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非虛構文學的浪潮

樊 星

（武漢大學 文學院，湖北，武漢， 430072）

一

非虛構文學，包括報告文學、紀實文學、傳記文學（包括自傳），已經成為當代文化的一大景觀。飛速變化的世事與變幻莫測的人心為非虛構文學的繁榮提供了極其豐富的素材，越來越多的作家寫出了非虛構文學的力作——從上個世紀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索爾茲伯里的《長征——聞所未聞的故事》那樣的“紅色敘事”到杜魯門·卡波特的《冷血》、諾曼·梅勒的《劊子手之歌》那樣的犯罪紀實，從威廉·曼徹斯特的《光榮與夢想》、阿列克謝耶維奇的《切爾諾貝利的回憶：核災難口述史》那樣的歷史回眸到羅曼·羅蘭的《貝多芬傳》、歐文·斯通的《梵高傳》、茨威格的《人類群星閃耀時》、林語堂的《蘇東坡傳》那樣的傳記名著……都以真切描繪歷史、深刻洞察人生的非凡感染力，在輿論界、也在文學史上產生了久遠的影響。這樣的作品比起虛構的史詩、小說、戲劇名篇來，不僅具有同樣震撼人心的文學魅力，更由于追問真實的深入、深刻，在滿足人們對于“真實性”的期待心理的同時，還填補了歷史的許多空白，使歷史顯得更加真切、生動、微妙、纖毫畢現又云詭波譎。

而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四十多年的歷史，也以翻天覆地的巨變鼓動起幾代非虛構文學作家的參與熱情和寫作沖動，從徐遲、黃宗英那樣的老一代到錢鋼、賈魯生、鄧賢、李輝、盧躍剛、吳文光這樣的“中生代”再到慕容雪村、喬葉、丁三、黃燈這樣的“新生代”，都寫出了富有感染力、蜚聲文壇的佳作。他們的共同努力，使得當代非虛構文學登上了“一覽眾山小”的高峰?？梢哉f，中國當代非虛構文學取得的成就，是現代文學不曾達到的。盡管現代文學史上也有郭沫若的《學生時代》《革命春秋》《洪波曲》、鄒韜奮的《經歷》那樣的自傳，還有范長江的《中國的西北角》、茅盾主編的《中國的一日》那樣的報告文學，還有沈從文的《記胡也頻》那樣的回憶錄，還有鄧廣銘的《岳飛》、吳晗的《朱元璋傳》那樣的傳記名作，但畢竟為數不多，不及當代非虛構文學崛起的迅猛、佳作呈排山倒海之勢。

盡管如此，據我所知，當代的大學文學課上，由于課時極其有限，對于非虛構文學的介紹少之又少。大學教師中，從事非虛構文學研究者也遠不如研究詩歌和小說者眾。而在文學研究界，一度甚至產生過“報告文學算不算文學” 的質疑。盡管1980年代末，百家文學期刊聯合發起了“中國潮”報告文學征文，成一時之盛事；盡管白俄羅斯記者阿列克謝耶維奇榮獲了2015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標志著非虛構文學得到了國際權威的認可；盡管各種關于歷史、文化、人物傳記的非虛構之作的出版已成井噴之勢，也成為人們閱讀的重要部分，盡管關于現實生活中發生的種種奇聞已經遠遠超過了作家苦心孤詣的想象與虛構，人們對事實真相的追問熱情也毫不遜色于網民對于“武俠” “穿越”“玄幻”“戲說歷史”的追捧，可是，關于非虛構文學的介紹與研究仍顯得相對單薄。

