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能力現代化視域下國家媒體危機話語能力建設:內涵、意義與建構主義實踐路徑*

劉 妍

北京電子科技學院,北京市 100070

1 引言

2013 年11 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秉h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形成了一系列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進入新的發展時期。 推進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是一項長期的系統性工程,國家話語能力建設是這項工程的有機組成部分。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加強和改進國際傳播工作,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向世界展示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 可見,國家話語能力建設在治理能力現代化進程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國家話語能力是話語能力在國家層面的體現,是“政府為維護國家戰略利益所需的語言表達能力”[1]。 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的提出、傳播和應用最終都須以話語為載體,并且通過話語傳遞給大眾,如國家領導人在國內外發表演講,國家在某一領域制定政策,國家媒體關于突發危機事件的新聞報道等。 國家媒體在突發危機事件報道中所體現出的話語能力即國家媒體危機話語能力。 總之,國家媒體危機話語能力是國家話語能力的有機組成部分,關乎國家戰略、國家安全和國家形象。 提升國家媒體危機話語能力是推進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現代化的重要基礎,是建構國家身份和社會關系的必由之路。 治理能力現代化視域下國家媒體危機話語能力建設,就是圍繞穩定民心、凝聚共同體意識、提升國家對外形象等方面,充分挖掘國家媒體危機話語實踐在危機事件話語場域中的話語功能,通過提升媒體危機話語能力水平來推進治理能力和水平的現代化。

2 國家媒體危機話語能力的內涵

2.1 國家話語能力

國家媒體危機話語能力的概念源自于國家話語能力, 國家話語能力又是國家語言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 因此,闡釋國家媒體危機話語能力的內涵須厘清國家語言能力和國家話語能力的內涵,并從三者的關系中深入理解。 國家語言能力是語言政策和規劃研究中的一項重要議題,在世界秩序重構的背景下成為構建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 國家語言能力是國家治理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國家處理海內外各種事務所需要的語言能力”[2],它和國家戰略、國家安全緊密相關。 國家話語能力和國家語言資源能力共同組成國家語言能力,前者稱為國家語言外化能力,后者稱為國家語言內在能力[3]。 此觀點秉承語言資源觀,認為國家語言內在能力和語言政策與規劃相關度更高,蘊含著國家對語言資源的掌控和對語言資源的規劃實施。 但是,國家語言資源能力需要通過外化的國家話語能力來體現,即掌控規劃語言資源并不能保證話語的有效運用。 在掌控規劃語言資源的同時,必須充分發揮語言外化能力才能在現實交流中高效運用語言資源,達到有效維護國家利益和國家形象的目的,進而提升國家軟實力。

國家話語能力不同于個人話語能力,主要包括國家領導人話語能力、國家機構話語能力、國家媒體話語能力和國家外譯話語能力[3]。 近年來,國家話語能力受到語言學、新聞學、傳播學和社會學學者越來越多的關注,我國學者對國家語言能力的理論探討也逐步深化,形成了適應中國語境下的國家語言能力理論模型。 總體來看,對國家話語能力的研究大多是理論探討[2-6],少量研究從實證角度具體分析不同國家的話語體系特點[7],旨在避免用同樣地話語內容和話語方式和不同國家交流,以提升我國的國家話語能力。 但是,鮮有學者關注國家媒體在報道危機事件時的話語能力,即國家媒體危機話語能力。

2.2 國家媒體危機話語能力

國家媒體一般是指由政府直接管轄并直接服務于國家政府的官方媒體,國家媒體危機話語特指在危機事件語境下,官方媒體針對危機事件所發布的相關報道,具有時效性強、影響力大、傳播范圍廣、傳播速度快等特點。 國家媒體話語能力是由政府機關負責的紙質媒體、廣播、電視、新媒體等新聞傳播機構在宣傳國家政策和處理國內外突發危機時所展現出來的話語能力。 可見,國家媒體危機話語能力是國家話語能力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也是國家媒體話語能力的下義概念。 因此,國家媒體危機話語能力和國家語言資源能力不同,并非關注語言種類如英語、阿拉伯語等語言資源的使用,而是關乎國家官方媒體在話語內容和話語方式選擇中的能力。

在治理能力現代化視域下,國家媒體危機話語能力的價值意蘊在于提升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充分利用媒體危機話語能力,發揮穩定民心、凝聚人心、提升國家形象的治理效能。 國家媒體危機話語能力建設直接關涉到我國危機事件中的議題設置、輿情引導等維度,它應被納入國家發展戰略中,充分發揮其在提升國家媒體危機話語能力對于增強民眾的共同體意識、提升社會和民眾在面對危機時的自救和互救能力中的作用。

