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場視域下網絡暴力犯罪的控制

王楓梧

(杭州市公安局，浙江 杭州 310002)

一、問題的提出

當前，高速發展的信息通信技術使得信息自由傳播，為人類社會發展和進步提供了不竭動力。與此同時，頻頻發生的網絡誹謗、網絡謠言、人肉搜索等網絡失范行為，不僅擾亂了網絡空間秩序，而且也對現實社會造成了危害。研究表明，近1/5的國內網民直接或間接實施過網絡暴力，近1/3的國內網民遭遇過網絡暴力。[1]近年來，“劉學州被網絡暴力自殺事件”(1)2022年1月24日凌晨，劉學州在微博發布疑似遺書的帖文稱，自己出生時被父母賣掉做彩禮，4歲養父母雙亡，曾是校園欺凌的受害者?！皩びH男孩被二次遺棄”等這些標簽是他最真實的經歷。文中，劉學州稱，他尋親成功后，因在網上公開自己被生母拉黑的截圖、被“一些顛倒黑白的人說要求買房子”等經歷，遭到眾多網友的網絡暴力。他想“歸于大海，在這里結束自己的一生”。后劉學州在三亞海邊吃藥自殺，經搶救無效死亡。參見河北尋親男孩劉學州疑已身亡，此前留遺書稱遭網絡暴力“結束一生”[EB/OL].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424090.“杭州女子取快遞被造謠出軌案”(2)2020年7月，杭州市的谷女士到小區快遞點取快遞時，被附近便利店店主郎某某偷拍。出于尋求刺激、博取關注等目的，郎某某與何某某編造“富婆出軌快遞小哥”的對話內容發至微信群。此事在網絡上不斷發酵，谷女士因此被網民辱罵，遭公司勸退，甚至被醫院診斷為抑郁狀態，后谷女士選擇了報警。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第三十四批指導性案例[EB/OL].https://www.spp.gov.cn/spp/jczdal/202202/t20220221_545125.shtml.等網絡暴力案事件被國內各大媒體頻頻報道，充分暴露了網絡暴力帶來的現實危害。

網絡暴力并不是一個規范的法律用語，我國法律規范未有明確規定。在概念界定上，一般認為網絡暴力是群體或個人通過網絡針對特定群體或個人持續、反復實施侵害的不法行為，[2]是網絡行為實施主體利用網絡謠言、網絡誹謗等攻擊性手段侵犯他人人身、財產權利，危害社會管理秩序、國家安全的社會危害性行為，[3]是網絡技術風險通過網民和現實社會風險交互作用而發生共振、交疊，對當事人的名譽權、隱私權等人身權利造成損害的網絡失范行為。[4]隨著信息網絡技術的高速發展，現實社會的暴力行為不斷向網絡空間延伸，賦予了網絡暴力新的時代內涵。本文認為，網絡暴力是指群體或個人利用現代網絡通信技術針對特定主體或事件，在網絡空間內發布具有誹謗性、誣蔑性、煽動性等特點的侵犯名譽、損害權益的言論、文字、圖片、視頻等網絡失范行為。

本文將嚴重危害社會的一部分網絡暴力行為界定為犯罪，并將其作為本文的研究對象。如何有效治理網絡暴力犯罪，業已成為當前理論界和實務界亟需突破的一個時代命題。目前，理論界和實務界從社會學、傳播學、刑法學等領域對網絡暴力予以較多關注和研究，而從犯罪學視域針對網絡暴力犯罪治理的研究和關注相對較少。伴隨著大數據、元宇宙等概念的提出及發展，網絡越來越深地介入人們的生活，傳統犯罪正由現實物理空間向虛擬網絡空間異化和蔓延，虛擬網絡空間已成為新的犯罪場域。本文將作為社會越軌行為的網絡暴力置于犯罪學研究視域下，針對網絡暴力行為的生成邏輯，提出系統控制網絡暴力之策。鑒于此，本文擬借鑒犯罪學領域內的犯罪場理論，探討網絡暴力犯罪的控制。

