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偽政權“東亞協同論”的形成及其文化實踐
——以《大楚報》系為中心的考察

沈 巍

引 言

現代公共輿論的形式之所以區別于傳統社會，一個重要原因在于現代傳媒體系的出現與急速發展，其中報紙、雜志和現代出版事業的運作在其中起著核心作用。張灝認為，中國知識傳播媒介如報紙雜志自1895年到20世紀20年代有一個突破性巨變，那就是從傳教士主導的“邊緣性報刊”（marginal press）向精英報刊（elite press）轉變，辦刊的主導權也由原來屬于“邊緣人士”的外國人或買辦階級出身的人群逐步讓位給新興知識階層，這些人具有政治參與熱情與理性批判意識，積極推動公共輿論的形成與展開?，F代知識階層在人數上雖然不能與傳統士紳相比，但他們對文化思想的影響絕不下于士紳階層，主要基于他們與傳播媒介保持著密切關系。①張灝：《中國知識的轉型年代》，見許紀霖、宋宏編：《現代中國思想的核心觀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5頁。

轉型時代知識分子在面臨西方沖擊的情況下會產生文化取向的危機，價值取向、精神取向和文化認同感諸方面均遭遇瓦解與重建的困境，這些危機造成的心理焦慮往往通過新型傳播媒介蘊育的公共輿論才得以化解，許多新的思想論域也通過這個新型平臺獲得支持。

以往史學界的研究已經比較充分地意識到報紙雜志在形成新思想文化方面的中介作用，特別是對清末到20世紀20年代城市公共傳媒的研究成果十分豐富，但對日本侵華時期汪偽政權統治地區媒體構造和傳播現象的詳細考察基本付之闕如。實際上淪陷區知識分子無論其政治主張如何，是否附逆投降，都是20世紀上半葉形成的現代知識分子群體的有機組成部分，他們所發表的言論也曾構成國共抗日論述之外頗有影響力的話語體系，從中不僅能發現在對日態度方面知識階層政治見解的差異性，也可體味淪陷區知識分子所遭遇的精神危機及其解決辦法，這些充滿內在緊張感的輿論值得我們將其置于抗日戰爭的復雜背景下辨析和討論。本文以武漢汪偽政權報紙《大楚報》及其報社出版物為個案，深度勾勒淪陷區傳播媒介的組織形態和活動方式，并集中探討其發表的政論內容及其影響。

一、《大楚報》系的創刊與運營風格

1938年的武漢會戰以國民政府軍隊的失敗而告終，10月25日夜，日軍進入漢口城區，辛亥革命首義之地淪陷，自此開始了長達七年的日據統治。入侵的日軍建立了以武漢為中心的偽政權，也亟待加強文化控制，占據信息渠道，宣傳美化殖民政策。這一時期創辦的日偽報刊多達幾十種，《大楚報》是其中發刊時間最長、影響最大的報紙之一，與之規模相當的還有《武漢報》。

表面看來，《武漢報》隸屬于日本軍報導部，創刊于1938年11月10日，《大楚報》是汪精衛國民黨漢口特別市黨部的機關報，創刊于1939年3月。但在這個獨特的歷史階段，兩個報社關系緊密，在人員任命上亦多有重合。相較于《武漢報》要求準確直接傳達日本軍方意圖的功能，《大楚報》更有其特殊之處。就報紙本身來看，其親日的內容形式更加隱蔽，除頭版要聞社論直接鼓吹日本的軍事勝利、宣揚其統治東亞的必然性外，二、三版經濟、社會、文化新聞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華中尤其是武漢淪陷區民眾的日常生活、娛樂資訊、商情物價等各方面信息。四版副刊“楚風”，刊登掌故軼事、小說連載、詩歌對聯、笑話謎語、養生常識等休閑文字，也凝聚了一批淪陷區文人作者群。雖然報紙傳播的信息真偽有待察證，但其中呈現出的豐富多樣性仍不失為研究日據時期武漢生活形態、日常秩序的珍貴歷史文獻。與此同時，《大楚報》報社承擔著多元功能，除了傳播新聞，還要組織藝文活動，炮制系統理論，以召集華中淪陷區文人群體，組織教育青少年，引導他們認同并服務于占領體制。為此報社不斷開辟更多的出版園地，形成報系。報紙容量由最初的四開增至對開，再擴展為對開兩張，加上晚報，達到每日出版三大張的規模。除了發行日報，還出版雜志、叢書、周報。其中的《新生》雜志，在《大楚報》創刊后一個月即開始發行，專門刊載政治、經濟、法律、時事類論文，由后來的社長張榆芳直接負責，又有“新生譯叢”“新生叢書”作為輔助，是大楚報系最重要的理論陣地；此外，還有面向中小學生的《小學生新聞》《新小國民》等雜志隨刊發行。①《本報四年來概況》，《大楚報》1943年3月6日。

目前學界對抗戰時期淪陷區民眾的日常生活史以及日偽政權運作方式的研究尚較薄弱，其原因除文獻資料缺失或不易獲得外，亦起因于道德判斷造成的盲點與回避態度。有鑒于此，本文嘗試把《大楚報》作為日本占領區的一個典型案例觀察分析，希望對推動日據時期的政治文化現象研究提供助力。

《大楚報》在中國現代報業史中所處的位置非常特殊，對它的研究也尚處在表層階段，原因之一在于它產生于日軍占領武漢的特殊歷史時期，其內容特色常常因為其屬于“敵偽報刊”而遭忽略，如《武漢市志·新聞志》概述部分對淪陷時期本地新聞業狀況僅以“日偽統治期間，武漢新聞陣地全被日偽所控制”草草概括。②武漢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武漢市志·新聞志》，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1年，第5頁?！逗笔≈尽ば侣劤霭妗凡扇×送瑯拥奶幚矸绞?，概述部分僅有一句：“日本侵略者和漢奸在武漢及附近一些縣出版了《武漢報》《大楚報》等敵偽報紙，妄圖借此奴化淪陷區人民?！雹酆笔〉胤街揪幾胛瘑T會編：《湖北省志·新聞出版》（上），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頁。原因之二是在戰時條件及偽府統治格局之下，很多真實信息或無法披露，或被人為銷毀。原因之三是報社成員惴惴于自己為敵工作的尷尬身份，一部分成員戰后作為“文化漢奸”受到審判，他們大多數人對這段經歷諱莫如深或語焉不詳，少有留下文字記述者。

