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與我國區域協調發展

■石碧華

【提要】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是推動高質量發展和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重要路徑。數字經濟的迅猛發展為推進我國區域協調發展提供了新機遇和新動能。但區域間數字經濟非均衡發展態勢以及區域“數字鴻溝”加大等問題也對區域協調發展提出了新挑戰。要充分發揮數字經濟對區域協調發展的推動作用，就必須加強頂層設計，從國家層面加強統籌規劃，針對不同區域制定實施差別化政策；充分發揮發達地區的引領帶動作用，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集群；加大對欠發達地區數字經濟的支持力度，激發后發優勢；通過加強跨區域協同聯動發展，消除區域數字鴻溝。

一、引言

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是貫徹新發展理念和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然要求。黨的二十大將“促進區域協調發展”作為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戰略部署。促進區域協調發展不僅是化解現階段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關鍵，也是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徑。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堅持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長三角一體化發展、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等“一系列具有全局性意義的區域重大戰略”[1]穩步實施，西部大開發、東北振興、中部崛起、東部率先發展的區域政策體系逐步完善，區域協調發展取得歷史性成就。但同時也應看到，實現區域協調發展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新時期促進區域協調發展依然面臨重大挑戰，“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仍然突出”[2]，“區域經濟發展分化態勢明顯”“發展動力極化現象日益突出”“部分區域發展面臨較大困難”[3]，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政策和機制還需進一步完善。新形勢下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必須尊重客觀規律，“不能簡單要求各地區在經濟發展上達到同一水平”，而要注重“發揮各地區比較優勢，促進各類要素合理流動和高效集聚，增強創新發展動力，加快構建高質量的動力系統”[4]，推動形成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格局。

在新一輪科技革命的引領下，數字經濟作為一種新的經濟形態，“具有高創新性、強滲透性、廣覆蓋性”，“發展速度之快、輻射范圍之廣、影響程度之深前所未有”[5]。根據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發布的《中國數字經濟發展報告（2022年）》，“2021年我國數字經濟規模達到45.5萬億元，占GDP比重達到39.8%”。從區域來看，“2021年我國有16個省市區數字經濟突破1萬億元，包括廣東、江蘇、山東、浙江、上海、北京、福建、湖北、四川、河南、河北、湖南、安徽、重慶、江西、遼寧等”；“北京、上海、天津等省市數字經濟GDP占比已超過50%”；“貴州、重慶、江西、四川、浙江、陜西、湖北、甘肅、廣西、安徽、山西、內蒙古、新疆、天津、湖南等15個省市區數字經濟增速超過全國平均水平?！盵6]數字經濟引領創新，賦能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已經成為推動我國區域發展的強勁動力?！笆奈濉睍r期是我國經濟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期，要準確把握數字經濟發展趨勢和規律，“不斷做強做優做大我國數字經濟”[7]，促進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繼續推動地區產業數字化和數字產業化，以信息化培育新動能，用新動能推動新發展，形成引領未來區域發展的新優勢。

二、數字經濟對我國區域協調發展具有推動作用

近年來，我國數字經濟“發展較快、成就顯著”，“特別是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數字技術、數字經濟在支持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恢復生產生活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8]。數字經濟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影響力也在不斷增強，特別是數字經濟能為欠發達地區帶來顯著的增長效應，對于推動我國區域協調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數字經濟對區域協調發展的推動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有利于發揮各地區比較優勢和縮小區域發展差距

在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等新一代信息技術支撐下，當前我國數字經濟進入快速發展階段，數字基礎設施能力、產業數字化水平、數字化產業生態等將繼續提升。特別是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有利于推進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催生新業態新模式新經濟，對推動各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縮小地區差距將發揮重要作用。

