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紀述》關于西藏的記述及其資料來源①

趙心愚

《西藏紀述》是清代成書較早的西藏地方志之一，乾隆十四年 (1749)即以刻本問世，光緒二十年 (1894)又被收入振綺堂叢書。乾隆初期成書、刊印的西藏地方志不多，故大陸《中國地方志綜錄》及《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兩種重要方志目錄均著錄此書，臺灣成文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方志叢書》亦將其收入。②朱士嘉編:《中國地方志綜錄》(增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1958年，第303頁；中國科學院北京天文臺主編:《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849頁。臺灣成文出版社1968年出版的《中國方志叢書》“西藏”部分僅收方志3種，《西藏紀述》為其中之一。近40年來，隨著西藏清代民國地方志研究受到學界重視，成書較早的清代西藏地方志的研究成果也明顯增多，但對張海及其所著《西藏紀述》的研究卻仍顯少，有的只是在清代西藏方志研究文章中偶有提及，或就一些基本問題提出看法，未作較深入的討論。①鄧銳齡:《讀 〈西藏志〉札記》，《中國藏學》2005年第2期；何金文:《西藏志書述略》，吉林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吉林省圖書館學會1985年鉛印本，第26—27頁；肖幼林、黃辛建、彭升紅:《我國首批西藏方志產生的原因及其特點》，《中國藏學》2009年第4期。在清代西藏方志研究中，筆者冒昧撰此短文，以期引起學界對《西藏紀述》一書及有關西藏的記載與資料來源的關注、重視，推進相關研究。

一、撰書前后張海的經歷及《西藏紀述》成書時間

張海，浙江杭州府錢塘人，其生平事跡史志中尚未發現較完整的記載，所幸其著序及書后類似跋的一段文字有簡要記述，再結合其他材料分析，可大致了解其撰書前后的經歷。書后類似跋的這段文字對《西藏紀述》的研究具有重要價值，有必要先對其主要內容略作介紹和分析。