二、犯罪場：概念、結構與功能

(一)犯罪場的概念

“犯罪場”是北京大學儲槐植教授在上世紀80年代末開創性提出，其概念歷經三個階段的演變。第一階段，作用場概念的提出，即一定的社會因素和個體因素相互作用產生犯罪，這一過程總是在某種背景下實現的，這種背景稱之為作用場(犯罪作用場)。作用場由兩類要素，即時空因素和侵害對象因素構成。第二階段，犯罪場概念的提出，即犯罪原因產生犯罪效應的特定領域，換言之，犯罪原因實現為犯罪行為的特定領域稱為犯罪場。犯罪原因的實現，即主客觀諸因素相互作用產生犯罪，使原來可能引起犯罪的因素變成了現實的犯罪原因。第三階段，犯罪場概念的發展，指存在于潛在犯罪人體驗中、促成犯罪原因轉化為犯罪行為的特定背景(條件和環境)，包括四個方面的因素：時間、空間、被害人、社會控制疏漏。[5]犯罪場是犯罪學的一個新概念，被視為犯罪原因與犯罪行為之間的連接點，是犯罪原因系統到犯罪實施的最后環節。犯罪場理論填補了犯罪原因與犯罪對策之間的結構缺損，為犯罪控制提供了最直接路徑。

(二)犯罪場的結構

1.犯罪場的結構內涵

作為系統論的基本范疇，結構的基本含義是指系統內部各組成要素之間在空間或時間方面的有機聯系與相互作用的方式或順序。[6]犯罪場的結構是指犯罪場中各因素在時空方面的有機聯系和相互作用方式。犯罪場的結構具有關系范疇、相對穩定性、開放性和可變性等特征。認識犯罪場的結構才能真正認識犯罪場系統的性質和特征。

2.犯罪場的基本要素

(1)犯罪場的背景。犯罪場的背景(條件和環境)是犯罪原因實現為犯罪行為過程中所必須具備或應當具備的客觀事實情況。[7]一是時空因素。時間、空間因素屬于自然因素，犯罪行為的發生必然受時間、空間因素的影響。為分析方便，本文將時間、空間因素合而論之。時間因素在犯罪場中發揮作用的形式主要表現為晝夜更替、人們的社會活動周期等?？臻g因素在犯罪場中發揮作用的形式主要表現為地區環境、網絡空間等。二是被害人因素。包括個人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財產權利以及公共利益等。犯罪必然有被害人，合適的被害人是犯罪原因實現的條件之一。被害人從性質和狀況上來講是具有選擇性的，犯罪原因作用力的大小是由被害人的情況所決定的。三是社會控制疏漏。即社會組織通過有效措施控制犯罪時出現的疏忽和漏洞，從而未阻卻犯罪原因轉化為犯罪行為。[8]任何社會為保持自身的存在和穩定都有其一系列的社會關系調整機制和手段,其中社會控制是一個重要方面。社會控制是強制地迫使違反社會規范的行為得不到順利實現的機會。但是，這種機制在某些情況下會運轉失靈,留下使犯罪原因在犯罪場內得到強化而實現的可能。于是，社會控制疏漏成為犯罪場系統的重要要素即犯罪背景中的因素之一。

(2)潛在犯罪人。潛在犯罪人是指受各種犯罪原因影響并形成犯罪心理(3)犯罪心理，在刑法學中指實施犯罪行為時應受譴責的心理態度(罪過)；在犯罪學上有廣義和狹義，廣義指犯罪人的心理，狹義指可能促成犯罪發生的心理因素。本文指犯罪學范疇內狹義的犯罪心理。的人。作為社會主體的人是各種犯罪原因產生作用的最終對象，犯罪原因最終是由人以實際行動轉化為犯罪行為的。所以，潛在犯罪人是犯罪場中最關鍵的要素之一，是犯罪原因作用力的焦點所在。在犯罪場系統中，潛在犯罪人之所以稱“潛在”，是因為該社會主體是受犯罪原因推動可能實施犯罪行為的人，而不問其過去是否犯過罪，是一個“向前看”的概念。潛在犯罪人最本質的特點是具有主觀能動性，它是主體性的存在。在一定的背景下，潛在犯罪人將犯罪行為和犯罪原因聯結在一起，他可以接受犯罪原因，形成犯罪意識，也可以審時度勢,實施犯罪行為。由此可知,潛在犯罪人因素在犯罪場中的地位和作用是能動的、支配的和主導的。[9]

