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真相”時代的信息選擇與元語言關系：一個符號學觀點

王立慧

“后真相”時代的信息選擇與元語言關系：一個符號學觀點

王立慧

（成都中醫藥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四川 成都 610064）

互聯網時代的社會維系與自我確認是通過符號來完成的，對符號的創造性使用是這個時代最具個性的特征之一。人類歷史上每一次信息傳播方式的變革都能導致巨大的社會變遷。變遷的社會意義不僅僅在于所傳遞出的信息內容，更是象征并定義了信息的傳播速度與語境，甚至是對社會意識形態的再現。社交媒體時代的信息選擇“窄化”了元語言，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阻礙了個人對社會的真正的認知。算法被引入到大眾傳媒后引發的行業變革在社會上產生了“多米諾”效應，影響人們對社會環境的判定。

信息；元語言；符號學；后真相

卡西爾說“人是符號的動物”，即人能夠利用符號創造文化，符號促進了人的自我意識的形成，使得人類之間的交往能夠順利進行?；ヂ摼W時代的社會維系與自我確認更是通過符號來完成的，對符號的創造性使用是這個時代最具個性的特征之一。在有關網絡公共事件紛繁復雜的研究中，真相問題一直都是一個揮之不去的存在。社會本身就是一個充滿意義和文化的客體，解釋“后真相”不僅涉及符號表達層面的能指與所指，更是一個有關意義和元語言控制的符號學問題?！昂笳嫦唷睂φ麄€當代社會的意義建構產生了巨大沖擊，意義問題又是符號學關注的中心問題。鑒于此，本論文從符號學角度反思“后真相”這個復雜的問題，再恰當不過。

一、“后真相”：被情緒左右的羅生門

“后真相”最初是指“情感對輿論的影響力超過事實”[1]，與我們今天所談論的“后真相”有所不同。其首次出現是源于一篇名為的文章，刊登在1992年的美國《國家》雜志上。隨后，美國作家凱伊斯（Ralph Keyes）在2004年出版的《后真相時代》（）一書中明確指出“后真相”是一種模糊的陳述，它既不是準確的真相，也不是謊言，是介于二者之間的第三種情形。[2]筆者認為，凱伊斯關于“后真相”的界定和我們今天所言的“后真相”有著很大的關聯。2010年的時候，大衛·羅伯茨提出，事實真相被政客們所左右，媒體報道環節、公眾輿論和相關政策討論環節三者的完全脫鉤，他將這種情況稱為“后真相政治”。盡管不斷有學者提出“后真相”的相關論斷，但是并未引起社會各界的重視。直到2016年，“后真相”才廣泛引起關注，英國脫離歐盟和美國總統大選是“后真相”突然受到矚目的源頭。當年度，收錄進英國《牛津詞典》的“后真相”成為目前社會科學界的熱點。其實在人類思想發展史中，尤其笛卡爾以降，哲學家們對于“是否存在真相”或“能夠到達真理”這個問題上一退再退，他們開始承認真相或許不可能到達。到了當代，?？赂纱嘁会樢娧刂赋?，真相不過是權利的代名詞，而知識只是一種社會控制術[3]。

2016年8月，威廉·戴維斯(William Davis)在《紐約時報》發表的時評指出，傳統主流媒體長期以來奉若圭臬的“真相”已經從神壇跌落,逐漸失去了主導社會共識的力量,世界已經進入了“后真相時代”[1]?！昂笳嫦唷弊鳛榫W絡時代的第三種現實，是指介于真相與虛假之間的灰色地帶，具有相對性、情緒性和更迭性。無論“后真相”還是第三種現實，可以從兩個方面做出闡釋。第一，情緒建構與情緒解讀大于事實?？陀^事實在強烈的情感呼吁下被放置一邊，觀點的表達比事實本身更有影響力，裹挾著情緒色彩的言論的傳播往往能夠“一招取勝”，吸引受眾的關注。第二，對事實的消解成為“后真相”時期網絡公共事件傳播的常態。搶占關注度、輕視真相、無限放大碎片信息、無底線的戲謔等，讓受眾自以為對事件做出了正確的解讀。在網絡公共事件的演進過程中，相比于現實的風平浪靜，網絡空間中各種風起云涌。網民在參與網絡公共事件的討論中，具有明顯的情緒化特征，并且裹挾了非理性因素。針對某一具體的網絡公共事件發表的意見，既有理性、客觀的質疑，又有感性、主觀的評價。