在這段文字中張海寫道:“海初任四川雅州府滎經縣尉。辛亥歲委赴口外協辦副總理糧兼運軍餉赴西藏，壬子復解藏餉。癸丑奉部行取口外輿圖、戶口、風俗，蒙委清查、繪圖、采訪，兼剖各土司歷年未結夷案，馳驅十月，始獲告竣?！雹趶埡?《西藏紀述》，臺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振綺堂叢書影印本。本文所引《西藏紀述》材料皆引自此版本，標點為筆者所加。所言中提到的辛亥年即雍正九年 (1731)，壬子年為雍正十年，癸丑年為雍正十一年；所說的滎經 (今四川雅安市滎經縣)縣尉，即典史，當時沿舊制稱縣尉，為不入流屬官。按張海自言乾隆六年丁艱離川及“任川十三載”倒推，其入川任雅州府滎經典史時間當在雍正六年或七年。③由于清中央政府將雅州升為府并將滎經歸其管轄的時間是雍正七年 (見《清世宗實錄》雍正七年四月辛巳條)，張海任雅州府滎經典史在雍正七年的可能性更大。賀澤等修、張趙才等纂民國《滎經縣志》卷四《官師志》，記張海任滎經典史時間在康熙末年，其后從雍正元年起典史一直為徐元憲，至乾隆元年才為另一人。民國《滎經縣志》有關記載當有誤。乾隆十五年之前，川藏道上的糧務“向委佐雜”，乾隆十五年起才“選委丞倅，以昭慎重”④陳克繩:《西域遺聞·疆域》，1936年禹貢學會據江安傅氏藏舊抄本鉛印本。。因此，雖然當時僅為未入流屬官，張海亦赴口外協辦副總理糧務兼運軍餉赴西藏，之后又復解藏餉進藏，并奉命在打箭爐以西地區開展調查、辦理積案。之后張海又言:“是年，量移泰寧巡檢。其地敕建惠遠廟，移住達賴喇嘛，有欽差護衛，重兵鎮守。斯任則管理漢土民情，兼司糧運軍務。甲寅冬，果親王奉命至泰寧，撫恤番黎，駐節月余，一切供支竭蹶承辦，幸免遺誤?！奔滓昙从赫?。巡檢一般為正九品，所以雖自言“量移”，實際上地位可能已略升。建惠遠廟、移住達賴喇嘛、派欽差護衛及重兵鎮守泰寧、果親王奉命至泰寧等 (泰寧及惠遠廟均在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縣)，所言與《清實錄》《西域全書·歷代事實》《西藏志考·歷代事實》《西藏志·事跡》及果親王允禮《西藏往返日記》等記載相合。次年，張海參與了護送七世達賴喇嘛返回西藏的重要行動。在這段文字中張海稱:“乙卯春，奉果親王派委，護送達賴喇嘛由類五齊、春奔色擦、哈拉烏蘇等處草地，計行六月，始抵西藏?！贝罕忌良床谅∷啥?，在自察木多 (今昌都)由類烏齊草地進藏路程中有此地名，由此可知護送七世達賴喇嘛返回西藏所走路線。之后，“戊午升授敘永照磨，復委出口管理里塘糧務。辛酉丁艱。海任川一十三載，奔馳塞外幾及十年”。乙卯年即雍正十三年，此年張海到了拉薩，以其當時的地位只能是一般參與護送行動。從《清實錄》《西域全書·歷代事實》《西藏志考·歷代事實》及《西藏志·事跡》等記載看，七世達賴喇嘛于雍正十三年自泰寧出發時間已是夏初，可能糧草需先行，故張海稱“乙卯春”。戊午年為乾隆三年(1738)，此年張海雖升任敘永 (今四川瀘州市敘永縣)照磨 (可能已為正九品)，但不久又赴里塘(今四川甘孜州理塘縣)管理理塘糧務，即在理塘糧臺任職。①周偉業修、褚彥昭纂咸豐增刻本《直隸敘永廳志》卷32《職官·照磨》載:“張海，浙江杭州府錢塘人，吏員，乾隆三年五月初八日任?！睆南乱蝗瓮昶咴露呷占词鹑慰?，張海在四川敘永任職僅兩個多月即赴理塘。辛酉年即乾隆六年 (1741)，此年張海因丁憂離開四川回籍。這一段時間的經歷，使張海對西藏、打箭爐口外藏地以及藏傳佛教與達賴喇嘛有了一定的了解，同時使其具備了編纂此書的條件。按張海在這段文字最后的說法，編纂《西藏紀述》是“以志不忘云爾”。這段文字簡要記載了張海在打箭爐口外藏地及幾次赴西藏的經歷，也談及撰此書的目的，但遺憾的是沒有具體明確《西藏紀述》成書于何時，也未言及其丁憂之后情況。

《西藏紀述》前之序為時任安徽天長縣教諭徐崙所寫，內容涉及張海丁憂之后在天長任職及成書時間。②張海:《西藏紀述·序》，乾隆十四年刻本，上海圖書館藏。光緒年間《西藏紀述》收入振綺堂叢書時被抽去此序及圖。序稱:“武林巨川張公調署斯邑”；又稱，張“出其先任雅川 (應為雅州，原文有誤)馳驅王事一十三年中所著打箭爐口外、西藏等記述，并繪圖于上，匯成一帙以示，而更囑為之敘”。此序中，徐崙明確談到張海來天長任職，并稱張將“馳驅王事一十三年中所著”書稿交其閱并請作敘。徐崙此序署時為“乾隆己巳”，即乾隆十四年 (1749)。有研究者當據此序中“馳驅王事一十三年中所著”語，認為張海在四川時《西藏紀述》已成書，書稿之后再被其帶到了安徽天長縣任所。③何金文:《西藏志書述略》，吉林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吉林省圖書館學會1985年鉛印本，第27頁。這一看法雖也有據，但可能與事實并不相合。其理由一是“馳驅王事一十三年中所著”后還有“繪圖于上，匯成一帙”語，說明最初的書稿還進行了繪圖及一段時間的整理；二是據天長縣志書記載，張海丁憂之后，通過保舉任知縣的時間在乾隆十年五月至十四年五月之間，徐崙任該縣教諭的時間則是從乾隆七年起，也就是雙方在徐作敘前已共事4年。在一般情況下，《西藏紀述》若早已成書并早已完成繪圖及書稿整理，張海在乾隆十年五月任天長知縣與教諭徐崙熟悉之后就會請徐作敘，不至于到乾隆十四年才將書稿交徐崙作敘。④嘉慶《備修天長縣志稿》卷6中，“職官表”(二)。因此，根據目前有限的記載，《西藏紀述》成書時間只能認為在乾隆十四年或有研究者提出的乾隆六年至乾隆十四年三月間。