3.犯罪場的結構模型。依據犯罪場系統中各要素的地位、性質和作用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犯罪場系統的結構是以潛在犯罪人為中心，以構成犯罪背景的時間因素、空間因素、被害人因素和社會控制疏漏等為外圍的基本構造。在犯罪場的結構模型中，潛在犯罪人是處在核心位置、最關鍵、最活躍的構成要素，對犯罪場的性質、結構、功能特征有著決定性的影響。潛在犯罪人要素所具有的活躍性質，來源于它所具有的主觀能動性。與犯罪場系統中的其他要素相比較,潛在犯罪人是唯一具備主客觀兩方面屬性的要素，而且其主觀屬性又是它在犯罪場中發揮作用的更主要、更反映其本質特征的方面。潛在犯罪人和犯罪背景之間的關系在本質上是能動的認識與被認識的關系。二者相互作用，相互依存，共同構成了犯罪場的基本結構，缺一不可。潛在犯罪人是信息受體，犯罪背景是信息載體，前者認識后者，后者向前者輸入犯罪信息，它們之間是主觀與客現的關系。在特定客觀環境下，潛在犯罪人的主觀犯罪意識活動是認識犯罪背景，從而作出相應反應，決定要采取的行動，是著手實施犯罪還是繼續等待犯罪時機。犯罪場的結構模型反映了犯罪場的最重要的基本特征之一即主體與客體相交融、主觀與客觀相結合。

(三)犯罪場的功能

功能是事物或方法所發揮的有利的作用、效能。犯罪場的功能，是指犯罪場在犯罪原因系統中的作用。詳言之，犯罪場的功能是促成犯罪原因轉化為現實的犯罪行為，包括犯罪促成功能和信息反饋功能。[10]

1.犯罪促成功能

犯罪促成功能，是指犯罪場信息傳遞給潛在犯罪人后,直接促成犯罪原因轉化為現實犯罪行為的功能。犯罪促成功能充分反映了犯罪場功能的目的性和客觀性。犯罪場信息傳遞給潛在犯罪人，使其形成犯罪動機，促成其實施犯罪行為，產生犯罪場的效應，實現犯罪促成功能。潛在犯罪人決定了犯罪場信息的內涵及價值，潛在犯罪人實施犯罪的客觀動力則是犯罪場的背景。申言之，犯罪促成功能的實現也存在一個主體與客體相互依存、彼此作用的問題。犯罪場信息的內涵如何被潛在犯罪人評判，決定了犯罪促成功能能否得以實現以及犯罪促成功能的作用大小。

2.信息反饋功能

信息反饋功能，是指由犯罪場系統把犯罪信息輸送出去，潛在犯罪人接受后并將結果反饋回來，對犯罪信息的再輸出發生影響的功能。它比較準確、客觀地揭示了犯罪場效應的產生機制，說明了犯罪場系統中犯罪場信息的傳遞、控制和反饋的動態過程。犯罪場信息是聯系潛在犯罪人的犯罪心理(主觀)和犯罪行為及結果(客觀)的中介，犯罪場則是兩者之間的調節器，通過犯罪場信息的正負反饋來調節、控制潛在犯罪人的犯罪心理和犯罪行為之間的關系，使可能的犯罪原因向著現實的犯罪行為發展?？傊?，犯罪場本身并不是靜態的純客觀的犯罪條件，而是動態的主客觀因素相互作用的有機結合體。只有信息反饋功能才能真實地反映犯罪場中信息的控制與反饋的動態作用過程，揭示出犯罪場效應的產生機制，從而為我們有效控制犯罪提供有力的理論依據。

三、網絡暴力犯罪場的生成邏輯

德國社會學家烏爾里?！へ惪?Ulrich Beck)指出，人類社會是一種風險社會，人類是風險的主要生產者。[11]網絡的開放性、匿名性及信息海量性，使人類社會進入了一個新型的風險社會。[12]網絡暴力犯罪場是一種具體的犯罪場形態，指存在于潛在網絡暴力犯罪人的內心體驗中，促進網絡暴力犯罪原因轉化為網絡暴力犯罪行為的特定背景。網絡暴力犯罪場由網絡暴力犯罪的背景和潛在網絡暴力犯罪人兩大部分組成，[13]其具有內在的犯罪生成邏輯。

