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對中國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分析

陳 偉,伍 琦,楊璐辰,陶長琪

(1.江西理工大學商學院,江西 南昌 330013;2.江西財經大學統計學院,江西 南昌 330013;3.江西財經大學軟件與物聯網工程學院,江西 南昌 330013)

0 引言

自改革開放40多年以來，依靠傳統生產要素的大量投入，中國制造業持續發展，年均增長率高達11%，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中國也由此成為世界制造大國.但隨著近年來人口紅利的消失、資本回報率下降、經濟結構不優等現象的凸顯，制造業依靠資源、勞動力等基礎生產要素持續發展模式已逐步被否定.由于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術，具備“高科技、強滲透”等特點，所以這使得產業通過創新突破原有發展模式來推動持續高質量發展成為可能.信息技術發展，日新月異，諸如航天云網INDICS平臺、海爾智能定制平臺等新興“互聯網+制造業”平臺不斷涌現，相關產業發展紅利不斷釋放，探索“互聯網+”與制造業高質量發展之間存在的聯動關系，正逐步成為當前中國學界、業界所關注的焦點.

自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努力推動我國經濟向高質量發展”的論斷，國內諸多學者結合中國發展國情從經濟發展內涵、路徑選擇等方面進行了相關研究，并認為高質量發展的核心就在于創新[1],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術具備超強的滲透、融合、衍生作用，其可以促進制造業技術創新、模式變革[2].因此，學術界逐步將研究目光投向“互聯網+”與制造業發展之間的作用關系.眾所周知，“索洛悖論”的提出與延展在新信息時期是基于信息技術對工業發展具有促進作用的共識.這種作用可能是信息技術對工業發展所帶來的直接技術突破，也可能是一種抽象思維，促進產業組織及產業發展模式變革[3-4],即信息技術可以通過創新對工業發展起著促進作用.此外，由于網絡效應的存在，所以“互聯網+”與制造業發展之間的關系變得相對復雜[5].

通過上述論述可以發現，關于“互聯網+”及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研究多在于內涵定義、模式拓展等理論研究，而2者內在的具體關聯、作用路徑及定量研究卻相對缺乏.特別是對“互聯網+”作用于不同類型制造業影響是否具有一致性、“互聯網+”對制造業影響的黑箱效應如何揭示、“互聯網+”對制造業影響呈現何種特征等問題的回答不夠充分.而上述問題又是探究“互聯網+”對制造業高質量發展作用路徑的關鍵所在.因此，明晰當前中國“互聯網+”及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現狀，厘清以“互聯網+”為首的新信息技術對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作用關系，具有一定理論與現實意義.

1 理論與機理分析

1.1 “互聯網+”對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理論分析

隨著經濟社會飛速發展，“互聯網+”已逐步融入中國社會發展過程中.事實上，“互聯網+”作為新興生產要素和戰略性人造資源[6],對制造業作用早已超越其技術本身，在生產思維、發展模式等其他方面都有重要影響.眾所周知，“互聯網+”對產業發展的影響落腳在產業，但以“創新”為核心環節的中間作用路徑卻始終無法繞開.通俗而言，創新可以視作新信息技術對制造業產業影響落地的媒介.利用“互聯網+”這一要素促進技術、組織、制度等綜合創新，推動知識信息溢出與重整，進而實現制造業在生產效率、技術范式和商業模式等多方面原有瓶頸的突破，是推動新時期制造業變革的必然路徑[7].具體如圖1所示.

