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促進產業結構升級的實證分析

李杰 蘇清蘭

[摘要]隨著數字經濟對產業結構升級影響日益彰顯，僅局限于數字經濟發展本身的研究，難以說明其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作用機理。鑒于此，基于數字經濟基礎設施、發展規模及發展環境三大維度構建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綜合評價指標體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對其進行測度，運用面板數據模型研究數字經濟促進產業結構升級的作用。結論表明：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與產業結構升級水平高度相關，中國數字經濟發展對其產業結構升級具有顯著正向作用，但存在東、中、西部的區域作用程度差異，具體原因可能在于數字經濟發展的邊際貢獻差異；金融化發展水平及政府財政投入對產業結構升級有顯著的正向作用。針對實證結論，從協同共建數字經濟基礎設施、統籌區域數字經濟產業發展、數字金融與實體經濟融合等方面提出相應對策建議。

[關鍵詞]數字經濟；產業結構升級；主成分分析；雙固定效應模型

一、 引言

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及廣泛應用，數字經濟對世界經濟及中國經濟的影響呈加速增強勢態。據統計，在過去30年間，全球數字經濟對GDP增長的邊際貢獻率是非數字經濟的7倍多。截至2022年6月，全球86個國家（地區）共221家網絡運營商實現5G商用，有38個國家（地區）的數字經濟增速顯著高于GDP增速。美、英、德三國數字經濟占GDP的比重均已超過60%，其數字貿易出口總額在全球占比達到65%1。中國自2015年國務院印發《中國制造2025》并提出加快制造業數字化轉型以來，政府持續推動數字經濟發展，根據中國信通院2022年發布的《中國數字經濟發展與就業白皮書》統計，中國數字經濟總量由2015年的18.6萬億元增至2021年的45.5萬億元，占GDP比重從27.1%提高到39.8%?！笆奈濉币巹澑敲鞔_要求提高中國的產業數字化和數字產業化水平。面臨數字經濟帶來的機遇和挑戰，數字化轉型成為中國所有企業未來10年的主旋律，根據IDC的調查報告，截至2021年底，中國排名前1000名的大型企業中，超70%的企業均已將數字化轉型定位為企業的核心戰略。

數字經濟的發展得到了學術界越來越多的關注，且研究視角不斷拓展，從僅關注數字經濟本身的發展到研究數字經濟與收入水平、就業結構、國民經濟、綠色發展等的關系，對于數字經濟促進產業結構升級的研究也開始出現。但綜合來看，目前學術界對數字經濟促進產業結構升級的作用機制與實證研究相結合進行全面論證的文章相對較少，難以充分闡明數字經濟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在機理，本文從數字經濟促進產業結構升級視角研究其作用機理和促進效果，從而提出相應對策建議，以期為新時代雙循環格局下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決策參考。

二、 文獻綜述

目前，學術界關于數字經濟與產業結構關系的相關研究主要涉及數字經濟本身發展、數字經濟對產業結構的影響作用兩大方面。

關于數字經濟自身發展狀況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3個方面：第一，數字經濟的涵義及其測算。關于數字經濟的具體涵義，目前學術界尚未形成統一的觀點，“數字經濟是由數字技術發展而產生的一種新經濟業態[1]?！痹撚^點得到了大多數學者的認可。關于數字經濟的測算[1-4]，主要分為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例如：宏觀層面有OECD發布的《衡量數字經濟：一個新視角》，中國信通院每年發布的《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白皮書》等的測算，微觀層面包括了企業的測算及個體學者的測算等，如騰訊研究院發布的《中國“互聯網+”數字經濟指數》，多位學者采用熵值法、灰色關聯法、核密度估計法等對不同年間中國數字經濟的發展進行了測度。第二，數字經濟與政府關系。數字經濟時代，壟斷問題日益加重，由此也帶來了政府監管、政策制定、安全開放等新配套體系的發展[5-7]。第三，數字經濟與經濟發展[8-9]。多位學者從收入公平、環境優化、社會進步等視角出發，研究了數字經濟與經濟發展之間的聯系。