“大多數罪犯以及不法行為者都是他們思想的合乎邏輯的結果。他們的犯罪行為決不是從天而降，突然發生的?！盵14]網絡暴力犯罪場的生成具有獨特性，即潛在網絡暴力犯罪人主導犯罪場的生成，并積極主動地改造犯罪場內部的構成要素。簡言之，犯罪場由網絡暴力潛在犯罪人支配和控制?！胺缸飯鲋兄黧w的能動性，一方面表現為對客體特性的選擇性，另一方面表現為對環境條件的創造性”。[15]首先，犯罪人會積極利用網民數量的優勢，將網絡場景改造為犯罪機會。截至2021年12月，我國網民規模達10.32億，互聯網普及率達73%,手機網民規模達10.29億，網民使用手機上網的比例為99.7%。[16]不斷增長的網民數量，不僅加快了數字社會的步伐，也為犯罪人積極利用網民數量實施犯罪提供了機會。其次，犯罪人會積極利用網絡平臺，使網絡暴力被傳播和分享。耶魯大學的神經科學家莫莉·克羅克特說，“我們在網上創建的是一個偏好最憤怒內容的生態系統，和一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容易表達憤怒的平臺?！庇捎诒磉_憤怒的內容在網上更有可能被分享和傳播，再加上在網上表達憤怒不需要面對對方，所以即便在現實中溫文爾雅的人到了網上也有可能突然像換了個人似的。此外，“如果你懲罰一個違反規范的人，這會讓你看起來更值得別人信任，所以你可以通過表達憤怒和懲罰違反社會規范的行為來宣揚你的道德品質?！盵17]所以在網上表達憤怒可以提高聲譽，至于譴責的對象和事件是否真實并不重要，這種道德回報被社交網絡放大了。最后，犯罪人會積極利用制度漏洞，使社會控制疏漏被無限放大。網絡的匿名性是網絡暴力犯罪頻發的一個重要原因，犯罪人一旦進入缺乏監督和制約的網絡空間，其“原罪之心”極可能被釋放。信息時代互聯網的匿名性則加劇了這種犯罪心理傾向。于施暴者而言，“群體是個無名氏，因此也不必承擔責任。這樣一來，總是約束著個人的責任感便徹底消失了?！盵18]網絡是犯罪人的盔甲，網民這樣一種群體身份亦是他們的盾牌，自以為縮在硬殼里，就沒人知道他們的真面目，于是不再顧及其真實的社會身份、道德準則和規章制度，抱著“法不責眾”的態度為所欲為。

四、網絡暴力犯罪場的控制路徑

(一)時空因素方面

網絡暴力犯罪發生在網絡空間內，由于現實中無法控制網絡暴力犯罪場中的時空因素，故只能依靠完善網絡技術，控制潛在網絡暴力犯罪人進入網絡肆意妄為的機會，以達到以技術治網的目的。

1.加強網絡暴力精準識別

犯罪治理要以精準識別犯罪為前提，只有識別出犯罪才能夠采取切實有效的治理措施。網絡暴力犯罪的“靶向治療”需要從以下三個方面采取措施：一是技術篩選。網絡治理主體利用人工智能、大數據等高新技術，采用技術過濾手段，根據網絡語言特點，設置關鍵詞、敏感信息提示,對網絡信息進行精準化識別，將識別和篩選出來的網絡信息內容作為警示、追蹤的目標。二是干預引導。要針對具體的網絡信息進行科學研判和分析，當出現暴力傾向時，應加強引導和干預。三是實質判斷。技術識別作為網絡暴力前端治理手段，對網絡暴力行為是難以完全識別出來的。因此，在末端治理過程中應強化網絡信息內容的實質性判斷。網絡信息內容實質性判斷的標準是信息內容達到一般理性人即可判斷的“明顯違法”標準時，互聯網信息服務提供者才負有采取措施的義務，避免了平臺專業能力不足的窘境。

