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林市生態環境治理及其應用林草種類的變化
——以榆陽區為例

邊 磊，張 婷，龐同匯

(1.榆陽區林業局；2.榆陽區林草生態修復中心，陜西 榆林 719000；3.西北農林科技大學林學院，陜西 楊凌 712100)

榆林位于陜西北部毛烏素沙漠與陜北黃土高原接壤地帶，屬暖溫帶干旱半干旱大陸性季風氣候，冬春季干旱，降水主要集中于夏秋季。植被從森林草原地帶逐漸向典型干草原地帶、荒漠草原地帶過渡[1]。這一地區既是北方農牧交錯過渡區，又是干旱半干旱荒漠過渡區，生態環境脆弱敏感[2]，屬于多層次的生態過渡帶。歷史上的榆林地區曾是水草豐美的農牧區，但由于戰亂、墾殖、過度放牧以及氣候變化等原因，植被遭到嚴重破壞，生態環境日趨惡化。新中國建立初期，雖然加大了治沙造林力度，但由于在前30年間還存在嚴重的過度放牧現象，加之早期治沙造林草種類選擇存在缺陷，在生態環境治理過程存在一定波折[3]。直到二十世紀末，隨著國家“三北”防護林工程、退耕還林工程以及天然林保護工程等生態工程的實施，榆林地區原來的“土壤沙化”“水土流失”現象到目前已得到徹底改善。在此過程中，因生態治理需求與經濟需求逐漸變化，治理所用林草種類也發生著改變。

研究分析生態環境治理中優良適生林草種類的發展歷程，對驗證人為干擾因素在生態修復中發揮的正向作用，積累環境治理經驗，探討適地適樹原則的應用具有重要意義。為了總結分析榆林地區在生態環境治理過程的成功經驗與失敗教訓，本文以榆陽區植被恢復過程為例，對當地在生態環境治理中主要林草種的發展變遷進行分析，旨在為再造“綠水青山”的高質量生態環境和類似地區環境治理中的林草種類選擇提供經驗參考。

1 立地類型分布及林業發展歷程

榆陽區位于榆林市中部，以明長城、榆溪河與無定河分界的三角地帶劃分為3個不同類型的生態區域。北部和西部屬于風沙草灘區，占總面積的73%，以沙地為主、還有鹽堿灘、丘間地和土石山地等類型；南部和東部為黃土丘陵溝壑區，占總面積的20%，主要由陽坡地、陰坡地、溝坡地、土石梁峁、覆沙黃土地和河谷川地等組成；二者之間是河谷川道區，占總面積的7%，形成“七沙、二山、一分田”的地貌自然景觀[4]。

根據呂靜在《陜西榆林生態環境演變的歷史過程考釋》[5]中記述，榆林在歷史上曾是“沃野千里、莊稼殷實、水草豐美、群羊塞道”的農牧區。據《山海經·西次二經》記載：戰國時橫山山脈和禿尾河源頭的森林郁郁蔥蔥，并且有檀木、漆樹、棕樹等喜濕性樹種生長，證明在先秦時期，榆林地區有豐富的闊葉林資源，主要樹種有榛、楉、漆棕、櫟、椴、樺、鵝耳櫪、榆等[6]。秦漢時期隨著移民墾殖政策的推行，當地林草植被被大量破壞，開始引發水土流失和沙化的發展。三國兩晉時期少數民族入侵，北方漢族人民大量內遷，人口銳減，自然植被逐漸恢復，夏朝國都統萬城(今定邊境內)所用木材主要為松柏和杉木，就來自于當地。唐宋時期因人口北遷開墾，戰亂等原因植被迅速減少，沙漠化加劇。元朝時農牧接替植被有一定恢復，到明朝時期榆林為邊防重鎮，屯墾毀掉了大片森林草地，這時境內尚有較多柏樹和榆樹，但是清朝的蒙漢合伙墾殖(即伙盤地)政策導致荒漠化逐步加劇。到了民國時期，因為戰亂砍伐，導致天然林僅有零星分布的側柏林、杜松林或側柏、杜松林的次生林[7]，房前屋后居民栽植多為榆樹。

