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D生產函數的鄉村振興投融資機制研究
——以內蒙古地區為例

郝文強

(中國農業發展銀行內蒙古自治區分行，內蒙古 呼和浩特 010000)

1 內蒙古鄉村振興投融資現狀

1.1 投資力度不斷加大

近年來，內蒙古自治區聚焦糧食生產、畜牧業發展、種業、耕地等領域，通過構建綠色產業體系、支持綠色發展等手段精準施策，“三農”領域投資規模不斷擴大。截至2020年末，全區第一產業投資較上年增長39.5%，其中農、林、牧、漁業增長24.9%(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鑒》《內蒙古自治區統計年鑒》《中國保險統計年鑒》)，兩者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具體來看，農牧區道路、供水、供電及通信等基礎設施建設逐步完善，住房、醫療、養老等民生工程建設成效顯著，農村牧區生活環境得到明顯改善。

1.2 融資規模穩步增大

隨著自治區積極倡導健全農村牧區金融服務體系，不斷加大普惠金融、綠色金融發展力度，廣大農村牧區信貸融資額度持續增加。2018年，內蒙古自治區涉農貸款余額達8 402億元，相較2014年增長了1.51倍，年均增長速為10.78%(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鑒》《內蒙古自治區統計年鑒》《中國保險統計年鑒》)。對比同期全區全口徑貸款余額，涉農貸款余額增速高出0.7個百分點。

1.3 投資主體多樣化發展

自從實行家庭聯產承包制和草畜雙承包制度后，全區農牧業經營主體發生了較大轉變[1]。近些年，自治區通過大力倡導培育職業農牧民、種糧養殖大戶、家庭農牧產、農牧業產業化經營、農牧民專業合作社、農牧企業等新型農牧業經營主體，加快轉變農牧業經營方式，不斷優化農牧業生產的專業化、標準化、規?；图s化經營水平[2]。經營主體多元化發展也極大擴充和豐富了農村牧區建設的投資主體，同時也利于廣大金融機構通過直接投資等方式，參與農牧業地區的生產、農村牧區道路建設以及水利、垃圾收運等基礎投資項目建設。

1.4 投融資模式有所創新

在自治區各級政府積極倡導下，近年地方金融機構將鄉村振興戰略要求與自身資源稟賦有機結合，通過“保項目、入園區、進企業、下鄉村”等一系列行動，著力改善鄉村牧區的金融服務質量。一方面創新性地開展圍繞土地承包經營權、草地承包經營權開展抵押貸款以及開發信用保證金貸款來拓寬融資渠道[3]；另一方面結合地域特色，依托地方龍頭企業和產業園區，創新金融產品領域，延伸上下游企業服務鏈條、帶動各環節的供應鏈金融體系，使得來自金融領域的更多“活水”更加精準地流向廣大農村牧區。

2 內蒙古鄉村振興投融資存在的問題

2.1 金融組織體系不健全

近年來，隨著農村產業結構調整和城鎮化進程的推進，農牧區經濟正趨向集約化和規?；l展。與此同時，相應地區金融需求和供給錯配情況仍比較普遍。農戶作為農牧區金融的需求側，也是農牧區經營的主體，始終與作為農牧區金融供給側的農村正規金融機構存在著溝通對話和換位思考機制不暢的問題[4]，相較城市地區較為完善的金融體系建設，廣大農村牧區的金融體系建設之路的確任重道遠。

2.2 金融支持力度不夠

目前來看，廣大農村牧區金融機構的資金運用主要為貸款，而受前些年自治政府“十個全覆蓋”工程等客觀因素影響，廣大農牧區水電路訊等基礎設施條件以及醫療衛生等基礎公共服務水平有所提升，基礎設施類貸款需求有所減弱，但從更長的時間軸來看，二、三產業的相對資本報酬率一直高于農業，再加上城市經濟集聚效應及城鄉二元經濟局限性影響，金融資本投入力度遠遠滿足不了農村牧區經濟發展和建設的需要。

2.3 風險補償機制缺位

從行業屬性角度上說，普遍上農牧區和農牧業發展由于缺乏有效的擔保措施難以獲得與發展需求所配套的足量融資支持，資金缺口較大。從根本上看，一方面在于我國當前的農業保險體系尚未完善，農業保險的發展不夠充分，導致相關風險不能得到有效的轉移和分擔；另一方面在于金融機構出于風險防范的角度考慮，往往在缺乏相應保障的前提下，很難將資金向農村牧區或者農牧業發展領域傾斜。近幾年，自治區從制度層面先后出臺了關于內蒙古自治區農業信貸擔保體系建設相關文件，各地方政府、金融機構也積極配合監管部門要求通過推動農村信用體系建設，以信用為依托，破解農牧區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在一定程度上也提升了農牧民融資覆蓋面及融資獲得率。但是相關制度效率尚未發揮充分，擔保規模與信貸融資需求量不相匹配，一定程度影響了農牧業金融產品的創新及可持續發展。