2.加強網絡輿情監測預警

互聯網的匿名性、開放性和交互性營造了一個強大的網絡輿情場，[19]網絡輿情生成于網絡空間內，因此監測網絡輿情成為治理網絡空間的首要任務。網絡輿情監測預警就是利用最新網絡技術對網絡信息進行有效識別、分析，相關部門根據監測結果及時向外發布預警信息，提示網民的某些網絡言行可能造成的法律后果。為防止輿論信息向暴力端匯聚，一旦發現網絡輿情有演變為網絡暴力傾向時，立即采取引導和干預措施。網絡輿情應針對信息交互密集型區域(如大型產業園區、學校等)、主流媒體平臺(如微博、微信、直播平臺等)、熱點事件(如“6.10唐山燒烤店打人事件”(4)2022年6月10日凌晨，犯罪嫌疑人陳某志等5人與陳某亮等4人在唐山市路北區某燒烤店聚餐飲酒。期間，陳某志對下班后在同店就餐的王某某進行騷擾，遭拒后伙同馬某齊、陳某亮等人，對王某某、劉某某等4人進行毆打，后逃離。事后，部分打人監控被發布在網上，引發大量網絡輿情。參見唐山燒烤店打人事件的紛擾與余緒[EB/OL].https://news.sina.cn/gn/2022-06-23/detail-imizmscu8377572.d.html.)和網絡使用高峰期進行有效監測。[20]

3.加強網絡用戶實名落地

構建智慧社會的大背景下，要求入網者明確其身份信息有其合理性。在信息社會，保障公民使用電話、互聯網的基本通訊權利的同時，也要尊重公民之間的通訊隱私權。公民使用電話、互聯網時提供真實的身份信息，將現實空間與虛擬網絡空間聯結在一起，可以消減暴力言論，是新時代社會治理的應有之義。所以，推行IP地址實名制、手機入網實名制有其正當化基礎。[21]例如，2022年4月29日，微信發布公告表示微信公眾平臺將顯示用戶發布內容時的IP屬地，且用戶暫時無法主動開啟或關閉相關顯示。此前一天，微博已全量開放“IP屬地小尾巴”功能——在用戶的評論內容以及個人主頁等頁面展示IP屬地，境內賬號展示到省(自治區、直轄市)，境外賬號展示到國家(地區)。

(二)被害人因素方面

犯罪場系統中，如果不考察客觀環境條件的影響力，犯罪是被害人致害因素的吸引力與犯罪人犯罪動機的推動力相互作用的結果。減弱被害人和犯罪人之間的吸引力是預防被害的關鍵，也是消除被害人致害因素的重要手段。[22]被害預防是以被害人為核心，通過對被害性的認識和干預，防范被害的發生，其體系的構建和措施的實施均以被害人為視角。[23]

1.加大對被害人的宣傳教育

實踐中，公安機關重視犯罪打擊，輕視甚至忽視被害人的被害化研究，不利于有效預防和控制犯罪。[24]網絡空間不是法外之地，政府相關職能部門應進一步加大對潛在被害人的宣傳教育，讓其自覺參與到網絡空間的社會治理中，倡導文明上網、規范網絡行為，自覺抵制網絡暴力、網絡謠言，讓網絡空間清朗起來。

2.提高被害人的防范意識

網絡現已成為我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隨著互聯網技術的高速發展，網絡信息安全防護顯得尤為重要。我們在享用互聯網帶來便利的同時，更要加強自身在網絡空間內的被害防范意識，在不清楚信息源真假的情況下，不要輕易轉發和妄加評論。另外，不要輕易將自己的手機號碼、身份證號碼、照片等關乎公民個人私密的信息隨意留在評論區等。

3.建立被害人責任追究制度

被害人作為犯罪互動中不可或缺的一方主體，對犯罪的發生、發展具有直接或間接的推動力。[25]被害人過錯在網絡暴力犯罪中常有發生，防范被害人過錯引發網絡暴力案事件是值得重點關注的問題。當網絡暴力是由被害人先前犯有某種道德或法律過錯引發時，應以一般理性人的標準來評判被害人的過錯，當其過錯顯著危及社會公共利益時，被害人應承擔相應過錯責任。筆者認為，建立科學、合理的被害人責任追究制度，不僅有利于規范網民在網絡空間中的行為方式，避免網絡暴力案事件的發生，也有利于充分調動網民協同參與治理網絡的積極性。

(三)社會控制疏漏方面

社會控制(social control)是指社會成員用來確定和回應越軌行為的各種程序，這些程序包括多種方式的說服(persuasion)、誘導(inducement)和強制(coercion)。[26]控制社會控制疏漏是對先存社會控制弱化部分的進一步加強，需要完善政府監管、加強法律控制、強化個人信息保護等。