對《大楚報》的人員建制，《武漢市志·新聞志》的說法是：“汪偽國民黨漢口特別市黨部的機關報，創刊于1940年3月6日，日出對開一張。社長張榆芳，總編輯朱慶麟?！雹傥錆h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武漢市志·新聞志》，第73頁。此處創刊于1940年的說法有誤?！缎侣剛鞑グ倏迫珪氛J為該報是華中地區影響較大的敵偽報紙，“報社址在今北京路勝利街口四層大樓。日出對開一大張……初由武漢青年協會主辦，律師張榆芳為總編輯；后擺脫青年會，由張自任社長，宋慶祺為總編輯”。②邱沛篁、吳信訓、向純武等主編：《新聞傳播百科全書》，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11頁。張泰山的研究提到《大楚報》“表面是汪偽國民黨漢口特別市黨部的機關報，實際為漢口日軍特務部所控制”，這篇論文同時注意到，日軍占領武漢后，組建的宣傳機構有三個部分，“一是設在漢口的日軍特務部，該部設有三課，其中在第二課下設宣傳班，負責宣傳管理；二是設在漢口的日軍報道班；三是向淪陷區各縣派出宣撫班”。③張泰山：《論抗戰時期日偽在湖北淪陷區的文化控制模式》，《武漢科技大學學報》2005年第4期。

實際上淪陷區也存在著復雜的權力關系和錯綜的人際網絡，并且經常處于變動之中。根據《大楚報》社管理委員會會議記錄，該報第一任社長是親日派軍人雷壽榮，顧問是日本人吉田吉二郎。據《中國抗日戰爭大辭典》記載，雷壽榮是湖北武昌人，生于1879年，早年畢業于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日本漢口軍特務部長柴山兼四郎是其同學，武漢淪陷后，雷壽榮出面組織湘鄂贛三省指導部，成立武漢訓練院，為偽府發展親日力量，1940年病死于北平。④章紹嗣等主編：《中國抗日戰爭大辭典》，武漢：武漢出版社，1995年，第573頁?！洞蟪蟆返谝淮纬隹瘯r間是1939年3月6日，雷壽榮任社長不到一年，報社于1940年1月9日召開第一次管理委員會時，社長已換成吳海天，副社長謝希平，總編輯張榆芳。吳海天、謝希平作為正副社長任期不到一個月，2月19日，報社管理委員會舉行了第二次例會，這時的正副社長已分別換成童周、錢民榮。⑤武漢市檔案館藏，檔案號8-4-43。

1941年12月，張榆芳出任《大楚報》社長，⑥湖北省檔案館藏，檔案號LS7-3-3786-1。據現有資料考證，張榆芳是《大楚報》任職最久的負責人，自1939年3月報紙創刊時即任編輯，12月升任總編輯，1941年12月至1944年5月任社長。有當事人回憶張榆芳做社長后，“把報社從江漢路鄱陽街對面遷移到了江漢路勝利街口，由朱慶麒任總編輯，方九濤為編輯主任，《楚風》副刊則由劉漾然主編”。⑦恒清：《武漢淪陷時的報刊》，《武漢文史資料》1997年第1期，第124頁。直到1944年5月30日，《大楚報》管理委員會以“言論失當”為由解除了張榆芳的社長職務。⑧湖北省檔案館藏，檔案號LS7-3-3909（2）。張去職后由《武漢報》負責人莊泗川繼任社長，莊到任之前由總編輯方九濤短暫代行社長職務。

1944年11月27日，《大楚報》正式開函，聘請胡敦仁為社長，沈啟無為副社長。胡敦仁即胡蘭成，于12月1日接受該職。⑨湖北省檔案館藏，檔案號LS51-1-65-33。據胡蘭成自述，1944年11月，胡蘭成與沈啟無、關永吉飛抵漢口接收《大楚報》，關永吉任總編輯，池田篤紀同行。⑩胡蘭成：《今生今世》，臺北：遠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9年，第305頁。胡蘭成是《大楚報》最后一任社長，他接手報社不到一年，日軍投降，1945年8月26日《大楚報》最后一次出報，報社被國民政府派專員接收，改組為《華中日報》。

林語堂認為，現代新聞業的意義在于溝通和調節民眾意見與政府決策，這其中存在一個悖論，即政府越強硬專制，新聞發揮功能的空間就越小，反之亦然。?林語堂：《中國新聞輿論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97—98頁?！洞蟪蟆肪哂鞋F代報刊的形式和出版發行機制，因為受日軍控制，其新聞媒介功能只能單一地服務于日軍宣傳導向，但它又不像《武漢報》那樣被日軍直接管轄，加上經費籌措一直是個難題，這意味著《大楚報》必須在副刊內容、經營模式方面更加靈活多樣才能夠存活下去。張榆芳作為《大楚報》任期最長的負責人，很可能因為他具有較為靈活的經營頭腦，報紙在他手中不僅形式活潑，出版規模擴大，而且增加了廣告篇幅以創收。

《大楚報》由日軍控制下的偽政府宣傳局創辦，報紙的一個主要功能是發布偽府政令，宣傳日本的軍事勝利，美化其侵略本質，鼓吹中日親善，刊登的內容也受到嚴格審查與控制。為了增加銷量，報紙大量引入社會新聞、休閑娛樂文體和實用信息以滿足普通民眾閱讀興趣，激發他們的訂閱需求。報紙的社會新聞版記錄了武漢淪陷期間社會生活的諸般樣態。例如，武漢地處江邊，夏季濕熱，常常爆發疫情，日軍侵占武漢次年7月，就爆發了大規模的霍亂，《大楚報》連續刊登注射疫苗的通告、尸體掩埋辦法以及由疫情引發的清除垃圾污水的全市動員令，市民可以通過報紙得知當地在普愛醫院、新安市場等地設有疫苗注射處，以及全市已有十余處隔離戒嚴等消息。在疫情爆發期間，《大楚報》成為當地民眾獲得防疫資訊的必備讀物。經濟版一直設有“武漢商情”專欄，刊登當地米面、油、糖、火柴、煤炭、煙酒、雜貨等日用消費品的價格，上海金價、碼頭貨運情形等資訊也常見報端。報社還曾增發戲劇電影周刊，并每天刊登全市影戲院上映戲碼。副刊“楚風”，主要刊登小說、散文、謎語笑話，頗注重可讀性，并以倡導“新文藝”自我標榜，凝聚了淪陷區很多知名作者。到1945年，日軍戰場失利，無暇顧及對《大楚報》的審查，最后一任社長胡蘭成時而發表一些跳脫的社論和散文，總編輯關永吉則更活躍地聯絡當地作者，組織筆會。