二、“后真相”：被算法窄化的元語言

符碼提供了一整套解釋符號的規則，使用者只有在相同文化語境下達成的“共識”中完成對符號文本的意義轉換，這個文化語境就是“元語言”。把元語言比較明確用于符號學領域中始于雅柯布森。雅柯布森在1958年發表的《語言學與詩學》[4]一文中指出，在符號文本同時包含的六個因素中，若讓其中的某個因素成為主導，就會導致與該因素相應的意義解釋[6]179。也就是說，對于意義的解釋，符號從來都不是被動地接受，符號本身所帶有的某種特性推動著解釋的朝向。趙毅衡認為符碼就是“在符號表意中，控制文本形成時意義植入的規則，控制解釋時意義重建的規則”[5]223。當符號側重于符碼時，就會出現“你知道我在說什么嗎？”“你好好看一看”等類似表達，此時符號表意有著強烈的“元語言傾向”，即“符號應當如何解釋自身”[5]180。

傳統媒體時代的新聞生產依據的是新聞自身的價值觀，比如新聞的五個W，依據的是新聞自身的要素以及新聞從業的職業倫理對新聞事實進行的再加工。在應對互聯網的新要求下，過去的新聞源頭的“把關者”顯得力不從心，互聯網的便捷性、共享性與碎片化要求“算法”成為信息的把關人，算法決定了受眾該看什么，不看什么，算法取代了媒體從業機構成為互聯網時代的議程設置者。在新媒體與新技術條件的支撐下，各應用程序和互聯網都相繼開發了推送功能?；谒惴ǖ膫€性化信息推送，即利用算法來對用戶行為和關系進行分析，挖掘用戶對內容的偏好和潛在需求，以信息聚合的方式，自動為其生成符合其需求的信息，從而實現個性化的內容推薦和定制新聞發送[6]。2016年被認為是算法超越人工編輯的“拐點”，在這一年，移動新聞行業的市場格局初步形成，在眾多的移動新聞客戶端中，今日頭條和騰訊新聞的下載比例最大，與其他客戶端相比較這二者的競爭優勢最為明顯[7]。

算法以用戶的社會關系網絡為切入點，聯合用戶行為展開，這實質上就是一種精準投放的個性化信息服務，將互聯網服務與社會關系網絡同內容偏好嫁接在了一起，生成內容推送?？陀^地說，算法是一個硬幣的兩面，有利性與弊端均呈現出來。算法的有利性在于提高了傳播的精準性，主動為用戶過濾了冗余信息，提高了內容分發的效率，提升了傳播的有效性；算法有利于瞄準傳播的著力點，能夠在信息傳播過程中達到較高的針對性，個性化的內容定制功能極大地滿足了用戶的使用感。當然，算法也有其不可忽略的弊端，突出趣味性的算法無法體現內容的思想深度，即受眾接受的推送信息，具有內容和旨趣上的排他性，致使他們身處信息社會而不能感受八面來風，而只能囿于一隅、固執己見，長此以往，其判斷能力會逐漸下降[8]。

另外，算法還會令用戶對其產生依賴。1976年，鮑爾·洛基奇（SandraBall-Rokeach）和德弗勒（Melvin L.De Fleur）在合作發表的論文《大眾傳播媒介效果的依賴模式》提出了“媒介系統依賴論”。1986年，鮑爾·洛基奇在其主編的《媒介、受眾與社會結構》一書中又進一步闡述了媒介效果的“依賴理論”。直至1989年，德弗勒和鮑爾·洛基奇合著的《大眾傳播學諸論》中再次拓展了該理論范圍。媒介系統依賴理論著重強調社會系統、媒介系統與受眾三者之間的關系，指出受眾人生目標的實現依賴的是媒介所提供的信息，受眾對社會的理解、行動方向的確定和獲得娛樂都從媒介系統中尋求答案[9]。該理論認為作為社會結構重要組成部分的媒介系統，是被受眾依賴的，受眾根據媒介提供的信息來獲得自身需求的滿足。在這個過程中，媒介通過對傳播內容的控制與個人、組織和其他社會系統發生相互的關系。一旦個人對媒介太過依賴，行為準則或對事物的認知都要依賴媒介來完成的時候，就會造成不好的結果。