1.完善政府監管

(1)加強管理控制。加強管理控制的主體是多元主體，包括政府、網絡從業者、網站平臺(如新浪微博、微信、抖音、百度貼吧、知乎)等。政府應協同和指導網絡從業者、網站平臺等網絡參與人建立健全網絡暴力監測和識別模型，精準識別網絡暴力行為，從機制上、源頭上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2)加強網民保護。政府應協同和指導網絡從業者、網站平臺等網絡參與人提升網絡暴力反制機制，完善網絡防控機制，進一步加強網民保護。如線上發文警示，限制陌生人評論、轉發和私信，引導用戶理性評論等措施。(3)加強社會監督。要進一步完善投訴舉報機制，確保網民針對網絡暴力發生時，能夠第一時間通過電話或網絡平臺進行投訴和舉報，切實維護網民自身權益。例如，國家網信辦心設立“12377”舉報電話。

2.加強法律控制

法律控制是正式控制，它涉及一套明確而客觀的規則，這些規則將社會期待其成員服從的標準具體化；同時它也涉及一套明確而客觀的程序，依據這套程序保障人們服從它們。[27](1)完善網絡暴力法律制度。在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背景下，《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國家網絡空間安全戰略》《網絡信息內容生態治理》等法律法規，為我國網絡空間治理提供了強有力的法治保障。[28]當前，規制網絡暴力行為的法律規范散見于刑法、行政法、民法等法律法規中，不成體系，而實務中網絡暴力的法律內涵又不明確，導致立案難、取證難，受害人維權難等困境。故而，建議針對網絡暴力制定專項法律，從法律層面明確界定網絡暴力的定義和范疇，界定言論自由和侵犯他人隱私權等犯罪行為之間的區別，有利于網絡暴力犯罪的類型化判斷，有利于規范網絡暴力犯罪的適用范圍等。(2)明確網絡平臺法律責任。網絡平臺作為信息傳播的主要載體，應在法律規范中明確網絡平臺事先審查的法律責任。網絡平臺應充分利用現代技術手段，對語音、文字、圖片等進行過濾和識別，對于一些較為隱蔽的侵權信息，鼓勵受害人通知平臺，平臺審核后采取屏蔽、刪除、斷開鏈接等措施。加大追究網絡平臺不履行法定職責的法律責任，從而間接降低被害人被害幾率，提高犯罪人犯罪成本。(3)加大網絡暴力懲罰力度。一是加大技術反制，如對首發、多發、煽動發布網絡暴力行為的賬號采取暫停私信、批量禁言等處置措施；對涉嫌網絡暴力犯罪的，應予以追究法律責任。二是實施精準打擊，通過技術手段追蹤網絡暴力發起人和首要分子，對其實施精準打擊。三是注重罪刑相當，對于網絡暴力發起人和首要分子要嚴懲，這更具有現實警示和預防作用，而對于那些盲從或起哄分子，則要與之區分開來進行懲治。

3.強化個人信息保護

網絡世界是與真實世界相交融的世界?！昂贾菖尤】爝f被造謠出軌案”和“德陽女醫生安某遭網絡暴力后自殺案”(5)2018年8月20日，四川德陽的安醫生和丈夫去泳池游泳，其間安醫生遭到兩名13歲男生的“冒犯”。安醫生讓兩名男生道歉遭拒后，安醫生丈夫與男生發生沖突。后男生家屬在洗手間毆打了安醫生。雙方報警，安醫生老公當場給男生道歉。同月21日，男生家屬鬧至安醫生夫妻工作單位。事件經過網絡媒體的傳播和發酵后，安醫生遭到人肉搜索。2018年8月25日，安醫生不堪壓力選擇了自殺，后經搶救無效身亡。參見“德陽女醫生自殺”事件，法律責任該怎么分清楚[EB/OL].http://news.sina.com.cn/c/2018-08-28/doc-ihiixzkm1835057.shtm.，充分暴露了公民信息、公民隱私的泄露問題。在網絡暴力治理過程中，公民個人信息保護是網絡暴力源頭治理中的關鍵環節。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信息保護法》明確了公民個人信息保護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體現了國家治理違法者的懲罰力度和機制，但是如何將保護公民個人信息貫徹和落實到人們生活的全過程中來，讓違法者必定受到懲罰，則需要全社會共同努力。個人要在日常生活中重視個人信息保護，尤其是個人隱私，防止不當外泄；政府部門要建立健全個人信息有效保護機制，切實落實好各方主體責任；執法司法部門要加大對侵犯公民個人信息行為的打擊，強化法律的威懾性和懲罰的必然性，誠如貝卡里亞所言：“更有效預防犯罪的手段，不在于刑罰嚴厲性，而在于刑罰必然性?！盵29]