二、《西藏紀述》關于西藏的記述及特點

在清代成書較早的有關西藏的著述中，《西藏紀述》雖有一定價值但評價卻并不太高。其最大的不足或缺陷是，書名雖為《西藏紀述》，但其內容記四川雅州府屬口內外土司較詳，記西藏各地及各方面卻顯略。⑤《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山東:齊魯書社1996年影印本，第3—513、514頁；陳家琎:《重印 〈西藏紀述〉序》，載《西藏學文獻叢書別輯》，中國藏學出版社，1993年。盡管存在以上問題，但《西藏紀述》關于西藏的記述仍為此書一重要組成部分，亦需要作一簡介并指出其值得注意的特點。

收入振綺堂叢書的《西藏紀述》共76頁，除最后兩頁為前已作簡介分析的類似跋的那一段文字外，主要內容為74頁。其中，前51頁記“四川雅州府屬口內土司”及“雅州府屬口外新撫土司”，大致各占25頁；從51頁末江卡兒開始記西藏，直到74頁，約占23頁。僅從其所記篇幅看，關于西藏的記述占全書的三分之一，當然應是一重要組成部分。從所記內容看，有關記述雖未分目，但涉及西藏自然、社會與歷史、文化以及西藏地方與清中央政府關系等諸多方面。江卡兒這一地名在雍正《四川通志·西域》及《西域全書·道途全載》《西藏志考·程途全載》中雖已見，但《西藏紀述》中有關西藏的記述是從江卡兒開始的，這說明著者對雍正年間西藏與川滇行政分界情況是了解的。其記述一開始即明確稱:“江卡兒在打箭爐西南，距打箭爐二十八站，東接巴塘邦木寧靜山界?！苯又钟?，雍正“四年清分疆界，奏請將土地、夷賦賞給達賴喇嘛，并將元、二年招撫之上下達拉宗、類五齊、擦哇等處夷賦悉歸西藏，隸郡王普羅鼐管轄。江卡兒，藏設土目營官管理，其地乃進藏孔道，漢番貿易經由要津”。其記述文字雖簡短，但西藏與四川行政分界與江卡兒區位及其管理等均一一涉及，只是雍正《四川通志·西域》及《西域全書》《西藏志考》中所記之頗羅鼐，此書多處作普羅鼐。江卡兒之后，按以上記述方式對乍丫、察木多、洛隆宗、拉里等又作分別記載，均明確記“四年清分疆界”事。其后，對玉樹南稱等族的劃分經過與管理也作了簡要記述。在以上記述之后，開始記“西藏”。從“西藏即唐吐蕃地，土人分為三部，曰康、曰衛、曰藏?？嫡呒床炷径?，土名昌都一帶；衛者西藏，土名拉撒一帶；藏者即后藏，土名扎什隆布一帶”語及之后的內容看，此處的“西藏”應是指衛藏，但又包括了前所記察木多一帶，這是此書所記含混不清之處。與前所記江卡兒、乍丫、察木多等相比，此處“西藏”所記內容則顯得較豐富，除了記西藏為唐吐蕃地，分為三部外，還對黃教與達賴、班禪等呼圖克圖以及所受崇拜情況、拉撒 (即拉薩)城的地理環境及氣候、西藏歷史尤其是進入清代后清中央政府對西藏的管轄治理等作了簡要記述，止于普羅鼐(即頗羅鼐)加封郡王，其記述方式與《西域全書·歷代事實》《西藏志考·歷代事實》及《西藏志·事跡》有相似之處。這段內容之后，未分條簡要記西藏地形、建筑、轉經習俗及西藏各地自然與部落分布等情況。此后，分條記正東、東北、正北、西北、正西等方向各地要隘及防守情況。再后，又簡要記由打箭爐糧運至藏路線與打箭爐由草地至西藏道路以及沿途地方自然、社會、民俗、交通、物產等情況。

