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州水族螺形繡與青海土族盤繡比較研究

周瑩

摘要： 針對貴州水族螺形繡與青海土族盤繡常被學者認為是兩種不同刺繡工藝的誤解，運用對兩地刺繡的實地調查與比較研究法，并結合文獻分析，文章對二者技與藝之異及對漢地服飾與技藝的借鑒吸收情況展開剖析，旨在使學界在后續研究中能夠準確定位。通過對二者的比較分析，得出民族服飾刺繡技藝呈現著中華服飾文化共性，體現出民族服飾文化融合的研究結論。研究表明：從工藝制作手法看，水族螺形繡與土族盤繡并非各自民族獨一無二的，二者均運用了雙針挽制繡法，是因各自族群交流互動歷史及審美喜好不同，從而形成同種工藝的不同應用形式和外觀效果。

關鍵詞： 土族盤繡;螺形繡;水族馬尾繡;文化交流;繡法;民族服飾

中圖分類號： TS941.12;J523.6 ? ?文獻標志碼： B ? ?文章編號： 1001-7003（2022）01-0134-07

引用頁碼： 011303DOI： 10.3969/j.issn.1001-7003.2022.01.019

青海和貴州同屬中國西部地區，但鮮有人將青海土族與貴州水族的刺繡相提并論。在為數不多的土族盤繡學術研究中，多數學者認為其是獨一無二的，區別于其他刺繡技法，是當地民族創造的獨有刺繡技藝。張捷絲[1]認為“盤繡的命名來源于它獨特的針法，是中國刺繡藝術中唯一采用一針兩線為刺繡方法的刺繡藝術”;韓澤華[2]認為土族盤繡是土族婦女在生活中采用“一針二線”的獨特針法，是土族獨有的一種刺繡方法;金昱彤[3]、徐顯[4]持有盤繡針法特別，但未發現其他民族和國外運用此針法的觀點。許多研究水族馬尾繡的學者將注意力關注在以馬尾線纏繡的技法上[5-6]，并未深入研習與之相配搭使用的螺形繡針法。這些研究固然是民族刺繡藝術珍貴的專題研究，卻疏于從宏觀角度觀照不同繡法、針法之間的關系，以及最終呈現效果上的差別對比，容易陷入“就事論事”地孤立看待所帶來的研究局限，缺少與中華刺繡與服飾文明的彼此關聯，以及相近技藝之間的特點與差異性分析。中國刺繡針法、繡法種類豐富，在不同繡種的命名和分類中存在著差異。而筆者在對青海土族盤繡與貴州水族馬尾繡填心的螺形繡的實地考察與研究中認為，二者屬于同“工”易“曲”的刺繡針法。

1 同“工”之繡制技法

首先，可以從工藝角度仔細對比二者的繡制技法。水族馬尾繡是將以馬尾為梗線的內芯盤曲成花紋，另一根線從梗線的一側抽針，再從另一側刺針固定梗線。從刺繡針法上看，馬尾繡與貴州侗族擅長制作的纏線繡一樣屬包梗繡，都是以纏好的線做梗線，以另一暗線固定，只是作為內芯的梗線材質不同（圖1）。然而，制作馬尾繡并非僅用馬尾梗線刺繡全部繡品，而是以馬尾繡定框，勾勒繡品圖案的外輪廓（圖2）。勾勒好的繡品需用彩色螺形繡作為填充（圖3），早期則多用打籽繡、辮繡針法來填充，謂之“填心”或“補花”。

