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孝惠帝政治人格蠡論

解洪興

(哈爾濱師范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 黑龍江 哈爾濱 150025)

西漢孝惠帝劉盈以孝慈、醇厚被正統史學家班固譽為“寬仁之主”[1]92，但其在素有“良史”之稱的司馬遷筆下卻被附于《呂太后本紀》，并沒有單獨的帝王本紀。漢孝惠帝為后世留下較為孱弱的印象，通常不被視為一位重要的封建帝王，司馬光不客氣地批評了劉盈“篤于小仁而未知大誼也”[2]410的格局。陳志在《論西漢初期皇嗣之爭》一文中認為“性格軟弱”的劉盈“不是做皇帝的材料”[3]，劉瑤瑤在《再評漢惠帝》一文中提及他有“依賴性人格障礙”[4]。但也有一些學者如晉文認為貶低漢惠帝有失公允[5]，臺灣學者鄭曉時甚至認為他不失為一位正直剛烈的守成之主[6]。作為西漢二世皇帝，孝惠帝劉盈的政治人格對漢初的政治及后世文化具有重要影響。他雖然備受父母的苛待與壓制，卻執著于孝道親情，其至善人性、愛民情懷及鮮明個性均應受到歷史的尊重。

一、 仁孝愛士，朝野認同，穩定漢初政局

劉盈被動地進入歷史視野是因為高祖十年的(前197)易太子風波。素來漁色的漢高祖晚年沉湎于美姬的溫柔鄉，“戚姬幸甚”[7]395-396，年長的呂后難獲繾綣，“母愛者子抱”[1]2034，一代梟雄易太子近乎感情用事[8]。所謂太子“不類我”并非屬實，明代思想家李贄關于“劉邦欲易太子，總因呂后”[9]的觀點可謂一針見血，呂后被高祖疏遠才是主因。實際情形亦如張良對主人無可奈何地慨嘆，“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余人何益”[7]2045。令一意孤行的劉邦始料不及的是，自己任性昏聵的提議難以獲得群臣支持。鯁直而口吃的御史大夫周昌在盛怒之際對劉邦絲毫不留情面，“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1]2095。一貫取容于劉邦的太子太傅叔孫通竟不惜以性命諫諍，“陛下必欲廢嫡而立少，臣愿先伏誅，以頸血污地”[1]2129。面對鼎沸的群情，梟雄劉邦并不為之動搖。呂后情急之下不得已派人劫持張良問計，張良建議“毋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以上嫚嬬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1]2033-2034的“商山四皓”以為輔翊。高祖十二年(前195)，劉邦在重病之際“愈欲易太子”，張良苦諫亦藥石無功，“商山四皓”的亮相最終令易太子一事峰回路轉。劉邦在酒宴上驟然見到“年皆八十有余，須眉皓白，衣冠甚偉”的“商山四皓”莫名驚詫地說道：“吾求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1]2035四皓針鋒相對地回復，“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固恐而亡匿。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愿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1]2036。深受震動的劉邦終于清醒，“煩公幸卒調護太子”，重新確認了既定的政治格局。目送四皓簇擁太子離場的高祖再也無法掩飾自己的失落，無可奈何地對戚夫人哀嘆，“羽翼已成，難動矣。呂氏真乃主矣”[1]2035-2036。戚夫人泣下起舞，酒后的高祖和以楚歌悲鳴，“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翼以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又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1]2036。若由“呂氏真乃主矣”逆推，不難理解劉邦易太子的起意應該是呂后。高祖不應該對仁孝恭敬的劉盈抱有戒心，真正忌憚的應該是為人剛毅的呂后。歷經秦末動蕩的呂后在漢初誅除異姓諸王過程中已經成長為一位冷血狠辣的政治強人。高祖擔心愛姬幼子會在自己身后難逃妒忌的呂雉毒手，楚歌中恨不能射殺的應該是她[6]19。