圖1 “互聯網+”影響制造業高質量發展路徑

1.1.1 “互聯網+”對創新的影響 知識本身具有的外部性特征使其呈現一定外溢性，這種外溢性對知識有效傳遞有著密切聯系.創新的本質在于知識的傳遞與整合，因此知識的外溢性將影響創新[8-9].類似于圖片、聲音，知識作為一種特殊信息，離不開傳播媒介的輔助.知識外溢可能由不同原因造成.一種觀點認為，空間距離會影響信息傳遞有效性與準確性，造成不同區域信息接受差異，因此空間因素對知識外溢的影響是不可忽略的[10].另一種觀點是，由于知識累積效應的存在[11],所以知識傳遞應該由高位勢向低位勢流動[12-13].但總體而言，這種傳播媒介擾動主要通過有形與無形的空間展開.“互聯網+”這一新信息技術不僅可以為知識傳遞奠定良好的技術基礎，增強傳遞的效率，破除知識外溢的空間障礙,而且還可以作為一種包容性思維，提供了分享理念，突破無形的“場”壁壘，為知識溢出提供有力支撐.

創新本身是一項高風險、高投入的行為，除非有技術強力推動或者市場的“倒逼”，參與者一般存在創新的“惰性”.“互聯網+”促進知識共享，利用知識溢出的外部性，可以有效降低創新的風險，提升創新主體的創新意識[14]. “互聯網+”發展的外部性與網絡性是指:隨著網絡節點的增加，信息交流越來越充分，在“互聯網+”發展到一定臨界程度后，其對經濟系統的促進作用將瞬間放大[15].

1.1.2 創新對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影響 由“互聯網+”所帶來的技術創新可以推動制造業“高級化”轉變.信息技術推動生產技術變革，其影響主要體現在:1)通過信息技術與傳統制造業在技術、產品、設備上的交互融合，如信息傳感技術嵌入傳統制造業，可以提升裝備智能化水平以促進生產工藝改進;2)信息技術的衍生性直接催生新制造業,如通過物聯網技術，可以對產品從設計、制造、包裝等全生命周期進行智能化管理，提升各類資源使用效率，催生制造服務型產業.

“互聯網+”推動的組織創新也將對制造業組織形態帶來深遠影響.首先，由“互聯網+”所帶來的創新往往是一種集成式創新.這種創新突破創新主體之間的壁壘，將人力、資本、信息、技術有效集成發展，對傳統組織結構產生革命性影響,如通過科研機構、高校、企業的協同創新平臺，擴張并延伸了企業創新網絡，加強了企業與高校、科研院所協同發展的緊密度.此外，“互聯網+”也給企業管理結構帶來了“分散化、扁平化、柔性化”變革.

“互聯網+”所帶來的創新還體現在:推動了制造業生產、銷售模式的更新，滿足了消費者個性化需求.一方面，隨著“互聯網+”技術在制造業企業生產中的深度應用，企業設計、生產、管理等環節逐步集成統一，效率提升;另一方面，“互聯網+”的發展極大地降低了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信息交流成本，推動電商、個性化定制等新興營銷模式，促進制造業與服務業融合.

當然“互聯網+”所推動的創新是一把“雙刃劍”，在促進制造業發展的同時，也可能出現部分負向作用.如銷售模式創新推動的個性化定制可能對制造業設計、生產設備的標準化帶來較大難度甚至提高企業制造成本，降低企業生產意愿.而掌握“互聯網+”這一新興資源的信息服務商容易形成“寡頭”壟斷，提升企業信息搜尋成本，抑制產業發展.

1.2 “互聯網+”對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機理解析

本文擬在D-S壟斷競爭框架下，結合J.C. Hallak等[16]的研究,分析“互聯網+”通過對創新影響來促進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機理.假定zi表示在“互聯網+”背景下制造業部門所生產的各種差異化產品集Z中的一種產品且為連續變量，zi滿足zi∈Z且0

U=(∑g(zi)1/σq(zi)(σ-1)/σ)σ/(σ-1),

(1)

其中q(zi)表示對異質性產品zi的需求,g(zi)表示產品蘊含的創新強度,σ表示在“互聯網+”背景下制造業所生產的差異化產品的替代彈性，且0<σ<1.假設消費者收入水平為I，則在有限預算下有

∑p(zi)q(zi)=I.

(2)

聯立式(1)與式(2)可得產品zi的最優消費量

q(zi)=g(zi)p(zi)-σM/P1-σ,

r(zi)=g(zi)M(p(zi)/P)1-σ.

