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戴維·梭羅的深層生態式漫游

姚秀娟

（天津城建大學 外國語學院，天津 300384）

一、引言

資深學者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在賞讀西方經典時說：“首次閱讀經典作品之時，你會遇到一位陌生人，會產生一種不可思議的驚異感，而不是滿足自己的期望”[1]。十九世紀美國超驗主義思想家亨利·戴維·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的作品就屬于這種類型。梭羅以《瓦爾登湖》而聞名于世。這部作品表面描寫梭羅平淡無奇的生活經歷，卻常常在深層次表達出梭羅寧靜致遠的人生追求和超凡脫俗的人生境界。瓦爾登湖是梭羅生活過的地方。除了這片理想之地，梭羅還常常深入到人跡罕至的荒野地帶，書寫自己所思所感。不過，與閑游在野地里的人們不同，梭羅慣于把平凡化作神奇，以簡樸的語言表達奇異的發現和逆向的思維。埃塞爾·西博爾德（Ethel Seybold）說：“梭羅即是個隱士，又是個自然主義者。他還是個學者，他學習過古希臘羅馬思想，探究過東方學問，研究過新英格蘭地區的傳說和歷史，還懂得北美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梭羅還是個原始主義者，或曰‘荒野使徒’。梭羅是個能寫出完美散文的文學家。梭羅還熱愛步行”[2]。多面梭羅終其一生，總把自然當作精神休憩的高地。以荒野體驗為主題的作品當中，梭羅由狹隘的生態“小我”（self）成長為廣博的生態“大我”（Self）。梭羅還把超驗主義思想融入其中，在荒野當中隨性漫游，形成含有超驗主義色彩的深層生態思想。

二、“漫游”成為梭羅深度認識自己和外部世界的途徑

“漫游”（saunter）表示隨意行走、無所事事。超驗主義思想家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會在康科德林地“漫游”。但他缺乏梭羅對于荒野世界的熱情。愛默生記述過這么一段經歷：有一天，他在林中找到了梭羅，以為梭羅只是做些無聊而且幼稚的事情。愛默生稱：梭羅會把柳樹發芽的時間推算到“去年秋天”，又從去年秋天推算到今年“春天”，甚至“整個冬天”[3]20。愛默生有些略帶嘲諷地評價：“這些研究是多么神圣??！這里沒有半點有限生命的跡象”[3]20。也就是說，愛默生認為梭羅總是做些沒有意義的事情。他還把梭羅比喻成“一只狐貍或一只小鳥”[4]21。在愛默生的眼里，梭羅就像是一個野人，不屬于文明人的圈子。愛默生說：“梭羅很熟悉村子周邊的環境。每次他走進自然，就像是走在自己鋪成了的路上”[4]21。換言之，愛默生以為，梭羅只會因循守舊，不會成為自己期望的“美國學者”。事實上，愛默生深感困惑，因為他無法理解梭羅與眾不同個的性和超凡脫俗的生活方式。

梭羅生活的時代，人們的生活狀況和生活理念正在發生變化。蘭斯·紐曼（Lance Newman）稱，“殖民地時期的農業和商業秩序演化成為工業資本主義（industrial capitalism）的第一階段”[5]25。農耕生活成為過去，商品經濟尤為活躍。社會財富積聚在上層少數人手中，而多數人渴望成為這些少數人。結果，正如紐曼所說：人們的生活目標鎖定在了一處：“追求利益”[5]25。物質追求高于思想塑造，人們的生活顛三倒四。梭羅發現：“火車站的氣氛，好像是通上了電流似的……現在只要鐘聲一響，他們就已經在月臺上了”[6]109。涌向火車的人們身不由已，他們正在逐漸失去生活的主動權。積極追求物質利益，結果卻被物質欲求所累。日復一日，這些人不懂得如何逃離身心困境。梭羅把他們比喻成婆羅門教徒的苦修人，用極為夸張的筆調描繪出人們苦痛的狀態。婆羅門教徒修煉的時候，會在烈焰上保持固定姿勢；用鐵鏈把自己綁在樹下；“像毛毛蟲一樣，用自己的身體來丈量廣袤的帝國的土地”；“獨腳站立在柱子頂上”[6]2。這些姿態有個共性：保持不變。人們默默忍受身心苦熬，只是從沒有想到自己竟是這酷刑的始作俑者。令人唏噓的是他們勞苦的結果竟是一片虛無，因為用盡心力占有的物質財富是無法長久留存的。這些東西終會在時間長河里化作廢墟。