一代雄主劉邦畢竟布衣出身，宋儒張耒對劉邦的理解較為接近實情，“彼高祖之為人，出于草莽戰爭之中，豈知廢嫡認庶之說耶”[10]657，叔孫通“太子天下本，本壹搖天下震動”[1]2129的利害陳說也未能從根本上打動他。但《留侯世家》中“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之言亦有過分夸大之嫌。司馬光曾對此提出強烈異議，“高祖剛猛伉厲，非畏搢紳譏議者也……豈山林四叟片言遽能柅其事哉”[11]。高祖在最后關頭放棄易太子，應該是其自身權衡利弊的結果[12]。

首先，劉盈縱非“愛子”，卻絕非“不肖子”，朝野對其才德的認同令劉邦無法回避。不唯富有政治經驗的開國群臣據理力爭，“義不為漢臣”的“商山四皓”既然絕意于利祿，亦不應惑于“金玉璧帛”“卑辭安車”即出山輔助柔弱的劉盈。由此看來，劉盈應當具備值得認同之處，打動他們的應該是劉盈本人，絕不僅僅因為呂后。同樣值得玩味的還有張良，被劫持后的策劃與事態的后來發展居然珠聯璧合，張良的立場若囿于《史記》文字而被認定為迫于無奈顯然有些牽強。漢初三杰中最精于明哲保身的張良一生運籌帷幄，制勝于無形，在易太子整個危機中謀定而后動，與其將張良如此行為的原因僅僅歸因于呂后的脅迫，倒不如解釋為張良本就傾心于太子劉盈才愿為其殫精竭慮更為合理?！吧躺剿酿焙蛷埩荚谄平飧咦嬗钐訉⒈蕉舨嘉＞种械拿钍只卮嚎芍^同聲相應、一氣呵成?！吧躺剿酿痹谇рx一發之際請呂后乘間哭諫高祖為了江山自行，周密地化解了這場滅頂之禍。強撐病體卻比群臣多送一程的張良不失時機地向高祖提議“令太子為將軍監關中兵”，又毫不猶豫地接受了劉邦“強臥傅太子”[1]2035的囑托。如果說此前上述淡泊名利的朝野精英對太子的擁戴尚半推半就，而此時以“存太子”而自任的盡心盡力則再無可疑。面對最高權力的淫威，無論是大隱于朝的張良還是隱于山林的“商山四皓”高度一致的態度絕非偶然，足以反證太子劉盈絕非德才不配位之輩。

其次，劉盈作為未來的二世皇帝符合布衣將相集團亂后思定的預期。不同于韓相之后的張良和儒者身份的叔孫通，漢初追隨高祖以軍功位至將相的都是起自布衣的亡命無賴之徒[13]36，就像劉邦缺少周王朝那樣世系延綿的貴族血統一樣，這些功臣對王朝正統地位及統治合理性在君臨短短十二年后的認同較為勉強，劉邦按軍功遍行封賞，實際上以利祿相維系的君臣關系較之于漢武帝以后尚相當脆弱[14]。恃寵任性的戚姬及幼子如意除了形將就木的高祖外幾乎再沒有得到任何支持，功臣集團為了既得利益難以接受他們在政治上后來居上，如果他們一旦被置于政治核心，則很可能引發政局新的動蕩。漢初社會尚未從戰亂中恢復元氣，叔孫通“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7]2722，陸賈“逆取而以順守之”[7]2699，功臣集團在厭戰思定上概莫能外，仁孝的劉盈作為君臨守業的二世主，對撥亂反正的社會而言格外珍貴。因此，劉盈太子地位的確立符合功臣集團欲維持政治格局穩定與社會和睦的愿望[13]105。

如果說張良、叔孫通、周昌等人的態度代表了功臣集團，那么“商山四皓”除代表社會精英群體外還代表著民意[15]232，“仁孝”“恭敬”這些高祖并不具備的素質正符合自己晚年去武趨文的方略轉變[16]。老邁多病的劉邦終于意識到“天下之心歸之而吾舍之，則必有禍”[10]657，盡管他在江山與美人之間猶豫了半天，但終究還是選擇了來之不易的江山[16]。