(3)

令互聯網發展水平為θ,θ∈(0,+∞).互聯網帶來的技術溢出效應降低了企業的邊際成本，提高了企業的生產效率.因此，本文設定的生產成本為

C(v)=Mc(v,g(v),θ)q(v),

(4)

其中Mc是邊際成本，v表示企業的生產率水平.為便于推導，假設邊際成本的具體形式為

Mc=g(v)β(μ-θ)/(v+θ),

(5)

其中β是可變成本對產品創新強度的彈性，0<β<1,μ表示互聯網發展水平的調節系數，μ>0.式(5)假設邊際成本Mc與產品創新強度g(v)、企業生產率v以及互聯網發展水平θ有關，且伴隨著互聯網水平的不斷發展，邊際成本會逐步下降.將式(5)代入式(4),并對產品創新強度g(v)求偏導數得到

?C(v)/?g(v)=βg(v)β-1q(v)(μ-θ)/(v+θ).

當μ>θ時，?C(v)/?g(v)>0;當μ<θ時，?C(v)/

?g(v)<0.這表明:在互聯網發展初期，企業研發創新投入較大，企業生產成本會隨之增加；伴隨著互聯網的逐步發展，軟硬件設施的進一步完善，創新水平會逐步呈現出規模效應，企業生產成本會隨著創新水平的逐步提高而呈現下降趨勢.

在壟斷競爭市場下，企業利潤最大化條件為邊際成本等于邊際收益，企業邊際利潤為0，故企業的利潤函數可表示為

maxπ=r-g(v)β(μ-θ)q(v)/(v+θ).

(6)

將式(3)代入式(6)并對價格求1階偏導數,可得

g(v)M((1-σ)p(v)-σ+g(v)(μ-σ)σ·

p(v)-(σ+1)/(v+θ))/P1-σ=0.

(7)

在此基礎上可得,當μ<θ時,產品創新強度g(v)與互聯網發展水平θ的關系為

g(v)=(p(v)(1-1/σ)(v+θ)/(μ-θ))1/β.

(8)

進一步對式(8)求1階偏導數,得

?g(v)/?θ=(p(v)(1-1/σ)(v+θ)/(μ-

θ))(1-β)/β(p(v)(1-1/σ)(v+μ)/(μ-θ)2)/

β>0.

這表明:當互聯網發展水平達到一定程度時，企業創新水平會伴隨著互聯網的發展而不斷提高.值得注意的是，當μ>θ時，式(7)不存在均衡解，即不能明確互聯網發展水平與創新水平之間的關系.這可能原因是:在互聯網發展初期，信息技術的引入會提高企業技術創新水平，但信息技術與設施的引入成本，也會擠壓企業研發創新投入，不利于企業創新能力的提高.因此2者間的關系有待進一步驗證和分析.

綜上所述，本文擬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1“互聯網+”對制造業高質量發展具有一定影響；

假設2“互聯網+”可以通過創新來影響制造業高質量發展；

假設3由于“互聯網+”的網絡效應及創新“沉沒成本”效應，所以“互聯網+”對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呈非線性關系.

2 中國“互聯網+”與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現狀

2.1 指標體系構建

自2015年“互聯網+”概念提出以來，學界對其基本內涵界定，卻始終未有統一定論[17].如部分學者認為“互聯網+”是互聯網技術與傳統制造業深度融合發展出來的新經濟形態，也有學者認為“互聯網+”是促進互聯網向其他行業滲透的技術基礎，是一種新工具、新要素.因此，在對“互聯網+”發展狀況進行定量分析時，分歧也相對較大.“互聯網+”作為一種新興信息技術，其發展已經超出技術本身.為相對完整分析當前中國“互聯網+”發展程度，本文在國家統計局信息化發展指數基礎上，結合“互聯網+”的發展特征，參照文獻[18-19]的研究，構建了反映中國“互聯網+”發展水平的評價指標體系.具體如表1所示.