為了擺脫如此生存困境，梭羅堅持清心寡欲、在“漫游”中找到人生的意義。梭羅的“漫游”大致包含兩種意思：第一種表示隨處閑游，這和思想塑造沒有多大干系。梭羅把這種類型的“漫游”稱作“懶人”和“流浪漢”在浪蕩，緣起于法語的“沒有土地”（sans terre)[7]185。第二種表示心路歷程，為的是激發靈感和塑造思想。梭羅把這種類型的“漫游”比喻成“前往圣地的朝拜”，緣起于法語的“圣地”（la sainte terre）[7]185。無論哪種“漫游”，個體都會投入到大自然的懷抱，放松身心。不過，相比而言，第二種“漫游”更加有益于思想成長。在選擇這種“漫游”之時，梭羅說：“每次步行都是一次十字軍東征。我們心中的隱士彼得（Peter）布道，他要我們前進呀，把這塊圣地從異教徒手中重新奪回來”[7]185。梭羅努力攀爬精神高地，讓這種“漫游”成為深度認識自己和外部世界的途徑。

三、從生態“小我”到生態“大我”

梭羅的“漫游”不以物質利益為目標，朝向至高無上的“空中樓閣”[6]298?；蛟S，梭羅的理想太過高遠，有些不切實際。為了讓這理想成為現實，梭羅堅持修建自己堅實的現實基座。在瓦爾登湖，梭羅身體力行，滿足基本生活所需。沒有物質需求的束縛，自己盡可以在瓦爾登湖畔放飛自我。梭羅還深入到無人之境，因荒野之美而流連忘返，也因荒野之崇高而無限敬畏。在風貌各異的自然界當中，梭羅細心掌握自然規律。他搜集化石，分析樹木分布特點，掌握氣候變化規律等。風餐露宿，樂此不疲?？此撇唤浺獾摹奥巍笔顾罅_的思想逐漸成熟起來，梭羅也由狹小固念的生態“小我”成為寬大包容的生態“大我”。

深層生態思想家阿倫·奈斯（Arne Naess）這樣定義生態“小我”：僅僅把自我當作社會中的個體，無視自然環境和自己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如此生態“小我”的認識范圍非常狹?。骸拔覀兒鲆暳撕臀覀冎苯酉嚓P的環境，漠視我們自己的家園（我們小時候就屬于那里），沒有認同那些自然生命”[8]。也就是說，生態“小我”以自我為中心，把主觀偏見當作認知的全部，忽視自然萬物客觀存在的內在價值。與此不同，生態“大我”以整個生態系統為中心，更加全面地認識人和自然存在的意義，使人和自然更為協調地共生共存。阿倫·德雷森（Alan Drengson）說：“在我們付出和分享之時，我們生命會更有質感。地球給予我們禮物，使我們每個人都能生存下去。我們每個人也可以把這份禮物還給地球，使其他生命蓬勃發展”[9]。正如雷毅所說：生態“大我”把自己當作“更大的整體的一部分”[10]。也就是說，生態“大我”以自由開放的態度，善待各種不同的自然生命。

問題在于：生態“小我”如何才能成長為生態“大我”？早在游歷緬因森林的時候，梭羅就已經感受到生態“小我”的局限性。梭羅攀爬荒蕪的“卡塔登”（Ktaadn）山，忽然發現自己和荒野的隔閡如此巨大。跟和藹可親的瓦爾登湖不同，梭羅心生畏懼：“這個控制我的巨人泰坦（Titan）是什么呢?是什么神秘的事物！——想想我們在自然中的生命，——每天都能感受到的物質，——巖石、樹木、我們臉頰上的風！堅實的地球！真實的世界！常識！聯系！聯系！我們是誰？我們在哪兒？”[11]71。以自我得失為標準的主體，只會找尋客體荒野有益于自己的東西。梭羅成為生態“小我”，僅僅局限在五官感受，與自然萬物無法溝通，無法使自己的思想飛升極致。