二、 因時制宜，培植民本，重振經濟文化

秦末及楚漢戰爭導致社會持續動蕩，劉邦在戰勝項羽后的高祖五年(前202)五月一度下詔“兵皆罷歸家”，民“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其原因實際上是缺乏休養民力的條件[18]33。但僅僅兩個月后，劉邦即親率軍隊討伐臧荼叛亂。漢高祖晚年幾乎連年興兵，對匈奴的戰爭調動兵力三十二萬，大批士卒因寒冷天氣致殘，誅除異姓諸侯的戰爭以高祖十一年(前196)討伐英布的戰爭規模最大，死罪以下的罪犯全部從軍，甚至連上郡、北地、隴西等邊軍及遙遠的巴蜀地方軍隊也被強令動員，幾乎傾巢出動。高祖七年(前200)討伐軍隊過曲逆，經其劫后所余五千戶，尚不足原來的六分之一，卻被劉邦贊嘆與洛陽不分上下，由此可見漢初人口銳減。漢初社會真正的休養生息始自漢孝惠帝，他對內、對外不再興兵，以宗室女為公主嫁單于綏靖匈奴，和輯南越令趙佗稱臣奉貢。劉盈非常欣賞曹參以黃老之術治齊的政績，因而選拔齊相曹參繼蕭何為相，主張無為而治，西漢社會逐漸得以安定。百姓歌之曰：“載其清靖，民以寧壹?！盵1]2021為了休養民力，孝惠帝恢復了高祖“十五稅一”[1]85的稅率。孝惠帝在位營建的最大工程就是長安城墻。他有條不紊地利用農隙隔年夯筑一面城墻，只動員六百里內十幾萬男女，每次工期也只有三十日[1]89-90，工程自孝惠帝元年(前194)開始至五年(前190)結束，工程雖大、歷時雖長，卻不傷民力，不誤農時。飽受戰亂的漢初黎民得以休養生息，“天下晏然……民務稼穡，衣食滋殖”[7]412。

漢高祖雖然曾在關中與苦秦苛法已久的父老約法三章，但這只是楚人出身的劉邦為了爭取秦人支持的臨時舉措，在他戎馬倥傯的晚年沒有來得及廢除繁重苛暴的秦法。有學者通過研究江陵張家山漢簡《奏讞書》等簡牘材料，確定漢高祖初年到漢高祖十二年中所使用的法律基本上仍是秦律[19]。孝惠帝即位伊始，除大赦外，還“賜民爵一級”，吏民有爵即可減罪，對于已經獲罪的服刑者亦有明確的輕罪、減罪處置措施，“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有罪當盜械者，皆頌系。上造以上及內外公孫耳孫有罪當刑及當為城旦舂者，皆耐為鬼薪白粲。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滿十歲有罪當刑者，皆完之”[1]85。

秦代本有抑商傳統。秦漢動蕩之際，商人乘機囤積居奇，“米至石萬錢，馬至匹百金”，商人在漢高祖時期不僅課以重租稅，還不得衣絲乘車。孝惠帝上臺后“弛商賈之律”[7]1418，因時制宜地取消了對商人的刻意困辱。孝惠帝六年(前189)，“起長安西市”[1]91，這說明此時商業經歷幾年的恢復已有明顯起色，商業活動越來越頻繁，規模日漸擴大。同年，孝惠帝允許民間賣爵，民間商賈致富后有機會買爵贖罪。此舉直接提高了商人地位，促進了商業發展，增加了國家商稅，進一步減輕了民間賦稅負擔，西漢社會由此進入了良性循環。同時，孝惠帝下令重修敖倉，為農業國家進行戰略糧食儲備，以增強國家調濟農業豐歉的能力。西漢集權政治及社會治理日臻完善，西漢社會經濟恢復，國家財力明顯好轉。

孝惠帝四年(前191)，剛剛行過冠禮的劉盈正式下令“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挾書律”[1]90。孝惠帝真正終結了秦始皇以吏為師、焚書坑儒的文化暴政。文化政策的撥亂反正社會意義重大，民間藏書如雨后春筍般紛紛涌現，各種學說思想重新開始傳播。孝惠帝臨終前還準備廢除三族罪、妖言令，若假以時日，“刑罰罕用，罪人是?！盵7]412，他也許會有更多創舉。漢孝惠帝為西漢社會的發展給予了新鮮、活躍的經濟文化推力，“文景之治”的全面發展與此不無關系。