3 國家媒體危機話語能力的研究意義

厘清國家媒體危機話語能力的內涵,有助于進一步探討其研究意義。 從國家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提升的視域看,國家媒體需要在話語層面具備足夠強大的應急措施和處突能力,來應對突發公共事件的考驗。

首先,提升國家媒體危機話語能力是推進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現代化的重要基礎。 作為國家治理能力水平現代化在媒體話語中的直接體現,國家媒體危機話語能力是國家媒體這一行為主體在國家話語能力領域所展現的話語能力,是國家話語能力的一部分;國家話語能力又和其他能力一起組成國家治理能力。 國家治理能力是國家管理社會各方面事務的能力,它涉及社會各方面事務,包括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等各個方面,這其中就包含國家在處理突發危機事件時的能力。 人類社會自誕生以來就面臨著各種各樣的危機,突發危機事件包括地震、泥石流等自然災難,核泄漏、墜機、礦難等事故災難,以及病毒肆虐引起的公共衛生突發事件。 突發危機事件具有不可預測性,因此往往影響較大,與國家治理、人民群眾的社會生活息息相關。 在處理突發危機事件時,能否快速準確做出科學決策、能否做好社會動員和社會團結,能否在危機中提高政府公信力、維持社會穩定,都是對國家治理能力的重大考驗。

其次,提升國家媒體危機話語能力是建構國家身份和社會關系的必由之路。 建構主義認為,話語具有建構功能,話語能夠對社會身份和社會關系進行建構[8-10]。 沒有國家話語能力的加強和提升,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也就無法以適恰的方式表達。 勢必會對國家良好形象的建構造成影響,勢必會削弱群體內部國家認同的建構。 換言之,開展國家話語能力研究關乎國家戰略利益的維護和國家軟實力的增強,進而關乎國家治理能力效能的發揮。

遵循建構主義的觀點,媒體危機話語并不是突發危機事件本身,它是國家媒體在報道突發危機事件過程中所選擇和使用的話語,它是一種話語表征方式。 換言之,是國家媒體采取某種話語策略對危機事件的再次呈現,是借由話語在受眾的認知中建構的敘事過程。 采取建構主義視角研究國家媒體危機話語能力,探討國家媒體在報道中的話語策略和話語生成機制,有助于進一步提升國家媒體在危機事件報道中凝聚人心、筑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進而妥善處理危機事件的能力[11]。

4 國家媒體危機話語能力的建構主義實踐路徑

國家媒體危機話語能力是國家治理能力水平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有機組成部分,是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在媒體話語中的直接體現。 話語能力決定于話語功能,挖掘話語的建構主義功能,提升國家媒體危機話語能力,是推進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現代化的必由之路。

4.1 建構主義視角

社會建構主義又稱為社會建構論,是20 世紀80 年代興起的一種新的研究范式。 話語的建構不僅僅是語言學關注的話題,伴隨著19 世紀60 年代西方哲學家提出的語言轉向,話語建構主義已經成為社會學、新聞學、傳播學研究的嶄新課題。 話語建構主義不是一種具體的研究方法,它是一種哲學取向,被社會學、傳播學、語言學等多個領域的研究者廣泛借鑒。 話語建構包含議題設置,但絕不局限于議題設置。 批評話語分析基于?？碌脑捳Z權力理論,認為話語也是一種實踐,是社會實踐在話語層面的反映。 通過分析語言特征和具體語境,揭示語言、權力和意識形態之間的關系。 社會建構主義視角下的話語分析關注語言在社會建構中發揮的作用,極大拓寬了話語研究的范圍和視野[8]。 國家媒體作為踐行國家戰略、服務國家治理的權威官方媒體,尤其須關注媒體話語在建構事實、引導輿論等方面的作用。 基于話語可以建構現實的觀點,國家媒體也可以借助話語這一社會實踐再現事實和建構事實,也就是說,國家媒體對事實的報道實際上是對事實的再現過程和建構過程。

4.2 國家媒體危機話語能力的建構主義實踐路徑

如上所述,本部分從話語建構主義出發,對國家媒體危機話語能力的實踐路徑進行探討。話語建構主義認為,國家媒體危機話語是國家治理過程中的社會實踐和話語實踐,也是國家治理過程中的一種權力資源。 因此,提升國家媒體危機話語能力水平,進而助推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現代化,需要充分挖掘國家媒體危機話語實踐在危機事件話語場域中的話語功能。 概括來說,發揮國家媒體危機話語的正面情感建構功能,實現穩定民心和社會秩序的目的;發揮國家媒體危機話語的愛國主義建構功能,助推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形成;發揮國家媒體危機話語的形象建構功能,提升國家對外形象,為我國在國際事務中爭取更多話語權和主動權。