從區域協調發展來看，一方面，由于數字經濟的關鍵生產要素極易實現跨區域自由流動，降低產業的空間集聚，使生產更趨于分散，有利于欠發達地區突破地理空間限制，超越現實發展基礎配置資源要素，通過數字經濟后發優勢實現跨越式發展，從而縮小地區發展差距，提升區域發展的平衡性；另一方面，數字經濟的發展有利于各地區培育新動能，加快產業結構優化，實現區域發展戰略目標。對東部地區來說，數字經濟的發展有利于發揮創新要素集聚優勢，加快在創新引領上實現突破；對中部地區來說，可以利用數字經濟推動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激活區域發展優勢；對西部地區來說，有利于促進要素集聚，加快特色優勢產業發展，推進西部大開發持續深入推進；對東北地區來說，有利于產業數字化轉型升級，推動制造業數字化轉型，加快傳統工業基地振興?？偟膩碚f，數字經濟的發展有助于各區域加快新舊動能轉換，提升發展質量，有利于發揮各地區的比較優勢，形成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協調發展新格局。

（二）有利于形成區域分工合作的協同發展機制

數字經濟的發展不僅有利于各地區突破地理空間的限制，不斷優化區域資源配置，改變經濟發展模式，同時也有利于擴大市場規模，推進區域間的產業分工協作，從而推動區域協同發展。以“東數西算”工程為例，它就是通過構建全國一體化的新型算力網絡體系，將東部算力需求合理有序地引導到西部，從而促進東西部產業協同聯動發展?！皷|數西算”工程不僅對西部地區來說是一次難得的發展機遇，有效地帶動產業升級，吸引高層次人才的流入，而且通過促進東西部算力發展水平的均衡化發展，可以進一步夯實我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基礎，在助力數字經濟做大做強的同時，推動我國東西部統籌協調發展。

數字經濟不僅使東西部地區能夠獲得實現共享更均等的區域經濟發展機會，而且也已經成為推動區域一體化的重要力量。如長三角地區依托自身深厚的數字經濟產業基礎和一批數字經濟龍頭企業為支撐，率先推進區域數字經濟一體化。在區域產業協同方面，長三角地區多年來已經形成了較好的跨區域產業鏈配套，為數字經濟的一體化發展奠定良好的基礎。未來將通過“大力發展5G、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核心產業，發揮電商平臺、大數據核心技術與長三角制造網絡等既有優勢，通過數據雙向傳導，將新零售、新制造通過智能骨干網進行全鏈接閉環”[9]，可為國內其他區域做出標桿示范。數字經濟新優勢將成為推動長三角高質量一體化發展的關鍵動力。

（三）有利于建設國內統一大市場

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是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內在要求。數字經濟的發展有利于統一國內市場，促進地區均衡發展。數字經濟的性質決定其能夠規避地理區劃的行政限制，有效降低行政壟斷與區域分割的影響。同時數字經濟的發展有利于降低一些行業的準入門檻，允許更多的民營企業進入市場，打造更加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數字經濟在逐步建立并完善線上市場的同時，也優化了線下營商環境，使更多民眾積極投入創業致富活動中。同時，“數字經濟具備了在國內大循環中‘集成暢通’的能力。數字經濟平臺可以‘零時延’感知市場需求，牽引制造的產業鏈和供應鏈做出及時響應，實現精準地適配。通過數字經濟平臺，系統集成國際與國內市場，以數字鏈路暢通供給與消費，實現創新鏈與產業鏈融合”[10]。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的《關于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意見》也從加快推進市場設施高標準聯通、推動交易平臺優化升級、加快培育統一的技術和數據市場，以及完善標準和計量體系等方面，對數字經濟和平臺企業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時，《意見》中也提出破除平臺企業數據壟斷等問題，防止利用數據、算法、技術手段等方式排除、限制競爭；加強對平臺經濟、共享經濟等新業態領域不正當競爭行為的規制，整治網絡黑灰產業鏈條，治理新型網絡不正當競爭行為等。這將有利于營造健康的數字生態，進一步發揮數字經濟在建設統一大市場建設中積極作用。

（四）有利于加快實現區域協調發展目標

新時代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不斷增強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盎竟卜站然?，基礎設施通達程度比較均衡，人民基本生活保障水平大體相當”[11]，是實現區域協調發展的主要目標。數字經濟的發展不僅使要素流動更加自由有序，同時也使得各地區基礎設施通達程度、公共服務質量、人民生活水平等有了大幅提升，社會發展、區域治理及人民生活方式更趨于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進一步推動我國區域協調發展向高水平邁進。