(四)潛在犯罪人方面

1.注重網絡文化教育

網上越軌行為發生的最根本原因是網絡空間主文化的缺失，亦即網絡空間的文化危機。[30]網絡空間主文化不僅能暢通信息共享，而且還能夠通過價值觀念、倫理準則和行為規范來維護網絡空間秩序。我們應當在網絡空間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認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不僅融合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價值精髓，而且也包含著現代文化發展的一些普遍價值訴求，反映不同群體、階層的利益訴求與發展需求的價值因子，是能夠引人向上、催人奮進的最大價值共識。在網絡空間中進行網絡文化的普及教育，在潛在犯罪人的思想上建立起道德防線，預防其犯罪。

2.實施網絡倫理干預

社會控制充分體現了人對社會進程改造的主動性，直接決定社會秩序的生成、維系。因此，對網絡空間積極干預是控制網絡暴力潛在犯罪人的重要手段。通過建立網絡倫理干預機制，使網絡參與人能夠普遍遵循和認同，以達到網絡空間共治的目的?！吧拼W絡”作為倫理觀念和一種規范來判斷網絡行為的對與錯，應當得到社會的廣泛認同。網絡暴力犯罪是犯罪人未“善待網絡”的結果?！吧拼W絡”的判定標準應遵循無害原則、尊重原則、允許原則、誠信原則、互惠原則。用“善待網絡”的倫理觀念干預網絡行為，有利于形成有“底限”和“普適”的網絡行為規范。

3.構建教育控制體系

青少年群體是網絡暴力犯罪場中的潛在犯罪群體，其人生觀、價值觀具有可塑性。所以，構建家庭教育、學校引導、社會監督為一體的教育控制體系具有可行性。一是家庭教育，家長應引導孩子樹立正確的上網觀念，自覺抵制網絡不良行為，適時監督孩子的網絡行為。二是學校引導，學校應在平時的教學中有針對性地開展網絡道德教育培訓，培養學生的網絡規則意識，防范網絡失范行為的發生。三是社會監督，執法、司法機關應及時公布典型案例處置情況，積極推動權威機構和專業人士友善評論、理性發聲和正向引導，來營造和倡導文明、理性的網絡秩序。

五、結語

犯罪場理論是極具中國特色和本土化的犯罪學理論，其價值理念在于：控制犯罪場中的任一構成要素就能達到控制犯罪的效果?？刂品缸锏淖钣行?、最直接路徑是控制犯罪場，控制犯罪場就是控制犯罪。[31]網絡暴力犯罪是在“雙層社會”中形成，網絡暴力犯罪場是犯罪場的一種新形態，犯罪場理論為當下我國犯罪治理提供了新路徑。網絡暴力犯罪發生在網絡暴力犯罪場內，其是由多種犯罪因素相互作用生成，其中犯罪人處于主導和支配地位。網絡暴力的生成邏輯揭示了通過對犯罪場中各致罪因素的控制能夠實現網絡暴力犯罪的預防和控制。網絡暴力是語言暴力在網絡空間的擴展及延伸，其形成和蔓延具有主觀操控性和被動從眾性。網絡社會是現實社會在網絡空間中的延伸，加強文明社會建設的同時，也要加強網絡文明、網絡倫理建設。網絡暴力容易隨著互聯網形態的發展而在不同平臺間相互跳轉，演化路徑從早期的論壇、網站到微博、微信和視頻等平臺，并呈現出組織化、規?；?、產業化的特征。[32]因此，網絡暴力犯罪的治理是一個時代命題，需要全社會共同參與，多部門、多平臺協同共治，建立健全流程治理機制，從源頭上阻卻網絡暴力犯罪的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