3 農牧區投融資對鄉村振興戰略的實證研究

推動農牧業高質量發展是習近平總書記對內蒙古自治區提出的明確要求，也是內蒙古由農牧業大區向農牧業強區轉變的現實需要。資金是實現鄉村振興這一重大戰略目標過程中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之一。近幾年自治區在引導金融“活水”精準地流向廣大農村牧區做了大量的工作，具體表現在相關政策制度逐步細化完善，涉農涉牧貸款余額不斷上升等方面。

針對全區農村牧區的發展實情，筆者主要選取了農牧區居民可支配收入這一指標，經對比測算，2015年—2019年自治區農村牧區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速度達10.6%。結合涉農貸款為典型指標所形成的農牧區金融支持曲線進行比較，可以發現兩者高度吻合，呈現正相關關系。長期來看，涉農貸款余額、農業保費收入與同時期的農村牧區居民可支配收入是呈現正向增長關系，即前兩者增加會導致后者出現一定幅度的增加。因此，不斷完善金融環境、改進金融保障體系對改善農牧區金融環境、實現農村牧區經濟振興的意義十分重大。

筆者借鑒已有的實證研究方法，主要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模型(以下簡稱“C-D生產函數”)對內蒙古自治區鄉村振興過程中的投融資效應進行以下實證研究。

3.1 主要變量指標

3.1.1 農牧區經濟發展指標。筆者主要采用內蒙古自治區農牧區居民人均純收入(用a表示)作為衡量農牧區經濟發展的指標。

3.1.2 投融資機制指標。因投融資機制屬于不可量化指標，本文主要選取常用的兩個變量，即金融機構涉農貸款余額(用b表示)和農業保費收入(用e表示)作為投融資機制代表性的指標[5]。

3.2 數據處理方式

①為剔除通貨膨脹的影響，先用農牧區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上年=100)對基礎數據進行平減處理。②選取2008年—2018年之間的有關數據。③對所選的兩個變量指標進行其在鄉村振興方面的實證研究，利用協整分析判斷非平穩時間序列關系，進而判定經濟變量之間的長期均衡關系。

具體操作步驟為：首先對數據進行單位根檢驗，用以判定時間序列的單整階數；各變量為同階單整的，繼續用單位根檢驗殘差序列是否具有平穩性，如果序列是具有平穩性則存在協整關系。隨后進行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

3.3 相關檢驗

平穩性檢驗和協整檢驗。為了有效評價內蒙古自治區投融資對于內蒙古鄉村振興的影響作用。本文首先確定C-D函數模型來進行實證分析研究。為了有效消除趨勢因素的影響和異方差的現象，后續需要對本文所涉及的3個變量數據進行對數變換。

首先，采用ADF檢驗法對各變量進行單位根檢驗，結果如表1。

表1 ADF檢驗法的單位根檢驗結果

通過檢驗結果發現，a、b和e 3個值都屬于非平穩序列，但它們的一階差分均小于5%的臨界值，說明它們都是一階單整序列，因此可得本文選取b、e作為解釋變量進行計量分析，符合協整檢驗的前提條件。

隨后，通過以下方法檢驗協整關系。首先，利用OLS法進行靜態回歸，具體回歸方程如下：

lna=β0+β1lnb+β2lne+εt

(1)

在此基礎上，通過ADF檢驗法，檢驗殘差序列的單整性，經檢驗ADF值為-2.499 8，小于顯著水平為5%時的臨界值-2.006 3，因而說明內蒙古自治區農牧區居民收入水平、金融機構涉農貸款以及農業保費收入存在一階協整關系，即三者之間有長期的均衡關系。

圖1 擬合優度檢驗結果

經計算，如圖1所示，擬合優度R2=0.965,該方程擬合程度相對較好，F統計量較大，進而說明方程總體通過顯著性檢驗。在此基礎上進行回歸分析，可得出以下結論：

lna=3.266 6+0.294 3lnb+0.418 3lne+εt

(2)

通過Eviews計量，結果顯示全區金融機構涉農貸款以及農業保費收入與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間存在正向關系，二者彈性系數分別為0.294 3和0.418 3，表明投融資相關指標對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有顯著促進作用，其經濟含義是：金融機構涉農貸款余額每增加1%，內蒙古自治區農牧區居民人均收入增加0.29%；農業保費收入每增加1%，內蒙古自治區農牧區居民人均收入增加0.42%。