關于數字經濟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方面，學者們從不同的角度進行研究，得出了較為一致的結論，即“數字經濟的發展能夠顯著促進產業結構升級”。例如：在理論層面，張于喆指出數字經濟驅動產業結構升級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以制造業數字化改造為切入點，對所有實體經濟進行改革，以驅動產業結構向中高端邁進[10]。荊文君等認為數字經濟的發展會引致產業結構升級，從而帶動經濟高質量發展[11]。丁守海等提出為促進產業結構向中高端升級，應完善數字經濟治理體系，加快多產業的融合發展[12]。在實證層面，沈運紅等運用改進后的熵值法探索了數字經濟對傳統制造業產業結構優化的具體影響[13]。陳堂等以新經濟理論為視角，運用靜態和動態空間面板模型，得出數字經濟能夠促進省際區域內外的產業結構升級[14]。張騰等認為數字經濟覆蓋廣度與支持服務程度對我國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產生積極作用[15]。

綜合來看，首先由于學者研究視角的不同，對于數字經濟發展的理解存在差異，導致選取指標的側重有所差異，對于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綜合測算有待進一步完善；其次，已有文獻對于數字經濟驅動產業結構升級的具體影響機制的研究還不夠完善，定量研究相對缺乏。相較于現有研究，本文的探索性貢獻主要表現在三方面：一是規范研究與實證研究相結合的邏輯更為緊密清晰。在厘清數字經濟發展促進產業結構升級的作用機理及傳導機制基礎上，再按規范性論證邏輯選擇評價指標及實證模型，不僅結合規范分析與實證分析于一體而且還達到相互印證之目的。二是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指標評價體系的探索創新，其二級指標不局限于數字經濟規模本身，而是分類歸納為基礎設施、發展規模、發展環境三大維度，相較于以往文獻，衡量更為具體、測算更符合現實、層次更為清晰、指標方位更為全面；三是產業結構升級的識別依據更符合現實。傳統產業結構升級判斷標準基本局限于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第三次產業的遞進更替，本文綜合考慮三次產業更替及按要素密集程度體現的勞動密集→資本密集→技術密集的質態升級依據，這一綜合標準更能體現當今全球科技競爭及高質量發展對產業結構升級的評判要求。

三、 數字經濟發展促進產業結構升級的作用機理

《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白皮書2022》認為數字經濟發展涵蓋四部分內容，如圖1所示。

“數字產業化”是指大量孕育新生的數字化基礎設施在數字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扮演了奠基石的作用，同樣也催生了一批新興業態的產生與發展。不論是技術層面的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區塊鏈、人工智能、5G通信等，還是應用層面的新零售、新制造等的發展，前提都需要數字化基礎設施的完善?！爱a業數字化”是指應用數字技術和數據資源使傳統產業成本降低和效率提升，其是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的融合?！皵底之a業化和產業數字化”的雙向互補激增式發展推進數字經濟規?？焖贁U張（圖2）。

同時，數字經濟憑借其數據化、網絡化、普惠化、精確化、平臺化等一系列特點，使得傳統三次產業發展與之緊密交融，且不斷催生新業態，從而擴大數字服務業規模，助推“勞動密集→資本密集→技術密集→知識密集”的產業質態更替變換的同時也體現出一二三產業的依次遞進。數字經濟主要從培育新興產業、升級傳統產業、促進產業融合3個方位推動產業效率提升及技術、知識密集型產業發展，擴張現代服務業規模，進而實現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其作用機理如圖3所示。

首先，隨著數字產業化實力不斷增強，新型數字技術類產業層出不窮，一大批創新性數字產業的出現，提高了產業發展的技術創新水平，使得相關產業生產體系更加完整，助推了我國產業向全球產業鏈中高端邁進的步伐。