數字經濟能夠促進基礎設施建設的平衡性與充分性。2022年4月召開的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一次會議就明確提出，要“加快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加強信息、科技、物流等產業升級基礎設施建設，布局建設新一代超算、云計算、人工智能平臺、寬帶基礎網絡等設施，推進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布局建設”。新基建的推進可以有效地促進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從根本上實現數據要素資源的優化配置；同時，新基建也會對傳統基礎設施進行改造和賦能，使能源、交通、水利等傳統基礎設施逐步向智能化、網絡化、數字化轉型升級，有助于打通傳統基建“最后一公里”，從而提升區域間互聯互通的水平，為從整體上形成東西南北縱橫聯動的區域發展新格局創造了條件。此外，加快推進新型基礎設施建設也為提升社會治理能力和公共服務水平打下堅實基礎。

數字經濟的發展使相對落后地區和相對富裕地區都能均等化地享受數字基礎設施，可以促使公共設施供給更加充分和平衡?！霸卺t療、教育以及各領域公共管理的信息傳輸方面，以政府、事業單位和國企為主體的供給方不能充分滿足人們對美好生活的需求，而數字平臺可以為參與者提供技術、數據和市場支撐，是一個社會化較強的具有公共服務性質的主體，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公共服務短板?！盵12]同時，數字經濟可以提升政府服務水平，數字治理是提高政府服務能力的重要手段?！半娮诱盏陌l展趨于以公眾需求為導向的雙向互動以及服務的便民化和簡潔化，真正做到在‘移動’環境中隨時隨地獲取便捷的公共服務，政府效能獲得了極大改進和提高?！盵13]

數字經濟可以更好地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可以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讓生活更加智能和便利。特別是在疫情期間，數字經濟表現出強勁的發展態勢，線上買菜、在線教育、在線問診、遠程辦公等給人民生活帶來了極大的便利。此外，數字經濟能夠鞏固和拓展脫貧攻堅成果。由于微信、短視頻、直播等的廣泛應用，網絡購物、網絡營銷、網絡公益等對于貧困地區農民增收以及社會各界參與脫貧攻堅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脫貧攻堅的過程中，很多貧困戶受益于鄉村數字化，通過發展電子商務脫貧摘帽甚至致富。

三、數字經濟推動區域協調發展面臨的現實難題

隨著我國數字經濟進入高速增長期，數字經濟在區域經濟發展中也表現出兩面性特征。一方面，數字經濟能夠為落后地區實現跨越式發展提供新機遇新動能；另一方面，“由于數字經濟本身具有自我膨脹性和邊際規模報酬遞增等特點，可能會造成區域經濟強者恒強，加劇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14]。此外，區域間數字經濟非均衡發展態勢以及“數字鴻溝”加大的趨勢，都對區域協調發展提出了挑戰。具體來說，數字經濟推動區域協調發展面臨的難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區域間普遍存在“數字鴻溝”，且有擴大的趨勢

伴隨著城鄉信息基礎設施建設的深入推進，互聯網普及率逐年上升，但不同群體獲取數字資源的機會和能力依然有較大的差異，存在“接入溝”“使用溝”和“知識溝”三方面的數字鴻溝。數字鴻溝將產生新的機會不平等，導致貧富差距的擴大。目前，區域“城鄉數字鴻溝”以及居民“代際數字鴻溝”現象仍然比較突出。有些老年人、偏遠地區的人口，以及數字素養較低的人口難以享受數字經濟的紅利。如疫情防控期間，不會使用智能手機的群體無法獲取健康碼而難以獲取各類公共服務的問題凸顯。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發布的《第48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使用技能缺乏、文化程度限制和設備不足是非網民不上網的主要原因”，“截至2021年6月，我國30—39歲網民占比為20.3%，在所有年齡段群體中占比最高；40—49歲、20—29歲網民占比分別為18.7%和17.4%”；而“60歲及以上網民占比僅為12.2%”，互聯網適老化問題仍然比較嚴重；從城鄉結構來看，“城鎮地區互聯網普及率為78.3%，農村地區互聯網普及率為59.2%”。[15]總的來說，經濟發展水平的差距以及信息基礎設施、教育發展程度等的不平衡，是形成數字鴻溝的重要原因，而經濟發展并沒有解決數字鴻溝的本質問題，技術更迭等也使得數字鴻溝“老溝”未平，“新溝”又起。從某種意義上說，隨著互聯網的加快發展，數字鴻溝不是在縮小，而是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

