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性及可接受性：《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的尾注副文本英譯

高 秀

(江蘇科技大學 外國語學院，江蘇 鎮江 212100)

作為政治外宣文本，《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以下簡稱“《習談》”)介紹了中國新一代領導人習近平對中國治國理政及內政外交等的重要論述，“是幫助外界理解中國發展理念和發展道路的一把‘鑰匙’，為各國讀者開啟了一扇觀察和感知中國的窗口”[1]?！读曊劇返挠⒆g版本既要讓西方讀者正確了解中國，又要通過具有中國特色的概念傳達、文本表述等構建中國話語體系，從而提升中國的國際影響力。目前，學界從不同視角對《習談》的英譯進行了相關研究，成果豐碩。其中，副文本在《習談》英譯中的作用已引起相關學者的關注。如，陳風華、劉春華借鑒圖文翻譯框架，考察了文本插圖中圖像翻譯文本的修辭及對外宣文本傳播的啟示[2]；陳雙雙則通過副文本分析了其對我國國家領導人形象的構建，并通過對副文本分類考察譯者的翻譯策略和方法[3-4]，認為“副文本可以影響甚至控制文本的接受與傳播”[5]。然而，在《習談》原文及譯文中占相當比例的尾注副文本及其對文本的接受與傳播所起的作用尚未引起足夠重視。

為方便普通大眾的閱讀和理解，《習談》采用了具有“深度描述”(thick description)作用的尾注形式對相關歷史和文化背景、政治概念和表述等進行了補充性說明，三卷共702條。而在其英譯本中，譯者充分利用了副文本的“深度翻譯”(thick translation)功能，同樣在每篇篇末使用尾注，三卷共675條。對此，筆者重點研究了《習談》原文及其英譯本中的尾注副文本，發現譯者并未對原文的條目和內容進行直譯，而是通過增添、調整、刪減等方式對原文尾注進行了創造性翻譯，彰顯了副文本與譯者、原文、譯本及傳播語境間的張力。這是兼顧翻譯充分性(adequacy)和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的結果，體現了副文本對譯文的接受與傳播影響。

一、 副文本的深度翻譯性及其翻譯的充分性和可接受性

副文本是法國學者杰拉德·熱奈特(Gérard Genette)在20世紀70年代提出的概念，凱瑟琳·巴切勒(Kathryn Batchelor)進一步對其進行了界定，“副文本包含任何為文本提供評論、將文本呈現給讀者以及影響文本接受的元素。副文本元素既可以以物質形式呈現，也可以以非物質形式呈現。呈現方式既可以附加在文本上(內副文本)，也可以與文本分開(外副文本)”[6]。副文本在文本中處于非主體位置，然而其對文本整體意義的生成作用不可忽視，尤其是在譯入語和源語國家的語言、文化、思想等差異顯著的譯本中，其作用不應該被邊緣化,“翻譯作品如果不包含副文本，翻譯就不能稱之為完整的翻譯，副文本翻譯和譯文共同構建了一個完整的翻譯文本”[7]。

美國學者阿皮亞(Appiah)借鑒人類學“深度描述”的概念首次提出了“深度翻譯”概念，“即用厚語境的方法，在翻譯文本中添加腳注、注釋、評注等，以表現出源語言中深厚的語言和文化語境，進而使被文字遮蔽的意義與譯者的意圖相融合”[8-9]。通過“副文本”與“深度翻譯”兩個概念可以看出，副文本可以被看作“深度翻譯”的表現形式和載體，“深度翻譯”也可被看作譯文中副文本的一大特征。

根據“深度翻譯”概念可知，其基本操作手段是“添加”，而注釋是深度翻譯的實現途徑之一。當然，并非所有的深度翻譯都只能使用“添加”這一翻譯策略，還可以通過對原文已有副文本的翻譯來實現。經過翻譯之后，源語文本中的副文本起著“深度翻譯”的作用。這種深度翻譯并不像翻譯過程中的“添加”那樣具有強烈的可選擇性，而是在翻譯前就對譯者存在某種程度上的限制作用。因此，此類譯文的深度翻譯主要是通過使用不同策略對原文已有副文本進行翻譯來實現。然而這并不意味著對已有副文本的原文進行深度翻譯就只能局限于對該副文本的翻譯，翻譯過程中的“添加”仍然是譯文深度翻譯的有效方式。因此，對已有副文本的文本進行“深度翻譯”時，譯者的翻譯策略就需靈活多樣。