從以上簡介已可看出，《西藏紀述》關于西藏的記述不僅涉及諸多方面，而且具有以下幾個特點:一是將有關西藏的記述分作兩部分。一為記入藏后至拉薩前各地，并記玉樹南稱等族的劃分經過與管理；一為記“西藏”，主要指衛藏，但又涉及察木多一帶等。二是注意沿川藏大道分地記各地情況，并將其置于前。前已言及，書中有關西藏的記述是從江卡兒開始的，因江卡兒“乃進藏孔道，漢番貿易經由要津”，是雍正年間西藏與川滇行政分界后川藏大道由川入藏之后西藏管轄的首個要地。江卡兒之后，乍丫、察木多、洛隆宗、拉里及歸入洛隆宗、拉里兩條中的說板多 (即碩板多)、冰壩 (即邊壩、達隆宗)、工布江達、墨竹工卡、得慶 (即德慶)等，皆為川藏大道沿途所經要地。三是突出兩個重點。一為分條記西藏正東、東北、正北、西北、正西、西南、正南等7個方向各地要隘及防守情況，如記正東要隘察木多，首先即記其“兩河環繞，山重路窄，設橋為防，乃西藏門戶”的要隘特點；一為不分條記打箭爐由糧運中路至藏站數與打箭爐由草地至西藏道路以及二者沿途地方自然、社會、民俗、橋梁、渡口、物產等，尤其詳記打箭爐由糧運中路至藏沿途各地。四是與本書前面的“四川雅州府屬口內土司”及“雅州府屬口外新撫土司”所記比較，有關西藏各方面的記述文字均顯簡略，清中央政府治藏重要措施與一些重要事件以及西藏各地宗教、民俗多只是一般性提及，不作詳記。作為方志，其體例與清代方志著作常見體例亦有所不同。①由于其體例與清代一般方志著作不同，何金文在《西藏志書述略》一書中將《西藏紀述》稱為“紀程類著作”?！段鞑刂緯雎浴?，第26頁。以上這些特點，使此書有關西藏的內容既具有一定的文獻價值，同時也一定程度影響了后人對此書的評價。

三、《西藏紀述》有關西藏記述的資料來源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此書評論稱:張?！白灾^任川十三載，塞外幾及十年，故所記具屬目擊，而非向壁虛構者”①《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第3—513頁。?！段鞑丶o述》關于西藏的記述與四川雅州府屬口內外土司的記載一樣，應有其文獻資料基礎，均有其依據，的確非向壁虛構，筆者贊同這一看法，這是因為著者具有多年生活在打箭爐口外及幾次進入西藏的經歷。但是，細讀此書關于西藏的記載并作一定比對后發現，除有一定量的采自政府檔冊的資料及考察、體驗與目睹耳聞資料之外，張海顯然還利用了當時所能看到的與西藏有關的史志文獻資料。換言之，乾隆前期已成書、刊印的有關西藏的著述也是《西藏紀述》的重要資料來源之一。