（二）數字經濟區域發展不平衡

目前我國數字經濟的區域發展特征大體上與我國經濟發展和人口分布的格局相符，呈現出“南強北弱、東強西弱”的空間特征。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成渝經濟圈的龍頭牽引作用較明顯。根據國家工業信息安全發展研究中心發布的《全國數字經濟發展指數（2021）》顯示：“截至2021年12月，東部、中部、西部、東北地區數字經濟發展指數分別為167.8、115.3、102.5和103，數字經濟發展指數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的12個?。ㄗ灾螀^、直轄市）中，75%為東部地區省市?！盵16]雖然近年來我國各地區數字經濟均取得了長足進步，但發展不平衡現象依然存在，東部地區仍具有顯著的優勢。相比較而言，東南沿海地區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較高，其次是中部地區，再次是東北地區和西南地區，而西北地區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最低。地區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與其實體經濟發展水平存在較高的相關性，省份之間“數字經濟發展鴻溝”較為明顯。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具有先發優勢，可以提供較好的數字經濟發展環境，容易產生“馬太效應”，不利于區域數字經濟協調發展。

（三）各地區數字經濟發展路徑存在趨同

當前，發展數字經濟已成為各級政府的共識，不論是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都將數字經濟作為優先發展的方向，積極推動數字經濟發展。全國大多數省市區都制定了“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提出數字經濟發展目標，重點從新基建、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數字政府、智慧城市、數據要素市場培育等方面提出加快數字經濟發展的政策措施。但由于缺乏國家層面的統籌規劃，大多數地區產業發展方向比較相似，也沒有明確重點突破的領域，特色不突出，數字經濟發展路徑同質化趨勢明顯?！安糠值胤秸?，尤其是區縣級地方政府，忽視技術發展規律、要素承載能力和當地資源稟賦，跟風制定出臺了大量專項規劃，盲目推進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等園區建設和集成電路、電子商務等項目，未來極有可能引發數字經濟核心產業的產能過?，F象?！盵17]這種一哄而上的非理性決策很容易造成資源浪費和地區同質化發展，引起區域間對資金、技術、人才等關鍵資源的爭奪，從而加劇區域發展的不平衡。

（四）數字經濟存在監管難等問題

如何實施有效監管是數字經濟發展面臨的難題。在數字經濟發展初期，為了推動數字經濟快速發展，政策的監管相對寬松，政策環境相對寬容，這也使得許多數字平臺企業迅速成長。但隨著數字經濟的深入發展，市場壟斷、無序擴張等問題日漸突出，“大數據殺熟”、電商平臺“二選一”、用戶數據泄露以及算法濫用等現象頻出，這些問題的產生與平臺企業的經濟特性、競爭特性密切相關。此外，在地區政策上，數字平臺還存在著針對欠發達地區的“數字歧視”現象。因此，數字經濟時代，如何維護數據市場的有序透明和公平競爭、保護數據安全和消費者隱私并不斷改善創新生態，保證數字經濟健康發展，成為政府和社會關切的焦點。

此外，數字經濟營商環境還有待于進一步優化。優化數字經濟營商環境，是一項復雜而又系統的工程。我國數字經濟位居全球前列，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國家大力推進“放管服”改革。隨著我國及全球數字經濟步入快速發展階段，如何進一步優化有利于數字經濟發展的營商環境，使之成為數字經濟發展的強勁推動力，是目前亟待解決的現實問題。