描述翻譯學者圖里(Toury)認為，翻譯并非是規約性的，而是受譯語文化中語言、文學、社會等因素的影響，這些因素構成對翻譯具有約束力的“常規”(norms)。翻譯常規決定著譯者的翻譯決策。圖里認為，“較少犧牲譯出語文化‘常規’的，對譯出語文化來說，是一種‘足夠的翻譯’(an adequate translation);保留較多譯入語文化‘準則’的，對譯入語文化來說，是一種‘可接受的翻譯’(an acceptable translation)”[10]200。譯文一般都遵循源語規范，忠實原文內容和形式是翻譯充分性的體現，而譯者根據譯文語言和文化規范對文本進行調整則是考慮翻譯的可接受性。對原文中已有副文本的譯介處理體現在要不要在譯文中保留以及如何保留已有副文本，這是譯者兼顧翻譯充分性和可接受性的體現。

二、 《習談》尾注及其英譯特點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三卷本收錄了習近平總書記在2012年11月15日至2020年1月13日期間的講話、報告、答問、批示、演講、賀信等專題。為方便大眾閱讀和理解，編者在每篇篇末添加了尾注，通過副文本的形式進行了“深度描述”，為不了解我國治國理政思想或概念的中外讀者提供了相關政治背景知識。所列尾注既對國內外歷史進行了追溯，也體現了時代發展的印記，是對先輩領導人思想政治抱負的繼承，也是對未來有理有據的展望。尾注的添加還為我國領導人引經據典、遣詞造句等語言修辭風格的使用提供了文化知識支撐，展現出我國領導人深厚的文化涵養和歷史底蘊。我國擁有五千年燦爛文明，其間不乏哲理性思想，這些思想對現今社會發展富有啟示意義。因此，領導人在講話中適當引用，不僅可以達到言簡意賅的效果，且可以豐富文本的語言風格。

《習談》英譯是西方讀者了解我國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治國執政理念、中國國情以及內政外交政策的重要窗口。譯本“采取了‘編’‘譯’融合的辦法以適應外宣需要”[11]。通過對尾注的原文與譯文進行對比可以發現，譯者“編譯”的翻譯策略也體現在對副文本的操控上，并通過添加“-Tr.”進行區分，符合翻譯學者曹明倫提出的“標記清楚，體例統一”[12]88的注釋原則。

因為原文已有尾注，《習談》英譯必須對尾注副文本進行深度翻譯。翻譯是跨語言、跨文化的行為，譯者需要兼顧兩套語言規范和文化形式，既要貼近源語及其文化，也需顧及譯入語語言規范及其讀者需求。因此，通過對副文本添加尾注的形式對《習談》進行深度翻譯，既要考慮翻譯的充分性，也要盡量實現翻譯的可接受性。廖七一指出，“任何一篇具體的譯文永遠也不可能兼顧兩極，達到兩個抽象極端的理想準則”[13]。換言之，翻譯的充分性和可接受性不是絕對和諧的，譯者需將兩者視為對立連續統一體。

三、 多種翻譯策略體現翻譯的充分性與可接受性

《習談》原文在每一章章末附有尾注，而譯者同樣注重該形式在譯文中的保留，在每章章末附加尾注，對歷史元素、文化背景以及特定政治概念等進行闡釋性說明。在行文布局及內容補充上遵循原文規范，是《習談》英譯翻譯充分性的體現。而在翻譯尾注的具體過程中，譯者則需要根據文本語境、譯入語文化及語言特點、譯文讀者接受能力等進行翻譯策略的調整，這是兼顧翻譯可接受性的表現。具體體現在以下三種翻譯方法的運用：增添原文中沒有的尾注條目，添加或調整原文尾注內容，刪減原文尾注條目。

(一) 增添譯文中的尾注條目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在符合中國國情基礎上提出的，在實踐過程中必然會衍生出符合中國政治需要的思想概念。因此，只有從中國文化規范出發的闡釋才具有權威性，才能體現翻譯的充分性。在《習談》翻譯過程中，譯者顯然意識到對此類表達進行深度闡釋的必要性，并通過體例統一的標記范式“-Tr.”對其進行了增譯，三卷共計28條，如例1至例3。

