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補助對綠色技術創新和財務績效的影響研究

羅宇潔，王欣捷

(內蒙古科技大學 經濟與管理學院，內蒙古 包頭 014010)

我國社會和經濟快速發展，在多個領域取得了巨大的進步與成就，但隨之而來的是生態環境的不斷惡化，碳排放量不斷增加。在當前環境形勢下，發展經濟的同時更要重視環保節能、低碳發展等問題。對于我國環境問題，重污染行業是重中之重，受到政府以及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走綠色發展之路刻不容緩。因此，重污染行業需要積極履行環保責任，在進行環境保護的同時也要保證企業財務績效的提高，綠色技術創新在其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為保證重污染行業在進行綠色技術創新的同時，企業財務績效不受影響，國家及地方政府出臺多項政策，對進行綠色技術創新的企業進行政府補助，以此來激勵企業積極進行環境保護。但在企業實際經營中，政府補助對綠色技術創新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是否可以達到促進的效果；政府補助是否提高了企業的財務績效，能否解決經濟增長與環境之間的問題，這些都是目前需要關注的重點問題。

從現有文獻來看，很少有文獻將這三者置于統一框架中進行研究，大多為其中兩者關系的研究。對于政府補助與財務績效關系的研究，學者多從不同行業進行研究，政府補助可以降低企業的經營成本，進而提高企業財務績效[1-2]，但陳維等(2015)[3]認為受政治關聯的影響，政府補助對財務績效產生負向影響，且政府補助效率會越來越低。政府補助對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一部分學者認為政府補助緩解了企業技術創新的資金壓力，可以激勵企業進行綠色技術創新，兩者關系為正向激勵作用[4-5]；還有一部分學者認為政府補助并不是越多越好，兩者的關系存在門檻值[6-7]。目前，相關研究結果還未得到統一，文獻側重于兩者關系的研究，而政府補助、綠色技術創新與財務績效三者的關系還需要進一步的研究與實證。

1 理論分析與假設提出

1.1 政府補助與財務績效

企業獲得的政府補助是無償的財務資金，能夠減輕企業的資金壓力，提高企業在市場上的競爭力，進一步提高了財務績效。除此之外，政府補助具有一定的指向性，政府對企業進行補助也可以看出對該行業發展的重視、對相關綠色技術創新的支持，這種消息的傳出，可以更有效地向外部投資者傳遞企業具有良好發展的消息，吸引更多的外部投資，還可以擴大市場的需求，這些都會使得財務績效提高。Tundis等(2017)[8]以意大利特倫蒂諾省酒店業的數據為樣本，研究表明政府補助會促進企業的績效。朱云杰等(2021)[9]對50家文化傳媒上市公司研究發現，政府創新補貼能顯著提高企業財務績效和未來一期的銷售額?；谝陨戏治?，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政府補助對財務績效呈正相關關系(H1)。

1.2 政府補助與綠色技術創新

關于政府補助與綠色技術創新關系的研究，學者們大多從線性影響和非線性影響兩個方面研究。從線性影響角度來看，波特假說認為政府適當的外在干預可以促進企業開展更多的技術創新活動，進而提高生產力。長期來看，還可以抵消企業進行環境保護活動而支出的成本，提高企業的盈利能力，進一步加強了企業在市場上的競爭力，企業也會更加積極地開展綠色技術創新活動。受信號傳遞作用的影響，獲得政府補助的企業會吸引更多的外部投資，也會促使企業積極開展綠色技術創新活動。Lu等(2021)[10]將政府補助劃分為直接補助和間接補助，研究發現直接補助對企業綠色創新投入的影響更大，而間接補助比企業綠色創新產出的影響更大。Lee和Cin(2010)[11]、楊芷和李亞杰(2021)[12]通過對國內外不同行業進行研究，研究結果為政府補助會激勵企業增加研發投入。