有感于此，便寫下這么一篇文章，為非虛構文學的宣傳敲敲邊鼓。

二

新時期報告文學的第一波浪潮掀起于1978年的歷史風云中。當年，“全國科學大會”的召開催生了以徐遲的《哥德巴赫猜想》、黃宗英的《大雁情》《小木屋》等等為代表的一批歌頌知識分子忍辱負重、獻身科研精神的報告文學力作。這些產生了“轟動效應”的作品不僅以充沛的詩情為知識分子譜寫了一曲曲頌歌，而且影響了當時許多有志青年走上學科學的道路，甚至對有關部門重視改善知識分子的待遇也產生了不可小看的推動作用。報告文學就這樣參與了社會變革的進程。十年后，又有霍達的報告文學《國殤》因為披露了一部分知識分子因為生活貧困、科研待遇跟不上而英年早逝，再度產生強烈反響。另一方面，一批緬懷文化巨人而產生的傳記文學也在“懷舊”的浪潮中悄然問世——從易竹賢的《胡適傳》、田本相的《曹禺傳》、王曉明的《無法直面的人生——魯迅傳》、陳思和的《人格的發展——巴金傳》、凌宇的《沈從文傳》、施建偉的《幽默大師林語堂傳》、李輝的《黃苗子與郁風》、金梅的《悲欣交集——弘一法師傳》、韓石山的《徐志摩傳》……這些傳記文學在還原了那一代知識分子在崢嶸歲月中求索、彷徨的艱辛歷程和特立獨行的性格魅力的同時，也足以啟發這樣的思考：他們為什么能在苦難的年代里“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在談論中國的士大夫品格時，那些先行者永遠是激勵后來人的榜樣。在小說中，嘲諷知識分子窩囊、猥瑣的名作也為數不少（從錢鐘書的《圍城》到劉索拉的《你別無選擇》、李曉的《繼續操練》、張者的《桃李》、阿袁的《師母》等等），而在傳記文學中，卻充滿了對那些人格高潔的文化大師的敬佩之情。這些優秀的中國傳記文學作品值得推薦，是青年勵志的人生教科書。

還有一些知識分子的自傳、回憶錄也值得注意：楊牧的《天狼星下》是作者從盲流到詩人的感人記錄，也是那個年代不幸經歷的真切寫照；《王蒙自傳》呈現了一位作家在人生道路上的坎坷歷程和各種思緒；劉道玉的《一個大學校長的自白》（修訂本改名為《拓荒與吶喊》）回顧了自己自強不息、叱咤風云的大半生，也凝聚了對中國教育改革的沉重思考；《胡風回憶錄》《黃藥眠口述自傳》《蕭乾回憶錄》《季羨林自傳》和劉緒貽的口述史《簫聲劍影》都通過回首平生閱歷，寫出了所見所聞中的人生百態，以及波瀾起伏的萬千思緒，坦露出老一代知識分子的闊大襟懷；李德復的《不言放棄》記錄了自己在動蕩年代里背負“一個地主和官僚資產階級后代”的沉重政治壓力，仍然不甘沉淪、“好勝，性子急，又好喜功”，終于通過寫作改變人生的心路歷程；唐翼明的《時代與命運》也是飽經坎坷、矢志不渝、終于等到云開霧散、機會降臨、命運巨變的傳奇記錄……在動蕩的歲月里咬牙挺住，以頑強的生命意志與厄運抗爭，是古往今來許多有志之士的共同成功經驗。

上述作品足以回應這樣的質疑：中國的士魂還在嗎？答案是肯定的。

三

社會問題歷來是非虛構文學關注的焦點。從當年夏衍的《包身工》到1956年“百花齊放”潮流中“干預生活”的一些“速寫”，再到八十年代中“社會問題報告文學”激起廣泛的回響，都顯示了非虛構文學參與改革進程的力量。

閱讀報告文學給人留下思想震撼和情感波瀾——喬邁的《希望在燃燒》、麥天樞和張瑜的《土地與土皇帝》中對基層一部分官員腐化墮落、魚肉百姓的揭露，發出了憂患深重的吶喊；霍達的《民以食為天》為種糧人吃虧、糧農減少的憂患吶喊，這呼聲多年后還在李昌平《我向總理說實話》中再度響起；麥天樞的《西部在移民》展示了貧困與環境破壞、人心麻木的聯系，發出了“我們生活在一個只能充滿憂慮的時代”的呼聲；賈魯生在《性別悲劇》中對于“為什么農民很容易成為‘地主’……成為‘資本家’卻很難很難”的思考也別開生面；孟曉云的《中學生三部曲》讓中學生的獨特價值觀、心理學呈現于世，呼應了關于“代溝”的討論，還有張敏的《活獄》對精神病人的關注，以及由此引發的“一個人怎樣才能不使他的心靈成為他自己的牢獄”的發問；還有朱曉陽的《盲流中國》、吳文光的《流浪北京》對“人們掙脫鎖鏈，卻沒法行走”的嘆息……思想的解放使作家們勇于直面重重的社會難題、人性困惑，在走出謊言的迷津的同時，開啟了思想的探險。