例1：統一戰線有自己的優勢，應該也完全能夠為落實“四個全面” 的戰略布局做出貢獻。[14]25

譯文：The United Front has its own strength and should contribute to implementing the Four-pronged Strategy.[15]24

原文通過尾注對“四個全面”進行了深度描述性闡釋，然而譯者除對其進行對應翻譯外，還通過增添尾注的方式對“統一戰線(The United Front)”這一概念進行了詳細解釋，“This refers to the political union formed by various social political forces, including social classes and strata, political parties and group, and even ethnic group and nations, based on their common interests, to achieve a common goal under certain historical conditions.—Tr.”[15]28。這段英文增譯的含義是：“統一戰線”這一概念最早由恩格斯提出，由列寧發展，在傳入中國后被賦予了中國特色。這一概念根據不同歷史時期要求對中國的革命、建設以及改革等發揮了重要作用。該戰線主要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政治民主及團結的表現。

例1選自《習談》中的《2015年2月11日在同黨外人士共迎新春時的講話要點》一文。文章指出與黨外人士的談話不適合照搬黨內的交流方式。文中出現的“統一戰線”一詞即是對黨外人士政治身份的尊重，又是從共同利益出發對其進行團結的表現，以實現共同推動“四個全面”目標的落實?！敖y一戰線”是被歷史證明過、符合中國不同時期社會需要的合法政治團體。譯者通過增添尾注對其概念定義、組成成分、組織目標等進行了說明，是從中國社會語境出發，著眼于源語文化規范，對中國政治話語概念的翻譯選擇，是翻譯充分性的體現。通過添加尾注達到對原文深度翻譯的效果，既有效傳達概念的意義，又避免了讀者在跨語言、文化和意識形態的翻譯活動中因相關知識缺失而導致的誤讀或曲解。

例2：要堅持“老虎”、“蒼蠅”一起打，既堅決查處領導干部違紀違法案件，又切實解決發生在群眾身邊的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16]159

譯文：We should continue to catch “tiger” as well as “flies” when dealing with cases of leading officials in violation of Party discipline and state laws as well as misconduct and corruption problems that directly affect the people’s interests.[17]429

反腐倡廉中“老虎”“蒼蠅”這兩個隱喻在2013年十八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上首次出現?！袄匣ⅰ敝嘎殑占墑e較高、位高權重的違法亂紀分子,“蒼蠅”指職務級別較低的腐敗違紀分子。這兩個具有喻體作用的意象詞至今已使用七年，且經常出現在反腐倡廉的政治話語語境中，中國讀者易于聯想其引申含義。因此，原文并未對這兩個詞做進一步說明。雖然在譯入語文化中也有“老虎”“蒼蠅”的意象，但并未有與公務員體系中大大小小的違法亂紀腐敗分子相聯系的用法；而且在西方文化意象中，“老虎”通常象征勇敢、強大和戰無不勝，如英國18世紀詩人威廉·布萊克(William Blake)詩集《天真與經驗之歌》(SongsofInnocenceandExperience)中收錄的《老虎》(TheTyger)就是一首熱情贊揚老虎的詩歌，通過老虎這一意象表達了對革命力量的頌揚?！吧n蠅”在西方作品中有不同的象征意義，如薩特的戲劇《蒼蠅》(TheFlies)(1943)中的“蒼蠅”象征納粹，而在凱瑟琳·曼斯菲爾德(Katherine Mansfield)的短篇小說《蒼蠅》(TheFly)(1922)中，“蒼蠅”則象征在強大莫測命運控制下的弱小無力、任人擺布的人生。

在其自有的文化規范下，譯文讀者很難獲得直譯“tiger”以及“flies”所指代的深層涵義。因此，譯者通過增添尾注“Referringtoseniorandjuniorofficialsguiltyofcorruption”[17]431，明確、清晰地向讀者說明這兩個意象所指本體，讓讀者在整體語篇和語境中深刻體會中國政府懲治腐敗勢力的決心，不管對象職務高低都同樣對待，堅決處理。