從非線性影響角度來看，由于政府與企業存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政府無法監督企業在獲得政府補助后的具體使用情況，當企業獲得的政府補助強度超過某一閾值后，可能會減少自身的綠色技術創新投入或者將補助用于其他項目，導致企業整體的綠色研發投入減少。王飛航和郭笑言(2021)[13]從區域角度進行研究，發現政府補助與綠色技術創新之間存在雙重門檻效應，隨著政府補助強度不斷增加，政府補助對綠色技術創新的促進作用為邊際效率遞減，政府補助的最優區間為小于第一個門檻值。張志強等(2020)[14]發現政府補貼對技術創新的正向影響是非線性的，其影響隨著政府補貼金額的增加而逐漸減少。政府補助對綠色技術創新的促進作用可能存在門檻效應，當政府補助強度超過門檻值后，政府補助對綠色技術創新的促進作用可能會減弱?；谝陨戏治?，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政府補助對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呈正向促進作用(H2a)；

政府補助對綠色技術創新的正向促進作用存在門檻效應(H2b)。

1.3 政府補助、綠色技術創新與財務績效

目前，關于政府補助、綠色技術創新與財務績效三者之間關系的研究還比較少，大多為其中兩兩關系的研究。在綠色低碳發展的背景下，企業要想提高自身的競爭力，開展綠色技術創新活動是一個很好的選擇。綠色技術創新可以提高企業生產率、優化產業結構，使企業早日實現可持續發展，這些利好都有利于企業財務績效的提高。政府補助通過激勵企業進行綠色技術創新，提高了企業在市場中的競爭力，進而使得企業的財務績效得以提高。田蔚(2020)[15]對制造業研究發現，政府補助通過增加企業研發投入進一步提高企業績效，研發投入具有穩定的中介作用，占比約25%。鄭繼興和趙笛(2020)[16]以新能源上市公司為樣本，研究政府補助、研發投入與企業績效之間的關系，結果表明研發投入在其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對于重污染行業，綠色技術創新在政府補助與財務績效的關系中是否存在中介作用，還需進行研究?；谝陨戏治?，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綠色技術創新在政府補助和財務績效兩者關系中起中介作用(H3)。

2 研究設計

2.1 樣本選擇及數據來源

本文的研究樣本為2015年—2020年重污染行業A股上市公司。根據環保部(現生態環境部)對于重污染行業的界定，參考 《上市公司環境信息披露指南》將火電、鋼鐵、水泥、電解鋁、煤炭、冶金、化工、石化、建材、造紙、釀造、制藥、發酵、紡織、制革和采礦業這16個行業界定為重污染行業，結合證監會2012版行業分類指引，篩選出相應的企業作為樣本企業。將樣本企業根據以下標準進行篩選：剔除ST、*ST類上市公司；剔除相關數據缺失的上市公司。通過以上的篩選，最終獲得537家上市公司，共3 222個觀測值。本文數據主要來源于國泰安數據庫等，運用軟件STATA 16.0進行統計分析，為了減少數據中極端值的影響，對所有的連續變量在1%和99%的水平上進行Winsorize縮尾處理。

2.2 變量定義

2.2.1 解釋變量。政府補助(SUB)：是指企業從政府無償取得貨幣性資產或非貨幣性資產，但不包括政府作為企業所有者投入的資本[17]。由于政府補助的金額較大，本文將政府補助的金額取自然對數來衡量政府補助強度。

2.2.2 被解釋變量。財務績效(ROE)是企業戰略及實施是否正在為最終的經營業績作出貢獻的一個衡量。關于企業財務績效的衡量主要有兩類指標：一類是市場指標，例如托賓Q值、股票報酬率、股票市值、EVA 等；另一類是會計指標，例如ROE、ROA、ROS、EPS等。本文選取會計指標中的凈資產收益率來表示財務績效，更為直觀。

2.2.3 中介變量。綠色技術創新(GTI)：屬于技術創新的一種，一般將以環境保護為目標的管理創新和技術創新統稱為綠色技術創新。本文的綠色技術創新的衡量指標采用顏青和殷寶慶(2020)[18]提到的綠色研發投入。綠色研發投入是指研發投入中與環境保護、綠色產品研發、綠色技術研發等方面相關的投入，由于國家對生態環境問題越來越重視，對環境污染的監管越來越嚴，綠色研發投入必然是與綠色技術創新相關的，所以綠色研發投入的金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該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水平。為消除數據異方差的影響，將綠色研發投入取自然對數來衡量企業綠色技術創新。

2.2.4 門檻變量。政府補助強度(sub)：本文參考楊曉妹等(2021)[19]的測量方法，將政府補助金額除以營業收入來衡量政府補助強度。政府補助與營業收入的比值，可以消除企業規模大小等的影響，更準確地反映企業政府補助的強度。

