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金融與鄉村振興的時空耦合協調研究

舒泰一 張子微 趙田田 陳燦煌

[摘要]基于熵權法、耦合協調度模型，構建綠色金融與鄉村振興指數，分析中國各省區市2011—2019年綠色金融和鄉村振興的耦合協調狀況。研究表明：①整體來看，2011—2019年我國鄉村振興和綠色金融均實現跨越式發展。綠色金融區域間發展差異較大，鄉村振興發展整體空間格局未變。②我國綠色金融與鄉村振興在2011—2019年的平均耦合協調度不斷上升，由勉強協調升至初級協調。東中西部地區耦合協調水平呈現顯著空間正相關關系，且東部沿海地區呈現較強空間聯動格局，而中西部空間聯動效應較弱，無法形成很好的空間聯動格局。③由固定效應模型可知，加入控制變量前后，綠色金融均對鄉村振興起顯著促進作用。

[關鍵詞]綠色金融；鄉村振興；時空演變；莫蘭指數；固定效應

一、 引言與文獻綜述

自鄉村振興戰略提出以來，農業現代化建設穩步推進，但“三農”方面依舊存在許多問題，如鄉村基礎設施不完善、產業鏈條短、產銷對接不暢等；農村生產生活環境還有待改善，鄉村文化公共服務建設不足；農民缺乏生產積極性，鄉村空心化、人才外流等問題依舊嚴峻等，距2035年基本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還有較大差距。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強調要開拓鄉村投融資渠道，推進綠色金融發展1。綠色金融是工具，鄉村振興是目的，要實現鄉村振興，就需要利用好綠色金融的導向、投資與分配等功能。研究鄉村振興與綠色金融的耦合協調發展符合當下中國經濟發展新常態下創新驅動的要求。因此，分析兩者時空差異及聯動性實證結果，對于針對不同地區實行個性化政策，推動區域間合作發展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針對綠色金融與鄉村振興的協同發展，國外研究目前側重于從各個角度研究綠色金融對鄉村產業發展和環境保護的推動作用。Han[1]認為綠色金融推動脫貧攻堅，通過支持農業、商業和生態的共同發展，促進鄉村振興；Zielińska等[2]研究綠色金融促進鄉村經濟發展與空間結構改善的關聯性；Johnson等[3]重點關注鄉村綠色金融創新企業成功的關鍵要素；Gil[4]則更看重環境立法對兩者的推動作用。國內研究大致可分為理論與實證研究兩類。理論研究方面，郭遠智等[5]、龔斯聞等[6]、李二玲等[7]認為綠色金融工具能極大提高資源分配效率與利用率，帶動經濟全面綠色發展，促進鄉村人、地、業要素資源合理流動分配和高效利用；另一些學者研究了綠色金融對鄉村振興的支持路徑，例如安國俊[8]、孫曉等[9]和張柏楊等[10]研究通過綠色金融市場上流通的各種產品來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左正龍[11]和尚希文[12]以基礎性制度建設和長期性戰略為基本方向，研究配套完善的相關市場監管機制與法律法規；王小茵[13]和劉剛[14]利用金融手段多渠道、多手段和多方式去解決“三農”問題。在實證研究方面，楊暉[15]研究“贛州樣板”的綠色金融與鄉村振興發展模式，認為建設信用依托、發展金融教育是鄉村振興的突破點；楊林等[16]對四川省農村綠色金融問題進行剖析，創新地提出“小組互助”的綠色產品體系；程莉等[17]和歐陽紅兵等[18]用計量方法證明綠色金融對鄉村振興的影響效應等。

綜上所述，國內外現有研究已對綠色金融推動鄉村振興的路徑進行了大量的理論與實踐研究，多數學者的研究集中于綠色金融單方面對鄉村振興的實現路徑以及促進作用，關于兩者協調發展的研究則相對空白。兩者在現實中具有一定的相關性，不同地區協調發展程度差異會產生個性化政策建設的需求，而關于兩者協調度的空間聯動性研究處于空白狀態，其對于考慮區域間聯合發展協作具有重要意義。故本文對鄉村振興和綠色金融的耦合協調發展進行研究，嘗試彌補現有理論的空白地區。本文通過熵權法構建鄉村振興與綠色金融指數，再參考董文靜等[19]、王成等[20]和陳濤等[21]區域耦合協調分析方法來研究中國綠色金融與鄉村振興發展的耦合協調關系，并嘗試從其時空發展變化以及區域發展差異兩個方面探討兩者在不同時間與地區的發展度與協調度變化，探索其特征與機理，并提出差異化鄉村振興政策、在“領頭羊”效應下進行區域協調合作以及拓寬發展渠道等政策建議。