二、《大楚報》系政論對孫中山“大亞細亞主義”的再解讀

《大楚報》是武漢偽政權控制下的報紙，所以在主要版面必須發布擁護日偽政權的各種新聞消息和政論。1939年3月6日的創刊詞就鼓吹《大楚報》的使命是文化建設，主張偽政權文化建設的主要目標是：關心“民意”，發揚“民德”和洞悉“民隱”這三項任務。①《創刊詞》，《大楚報》1939年3月6日?！洞蟪蟆泛汀缎律冯s志經常在首頁發表長篇政論文章，闡明報社對時局的看法，其論點大多集中討論如何建立東亞共同體和維持日據淪陷區的和平局面。如在一篇《文化建設是新中國的萌芽》的社論中，作者聲稱歐化有弊無利，應該仿效日本保持和發揚東方文化，與日本進行文化合作，這是奠立東亞秩序和安全的必要條件。②《文化建設是新中國的萌芽》，《大楚報》1939年4月30日?！洞蟪蟆飞玳L張榆芳和編輯謝希平也不時在報上發表具有現實指導意義的觀點，對偽政府的各種政策做普及性解說，其他類似偽政權國策解讀的文字也經常見諸報端。甚至有篇社論直接對縣級行政官員的訓練提出建議，主張選拔政務人員不應依賴考試和專家評議，而應注重那些熟悉地方民情和有地方工作經驗的人員。③《對于訓練縣政人員之意見》，《大楚報》1939年4月20日。林柏生曾在《二十八年的結算與二十九年的展望》一文中認為，偽政府的“和平運動”仍是國民革命的一個重要階段，同時也是中國民族獨立的一個重要階段。實現這個目標應寄望于日本放棄把中國當做殖民地的野心，放棄“侵略主義”，以兄弟之國視中國。④林柏生：《二十八年的結算與二十九年的展望》，《大楚報》1940年1月1日?？梢妼θ毡厩秩A政策做一廂情愿的解讀是當時輿論的重要特點。1939年7月25日《大楚報》刊登《和平救國問答》，其中說道：“我們認清環境，不受白人之挑撥利用，共同努力于和平之大計，必能確保東亞之安定。質言之，果能以中日為樞紐之東亞新協同體互相結合的運動，解放東亞民族，以圖東亞之自主興隆，此誠千載一時之良機?！雹萃跷鋭偩帲骸逗推骄葒鴨柎稹?，《大楚報》1939年7月25日。

這段話著重強調“東亞”作為一個整體必須團結起來，而中日聯盟是這個整體的樞紐，這就打破了晚清以來知識界以“國家”為基本單位的建國理想，其背后的邏輯是要維持“東亞”和平就不可能單單從“中國”自身考慮問題，而必須引進“中日”連帶的概念才是有效的?！爸袊币氆@得解放，就必須與日本發生更為緊密的同盟關系，這是一個重大輿論轉向，實際上消解了中國維護自身獨立的合法性。汪精衛把這層意思表達得相當明確，他說中國雖然謀求國家民族之獨立生存自由平等，但根本問題卻是必須時時刻刻自覺為東亞之一員。中國的安定與和平，必須從東亞的安定與和平中求之。因此，中國必須在外交上與日本采取同一方針，在經濟上，與日本本著平等互惠的原則，互通有無，短長相補。①汪兆銘：《二十九年之元旦》，《大楚報》1940年1月1日。這就是汪精衛一再言及的所謂“東亞視角”。

當然，《大楚報》以文化建設為名鼓吹中日親善，也引發了偽政權內部的思想分歧。一部分人如偽行政院長梁鴻志直接鼓吹“失敗主義”，要求偽府首先承認軍事失敗，再換取和平。②梁鴻志：《民國二十九年元旦感言》，《大楚報》1940年1月1日。雷壽榮則提出和平建國的根基是“王道”，如果日本以戰勝國自居，以戰敗國看待中國，就不可能得到永久的和平，必須用“王道”思想對抗“共產主義”理論和“國家”主張，否則就是恃強凌弱。③雷壽榮：《和平建國的政治基本工作》，《大楚報》1940年1月1日。陳公博則堅持說，中國要謀取永久和平，必須滿足幾個條件，包括中國必須獨立自由，換言之，是保證國家主權和行政完整。其次中國必須要求“統一”，凡是有分裂意味的行動都違反中國的利益。第三是中國要求日本信賴中國，即應給予中國最好的和平條件，“不特昭示中國日本無滅亡之意，并且無控制之心”。④陳公博：《怎樣才可以使中日永久和平》，《大楚報》1940年1月1日。這種言論實無異于與虎謀皮。對于這些在《大楚報》上撰稿的文人政客來說，要想使中日連帶關系的闡述具有一定說服力，不能僅僅依賴日本方面的強制性灌輸，而必須從本國的思想資源中找到合理依據，因此對孫中山“大亞細亞主義”的曲解式發揮就成為建構“東亞論”的最重要思想來源。一篇題為《國際現勢與亞洲聯盟》的文章直接指出：“亞洲聯盟之結成，必須先消除亞洲內部之糾紛，而解決亞洲民族間之糾紛，必須亞洲民族共同遵守一種主義，大亞洲主義，因為有了共同的思想，內部的摩擦，才能免除，最近中日兩國尚未獲得全面的和平，越泰兩國，又復交惡，如果外洲人士，繼續不斷地挑撥，說不定亞洲各民族之間，還有許多糾紛發生，如果亞洲內部在紛爭之狀態中，對于亞洲不配言中立，更不能言戰爭，因此本抱大亞洲主義之亞洲聯盟的結成，是刻不容緩的?！边@種大亞洲主義并不是從日本思想脈絡中自然引申出來的，而是對孫中山“大亞細亞主義”的重新解釋，即以“公理正義”為原則，重新思考中國與亞洲主要是東亞的關系。作者特別指出：“我們主張內亞洲聯盟，須完全以總理之大亞洲主義為依據，也就是亞洲聯盟的組織，必須依據公理正義，必須以東方之王道精神及仁義道德為基礎，這樣的結合才是真正的結合。才不會重蹈以前各種國際和平組織失敗之覆轍?！雹荨秶H現勢與亞洲聯盟》，《大楚報》1940年10月19日。文章申明繼續遵從孫中山的“大亞洲主義”宗旨?；仡檶O中山以往論著，可以發現，自1897年他與平山周談話以后，一直到1924年，孫中山曾多次談到中日關系及如何理解和貫徹“大亞洲主義”的問題。