2.2.5 控制變量。通過對相關文獻的梳理，本文從3個角度選取控制變量，從企業的財務特征角度選取固定資產規模、資產負債率、無形資產規模和成長性；從公司治理角度選取股權集中度和產權性質；從企業異質性角度選取行業虛擬變量和時間虛擬變量。所有變量及其說明見表1。

表1 變量及其說明

2.3 模型構建

2.3.1 回歸模型。本文通過實證研究政府補助、綠色技術創新和財務績效三者的關系，分析政府補助對財務績效的影響是否通過綠色技術創新這一路徑實現，綠色技術創新在政府補助與財務績效的關系中是否存在中介效應，本文中介檢驗參考溫忠麟等(2004)[20]的方法，建立以下模型，依次檢驗模型回歸系數。

ROE=α0+α1SUB+Σδ1Controls+IND

+YEAR+ε1

(1)

GTI=β0+β1SUB+Σδ2Controls+IND

+YEAR+ε2

(2)

ROE=γ0+γ1SUB+γ2GTI+Σδ3Controls

+IND+YEAR+ε3

(3)

以上3個模型分別對應前文提出的三個假設，模型一用于檢驗政府補助對財務績效的影響；模型二用于檢驗政府補助對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模型三用于檢驗政府補助、綠色技術創新與財務績效之間的關系，結合前兩個模型構成了溫忠麟等(2004)提出的逐步檢驗法，用于檢驗綠色技術創新在政府補助與財務績效的關系中是否存在中介效應。

2.3.2 門檻模型。關于政府補助對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是否存在門檻效應的檢驗，本文借鑒Hansen(1999)[21]提出的門檻模型，并參考張志強等(2020)[14]門檻檢驗模型，將綠色技術創新作為被解釋變量、政府補助作為解釋變量、政府補助強度作為門檻變量構建了以下多門檻模型：

GTIit=μi+αiControl+β1SUB·I(sub≤γ1)

+β2SUB·I(γ1

+β3SUB·I(γn

(4)

GTI表示綠色技術創新；SUB表示政府補助；sub表示政府補助強度；Controls表示控制變量；γ表示特定的門檻值；I(·)表示指示性函數；μi反映企業的個體效應；εit服從獨立同分布；β1、β2、β3分別表示政府補助對綠色技術創新影響的系數，該系數的顯著性和正負方向表示政府補助對綠色技術創新門檻效應的顯著性及正負向的影響。

3 實證分析

3.1 描述性統計

為進一步了解所有變量的情況，本文對所有變量進行了描述性統計分析，主要包括最大值、最小值和均值等。從表2中可以看出政府補助的最小值為13.310，最大值為20.250，差值接近2倍，說明不同的企業獲得的政府補助差異較大。政府補助的均值為16.770，中位數為16.730，均值大于中位數，說明在研究的樣本企業中大部分企業獲得的政府補助較高。綠色技術創新的最小值為14.330，最大值為21.400，說明樣本企業中的綠色技術創新水平差距較大。股權集中度的最小值為9.310，最大值為73.060，標準差為13.740，樣本企業的股權集中度分布分散，差距較大，均值為33.660，接近1/2，表明在我國重污染企業中的股權集中度比較高，企業大股東擁有較強的控制權。其余各變量的標準差均小于1，維持了比較好的正態分布。

表2 描述性統計

3.2 相關性分析

多重共線性會使回歸中變量的顯著性檢驗失效，為保證回歸模型檢驗結果準確有效，本文在回歸分析之前對各變量進行相關性分析。由表3相關性分析結果可知，各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均小于0.6，相關系數普遍較低，大部分的變量通過了顯著性檢驗，這說明各變量之間不存在多重共線性的問題。

表3 變量相關性分析

3.3 結果分析

3.3.1 回歸分析。模型一至模型三的回歸結果如表4所示，根據回歸結果可知，政府補助對財務績效的影響在1%的水平上為顯著的正相關關系，系數為0.014，即政府補助每增加1單位，財務績效提高0.014個單位，驗證了假設H1。政府補助對綠色技術創新在1%的水平上顯著正相關，兩者的相關系數為0.461，政府補助可以推動企業開展綠色技術創新活動，驗證了假設H2a。

