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振興背景下邊疆民族地區家庭教育的可持續發展*

郭 墎 李春林 陳 瑤

（1.昆明學院 教師教育學院 云南昆明 650214；2.云南師范大學 教育學部 云南昆明 650500）

一、研究背景

2020年底，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如期打贏脫貧攻堅戰，歷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但與系統化的學校教育相比，家庭教育還存在明顯短板。怒江州整體環境欠發達、低收入群體比重大、教育的發展空間狹小、家庭教育觀念淡薄、家長自我發展能力較弱，是家庭教育脫貧持續性、穩定性面臨極大挑戰的主要原因。做好鞏固拓展家庭教育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是保障邊疆民族地區家庭教育可持續發展的關鍵舉措。

學界多聚焦于教育的可持續發展研究，而有關民族地區家庭教育可持續發展的研究較少。在概念界定上，英國Stephen Sterling教授（2002）認為，可持續發展教育從本質上看是“聯系的教育”[1]?？沙掷m發展教育的五個關鍵維度：可持續發展的價值、個人與社會價值、教學方法、課程、結構與組織。在目的明確上，英國Joy A.Palmer教授（2002）認為，可持續發展教育的目的是“幫助人們理解地球生命的相互獨立性，關于資源使用的行為和決定的后果，以及促進和阻礙可持續發展的因素[2]”。在內在要求上，我國王英杰教授（2021）認為，可持續發展教育的研究的方法要將大數據與人文情懷結合起來。據以往研究來看，學者們大都關注的是作為宏觀概念的教育的可持續發展[3]。本研究所討論的是，在鄉村振興戰略中家庭教育的可持續發展路徑，具體指，脫貧攻堅之后，邊疆民族地區如何爭取足夠的主客觀條件、長期維持，甚至超越并擺脫家庭教育“貧困”的狀態，實現家庭教育的穩定、長效和持續發展。

二、希望與困境：怒江州家庭教育發展的現實表征

課題組對怒江州的8個村委會，共計156戶少數民族學生家庭，進行了問卷調查，共計回收有效調查問卷312 份，力圖從少數民族少年兒童及家長的視角，對鄉村振興中的怒江州家庭教育發展進行微觀實證研究。

1.家庭教育結構復雜

怒江州的家庭教育主體呈現多元性。怒江州實行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制度，且世代同居。族長最具威望。所以，子女的家庭教育主體包括父母、爺爺奶奶、族長以及其他長輩。調查顯示，在156戶怒江州樣本家庭中，有98戶是世代同居家庭。多元化的教育主體，使得少年兒童在得到更多家庭教育機會的同時，也導致了家庭教育目標的非一致性。比如，有些父母對孩子的學習生活、行為習慣各方面要求都較為嚴格，而爺爺奶奶的要求則相對寬松。這就導致了少年兒童的叛逆行為，以及他們對家長教育能力的質疑。此外，怒江州的家庭教育類型呈現多樣性。隨著社會的發展，及人們普遍的物質生活條件需求的提高，大批年輕的怒江州父母選擇外出務工。爺爺奶奶擔當起了照顧和教育孫輩的重任。雖然，老一輩人在照顧孩子這一點上有著豐富的經驗，但時代的變遷自動淘汰了那些不科學的育人方式。因此，因為經濟壓力而疏忽于孩子的家庭教育，或者寄希望于隔輩教育的家庭教育形式，最終形成的負面結果要由孩子來“埋單”。