民國初建時，孫中山已經注意到中國與日本友好相處的重要性，他在1913年說：“現今五洲大勢，澳非兩洲，均受白人之鉗制。亞洲大局維持之責任，應在我輩黃人。日本與中國唇齒之邦，同種同文，對于亞東大局維持之計劃，必能輔助進行?！睂O中山早年從事反清活動時曾得日本浪人大力支持，心懷感激之情，所以他如此表示：“東亞地方，得留與我輩成就革命事業，都是日本之力。中國此次革命成功，對于日本，不能不感謝。日本與中國利害相關，欲保全日本利益，不得不保全東亞利益。大凡立國，必須與利害相關之國，攜手進行，方能進步。利害不相關之國，縱彼欲與我相親，都成不可與之親近的?！庇钟兄T如“親日政策，外交上之最妙著”⑥《在東京中國留學生歡迎會的演說》，1913年2月23日，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孫中山全集》第3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25—26頁?！叭毡炯爸袊鴮嵭值苤畤病薄笆琴F國者，予之第二故鄉”“假使此雙生之兄弟，有相鬩之事，則亞細亞之一家，絕不能保持其平和”這類充滿主觀感情色彩的外交辭令。①《在日本東亞同文會歡迎的演說》，1913年2月15日，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孫中山全集》第3卷，第16頁。

孫中山也把日俄戰爭日本戰勝俄國看做是亞洲民族獨立覺醒的標志，稱贊“日本人戰勝俄國人是亞洲民族在最近幾百年中頭一次戰勝歐洲人，這次戰爭的影響，便馬上傳達到全亞洲，亞洲全部的民族便驚天喜地，發生一個極大的希望”。孫中山最為系統的大亞洲主義闡述是從比較中西文化入手的，他最著名的論斷就是稱歐洲文化是“霸道”的文化，中國文化為“王道”的文化，他詳解兩者的區別時說道：“這種專用武力壓迫人的文化，用我們中國的古話說就是‘行霸道’，所以歐洲的文化是霸道的文化，但是我們東洋向來輕視霸道的文化。還有一種文化，好過霸道的文化，這種文化的本質，是仁義道德。用這種仁義道德的文化，是感化人，不是壓迫人，是要人懷德，不是要人畏威。這種要人懷德的文化，我們中國的古語就說是‘行王道’，所以亞洲的文化，就是王道的文化?！雹凇秾ι駪羯虡I會議所等團體的演說》，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孫中山全集》第11卷，第403、405頁。

最終孫中山把“大亞洲主義”歸結為文化問題，并做出如下論斷：“我們現在講‘大亞洲主義’，簡而言之，就是文化問題，就是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比較和沖突問題。東方的文化是王道，西方的文化是霸道；講王道是主張仁義道德，講霸道是主張功利強權。講仁義道德，是由正義公理來感化人，講功利強權，是用洋槍大炮來壓迫人?！彼^“大亞洲主義”“就應該用我們固有的文化作基礎，要講道德、說仁義，仁義道德就是我們大亞洲主義的好基礎。另外還要學歐洲的科學，振興工業，改良武器”。又說：“近來歐美學者稍為留心東洋文化，也漸漸知道東洋的物質文明，雖然不如西方，但是東洋的道德，便比西方高得多?！雹邸秾ι駪羯虡I會議所等團體的演說》，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孫中山全集》第11卷，第405頁。這段話看上去與晚清流行的“中體西用說”有很接近的地方，都是強調中國文化作為“體”相對于西方的“器技之道”具有歷史優越性。

孫中山還警告日本說：“你們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歐美的霸道的文化，又有亞洲王道文化的本質，從今以后對于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鷹犬，或是做東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們日本國民去詳審慎擇?！雹堋秾ι駪羯虡I會議所等團體的演說》，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孫中山全集》第11卷，第409頁。孫中山為宮崎滔天《三十三年落花夢》作序時也說過“襄成興亞之大業”的話，甚至其聯日抗歐的構想最終被塑造成孫中山去世前的“托孤遺教”。

以上我們詳細摘引了孫中山有關“大亞洲主義”的若干論述，在《大楚報》系所構建的“大亞細亞主義”論述中，不少論者也屢次征引孫中山有關“大亞洲主義”的觀點支撐自己的理論。比如在一篇名為《總理遺教與東亞聯盟》的文章中，作者大段引用孫中山在神戶的演講，并發揮說這是“總理為了達成三民主義的世界革命的唯一橋梁，又可以說是三民主義之國際性的具體表現。因為整個亞洲民族，都是西洋赤白帝國主義者經濟侵略的殖民地目標，亞洲各個民族，要想擺脫帝國主義的枷鎖，必需一致起來，反抗西洋全體霸道國家的壓迫，惟有如此才能夠完全葬送西洋霸道勢力于墳墓。東洋王道主義戰勝的一天，也就是全世界被壓迫民族獲得解放，共同享受自由幸福的時候”。這段話在大亞洲主義、三民主義、世界主義和國際主義之間建起一條緊密銜接的線索。⑤《總理遺教與東亞聯盟（下）》，《大楚報》1941年3月26日。

在《大楚報》報社出版的《新生》雜志中，甚至出現了以“大亞洲主義”修正“三民主義”教義的觀點。在一篇名為《新中央政權的思想基礎》的時評中，作者寫道：原有的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建筑在原子論之上，從而以歐戰后漸趨沒落的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的方法，求民族主義的貫徹，乃國民黨理論的當然的歸結，這在思想上已難免時代錯誤之譏”。作者質問重慶政府所主張的抗戰，即使是為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而戰，那么他們不惜與歐美國家建立緊密的依存關系，強化列強榨取弱國的能力，難道這是一個更好的選擇嗎？“何況日本正在揚棄資本主義的榨取性的侵略性，向更高的階段飛躍”。①編者：《新中央政權的思想的基礎》，《新生》第1卷第9期，1939年8月1日，第2頁。那么到底什么才是新型的民族主義呢？“民族主義”是以協力團結血統上、人種上、文化上、地域上、運命上、歷史上有密切關系的諸民族——大和民族和滿洲民族為前提，所以中國的解放應通過東亞協同體而實現?！凹偈箤O先生的民族主義可稱之為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的）民族主義，我們的民族主義可稱為協同主義的民族主義”。

至于民權主義如何修正，作者也給出了一個新思路，即把國家的進化分成三種形式：尊重國家權威的警察國；尊重個人自由的法治國；尊重國家和個人的文化國。民權主義就是企圖使數千年來停滯在警察國階段的中國上升到法治國家的新階段，可是現代先進國家都會逐漸進化到文化國，所以中國也不能滿足于只達到法治國的水平，而要超越法治國，前進到文化國的階段。因此“我們不應把個人單視為權利的主體，也不應單視為義務的主體，我們應以機能的協同為基礎考察個人，如此則國家的優位和個人的尊重都獲得了保障，這可稱為協同主義的民權主義”。作者轉而指責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站在民族自由主義的立場，主張民族主義，一面以抗日求民族主義的實現，他面卻不得不強化對于歐美帝國主義殖民地的依存關系，這是抗日的民族主義的矛盾性，也是它的根本錯誤”。②編者：《新中央政權的思想的基礎》，《新生》第1卷第9期，第2頁。這篇文章表達了一個清晰邏輯，民族自由主義就是民族個人主義，另一方則是抽象的國際主義。文章的結論是“掀起這次中日戰爭的禍根是民族自由主義，而歐美帝國主義諸國和第三國際更是從事挑撥離間，為種種陰謀的策動”。③張榆芳：《東亞新秩序論》，《新生》第1卷第9期，第5頁。