如圖4所示，作為填充的螺形繡針法通常從右至左，將空白的部分填滿。用兩根針（A、B）分別穿同色的線，其中用來盤的B線為6股，用來固定的A線為單股。以前用絲線繡制，現在為避免掉色改用滌綸線繡制。具體流程為：B針自布的底部穿到正面，拉出線后將針暫時固定一邊，然后A針從布的底部，靠近B針刺針的地方，從下往上刺出且未完全拔出針時，將B線由內向外繞A針一圈，用拇指尖按住線圈，再把A針從線圈后面刺下固定。A針在該線圈前面再刺上來再打圈，如此反復圖4中⑦～⑨的動作，便形成一圈壓一圈的凸起線圈。過去，制作馬尾繡的馬尾線質地較為粗獷，與之相配的填心用辮繡、打籽繡成品肌理也較明顯，而如今的馬尾繡追求精致勻稱，與螺形繡相配也比較符合這一審美。

青海土族盤繡歷史悠久，都蘭縣境內吐谷渾墓葬便有繡品出土，其制作工藝與水族馬尾繡填心的螺形繡工藝頗為相似。三都水族馬尾繡制作者潘玉敏看到土族盤繡國家級非遺傳承人李發秀制作的盤繡視頻后，也認為二者“都是一樣的”。

青?；ブh土族盤繡也是兩針同時施繡的，一根盤一根繡縫，且也不用棚架，可直接雙手繡制。在選線方面，與水族螺形繡使用兩根相同顏色但粗細不同的繡線一樣，盤繡亦盤線粗、繡縫線細。細節差別是土族盤繡用絲線，且盤制的粗線通常是先將雙股絲線拆成單股，再將三根單股線搓在一起使用，繡制過程中還要不斷將其加捻。盤繡時將粗盤線針插在上衣胸口處，左手拿繡布，右手盤繡（圖5）。當繡縫針從繡布背面刺回正面時，右手將搓捻好的粗盤線自左向右順時針在繡縫針尖處盤繞一個圓圈，再用左手大拇指壓住盤線，繡縫針向下穿針縫壓，固定粗盤線形成的線圈。如此反復上針盤、下針縫，一針固定兩線的針法，便形成似葡萄串的寬2 mm左右的盤線線圈（圖6）。

因此，單純從二者的工藝操作技法上看，土族盤繡和水族螺形繡屬同“工”的雙針挽繡針法，即興盛于明清時期的挽繡[7]，只是挽線圈的疏密有所不同，土族盤得較為稀疏，線圈圓潤，而水族螺形繡挽得較為緊密，線圈與線圈之間重疊部分較多，從而形成螺形的外觀，如圖7所示。

2 異“曲”之藝術特點

2.1 針法配搭與材料

從二者所呈現出來的藝術特點來看，相同工藝因不同的針法搭配與材料使用習慣、圖案的構成與風格及色彩的配置與審美方面會有不同的呈現。

文化或者社會在傳統上被理解為所有的人都擁有的某種東西，但是在每一個具體案例中，它們的內容是不同的[8]。因所配搭使用的針法和材料不同，土族盤繡和水族螺形繡在外觀上給人的視覺美感也頗為不同。以盤為主的土族盤繡，繡品平整舒展大氣奪目（圖8）。而在水族馬尾繡中，雙針螺形繡與馬尾纏繡一樣不可或缺，一個填心一個定框。在整件繡品中還會配以其他針法和裝飾材料，如平繡、亂針繡、挑繡、纏金繡等。此外，在制作馬尾繡背扇時還會使用一種特殊材料，即形如古代錢幣的小銅片，以紅線釘縫在馬尾繡片表面，整體看上去層次比較豐富（圖9）。釘縫銅片需要力氣，多由男性來操作。而男女合力制成的馬尾繡背扇，既具有極強的裝飾性，亦是對幼兒愛的體現，在當地民眾心中更具有驅邪避兇之寓意。

從針法配搭和裝飾材料的使用上看，土族盤繡較為單一，以盤構成繡品主體，即便配以其他針法亦是整潔的線跡，給人質樸穩重的感覺。而水族馬尾繡本身具有一定的立體感，與此相配的無論是過去常用的打籽繡、辮繡，還是現在多見的螺形繡，都是具有體積感的針法，繡品立體的線跡于光影中給人以視覺上的空間立體感，各種針法與裝飾材料井然有序、繁而不亂。