四、發展數字經濟推動區域協調發展的政策建議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高度重視發展數字經濟，將其上升為國家戰略。習近平指出，發展數字經濟是把握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新機遇的戰略選擇，是新一輪國際競爭重點領域?！盵18]“十四五”以來，數字經濟在各地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各級地方政府紛紛加大數字經濟布局力度，并將大力發展數字經濟作為推動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舉措。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加快發展數字經濟，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集群”[19]，為新階段數字經濟發展提出了要求，也為區域產業高質量方向指明了方向。因此，從全國范圍來說，應當把握好數字經濟發展的戰略機遇，加大對數字基礎設施的投資力度，通過數字技術賦能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和催生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推進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實現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入融合。具體從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角度來說，政策的著力點應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加強統籌規劃，針對不同區域制定實施差別化政策

數字經濟發展具有較強的政策導向性，應當從國家層面加強統籌規劃，分區施策、錯位發展，穩步推進區域數字經濟協調發展。不同地區應立足實際，因地制宜地制定和實施差別化、動態化的數字經濟發展戰略。東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較高，創新能力強，數字經濟發展迅速，產業發展相對完善，應當繼續保持先發優勢，通過建立數字經濟創新發展試驗區和示范區等方式加快數字經濟重點領域的基礎研究和技術創新；超前布局以5G技術全覆蓋為基本導向的新興基礎設施建設，強化數字經濟的知識和技術溢出效應，發揮輻射帶動作用。中西部等地區應要緊緊把握數字經濟發展機遇，立足優勢、探索符合自身發展特點的數字經濟發展路徑。當前重點要推進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側重數字技術的產業化應用，培育和打造數字經濟發展增長極，不斷縮小與東部地區的數字經濟發展差距。中部地區重點是加快發展高端軟件與信息技術服務業發展，促進信息技術制造業、大數據、物聯網等新興產業在區域內的協調發展。西部地區重點推動“東數西算”工程的實施，在西北、西南數字經濟發展落后地區建設數字中心，推動以數據存儲、加工、應用為代表的數字經濟基礎產業發展，推進數據要素市場化建設。而東北地區重點是推動制造業數字化轉型，依托現有的產業基礎，對接先進數字技術，培育以數控化生產、數字化經營、數字化管理為核心的工業數字化發展模式，為東北工業振興提供新動能。

（二）發揮東部發達地區的引領帶動作用，培育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集群

要強化東部地區發展數字經濟的先發優勢和引領帶動作用，協同推進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轉型，加快實現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同時，以打造世界級產業集群為目標，制定和實施培育數字化產業集群發展的相關規劃和政策，并通過重點行業和重點區域的試點示范，探索數字產業集群發展路徑。重點做好幾個方面的工作：

一是堅持發展與規范并重，穩妥推進平臺經濟和產業互聯網的發展。結合區域創新資源、產業基礎和市場優勢，以平臺為重心做強數字經濟產業體系。一方面以產業互聯網平臺加速企業上云和數字化轉型，推動制造業智能化和服務化升級，形成產業新產能；另一方面通過平臺經濟的協同和開放式創新機制，構建產業新鏈條，培育產業新生態。

二是充分發揮發達地區科教資源優勢，夯實數字經濟發展的人才和技術基礎。鼓勵高校和科研機構設立側重數字技術研發與應用的研究機構，加快數字經濟研發成果的轉化和應用。大力支持高?？蒲袡C構和企業開展各種形式的“聯姻”，包括引導共建新型研發機構、設立聯合實驗室，共同開展關鍵技術攻關等。加強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推動“卡脖子”關鍵技術突破，支撐產業鏈強鏈補鏈，在多個產業領域探索跨界跨域融合新模式。

三是發揮產業園區和數字化產業帶的集聚引領效應，促進數字經濟生態形成。產業園區是做大做強數字經濟、培育數字產業集群的重要載體。要加快推動產業園區數字化轉型。加強統籌規劃，根據各園區的基礎條件和發展水平，進一步調整優化產業結構和布局，形成特色鮮明、優勢突出、相互融合、一體化發展的數字經濟產業帶和產業集群；同時，選擇若干發展基礎好、規模實力強、發展潛力大的園區，打造標桿示范，并爭取國家政策支持。

