論的為配置性資源，這種資源根源于人類對自然的支配，包括物質產品和再生產過程中可利用的自然力。(7)周志山、許大平：《基于實踐活動的使動性和制約性——吉登斯結構二重性學說述評》，《浙江師范大學學報》2002年第5期，第67頁。疫情期間，由于交通的阻斷與人際資源交流的封閉，賦閑農民工在資源獲取中出現了部分失衡的現象。

(1)城居群體：略有影響、收入平穩

劉A所從事的教育行業雖然受到了很大的打擊，但是對于他個人來講，賦閑一個半月的過程中也只是在經濟上略有影響?！拔覀児久恐芏紩l保底工資，雖然現在沒有業務，但是公司暫時還沒有采取降薪的措施，我損失的是提成，但總體收入還是較為平穩?！?/p>

汪A，男，本科，27歲，在安徽合肥從事互聯網信息服務行業。去年他在合肥已經貸款買房，家庭結構為核心家庭，和女朋友在疫情前訂婚，兩人準備在合肥發展?！拔宜鶑氖碌男袠I屬于線上服務，所以疫情對于業務的影響不大。我們公司復工較早，但都是在家里線上工作。收入比較平穩，沒有太大影響?！?/p>

兩位受訪者表示經濟資源的獲取跟往年相比較為平穩，受到疫情的影響程度較輕。疫情使“城居群體”隔離，但物理空間隔離對于教育業與互聯網信息服務業影響較小，因為這兩種行業都能突破空間性制約，實現線上合作與服務，這種“服務結構”使得從事這類行業的城居群體能夠在疫情背景下實現收入平穩。

(2)無根群體：資源獲取受限、生活輕微失衡

潘A疫情前所從事的旅游行業幾乎處于停滯狀態?！吧虾５鲜磕釓?月24號閉園到5月11號，公司采取了降薪裁員的辦法來削減成本，普通員工降薪20%，加上女朋友的到來，使我的經濟壓力更大?，F在和以前不一樣了，不僅要想著怎么養活自己，還要想著怎么存錢?！?/p>

劉B，男，初中，20歲，在浙江臺州從事餐飲業，現在在一個酒吧里當銷售員。他初中畢業后開始在外面闖蕩?！耙咔槠陂g，賦閑在家兩個多月，由于疫情，酒吧停止營業將近三個月，行業影響很大，我的收入也受到了直接的影響。我現在面臨著一系列的經濟壓力，經濟方面周轉不過來，每個月要交房租，車要保養，女朋友需要花錢，每個月還要還花唄、借唄，花銷有些大?！?/p>

兩位受訪者所從事的旅游業與餐飲業都是在實體結構下經營，疫情的暴發直接使此類行業停止營業，這不僅會影響經營者收入，還會增加其運營成本。而從事此類行業的個人會直接受到疫情影響，不僅有直接的經濟性收入影響，還會有潛在風險，這便使得從事此類行業的“無根群體”資源獲取受限，還會對他們的正常生活造成影響。

(3)打工群體：本地就業、余糧防疫

金C，男，高中，40歲，在建筑行業木工領域工作，現在在縣城的一家建筑公司任木工組組長一職。他在外從事建筑行業20年左右，最近幾年回鄉發展，家庭結構屬于主干式家庭，家庭生計模式為“半工半耕”?！坝捎谖覀兛h城疫情情況不是很嚴重，而我們的工程又屬于縣重點工程，所以在三月初就開始復工了。今年相對于往年來講，員工資源比以前好找多了。往年這個時候，本縣的木工都出去打工了，今年受到疫情的影響，很多人都在家找工作，我們公司招人相對于往年來說簡單很多?！?/p>

胡A，男，30歲，?？?，從事養殖業，在戶口所在地的一家養豬場上班。他的家庭結構屬于主干式家庭，家庭生計模式為“半工半耕”?！敖衲赀€受到非洲豬瘟對養殖行業帶來的沖擊，疫情也讓我在家待了三個月左右，這期間養殖業的不景氣也讓我的經濟狀況受到損失。但是我在家里幫忙種一些莊稼，家里的蔬菜糧食都有，所以生活品質也沒有受到太大影響?！?/p>

第一位受訪者表示人力資源由于受到疫情的影響滯留在農村，使得建筑業的人力資源壓力增加。第二位受訪者表示基本物質生活沒有太大改變，家庭“半耕半工”的生計方式可以抵御疫情帶來的資源獲取制約性風險。

