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法治意識的生成
——從廣州市《公共廁所建設與管理規范》談起

陳翠翠 聶加龍

法治是現代文明的制度基石。從十八屆四中全會到十九屆六中全會，再到人民網于2022年1月30日至2月25日開展的第21 次全國兩會調查結果，顯示“依法治國”位居十大熱詞前三，即表明我國高度重視全面依法治國，亦說明人民對依法治國高度關切。依法治國，即良法善治，從而法律有權威且心中有信仰。邏輯上講，法律被人們信仰的主觀前提是人們樹立了法治意識?！熬哂蟹ㄖ我庾R，則意味著我們不但守法、服從法律，而且能夠以理智的雙眸，觀察分析法律統治的社會效果，對于危害社會的‘惡法’，主動地依據法定程序，或改進、或廢止，促進法與人的和諧相處發展，在法律之下，為人類謀求更廣闊的發展空間”。[1]

但如何讓人們樹立法治意識或者說法治意識形成的機理是怎樣的，卻似乎是一個莫衷一是的問題。盡管莫衷一是，但現實中曾出現的一些難題比如2012年廣州越秀區“公廁事件”——女大學生上演“占領男廁所”行為藝術，建議擴大女側位比例、多建無性別廁所等引發激烈討論，再到2019年廣州市《公共廁所建設與管理規范》（以下簡稱《規范》）在全國率先編制高于公共廁所全國標準的地方標準，即一類公共廁所，男女廁位比例應不低于1∶2——為我們理解法治意識生成的機理提供了參考。從哲學角度看，廁所、法治意識無疑是概念，而“所有概念、學說、系統，不管它們怎樣精致，怎樣堅實，必須視為假設，……它們是工具，和一切工具同樣，它們的價值不在于它們本身，而在于它們所能造就的結果中顯現出來的功效”。[2]基于此，本文擬將從曾引發激烈討論的“公廁事件”及《規范》本源——“男女有別”入手對法治意識的生成機理略作探討，不揣冒昧抒一己之私見，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一、“男女有別”與憲政意識的生成

對動物的聯合體進行觀察我們不難發現，“在所有社會性格斗的動物中都能看到一種統制關系的存在……在這種關系中，作為相互格斗或強力的結果，（兩個相互斗爭的動物個體）一個成為統制者，另一個成為服從者。經一再重復，這種關系就會發展成一種強烈的習慣”。[3]根據蘇聯史學家謝苗諾夫在《婚姻和家庭的起源》一書中的闡述，性禁忌產生的原因之一是原始人群的雜亂性關系導致雄性成員在對雌性成員的爭奪之中出現了大量的死亡從而危及族群的生存。出于對族群安全的考慮，性禁忌最先表現為族內婚被禁止。當性禁忌出現時便也產生了這樣一種觀念：對原始人而言“世界充滿了令人敬畏的力量，它們就像物理力量一樣，對于任何冒犯者都必然會自然施加反作用。做出了有損它們的行為不可能安然無恙。人們堅信懲罰是無法逃避的，甚至到了死心塌地的地步，以至于僅僅是負罪的想法本身就往往足以導致違禁者產生實實在在的機體紊亂，乃至一命嗚呼?！盵4]隨著氏族外婚制發展到一夫一妻制，性禁忌便發展成了任何女人只能與自己的丈夫發生性關系，任何男人只能同自己的妻子或妻妾發生性關系。這一性禁忌最后演化出了不得暴露人體中最隱私部位的貞操觀念。廁所，根據辭海的解釋是指大小便的地方。由于大小便會暴露人體中最隱私的部位，于是性禁忌要求廁所有男女之分。

“禁忌的一個最重要特征之一，是它無論怎樣也不可論證。只有一點是清楚的，就是違反了禁忌會發生危險。但是，這種危險的性質如何？為什么會有危險？則是不清楚的?！盵5]也就是說，不違反禁忌是任何人必須恪守的行為準則。性禁忌亦是如此。由于廁所有男女之分是性禁忌所要求的，故而任何人進與自己性別相異的廁所如廁是對禁忌的違反，會發生危險，而且此種危險的發生不存在例外的情況。申言之，在任何人的內心里存在著這樣一個觀念，即不論是人基于何種理由只要其進與自己性別相異的廁所如廁就會發生危險。

廁所設計成有男女之別可以避免因為違反禁忌所發生的危險，于是在人們廁所必須有男女之別成為了人們內心的一種觀念?！笆虑橐坏┳兂梢环N風尚，就會根據它自己的理由繼續存在下去了……那些被沿襲了千百年的習慣并不會這樣消失，這不僅因為不斷的重復已經把它們牢固地樹立起來了，而且還因為，在這一過程中，它們已經與其他的習慣糾結在一起，牽一發而動全身了，也就是所有的習慣都結成一體了?！盵6]基于這樣的理由，廁成有男女之別最后成為了所有人內心中的一條準則。