三、 寬仁孝悌，善述父志，政治人格卓越

劉盈作為二世皇帝，始終無法擺脫劉邦呂雉夫婦的政治陰影。在楚漢戰爭中，父親劉邦為了逃脫追騎，在危急關頭屢次將六歲的兒子推下車，幾次救起劉盈的車夫夏侯嬰險些被惱怒的劉邦殺掉[1]36。戚姬恃寵蠱惑高祖改立太子，盡管有呂后、重臣反對，少年劉盈還是屢次險些被廢黜太子地位。十六歲劉盈即位，對于已經無法再威脅自己的戚姬和趙王如意非但不念奪嫡舊惡，反而出于親情以德報怨，毅然反抗呂后血腥暴虐的復仇。趙王如意被呂后召至長安，劉盈“自迎趙王霸上，與入宮，自挾與趙王起居飲食”[7]397。他呵護庶弟趙王如意，和幼弟一起起居，這令磨刀霍霍的呂后一時竟無機可乘。經過長期政治斗爭淬煉的呂雉對親情的冷血絕不輸于丈夫劉邦，反對易太子更多應該是出于自身利害的考量，兒子的寬仁無疑令其視之為孱弱，阻撓更會激起暴怒，母子的親情與政治控馭的沖突加劇導致呂后在鴆殺趙王如意后將戚姬刻意制成“人彘”以教訓敢于忤逆自己的兒子。

面對庶母，孝惠帝在溫潤親情與冷酷政治的撕裂下不由號啕大哭，他不僅心寒，更有盛怒，毫不客氣地詰問呂后禽獸不如的、“此非人所為”的所作所為。后文“臣為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2]410所反映的情緒在邏輯上應與前面文字一致，不應理解為因超過其承受能力崩潰而放棄反抗。胡三省“余謂孝惠帝之意，蓋以謂身為太后子而不能容父之寵姬，是終不能治天下也”[2]410之言較為切合孝惠帝的實際心境?！耙源巳诊嫗橐鶚?，不聽政”的行為與孝惠帝元年(前194)以后的種種建樹極不一致，筆者更傾向于此為司馬遷的錯亂之筆[6]。同樣,“因病，歲余不能起”更與事實不符，十六七歲的少年固然可能因驚懼而病，但其因“虧損至德”[1]92而早逝可能與呂后所施加的精神上的痛苦不無關系，但幾個月后劉盈即接待齊王劉肥燕飲，說明他即使曾經患病但也很快康復。所以筆者認為，司馬光對考惠帝所謂的“棄國家而不恤”“篤于小仁而未知大誼也”[2]410的評價不夠客觀。來自于呂后的重創未必只會導致劉盈染病，同樣也可能加劇其叛逆性的對抗。

事實上,呂后的倒行逆施導致孝惠帝一再不惜性命挑戰母親的淫威，甚至揭露其隱私。孝惠帝二年(前193)，齊王劉肥來朝，劉盈與庶兄燕飲時流露出專制統治者少有的親情，“以為齊王兄，置上坐，如家人之禮”[7]398。呂后對劉邦早年濫情而生的庶子劉肥本就心存芥蒂，見齊王上坐頓時怒起殺心，“乃酌兩卮鴆置前，令齊王起為壽”[7]398。在齊王命懸一線之際，對母親的個性及行事作風早已了然的劉盈毅然“取卮欲俱為壽”，“太后乃恐，自起泛孝惠卮”[7]398。孝惠帝以身涉險令呂雉陷入被動，慌亂地自行中止了對劉姓支脈的又一次鴆殺，齊王劉肥得以死里逃生。孝惠帝危急關頭祭出李代桃僵的犧牲壯舉，親情與政治的沖突使母子之間的關系已經觸及到生命底線。孝惠帝四年(前191)，呂后為了便于控制處于權力要津的皇后之位，居心叵測地逼迫孝惠帝納姐姐魯元公主的女兒為皇后。身為舅舅的劉盈無可奈何地接受了這樁悖逆人倫的政治婚姻，又一次成為政治與倫理道德斗爭的犧牲品。孝惠帝的婚姻尷尬而痛苦，既不愿臨幸自己的外甥女，更不愿與其生育符合呂后需要的嫡子。對待冷酷無情的呂后，孝惠帝不甘逆來順受，時時顯露鋒芒，尤其是對呂后不太檢點的私生活，劉盈毫不掩飾自己的反感。劉盈曾一度將與呂后關系曖昧的辟陽侯審食其下獄并打算殺掉。呂后雖百般不舍，但面對盛怒的孝惠帝，卻不敢聲言搭救，“呂太后慙，不可以言”[7]2703。