表4 回歸結果

2.括號內為t統計值。

政府補助可以減輕企業進行綠色技術創新而增加的資金壓力，降低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成本，提高企業面對風險的能力，避免企業出現資金短缺等情況，保障企業的綠色技術創新活動資金，提高企業進行綠色技術創新的積極性，引導外部資金流向企業，這些都促使企業財務績效得以提高。模型三結合模型一和模型二為溫忠麟等(2004)提出的逐步檢驗法驗證中介效應，根據回歸結果可知，綠色技術創新在政府補助與財務績效的關系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驗證了假設H3。

3.3.2 門檻效應分析。在研究政府補助對綠色技術創新的門檻效應時，首先要對門檻效應的顯著性進行檢驗，并由此確定門檻個數及門檻值。本文采用門檻效應自抽樣法(Bootstrap)進行檢驗，結果如表5所示。政府補助對綠色技術創新的門檻效應通過了單一門檻和雙重門檻顯著性檢驗，三重門檻未通過顯著性檢驗，所以政府補助對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存在雙重門檻，門檻值分別為0.113 8和0.419 1。

根據政府補助對綠色技術創新門檻回歸結果(見表6)可知，政府補助對綠色技術創新存在雙重門檻值。當政府補助強度小于0.113 8時，政府補助對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為顯著的促進作用，相關系數為0.369，政府補助的促進作用在這一區間內最強，說明政府補助在這一區間內發揮了良好的“杠桿作用”。當政府補助強度超過0.113 8小于0.419 1時，政府補助對綠色技術創新起促進作用，但促進作用減弱，相關系數下降到0.335；當政府補助強度超過0.419 1時，政府補助的促進作用繼續減弱，相關系數為0.313。由此可知，政府補助對綠色技術創新的促進作用邊際遞減，所以兩者關系為非線性的促進關系，假設H2b得到驗證。隨著政府補助強度的增加，企業尋租行為開始增多，擠出了原本的綠色技術創新投入，使得企業整體的綠色技術創新投入減少，最終使得政府補助對綠色技術創新的促進作用邊際遞減。

表5 門檻效應檢驗結果

表6 門檻效應回歸結果

3.4 穩健性檢驗

為使本文研究結果更具有說服力，選取新的標準衡量綠色技術創新和財務績效，并帶入上述模型進行檢驗。由于企業的總資產會對企業的綠色研發投入產生影響，本文參考王俊等(2021)[22]的衡量方法，將綠色研發投入除以總資產，使用這一絕對量來衡量企業綠色技術創新。除此之外，還將財務績效的衡量指標替換為主營業務收益率，以此來驗證上述結果的穩健性。最終得到的回歸結果與之前的結論無本質區別，由此可得，本文的回歸結果是穩健的，可以驗證本文提出的假設。

4 結論及建議

筆者主要研究結果如下：對于重污染行業，政府補助可以顯著提高企業的財務績效，綠色技術創新在兩者關系中發揮了部分的中介作用。政府補助對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為顯著的促進作用，但促進作用并不是持續的，而是存在雙重門檻值的，隨著政府補助強度的增加，政府補助對綠色技術創新的促進作用邊際遞減。

根據以上結論，本文有以下建議：①政府補助是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之一，政府應發揮杠桿作用，為企業的發展指引方向。但在企業實際的應用中，政府補助并不是越多越好，過度的政府補助并不能達到預期的效果。所以，政府應使政府補助位于合理的區間內，以達到最好的促進效果。政府還應加強對補助的管控，對補助進行跟蹤管理，嚴格監督企業按規定執行政府補助的資金，防止企業發生尋租行為，使政府補助的促進作用得到充分的發揮。除了資金方面的支持，還要從其他角度管理企業，激勵企業可以積極自發開展綠色技術創新。②企業應該完善內部控制制度，完善的內部控制制度有助于監督企業資金的使用情況，使政府補助充分發揮作用，合理有效的使用有限的政府補助。除此之外，企業也應加強自身綠色技術創新的主動性，政府對于重污染行業的補助是為了更好的激勵企業進行綠色技術創新，提高企業的市場占有率，以此來提高財務績效，避免使企業對政府補助產生依賴。企業應增強自身實力來緩解綠色技術創新中的資金壓力，不能只依靠政府補助來緩解。企業需努力克服經營中的困難，這樣我國才能順利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