2.家庭教育方法落后

怒江州家庭教育方法的落后嚴重地影響了家庭教育的質量，直接導致了家庭教育發展整體水平及層次較低。怒江州家長的家庭教育方式主要有三種，即暴力型、放任型、學校教育決定型。在課題組調查的怒江州156名家長中，對于單選題“您認為比較好的家庭教育方式是什么”，選擇“嚴格說教，個人認為必要時會采取暴力手段”的家長有46名，占樣本總數的29%。選擇“管不住，按孩子的意愿自由成長”的家長有55名，占樣本總數的35%。選擇“主要依靠學校進行教育”的家長有40名，占樣本總數的26%。選擇“在尊重孩子意愿的前提下耐心引導”的家長有15名，占樣本總數的10%。一方面，怒江州的家長在實施家庭教育的過程中，受到了脫貧攻堅中“教育扶貧”的影響，有了一定的民主意識，但另一方面又深受自身傳統風俗習慣的影響，在選擇家庭教育方式時，不可避免地機械化和局限化。因此，怒江州家庭教育質量的提高，需要 “教育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教育”的有效銜接與聯動。

3.家庭教育觀念淡薄

家庭教育的觀念是形成家庭教育規模，影響家庭教育效益的關鍵因素。怒江州的家庭教育內容多以民俗活動展開，主要包括怒族、傈僳族等傳統文化教育、勞動教育、倫理道德教育等。但民俗活動對于怒江州的家長來說是一種約定成俗的傳承，因此，他們主觀意義上的家庭教育活動則較少開展。據調研，在156戶樣本家庭中，有122戶家庭存在義務教育階段學生。怒江州義務教育階段的學費由國家減免，這些家長每年給孩子的教育投入費用平均僅為442元。教育投入費用的多少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少年兒童知識面的拓展情況。造成該地區教育投入費用低的主要原因，一是經濟的相對落后，二是家長家庭教育觀念的淡薄。另外，家庭教育發展的社會效益包括營造溫馨、和諧的家庭，信任，高質量的陪伴，理性溝通。這四點的主旨是要發揚光大家庭美德，并促進少年兒童健康成長。獨立的生命是少年兒童個性化發展的基石，而家庭教育則是實現少年兒童社會化的基礎力量。它與學校教育、社會教育密切聯系、互相支持，共同促進少年兒童的社會化。由于家庭教育觀念淡薄，怒江州的家庭教育均衡發展尚處于較低水平，優質家庭教育發展滯后，內涵式家庭教育發展的動力機制不足，造成了怒江州家庭教育在少年兒童社會化過程中的奠基作用大打折扣，阻礙了家庭教育發展社會效益的實現。

三、振興與回歸：邊疆民族地區家庭教育的可持續發展

1.建構社會支持體系，促進邊疆民族地區家庭教育振興

首先，明確各部門責任，推進協同家庭教育共同體建設。明確規定作為公共利益代表和公共權力部門的政府在家庭教育發展中的主導職責，是推動民族地區家庭教育事業發展進步的重要保障[4]。另外，與民族地區家庭教育密切相關的社會組織，主要包括婦幼保健院等醫療服務機構、以村鎮為平臺的各類行政機構，以及民辦營利性家庭教育機構。因此，明確各部門責任，創新協同方式，建立起科學的運行機制，推進協同育人共同體建設是建構邊疆民族地區家庭教育社會支持體系的核心問題。

其次，完善各部門的家庭教育社會支持責任立法，明晰各部門權責清單。構建合理有效的民族地區各部門家庭教育社會支持責任標準體系，結構化民族地區各部門的責任標準；加強推卸家庭教育社會支持責任問責，對于推卸家庭教育社會支持責任的部門和個人，問責組織機構應依據民族地區各部門家庭教育社會支持責任標準體系和各部門家庭教育社會支持問責制度，采取相應的批評、教育、懲罰、責令其限期改正等措施；依據實際情況研發出差異性的、可操作的民族地區各部門家庭教育社會支持工作量表，以便于精確測量社會不同部門和機構的工作量，確保各部門工作量、工作時間的合理性。