一直到1990年代，“社會問題報告文學”的熱潮似乎退去，可仍然不乏有責任感的作家繼續探詢社會的痛點：黃傳會的《“希望工程”紀實》《中國貧困警示錄》都提醒在世俗化浪潮中“奔小康”的人們不要忘了那些還在貧困線上掙扎的同胞；盧躍剛的《以人民的名義》《大國寡民》聚焦于社會生活中強權綁架民意、弱民維權艱難的亂象，燃燒著為民請命的激情；趙瑜的《馬家軍調查》深入剖析了體育界光鮮后面的隱患，浸透了凝重的思考；何建明的《落淚是金》披露了貧困大學生艱難求學的心酸，感人至深……2000年代以來，一合的《靈與肉——李真的墮落和懺悔》暴露了當年的“河北第一秘”的腐敗、瘋狂，是反腐的警示錄；慕容雪村的《中國，少了一味藥》是作者潛入傳銷團伙，揭秘欺騙與洗腦是如何催生出綿綿不絕的病相，從而感慨“所有傳銷者都有相同的特點：缺乏常識，沒有起碼的辨別能力；急功近利，除了錢什么都不在乎；他們無知、輕信、狂熱、固執，只盯著不切實際的目標，卻看不見近在眉睫的事實。這是傳銷者的肖像，也是大多數中國人的肖像。傳銷是社會之病，其病灶卻深埋于我們的制度和文化之中”，可謂振聾發聵；孫惠芬的《生死十日談》聚焦農村自殺現象，揭示了人際關系矛盾的難以理喻與亟待關注；陳桂棣、春桃的《中國農民調查》、梁鴻的《中國在梁莊》和黃燈的《大地上的親人》都展現了各地鄉村社會積重難返的許多問題，令人感慨……這些作品產生的熱議表明：報告文學干預生活、影響輿論的功能不可替代。

社會在發展，新的問題層出不窮?；乇苤粫е挛C，只有直面、回應，才是人間正道。

四

回望歷史，永遠是中國文化的心結?！岸氖贰焙汀度龂萘x》《水滸傳》以及無數“詠史”的詩篇，還有當代層出不窮的歷史題材小說，都是這心結的證明?；赝?，有時意味著“尋根”；有時意味著“以史為鑒”；有時又能夠重新打撈起被遺忘的往事，使人們重新認識歷史與傳統。在當代的非虛構文學中，歷史題材也占了相當的比例。

例如“革命史”文學的豐收。有所國心、董濱聚焦“將軍縣”——紅安的報告文學《兩百個將軍同一個故鄉》，寫出了那些將軍的打拼歷程、豪爽性格、故鄉情懷；有權延赤的《走下圣壇的周恩來》《龍困——記賀龍》《女兒眼中的許世友將軍》《女兒眼中的父親》等系列描繪老一輩革命家傳奇人生、特別性格的紀實，以及劉愛平刻畫周志堅將軍英雄性格的《將軍之路》，也都彰顯了那些革命家、軍事家的個性魅力與命運起伏；有葉永烈的《紅色的起點》《毛澤東與蔣介石》《1978：中國命運大轉折》《他影響了中國——陳云全傳》等等還原歷史風云、感悟歷史玄機的厚重之作；也有張正隆的《雪白血紅》《一將難求——四野名將錄》《槍桿子：1949》，王樹增的《抗日戰爭》《朝鮮戰爭》等等真切展示戰爭波瀾壯闊進程的氣勢恢弘之作；還有何建明、厲華的《忠誠與背叛——告訴你一個真實的紅巖》那樣進一步發掘“紅巖文化”的作品，在探討信仰與人心的奧秘方面凸顯出相當的心理深度，為當今社會討論信仰與誠信的話題提供了饒有新意的思考。這些作品，既寫出了革命的偉大，也寫出了歷史的多變；既寫出了革命家的英勇無畏，也寫出了他們的豐滿性格，體現出后來人對革命前輩的尊崇與不斷深入的認知。寫這樣的歷史紀實，使得中國現代革命史顯得更加生動、鮮活、復雜，也為和平年代多元化的文化格局增添了崇高與悲壯的濃墨重彩。