隨著互聯網技術的日漸成熟，傳統媒體一統江山的局面被打破，受眾開始分流，傳播手段同傳播內容一樣，也開始呈現出“碎片化”的景象。受眾的分流促進了傳播領域新權力的誕生，但也對傳統媒體的經濟收益帶來致命一擊。大眾傳播產生以后，媒體歷來被認為是維護社會穩定的重要角色，起著塑造社會認同和主流意識形態的作用。傳統媒體時代的話語權力掌握在少數人手中，是一種封閉的特殊權力，缺乏流動性，權力擁有者牢牢控制和把握著這項特權。網絡時代的新權力是一種開放型權力，其本質在于賦予用戶生產、傳播、解構和重構文本的權力，鼓勵參與，注重用戶體驗。

算法系統依靠運行法則對用戶的使用習慣進行預測和把握，由此對海量信息甄別篩選、引導用戶價值判斷，控制了社會情感的表達，具備了影響輿論的能力。傳統媒體的“把關人”角色和議程設置功能轉變為根據用戶個人偏好的“獨家定制”，突出個人的主體意志與價值取向。公眾在算法編織的“信息繭房”里不僅逐漸背離社會事實，也遠離了媒介接近權。

算法推送極大地實現了用戶對內容的滿足，這就體現了馬克思·韋伯（Max Weber）所謂的工具理性。韋伯將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視為思想的兩個維度，并用這兩個維度來解釋社會行為，即“價值合理性行為”和“目的合理性行為”。價值的合理性強調絕對不計后果地遵從某些價值信念，“他的行動服務于他對義務、美、尊嚴、宗教訓示、孝順，或者某一件‘事’的重要性的信念，不管什么形式的，他堅信必須這樣做，這就是純粹的價值合乎理性的行為”[10]5；而工具理性是指能夠計算和預測后果為條件來實現目的的行為[11]89。從“價值合理性行為”角度出發，衡量某一種行為是否合理要看該行為是否符合行為者的價值體系和終極立場?！澳康暮侠硇孕袨椤钡年P鍵在于手段的運用，它將合理地選擇實現目的的工具及其效用作為考量重心[10]5。然而在當下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和功利主義等盛行的社會環境中，低級趣味往往充斥在用戶中間，當算法系統把用戶興趣內容作為靶向目標進行推送，勢必就會造成該類內容的泛濫，在此基礎上構建起來的新的媒介傳播環境或許將對越來越多的人產生負面的或消極的影響。

算法或許對個人領域不會產生太大影響，但是當涉及“公共性”話題的討論時，人們可能會因為缺乏共同視角而難以形成共識。另外，由于算法使用，信息環境變得封閉與狹隘，這也會進一步固化人們的某些觀點與立場[11]。2006年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桑斯坦在其著作《信息烏托邦》中提出了“信息繭房”的論點，他說：“我們只聽我們選擇的東西和愉悅我們的東西的通信領域?！盵12]他描述了信息繭房產生的社會后果：公司會因“信息繭房”失去內部的充分挑戰而導致生意滑坡，國家會因為“信息繭房”而走向災難，信息繭房是私人和公共機構可怕的夢魘[12]。當然，信息繭房也有著有利的一面，那就是在這里，每個人都能分享自己的觀點。

算法推送其實就是為用戶獨家訂制了一份“個人日報”，它把用戶的個人行為與個人特征作為篩選標準，然后將被篩選了的信息再次聚集起來進行再分配。實際上就是將用戶認同的內容以各種形式推送給用戶，讓用戶沉浸在自己編織的認同感中而不自知。算法推送的精準性給用戶構建起了內容單一的信息環境，這一點毋庸置疑地會使用戶沉湎于自己的回聲，無法傾聽不同的聲音，無法涉獵不同的領域。信息繭房令現代用戶“作繭自縛”，離多元化傳播越來越遠。