再次，加強家庭教育指導師培訓，嚴格把控家庭教育指導工作門檻。2022年7月8日，《家庭教育指導師國家職業技能標準》通過初審，標志著家庭教育指導師正式成為國家的一項新職業。這對于深入貫徹落實“三個注重”精神，推進家庭教育指導師專業化、規范化；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但作為新職業，家庭教育指導師的評價體系尚待完善。目前，國家應按照《家庭教育指導師國家職業技能標準》對家庭教育從業者進行嚴格的技能培訓。只有具備過強的專業素質，通過層層考核的家庭教育從業者，才能拿到“家庭教育指導師證書”，進而從事家庭教育指導工作。作為家庭教育指導學習的主體，家長對家庭教育指導工作的進展具有最貼切的感知，所以，應引進家長監督機制來確保家庭教育指導工作的良好有序發展。

2.喚醒自我實現意識，促進家庭教育可持續發展

首先，倡導邊疆民族地區家長的家庭教育職業化理念。職業資格證書是現代社會人從事任何專門職業所必須的能力和資格證明材料。自古以來，“父母”因血緣親情而立。這自然形成的責任和義務卻無職業資格的要求。人們忙于生活，從未將“父母”二字作為一種“職業”來認識。這也就導致了各種各樣家庭教育失敗的案例。我國在2021年10月23日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家庭教育促進法》，通過制度設計，實現家庭教育由家訓、家規、家書的傳統模式向以法治為引領、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內容、以立德樹人為根本任務的新模式迭代升級，體現了家庭教育及家長職能的重要性。家庭教育若想獲得長足發展，作為家庭教育執行者的父母，要有自我職業角色實現的意識，將父母角色職業化，按照一定的參考標準，來評價自我的家庭教育工作情況，提高家庭教育效能。

其次，提升邊疆民族地區家長的主體性家庭教育能力。作為家庭教育的實施主體來說，家長對家庭教育理論的認知水平決定了家庭教育的實施水平。家長要喚起少年兒童的主體意識，培育少年兒童作為發展主體的意識和能力。提高民族地區家長的主體性教育能力，要從以下三方面著手。第一，家長要拓展家庭教育專業知識的學習途徑。家長要具有自我發展的意識，要主動發現和珍惜接受親職教育的機會。世代同居的家庭，要培養形成教育的一致性觀點。第二，父母要盡可能多地完成親子教育及陪伴。目前，邊疆民族地區均正處于鄉村振興的關鍵時期，地方經濟也在持續發展。父母要兼顧好工作與孩子的教育，減少外出務工與家庭教育的時間及空間矛盾。第三，家長要營造民主的家庭教育氛圍。家長要學會放權，讓孩子以“目標—設計—活動—反饋”的學習模式參與到家庭事務管理中來，促進孩子的自我學習和自我提升。

再次，重申邊疆民族地區家庭教育的生命價值。怒江州是教育脫貧攻堅戰的重要攻克區域。調研發現，該州存在義務教育階段學生輟學的情況。除了學?！翱剌z保學”工作效果不夠理想之外，該地區的家庭教育出現了極大的問題。有些家長的家庭教育價值觀念出現了偏差，他們認為上學無用，甚至影響了農務勞作。重申家庭教育的生命價值，改善民族地區家長的家庭教育觀念的途徑有以下三個。第一，肯定民族地區家長在家庭教育中的積極作用。家庭教育的滲透為民族活動的傳承與發揚提供了路徑。邊疆民族地區的傳統節日、民族風俗、勞動技能、倫理道德等都是在家長的積極教導下得到了傳承。民族活動的傳承與發揚，即是對我國文化的認同，同時也是我國文化發展的生命之光。第二，強調母職教育的重要性。怒江州女性從“家族財產”到“稀缺資源”的身份轉變，也為教育孩子增添了話語主動權。孩子在母親身上最能感知生命溫度。母親應成為家庭教育的主導者。第三，為家長增權賦能。家庭是實施家庭教育的責任主體，但通常人們對學校教育賦予更多期待，潛意識窄化了家庭教育的職責和范圍，弱化了家庭教育的生命價值。政府要明確家長和教師的權責邊界。同時，民族地區的家長要在家庭教育由“家規”向“國法”轉變的歷史性交匯時刻，積極地承擔起家庭教育的責任，實施自己的家庭教育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