制約來自于個體行動者無法改變的結構性特征的“客觀存在”，至于約束的制約性特征，則最好將其描述為在某一既定情境或情境類型下對一個或一群行動者的選擇余地有所限制。(8)安東尼·吉登斯：《社會的構成》，第93頁。疫情對于農民工群體的制約表現為“空間性制約”和“資源獲取性制約”，而且各個群體表現形式各有不同(見表2)。

表2 各類農民工結構制約性表現形式

(二)結構性能動

吉登斯用“結構二重性”原理來解釋行動與能動的關系，他認為從某種特定的意義上來說，結構作為記憶痕跡，具體體現在各種社會實踐中，“內在于”人的活動。行動者所具有的反思特征，能讓行動者的實踐具有能動性，即使在制約性的社會結構下也能在實踐中進行“社會再生產”(9)陸春萍、鄧偉志：《社會實踐：能動與結構的中介——吉登斯結構化理論闡釋》，《社會研究》2006年第2期，第76—82頁。。農民工群體面臨疫情的制約而賦閑在家，但是對于疫情的防范，不同類別的農民工群體有著不同的外在表現形式。

1.計劃變更——空間轉移性防范

面對突如其來的疫情，賦閑農民工群體在社會結構性制約的基礎上發揮能動性，運用自己所處的社會情境與工作性質化解疫情帶來的風險，利用空間性轉移的方式改變自己的工作計劃，在實踐的過程中減輕疫情帶來的資源獲取性壓力。

(1)城居群體：居家辦公、開啟副業

汪A在疫情期間無法像往常一樣去公司上班，但是他所從事的互聯網信息服務行業受到物理空間性限制較小，所以在元宵節后他便開啟了居家辦公的模式?！霸诩肄k公的一個多月里，我們跟平時在公司上班一樣，朝九晚五，有的時候還要加班。工作地點雖然改變了，工作性質和工作節奏還是一樣?！?/p>

陳A所從事的電子商務行業也是在網上辦公?！霸谝咔槠陂g，由于表哥想做線上銷售，我就在家幫忙做了一個網店，經營化妝品，所以在家期間也沒有閑著。我也高興能夠利用我的專業幫助表哥把線下經營轉移到線上經營，這是我在疫情期間做的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所以我希望幫助線下實體店轉移到線上經營能夠成為我的副業?！?/p>

兩位受訪者由于受到疫情的空間性制約，所以不得不采用線上辦公的方式，在家里線上上班能夠減輕疫情帶來的安全壓力和經濟壓力，是一種新型的辦公方式。受訪者通過自己的本領也能在家里開啟副業，新興互聯網技術讓線上工作成為可能，其突破了部分物理空間限制，在疫情背景下能夠讓部分行業的農民工群體實現辦公空間轉移性防范。

(2)無根群體：改變工作計劃

潘A在疫情期間從上海迪士尼辭職，跳槽到房地產行業，從事房地產銷售?！拔抑蕴?，不僅是因為迪士尼采取降薪措施，也是因為我女朋友到上海來的緣故，疫情讓我減少了對這個行業的期待，我漸漸變得焦慮，所以我在疫情緩解之后就重新找了工作，現在我有了新的職業規劃，每天也很充實?！?/p>

方A，男，28歲，高中，疫情前在上海閔行區從事裝修木工工作。疫情之后，上海一直沒有復工，所以他在家建房子?！耙郧笆且粋€木工，現在可以叫我自由職業者了。我在家賦閑三個月，今年上半年應該不出去打工了，在家里建房子。最近家里有一個口罩廠開工，我去那邊工作了三天，一天工資是一百元，后來感覺工資太少，工作強度大，就沒有去做?，F在在家里幫忙建房子，等房子建好后再做打算?！?/p>

兩位受訪者都因為疫情而改變了原來的工作計劃，潘A從旅游業跳槽到房地產行業，方A改變了出行計劃，在口罩廠上班3天，現在在家里幫忙建房子。在疫情的具體情境下，無根群體為了獲取生存資源，在工作計劃上積極做出調整來防范疫情帶來的風險。