張榆芳對孫中山三民主義主旨的改篡主要表現在試圖消解原有“民族主義”捍衛國家獨立的思想內涵。孫中山雖然早年參加革命時頗多依賴日本友人的幫助，民國建立以后曾在不同場合多次表達自己的感激之情，也不時提到日本在東亞復興中所起的表率作用。但孫中山始終認為，中國必須作為一個獨立國家才能真正立足于東亞，而不是在犧牲國家利益的情況下與日本糾纏不清地曖昧合作。張榆芳等人對“民族主義”的再解釋是從批判歐洲殖民主義出發，抨擊西方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民族觀過于強調國家之間呈原子狀態，造成國與國之間的摩擦和沖突，同時又試圖證明這種自由主義模式并不適合東亞的歷史現狀，要真正建立起具有亞洲特色的民族主義理論，就應該更多突出中國與日本的“連帶關系”，更多傾向于“合作”而非“獨立”，因為中國與日本的關系是兄弟，與西方國家的交往不過是朋友關系，兄弟之間更應該不分你我，朋友之間尚可保持距離，這顯然曲解了孫中山的原意，也為日本侵略中國編織了合理的借口。再舉一例，一篇題為《亞洲民族解放的起點》的文章把亞洲解放當做中國解放的前提條件。其中說到“復興中國與復興東亞是一件事，不是兩件事”。中國民族要求解放，沒有東亞復興是不可能的，作者批評中國的外交政策長期祈求利用列強之間的相互牽制，反而造成了中國民族獨立生存的危機。具體來說，就是抗戰中蔣介石政權想利用列強之間的利害沖突，希望求得一條生路，卻反而削弱了中國民族解放的力量。④《亞洲民族解放的起點》，《大楚報》1941年3月10日。

還有一種論述方式是通過攻擊蔣介石一黨獨裁，單靠平衡歐美勢力維持現狀，而忽略與日本媾和的可能性。在《國民黨修正三民主義》一文中，作者抨擊“蔣介石為增強偽國民黨之專制，及自己之獨裁權，力倡民族主義，采取排除其他民族主義，尤其日本之方針”，最終解救的辦法只能采取修正過的民族主義，“根本消除以偏狹之見解而以孫中山之大亞細亞主義為立足點”。實施徹底尊重民意，排除獨裁制度的民權主義。⑤《國民黨修正三民主義》，《新生》第1卷第16期，1939年11月15日，第15頁。這篇文章論證的重點仍在如何搞好與日本的連帶關系這個核心問題上。

三、“東亞協同論”的論證模式及其組織形態

前已述及，《大楚報》系的政論試圖通過改造孫中山三民主義理論中的“民族主義”為日本侵略中國提供思想辯護，這只是其營造親日輿論的關鍵環節之一，關于中日如何共榮并存的論說持續出現在《大楚報》和相關雜志的議題之中?！洞蟪蟆穲笊缡紫戎铝τ趶臍v史源流和民眾感情上重構中日之間的文化關系。在《揚棄傳統的日本觀》這篇時評中，作者寫道，中國人對日本的感情“微妙得像北京料理中的酸辣湯一樣，它由輕視、怨恨厭惡等等極復雜的心理交織而成，而產生這種種心理的酵母，乃從部分的（或許不正確）觀察所獲得的關于日本的斷片的知識”。作者繼續分析說：“一般國人認為日本的古代文化，傳自中國，近代文化，繼受西洋，在人文史上，日本僅有模仿而無創造。就前之關系而言，中國為日本之師，就后之關系而論，中日同為西洋之徒，故以后進國視之日本乃國人之通病，而五千年的文物制度，復昂揚國人的優越感，結果益增輕視日本的心理?！雹倬幷撸骸稉P棄傳統的日本觀》，《新生》第1卷第15期，1939年11月1日，第1頁。

那么到底應該如何消除中國人對日本的誤解呢？有一個辦法是互相利用各自優勢，建立起一種利益共同體。因為“中日兩大民族，既居主位，又系同文同種，兄弟之邦，有悠久互相提攜的歷史，一個是天然的財翁，一個是技術的天才，中國無日本，終于貧弱，決難幸存，日本無中國，雖然富強，不能久遠”。②壽春：《大亞細亞主義的和平闡述》，《新生》第1卷第15期，第10頁。有人還提出用“東亞人”的身份意識打消兩國人民之間的隔閡誤解，以此消弭對各自國家的認同所造成的心理邊界，好像如此一來就可消除戰爭歷史，在統一的身份認同下創造新的和平局面。提倡東亞人“第一是足能消除民族間的隔閡，增進其感情”。過去人們總是推諉說，“這是整個國家的問題，而東亞內國家尚很多，于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矛盾會遮掩住東亞解放與世界的矛盾，因為人類在現階段思想上常常會被實際問題占住優勝，如此由物到心，由心到物，無形中就制造與產生了大批東亞解放的內奸，或者說是心理上的敵人。這些心理敵人不鏟除，東亞共榮圈也就難有保障”。③石平：《消除國家隔閡，要提倡東亞人》，《新生》第6卷第1、2期合刊，1944年2月25日，第21頁。

有的言論更趨露骨極端，把中日關系提升到“思想戰”的高度?！缎律冯s志發表的一篇摘譯自日本報刊的文章，徑直說到大東亞戰爭的目的是改革英美支配下的東亞舊秩序，建設為日本所理想的新秩序，“大東亞戰爭”也就成為對英美的民主主義、國際主義的一場“思想戰”。作者提出德國之所以失敗，很大程度就是敗于“聯合國”和英法操控的“思想戰”，這場思想戰源起于歐戰后建立的華盛頓體制與凡爾賽體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大東亞戰爭就是對此體制壓迫的反抗。在思想戰中，只要做到思想的統一，能夠使對方的思想與自己的政策合流，則改革具體的問題就不需要一一進行解釋，對方就會自動地根據其思想對自己的政策加以有利的判斷，發起有利的行動，這就是思想戰之所以能取得勝利的原因。因此東亞共同體的建立首先應該統一思想，然后才能對付共同的歐美帝國主義。④天兵摘譯：《大東亞戰爭與思想戰》，《新生》第6卷第5期，1944年5月25日，第8—9頁。