有清一代，隨著清中央政府加強對西藏的治理及西藏與內地人員往來的增多，有關西藏的著述也不斷出現?！段鞑丶o述》乾隆十四年以刻本問世，從目前已知情況看，此年之前有關西藏的著述已出現多種。張海具有“幾及十年”生活在打箭爐口外及幾次赴西藏的經歷，當時有條件看到的著述及其抄本應有兩類:一類是所謂西藏旅程之作，也稱紀程類著作；另一類即地方志著作。西藏旅程之作在康熙末年驅準保藏后已出現，至乾隆十四年已出現的有焦應旂《藏程紀略》、吳廷偉《定藏紀程》、杜昌丁《藏行紀程》及王世?！哆M藏紀程》等數種。具有方志體例的西藏地方志雍正年間亦出現。據目前已知的材料，李鳳彩所纂《藏紀概》成書在雍正五年以前，為最早的私撰清代西藏方志。雍正《四川通志》開局在雍正十一年前，雍正十一年已成書，兩年后又形成增補本并于乾隆元年 (1736)正式刊行。此志卷21為“西域志”，為目前已知的官方編纂的最早清代西藏地方志。此兩志之后，乾隆初年又先后出現《西域全書》及與之存在密切關系的《西藏志考》與《西藏志》。②《西域全書》抄本，南京圖書館藏。劉鳳強《〈西域全書〉考——兼論 〈西藏志考〉、〈西藏志〉的編纂問題》 (《史學史研究》2014年第4期)一文認為，《西藏志考》是抄自乾隆元年 (1736)成書的《西域全書》，而乾隆《西藏志》則是在之后幾年的《西域全書》修補本基礎上編成的。除此之外，還有乾隆四年已刊行的《雅州府志·西域志》?！段鞑丶o述》乾隆十四年以刻本問世，從時間來看，上述西藏旅程之作及已成書、刊印的西藏方志在張海編纂此書時當均有條件看到。

比較之后首先發現，清代較早的西藏旅程之作中的王世?！哆M藏紀程》，對《西藏紀述》在記述方式及資料選取上有著一定的影響。王世睿于雍正十年 (1732)奉檄運餉入藏，往返九月，后以其途中的見聞寫成此書。此書中，王世睿采取分地記述方式，即從打箭爐起，經巴塘出川進入西藏之后，沿路記江卡、乍丫、察木多、洛龍宗、碩般多、冰壩、拉里、江達、墨竹工卡及得慶，尤其是入藏之后首記江卡，這與雍正《四川通志·西域志》不同，這樣的記述方式及順序對之后編撰的《西藏紀述》顯然有影響。同時，書中關于察木多“又名昌都，即頭藏”等語及所記西藏各種“物產”，張海編纂時也應作了參考。③王世睿:《進藏紀程》，載吳豐培輯:《川藏游蹤匯編》(一)，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在乾隆十四年前已成書、刊印的西藏方志中，李鳳彩《藏紀概》分目對拉薩及西藏物產的記述，張海編纂時也應作了參考。④李鳳彩:《藏紀概》，載《西藏學文獻叢書別輯》，中國藏學出版社，1995年。需要指出的是，雍正《四川通志·西域志》及乾隆《雅州府志·西域志》的“西域”概念及分地記述方式顯然也對《西藏紀述》的編纂有著較大的影響。除此之外，張海還利用了這兩志中的部分資料。如，《西藏紀述》在江卡兒、乍丫、察木多及洛隆宗等地均明確記“雍正四年清分疆界”，洛隆宗條即記:“雍正四年清分疆界，土地夷賦奏請仍給達賴喇嘛，歸隸郡王頗羅鼐管轄?！贝瞬牧弦娪谟赫端拇ㄍㄖ尽の饔蛑尽坊蚯　堆胖莞尽の饔蛑尽?后者基本照錄前者所記，故難區分)，其洛隆宗條記為“雍正四年會勘疆界，將洛隆宗地方遵旨賞給達賴喇嘛”。盡管具體表述有些變化，但比較后仍可發現其資料出處。需要指出的是，在摘引相關資料時，《西藏紀述》還作了一定修訂補充。如，記察木多戎空寺時，雍正《四川通志·西域志》、乾隆《雅州府志·西域志》有“援巴弋奚暨昌儲巴居其內”語。①雍正《四川通志》卷21《西域志》，四庫全書本；乾隆《雅州府志》卷12《西域志》，西南民族大學圖書館藏光緒補刻本?！段鞑丶o述》記察木多時，記當地大喇嘛呼圖克圖名拔巴戈奚丹巴 (可能指帕巴拉六世，即帕巴拉·帕巴濟美丹貝甲措)，并非照錄，顯然作了一定修訂與補充。