表1 中國“互聯網+”發展評價指標體系

相較于“互聯網+”的定義模糊且充滿爭議，自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高質量發展以來，高質量發展的內涵界定相對統一.“創新”、“綠色”、“高效”、“民生”等成為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核心所在.本文在黨的十九大報告對經濟高質量發展內涵解釋的基礎上，結合文獻[18,20]的研究成果，構建了中國制造業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見表2).

表2 中國制造業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

2.2 數據來源

本文對中國以及中國30個省份(除西藏、臺灣、香港、澳門外)及部分制造業細分行業從2012—2020年數據進行收集整理.所需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工業統計年鑒、中經數據庫、中國進出口統計年鑒、EPS數據統計平臺、中國科技統計年鑒、各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中國教育統計年鑒、中國高技術產業統計年鑒、wind金融資訊終端、騰訊研究院、CNNIC《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

2.3 指數合成

本文利用熵權法對各指標數據進行指數合成.同時對相關指標進行標準化處理.

正向指標的標準化處理方法為

X′ij=(Xij-min{X1j,X2j,…,Xnj}/(max{X1j,X2j,…,Xnj}-min{X1j,X2j,…,Xnj});

負向指標的標準化處理方法為

X′ij=(max{X1j,X2j,…,Xnj}-Xij)/(max{X1j,X2j,…,Xnj}-min{X1j,X2j,…,Xnj}).

根據上述方法對各省“互聯網+”發展及制造業高質量發展進行測算，并利用GIS分析各省“互聯網+”及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狀況(見圖2～圖5).

圖2 2012年“互聯網+”發展狀況

圖3 2020年“互聯網+”發展狀況

圖4 2012年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狀況

圖5 2020年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狀況

由圖2～圖5可以看出2012—2020年間中國“互聯網+”發展狀況穩步提升，代表不同省份“互聯網+”發展狀況的顏色深度逐步趨于均衡，中西部地區與東部沿海地區色差逐步接近，新疆、內蒙古等也有較為明顯的改善，但東北地區色差改變不大.而2012—2020年間中國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狀況相對穩定，東部沿海地區優勢明顯，但隨著時間推移，中部地區安徽省、江西省、湖南省、湖北省等色差逐步與東部地區靠近，東北、華北地區發展相對東部沿海地區正在減弱.

在現實中，形成上述結果的原因較為復雜.隨著國家“互聯網行動計劃”的推進，中國在互聯網基礎、互聯網應用、人才培養等多項指標上都有質的飛躍，國家整體互聯網技術水平及發展狀況有較大提升.針對國務院《關于“互聯網+”行動指導意見》，各地區紛紛出臺自身的發展計劃.特別地,安徽省、貴州省、重慶市等中西部地區紛紛大力引進國內大型信息企業的研發中心及數據處理中心，推動了當地互聯網相關產業的深入發展，促進了區域信息化水平提升.東北地區近年來盡管對“互聯網+”相關產業出臺了不少政策，但由于產業發展過于依賴傳統產業且近年來人才流失十分嚴重，所以互聯網、物聯網、智能制造等新興產業發展相對緩慢.對中國制造業高質量發展而言，由于東部沿海地區擁有豐富的高層次人力資源、雄厚的資本、先進的技術，使得其先進制造業的發展擁有得天獨厚的優勢，所以東部沿海地區一直處于中國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前沿陣地.由于知識、技術外溢作用的存在，所以中部地區在產業承接上相比西部地區及東北地區有較大優勢，因此，近年來，其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推進也相對明顯.在貴州大數據、重慶智能制造基地的強力推動下，近年來西部地區的制造業發展出現喜人成績，但由于互聯網技術的“長尾效應”，所以其與傳統制造業較好融合尚需一段時間，對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推動相比中部地區稍微偏弱.而華北地區及東北地區制造業發展卻呈現發展變緩的趨勢，這可能原因是:這些地區相對以傳統產業為主，“國企鐵飯碗”思想較為深入，在市場化改革、產業轉型上難度較大，阻礙了區域制造業高質量發展.