分析電廠汽輪機在運行作業中涉及的作業機組設備較多，涉及的運行程序也較多。因此從實際運行現狀方面分析，為有效的提升電廠汽輪機的檢修及維護作業質量，維護檢修人員在實際作業中應從落實凝汽器檢修維護，葉輪檢修維護，油系統檢修維護，大軸檢修維護，以及異響及振動現象的檢修維護方面進行落實。另外在實際落實檢修維護作業中，還應注重落實易損件檢修維護中的監控作業，以及狀態檢修技術的落實和應用。

與歐美的民主主義思想相比較，東亞聯盟確實缺乏有說服力的論證基礎，此理論炮制者也承認“在今日，我們的心靈空虛異常，深切感覺缺乏精神食糧之饑餓的苦痛”。⑤鄭燕生：《文化田的稻麥呢》，《新生》第6卷第5期，1944年5月25日，第15頁。日軍侵華取得階段性軍事勝利后，也積極謀求與淪陷區文人群體建立合作共謀的關系，控制青年人的思想陣地。與此目標相適應，這一時期武漢地區出現了若干貌似民間團體實則受控于日本軍方的文化組織，其中很多人身兼數職，以報人為職業身份，以報館為活動基地，串接起一個錯綜復雜的文化信息網絡?！洞蟪蟆芬彩菧S陷區信息網絡中的重要一環，其成員同時也在上述文化團體內擔任重要職務。

在這期間，《大楚報》不斷增加版面和發行增刊，報紙由四開小型的朝報，改成對開兩大張朝報，并且增刊一種四開小型的晚報。另外為提倡所謂“新文化”，出版了小冊子式的《新生周刊》，在大楚報社發起“武漢文化再建座談會”?！洞蟪蟆愤€增添了《文化周刊》《教育》《戲劇》《青年》《婦女》等副刊，報社成員參與組織成立廣雅學會，通過研究張之洞的生平學術探討武漢文化前途與影響等問題。①劉禹存：《由大楚報的提倡新文化專業談到武漢新文化問題》，《新生》第1卷第13期，1939年10月1日，第10頁。武漢輿論界把張之洞塑造成了“東亞自存主義”的領袖，與以李鴻章為代表的歐美依存主義相對抗的英雄人物。廣雅學會給予張之洞以如下歷史定位：（一）張文襄公是東亞自存主義的祖師；（二）張文襄公是抵抗歐西侵略唯一全勝的統帥；（三）張文襄公是東亞新建設的創造者；（四）張文襄公在湖北是日本新文明輸入的發祥地；（五）廣雅學派之接受新文化是以日本業經融化之歐美學術為基礎的。②麗南：《張文襄公東亞自存主義的廣雅學會》，《新生》第1卷第13期，第12頁。

《大楚報》掛職社長譚道南另一個更持久的身份是武漢青年協會會長。武漢青年協會初名華中青年協會，成立于1939年6月11日，同年11月改名為武漢青年協會，1941年5月又宣布改組為華中東亞青年聯盟。③《武漢青年協會使命完成，昨決定發展的解消》，《大楚報》1941年5月21日。據聯盟的公開宣言稱，其成立宗旨為“以華中青年團結為基礎，進而謀全國青年之大團結，共同努力謀建設獨立自由健全富強之新中國，參與樹立東亞新秩序……由本會領導青年，從事組織，并加訓練，灌輸正確之文化及政治思想。主張武漢民眾運動，熱烈擁護為復興中國安定東亞之新中央政府，同時協力推動社會福利事業之發展”，據說兩年之內就發展了二萬余名會員，每月經費由國幣五千元增至三萬余元，由偽府財政部湘鄂贛臨時財政整理委員會撥發。④武漢青年協會編：《武漢青年協會二周年紀念?？?，1941年，第1頁。

這一組織的主要任務是招募青年為日軍戰時宣傳體制服務，其出版品《青協周報》和《武漢青年月刊》，大力宣傳偽府政策和汪精衛的“和平運動”思想，將中國的復興和民族解放等同于東亞新秩序的建立，號召國人仇視英美，效力于日軍。⑤《青協周報》第35期，1941年4月21日。其“所謂東亞聯盟，含有東亞民族聯合起來共同防御西方資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的意義”，⑥謝希平：《東亞聯盟的思想體系》，《武漢青年月刊》第2卷第5期，1941年4月。對青年人也頗具迷惑性和鼓動性?！洞蟪蟆返闹x希平、張榆芳擔任華中青年協會的宣傳部長、組織部長，一直是其骨干成員，《大楚報》編輯朱慶麒、劉漾然、張丙三、楊世英等也在協會中任職，因為這個原因，以《大楚報》作者為中心的“筆者俱樂部”一直由武漢青年協會提供活動經費，與后者保持密切關系。

武漢（華中）青年協會從建立之初就在日本顧問和軍方的嚴密控制之下，其組織形態和工作性質清晰體現了日軍侵占華中地區初期的統治需求。建立為戰爭服務的文化體制急需吸納知識青年，同時，侵略者也迫切需要培植一批世界觀尚不成熟的年輕人，誘導他們真心認同日本文化的優越性及其在東亞的統治地位，成為日本價值觀在中國的有效輸出者，以便長期穩定地為日軍侵華服務。以此為目的，日本軍方挑選了青年協會的五名男女青年，在日本顧問小坂武司的帶領下組成一個代表團，于1939年7月25日起開始了一次為期兩個月的旅行訪問，這五名代表分別是青年協會的干事長田重光、發起人之一朱淑媛、《大楚報》的編輯張榆芳、謝希平以及金陵女子大學的歐陽寧，代表團的行程是出席在朝鮮京城舉行的日華滿青年交歡會，順路參觀日本及偽滿洲國各大都市。中日六人代表團的這次“東游”由日軍和偽武漢市政府共同派遣，沿江游歷日本占領的南京、上海，受到了軍方最高規格的接待，然后由長崎登陸日本。