二、 綠色金融與鄉村振興機理分析

綠色金融促進鄉村振興。綠色金融引導資金流向農業生產，使農業向低碳化、綠色化轉型，促進綠色科技投入和新型農業產業有序發展，從而帶動農業產業的優化升級與結構調整。同時綠色金融有利于在鄉村產生環保文化導向，促使農業生產經營活動與鄉村文化保護傳承、生態環境涵養和資源永續利用等有機統一，輔助培育文明鄉風，樹立鄉村綠色信用觀念。此外，綠色金融長期發展利于糾正政府調配資源的偏差，優化鄉村資源配置，促進新能源技術開發，優化能源消費結構，提高農村基礎設施的使用效率，高效地促進宜居生態建設，從而實現鄉村振興。

鄉村振興帶動綠色金融發展。生態環境的優化意味著碳排放量大幅度減小，從而推動碳減排項目增加和綠色金融向更高階段發展；文明鄉風可以營造一個良好的環保低碳氛圍，提高政府和村民對綠色金融的支持度，也能為企業投資提供良好的低碳環保環境，從而推動綠色金融的發展；治理有效不僅意味著鄉村治理良好，也意味著綠色金融發展取得較好成績，它的正面回饋能最大限度為綠色金融帶來高額利潤，推動綠色金融發展；綠色金融以不同的工具手段改善并推動了農村產業、生態、文明和治理全面發展，極大地提高了農民生活水平，進而推動了村民富裕生活的實現進程。村民生活富裕，就有多余資金投入金融市場，加速資本在金融市場中的流動，進而推動綠色金融市場的規模發展。因此，綠色金融與鄉村振興相互作用，協調發展（圖1）。

三、 數據來源、指標體系構建、研究方法

1. 數據來源

以中國30個省區市為樣本1，數據來源于2011—2019年的《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中國農村統計年鑒》《中國工業統計年鑒》和國泰安數據庫、EPS數據平臺等。

2. 指標體系構建

本研究參考劉孜等[22]、馮蘭剛等[23]的研究，選擇綠色金融的代理變量運用熵權法構建綠色金融指數；參考謝天成等[24]、譚燕芝等[25]的研究思路和方法，選取相關代理變量，運用熵權法構建鄉村振興指標體系（表1）?？刂谱兞坑薪鹑诎l展水平（fd），由金融機構存貸款余額/gdp表示；城鎮化水平（ur），由城鎮人口占比表示；工業發展水平（ind），由工業增加值/gdp表示。

3. 研究方法

（1）耦合協調度模型

引入耦合協調度模型測度綠色金融與鄉村振興的協同效應，模型如下：

[Cθi=Sθi×Eθi（Sθi+Eθi2）2? ? ][? ? ? Gθi=α×Sθi+β×EθiDθi=Cθi×Gθi] （1）

[Cθi]表示耦合度，[Gθi]表示綜合協調指數，[Dθi]為耦合協調度。本研究假定兩者同樣重要，故設[α]=[β]=0.5。耦合協調度介于0和1之間，數值越大，表明兩者協調發展能力越強；數值越小，表示兩者協調發展能力越弱。協調等級如表2所示。

（2）泰爾指數（Theil Index）

引入泰爾指數測量綠色金融與鄉村振興耦合協調度的差異水平，模型如下：

[Tl=1ni=1n（DθiDθi×lnDθiDθi）]? （2）

其中[Dθi]表示第i個省區市的耦合協調度，[Dθ=1ni=1nDθi]為全國各省區市耦合協調度的平均值，泰爾指數越接近0，各省的耦合發展差異越??；越接近1，耦合差異越大。

（3）收斂系數與變異系數

引入收斂系數與變異系數測量耦合協調度的收斂性特征及偏離程度，模型如下：

[τθ=1ni=1n（ln（Dθi）-1ni=1nln（Dθi））2][? ? ? ?Vθ=1ni=1n（Dθi-Dθi）2Dθi] （3）

其中[τθ]為收斂系數，[ Vθ]為變異系數，[τθ]和[ Vθ]越小則表示收斂性越強。

（4）莫蘭指數（Morans I）與Getis-Ord指數

為進一步測量綠色金融與鄉村振興的時空關系，引入莫蘭指數測量綠色金融與鄉村振興的空間相關性，分別使用全局莫蘭指數與局部莫蘭圖測量不同時間不同地區兩者的相關程度，指數大于0表示正相關，其值越大，相關性越強。引入Getis-Ord指數測度冷熱區。熱點區為高高聚集，冷點區為低低聚集。