建國后，這一地區沙漠化嚴重，面臨北部“沙進人退”，南部“山高盡禿頭，灘地無樹林，黃泥溝底飛”的惡劣局面。就拿留存的樹種來說，在20世紀60年代，榆陽區僅留存少量的沙地柏、桑樹、杏樹、側柏等10余個樹種[8]。為了改善生態環境，榆陽區歷屆黨委、政府帶領全區廣大干部群眾開展了大規?！氨敝紊?、南治土”的“一、二期”治沙造林運動，實現流沙得到固定或半固定，全區生態環境得到初步治理[9]。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進入改革開放轉型期，治沙造林轉向社會化發展。實行“大包干”，全面落實“誰造誰有，允許繼承和轉讓”政策，積極推行“企業+基地+農戶”的承包造林模式，實施了“三北”防護林建設一期、二期工程，滅荒工程，把單一的栽樹種草治理推向綜合治理。

近年來，榆陽區堅持開展 “三北防護林工程”“京津風沙源治理”“三年植綠大行動” “五年綠化大提升”“黃土高原文明示范區”“黃河流域綜合治理”“塞上森林城提質增效行動”“榆林市防止二次沙化國土綠化行動”等生態建設重點工程。榆林地區的植被逐漸覆蓋了沙地，實現了從被沙漠逼迫“三遷榆林”，到“流沙”時代消失的綠色奇跡。

2 環境治理中的優良林草種發展情況

建國以來，經過70多年的造林治沙，先后針對立地類型劃分、適地適樹、主要樹種造林技術探索、森林病蟲害防治、天然林保護與經營等一系列問題進行創新嘗試，引進并選育出樟子松、大扁杏等適于當地生存環境的優良樹種，為近年來榆陽區林分質量提升做出重要貢獻。具體過程大體可以分為四個階段。

2.1 第一階段(1949-1970年)

建國初期，榆林市有沙地面積244萬公頃，占整個毛烏素沙地面積的49%，為全市總土地面積的56%，是我國荒漠化最嚴重的地區和黃河泥沙的主要來源地[10]。此時榆陽區的植被稀疏，喬木林極少，僅有存在于南部山區的少量桑、棗、榆、柳、楊、槐等鄉土樹種。為了遏制沙漠南侵，1950年，西北軍政委員會農林部在榆林成立了陜北防沙林場。1951年2月在北京召開的全國林業會議決定：實行普遍護林護山；在豫東、東北西部、榆林等地營造防沙林[11]。榆陽區的生態植被恢復與林草業發展是從治沙開始、并貫穿于整個榆林沙漠治理過程。在20世紀50年代初，按照先防風的思路在營林中以用材林旱柳為主，1956年開始引進了胡楊、大關楊、合作楊、沙蘭楊、北京楊、新疆楊等多個樹種。此時造林主要依靠國家的大型林場，群眾參與程度不高。為了調動群眾積極性，1958年，陜西省委、地委制定了“全面規劃，綜合治理，集中治理，治用結合，社辦為主，國營為輔”的方針，實行“國造國有，社造社有，社員在房前屋后植樹歸個人所有”的政策[12]。同年，在呼和浩特市召開的西北、內蒙古6省、自治區治沙會議后，陜西省政府決定在榆陽區牛家梁建立治沙試驗站[13]。1959榆林專區和內蒙古自治區的伊克昭盟在榆林召開治沙協作會議，提出“統一規劃、密切協作、植治與水治并舉”的方針和充分發動廣大人民群眾的思路[14]。1960年以后群眾開始有意識參與植樹造林，種植部分楊樹、刺槐、白榆，但面積相對較小。主要在流動沙地栽植耐旱、抗風蝕的沙柳、花棒、楊柴等灌木樹種，并利用飛播技術造林，其中楊柴，花棒對流動沙地適應性較好。20年代60年代油松育苗成功后，在全市進行造林推廣。并先后引進樟子松、落葉松、云松等樹種進行栽植試驗。到1964年在紅石峽成片種植的樟子松取得成功，逐步成為榆陽區沙土接壤區造林的先鋒樹種。