在物理學上，聲波遇到障礙物反射回來再度被聽到的聲音被稱作回聲，筆者傾向于將這種現象稱為“回聲效應”。我們把這個概念借用于描述網絡現象時就表示擁有相同觀念或相似意見的言論相互支持，且拒絕排斥聽到不同的聲音。因為在網絡社群成員的相互作用下，相同相似或相近的聲音來回反彈，自然而然會形成產生“回聲”。2015年的時候胡泳就提出“回聲室”效應：在一個密閉的小空間內信息或觀點得到不斷地強調[13]?！盎芈暿倚钡拇嬖谑腔ヂ摼W最具吸引力的地方，在這個封閉的小圈子里，自己的信念被不斷強化?！盎芈曅北苊饬四切┎缓椭C的認知信息與認知因素，加大了妥協性信息的內容，造成了認知上的趨同性?！盎芈暋辈粌H影響個人與社會的互動方式，也會影響思想的交流與溝通。東漢王符的《潛夫論·明暗》中曰“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在施行社會行為中當個人信息較弱時，人們往往較倚賴社會信息；當社會信息源與個人信息較為單一與統一時或許會導致團體迷思，就會“偏聽則暗”。個體只有在擁有多個不同的信源時，才能夠做到“兼聽則明”。批判性對話或許會因為網絡“回聲”的存在遭到重大障礙[14]。在線的討論者會覺得關于某一起網絡公共事件的對話似乎就是同一種觀點的反復，得到的導向就是自己本身持有的信念進一步增強?！盎芈暋币部赡苡绊憣ξ幕兓恼J知，在“回聲效應”的作用下，公共領域會開始衰落，人們只選擇他們偏愛的或持有相同觀點的人，也只會中意他們熱愛的東西，會將他們同意的意見觀點無限放大。根據算法的推薦，人們逐漸接收到的都是和自己意見相似的新聞與朋友分享的信息，持不同觀點的人也逐漸形成愈發封閉的小圈子[15]。因此，回聲效應也勢必會加劇網絡“群體極化”，“公共領域”再封建化的趨勢也將愈演愈烈。

社交媒體在中國經過近十年的發展方興未艾，它越來越深入到政治領域和社會生活領域，當然，伴隨著社交媒體對當前人們生活方式的全面介入，其負面影響也愈發顯著。曾在互聯網興盛之初大批人士對此持有非常樂觀的態度，認為網絡化公共領域可以依靠技術獲得實現。然而隨著互聯網的進一步發展，越來越多的研究者開始質疑網絡化公共領域理論，因為那種所謂的集“高度動態化”和“高度多元化”的網絡化公共領域并不可能真正存在于現實領域。相較于傳統媒體，數字媒體可以使用戶輕易地過濾掉自己不感興趣的內容，尤其是社交媒體普遍使用的算法推薦更是加劇了選擇性接觸，公眾更不容易接觸到和自己意識形態相左的信息[1]。

三、“后真相”：“過濾”的漏洞

戴維·溫伯格（David Weinberger）在《知識的邊界》（Too Bigtoknow）中，將事實的近代歷史劃分為三個階段：經典事實時期（Ageof ClassicFacts）、基于數據的事實時期（Ageof Databased Facts）和網絡化事實階段（networked facts）。在經典事實時期，事實是成為知識的一般基礎，需要付出較大的努力才能獲得，并且事實也是解決爭論的最終方法。20世紀50年代后，我們來到了基于數據的事實時期。在這個時期，事實的地位一度被“數據”所取代，取代造成了認知上的混亂，我們很少發現事實，卻總在“下載”事實[16]。

算法推算會造成“過濾氣泡”。美國的一家非營利組織MoveOn.org的董事長伊萊·帕里澤（Eli Pariser）首先在2011年出版的《The Filter Bubble》一書中提出“過濾氣泡”概念。帕理澤在接受采訪時稱，“過濾氣泡”是一個比喻性說法，在網絡中我們把給用戶提供個性化信息的“過濾”裝置稱為“過濾氣泡”，通過“過濾”的行為，給用戶構造出完全個人化的信息世界[17]。帕理澤認為最新一代的互聯網過濾器除了擁有“過濾”功能外還具有記錄功能，它能夠根據用戶在互聯網瀏覽的痕跡分析用戶的使用行為，推測網絡用戶的使用習慣和使用偏好。也就是說，用戶通過搜索引擎獲取到的信息是服務器后臺依據瀏覽習慣生成的相關性最大的信息，用戶所得到的最終內容其實是經過各種整合后的結果，這個結果就像“過濾氣泡”一樣將每個用戶隔絕開來。