2.2 圖案構成與風格

土族盤繡既可作為線條組成圖案，也可以盤繡成面狀的圖案，頗為靈活（圖10）。繡制折角分明的盤繡線條較見繡者功力，而曲線柔和的盤繡塊面則相對較為簡單。但無論是線條還是塊面，盤繡圖案都具連貫性，通常為從頭自尾的封閉圖形。而水族馬尾繡填充用的螺形繡則因需依照馬尾繡繡制的外輪廓進行填充，會時斷時續，首尾并不相連，以整體圖案的線條流暢柔美為上（圖11）。

在圖案構成方面，少數民族刺繡服飾通常由多個刺繡小片組合而成，因此在構圖上擅長運用圍繞中心圖案再向四方發射的聚集性中心結構。土族盤繡和水族螺形繡都有這類構成的圖案，如胸兜、背扇上的刺繡圖案，在形式上通常遵循著對稱的特征。而用于服飾衣邊、下擺、袖口、腰帶等部位的適合圖案和邊隅圖案，則根據不同部位被靈活運用，并與主體圖案布局相呼應。整體刺繡圖案密集緊湊，具有密而不亂的裝飾效果，富極強的視覺張力。

除將現實生活中與自身生活息息相關的自然萬物作為圖案題材外，如土族的石榴花、五瓣梅，水族的花草蟲魚等，兩個民族的圖案均汲取中原漢族刺繡的吉祥紋樣或抽象幾何紋樣，且常富有趨吉避兇的精神內涵，故將一些吉祥圖案作為精神護佑的象征符號。例如水族的蝴蝶、蝙蝠、葫蘆、龍鳳等，土族的“老鼠拉葡萄”“孔雀戲牡丹”“獅子滾繡球”等，都是體現人們祈求美好生活的圖案。值得一提的是，水族常將水書中的文字和漢字應用到服飾刺繡之中，富有吉祥的蘊意。而土族盤繡除將漢字進行重構外，受宗教影響較深，常見的法輪（土語為“擴日洛”）、太極圖、八寶、云氣、“卐”字（當地人稱“富貴不斷頭”）等，都是反映民族宗教信仰和民族文化色彩的紋樣。

2.3 色彩配置與審美

色彩是繡娘們表達情意的個性化語言，不同的人雖會配置出不同的色彩，但在整體上仍具有強烈的族群集體審美觀。土族盤繡與水族馬尾繡也都是在深色底布上施以醒目的彩繡，但給人的視覺感受卻頗為不同。土族盤繡色彩明快，擅用色彩的明度推移和色相推移，如彩虹般的色彩層疊過渡，形成獨特的光暈效果。如圖12（a）所示，以云氣紋為色彩放射中心，外層荷花以6個明度的推移襯托中心圖案，第三層則由內向外以冷色過渡到暖色，在這十幾個豐富的色彩推移中既有明度變化，又有色相變化，給人以炫目溫暖的視覺感受。圖12（b）為主體紋樣盤長紋，則在同類色中進行了色彩推移。

而水族馬尾繡的色彩則有著兩類不同色調的應用傾向。過去在制作馬尾繡背扇時，婦女們通常選用中明度和中純度的紅黃暖色調，顯得既溫暖又和諧。而在服飾應用中，則喜好冷調的藍綠紫，色彩純度較高且飽和，但因有白色馬尾線勾邊緩和了強烈的色彩對比，給人以整潔含蓄雅致之美（圖13）。水族和土族刺繡色彩審美雖各有特色但又不乏相似之處，即圖案與色彩并非為自然界所固有的對應關系，都存在著色彩的圖案解構，例如蓮花是多彩的、魚是紅色的等。