又如在“知青史”與“抗戰史”文學寫作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的鄧賢，他的《中國知青夢》《流浪金三角》《中國知青終結》系列還原了知青一代人的苦難與抗爭、業績與犧牲，是當代“知青文化熱”的重要成果，也可以算作當代“革命史”的組成部分；而他的《大國之魂》《落日》《黃河殤》等史詩之作從歷史的灰燼中發掘當年的抗日遠征軍、淞滬抗戰、花園口掘堤事件的許多鮮為人知的史料，在重新認識抗日戰爭史的同時也表達了后來人對于歷史、戰爭、民族魂的新感悟。此外，“70 后”作家丁三的《藍衣社碎片》對國民黨內派系斗爭的深入探詢、《精衛填?！穼ν艟l從反清義士到大漢奸的人生巨變的深刻揭示，以及張軍的《蔣介石五大主力興亡實錄》《陳誠：1940—1943》對國民黨軍和歷史人物另一面的深入披露，也都筆走龍蛇地寫出了歷史的峰回路轉、風云變幻，顯示了青年作家重新認識歷史的復雜、詭異的特別旨趣。

還有無數“個人史”的寫作——通過對自己生命歷程或親戚朋友的回憶，還原茫茫人海中自己的紛亂見聞與人生感悟，感慨世事浮沉，也表達出對自己經歷的珍視。劉心武的《私人照相簿》《樹與林同在》回首親友往事，筆觸一往情深，意味綿長；老鬼（馬波）的《血色黃昏》《血與鐵》充滿了對自己成長經歷的審視與感嘆，是眾多知青回憶錄的代表作；電影明星劉曉慶的《我的路》《我在毛澤東時代》在回首往事時心直口快的風格，充滿率真的情感和躍動的才情；電影導演陳凱歌的《我們都經歷過的日子》顯示了對于動蕩歲月的獨特觀察與思考，耐人尋味；評劇表演藝術家新鳳霞的回憶錄《人生如戲——新鳳霞回憶錄》有對童年刻苦學戲的追懷，也有對眾多文化名人的回憶，文風清新，令人難忘；閻連科的《我與父輩》《田湖的孩子》回蕩著對故鄉父老、兒時玩伴的無限緬懷與思念，是無數走出鄉村的人們頻頻回首往昔、心潮起伏的一個縮影，也是故鄉歷史的難忘片斷。個人史，因為是普通人的平凡經歷而更富有民間色彩和平民文化底蘊，與名人回憶錄顯然有所不同。當代隨著各種民間活動的增多，許多“知青回憶錄”“校友回憶錄”層出不窮，雖然文學水準參差不齊，也都是當年崢嶸歲月的民間記憶，是動蕩年代里相濡以沫友情的結晶，也是平民歷史情懷的豐富顯現。

上述作品，在當代的非虛構文學中顯得特別厚重，既富有歷史的厚重感，也回蕩著歷史的恢弘之氣，常常賦有史詩的品格。沒有長期、深入的體驗與思考、研究，很難做到。

五

筆者特別喜歡“行萬里路”，因此對描繪各地文化風情、歷史掌故的非虛構文學情有獨鐘，就如同我同樣喜歡讀那些講述各地風土人情的小說、散文一樣。

例如賈平凹的《商州三錄》，是寫故鄉風土人情的散文精品，也是萬花筒般引人入勝的鄉土紀實。賈平凹還有《老西安》一書，講述老西安的古往今來、文化魅力，讀來引人入勝。與《老西安》一起問世的，還有流沙河的《老成都》、陸文夫的《老蘇州》、吳亮的《老上?！?、葉兆言的《老南京》、池莉的《老武漢》、于堅的《老昆明》，都散發出雋永的懷舊氣息，煥發出都市文化的異彩，令人神往。多年以后，葉兆言的《老南京》升級為《南京傳》，與葉辛的《上海傳》、葉曙明的《廣州傳》、胡野秋的《深圳傳》、邱華棟的《北京傳》一起，再度掀起尋老城市之根的熱潮，進一步凸顯了為城市立傳的當代文心。此外，還有韓作榮的《城市與人》，也是一部特色鮮明的“長沙傳”。而陳丹燕的《上海的風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葉》《上海的紅顏遺事》則講述了老上海一個個散發出“洋場”氣息的女性故事，如一幀幀歷史的老照片，別開生面；同時也成為當代女性文學的一個看點。在這些都市的滄桑故事中，中國地域文化的豐富多彩、民間氣息、生活魅力撲面而來。中國文化的活力，常常體現在民間充滿誘惑力的煙火氣、人情味和豐富多彩的活法中。