其次，產業數字化的深入發展催生了傳統產業新的機遇。其一，電子商務、平臺經濟、共享經濟等數字化新模式接踵涌現，使得農業生產、經營、流通和銷售過程得到不斷改進，促進生產要素在時間和空間上的合理配置，降低生產成本，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實現農業現代化發展，即實現了第一產業的升級。其二，工業數字化轉型孕育廣闊的成長空間，不僅表現為數字經濟在工業采購、研發、生產、運輸、銷售等方面提供有效信息供給，還表現在工業互聯網、智能制造等的全面加速，其為工業生產水平的提升提供了強有力的技術支撐，使企業能夠轉向智能化、高效化、綠色化發展，從而促進第二產業的升級。其三，服務業數字化升級前景廣闊，數字經濟與服務業間的相互融合滲透式發展，能夠實現服務業供給端對市場需求的快速響應，使服務真正符合客戶需求，增加了服務的技術含量，豐富了服務業的內容，進而實現服務業的升級。

最后，無論是對傳統三次產業間的融合發展，還是新業態與傳統產業的融合發展，“數據”作為生產要素在促進產業融合方面的作用均越來越突出。在現今市場競爭愈發激烈的狀況之下，推進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的發展，一是會推進三次產業及新興業態融合產業效率的提升；二是會促進相關產業產生降低成本、創新技術、增加產品附加值等經濟效益；三是會推進數字服務業規模進一步擴大，產生第三產業數字服務業的規模經濟，使得數據、技術、知識等生產要素成為提高生產力的主力軍；四是在“以國內大循環為主，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之下，促進我國三次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

四、 數字經濟促進產業結構升級的實證測度

以上述分析的數字經濟促進產業結構升級的作用機理為依據，分三步進行實證測度：首先，選擇數字經濟基礎設施、發展規模、發展環境三大維度共計17個指標構建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綜合評價指標體系，測算2012—2020年除西藏和港澳臺外的全國30個?。▍^、市）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其次，在分析現有產業結構升級量化衡量方法的基礎上，計算出對應30個?。▍^、市）產業結構升級水平；最后，建立面板數據回歸模型對全國及分區域數據進行回歸分析，以測度數字經濟對產業結構升級的作用效果。

1. 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建構及測算

（1）指標體系構建

根據前文對數字經濟概念界定的理解，借鑒茶洪旺等關于中國區域動態信息化綜合指數及《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白皮書（2022）》中DEI指數測算方法[16]，本文采用綜合評價方法，構建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綜合三級指標體系，包括3個二級指標和17個三級指標（表1），衡量各個?。▍^、市）數字經濟的發展水平。

二級指標3個維度為數字經濟發展的基礎設施水平、規模水平和環境水平，其具體涵義如下：數字經濟基礎設施水平能夠反映數字經濟發展的基礎設備、資源配置等，是數字經濟發展的前提；數字經濟發展規模水平則能夠直接體現地區數字經濟發展狀況；數字經濟發展環境注重于數字經濟的創新水平以體現發展能力。

（2）數據來源及處理

2012年國務院首提“互聯網+”并出臺系列指導意見，綜合考慮相關政策及數據的可獲得性，本文選取除港澳臺和西藏外的全國30個?。▍^、市）2012—2020年的面板數據進行測度。17個三級指標的原始數據，除移動電話用戶的數據來源于工信部外，其余指標數據均來源于國家統計局中的相關統計年鑒以及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官網。

本文采用綜合評價法衡量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在構建綜合評價指標體系之后，確定各指標權重，通過指標加權，計算得出地區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綜合得分。具體過程如下：

①對原始數據進行無量綱標準化處理后，運用SPSS軟件進行KMO和Bartlett檢驗，判斷是否適合做主成分分析，檢驗結果見表2。

表2顯示：檢驗的KMO值為0.750，介于0.7和0.8之間，滿足主成分分析的前提；此外，Bartlett 球形檢驗結果顯示其卡方值很大，且顯著性概率為0.000，數據通過Bartlett形度檢驗（p<0.05），即認為各變量之間存在較強的相關關系，說明適合進行主成分分析。