政治野心蠢蠢欲動的呂后力圖擴張外戚勢力，而孝惠帝打著劉邦生前白馬盟誓“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7]400的旗號，竭力穩定西漢初年的政治局面?！靶⒒莸蹠r，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7]2699，呂后雖然以皇太后的超然地位跋扈至極，但面對兒子卻無可奈何，劉盈在反對分封諸呂的政治斗爭中寸步不讓，因此呂氏力量終孝惠帝一朝在政治上未能有大的突破。劉盈在位七年，始終未曾封王，雖然勉強冊封了三個列侯，但沒有一個是呂氏。在呂后的壓力下，以辯才聞名天下的陸賈被迫稱病以躲避其鋒芒，為劉邦屢出奇計的陳平亦因懼禍而憂思不已，由此不難想象漢孝惠帝在強勢的母親面前承受的壓力之大，而呂后始終難以如愿亦足以說明漢孝惠帝維持政局穩定的決心異常堅定。孝惠帝崩逝后，右丞相王陵依舊固執地堅持舊約，呂雉在狡猾的陳平妥協后又將王陵明升暗降為太傅[7]2060。這說明呂后念念不忘的夙愿直至孝惠帝歿后也尚未實現。以陳平為代表的一部分功臣雖然被迫背棄了白馬誓約，但這批人的態度之所以變化恰恰是因為失去了賴以抑制呂雉的核心力量孝惠帝，他是堅守白馬誓約的中流砥柱。反觀呂后稱制后，西漢政局很快失衡，呂氏家族占據軍政要津，這激起了功臣集團與劉姓宗室的不滿，邊疆也遭到匈奴與南越的侵擾。

劉盈受儒士叔孫通多年教誨，盡管飽受父母冷遇，卻始終寬仁孝敬、克己待人，并以此教化臣民，其所作所為增強了西漢社會的凝聚力。盡管高祖早年和晚年一再傷害劉盈，但孝惠帝即位伊始即對叔孫通報以憂慮，“先帝園陵寢廟，群臣莫習”[1]2129，特命恩師轉任太常專門修定宗廟儀法，并下令各諸侯國立高祖廟每年祭祀。孝惠帝四年，叔孫通私下提醒皇帝，武庫南面所筑復道架在高祖衣冠巡游道上有不敬之嫌，“陛下何自筑復道高帝寢，衣冠月初游高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行哉”，孝惠帝對父親滿懷敬意發于心、形于色，曰“急壞之”[1]2130。他又在叔孫通的建議下在渭水北岸為高祖再建一座專門用于衣冠游的祭廟。孝惠五年(前190)，為了紀念漢高祖生前在故里沛縣創作悲涼慷慨的《大風歌》，劉盈建高祖原廟專門祭祀,“高祖所教歌兒百二十人，皆令為吹樂，后有缺，輒補之”[7]393。在高祖身后，孝惠帝先后委政于蕭何、曹參、王陵、陳平和周勃，一如高祖臨終前交待的布局安排。備受高祖苛待的孝惠帝報以純孝，成為后世封建帝王謚法緣飾孝道的楷模，“孝子善述父之志，故漢家之謚，自孝惠帝以下皆稱孝”[1]86。實際上，不僅劉漢謚法，與正統史家高端評價并行不悖的是，后世封建王朝謚法加孝字亦以此為濫觴。

相較于高祖“輕士善罵”，二世皇帝劉盈始終以“恭敬愛士”著稱，深受大臣愛戴。劉邦、呂后與眾臣之間的利害關系較為敏感，彼此之間戒心較重，缺乏信任。王夫之曾深刻揭示劉邦“君臣相貿”的利益瓦合關系，“挾市心以市主，主且窺見其心，貨已售而有余怨”[20]10-11。君臣之間因政治實力變化或利益關系的猜忌容易激起沖突，為劉邦出生入死的姻親樊噲只因讒言就致使劉邦翻臉，劉邦殺氣騰騰地召陳平、周勃受詔于床下，即刻收繳其兵權并斬其首級。高祖死后，呂后竟顧慮眾將秘不發喪，“諸將與帝為編戶民，今北面為臣，此常怏怏，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7]392，險些釀成兵連禍結、斷送江山的惡果。劉盈不僅在即位前就是深受功臣集團信任的儲君，即位后與群臣的關系也一向和諧。