總體來說，這一階段是在沙逼人退的情況下，集中人力，辦大型農林場，集中力量，來防沙治沙。早期由于對風沙規律不了解，治沙經驗不足，多種植喬木純林，加上氣候變化，結果很多喬木林因病蟲害、風蝕或缺水等其他原因枯死，固沙能力大大減弱。

2.2 第二階段(1971-1998年)

為了解決這方面的問題，榆陽區針對具體環境，選擇適應性好的林草植被，打造農田林網，進入治沙造林的第二階段。 20世紀50年代之后，隨著全球氣候變化，氣溫逐步升高, 暖冬年份連續出現, 尤其近50年來的干旱趨勢尤為明顯，榆陽區的氣候干旱化也于20世紀70年代開始趨于明顯，這使得治沙造林工作更加具有挑戰性[15]。1970年榆林地區提出了“北部造林治沙，南部修梯田，開展群眾性的造林治沙運動”的工作思路[16]。70年代后期，由于國際上對荒漠化問題的重視，我國也開始重視這一環境生態問題。特別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相繼啟動了“三北”防護林建設工程等各種大型項目的實施[17]。1981年榆林地區的治沙被列為 “三北”防護林工程建設的重點地區，毛烏素沙地治理更是榆林地區的重點[18]。榆林地區在總結30年治沙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以營造防護林為主，積極綠化荒山荒沙，加速“四旁”綠化，并實施陜蒙邊界、長城沿線、白玉山麓三條防沙林帶和風沙草灘區農田防護林網建設的“三帶一網”方案，榆陽區全面開始建設以楊柳樹為主的農田林網。隨著改革開放程度的不斷深入，為進一步調動群眾積極性，1985年，出臺了允許承包國營和集體荒沙荒地，個體戶可以雇請幫工等政策，極大調動了群眾積極性，將承包治沙又向前推進一步。在這一階段的規?；紊持瓮疗陂g，沙柳、紫穗槐，飛播花棒、踏榔、檸條、沙蒿等灌木樹種占居主要地位。1989年沙柳造林保存面積達14.3萬公頃，居榆林市林業生產主要樹種之首；檸條保存面積達3.5萬公頃，占林地面積的15.8%，是第二位造林主要樹種。鄉土主栽樹種有旱柳、小葉楊、河北楊、榆樹、臭椿等，稀有鄉土樹種有油松、本氏衛矛(俗名月芽樹)等。隨著樹種的不斷引進，樟子松、雜交楊、旱柳、油松、側柏類等優良樹種開始發揮重要作用。

在這一階段的治理中，思路重點是以營造防護林為主，側重生態效益。但在發展過程中農民生活貧困，經濟發展落后，治沙造林的積極性受到影響。

2.3 第三階段(1998-2015年)