盧梭曾有言：“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銘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銘刻在銅表上，而是銘刻在公民們的內心里，它形成了國家的真正憲法，它每天都在獲得新的力量，當其他法律衰老或消亡的時候，它可以復活那些法律或代替那些法律，它可以保持一個民族的精神?！盵7]將此與進與自己性別相同的廁所如廁這一準則的論述，我們不難得到這樣的啟示：憲政意識法治意識的重要內容，其如何生成我們可以參照廁所有男女之別予以思考。

無論是從西方的法治實踐還是從我國自清末以來對憲政苦苦探求的實踐來看，無一例外地表明了這樣一個道理：依憲治國是依法治國的核心，“認真對待憲法，把憲法真正作為‘法’——更高的‘法’，并控制所有的政府權力——包括立法權力，國家就實現了憲政?！盵8]由此可見，憲政是通過對政府權力限制，防止其濫用來實現對公民權利和自由的保護。

權力是政府對社會進行公共管理所必須的，于是權力必須具有公共性?！啊病磉_了某一事物屬于每個社會成員或者與每個社會成員都相關這樣一個概念?！盵9]由此，權力從本質上是公共理性的反映?！肮怖硇允且粋€民主國家的基礎。它是公民的理性，是那些共享平等公民身份的人的理性，他們的理性目標是公共善，此乃政治正義觀念對社會基本制度結構的要求所在，也是這些制度服務的目標和目的所在?！盵10]但由于權力能夠使權力擁有者以較小的代價甚至是無代價獲得社會資源，加之人性中有惡的成分，于是“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一條萬古不易的經驗。有權力的人們使用權利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盵11]既然憲政的目的是通過限制權力這一手段來實現對公民權利和自由保護的目的，那么權力濫用是憲政所不能容忍，因為其濫用會發生對侵犯公民權利和自由的危險。前面已指出，禁忌一個重要特征是只要違反了禁忌就會發生危險。據此，我們可以說，權力濫用是憲政的禁忌。既然權力濫用是憲政的禁忌，那么我們便會生成這樣一種憲政意識，即濫用權力就會發生對公民權利和自由侵犯的危險，哪怕是實現了“正義”的結果。因此，只要是濫用了權力，必須得到相應的懲罰，唯有這樣才能在我國生成憲政意識。

二、“各進其所”與規則意識的生成

“風能進雨能進，唯有國王不能進”。這句法諺形象地描述了在西方公權力的行使規則?！胺傻倪M步作用之一乃是約束和限制權力，而不論這種權力是私人權力還是政府權力。在法律統治的地方，權力的自由行使受到了規則的阻礙，這些規則迫使掌權者按一定的行為方式行事?！盵12]反觀我國，盡管我國建立了相應的公權力行使規則（盡管還不夠完善），但在現實中我們常常從一些諸如“我就是法”任性的言論中感覺到已建立的公權力行使規則處于虛置狀態。既然已有公權力行使規則，但為何它們又是處于虛置狀態？答案肯定有多種，但如果逐一追問最后肯定會落腳于法律意識淡薄，這是因為“發達的法律意識永遠都能夠清楚，權力在何處開始和何處中止，何處出現了任意妄為”。[13]

“從心所欲不逾矩”。之所以能夠從心所欲而又不逾矩，是因為歸于已經內化成了人們的良好的習慣。一如我們所知，我國是一個人情觀念特別強烈的社會。在這樣的社會里，社會規則因為人情親疏遠近而不同，而且人們已經將其內化成了習慣。然而“法律不論貧富、不論權貴和莊稼人都一視同仁，并不因特殊情況而有出入”，[14]于是在我國至少是當前，公權力行使規則如何地完善都有被異化或被虛置的危險，從而導致了人們對于中國法治的建設不持樂觀的態度?！白鳛檎{節社會關系的規則只是‘硬件’，要想在社會調節中發揮真正作用，必須滲透到文化中，促使公民養成強烈的規則意識，是為‘軟件’的支持?！盵15]因此，要想公權力規則不被異化或被虛置，如何培養公民的規則意識是必須面對一個問題。