都市故事之外，江西作家胡平的《千年沉重》一書令人難忘。該書在回首江西千年歷史文化的基礎上，發出了江西宋代的文風鼎盛為什么后來會漸漸消沉、在現代化的浪潮中江西為什么會滯后的質問，使此書富有思想的沖擊力，具有文化啟示錄的意味。而旅藏作家馬麗華的《藏北游歷》《西行阿里》《靈魂像風》三部曲則在濃墨重彩描繪了西藏的大好風光、淳樸民風的同時，還深入體驗了藏文化的神秘與神奇，加上藏族作家阿來的《瞻對》對西藏康巴地區新龍縣人民抗爭歷史的驀然回首，都是當代“藏文化熱”的可喜收獲。云南作家于堅的《云南這邊》，在記錄行走云南各地的所見所聞的同時，表達了在當今之世對邊地文化的欣賞與癡迷。這些書開辟了為省區文化作傳的新園地。中國自古就有“秦中自古帝王州”“山東出將，山西出相”“燕趙悲歌”“天府之國”“荊楚饒勁士，吳越多秀民”“無徽不成商”“無紹不成衙”“無寧不成市”“無湘不成軍”的種種傳說，加上“徽駱駝”“湖南騾子”“天上九頭鳥，地上湖北佬”的民間俗語，都體現出“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的文化意識。應該有更多研究省區文化歷史、描繪省區民風民俗的厚重之作產生，發掘各地鮮為人知的文化底蘊，宣傳五湖四海氣象萬千的地域文化。

筆者注意到，連關于縣份文化的書也出版了幾本，如湯世杰的《靈息吹拂——香格里拉從虛擬到現實》《走中甸——香格里拉的懸念旅程》就渲染了中甸（香格里拉）的美好傳說與神秘文化，令人向往；葉廣芩的《老縣城》記錄了作家與陜西周至的深厚緣分，透出厚土的濃郁生活氣息；彭見明的《平江》介紹了那片土地上的美好風光與歷史風云；于堅的《建水記》也深入那里的角角落落，將一座縣城的民間記憶、寧靜氛圍呈現于讀者眼前……這些書顯然不同于一般的旅游手冊，字里行間浸透了作家深入民間、發掘文化、感悟人生的縷縷情思。此外，湯世杰的《殉情之都——見聞、札記與隨想》對麗江納西族傳統殉情文化的描繪也彌漫著對于生死與獨特文化心理的無限感慨，令人難忘。

也有為一條大河作傳的長篇非虛構文學，如潘大明的《湮沒的帝都：淮河訪古行紀》就講述了淮河文化的變遷史，那里的社會生活豐富多彩，那里的人文氛圍醇厚綿長。這本書令人想到很有口碑的電視片《話說長江》《話說運河》《話說黃河》，也想到曹錦清那本《黃河邊上的中國》，在那本通過田野調查的豐富材料思考“三農問題”的書中，“我們生在黃河邊，長在黃河邊，卻對黃河、黃河文化缺乏真正的研究。真所謂‘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的感慨足以引發對各地“河流文化”的無限遐想。應該有更多的有志者加入到為河流、還有名山作傳的行列中來。寫出了地域文化的千姿百態，也就寫出了傳統文化的多元與無窮活力，寫出了活力常在的“中國特色”。所以，可以說，越是地域的，才越是民族的。

這些佳作中，好些常常被稱為“大散文”，其實也是非虛構文學。這樣的非虛構文學時而閃爍著民間文化五光十色的異彩，時而浮現出關于文化與人心的深長哲思，都足以觸發關于“什么是傳統”“什么是民間”“什么是文化”“什么是根”的豐富感悟。時代在加速告別過去、奔向未來，許多人已經不知道自己“從哪里來”，不知道自己的家史、村史、城市史的前世今生。這時，這些努力搜尋歷史的記憶、還原過去的生活場景、讓情感有所寄托、心靈有所安頓的非虛構文學就成為一座座文字的紀念碑，與那些“文化小說”和紀錄片一起，讓往事賦有更長久的生命力。中國的民間文化無比豐饒、充滿生命的活力、生活的情趣，而迥異于正統教育的一本正經、官場“潛規則”的陰暗變態。