如何能在保證恢復生態的基礎上，帶動經濟發展，調動群眾治沙造林積極性，成為榆陽區面臨的重要問題。面對生態治理與經濟發展的矛盾，榆陽區的治沙造林進入第三階段。

1998年南方發生特大洪災，給人民群眾造成了巨大損失，同年國家生態環境建設啟動，1999年提出“退耕還林，封山禁牧，以糧代賑，個體承包”的綜合措施。榆陽區響應國家“再造一個山川秀美的大西北”，全面開始實施退耕還林、天保工程、封山育林等一系列生態建設，確立南抓果杏，北抓飛播，東抓紅棗，長城沿線建立樟子松示范林基地的防沙治沙布局。榆陽在北部沙區重點實施樟子松、長柄扁桃、沙棘基地建設，南部山區推廣栽植鮮食杏、西梅、海紅果、酸棗等經濟林新品種，2000年實施大扁杏經濟林基地建設的“15821”工程，在南部丘陵溝壑區的12個鄉鎮建成大扁杏基地6 800 hm2[19]，努力提升經濟、社會、生態效益。在這一階段建設中，針對榆陽區、橫山、靖邊、定邊4縣區長城沿線地區，按照前期規劃共營造以樟子松為主的防風固沙林5.3萬公頃，以楊樹為主的速生豐產用材林1.3萬公頃，以蘋果為主的經濟林1.3萬公頃。以樟子松、大扁杏等為主的優良樹種逐步成為榆陽區植樹造林主要樹種，成為榆陽區造林優勢樹種。到2015年，榆林的57.3萬公頃流沙全部得到治理——標志著陜西告別“流沙”時代[20]。這是榆林政府和人民60多年的努力成果，對我國推進荒漠化防治工作、促進生態文明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盡管榆陽區已經在流沙治理，生態修復上取得重大成就，但由于原來生態環境脆弱、早期栽植的防護林退化等原因，已治理的沙地存在二次沙化風險。

2.4 第四階段(2015-)

榆陽區的防護林主要是楊樹、柳樹等喬木和花棒、檸條等灌木植物為主，在多數片區林種比較單一，穩定性、抗逆性較差，隨著氣候和土壤環境變化，部分林草種已不適應當前生長環境[21]。2015年以來，榆陽區牢固樹立“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發展理念，接續實施了三北防護林體系建設、京津風沙源治理、退耕還林、林業建設五年大提升、“塞上森林城”提質增效行動、黃土高原水土流失綜合治理區等重點生態建設項目，推動區域生態環境持續好轉。在造林綠化樹種的選擇上，按照“闊葉與針葉結合、落葉與常綠結合、喬灌草花搭配”科學綠化思路，提高育苗、造林技術，優化樹種選擇，不斷擴大樟子松、沙地柏、大扁杏、楊柳樹等為主的優生樹種種植面積。以樟子松為例，在2020-2022年，歷經三年持續干旱的情況下，累計栽植樟子松約2萬公頃，成活率達到86%以上，成活率和保存率遠高于其它造林樹種。目前全區以樟子松為主的針葉林面積達4.3萬公頃，造林區已郁閉成林，表現出了很強的抗逆性和適應性，顯現出非常強的防風固沙效果。為滿足健康生態發展的需要，榆陽區加大開展美國紅楓、合歡、元寶楓等新品種引種試驗研究，全面保護生物多樣性，確保造林綠化成效。

3 成效與經驗措施

3.1 建設成效

經過70多年堅持不懈的努力，榆陽區的生態環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目前，全區林業用地面積達到49.8萬公頃，共有喬木林4.3萬公頃，灌木林27.8萬公頃，林木保存面積由建國初的1.3萬公頃提高到32.3萬公頃；林木覆蓋率提高25百分點，達到45.8%。南部山區水土流失治理面積7.0萬公頃，北部風沙區38萬公頃荒沙全部達到了固定和半固定。全區境內建成靈榆、長城、北緣三條基干林帶，總長281 km，造林16萬公頃；建成G210國道、榆靖高速公路和榆烏路等6條綠色通道，造林2.4萬公頃；建成七里沙、掌蓋界、古城界、昌汗界等一大批精品綠化區域，有效庇護農田5.3萬公頃，基本形成帶、片、網相結合的防護林體系新格局，局部地區已出現沙漠化逆轉，實現從“沙進人退”到“綠進沙退”的歷史性轉變，促使陜西綠色版圖向北推進400 km[22]。

3.2 林草資源種類及分布類型

全區已查明有現存各類樹種197種，其中常綠喬木26種，常綠灌木1種，落葉喬木93種，落葉灌木77種，花卉46種。經過多年的分類經營，榆陽區形成了較為穩定的林分類型。北部沙區主要以沙柳、紫穗槐、沙蒿為主，伴生少量樟子松、楊樹、旱柳、花棒、踏榔的灌草型植被。南部山區主要以檸條為主、伴生少量刺槐、油松、側柏喬灌草植被和以杏樹為主的經濟林。川谷區主要有楊樹、柳樹為主防護林帶。