3 “互聯網+”對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作用分析

3.1 模型設定

基于上述理論分析，為了厘清“互聯網+”對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影響，擬采用面板數據模型作為基準模型進行實證檢驗.具體如下:

MHit=β0+β1Nit+βXit+μi+μt+εit,

其中MHit表示i地區t時期的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程度,Nit是i地區t時期的“互聯網+”發展程度,Xit是一系列控制變量,μi為個體固定效應,μt為時間固定效應,εit為隨機擾動項.

3.2 變量測度與數據說明

3.2.1 變量設定 被解釋變量為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程度MH.將上述由制造業運行規模、發展效益、結構優化、發展潛力等指標所合成的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指數作為被解釋變量.

解釋變量為“互聯網+”發展程度N.將上述由互聯網發展基礎、互聯網發展狀況、互聯網應用狀況、互聯網建設狀況等指標所合成的“互聯網+”發展指數作為解釋變量.

除“互聯網+”發展水平外，其他因素也會對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程度產生影響.借鑒已有研究，本文擬選取如下控制變量：根據劉鑫鑫等[21]的研究，選取人力資本水平ED(采用平均受教育年限來衡量)和市場化水平MA(采用非國有企業工業總產值占工業總產值的比例來衡量);根據郭家堂等[22]的研究，選取對外開放程度OP(采用FDI占GDP的比例來衡量);根據韓先鋒[19]、杜傳忠等[23]的研究，選取金融發展水平FI(采用區域內金融機構人民幣貸款余額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例來衡量)、基礎設施及配套IS(采用地區物流效率和區域內物流周轉量來衡量)和環境規制RE(采用污染治理投資額占GDP的比例來衡量).

3.2.2 數據來源 “互聯網+”指數與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指數來源于前述的計算結果，其他變量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中經數據庫、中國進出口統計年鑒、中國工業統計年鑒、EPS數據統計平臺、中國科技統計年鑒、各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中國教育統計年鑒、中國高技術產業統計年鑒、wind金融資訊終端、騰訊研究院、CNNIC《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

3.3 實證結果與分析

考慮模型的短面板數據，先通過Hausman檢驗，再采取固定效應模型考察“互聯網+”對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影響.

3.3.1 基準回歸分析 為了考察“互聯網+”及各控制變量對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將被解釋變量與解釋變量單獨回歸，并逐步納入控制變量，具體結果如表3所示.

從整體樣本層面分析可知:無論是否添加相關控制變量，“互聯網+”對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為正，在逐步加入控制變量后，相關系數符號依然未發生變化.

從表3中模型(g)可知:當“互聯網+”發展水平每提升1%，將促進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水平提升0.093%.這意味著:從經濟學意義上看，“互聯網+”發展水平的提升將有利于促進制造業高質量的發展.這驗證了假設1.從控制變量的分析看，人力資本水平、市場化水平、對外開放程度、產業配套水平均對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有較為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這主要原因是:隨著中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原有簡單依靠低端勞動要素投入而獲取高速發展的模式已經一去不復返，高素質的勞動力資源是推動制造業發展的有力保障;同時隨著市場化改革推進，對外開放持續深入，基礎設施的逐步完善，產業生產的各類要素在國內與國際雙循環中逐步流通，發展效率得以提升，促進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此外，金融發展水平、環境規制對制造業高質量發展呈現了抑制作用，這主要體現是:當前制造業產業發展所需的金融要素配置依然不合理,錯配低配現象仍然嚴重.盡管信貸規模有所擴大，但是不少資金流入非實體經濟中，造成經濟循環無效流通，這也是當前中國強調產業發展“脫虛向實”的根本原因.而在當前制造業中傳統制造業的占比依然較高，產業轉型壓力仍然較大.