帕里澤在某一次公開演講中提到過這樣一件事情，他說臉書的創始人馬克·扎克伯格曾經被一位新聞記者問過這樣一個問題：“您為什么覺得新聞推送這么重要？”扎克伯格對此做出了如下回應：“比起那些掙扎在死亡線上的人們，此刻你前院奄奄一息的松鼠可能與你的興趣更加‘相關’?！盵18]按照這個邏輯思維我們來回應一下現實，推送新聞下的互聯網已經呈現出怎樣的面貌？新聞網站為您提供個性化內容；你在搜索引擎上查找的內容也經過千挑萬選；各大購物網站根據你的消費習慣給你推薦你心儀的商品……算法推送下的“過濾氣泡”是以用戶導向驅動，致力于為用戶打造一個“獨一無二”的個性化世界。

當人們在享受“過濾氣泡”帶來的便宜性的同時，會不會產生一個小小的疑問，我們每天接觸到的這些內容，究竟是不是客觀世界的真實反映？客觀世界真的就如我們所“看”到的這般嗎？帕理澤在《當心網上“過濾氣泡”》的TED演講中提到了自己的兩位朋友，當他們同樣用Google搜索“埃及”時發現二人的搜索結果截然不同。朋友A搜索到的關于埃及的關鍵詞是“陽光”“旅游”“金字塔”；朋友B卻看到的是“戰爭”“暴亂”和“搶劫”。同一款搜索引擎為何會出現兩種搜索結果？身處互聯網時代，我們極有可能被置于這樣一種境地，我們觸手可得的信息未必是我們需要的信息，被隔離的信息有可能是客觀世界的真實反映?！斑^濾氣泡”造成的認知隔離會導致用戶與不同觀點的接觸明顯減少，從而導致用戶在認知上變得孤立。

“過濾氣泡”只是一種算法，其設計原理與多元思想南轅北轍，它只會提供給你與你相關性最大的信息。而想要網站改變信息過濾的算法是很難的。網站給我們顯示它認為我們想要看到的信息，而未必是我們需要的信息，我們被孤立在個性化網絡中，在各自定制的“現實”里生活著，就如帕里澤說的，可能我們想看的電影是“羅生門”而推送的卻是“神探飛機頭”。帕理澤說：“互聯網向我們展示了它認為我們想看到的世界，但不一定是我們需要看到的世界?！盵17]“過濾氣泡”決定了你在網絡上能夠接觸到什么樣的信息，用戶的身份、社會地位、行為習慣和特征等決定了“過濾氣泡”所要涉及的方面。因此不同的用戶就算搜索同一個關鍵詞，也會產生迥然各異的搜索結果。

令人感到矛盾的是，盡管受眾接觸信息的范圍較之以前有所擴大，但是“信息壁壘”卻在“過濾氣泡”的影響下建立了起來。從技術層面來說，算法的個性化推送是根據用戶的瀏覽歷史來進行推測的，但是就目前而言，“過濾氣泡”也沒并沒有形成完全的、絕對的信息封閉環境，用戶還是能夠進行信息的自主選擇。盡管用戶選擇信息的廣度有所擴大，但是接觸到的信息的內容質量才是最令人擔憂的問題。因為用戶可以自主屏蔽掉自己不喜歡的內容和與自己意見相反的觀點，從這點來講還是基于用戶的選擇性接觸，也就是說，即使用戶能夠最大限度接觸到豐富的網絡資源，這些資源并不一定就會被用戶接收和吸納。

賽弗林與坦卡德認為選擇性接觸是受眾與大眾媒介抗衡的最外圍的防衛圈[19]，它是指人們的一種行為本能，樂于接觸那些與自身觀點相符合的信息，竭力排斥與自身觀點相矛盾的觀點。羅杰·豪舍爾（Roger Hausheer）在為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的《反潮流》中作序道：“這些學科發展出來的，僅僅是一套專業術語和對經驗及計算方法的運用。這些學科傾向于把人，無論是個體還是群體，視為具有普遍性的經驗科學的客觀對象，因而他們只是一些被遵守著統計學或因果規律的力量所左右的消極而無感情的材料?！盵20]