對這次旅行的目的，謝希平寫道：“是趁便把日本及滿洲國各重要都市巡游一下，看看近年來日本各方面的進步，以及滿洲國最近建設發展的實情，并且利用這個機會，以中國青年代表的資格，和日滿二國的知識青年，去盡量接觸一下，交換交換對于興亞運動的意見?！雹咧x希平：《東行散記》，武漢：大楚報社出版部，1939年，第1—2頁。這樣的活動在日軍侵華后尚屬首次，偽府宣傳局顧問船越壽雄、《大楚報》顧問吉田吉二郎、當時任《武漢報》主編的莊泗川都對這次行程表示了特別的關注，六人代表團臨行前，還專門受到日本海軍特務部、陸軍特務部和總領事館的接見。這次旅行的確向年輕的中國代表展示了日本的軍事力量與城市文明，讓一行人直觀地感受到“合作”的前景，張榆芳在回武漢后寫道：“日本人民對于我們非但沒有絲毫歧視的心理，就我個人所感到，他們對于我們所表示的好意，且遠甚于事變以前……我們方才知道血緣的近似，文化的交流和地域的鄰近所交織而成的相互的愛慕，在中日兩民族的血管里，有怎樣的強韌性?！雹購堄芊迹骸稏|行漫記》，武漢：大楚報社出版部，1939年，第37頁。日本占領當局看到了現代化成果對中國青年人的感召力，希望以此為支點建立中國青年對日本的認同，進而重新打造他們的世界觀以及對國際形勢的看法，成為“東亞新秩序”的擁護者。日本的文化滲透策略至少在張榆芳和謝希平身上得到了成功體現，二人都以《大楚報》編輯和撰稿人的身份活躍于武漢的中日團體之中，成為日軍宣傳系統的骨干分子。

中日文化協會武漢分會同樣以推進“戰時文化”為主要職能，相較于武漢青年協會，武漢分會的成員直接來自日本海陸軍特務部和偽政府，其人員結構的安排能夠更有力和直接地控制地方文化體制。曾任《大楚報》社長、《武漢報》主要負責人的莊泗川在中日文化協會武漢分會擔任總干事的職務，而擔任《大楚報》社長、編輯的譚道南、張榆芳、謝希平都在該會任職。從組織人事看，該會下設藝術組、出版組、學術組、觀光組、總務組，每組均由中日雙方共同負責?！洞蟪蟆肪庉嬛x希平是該會藝術組的負責人，據他的工作報告，1941年該會的活動，包括舉行藝術文藝座談會、夏令音樂座談會、弈棋比賽會、電影放映大會、美術展覽會、慶祝游藝大會等，幾乎所有當地公開的文化娛樂活動都由該協會主辦，其中必有日方人員參與，以借此場合推廣日本文化、鼓吹日本的軍事勝利、宣傳“大東亞共榮”。例如，在“舉辦電影放映大會”細目中，包括時局影片放映會和大東亞戰爭新聞片觀覽會，舉辦活動的目的在于“喚醒武漢市民，及中小學生之時局精神，徹底明了太平洋戰爭，友邦日本海軍之偉力，因而鞏固必勝之信念”。該會舉辦的群眾游藝大會，則包括“紀念武漢更生三周年紀念大會”，主題是慶祝日軍占領武漢，還有慶祝中日基本條約簽訂周年紀念大會、慶祝日軍占領新加坡演講游藝大會等。②中日文化協會武漢分會編：《中日文化協會武漢分會周年紀念特刊》，漢口：光明印刷書店，1942年，第67—70頁。該會還設有編譯委員會，出版譯介日文書籍，同時設立了中日語文補習學校，在當地教授日語，精通日語的莊泗川、張榆芳成了其中骨干。

中日文化協會成立后，急于收編管理各個武漢社會團體，首先通過漢口特別市政府發出訓令，各社會團體將負責人姓名地址上報中日文化協會，以便于控制，總共收到9個團體的登記記錄，包括文學類2個，國劇類2個，體育健身類3個，教育類2個。③武漢市檔案館藏，檔案號8.4.17。這些組織后來發展延伸為中日文化協會的許多下設團體，包括武漢青年劇團、文協國劇社、武漢美術協會、武漢音樂協會、武漢兒童文化研究會、武漢文學會、江陽會、武漢歌話會、日語研究社、長江畫刊社、電影研究會、藝術講座同學會等等。其中的武漢文藝協會，前身即是以《大楚報》作者為中心的“筆者俱樂部”。1940年初“筆者俱樂部”先是變為“武漢作家協會”，出版《武漢作家月刊》和《作家半月刊》，同年7月“武漢作家協會”改組為“武漢文藝協會”，出版《文藝月刊》和《文藝周刊》，由于其常務干事謝希平、張榆芳同時還擔任武漢青年協會的宣傳部長、組織部長，武漢青年協會一直為武漢作家協會提供經費。明確并入中日文化協會武漢分會后，對外公開的經費來源均出自偽政府與武漢青年協會的共同補助，《大楚報》的記者、編輯也更深地介入了中日文化協會，謝希平、張榆芳、朱慶麒、劉漾然、張望等都是其中的活躍成員。

實際上《大楚報》系的主要作者一直都在尋找建立東亞秩序的合理論述框架，以圖在精神層面能夠與英美堅持的國際主義原則相抗衡，張榆芳、謝希平等人都是這方面的活躍分子。其核心論域就是討論如何建立東亞政治文化協同體系。為此張榆芳不惜把日本侵略中國的“七七事變”說成是一場“圣戰”的開端，有些文章干脆把“七七事變”定位為“興亞日”，宣稱是“亞洲民族解放的第二聲”。①希平：《興亞紀念日應有的認識》，《新生》第1卷第7期，1939年7月1日，第5頁?！氨R溝橋事件”被賦予了“以建設東亞新秩序的意義”，“我們可以觀取一種新的思想已以戰神為母親而出生了”，“以代替自由主義的現秩序的思想”等等歪曲涵義。而這個“新思想”的核心是“從資本主義的大陸經營的形體發展為東洋的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協同形體”。張榆芳把這種思想概括成“東亞聯盟論”“東亞集團論”“東亞協同體論”三種類型?！皷|亞聯盟論”注重政治方面，“東亞集團論”注重經濟方面，“東亞協同體論”注重文化方面，這三種類型的思想在世界史上應該各有不同的意義，而“東亞協同體論”最能體現精神上的高層追求。②張榆芳：《七七事變的史的回顧和它的發展》，《新生》第1卷第7期，第9—10頁。