3.3 主要經驗措施

治沙治土治水歷程中，優勢林草種的演變是榆陽區歷代林業技術人員的不斷摸索和創新，退耕還林工程中按照“山水林田沙路統一規劃、溝坡粱峁塬綜合治理”的原則，栽植以大扁杏、側柏、桑樹為主的混交林。在山溝栽植沙棘封溝，采取“生物與工程措施相結合”，在灌木截桿深栽、針葉樹覆膜保墑造林等30多項技術方面有新突破。在北部風沙草灘區實施的“三北”、京津風沙源治理工程，對樟子松的生物生態學特性、育苗、造林、病蟲害防治技術及撫育管理措施等方面進行了全面系統的研究，逐漸以營養缽大苗代替小營養袋樟子松，總結出基于搭設障蔽、挖坑換土、壯苗深栽、澆水覆膜、套籠三防、生物除蟲的六位一體樟子松造林技術，極大提高了栽植成活率和保存率，面積不斷擴大。

4 存在問題與建議

榆陽經過長期生態治理恢復了大量林草植被，使森林覆蓋率得到了極大的提升，積累了豐富的治沙經驗，但是榆陽生態治理仍然處于初步治理階段，存在著缺林少綠、樹種單一、管護粗放、效益低下等問題。例如1999-2006年1.82萬公頃退耕還林地主要栽植的側柏因管理粗放, 致使林地內雜草叢生, 林木側枝叢生, 主干不明顯, 生長緩慢。早期栽植的防沙林也存在退化，死亡，病害等諸多問題[23]。為解決這些問題，實現榆陽區林業生態高質量發展，提出以下建議。

(1)豐富樹種資源，提升林分質量

持續開展國土綠化行動，大力發展百萬畝樟子松基地建設，不斷挖掘本地和國內同一生態區域的優良治沙樹種；引進示范異砧紅松、班克松、彰武松、沙地云杉、赤松等多個常綠喬木樹種進行廣泛試驗。

(2)因地制宜，提升整體生態效能

合理規劃林種、樹種布局，南抓果杏、北抓針闊、川道抓林網，打破鄉村區域界限，做到林種、樹種合理分布。使整體生態快速提升，取得顯著生態、社會和經濟效益。

(3)強化林業產業，發展林業碳匯

加快特色林果基地建設、發展森林康養、森林文化、生態旅游產業，全面推動林業碳匯，堅持生態惠民、生態利民、生態富民，逐步實現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雙贏。

(4)加大資源管護力度，推行林長制

全面推行林長制，構建“三級林長+護林員+綜合執法隊”全方位資源管護，引進 “智慧管理平臺”，對全區林草資源進行天地空24小時不間斷“一張圖”監測，保護榆陽綠水青山。

5 結語

研究榆陽區的優勢林草種發展歷程可以發現在一個地區生態治理過程中，人為干擾既可以導致生態退化，也可以加速生態修復，如何正確地利用人為干擾推動生態建設需要不斷嘗試。榆陽區生態治理取得的成果，離不開國家的政策和資金支持，更離不開廣大干部群眾的治沙信念與堅持。榆陽區林草發展經驗表明，生態治理并不是簡單的統一種樹種草，需按照宜林則林，宜草則草，宜沙則沙原則，正確認識生態環境變化自然規律，在尊重客觀實際的基礎上發揮主觀能動性，將生態文明建設融入地區發展中。

榆陽區的優勢林草種發展歷程體現了適地適樹原則。在地區的生態修復中應優先選擇鄉土樹種，不斷開展新樹種引進篩選，并且加強種植后的撫育管理，才是榆陽區快速恢復林業生態的重要原因。當然，在發展歷程中，也會出現新的問題，如治沙功臣沙蒿的大量發展，導致當地在花期出現的過敏問題、營造的部分人工林適應不了環境變化等，是在發展發展過程出現的現實問題，還需要進一步探索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