在卷二的PromotetheFour-ProngedStrategy章節中，譯者再次通過增譯的方式向譯文讀者重復介紹了這兩個意象的引申含義。這不僅有助于讀者對新文本(卷二)的理解，而且有利于加深這一用法在他者文化中的印象，提高中國特色表達的國際影響力。事實上，用“tiger”和“flies”隱喻公務員體系內的違法亂紀現象和貪污腐敗分子已為國際社會接受并采納，如CHUAH L等在其論文TheFightagainstCorruption:TamingTigersandSwattingFlies[18]中就借用了 “Tigers”和“Flies”這兩個具有中國特色的詞匯來傳達相同的指代意象。

“描寫譯學認為，譯文的基本功能是給譯語讀者提供信息，既要符合譯語的規范，也要符合譯語讀者的社會心理和社會文化背景。對譯語社會的語言和文化產生影響?！盵10]198《習談》是中國新一代領導人在汲取古今中外歷史經驗、結合中國特色基本國情基礎上探索適合中國未來發展、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一種新思想、新觀點和新論述，具有鮮明的時代性、文化性等。在國內耳熟能詳的新概念、新說法經過跨語言、跨文化的翻譯后不一定能為譯入語讀者所理解，因此具有深度翻譯作用的副文本可以補充原文無法傳遞的內涵，幫助讀者深入理解。源于中國語言文化特色的“老虎”和“蒼蠅”意象通過《習談》英譯中的深度翻譯而進入譯語文化。這一翻譯策略即是對譯入語文化使用動物意象規范的適應，亦是兩種意象用法對譯入語文化規范進行影響的體現，充分體現了翻譯充分性與可接受性的連續統一，在一定程度上也體現了副文本對譯文的接受與傳播影響。

例3：世界上熱點問題不少，按下葫蘆起了瓢。[16]251

譯文：Seeking political solutions is the right path to address the seemingly endless sequence of international flashpoints. “Just when you press the gourd into the water, there floats the gourd ladle”[17]275

“按下葫蘆起了瓢”暗喻國際熱點問題此起彼伏，是對前面“問題不少”的承接及深化。作為中國民間俗語，中國大眾對其耳熟能詳，不難得其義。即便西方讀者了解“葫蘆(gourd)”這種植物及其特性，但由于其文化中缺乏對“瓢”這種意象的認識，因而也就無法想象“瓢”在水中的狀態，更無法理解這兩種意象與“問題浮現”的聯系。因此，譯者通過增添尾注向譯文讀者進行了說明，“A traditional Chinese saying that means ‘tackling one problem only to find another emerging’ —Tr.”[17]276。這種俗語引用加內涵注釋的翻譯策略，一方面傳達了源語的語言規范和文化內涵，清晰傳達了文本意義；另一方面也幫助國外讀者了解到中國文化對普通事物的豐富聯想力，促進譯入語讀者形成對多樣性文化規范的尊重，“關注其他民族現在真正有多么不同的特點或曾有過多么不同的特點”[19]。

(二) 添加或調整原文尾注內容

由于譯文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原文，當原文中已存在深度描述性的副文本內容，深度翻譯的具體操作途徑就不僅局限于“從無到有”的“添加”過程，譯者還可以根據語境發揮主觀能動性，確定具體的可實施的操作方法?！读曊劇酚⒆g中有181條尾注，這是譯者發揮主觀能動性對翻譯策略進行選擇的表現，其中包括為幫助譯文讀者理解和接受而進行的“深度信息調整”，即對原文中的深度描述內容進行信息調整，這既是翻譯充分性的體現，又是翻譯可接受性的要求，如例4至例5。

考慮到切割電機在切割時的平均電流達到1.0 A，那么電機驅動芯片應選擇連續輸出電流較大的芯片。通過對比，本文選用摩托羅拉公司的電機驅動芯片MC33887DH。MC33887DH是一款帶有負載電流反饋的H橋芯片，通過內部的控制邏輯、電荷泵、門驅動電路以及低導通電阻的輸出電路可以方便地實現直流電機的控制[11]。

例4：每一名黨員干部都要堅守“三嚴三實”。[14]45

譯文：All Party members and officials should keep in mind the Three Guidelines for Ethical Behavior and Three Basic Rules of Conduct.[15]46