不難否認，如何培養公民的規則意識是一個不易回答的問題。但是我們上廁所，從來都是進與自己性別相符的廁所，并且這是天經地義的，如果進了與自己性別不相符的廁所——哪怕是無意的——都會遭受眾人的譴責。對這現象進行仔細的推敲，我們不難發現進與自己性別相符的廁所大小便即“各盡其所”其實就是一社會規則。由此，可以說“各盡其所”這一社會規則為我們思考如何培養公民的規則意識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前面的論述已表明，性禁忌引致了在人們的內心中形成了廁所有男女之別的準則。既然廁所有男女之別，那么“各進其所”這一規則意識必然生成。這是因為遵守“各進其所”這一規則即沒有違反性禁忌，不會發生危險?！胺渤鲎圆还那楦兴鞯?，就是不義、惡行和過失；如果情感公正、健全、良好，并且情感的內容有益于社會，而且還是以有益于社會方式施行，或有所感動，這就必定在任何行動中構成我們所說的公平和正直?！盵16]由于性禁忌是不容違反的，違反“各進其所”這一規則從情感角度看顯然是不公正的情感所作的行為；反之，對違反“各進其所”這一規則者進行譴責甚至是懲罰是公平和正直的。沙甫慈伯利認為人們的善惡觀主要是取決于情感系統中的羞恥感。因此，“各進其所”這一規則意識生成的同時還生成了保證其能夠被遵守的羞恥感。

心理學認為，“一個喪失了羞恥感的人不可能形成良好的道德和健康的人格，連起碼的自尊心都難以形成。任何法律、道德標準都無法約束一個喪失了羞恥感的人?！盵17]當前，在我國存在著這樣一種現象：違反法律法規非但沒有在違反者內心產生痛苦，相反以此為榮。中國式過馬路就是最好的例證。我們從小被教育要遵守交通規則，而且隨處可見諸如“只有遵守交通規則，交通規則才能保證你的生命安全”的警示語，以及交通部分采取了相應的懲罰機制，但中國式過馬路現象依然普遍存在。據筆者所知，為何民眾明知中國式過馬路存在危險但還是為之，其中一個原因是遵守交通規則會被人視為傻子。這充分說明了，交通規則之所以失效的原因有是民眾缺乏因為違反交通規則的羞恥感。

由上可知，培養公民的規則意識的關鍵是要培養公民違反法律法規的羞恥感。孟子認為：“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也就是說，羞恥感是人類的一種普遍的情感。心理學認為，羞恥感是一種“包含著以我們的自我為對象的一種感受，或者一次為前提。這里的被感受者可稱之為一種‘價值形象’。這種價值形象可能是我們從自身危機制作的，也可能是他人從我們身上為自己制作的”。[18]于是，羞恥感產生之基礎是自我與他人的比較。該比較包括自我與作為個體、總體的他的人比較，前者會因為自尊心導致不甘于落人之后而產生羞恥感；后者會因為社會情感導致顧及社會毀譽而產生羞恥感。因此，培養公民違反法律法規的羞恥感應該從前述兩方面入手。

德國哲學家舍勒指出：“自尊心是特殊的自我價值的一種感覺，這種價值體現在旁人的尊重上。一旦失去這種尊重，自尊心就會以譴責的方式作反應，這些譴責是我們以旁人的價值觀加諸于自己的”，而自尊心并不會必然導致羞恥感的產生，其導致羞恥感產生的條件是“我們同時從自己出發譴責該行為，因為我們感受到自己的非價值（即使沒有那種價值觀），不過，我們所發現的非價值與旁人在我們身上感覺到的非價值相吻合?！盵19]也就是說，自尊心導致羞恥感自己感受的非價值同時也是旁人所認為的非價值。因此，培養公民違反法律法規的羞恥感必須地讓違法者承受其自尊心遭受打擊的后果，同時清晰地告訴其他公民違反法律法規其自尊心必遭受打擊。

作為“聚集成群的人，他們的感情和思想全都采取同一個方向，他們自覺的個性消失了，形成了一種集體心理?！盵20]由此，在社會中我們對某人的行為進行評價時，都是以所形成的集體心理中所包含的社會情感作為標尺。因而“當人譬如以某種行為、對他人的某種態度或無節制行為羞恥時，他就無意識地將他的個人價值置于他的狀態或沖動的價值之上?！盵21]由此，培養公民違反法律法規的社會羞恥感可以讓公民參與對已判決案件的進行價值評判。

三、“占領男廁”與人權意識的生成

承上所述，無論是“男女有別”還是“各進其所”與上都指向“只能進入與自己性別相符的廁所如廁”。實際上，這一結論在很長歷史時期之內被認為是顛撲不破的。然而在國家標準（CJJ14-2016）及地方標準（以廣州為例，DB4401/T15-2018）改變之前，女性發動“占領男廁”運動常常見諸我國報端，例如前文所述的幾位女大學生在廣州街頭上演“占領男廁”運動，及2014年11月19日世界廁所日23 名學生、建筑師與工程師聯名向政府寄出了要求將2013年的《城市公共廁所設計標準》征求稿中規定的女廁和男廁的廁位比例由1.5∶1 改為2∶1。之所以會導致“占領男廁”運動的出現，原因是淺顯易見的，一方面我國的廁所設計基本上是由占地面積相等或基本相等的緊鄰的男女廁所構成，另一方面是由于男女生理結構不同導致廁位占地面積不同加之如廁所花的時間不同?；谇笆鲈?，“占領男廁”運動的目的便是要求實現如廁公平。