(3)打工群體：暫緩出行計劃，家鄉就業

金B從事服裝制造業，疫情之后，在家里置辦了機器?！鞍凑胀陙碇v，正月元宵節我們就已經出門打工了，今年受到疫情影響，在家賦閑將近一個半月(二月上旬至三月中旬)，由于大女兒現在讀高三，面臨著升學壓力，所以我們夫妻倆置辦了縫紉機，在家務工。每年的二三月是服裝業的旺季，按照去年的收入，疫情期間兩人可以賺兩萬元左右?，F在受到疫情影響，我們沒有出門，在家置辦了一臺半自動縫紉機，一臺鎖邊機，花了五千六元?，F在在家每天九點開始做，晚上十點停，在家期間除了人情交往、照顧老人孩子要花去一部分時間外，每天平均能做十個小時左右，夫妻倆每天能掙將近四百元?！?/p>

李A在家賦閑期間，不僅為父母裝修了房屋，還漸漸在家里有了裝修業務?！耙咔橄?，有活干我就覺得很幸運了，現在很多家庭都在弄建設，很多人也找到了我，我在家里也有事情可以做，所以暫時不著急外出?！?/p>

兩位受訪者都由于疫情原因選擇在家務工，目前農民工回流現象在農村地區比較普遍，這次疫情也讓很多在外打工群體改變了外出計劃，選擇在慣常居住地務工。改變工作地點是打工群體在疫情的具體情境下做出的理性決策，也是他們為防范疫情而采取的具體措施。

2.預支消耗——資源轉移性防范

資源在吉登斯“結構二重性”的理論框架中可分為配置性資源與權威性資源，規則作為例行化日?；顒又械摹疤摂M秩序”和“方法論程序”，強調的是主體能動活動中的約束性，但是配置性資源作為生產過程中的自然力，具有社會再生產的特征。(10)陸春萍、鄧偉志：《社會實踐：能動與結構的中介——吉登斯結構化理論闡釋》，《社會研究》2006年第2期，第81頁。在疫情背景下賦閑農民工運用代際資源的轉移、網絡與個人信任資源轉移進行個人資源的重新配置，從而促進個人的再生產過程。

(1)城居群體：資源代際性轉移

劉A在昆山買房之后，夫妻二人每個月要還接近一萬元的貸款，還要撫養一個孩子，生活壓力較大。父母在家經營飯店數十年，現在由于年紀漸長，處于半退休狀態。并且父親有在外打工幫助劉A撫養孩子的想法?！斑^年把父母接來之后，本來以為可以讓他們好好過個年，結果疫情暴發打亂了我們的經濟規劃，父母知道我們不容易，就暫時借了一部分錢給我們。等疫情結束，生活回到正軌，我再把錢還給他們?！眲說。

陳A所從事的電子商務行業雖然影響不大，但是他每個月要還將近七千元的房貸。陳A有一個姐姐，去年已經結婚，父母常年在外務工，如今家庭的主要任務就是幫助陳A成家立業?！耙咔槠陂g的第一個月，我憑借以前的積蓄還能撐過去，但由于我剛畢業，積蓄不是很多，所以父母幫我還了第二個月的貸款。疫情讓我體會到了錢的重要性，以后一定要好好存錢?！标怉說。

兩位受訪者都有一定的房貸壓力，在疫情期間受到資源獲取性制約的情況下，他們接受了家庭的經濟援助。這種援助方式是通過上一輩向下一輩的代際財產轉移，這種資源代際性轉移能夠暫時性地、有效地幫助“城居群體”面對生活的失衡狀態，抵御疫情帶來的風險。

(2)無根群體：朋友借款、信用借貸

張A，男，25歲，大專，現于浙江杭州做網絡銷售，已婚，養育一女，他的家庭結構屬于主干式家庭?！耙咔槠陂g，網絡銷售行業受到巨大打擊，我所在的民營企業抵御風險能力較弱，所以我是公司被裁員工之一。失業之后，我的經濟壓力驟升，沒有經濟收入，每個月三千多元銀行貸款還不了，還要承擔利息。疫情期間，我收到了銀行催款的律師函，這讓我很焦急，所以我找身邊的朋友借了錢，以此來渡過難關?！?/p>

劉B在浙江臺州租房，并在兩年前購買了汽車?！艾F在我車貸還完了，每個月要交房租，要給車子保養，因為理財的習慣不是很好，所以疫情期間我的消費支出用的都是花唄、借唄等電子消費信貸，酒吧給的保底工資也很難養活自己。等一切恢復正常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還花唄、借唄?！?/p>

兩位受訪者表示疫情給他們帶來一定的經濟壓力。隨著疫情來襲的資源獲取性制約打破了張A的生活平衡，他只能利用自己的信用機制，找身邊的朋友獲取財產資源來渡過難關；劉B則是通過網絡信貸APP獲得財產資源，從而恢復生活的平衡。在疫情的整體情境下，無根群體通過向朋友借款、網絡信用借貸的行為方式來防范疫情的潛在風險。