四、 實證分析

1. 綠色金融與鄉村振興的時空特征分析

根據表1構建的指標體系，利用熵權法測度我國綠色金融與鄉村振興指數（表3）。使用ArcGIS 10.2可視化綠色金融與鄉村振興的空間格局圖（圖2）。

2011—2019年中國各省區市的綠色金融和鄉村振興均得到迅速發展，主要原因有3點：一是2011年部分地區綠色金融和鄉村振興的發展基礎較為薄弱，容易形成高速增長；二是綠色信貸、綠色債券、綠色基金等綠色金融衍生工具近年來快速發展，規模不斷擴大，為市場提供了充足資金支持和更多可選擇的綠色工具；三是國家近年來出臺了一系列相關政策，如碳達峰、碳中和、全面小康等政策目標為兩者的快速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綠色金融方面，整體來看，2011—2019年我國綠色金融實現了跨越式發展，北京、青海、寧夏和新疆均有超過40%的漲幅。從區域層面來看，我國綠色金融發展東部較強，主要集中在沿海省區市，尤其是北京和上海，兩地2019年綠色金融指數分別為0.746與0.644，遙遙領先其他省區市。中部往西逐漸減弱，尤其是云南、貴州和寧夏發展較慢，2019年綠色金融指數分別為0.289，0.296和0.277，主要原因在于這些地區的綠色金融相關政策出臺較晚，因而發展不明顯。發達地區的相關政策推行時間早，故近年來發展迅速。

鄉村振興方面，整體來看，2011—2019年發展水平顯著提高。其中較發達地區例如北京、廣東的鄉村具有較好的經濟基礎，故2011—2019年增速不明顯。相對落后地區的鄉村振興發展水平具有較高增速，例如云南發展增速達到126%，居第一，四川的發展增速達到117%，居第二。2019年，新疆、湖南和山東的鄉村振興指數位居前三，分別為0.62、0.61和0.60；云南、四川、寧夏和黑龍江鄉村振興指數最低，僅為0.41、0.35、0.37和0.39。整體而言，我國鄉村振興戰略穩步推進，但省域間呈現固化發展，整體東西部格局區域特征未有較大變化。

2. 鄉村振興與綠色金融耦合協調度的時空耦合分析

（1）耦合協調度分析

通過構建耦合協調度模型，得到2011—2019年綠色金融和鄉村振興的耦合協調度（表4）；運用ArcGIS10.2將兩者的耦合協調度空間格局可視化（圖3）。

從時空層面看，我國綠色金融與鄉村振興在2011—2019年的平均耦合協調度呈現逐年遞增的態勢，耦合協調度均值從2011年的0.5935增加到2019年的0.6773，我國整體耦合程度從勉強協調上升為初級協調，說明近年來兩者協同發展程度不斷提升，由低層次有限發展變化至高層次協調發展。2011年我國耦合協調程度為瀕臨失調的有3個省區市，分別為四川、云南和寧夏，達到勉強協調的有11個省區市，初級協調有15個省區市。至2019年，我國耦合協調程度為瀕臨失調的省區市降為0，勉強協調的省區市僅有2個，分別為寧夏和云南，初級協調20個省區市，且有7個省區市的協調等級上升至中級協調。綠色金融工具可以有效推動農村產業向低碳結構轉型并提高污染治理的效率。故2010—2019年，我國綠色金融與鄉村振興在國家政策的支持以及相關基礎設施的發展推動下，兩者耦合程度在各省區市都得到了較大的提升，綠色金融與鄉村振興協同發展效應明顯。

從區域層面來看，我國綠色金融與鄉村振興的耦合協調度呈現東強西弱、南高北低的現象。2019年、北京、上海、江蘇、湖北、湖南、廣東和新疆的耦合協調程度均大于0.7，在高度協調發展階段；而西部地區除新疆達到中級協調外，普遍落后于東部地區。其中四川、云南和寧夏3個省區市耦合協調程度相對較差，但數值也分別達到0.566、0.587、0.605，表明整體上綠色金融與鄉村振興的協同發展效應明顯，只是相對其他省區市協同效益略低。原因在于各個地區的相關經濟基礎以及文化政策有較大差異性，東部沿海經濟發展水平較高，同時政策執行力以及環保意識氛圍都相對強于西部地區。隨著時間推移，我國綠色金融與鄉村振興的耦合協調水平整體快速提高，協同發展能力整體較強，耦合協調等級差異逐年縮小，增長態勢趨于穩定。