首先,發揮國家媒體危機話語的正面情感建構功能,實現穩定民心和社會秩序的目的。 突發公共事件一旦爆發,人民群眾如果不能第一時間掌握事件進展,心理上必然面臨著巨大的不確定性和不安全感。 媒體話語作為傳播速度最快、影響范圍最廣的話語資源,是國家提升應急處突能力的重要工作抓手。 它擔當的首要職責即是第一時間傳遞準確信息,幫助機構和民眾掌握事件發展。 但是,信息傳播蘊含著情感建構和價值表達,即時傳播信息并非隨意傳播信息。 也就是說,媒體話語不僅要傳播真實信息,而且要建構正面信息。 話語使用過程是選擇的過程,選擇的過程是闡釋情感和傳遞情感的過程。 情感意義包含正面情感和負面情感,正面情感能夠消除民眾恐慌、保持社會穩定;負面情感則帶來更強烈的恐慌,威脅社會穩定,不利于突發公共事件的處置。 從話語建構主義視角來看,通過話語選擇建構正面的情感意義和價值取向,有助于穩定民心,消除恐慌,保持社會穩定。 筆者選取三聯生活周刊2020 年6 月13 日題為“北京‘菜籃子’新發地,疫情爆發之后”的報道為例[12],討論其中的正面情感建構。 這篇報道向讀者報道了新發地疫情集中爆發之后,新發地批發市場的封鎖等情況。 該報道引用了被采訪者“何明”和“吳奎”二人的講述,和免疫專家等人的講述,從親歷者視角和權威專家視角傳遞了新發地涉疫場所和居民的具體信息。 話語引述貫穿整篇報道,講述了新發地的封閉、市場不同區域商販的隔離、附近居民的食品采購等具體情況。 新發地疫情集中爆發,潛伏期長,傳播風險大,這些是客觀事實,容易引發民眾心理恐慌。 但是媒體危機話語在建構過程中,充分考慮了正面情感建構功能,并訴諸于話語方式實現了對正面情感的建構。 如專家指出“呈咽拭子檢測陽性的從業人員并不意味著已經確診新冠肺炎”,“并不意味著”這個否定表達直接反駁了“咽拭子陽性意味著確診新冠肺炎”這樣的假定命題,專家話語所賦予的權威性使它有效減輕了民眾的擔憂;如被訪人“吳奎”“并不十分恐慌”,因為“他們與目前出事的牛羊肉市場的關系很小”,被訪人作為空間交叉者,表示出了“不十分恐慌”,這有效消解了民眾的恐慌,建構了正面情感功能;如引用工作人員的表述,“新發地暫時休市期間,原在市場內交易的蔬菜和水果移到新發地停車場等指定的五個區域,重新規劃運輸路線”,及時傳遞出了疫情應對策略,建構了積極情感。 可見,媒體話語通過報道內容和報道方式來建構正面積極情感。 在報道內容上,對民眾最為關心的陽性確診數量變化、首都物資供應、疫情擴散等問題進行重點報道;在報道方式上,通過引用新發地商販、相關專家等的表述,使報道者想要傳遞的正面態度更為客觀,更加有效的建構了面對新發地疫情爆發時的正面情感和積極態度,達到了使讀者更加信服的目的。

其次,發揮國家媒體危機話語的愛國主義建構功能,助推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形成。 作為政府和公眾之間的橋梁,國家媒體在國家應對處理突發危機事件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它能夠及時通過話語把危機事件的信息傳遞給大眾,避免恐慌,疏導情緒。 然而,國家媒體對突發危機事件的報道,其功能不僅在于溝通信息,擔當輿論引導。 更重要的是,它能夠建構、保持并加強政府的公信力,能夠凝聚民眾的愛國熱情,有助于形成團結一致共克時艱的共同體意識。 例如,有的學者以新冠肺炎疫情的新聞報道為例,通過分析媒體危機話語中的話語策略和語言資源,探討了共同體身份的話語生成機制,揭示了媒體利用語言資源堅定了人們抗擊疫情決心和信心的過程[14]。 從國家媒體危機話語能力出發,本研究以2022 年初天津疫情爆發這一危機事件中國家媒體危機話語的生產為例,分析媒體危機話語在助力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形成過程中的作用。筆者選取網易新聞2022 年1 月13 日題為“天津疫情,比你想象的兇猛”報道為例[13],識別到隱喻被廣泛使用。 實際上,隱喻并不僅僅是一種語言表達手段,更是一種話語策略,能夠通過一種領域的經驗來識解另一種領域的經驗[15]。 報道中使用了大量和戰爭相關的隱喻,形容天津疫情非?！皟疵汀?天津這座城市成為了中國內地首個“正面迎戰”奧密克戎的城市,對手“兇悍且陌生”,敵人“來勢洶洶”,我們要配合抗疫,打贏“硬仗”。 通過隱喻策略,媒體把疫情描述為和人民群眾對立的“他者”,要想戰勝敵人,打贏疫情這場攻堅戰,“我們”就必須要形成統一戰線,聽從國家和政府的指揮,配合抗疫需要。 可見,媒體通過使用隱喻這種修辭手段,概念化了“人民群眾”和“奧密克戎病毒”,建構了“我者”和“他者”,在人民群眾中形成了共同抗擊奧密克戎病毒的信念。