當算法被引入到大眾傳媒后引發的行業變革在社會上產生了“多米諾”效應，學界和業界認為算法所產生的影響中最關鍵的問題就是當前大眾傳媒的社會職責。媒體自從誕生以來一直被認為是整個社會的守望者，人們通過對新聞的接收來監測社會環境，對外部事物進行認知，從而做出判斷。但是當算法介入到了新聞的生產和消費活動中，就會影響人們對社會環境的判定。而且更加令人擔憂的是，由于沒有嚴格的審查和把關，算法推薦的信息質量堪憂，不排除包含虛假信息的可能。算法推送就目前而言亟須解決的一個最核心的問題就是如何區分“事實”與“虛假信息”，否則不僅會降低傳播質量，更會導致虛假信息的泛濫。媒體所創造的符號信息并沒有增強了公眾的參與感，而是一種“單向度的給予”[21]。

在網絡“回聲”效應與“過濾氣泡”的雙重作用下，看似具有開闊性的網絡平臺其實暗藏各種限制?；ヂ摼W在中國的發展二十多年后，在獲得好聲如潮的贊美后，此時的我們是時候去反思一下我們的未來，是要跳出網絡限制的思想藩籬，還是繼續任由它主宰我們的思想？

四、結語

黑格爾以降，一批批杰出的思想家與理論家從不同角度反思現代性問題。西方思想界在20世紀80年代發生了現代與后現代之爭，至今都未塵埃落定。要想正確理解這個時代，我們需要以歷史的眼光審視過去。齊格蒙·鮑曼直接指出：“我們可以把現代性當作是一個時期，在這一時期，人們反思世界的秩序，人類生存地的秩序，人類自身的秩序，以及前三方面的關聯之秩序。[22]”網絡催生了異于真實生活的虛擬生活，改變了人的生存狀態。網民可以通過社交媒體展示自己理想化的特征或者理想化的生活，網絡給“前臺”和“后臺”分別提供了新行動的機會，它的匿名性、開放性、公開性讓個體能夠被冠以“網民”的稱號，從而最大限度地發揮著個人的自主性。

互聯網的快速成長既不像樂觀者預想的那樣完全顛覆舊有規則，也沒有如同悲觀者的訴說那樣只是提供一種被叫做“公共領域”的幻覺。從表達角度來說，互聯網比任何一種傳統媒介都開放，但卻也更混亂。無論門戶網站還是專業的討論組，網絡社會內沸反盈天，到處“眾聲喧嘩”。胡泳指出，“在一個公共領域并不發達的國家，互聯網可能成為普通公民抵制信息壟斷和發出聲音的唯一出口”[23]。坦率地說，任何關于“后”的概念都不好界定。當下社會文化系統中，社會想象和文化幻象共同勾勒出的“后真相”將會伴隨著網絡科技的進一步發展，使過于分散和多元的話語表達成為“后真相”時代最基本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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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Selection and Metalanguage Relations in the Post-truth Era: a Semiotic Perspective

WANG Lihui

(School of Marxist, Chengdu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engdu Sichuan 611137, China)

Social maintenance and self-verification in the Internet era are accomplished through symbols, and the creative use of symbols is one of the most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this era. In human history, every change in the way of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can lead to great social changes. The social significance of changes is not only the content of information transmitted, but also the symbol and definition of the speed and context of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and even the reproduction of social ideology. Information selection in the age of social media has “narrowed” the meta-language, which, to some extent, hinders individuals’ real cognition of society. When the algorithm was introduced into the mass media, the industrial changes triggered by the algorithm produced a “domino” effect in the society, affecting people’s judgment of the social environment.

Information; Metalanguage; Semiotics; Post-truth

G206.3

A

1672-3724（2022）04-0020-06

2020-01-11

成都中醫藥大學課題“中國共產黨思想政治工作經驗中標語口號的‘話語—行動’轉化研究（1927—1937）”（030058125）階段性成果

王立慧，女，甘肅蘭州人，成都中醫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特聘副教授，研究方向：傳播學、符號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