表面地看，“占領男廁”違反了“男女有別”禁忌與破壞了“各進其所”規則。但是我們對“占領男廁”現象進行仔細的推敲，其實不難發現，其實際上有助于“男女有別”禁忌與“各進其所”規則的維護?！叭诵缘氖滓▌t，是要維護自身的生存，人性的首要關懷，是對于其自身所應有的關懷”。[22]顯然，“占領男廁”現象是人性的展現。進一步地，“占領男廁”現象蘊含了禁忌也好規則也罷，其存在之基與生命之力必然最終落腳于人性。

人性最大的功能是將人同動物區別開來。但“人來源于動物界這一事實己經決定人永遠不能完全擺脫獸性，所以問題永遠只能在于擺脫得多些或少些，在于獸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異”，[23]于是，任何人都有“希望凌駕于別人之上并保證自己統治別人——這是自然的、人人所固有的傾向。這種傾向以人類的一切代表人物特有的愛己之心為基礎，促使我們經常力圖使別人為我們的福利勞動，滿足我們的愿望，我們得到快樂。大多數人都力圖對周圍的人行使全部權力?！盵24]而行使權利必須要有服從的客體或者對象存在。具體到廁所廁位分配，男女廁所占地面積相等或者基本相當由于不僅無損男性的優勢社會地位還能彰顯其關懷弱勢社會地位的女性的美德，因而廁所廁位分配事實上還是體現了男性凌駕于女性之上并保證自己統治女性的欲望。由此導致了女性在社會權力體系中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著名女權主義者波伏娃有句名言，即Women are not born，but rather becomes（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塑造成的）。于是在女性在社會權力體系中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的社會語境中，女性必然會塑造成認為女廁所占地面積相等或者基本相當是合符正義的。然而，即使是女性被塑造成了認為女廁所占地面積相等或者基本相當是合符正義的，但有點不容否認的是“誰也不會無償地放棄自然賦予自己的權利，誰也不愿意得不到好處而去服從別人。如果每個人都想保持自己的自由，那就每個人都會頑強地抗拒一切力圖壓服自己的人?！盵25]因而，女性遲早會提出如廁公平的要求。而這一要求本質上是對女性在社會權力體系中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的否認以及認為女性在社會權力體系中是目的而不是手段。

女性在社會權力體系中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必然要求女性與男性一樣在社會權力體系中享有平等的權利。只有將別人的價值與自己的價值同等尊重才能實現個體價值。享有平等的權利意味著女性同男性在社會之中被認為是權利意義上的人而不單純是人性意義上的。因此，從廁所廁位角度看，人性的實現落腳于權利的無差別化，即男女權利平等。

“人權概念是這樣一種觀念：存在某些無論被承認與否都在一切時間和場合屬于全體人類的權利。人們僅憑其作為人就享有這些權利，而不論其在國籍、宗教、性別、社會身份、職業、財富、財產或其他任何種族、文化或社會特性方面的差異”。[26]上面已經論述，“占領男廁”蘊含了男女權利不因性別不同而有差異化。由此，可以說，我們“占領男廁”現象來理解人權意識是如何生成的。

“法律的目的是使人們生活得好”。[27]然而，生活得好的條件是法律必須保證任何人的權利不但平等而且能夠無害于人地實現。從上面關于“占領男廁”現象的論述中，我們不難知道，人權意識的生成條件是在社會權力體系中任何人都是目的而非手段或者說在法律之中任何人的權利都是平等的而是有差異化的。當前我國有些法律法規在權利義務的配置上存在著失衡和不恰當的現象，從而人們對法律持懷疑態度——認為法律是保障的是強勢群體利益的——甚至極端地不信法。因此，要想培養公民的人權意識必須要對現有的權利義務的配置上存在著失衡和不恰當的法律法規進行治理，實現權利義務配置的均衡。

結語

“法治并非萬能，但如果除了法治以外還沒有發現更好的方法來實現政治民主、維持經濟秩序以及保障個人的權利，那么我們只有相信法治”。[28]但法治建設同其他任何一項偉大的事業一樣，其背后“必然存在著一種無形的精神力量；尤為重要的是，這種精神力量與該項事業的社會背景有著密切的淵源?！盵29]法治建設背后的無形的精神力量就是法治意識。由上論述可知，法治意識即包含了憲政意識、規則意識和人權意識等諸多互有密切聯系的內容，從“公廁事件”及《規范》得到的啟示：其一，生成憲政意識的條件是濫用權力必懲罰；其二，生成規則意識的關鍵條件是培養公民違反法律法規的羞恥感；其三，生成人權意識條件是法律法規所配置的權利義務必須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