表3 “互聯網+”對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基準回歸結果

3.3.2 產業異質性分析 制造業包含較廣，不同細分產業的發展特征、產業模式都有較大區別，使得“互聯網+”對各自產業的影響作用也不盡相同.因此，為了詳細分析“互聯網+”對不同制造業的影響，將制造業總體劃分為勞動密集型產業、資本密集型產業、技術密集型產業(根據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行業分類代碼表中的分類，選取農副食品加工業、服裝與紡織業等行業為勞動密集型產業；選取石油加工、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業、金屬制品業、非金屬礦物制品業等行業為資本密集型產業；選取醫藥制造業、專用設備制造業、汽車制造業、通訊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等為技術密集型產業).不同產業回歸結果如表4所示.

表4 “互聯網+”影響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異質性分析

通過上述分析可知:“互聯網+”對制造業不同細分產業的高質量發展都具有一定正向促進作用，對技術密集型產業的作用程度要顯著高于對勞動密集型與資本密集型產業的作用程度,其原因可能是:1)勞動密集型與資本密集型產業發展主要沿用傳統發展模式，主要以規模擴張為基礎進而形成價格優勢，企業對于初期投入及過程維護較高的信息化裝備使用意愿相對較低，進而使得“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對于該類產業影響相對偏低;2)以高新技術產業為代表的技術密集型產業的行業信息化程度相對較高，“互聯網+”技術的運用對產業生產系統的構建作用更為明顯.

4 間接機制與門檻效應

4.1 中介效應

通過前文分析，“互聯網+”對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實際上是通過創新作為媒介進而產生的間接影響機制，本文借鑒溫忠麟等[24]關于中介模型的研究，進一步檢驗創新在此是否真的產生這一媒介作用.具體實證模型如下:

MHit=β0+β1Nit+βXit+μi+μt+εit,

INit=α0+α1Nit+μi+μt+εit,

MHit=λ0+λ1Nit+λ3INit+δXit+μi+μt+εit.

在模型中選定IN為中介變量，根據劉鑫鑫等[21]的研究思路，采用規模以上工業企業R&D內部經費支出與工業企業主營業務收入的比值來衡量.其他控制變量同上不變，具體檢驗結果如表5所示.

表5 中介效應檢驗結果

由基準回歸模型(g)知:“互聯網+”對制造業高質量發展具有顯著正向作用，這是中介效應檢驗的前提.在表5中模型(k)是“互聯網+”對創新水平的影響，模型(l)是“互聯網+”與創新水平聯合對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作用.具體而言，“互聯網+”可以顯著促進創新水平的提升.當考慮“互聯網+”與創新水平2者共同對制造業高質量影響時，2者均產生顯著正向影響，且“互聯網+”系數小于基準模型(g)中“互聯網+”系數，其中直接效應為0.027，相關中介效應為0.001 2，滿足中介效應檢驗的3個步驟.這也意味著:“互聯網+”的不斷發展可以通過產業創新能力的提升來激發“互聯網+”對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影響效應.這驗證了關于“互聯網—創新能力提升—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理論路徑的探討，即驗證了假設2.

4.2 門檻效應

自2015年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報告中提出制定“互聯網+”行動計劃以來，互聯網創新成果不斷與中國制造業產業深度融合，催生了中國制造業產業“智能化升級”的大浪潮.但近年來，蓬勃發展的數字經濟背后，部分地區制造業硬件升級、數字化改造出現了盲目推進的隱憂.在制造業產業發展中軟硬件的“錯誤配、低效配”顯然將阻隔制造業的高質量發展，究其原因是:“互聯網+”對制造業高質量發展影響效應還未厘清，簡單的認為2者關系是“越多越好”的線性增長.實際上，作為新一代信息技術，“互聯網+”的發展有其特殊性，網絡效應、沉沒效應等使其與制造業的關系可能存在未可預知的非線性關系，特別是針對不同的制造業產業，這種影響也會呈現不同的特點.為厘清上述影響，本文擬借鑒B.E. Hansen的研究，構建如下門檻回歸模型來進行說明:

MHit=θ0+θ1NitI(Eit≤ρ1)+θ2NitI(ρ1ρn)+∑ωXit+ui+εit,

其中Eit是門檻變量，ρn是門檻值，I(·)為指示函數，當括號內的函數條件滿足時，其取值為1，否則為0，其他變量同前文所述.