六

非虛構文學的寫作形態也如百花齊放、不拘一格——有錢鋼的《唐山大地震》那樣的“全景式報告文學”，多角度、多側面記錄那場天災的方方面面：地震的難以預測、死者的絕望、生者的頑強自救、趁火打劫的犯罪、孤兒的淚水……可謂五味俱全，令人感慨萬端。一直到二十多年后，汶川大地震的救援者中，還有志愿者帶上此書，作為抗震救災的“教科書”。還有張辛欣和桑曄的《北京人》、高曉巖和張力奮的《世紀末的流浪——中國大學生自白》、馮驥才的《一百個人的十年》、林白的《婦女閑聊錄》那樣的“口述實錄文學”，通過一個個普通人的講述，原汁原味地還原普通人的各種生活經歷、各不相同的生命體驗，如萬花筒一般令人眼花繚亂、大開眼界。

更多的，是不止于記錄，而是在記錄中融入各種思考與議論的夾敘夾議的風格。在非虛構文學的議論中，作者觀察社會問題、思考問題癥結、提出獨到見解，是需要長期的文化積累、豐富的知識背景和相當的學術素養作底色的。因此，許多非虛構文學的名篇都浸透了作家的責任感、思想力與學養。三十多年前，評論家雷達就認為：報告文學的力作“都體現了對新的理性的追求”，作家喬良也指出：報告文學作家“在起一種百科全書的啟蒙的先驅作用”[1]。這樣的評論，道出了具有思想力的“議論”在非虛構文學中的重要地位。由此也可見，非虛構文學絕不只是一種文體。比起小說的含蓄，它更有直抒胸臆的沖擊力；比起散文的凝煉，它更有汪洋恣肆的氣勢；比起調查報告，它又更富有文學的感染力。它的確是一種富有思想力、感染力的存在。

因此，非虛構文學不斷走向興旺。從當年的《報告文學》雜志到以報告文學為主打的、一度蜚聲文壇的《文匯月刊》，再到后來的《中國作家》“紀實版”、《人民文學》的“非虛構”專欄，都體現出這一趨勢。正是在非虛構文學的一陣陣浪潮中，當代文學實現了歷史性的跨越——從前，從未有過一個時代，有這么多寫作者投身于直面現實與歷史的洪流中，寫出群星璀璨、精彩紛呈的紀實力作。

七

任何浪潮都難免泥沙俱下、魚龍混雜。由于現實生活中常常出現的假象與不實傳聞，也因為各種人際關系的錯綜復雜、利害盤根錯節，圍繞非虛構文學的爭訟也時有所聞。有的報告文學作家因此惹出了麻煩與官司，或多或少會產生一些負面影響。

另一方面，仍然有許多有待開拓的新題材、新園地等待著更多的有志者去關注、去發掘。不僅僅是為了宣傳，更需要在深入研究的基礎上揭示文化的奧妙、命運的玄機；也不僅僅是為了重復那些人們耳熟能詳的口號，更是為了拓展讀者的視野、開啟智慧的門窗。因此，在當代的非虛構文學已經走過了七十年的漫長歷程、無數作品已經汗牛充棟之際，如何讓那些有口皆碑的經典作品走進課堂、走入普通讀者的閱讀生活，已經成為當務之急。筆者在給大學生、研究生上課時，常常會特別講到一些有關名篇；在應邀為一些媒體開的講座中，也會希望那些非虛構文學的經典能夠開闊記者、編輯的思路。筆者的力量是微薄的，但每當聽眾中產生了令人欣慰的反饋，筆者都覺得還應該不斷獲取新知，為不斷普及相關的教育聊盡綿薄之力。筆者也寫過關于非虛構文學的文章，例如《這里是非虛構文學的重鎮——當代湖北及武漢地區非虛構文學的幾大看點》一文，在《寫作》雜志2019年第3 期發表后，就被上海澎湃新聞網轉載。希望有更多的讀者關注非虛構文學的發展，也衷心期待非虛構文學能夠在這個風云激蕩的年代里產生出更多的佳作名篇，使當代史呈現出更加豐富多彩、氣勢開闊的氣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