乾隆初成書的《西域全書》及與之有密切關系的《西藏志考》與《西藏志》的抄本在西藏任職的張海顯然有條件看到?！段鞑丶o述》有關“西藏”的記述與《西域全書·歷代事實》《西藏志考·歷代事實》及《西藏志·事跡》基本相同，說明這幾種志書可能均被作為參考。比較之后的兩段文字，則可判明資料具體出處:1.“西藏，土名拉撒。拉撒者，即佛地二字。舊有城郭，設九門，康熙六十年為定西將軍噶爾弼、護國公策旺諾爾布所毀，東南筑石堤，長約十三里?！边@一段文字與《西藏志考·歷代事實》相關內容基本一致，尤其“設九門”與“十三里”完全相同，“東南筑石堤”雖為“筑東南石堤”，但方位詞“東南”亦同?！段饔蛉珪v代事實》相關內容中有“設九門”及“筑東南石堤”“三十里”，但《西藏志·事跡》相關內容中不見“設九門”3字，“筑東南石堤”作“筑西南石堤”，“十三里”亦為“三十里”。2.“送達賴喇嘛赴藏坐床，封為成教度生達賴喇嘛，并將此方人民土地賜之，居于布達納，振興黃教，重袵災黎?！边@一段與《西藏志考·歷代事實》相關內容基本相同，只是出現“封”為“賜封”，“布達納”為“布達拉”等小改動，重要的是“成教度生達賴喇嘛”封號相同，“振興黃教，重袵災黎”語也一致?！段饔蛉珪v代事實》中，封號為“成教度生達賴喇嘛”，“居于布達拉”“振興黃教，重袵災黎”語也有?！段鞑刂尽な论E》相關內容中，將封號“成教度生達賴喇嘛”改作“承教度生達賴喇嘛”，“居于布達拉”有，但之后無“振興黃教，重袵災黎”語。②《西藏志考》抄本，國家圖書館藏；《西藏志》乾隆五十七年刻本，國家圖書館藏。以上這兩段文字的比較，說明張海在所舉部分中主要摘錄的是《西藏志考·歷代事實》的資料，但也可能還參考了《西域全書·歷代事實》。前已言及，《西藏紀述》對玉樹南稱等族的劃分經過與管理也作了記載，之后才記“西藏”。對比《西域全書·招徠土地》《西藏志考·略筆雜敘》及《西藏志·外番》相關記述，盡管改動較大，且有一些錯字，但仍可看出《西藏紀述》中玉樹南稱等族 (指部落)的劃分經過與管理的資料應主要摘自《西域全書·招徠土地》《西藏志·外番》。理由是:《西藏志考·略筆雜敘》所記中除南城、巴卡、余樹、納克樹外沒有涉及其他族名，《西域全書·招徠土地》《西藏志·外番》所記則有三十九族、四十族名，《西藏紀述》的記載亦涉及了多個具體族名。再如，《西藏紀述》明確記普羅鼐 (即頗羅鼐)加封郡王，《西域全書·封爵職銜》《西藏志考·封爵職銜》中并無此記載，《西藏志·封爵》中卻有這一記載。③同上。因此，可以認為乾隆初出現的《西域全書》《西藏志考》與《西藏志》等幾部早期西藏方志，也是《西藏紀述》的重要資料來源。④筆者在《清代早期西藏方志中的“康”及有關記載特點》(《藏學學刊》第13輯，2015年)一文中曾言，《西藏紀述》中關于西藏記載的部分材料參考了乾隆《西藏志》。這一看法是在未見《西域全書》與《西藏志考》時提出的，現在看來顯然不全面。