原文選自2016年7月1日習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年周年大會上所做的題為“不忘初心，繼續前進”的講話?！叭龂廊龑崱笔菍h員及干部修身為政、作風廉潔的要求，具體內容包括“嚴以修身、嚴以用權、嚴以律己，謀事要實、創業要實、做人要實”[14]46。對此，編者亦以尾注形式在原文中進行注解。譯者忠實于原文形式規范，同樣通過尾注進行了闡釋性翻譯，以便讓譯文讀者獲得相應文本信息以實現翻譯充分性。同時，譯者對原尾注內容進行了額外添加，即“These were set by Xi Jingping”[15]48，利用深度翻譯向譯文讀者介紹此概念的倡導人。

在此語境之下，譯文讀者的理解就會從文本內容本身擴展到對中國新一代領導人的了解和認知上?！读曊劇返某霭嬲f明指出，十九大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確立為指導思想，將其寫入黨章并隨后寫入憲法，“實現了黨和國家指導思想的與時俱進”。這些新論述、新思想、新要求的提出同樣是“與時俱進”的表現。譯者對已有的尾注內容進行增譯，是為了向譯文讀者說明中國領導人從嚴治黨的決心，在實際行動上代代相承并各具特色。這也是對本章“不忘初心、繼續前進”(StayTruetoOurOriginalAspirationandContinueMarchingForward)的明確呼應。

為更有說服力地體現不同時代、不同領導人的思想，譯者還在同篇尾注中通過增譯來實現深度翻譯。通過增添歷屆國家領導人江澤民及胡錦濤的政治主張，即對“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的具體內容和主要倡導人進行闡釋，讓譯文讀者能夠更直觀地對比歷代中國領導人的創新和努力。

例5：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指出：“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盵14]314

譯文：Mao Zedong: “Talks at the Yan’s Forum on Literature and Art”,SelectedWorksofMaoZedong, Vol. III, Eng. Ed.,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Beijing, 1965, P.78.”[15]350

原文通過尾注說明了引文的出處，“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7頁”，由此可以看出該深度描述具有很強的“學術性”。譯文也通過尾注實現了形式對等，然而譯文內容卻并非是對原文的直譯。通過對比可以看出，譯文中的年代、頁碼和出版社都有變化。譯文出處的年代與原文不同是因為毛澤東作為新中國成立后第一代領導人，其在1965年關于人民文藝工作的講話內容被收錄在《毛澤東選集》中并被翻譯成英文，出版社也并非原文出處的“人民出版社”，而是“外文出版社”。因此，《習談》雖然是對新時代領導人講話內容的收錄，但譯者對已有英譯的引用選擇沿用已有譯文，這樣既節省了再次翻譯的麻煩，也體現了每一代領導人思想和關注點之間的傳承?！睹x》的英譯已成為譯入語語言規范的一部分，已經成為被譯文讀者所接受的一部著作。通過尾注將譯文讀者指向其已知或易得的文本，是譯者為翻譯可接受性所做的選擇，也是對譯文的接受與傳播效果的鞏固。

注釋的目的是為了方便讀者獲取足夠的信息并助其正確理解文本，因而翻譯不能偏離這一目的。未經核驗的“照搬”性直譯，只會將譯文讀者引向另一個陌生的原文，進而與注釋的翻譯目的南轅北轍。因此，對原文尾注內容進行調整，充分利用譯入語語言規范中的已有對象,不僅體現了對原文的忠實，也使文本內的副文本尾注充當了橋梁作用，將讀者引向文本外的副文本“SelectedWorksofMaoZedong”，為專業讀者提供了互文性的參考信息及研究方向，更利于新舊譯文的傳播。

(三) 刪減原文尾注條目

“譯文的注釋原則取決于譯者對譯文讀者認知語境和認知能力的正確判斷?！盵12]88《習談》表現出中國領導人博古通今的人文素養。譯者對原文中出現的西方歷史文化或人物引用的處理需要充分考慮讀者接受力，以及原文讀者和譯文讀者的不同需求，如例6。