②對各?。▍^、市）數字經濟指標做主成分分析，輸出方差貢獻率，根據特征根大于1，累計貢獻率大于80%的原則提取主成分，提取結果見表3。

從表3可以看到，一共提取出3個主成分因子，特征根的值均大于1，其方差解釋率分別為45.774%、32.075%、10.389%，累積方差解釋率達88.239%。其對應加權后的方差解釋率（即權重）依次為45.774/88.239=51.88%，32.075/88.239=36.35%，10.389/88.239=11.77%。

③根據進一步計算得出的主成分得分系數，建立主成分F1、F2、F3分別的主成分因子得分矩陣，再根據主成分因子得分及方差貢獻率構造綜合得分系數F如下：

F=（51.88[×]F1+36.35[×]F2+11.77[×]F3）/88.239? （1）

將綜合得分系數進行歸一化處理即得到各指標權重值，帶入相關指標計算得到各二級指標和三級指標權重，最后根據各指標權重加權計算出各?。▍^、市）2012—2020年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表4）。

從縱向來看：全國30個?。▍^、市）2012—2020年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呈逐年穩步上升勢態，但東中西部區域縱向水平提升程度存在一定差異。從橫向來看：東中西部區域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整體呈現東部＞中部＞西部依次遞減的梯度狀態。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多元化區域差距并存，具體表現為兩方面：首先，各區域內部的差異，東部區域發展水平最高的江蘇省與發展水平最低的海南省之間差距非常之大；中部的河南與山西以及西部的四川與甘肅的差距均很大；其次，東中西區域間及區域內的交織差異，東部廣東、江蘇、浙江等雖然處于全國領先水平，但天津、吉林、海南等地區數字經濟的發展落后于中部的河南、西部的四川等地區；寧夏、新疆、青海及甘肅等西部地區雖然處于落后水平，但也不乏有四川、陜西等發展較好的地區；中部地區除河南數字經濟發展勢頭最猛外，安徽、湖北、湖南等地的發展較東部的黑龍江、海南等有明顯的優勢。說明我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戰略取得了一定成效。

2. 產業結構升級水平評價指標及測算

結合配第-克拉克定理及前文對產業結構升級的理解，借鑒學者孫勇等的測算方法[17]，從三次產業產值占比來衡量產業結構升級水平。即依次向一、二、三產業系數賦權為1、2、3，基于三次產業產值比重及其權重的方式構建產業結構升級水平指數（uis）如下：

[uisit=i=13qi? ×i] （2）

其中，[qi? ]表示第i產業增加值占總產值的比重，uis的取值范圍為[1，3]，越接近3說明該地區的產業結構升級水平越高。根據（2）式，測算得到各?。▍^、市）產業結構升級水平指數如表5所示。

從縱向來看：全國30個?。ㄊ?、區）2012—2020年間產業結構升級水平程度不斷提升。從橫向來看，東中西部區域產業結構升級水平發展存在一定的不平衡性，區域發展水平的多元化狀況同時并存，具體表現為兩方面，第一，東中西各地區之間的差異，目前我國產業結構升級水平呈現東部＞中部＞西部的狀態，且差距還在逐漸拉大。但也存在部分中西部地區產業結構發展水平優于東部地區的省份，如西部的重慶、中部的山西高于東部的福建、吉林。第二，東中西各區域內部的差異，東部區域2012—2020年間產業結構升級水平指數最高為北京和上海，黑龍江則一直排位靠后。中部的安徽、山西、湖南以及西部的四川等，產業結構升級水平速度逐步加快，西部的貴州、內蒙古、甘肅等地則產業結構升級發展速度過慢。