(3)打工群體：家庭整體性防范

李A在疫情期間幫助父母裝修新房間，父母在家務農，家中柴米油鹽在疫情前都有儲存?！霸诩依锊幌裨谕饷?，外面出門就要錢，在家里生活物資都有，疫情期間所吃的糧食和蔬菜都是家里父母種的。我們家庭各個成員互幫互助，共同防疫?！?/p>

金B與李A的家庭背景相似，疫情期間也是和父母待在一起，父母種糧，余糧充足?！耙咔楸┌l賦閑在家的一個月，我都在老家和父母一起住，每個村子都封路，采購不方便，但是過年期間采購了一些年貨，加上父母種的糧食，生活質量也沒有下降很多?！?/p>

兩位受訪者都是“半耕半工”的家庭生計模式，而且都是主干家庭，這種家庭結構模式和生計模式在農村里很常見。在面對疫情的整體情境下，打工群體自身的家庭結構本身就有一定的抗風險性。

人類生活就是搖擺于平衡與紛擾之間，搖擺于均衡與非均衡之間。(11)林耀華：《金翼：一個中國家族的史記》，上海三聯書店2015年版，第89頁。人類學家林耀華先生將我們的生活比喻成由竹竿和橡皮帶所組成的框架結構，任何時候，任何一個有彈性的皮帶和一個竹竿的變化都可以使整個框架瓦解。疫情使農民工群體的生活情境發生改變，也讓部分個體的生活陷入失衡狀態，但通過一定的防范措施又能讓生活回歸平衡。疫情背景下農民工群體所做的防范性措施主要包括“資源轉移性防范”與“空間轉移性防范”兩個方面，且各個群體表現形式各不相同(見表3)。

表3 各類農民工社會結構能動性表現形式

四、研究結論

綜合對以上13位賦閑農民工生活狀態的參與觀察與深度訪談，我們可以了解到疫情的突然來襲打破了他們往年的生活節奏，他們的出行計劃被擱置，部分農民工由于工作性質和個人情況，生活狀態輕微失衡。人類學家薩林斯說：“于是，身體以特別強烈且非常痛苦的方式承載著社會結構?！?12)馬歇爾·薩林斯：《甜蜜的悲哀》，王銘銘、胡宗哲譯，上海三聯書店2000年版，第67頁。農民工在疫情大背景下由于受到空間管制性制約而隔離在家、無法復工，由此出現了生活資源獲取受限、賭博成癮、家庭矛盾加深與個人心態焦慮等不良現象，但是由于社會結構是制約性與能動性的統一，部分賦閑農民工以實踐為媒介，在面對疫情時發揮了行動者的能動性，通過開啟副業、改變工作計劃、資源代際轉移與回流家鄉等措施，對疫情進行防范。

本文以社會學家吉登斯“結構二重性”為理論框架，對疫情背景下賦閑農民工群體的個體行為進行分析和總結，最終了解到城居群體、無根群體和打工群體在疫情背景下展現了社會結構下的制約性與能動性的統一。制約性主要表現在“隔離——空間管制性制約”與“失衡——資源獲取性制約”兩方面；能動性主要表現在“計劃變更——空間轉移性防范”與“預支消耗——資源轉移性防范”兩方面。每個農民工都是獨立的個體，身處于具體的時代背景與社會結構下，其行為與思想不免要被烙上時代的烙印。農民工群體受到疫情的影響而搖擺于失衡與再平衡之間，在一定的空間情境與社會結構下，他們通過相應的風險防范措施，使生活工作漸漸又回歸正軌。

本文運用了社會人類學的視角來記錄特殊時代宏觀背景下的微觀社會事實，梳理并總結被社會廣泛關注的農民工弱勢群體失衡狀態與再平衡狀態的具體特點。疫情背景下的賦閑農民工微觀社會事實都值得被記錄，匯集部分農民工的寫實現狀，將會成為特殊時代背景下的社會記憶，這為進一步研究農民工群體的生存狀態提供了系統的一手資料。延后復工不僅會直接影響農民工的經濟收入，還會存在各種潛在性風險，兩億多農民工群體是這個社會運轉過程中的齒輪，特殊背景下對賦閑在家農民工群體的關注有利于對這一群體進行更加深刻且細致的了解，同時也有利于解決農民工問題，維護社會的穩定和促進社會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