3 對漢地服飾技藝之采借吸納

盡管關于水族和土族的族源暫無定論，但學界較為認同的是處于文化交融地帶的二者，在歷史上曾與中原文化進行了交流融合，因此對漢族刺繡技藝的吸收演化亦是可能之舉。地緣的隔離導致服飾模式的僵化，加強各種文化間的交往與聯系，必然促進服飾變化的速率[9]。由此，可以嘗試于文化交流與互動視域，來理解這兩個相距較遠的民族刺繡針法的相似性。

中國西南地區自古以來就是多民族交錯雜居之地，改土歸流時將曾經隔離的地緣關系打破，民族間交往互動更加頻繁。晚清政府在水族地區實施改漢裝政策，加之與漢族密切的交往，水族服飾留下了漢族歷史文化基因的印記。據《皇清職貢圖》卷八載：“荔波縣夷人，有、、狑、狪、猺、獞六種雜居，并為一體。元時同屬南丹安撫司，明初改土歸流，置荔波縣，隸廣西省。本朝雍正十年，改隸黔省。其衣服、言語、嗜好相同?！盵10]雍正水族地區：“商旅出于途，漢苗雜于市，天平景象，煥然一新焉?！盵11]往來的漢族官員、商人、手工業者的服飾與當地民族服飾間相互影響。

水族以中原文化、百越文化為主流的南北民族融合的二元結構，使得水族社會保留有殷商文化圈與百越族群文化遺存成為可能[12]。有學者認為水族馬尾繡背扇正中的圖案與商代饕餮紋極為相似（圖14）。水族馬尾繡水語為“jiè”，在語音、語義上皆與漢字“”相同，即“系馬尾”。語言研究專家認為水語漢語是由“同源”到“分化”再到“接觸吸收”的關系[13]。而馬尾繡也當是古代水族先民融入百越族群后，將中原征戰“系馬尾”演化為對日常生活的美化，是保留著中原古音的文化遺存。背扇上的中心紋樣雖在當地普遍被認為是蝴蝶，但在水族傳說中也表達了其具有驅邪避害的文化內涵，這與商代青銅器上饕餮紋的辟邪之功頗為相似。而岑家梧的《水家仲家風俗志》記載：“婦女的上衣也沒有領……襟、袖及領口，均用青布鑲邊兩層，最內層更繡以花邊，花邊從漢商購得，頗為精致?！盵14]則充分證實了水族婦女服飾上刺繡的漢族源流。

正如費孝通先生所言，在長期歷史過程中，許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單位，經過接觸、混雜、聯結和融合，形成了一個“你來我去、我來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個性的多元統一體[15]。土族也是定居于多民族地域與文化的交叉地帶，與漢族、藏族、蒙古族等民眾間有著廣泛的經濟與社會交往。臨近民族的服飾文化也不斷滲透到他們的衣生活，刺繡圖案的象征意義與其周邊民族象征意義的不謀而合，也印證了土族在與多民族雜居中，民族文化間互動與融合的事實。例如，土族盤繡的“富貴不斷頭”紋樣是對佛教象征標志“卐”進行了借鑒，形成了向四邊延伸密閉的“卐”字紋，表示萬物生生不息之意;作為道教標志的陰陽魚，也被土族人加以創新設計，如將雙魚繡成三魚或四魚（圖15）;而男子靴上的云紋，則是其先民薩滿教原始信仰的體現。

土族對漢地文化的接受與漢族文化長期的主流地位密切相關，土族服飾也在與漢族服飾文化的接觸中不斷發生著流動、吸收、融合和變異?！痘是迓氊晥D》[10]卷三中載有西寧“土婦”“裹足著履，多類民婦”，碾伯縣李土司所轄“番民”“穿漢服，習漢字”?！肚嗪ｏL土記》載“又緞子和布匹，是由內地商人手里拿羊毛皮子來換的”[16]印證了部分土族先民服飾曾深受周邊漢族服飾的影響，吸收接納漢族服飾文化這一歷史事實。被稱為“太陽花”的土族盤繡圖案是隋唐時期至明清時期以來被各民族廣為使用的團花圖案的一種創新，并在當地人熟悉的團格式基礎上進行了新解釋，這是傳統中國歷史上“有疆界無國家”特性對文化遺留的作用[17]。而早在漢末六朝時期，佛教的傳入導致中原地區刺繡人物形象的興起，繡法上開始有著兩、三色漸變繡線相間的暈染效果，足見在色彩配置特點上土族盤繡的漸變光暈效果也并非天下無雙。