3. 實證模型測度

本文通過構建面板數據回歸模型來測度數字經濟發展促進產業結構升級的作用效果。

（1）變量選取

本文選取前文得出的產業結構升級水平指數（uis）作為被解釋變量，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指數（dei）作為解釋變量，并引入經濟發展水平（pgdp）、政府干預（gov）、金融化水平（fin）及城鎮化水平（urb）作為控制變量。

經濟發展水平，必然影響并體現產業結構狀況，本文選用人均GDP取對數來衡量地區經濟發展水平；政府干預，在政府宏觀調控能力和財政支撐地區性調節作用越來越突出的背景下，政府仍需在產業結構升級過程中，充分發揮其外部性干預作用，進行及時有效的動態管理，以促進產業結構優化調整，本文選用“公共財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來衡量政府干預水平；金融化水平，在市場機制作用下，資本往往流向效益高的地區和行業，既推進又體現產業結構升級狀況，本文選用“金融業增加值占總產值的比重”來衡量地區金融化水平；城鎮化水平，在城鎮化的進程中，勞動力、資金和技術加速向城市聚集，現代工業體系快速建立，服務業迅速發展，推動產業結構不斷優化。本文選擇“城鎮化率”來衡量地區城鎮化水平。

（2）數據說明

根據數據的可獲取性，本文的研究對象為2012—2020年我國除港澳臺及西藏外的30個?。ㄊ?、區），所涉及的相關數據主要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鑒》及EPS數據庫。此外，對于明顯存在異常的數據進行了winsor處理，部分缺失數據利用插值法、平行趨勢預測等方法進行了相應的補全處理。

（3）模型建構

①平穩性檢驗。運用軟件Stata16.0，采用LLC及IPS方法對各變量進行單位根檢驗，得到結果如表6所示：

可以看到，各變量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均通過平穩性檢驗，故可以運用該組面板數據進行進一步的回歸分析。

②模型構建。由于靜態面板數據的回歸模型主要包括混合普通最小二乘法回歸（Pols）、固定效應回歸（FE）以及隨機效應回歸（RE）。為了獲得更為科學合理的回歸結果，本文將3種回歸模型進行了Chow、F以及Hausman檢驗，檢驗結果顯示采用固定效應模型更加合適。因此，本文選擇建立雙固定效應模型，模型具體形式如下：

[uisit=α0+α1deiit+α2pgdpit+α3govit+α4finit+α5urbit+εit]

[i=1，2，…，n? ? ?t=1，2，…，t] （3）

其中，[α0]為截距項[；uisit]表示產業結構升級水平，為模型中的被解釋變量；[deiit]為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是模型中的核心解釋變量；pgdpit為經濟發展水平；govit為政府干預；finit為金融化水平；urbit為城鎮化水平，這4個變量為控制變量；[εit]為隨機擾動項。

（4）回歸分析

本文分別分省份、分區域進行回歸，測度數字經濟發展及相關因素對產業結構升級的作用，以便細化實證結果。

①分省份回歸分析。對整體面板數據進行回歸分析，得到結果如表7所示。

表7結果顯示，各變量均通過顯著性檢驗，且為了檢驗基準回歸結果的科學性，運用剔除異常值、變量替換等方法對回歸模型進行了穩健性檢驗，經檢驗各模型擬合效果均較好。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指數系數為正，說明數字經濟發展對于產業結構的升級有著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從變量系數大小來看，金融化水平發展對產業結構升級的促進作用最明顯，說明金融業資金融通效能越高，對產業結構升級的作用則越明顯。金融業發展規模的擴大對第三產業產值的貢獻也在增大，進而推進產業結構升級。城鎮化的發展也對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產生了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隨著城鎮化率的提高，城鎮人口規模不斷擴大，城鎮居民對各類產品的需求也進一步推動了相應產業的快速發展，尤其推動著服務業的快速發展。同時，經濟發展水平及政府干預水平也會對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產生促進作用。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不斷提升，社會生產力和人均收入水平會不斷提高，三次產業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會發生相應的變化；而政府則可以通過制定相應的產業政策等方式來調節市場機制，從而推進產業結構的調整優化。