（三）加大對欠發達地區的支持力度，激發后發優勢

相比于經濟發達的東部地區，中西部地區尤其是西部地區的數字化新興產業發展相對滯后。因此，為了彌合與發達地區的數字鴻溝，進一步激發經濟欠發達地區數字經濟后發優勢，國家應當在土地、信貸、稅收等方面給予欠發達地區更多的政策支持。特別是要針對目前中西部地區數字經濟發展的短板，重點加大對中西部地區數字基礎設施的投資力度；通過完善相關的體制機制，增加對創新型數字經濟人才的投入和政策支持；同時要積極培育數字經濟市場主體，引導更多數字經濟領域的頭部企業到欠發達地區投資并開展業務；借助“東數西算”工程，優化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布局，在算力、算法、數據等相關產業的規劃以及技術創新中心、重點實驗室等平臺建設中，優先考慮具備條件的欠發達地區；充分發揮發達地區在數字經濟相關產業、技術、資金、人才、信息等方面的領先優勢，建立健全到欠發達地區跨區域產業轉移、要素整合、平臺共享、能力共建、風險共擔的新機制，開展精準幫扶和深度合作。

（四）加強跨區域協同聯動，消除區域數字鴻溝

發展數字經濟是“雙刃劍”，要想充分釋放數字經濟的紅利就必須縮小各種“數字鴻溝”。而加強數字經濟跨區域的協同聯動是消除區域數字鴻溝的有力措施。區域數字經濟協同聯動發展，一是要加強數字經濟協同發展的頂層設計，加強規劃銜接協調。除國家層面要出臺產業協同發展指導意見以及數字信息共享方案等之外，各地區要結合自身數字經濟發展特點和優勢制定發展規劃，加強與周邊地區的溝通協商，努力消除“信息孤島”，消除要素流動壁壘，促進產業集聚。二是要加快要素市場化建設，從市場和政府兩個層面引導數據、勞動力、資本投入等生產要素在區域間自由流動，積極創造較好的聯動條件。三是建立跨區域的利益協調機制。探索建立跨區域協調發展的利益分享和補償機制，對于跨區域的項目建設、產業轉移、投資活動等，通過采取聯合共建、股份化運作等方式和途徑，進行利益分成和利益共享。四是加快培育跨區域新興產業集群。進一步發揮產業集群在促進地區間新型分工合作關系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將加快數字經濟促進傳統產業集群的轉型升級與培育跨地區的新興產業集群作為區域間協同聯動的重要手段。五是鼓勵數字經濟與“飛地經濟”結合，充分發揮數字溢出效應，促進先富地區帶動后富地區，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

注釋

[1][2][19]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8頁；第14頁；第30頁。

[3]習近平：《推動形成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求是》2019年第24期。

[4][11][13][18]《習近平經濟思想學習綱要》，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93～94頁；第94頁；第94頁；第119頁。

[5][7][8]習近平：《做強做優做大我國數字經濟》，《求是》2022年第2期。

[6]《中國數字經濟發展報告（2022年）》，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2022年7月，第7頁。

[9]《2019長三角數字經濟指數報告》，阿里研究院網站，第26頁。

[10]曹鐘雄：《發揮數字經濟的多元鏈接能力推動統一大市場高質量發展》，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網站2022年5月16日。

[12]夏杰長、劉誠：《數字經濟賦能共同富裕：作用路徑與政策設計》，《經濟與管理研究》2021年第9期。

[14]楊文溥：《數字經濟與區域經濟增長：后發優勢還是后發劣勢？》，《上海財經大學學報》2021年第3期。

[15]《第48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2021年8月，第25、26、28頁。

[16]《2021年數字經濟發展指數顯著增長數字產業拉動作用明顯》，人民網2022年7月6日。

[17]王海兵：《數字經濟的“破壞性”：典型現象及政策建議》，《當代經濟管理》（網絡首發）2022年5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