四、結 語

通過以上梳理、比較與討論，撰書前后張海的經歷及《西藏紀述》關于西藏的記載及特點、資料來源均得到較為清楚的反映。從《西藏紀述》資料來源的分析與討論中，可以看到乾隆十四年以前已出現的西藏旅程之作及已成書、刊印的多部西藏地方志已受到張海的關注，他注意到且參考、摘錄、摘引了相關資料，表明康熙末年已出現的西藏旅程之作及雍正時期與乾隆初年成書、刊印的幾種西藏地方志在西藏、打箭爐及口外藏地或川藏大道沿途迅速得到傳抄或流傳，這對其后西藏地方志的發展有著明顯的推動作用。張海的經歷及《西藏紀述》關于西藏的記載與資料來源還反映出，乾隆前期如張海這樣的具有進出西藏地區及在當地任職經歷的官吏對西藏地區一直有所關注，并重視收集有關西藏的文獻資料?！段鞑丶o述》盡管存在明顯的不足與缺陷，但從記述方式、體例上講，仍可視為一部早期的清代西藏地方志。這部清代西藏方志的出現，反映出在清中央政府加強對西藏地區治理及西藏與內地人員往來增多、全國地方志編纂處于高潮的歷史大背景下，乾隆前期西藏地方志也在進一步發展，出現了第一個發展高潮。①趙心愚:《清代西藏方志發展的兩個高潮》，載《清代西藏方志研究》(代前言)，商務印書館，2016年。

志者，記也。地方志，即記地方。方志著者關注、記述的是一定區域與地方，不過有的是對其整體性的關注與記述，有的則是對其某些方面的關注與記述。因記述內容涉及一地各方面或諸多方面，所以過去的方志給人的印象是其內容涉及一地自然、社會與歷史、現狀諸多方面，所以宋代史學家司馬光將其稱為“博物之書”。值得指出的是，在中國這個統一多民族國家內，歷代方志著者關注、記述的一個重點，即某區域內的族群或民族，具體記其地理、分布、人口、經濟、民俗、宗教信仰及社會組織、與中原王朝關系，等等。地方志的書寫方式及傳統與西方傳來的民族志的書寫方式及傳統雖然不同，但實際上，“很多東西也是通過田野調查做出來的”②趙世瑜:《反思“寫文化時代”的志書寫作》，載《節日研究》(第九輯) (《中國節日志》首發式紀念專輯)，濟南:泰山出版社，2014年。，其內容與《二十四史》的記載一樣，有不少寶貴的民族志資料在其中。李鳳彩、張海等清代西藏地方志的著者及其方志著作也同樣如此，編纂志書時除注意收集文獻資料外，在西藏也不同程度地通過自己的觀察、體驗獲得相關資料，然后加以整理記入所纂志書之中，所以《藏紀概》與《西藏紀述》等西藏地方志中都有不少值得注意的民族志資料。③目前多數學者認為李鳳彩所纂成書于雍正前期的《藏紀概》是清代首部私撰西藏地方志，其“卷之尾”中的“西藏種類”，即記著者在藏觀察的西藏各地族群及其民俗。這方面的寶貴資料，是目前方志資料整理研究的一個重點，也值得今天的民族研究者去發掘。同時，還應指出，地方志書寫方式既需要傳承也需要發展，在各地重視新方志編纂的今天，民族志的書寫方式及傳統也值得地方志某些部分編纂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