②分區域回歸分析。由于數字經濟的發展在不同區域存在一定的差異，即區域之間存在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所以數字經濟對產業結構發展的影響會因為區域差異而呈現出不同的特征。因此，本文將觀測樣本分為東部、中部以及西部三大區域1運用雙固定效應模型分別進行相應的回歸估計。由于分組回歸可能會產生組間系數差異的問題，而致使不同組間系數無法進行直接比較，所以在初步回歸結果基礎之上，本文運用費舍爾組合檢驗方法進行了組間系數差異檢驗，結果顯示該三組解釋變量回歸系數間是可以進行比較，具體分區域回歸估計結果如表8所示。

表8結果顯示，東中西部地區主變量回歸結果均表現顯著，因而各區域數字經濟發展對產業結構升級均具有有正向的促進作用，但區域促進效應存在差異，呈現出西部＞中部＞東部的遞減狀態，而產生該結果的可能原因則是邊際貢獻，在東部地區第三產業占比已經較高的發展狀況之下，其產業結構自身較中西地區相對更為高級化，因而數字經濟作為以第三產業為主而發展的新業態，其對于西部地區產業結構升級的邊際貢獻效應最為明顯，中部次之，東部促進效應最低。學者韓建等也認為雖然東部發達地區的數字經濟發展規模更大、水平更高，但數字基礎設施落后的中西部地區的轉化成本和交易成本相對較低[18]。

五、 結論及對策建議

基于前文對數字經濟促進產業結構升級的作用機理分析及實證測度結論，本文綜合歸納結論進而提出具有針對性的對策建議。

1. 綜合實證結論分析

本文實證測度結論可綜合歸納為以下兩方面：

首先，從全國整體來看，我國各?。ㄊ?、區）數字經濟發展水平以及產業結構升級狀況均呈現持續向好態勢；數字經濟的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相互促進，助推數字經濟規模加速擴張，數字經濟發展又促進產業結構不斷優化升級；金融化水平提高對產業結構升級也具有明顯促進作用。

其次，從不同區域來看，中國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與產業結構升級水平表現為顯著的區域正相關性，呈現東部＞中部＞西部的區域梯度遞減態勢，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最高的廣東、浙江，其產業結構升級水平也高，相反，西部數字經濟發展水平低的青海、寧夏、甘肅等?。▍^），其產業結構升級水平排名也靠后；因邊際貢獻遞減的緣故，數字經濟發展推進產業結構升級的促進作用大小卻呈現出與兩者各自發展水平（東部＞中部＞西部）的區域梯度遞減相悖的狀態，即越是數字經濟發展水平高的地區，對產業結構升級的促進作用越??；政府干預促進產業結構升級作用的大小在西部地區表現的最為明顯，其對于西部地區產業結構的升級產生顯著的促進作用，說明越是數字經濟發展及產業結構高度化不夠的區域，越需要政府增加公共財政投入來引導帶動經濟發展。金融化發展水平對于各區域的產業結構升級也有著顯著的促進作用，金融業是實體經濟的血脈，要提升服務質效，必須把握數字經濟發展機遇，加快發展的同時防范新型風險，在構建新發展格局中發揮更重要作用。

2. 相應對策建議

針對主要研究結論，提出以下3個方面對策建議：

（1）以新基建為契機推進數字經濟基礎設施區域聯動共建，加大數字經濟區域協調發展張力，協同推進各區域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為新時代高質量內循環暢通提供設施平臺支撐。

基于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與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高度正相關，以及數字經濟發展對產業結構升級作用的邊際貢獻區域效益差異的研究結論，要推進數字經濟與產業結構優化發展，必須充分發揮各級政府統籌區域協調的制度優勢，借助新基建政策契機，整合各?。ㄊ?、區）要素，通過區域要素互補，共建共享數字經濟基本設施，為區域高質量協調發展提供平臺支撐。主要舉措包括3個方面。