先對門檻存在性進行檢驗.設定“互聯網+”發展水平N為門檻變量，不同產業樣本的門檻變量均顯著通過相應的顯著性水平檢驗，這也意味著“互聯網+”對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并不是簡單的線性關系，即驗證了假設3.相關檢驗結果如表6和表7所示.

表6 門檻效應檢驗結果

表7 門檻效應回歸結果

上述結果表明:從制造業總體層面看，“互聯網+”對制造業高質量發展影響呈現雙門檻特征;從制造業具體細分類型看，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呈現單門檻特征，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制造業呈現雙門檻特征.相對而言，在勞動密集型產業中“互聯網+”對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影響更為簡單，而在資本密集型與技術密集型中，“互聯網+”對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影響更為復雜.就門檻值而言，“互聯網+”在技術密集型產業中數值比資本密集型而言更大.其主要原因可能是:當前勞動密集型產業仍然以規模擴張、以“利”換“量”為主的發展模式，“互聯網+”對生產效率提升方面顯得更為突出，其影響相對單一;而在資本密集型與技術密集型產業中，“互聯網+”的作用不僅體現在生產效率的提升，也表現在產業鏈融合、生態構建、發展模式演變等方面產生影響，進而使得影響變得更為復雜多變.然而,“互聯網+”在技術密集型產業中的門檻值比在資本密集型產業中的門檻值更大,其原因可能是:在技術密集型產業中，產業技術與“互聯網+”融合較資本密集型產業而言更為深入，對“互聯網+”發展水平的要求也更高.

由于不同制造業產業的技術特征有所區別，所以“互聯網+”對其影響也較為復雜.從總體層面看，盡管“互聯網+”對制造業高質發展有正向促進關系，但在不同階段其系數變化有所區別.當“互聯網+”發展水平低于0.209時，促進作用較小，僅為0.039;在其發展水平進入一定階段后，系數增加幅度有提升，但變化較緩，從0.039增加到0.045;當“互聯網+”發展水平超過0.747時，“互聯網+”對制造業高質量發展促進程度才會有顯著提升，達到0.113.究其原因是:當“互聯網+”水平發展偏低時，制造業產業在引進相關信息化、智能化硬件設備時會存在一定的先期成本，此時新技術給產業發展帶來的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并不明顯;隨著“互聯網+”發展逐步推進，新技術與制造業融合有磨合時期，相對成本也較高，使得新技術對制造業提升作用盡管存在，但仍不明顯;當“互聯網+”發展水平達到相對較高的程度時，其網絡效應才開始逐步呈現,對制造業產業發展的促進作用呈現擴增效應.

從細分類型看，勞動密集型產業受“互聯網+”影響相對簡單，主要呈現“先抑制后促進”的特征.這主要反映了當前勞動密集型產業對產業智能化的轉型仍有猶豫的現狀，特別是在一些低端產業中，中小企業智能化轉型所需要的硬件匹配、信息搜尋等成本遠大于勞動力增加成本，故當“互聯網+”發展水平相對偏低時,強制推動智能化、信息化轉型，對產業產生明顯抑制作用，只有在“互聯網+”發展水平提升后，其促進作用才開始逐步對沖前期抑制作用.對于資本與技術密集型產業而言，2者對“互聯網+”發展水平較為敏感.當“互聯網+”發展帶來新的技術時,通過技術衍生與技術融合形成新的生產工藝與生產模式，這些都將對制造業形成積極影響，不過由“互聯網+”發展所引起的競爭與溢出效應又會使得資本密集型產業出現短暫的產業“迷失現象”.因此,“互聯網+”對其作用表現為“促進—抑制—促進”的“U”型特征.