例6：《荷馬史詩》贊美了人民勇敢、正義、無私、勤勞等品質?！渡袂?、《十日談》、《巨人傳》等作品的主要內容是反對中世紀的禁欲主義、蒙昧主義，反映人民對精神解放的熱切期待。[14]317

譯文：TheepicsofHomersing praise of such virtues as bravery, justice, unselfishness and diligence.TheDivineComedy,Decameron, andTheLifeofGargantuaandPantagruelprotest against medieval asceticism and obscurantism, and voice a yearning for emancipation of the mind.[15]346

《荷馬史詩》《神曲》《十日談》《巨人傳》屬于歐洲文學的代表及經典作品，在西方有很大影響力，屬于西方文化規范范疇，其在傳入中國后也以中譯本形式流傳。但由于原作深奧晦澀，在中國的普及性很難與本土經典相提并論；且這四部作品由三個國家的四個不同作者所著，體裁各不相同，相關文化背景不一定為中國讀者所熟知。因此，原文編者通過尾注對每一部作品都做了“深度描述”:“《荷馬史詩》，指《伊利亞特》和《奧德賽》兩部古希臘史詩，相傳由荷馬所作?！薄啊渡袂?，意大利詩人但丁所作的敘事長詩?！薄啊妒照劇?，意大利作家薄伽丘所作的短篇小說集?！薄啊毒奕藗鳌?，法國作家拉伯雷所作的長篇小說?！盵14]322具有“深度描述”性質的尾注與文本中相關作品主題的概括為原文讀者提供了豐富的西方文學知識，真正做到了“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14]315。

對此類源自西方的文化內容，譯者要對譯文讀者認知語境和認知能力進行正確判斷。正如《論語》在中國幾乎人人耳熟能詳，以上所引四部作品在西方文學及文化中屬于經典作品，尤其是《荷馬史詩》《神曲》與彌爾頓(John Milton)的《失樂園》(ParadiseLost)并稱為“西方三大史詩”，觀其名便可知其所指文本、作者、體裁等。因此，譯者雖保留了尾注形式以體現深度翻譯特點，但也只是給出了與各作品相應的作者，“Written by Dante Alighieri (c. 1265-1321)” “Written by Giovanni Boccaccio (1313-1375)” “Written by Francois Rabelais (c. 1483-1553)”[15]351，以防因作品同名引起的目標指向錯誤。與之對應，譯者在譯文中對原文中約60條具有“深度描述”性質的尾注條目及內容進行了刪減。通過刪掉對于譯文讀者來說略顯贅余的體裁的詳細介紹，既彰顯了中國領導人學貫中西的學識，也表現了對譯入語文化規范的理解和尊重。

四、 結語

《習談》英譯者注重副文本在外宣翻譯中發揮的作用，并通過尾注的形式對其進行深度翻譯。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對原文已有尾注進行增添、調整和刪減，彰顯出副文本與譯者、原文、譯本以及傳播語境之間的互動和張力，是兼顧翻譯充分性和可接受性的結果。

整體而言，譯者通過尾注對文本進行深度翻譯是忠實于原文語言規范和形式規范的體現，是對翻譯充分性的考慮。在具體翻譯過程中，首先，增添原文中沒有的尾注條目和內容，達到“增厚加重源語及其文化的氛圍，深入其文化內涵，盡可能讓源文化的信息、色彩和程度增量”[19]的效果。其次，對原文內容進行調整。一方面，譯者向譯入語讀者充分展現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化內涵和表達方式，兼顧了譯入語語言規范，在避免重復翻譯的同時盡力體現中國政治思想的傳承性；另一方面，譯者充分發揮了文本內尾注副文本的橋梁作用，將讀者引向文本外的副文本，即歷史上已有英譯文本，為專業讀者提供更多語境信息。再次，刪減原文尾注條目及內容，體現出對譯入語文化規范的關照及對譯文讀者接受能力的重視。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具有中國特色、符合中國國情、在摸索發展中得出的政治行動指南，其相關概念、理念與論述是中國話語權的構建體現，其外譯也是中國話語體系國際傳播的路徑。作為政治外宣的重要載體，《習談》英譯本的內容，包括副文本及其范式選擇并非率性為之，譯者對注釋等副文本的使用能夠直接影響譯文的接受和傳播，是為實現翻譯目的而精心考量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