4 結 語

從比較研究視角分析來看，橫向上制作水族馬尾繡填心用的螺形繡和土族盤繡并不是各自民族所絕無僅有的，二者均為雙針穿挽刺繡技法，區別是挽繞繡線間的疏密不同。而從縱向時空緯度上看，明清正是貴州水族經歷改土歸流施行改漢裝政策，青海土族與周邊漢族交往較為密切的時期，民族間的交往、交流、交融也推進了民族間刺繡技藝與文化的互鑒共融。水族螺形繡與土族盤繡正是因各自族群交流互動歷史及審美喜好不同，而形成同種工藝的不同應用形式和外觀效果。水族和土族人民在與其他民族交流交往交融中提取他者文化元素，并將其轉換成可視可感的符號融入各自民族傳統服飾實踐，實現著中華文化符號的共享和中華民族形象的共創與共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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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piral embroidery of Shui nationality in Guizhou is an embroidery commonly used in the process of "core filling" of Shui nationality horsetail embroidery. Two needles are used at the same time. Coil embroidery of Tu Nationality in Qinghai adopts two stitches at the same time， with coils threaded into a loop by one stich and fixed by the other stich. It is often regarded as a unique embroidery skill. Scholars often regard spiral embroidery of Shui nationality and coil embroidery of Tu nationality as two different embroidery techniques. In view of this misunderstanding， this paper analyzed and compared their production methods， different application forms and appearances， as well as the cultural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two nationalities and Han costumes. It is expected to provide great value for the accurate positioning of academic circles in the follow-up research and the clothing embroidery skills and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nationalities.

After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spiral embroidery of Shui nationality in Guizhou and coil embroidery of Tu nationality in Qinghai in the relevant documents and fieldwork， two important conclusions are drawn as follows： 1） From the horizontal point of view， it can be determined that spiral embroidery of Shui nationality in Guizhou and coil embroidery of Tu nationality in Qinghai belong to double needle pull embroidery through the comparison of their process operation techniques， that is， pull embroidery flourished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n the process of coiling up， due to the different densities of the coil， the overlap between coils may vary. The coil of coil embroidery of Tu nationality is round， while the coil of spiral embroidery of Shui nationality looks like a snail; 2） From the vertical point of view，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Shui nationality in Guizhou implemented the policy of "Gai Tu Gui Liu" and the policy of changing Han costume， and Tu nationality in Qinghai had close exchanges with the surrounding Han nationality. The exchanges and integration among nationalities also promoted the mutual learning and integration of embroidery skills and culture among nationalities. The spiral embroidery of Shui nationality and coil embroidery of Tu nationality have established different application forms and appearances of the same process because of the differences in communication and interaction history， as well as aesthetic preferences. The same needlework presents differently due to different needlework collocations and material usage habits， pattern composition and style， color configuration and aesthetics. The national clothing embroidery skills exhibit the commonness of Chinese clothing culture and the integration of different national cultures.

Through systematical and in-depth collection， arrangement， and analysis of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Guizhou Shui nationality spiral embroidery and Qinghai Tu nationality coil embroidery， rather than looking at the two in isolation， this paper has not only analyzed the production details of the two from a micro perspective， but also investig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and the style difference in the final presentation effect from a macro perspective. At the same time， this study also paid attention to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two and Chinese embroidery and clothing civilization， and explored the commonality shared by Chinese national cultural symbols from the aspect of traditional clothing skills.

Key words： coil embroidery of Tu nationality; spiral embroidery of Shui nationality; horsetail embroidery of Shui nationality; cultural exchange; embroidery technique; national costu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