一是在互聯網普及度較高的地區，要進一步對區域網絡進行擴容升級，對老舊及不合理的光纜線路等進行更換和調整，擴大寬帶容量，進一步提升網絡服務質量；在網絡欠發達的地區，更要重視5G基站等網絡基礎設施的布局和建設工作，實現網絡從無到有、從慢到快的飛躍；二是要加快各區域各行業和企業傳統物流設施的數字化協同改造，以信息化、數字化和智能化為方向，促進傳統產業擴功能、降成本、提效能、增動能；三是要打造區域聯動的數字共享中心，根據各地區的要素稟賦、市場需求、地理條件等因素，引導新興技術企業合理規劃數字共享中心布局，促進數字經濟向著規范化、綠色化方向發展，形成一個互利共贏的新型數字生態圈，從而提高區域資源配置效率，協同促進產業鏈價值提升。

（2）統籌推進區域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發展，完善數字經濟產業鏈，提升區域產業結構水平，促進區域高質量協調發展。

首先，重點推進物聯網、區塊鏈等高新技術區域聯合攻關及共享應用，借助技術支撐，引導新興產業推廣發展，助推產業效率提升。其次，以數字經濟產業園區為依托，集聚項目、資金、人才以打造產業集群，形成區域特色互補、相融共促的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發展經濟帶[19]，進而通過輻射帶動拓展為數字經濟片區，推進區域優勢產業、特色產業的數字化轉型，進而利用數字紅利聯動其他行業實現數字化轉型升級。最后以全國一體化算力網絡長三角國家樞紐節點工程和長三角數字干線建設為依托，培育發展智能計算、未來網絡、虛擬現實、數字能源等產業，推動區域數字一體化發展。深度參與數字經濟國際合作，積極推動區域經濟圈建設，促進生產要素合理流動和高效集聚，建強產業鏈、穩定供應鏈、提升價值鏈。

（3）優化政府調控，彌補市場缺陷。充分發揮政府公共財政彌補市場不足的作用，促進金融化、數字化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推進資本、技術及知識密集型結合的產業發展，從根本上規避產業空心化、虛高化、虛擬化風險。

首先，盡管金融業規模擴大對第三產業有直接貢獻，但金融業若單循環不僅容易導致產業虛高化，而且極易出現系統性金融風險，因而一方面要借用數字經濟推進金融業數字化轉型，提升金融服務的便利性和普惠性；另一方面又要充分發揮政府對金融的監管調控作用，完善金融業、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的機制，真正實現產業結構質量提升。其次，既然政府公共財政對數字經濟發展及產業結構升級有積極作用，越是經濟落后的省區市，越需要發揮公共財政的帶動作用，因而對于相對落后的區域，應當積極探索以政府財政投入為引導的PPP模式，尤其要激勵經濟發達區域的私人資本加入落后地區的PPP項目，為數字經濟區域協同發展及完善區域高質量產業鏈提供資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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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新時代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理論依據及指標體系構建研究”（項目編號：18XKS009）。

作者簡介：李杰（1965-），女，博士，西南交通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碩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理論經濟學、產業經濟學；蘇清蘭（1996-），女，西南交通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產業經濟學。

（收稿日期：2022-05-11? 責任編輯：蘇子寵）

1 數據來源于《全球數字經濟白皮書（2022年）》，中國工信產業網，https：//www.cnii.com.cn/rmydb/202207/t20220730_400751.html。

1 由于東北地區僅包含3個省份，樣本量太少，故將總體樣本分為東中西三大地區。其中東部地區：北京、天津、河北、遼寧、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海南等11個省區市；中部地區：山西、吉林、黑龍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8個省區市；西部地區：內蒙古、廣西、重慶、四川、貴州、云南、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等11個省區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