如前所述，劉邦、呂后大量封侯，惟獨孝惠帝幾乎不封侯，他認為君臣關系不需要以利祿相市。孝惠帝親自探望垂危的丞相蕭何，并一起商定了后繼人選，“(蕭)何病，上親自臨視何疾，因問曰：‘君即百歲后，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如主?！墼唬骸軈⒑稳?？’何頓首曰：‘帝得知矣。何死不恨矣’”[1]2012。在高祖時期如履薄冰的蕭何備受年輕皇帝的禮遇，“知臣莫如主”“死不恨矣”飽含了兩朝老臣對少主的尊重與肯定，亦可見君臣相知之深。繼任的曹參因飲酒不冶事受到孝惠帝責怪，君臣之間在開誠布公的交流后馬上達成默契[1]2020。盡管班固《孝惠帝紀》以疏短為著稱，但也不得不承認孝惠帝“內修親親，外禮宰相”“聞叔孫通之諫則瞬然，納曹相國之對而心說，可謂寬仁之主”[1]93?？梢?，孝惠帝的人格魅力及政治胸懷是穩定西漢政治的重要因素。

孝惠帝在休養生息的惠民政策中嘗試植入較適合農業社會的儒家意識形態理念。孝惠帝四年，“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1]90。國家獎勵力田，早在戰國變法尤其在商鞅變法時即已出現，但其更為功利的目的是為了提升爭霸戰爭中的國家實力，縱然“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7]2230的待遇與此相似，但彼時還有冷冰冰的另一面，即“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7]2230，即使有所成就，也是在嚴刑峻罰威脅下的結果。而孝惠帝孝勤并重的詔書只有獎勸而無暴力苛罰，摒棄冷血并代之以溫情，社會生產在休養生息中得以恢復和發展，家庭倫理關系也在休養生息中走向和諧，良性循環在社會經濟再生產及作為社會細胞的家庭再生產中兼容并濟。高祖雖然在鄉官三老的設置上也有勸民孝悌之意，但社會影響遠不如孝惠帝詔書的效果，“孝弟力田”的內容簡約、明晰，在家庭倫理及教化中具有可連續性與可操作性，因而被“百姓新免毒蠚，人欲長幼養老”[1]1097的西漢社會廣泛接受。正如前述，孝惠帝以孝為謚，孝惠帝的“孝弟力田”作為政治遺產亦被西漢及后世所繼承。

四、 結語

西漢孝惠帝盡管多被后人視為逆來順受的柔弱君主，王夫之亦以為其“孱弱而不自振”[20]24，但如前所述，高祖晚年因“不類我”而易太子未必出于理性，能令“商山四皓”等朝野精英及功臣集團認可的太子應該符合漢初亂后思定的時代需要。有學者將司馬遷的一些文字記載判斷為“錯亂之筆”，認為孝惠帝具有“守成之主”的優秀條件[6]。孝惠帝在位雖然僅僅七年，但他在漢初社會的休養生息、政局穩定以及文化建設等方面均有建樹，在與呂后的政治斗爭中不甘逆來順受，體現了在骨子里流淌的倔強血性?！妒酚洝冯m然沒有為孝惠帝單獨設立本紀，《呂太后本紀》雖然冠以呂后之名，將孝惠帝與呂后并列，但并非刻意無視這位帝王，反而對孝惠帝的治理較為肯定。西漢孝惠帝的開明統治對我國封建社會歷史上第一個繁榮時期的形成具有承前啟后的重要作用，雖然后人對孝惠帝的記載和評價相對片面，但其至情至性的人性光輝與民本關懷仍草蛇灰線地隱伏在《史記》及《漢書》的字里行間，因此只有深入研讀，潛心剖析，才能全面而真實地了解西漢孝惠帝的政治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