（2）地區收斂性分析

由圖4可知，耦合協調度指數的收斂系數、變異系數和泰爾指數各年系數值均小于0.1，在2011—2014年均呈現出快速遞減態勢，2014—2019年均在較低值附近波動，表明早年協調發展水平暫時落后的地區與水平較高的地區差距逐漸減小。原因在于，相關的支持政策由最初的發達試驗區逐漸向全國擴散，基礎較好地區的發展速度減緩，落后地區發展加速，從而各地區差距縮小，呈現明顯的地區收斂性。

（3）綠色金融與鄉村振興耦合協調度的空間效應檢驗

構建全局莫蘭指數測度中國鄉村振興與綠色金融耦合協調度的空間相關程度；利用2011年和2019年的局部莫蘭圖來測度不同省區市間的綠色金融與鄉村振興的空間相關與聚集性。

由表5可知，所有年份的Moran指數均在1%顯著性水平下顯著，大多集中在0.3～0.4，表明兩者呈顯著空間正相關。2011—2018年的Moran指數逐年增長，空間聚集分布現象更為明顯。但2019年具有較大回撤，從2018年的0.4080下降到0.2917。說明2019年空間聚集分布現象有所減弱，高值與低值的差距減小。

全局莫蘭指數只能從宏觀的角度分析兩者的空間正相關性，無法刻畫具體省域之間的空間集聚性和領域依賴效應。為進一步考察不同省區市間的空間相關關系，繪制2011年和2019年的局部莫蘭散點圖（圖5）。2011年一、三象限的省區市距離原點位置較遠，位于第一象限（高值區域）的省區市多為東部沿海省區市，位于第三象限（低值區域）的省區市多為西部內陸省區市。2019年較多省份位于原點附近，少部分省份距離原點較遠，整體空間格局未發生明顯變化，大部分省區市之間的差距縮小，高值區與低值區趨同。2011年處于第二象限（本身是低值周圍是高值）的省區市有天津、江西和河北，到2019年第二象限的省區市為0，說明高值省區市對鄰近低值省區市具有明顯帶動效應。高低聚集的省區市在2011年除新疆外其他位于第四象限的省區市，在2019年均不同程度地往原點靠近，表明本身是高值且對鄰近省區市具有很好的帶動作用。但新疆作為特例在2011年和2019年均處于第四象限（本身為高值，相鄰為低值）且與原點較遠，主要原因在于新疆地區區域面積較大，且深居內陸，周圍省區市發展較為落后，缺乏聯動效應，難以帶動周圍省區市發展。整體來看，東部沿海地區已經形成良好空間聯動格局，能夠有效帶動鄰近省區市發展。西部內陸地區自身發展水平較低，缺少區域間的聯動，難以與鄰近省區市協同發展。

為進一步探究我國綠色金融與鄉村振興耦合協調度的空間熱點與冷點區域，引入Getis-Ord指數并繪制2011和2019年綠色金融與鄉村振興耦合協調度空間冷熱點圖（圖6）。2011年我國熱區主要集中在江蘇和上海附近，由東往西呈擴散態勢，熱度逐漸遞減，西部省區市除新疆為次冷區外均為冷區。2019年我國冷區省區市明顯減少，大部分冷區轉為次冷區，僅有云南、四川和寧夏仍然屬于冷區。東部沿海地區省區市熱區呈現擴大態勢，天津、河北、浙江、安徽、江西由次熱區轉為熱區，并帶動附近過渡區的省區市轉變為次熱區。表明先進區域能夠對周邊地區產生良好的示范作用，形成外部范圍經濟，周邊地區學習先進地區的經驗實現快速發展。

3. 影響因素分析

為進一步探究兩者的影響因素，本研究選擇金融發展水平（fd）、城鎮化水平（ur）、工業發展水平（ind）作為控制變量，使用固定效應模型對綠色金融和鄉村振興進行分析。

首先進行Hausman檢驗，P值為0.0000，故本研究使用固定效應模型，分別對鄉村振興（rur）和綠色金融（gre）加入控制變量進行回歸。由表6可知，模型1到模型3綠色金融系數均在1%顯著為正，系數分別為0.4781、0.1941和0.1203；模型4在5%顯著為正，系數為0.1045，表明綠色金融對鄉村振興具有顯著促進作用?？刂谱兞糠矫?，金融發展（fd）在模型2到模型4均顯著為正，表明金融發展能有效促進鄉村振興。城鎮化水平（ur）在模型3和模型4均顯著為正，表明城鎮化水平越高，鄉村振興的發展越迅速。工業發展水平（ind）在1%顯著為負，表明工業發展不利于綠色金融與鄉村振興的協調發展?？傮w來看，在對比加入控制變量前后，綠色金融均對鄉村振興起到促進作用。故深化綠色金融發展，對助推鄉村振興至關重要。