再次,發揮國家媒體危機話語的形象建構功能,提升國家對外形象,為我國在國際事務中爭取更多話語權和主動權。 在全球化和跨文化傳播的背景下,國家媒體不僅要重視對內傳播,做好黨和人民的喉舌,同時還肩負著對外塑造國家形象、提升國家國際地位的重大使命。 在國家重大突發危機事件的語境下,完成這一重大使命離不開國家綜合實力提升,只有綜合實力提升才能為國家爭奪更多話語權,才能有議題設置的權力和話語傳播的途徑。 同時,國家媒體發揮好危機話語的建構作用,借由話語策略來豐富表達手段,站在話語接受者的文化視角去解讀講述中國故事,就能發揮好話語在敘事建構中的關鍵作用,幫助我們借由話語再塑國家危機事件中的應急處置和感人故事,契合人類共同價值追求和情感共鳴。 比如,在疫情危機語境下,可以向中國日報和德國大使館學習話語建構策略。 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后,西方媒體在報道中歪曲事實,抹黑中國。 德國民眾由于受到某些西方媒體的影響,對這些歪曲事實的西方報道深信不疑。 德國大使館第一時間發布了“和中國疫情有關的16個謠言”,以謠言和事實對話的形式澄清事實,以正視聽。 其中,針對特朗普炒作新冠溯源,稱新冠病毒為“中國病毒”的惡劣言論,德國大使館訴諸于事實,指出病毒的首發地往往并非其起源地。 艾滋病毒最先報道病例在美國,但是起源地在非洲;馬爾堡病毒最先報道病例在德國,但是起源地在烏干達。 通過這一話語策略,德國大使館有力粉碎了“中國病毒”這樣的謠言,有力維護了我國對外形象。 鑒于德語受眾有限,而英文國際受眾面和傳播面更廣,所以中國日報第一時間把德國大使館的回應內容翻譯成了英文,通過發揮國家媒體危機話語的建構作用提升了我國對外形象,為我國在國際事務中爭取更多話語權和主動權[16]。

5 結語

在紛繁復雜的世界變局和國內進入新發展階段背景下,加強國家話語能力建設迫在眉睫[17]。 融媒體時代的國家媒體話語生產更加豐富和多元,國家媒體話語是國家治理過程中的重要權力資源,充分挖掘媒體話語功能和話語能力實踐路徑是治理能力提升的迫切需求。 本文闡釋了國家媒體危機話語能力的內涵意義,厘清了該概念在國家語言能力和國家話語能力框架中的功能定位。 國家媒體危機話語能力屬于國家話語能力的組成部分,后者與國家語言資源能力共同組成國家語言能力。 提升國家媒體危機話語能力不僅是推進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現代化的重要基礎,也是建構國家身份和社會關系的必由之路。

在治理能力現代化視域下,本文指出國家媒體危機話語能力建設的本質是國家治理能力的提升。 從社會建構主義視角出發,指出話語能力決定于話語功能,并在此基礎上探討了建構主義視角下國家話語能力的具體實踐路徑,即國家媒體危機話語應充分發揮其正面情感建構功能,實現穩定民心和社會秩序的目的;應充分發揮愛國主義建構功能,助推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形成;應充分發揮其形象建構功能,提升國家對外形象,為我國在國際事務中爭取更多話語權和主動權。 通過新冠肺炎疫情相關媒體話語實例探討了話語建構功能在提升國家媒體危機話語能力中的功能作用。 未來研究可聚焦基于大規模語料支撐的實證研究,利用話語分析和語料庫等研究方法探討國家媒體危機話語能力的話語策略和提升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