4.3 穩健性檢驗

4.3.1 調整控制變量 為保證模型及檢驗結果的準確性，本文采用調整控制變量的方式對基準回歸模型進行穩定性檢驗.借鑒鄧峰等[25]的研究，增加控制變量城鎮化水平IP(采用各地區城鎮人口與總人口的比值來衡量).

4.3.2 內生性檢驗 “互聯網+”促進制造業高質量發展，同時制造業高質量發展也可能催生新的技術，進而推動“互聯網+”的發展，即可能存在解釋變量與被解釋變量互為因果關系(內生性問題).為了解決內生性問題,本文擬采用系統GMM方法對基準回歸模型進行穩健性檢驗.借鑒杜傳忠等[23]的研究，利用互聯網用戶數比例與各省每百人移動電話機比例構建交互項，將其作為“互聯網+”發展水平的工具變量.用該工具變量對基準回歸模型及中介模型進行內生性檢驗.在使用工具變量回歸時，若識別弱工具變量的WaldF檢驗大于10%臨界值，過度識別檢驗Sargan統計類P值大于0.05，則該工具變量是有效性的和外生的.基準回歸模型穩健性檢驗結果如表8所示.

表8 基準回歸模型穩健性檢驗

從基準回歸原模型與中介效應模型內生性檢驗(見表9)可以看出:在使用有效工具變量后，估計結果中相關變量系數的符號大體與基準回歸模型估計一致;同時在前述實證中，對于不同樣本估計結果，主要解釋變量的符號也與基準回歸模型大體一致.這說明了模型的穩健性，也進一步表明“互聯網+”可以有效促進制造業高質量發展.

表9 中介效應模型內生性檢驗

5 結論與建議

正確認識并把握“互聯網+”對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作用關系，這對順利實現中國從制造業“大國”向“強國”轉變具有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本文通過實證分析得到的結論主要有:1)中國“互聯網+”發展逐步提升，區域發展差距逐步縮小，東北地區發展相對緩慢，中西部地區發展較快.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整體相對穩定，東部地區具有明顯優勢，東北地區發展趨弱.2)“互聯網+”對制造業高質量發展具有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但對不同類型制造業的高質量發展的促進作用強度有所區別，其對技術密集型、資本密集型產業促進強度高于對勞動密集產業促進強度.3)在“互聯網+”對制造業高質量發展影響中，創新可以作為媒介產生間接效應.4)“互聯網+”對制造業高質量發展呈現顯著的非線性影響，對不同類型制造業的非線性影響不盡相同.對勞動密集型產業影響為“先抑制后促進”，對資本密集型與技術密集型產業則呈現“促進—抑制—促進”的特征，且隨著“互聯網+”不斷發展，“互聯網+”的網絡效應越來越明顯.

通過上述結論可知:要順利推動中國制造業高質量發展并實現“制造強國”的戰略目標，就離不開以“互聯網+”為主的新信息技術的發展帶動.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建議:

1)推動“互聯網+”與傳統制造業融合發展，利用“互聯網+”的網絡效應，強化其對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推動作用.以促實體經濟轉型升級為主線，緊密圍繞“促進實體經濟轉型升級”主線，利用“產學研”創新網絡，通過當前新一代信息技術構建數字化、網絡化創新平臺，強化高校、科研院所與企業互動交流，促進創新“供給端”與“需求端”有效對接.

2)利用新信息技術提升創新資源配置效率，降低“互聯網+”的“沉沒成本”，推動創新對高質量發展的促進作用.提升創新要素集聚效率,健全科創商業化體系，促進科創轉化效率.依托大學科技園、科技企業孵化器等載體，培育科技創新空間；鼓勵高?？蒲袡C構對外開放實驗設備及技術資源，帶動一批高新技術小微企業成長；利用“互聯網+”技術嘗試建立科技要素交換市場，提高科技創新資源流通效率.

3)“因地制宜”制定符合區域與產業發展特色的“互聯網+”政策.各地區應結合各自主導產業發展情況，制定專項計劃，提升本地區技術吸收轉化能力，充分利用“互聯網+”對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推動作用的溢出效應，推動本地區的制造業持續高質量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