五、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運用熵權法構建綠色金融與鄉村振興指數，通過耦合協調度模型分析兩者耦合協調關系，進一步通過莫蘭指數測度兩者空間相關性，最后通過固定效應模型分析兩者影響因素，結論如下。

2011—2019年我國綠色金融和鄉村振興發展水平顯著提高，整體來看發展區域差異較大，東部地區發展較快，尤其沿海區域；西部除新疆外其他地區發展較為緩慢。綠色金融方面，云南、貴州和寧夏發展較差；鄉村振興方面，云南、四川、寧夏和黑龍江鄉村振興指數較低。雖然整體數值呈現上升態勢，但綠色金融發展程度在不同地區仍有較大差距，鄉村振興發展東西整體發展格局未變。2011—2019年我國綠色金融與鄉村振興耦合協調能力持續上升，整體從勉強協調跨越進初級協調階段。兩者耦合協調收斂系數、變異系數和泰爾指數均小于0.1，表明省區市間發展協調能力差距縮小，地區收斂性顯著。對2011—2019年我國綠色金融和鄉村振興耦合協調度進行耦合協調度空間效應檢驗，結果表明各年莫蘭指數均為正，呈現顯著空間正相關關系，從局部莫蘭散點圖可知，中國近年來綠色金融與鄉村振興發展水平不同省份之間差距縮小，東部沿海地區空間聯動效應較好，中西部地區空間聯動較弱。由固定效應模型可知，綠色金融對鄉村振興有顯著促進作用，金融發展和城鎮化水平越高，越有利于鄉村振興；工業發展水平對鄉村振興起負向作用。

除新疆外，東部沿海地區與西部內陸地區兩者發展水平差距較大。對此政府應針對落后地區發展的異質性，調整相應的發展舉措，打破桎梏發展的因素，探索地區差異化綠色金融與鄉村振興政策。本研究提出如下建議：

對于東部發達地區，應加強省際合作，充分發揮東部沿海地區的“領頭羊”作用，帶動綠色金融與鄉村振興空間聯動性較弱的西部內陸落后地區協調發展。分享發達地區的實踐經驗，使得東西部的各類資源能夠有效流動。在雙方聯動發展的同時，縮小雙方耦合協調發展的不平衡程度。繼續加強其空間聯動效應，擴大輻射范圍，增強省區市間的聯動，以帶動周邊更多省區市綠色金融與鄉村振興的發展；對于中西部低水平落后地區，應大力普及綠色金融知識，實行針對性政策，如設立專項部門，建立政府專項綠色計劃投資基金。完善產業鏈并升級產業結構，增加對人才的吸引能力，提高社會保障水平等。注重省區市間聯動，完善其基礎設施的建設，建立與高水平區的聯結紐帶，縮小地區差距，進一步推動兩者協調發展。拓寬綠色金融產業渠道，完善綠色金融專業人才培養體系。我國綠色金融發展落后地區的綠色項目多以綠色信貸為主，其他綠色產品涉及較少，無法有效地引導綠色資金多方面流入鄉村。為更好實現綠色金融與鄉村振興的協調發展，應該在落后地區加大對綠色金融人才的培養力度，宣傳綠色思想，通過互聯網平臺落實綠色金融走進鄉村，引導農村產業綠色發展。同時提高相關政策的執行效率，落實綠色衍生品入戶，增加綠色衍生品的普及度。農戶可以自由組合不同的綠色產品，有利于農戶更好化解綠色發展過程中帶來的金融風險，保障農產品企業綠色發展，進而帶動鄉村振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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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農村三產融合發展助推鄉村振興的內在機理與路徑選擇研究”（項目編號：19BJY115）。

作者簡介：舒泰一（1998-），男，云南師范大學泛亞商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綠色金融；張子微（1996-），女，云南師范大學泛亞商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綠色金融；趙田田（1998-），女，云南師范大學泛亞商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綠色金融；陳燦煌（1964-），男，湖南理工學院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碩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農村經濟理論與政策。

（收稿日期：2022-06-13? 責任編輯：殷 ?。?/p>

1 資料來源于《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全面推進鄉村振興 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意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官網，http：//www.gov.cn/zhengce/2021-02/21/content_5588098.htm？ivk_sa=1024320u。

1 由于數據可得性，本研究樣本不包含西藏及港澳臺地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