4 對內蒙古自治區投融資機制健全鄉村振興戰略的建議

4.1 完善金融支持體系建設

頂層設計和統籌是引領鄉村振興事業發展的重要環節，建議自治區層面可以著力發揮政府積極作用，出臺相關政策制度，在金融支持鄉村振興體系建設方面給予主導和支持。①在諸如土地資源流轉、農牧區房屋確權、鄉村規劃涉及、鄉風文明建設、農牧區基礎設施建設、生態環境等方面發揮積極作用,為鄉村發展提供有利環境;同時，在農牧業經營方式、企業經營模式、盈利模式、產品生產和定價等方面要進一步調動和發揮農牧民的主觀積極性,減少對其的干預,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關鍵性作用。②探索建立政府鄉村振興投融資平臺。就目前融資環境來看，采用原有的以政府信用或土地擔保、金融機構融資或政府直接投資的投融資經驗已經不再適用。協調各方利益，通過設立專門的鄉村振興投資公司已經成為大勢所趨。此類模式通過財政預算資金、城鄉土地增減掛鉤、非公益性政府資產等多種方式統籌規劃、統一安排，進而將優質政府資產注入鄉村振興融資平臺公司。在發展過程中通過擴大其資產規模和綜合實力，打造成政府引導、市場化運作，運營建設投融資一體化的鄉村振興融資平臺。

4.2 做大做強農牧區投融資主體

作為推進農牧區發展的重要抓手，提升投融資保障能力，必然要助推鄉村振興投融資主體不斷壯大，花大力氣打造契合農牧區發展的鄉村振興投融資平臺公司。①全力培育新型農牧業經營主體并加以規范管理。加大對新型農牧業經營主體的改造提升力度，重點將包括家庭農場、農牧民合作社等各類型社會服務組織培育并改造為符合市場標準的經營主體[6]。特別是要對其中的龍頭企業的轉型升級給予大力支持，通過引入現代企業制度管理運營來發掘和培育一批符合農牧區產業發展的行業“排頭兵”，凸顯企業實力的同時擴大其投融資能力。②加大對可獨立核算的新型化農牧區集體經濟組織的培植力度。要深化對農牧區集體產權制度的革新力度，通過推動建立產權明晰、架構合理、經營規范且具有獨立法人身份的新型化村級(嘎查級)集體經濟組織，來進一步完善其作為投融資主體的職能作用。在此基礎上，通過引導財政資金傾斜、鼓勵開展生產設施、集體股權等抵押貸款模式來加大對此類集體經濟組織的支持，進一步提升其投融資能力。③建立專業化農牧區投融資平臺。借由地方財政預算資金、城鄉土地增減掛鉤、融資租賃或發行地方融資債券等等多種方式，助力政府和社會方的優質資產注入農牧區融資平臺公司，壯大其資產規模和綜合實力，不斷改善和提高農牧區鄉村振興型融資平臺的資產實力以及外部融資實力。

4.3 深挖“三農”領域直接融資潛力

直接融資是當前全區農牧區金融工作的短板，與此同時也是最具挖掘潛力的“三農”資金渠道。我們應該充分發揮和運用債券、股票、基金等市場化手段，加大對農牧區鄉村振興的融資支持力度。①呼吁自治區相關部門積極探索發行鄉村振興政府債券。目前正值國家大力推廣政府債券高潮期，要搶抓機遇，支持一批有一定收益、符合條件的鄉村基建類項目發行鄉村振興專項債。同時對于符合條件的地方法人金融機構，可以在發行涉農、創業創新等專項金融債券、涉農企業信貸資產證券化方面做出有益嘗試。②探索發展適宜自治區區情的鄉村振興投資基金。支持自治區政府在現有基金的基礎上設立涉農專項子基金，同時推動有條件的地級市或縣區設立政府引導的鄉村振興投資基金。與此同時，可以積極引導風險投資機構、股權投資機構發起設立投資農牧業產業、農牧業科技領域的私募股權類投資基金等方面做出嘗試。③擴展和發揮現有的多層次資本市場服務功能，進一步拓寬多層次資本市場的支農渠道[7]。加快推動自治區、市、縣三級涉農后備上市、掛牌企業庫的建設，鼓勵優質的涉農企業到主板、中小板、創業板、科創板上市或“新三板”、自治區股權托管交易中心掛牌融資，同時在期貨市場、期權市場進行積極探索，進而發揮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中直接融資產品的有效輔助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