在《東亞新秩序論》這篇長文中，張榆芳具體討論了這三種思想模式的得失，他認為“東亞聯盟論”只是“國際聯盟”的縮小版，有過于抽象的弊端，因為“在東亞聯盟，因各民族的目的性，全體性，從而各民族的自由、平等過分地被重視，故全體的統一單是外面的，各民族所構成的全體性遂遭犧牲”。而“東亞集團”的設計可以把各民族統一在“內面”之中，使“東亞”得以構成一個完整的全體?？墒窃谶@個框架里，各民族卻失去了目的性、全體性、獨立性，單單成為全體的機關，成為“超民族”的機構，因此，東亞集團容易轉化成為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關系。與之相比，“東亞協同體”可說是東亞集團和東亞聯盟兩個方案的綜合，這個方案聲稱“以各民族為全體性，為目的，承認各民族的自由和平等，采納了東亞聯盟的長處……各民族仍維持自己的獨立、互異機能，以構成一個具體的全體”。也即是說，“東亞協同體”并非像“東亞集團論”那樣承認支配與被支配的現實關系，它一方面保存指導與被指導的關系，同時又使各民族仍維持自身的自由平等地位。于是“東亞協同體”最后成為指導東亞建設的精神基調，正因為其強調文化的性質，所以當時有人認為它具有烏托邦的傾向。③張榆芳：《東亞新秩序論》，《新生》第1卷第9期，1939年8月1日，第6—7頁。

張榆芳并非沒有考慮到日本侵略對中國維護自身主權所造成的危害性，所以他曾一再說明要把亞洲“統一”與中國獨立解放看作是一體兩面的任務，“縱令它對于日本是新秩序，對于中國就未必是新秩序”。同時東洋解放的核心是中國的解放，不以中國的解放為核心的東洋解放也就僅僅意味著日本向歐美帝國主義的水平運動而已。④張榆芳：《東亞新秩序論》，《新生》第1卷第9期，第3頁。這種新秩序既不是國際聯盟，也不是西方素持的“門戶開放”政策。謝希平甚至認為，歐美列強挑撥離間，盡量向中國宣傳日本的野心，同時用“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之說，作為對中國實施經濟侵略的護符，迫使中國淪為公共殖民地，造成中日兩國互相猜忌，無法養成亞洲自主的勢力。⑤謝希平：《東亞聯盟的思想體系》，《武漢青年月刊》第2卷第5期，1941年4月20日，第1頁。類似觀點的文章還有黃碩公：《門戶開放與九國公約廢棄論》，《新生》第1卷第9期。由此可知，經過不斷努力，以《大楚報》系為中心基本建立起了一個比較完整的論述“東亞協同論”的思想體系。這些理論通過以《大楚報》系為核心的各種文化組織傳播到武漢的知識分子和民眾之中，成為偽政權樹立自身輿論正當性的思想與組織來源。

結 論

本文對《大楚報》辦刊風格和政論內容所做的個案研究表明，報紙雜志作為一個城市的信息載體，在日據時期被有效應用于宣傳大東亞共榮的殖民策略，成為推行政治文化侵略政策的工具。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這些報紙雜志并非在孤立地傳播政治信息，它與那些親日組織之間經常形成關聯互動的格局，報社成員往往也是文化組織的重要參與者，報紙對輿論的選擇報道與這些組織之間的活動構成有機的親密聯系，成為淪陷區城市政治社會生態的重要組成部分。

圍繞《大楚報》系及其相關組織構成的傳播網絡，一度被學界視為無足輕重。從其思想內容和傳播方式而言，《大楚報》系的大多數文章在表述上粗糙生硬，缺乏邏輯嚴密性，不少觀點因緊跟日偽政權的政治宣傳導向而流于淺薄無力，但是應該看到，報紙的功能性和信息壟斷地位使其仍具備極大的影響力，不失為我們理解淪陷區思想文化生活的一種鮮活樣本。

《大楚報》系的基本思想觀點主要有兩個來源，一是重新引用和闡釋孫中山有關大亞洲主義的論述，并刻意曲解；二是迎合日本思想界有關建立東亞共同體的各種輿論，強調中日兩國同文同種，具有共同的文化合作基因。前者是從中國既有的現代思想中尋找中日一體化的合理性，后者是極力闡明通過建立中日親善的黃種人協作機制以對抗西方白人殖民的必要理由。這兩種理論不但刻意歪曲了孫中山的大亞洲主義思想，也削弱了中國建立獨立自主民族國家的正當性。

《大楚報》系文章所體現出的以上兩種思想傾向在當時即已遭到國民黨理論家的激烈批評。如胡漢民在1935年撰有《遠東問題與大亞細亞主義》一書，專門批駁汪偽政權的“大亞洲主義”，極力澄清其對孫中山“大亞細亞主義”的諸般誤解。作者痛心于日本侵略者和偽政府將“大亞細亞主義”說成是“總理遺教”，也極力駁斥孫中山的大亞細亞主義是九一八事變的思想根源這種說法。

胡漢民以為，孫中山的“大亞細亞主義”首先是“民族主義”而不是“世界主義”。前者的主旨是中國的建國歷程應該從中國內部的家庭家族開始凝聚，一路延伸出去直到國家獨立世界大同，其公式為：家族—宗族—中國民族—亞細亞民族—世界主義（大同），這條公式首先強調中國作為國家地位的獨立性。至于說到日本與中國的相互提攜，并非是指日本可以領導中國或者應該凌駕于中國之上，而是提示日本不要效仿西方的“霸道”，反而應該在“王道”政治上做出榜樣。與此同時，日本與中國應該一起各自作為獨立國家而非維持一種邊界模糊曖昧的東亞協作共同體，作為對抗西方帝國主義的基本單位。

胡漢民概括“大亞細亞主義”的原則是：假如中國講“大亞細亞主義”，那么唯一的要求就是要首先實現中國民族之獨立，假如日本也講大亞細亞主義，則日本的任務，就在于以王道精神，協助亞洲各民族獨立，共同抵抗歐美帝國主義侵略。①胡漢民：《遠東問題與大亞細亞主義》，中興學會印行，1935年4月，第32頁。其中心詞是“獨立”而非“協同”，“平等待我，共同奮斗”才是其中之精髓，“協同”的意義并非局限于大和民族，斯拉夫民族、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甚至印度民族都可一起共同奮斗，孫中山采取聯俄策略就是證明。這是胡漢民等正統國民黨人與汪偽政權有關“大亞細亞主義”論述的根本分歧之所在。

胡漢民還引用孫中山的話提醒說，大亞細亞主義對日本來說是把雙刃劍，因為日本是被中國當做兄弟來看待的，歐美不過是朋友關系。朋友侵略中國，做兄弟的也居然趁火打劫，這被侵略的老大哥應該更恨朋友還是更恨兄弟呢？日本雖然批評歐美在中國實行利益均享的“門羅主義”，卻又發明了一種打著“同文同種共存共榮”旗號的所謂“亞洲門羅主義”，其本質就是想獨占中國。②胡漢民：《遠東問題與大亞細亞主義》，第36頁。在今天看來，胡漢民對汪偽政權“大亞洲主義”的批評仍具有一定的警醒意義，值得我們予以充分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