但在親歷人類殘忍對待自然生命之后，梭羅找到了自己和自然無法相通的原因：生態“小我”以個人私利為中心，忽略自己和周圍環境微妙的關系。過分注重利益得失的生態“小我”常常以犧牲自然萬物的利益為前提，做出極為殘忍的事情。例如，為了得到實際利益，獵人殘忍殺害麋鹿，硬生生地把麋鹿的皮毛撕扯剝落，留下不堪入目的殘骸。如此生態“小我”無法體會自然生命更為高深的意義，只是把這些生命當作處于次要地位的“他者”。梭羅評價：“我很驚奇。這位獵人竟然把麋鹿的殘骸丟棄一旁。這是最簡便的處理方法。什么動物都不會碰這形骸。一定不會”[11]116。這種無以言表的距離感體現出梭羅深沉的哀悼，一顆憐憫之心躍然紙上。梭羅逐漸遠離自私自利的生態“小我”，逐漸成為利他主義的生態“大我”。

四、超驗主義的體驗匯成梭羅的“生態哲學W”

梭羅的生態“大我”有什么獨特性呢？梭羅說：“我相信大寫的自然（Nature）有種微妙的磁力。如果我們無意識地順從這種磁力，我們將會走上正確的道路”[7]195。這條道路指向外部的“現實世界”和“內心深處的理想世界”[7]195?！艾F實世界”是外部經驗的積累，而“理想世界”是新奇超驗的體驗。梭羅的生態“大我”有些超驗主義的色彩。勞倫斯·布爾（Lawrence Buell）言簡意賅，把“超驗主義”概括成不同于依照“五官經驗”和“經驗推理”認識世界的經驗主義[12]4。此處的“超驗”常常與大寫的“更高的理性”（Higher Reason）或“精神”（Spirit）或“思想”（Mind）或“靈魂”（Soul）等相關[12]5。也就是說，個體用“更高的理性”深度發現自然萬物神秘的特質。在這過程中，個體突破固有思維，產生新奇的思想。

含有超驗主義特質的生態“大我”把自然生命視為珍寶，以感官體驗為基礎，用“更高的理性”體會有限生命無限的延展。梭羅在“漫游”之時，對秋天的紅楓情有獨鐘。這種生命和金錢利益沒有關系，不會為人們帶來實際效益。但是，梭羅卻被它們深深地感動。這些生命默默存在，給予人們精神給養。在視覺范圍之內，梭羅發現紅楓燦爛的色澤。他把紅楓比作“巨大的猩紅色的果實，充滿了成熟的汁液。尤其是當你朝向太陽的時候，從最低處的枝干到最高處的頂尖，你會發現每片葉子都閃耀著光芒”[7]232。輝煌燦爛的生命和即將逝去的悲哀相隨。梭羅還發現，紅楓“已經失去了光彩奪目的衣服”，“光禿禿的”的枝干“好像煙霧一樣”[7]237。不過，在樹下的空地上呈現出一個奇異的圖象：紅楓的影子似乎“涂上了色彩，永遠不會褪色”[7]237。梭羅的體驗是自然擁有強大的生命力，但總會日漸凋落。除了感慨之外，梭羅和自然依然是主客觀的關系，自己的思想境界沒有多大的提升。不過，梭羅沒有就此止步，他超越五官感受，把自己當作自然萬物中的一分子，深刻體會到了自然生命巨大的力量。梭羅驚嘆：“落入墳墓的時候，這些葉子是多么的美麗??！它們輕柔地躺下，變成了模子!——繪成千種色彩，為我們的生活鋪床”[7]241。梭羅運用擬人手法，更加生動地表現紅楓強大的生命力。更重要的是，梭羅作為生態“大我”尊重所有生命存在的意義。他運用“更高的理性”，深度體會紅楓無形的精神力量。紅楓好似會思考的主體，可以和梭羅深度對話。梭羅說：這些樹葉“選一小塊沒有鐵柵欄的土地，它們和樹林竊竊私語，——有些還選擇了墓地，亡故的人身體在那里腐化。在半路上，它們跟這些人們會合”[7]241。在生命歸屬上，落葉同人類的命運是一樣的，都會逝去，但全都可以延伸至永遠。這是因為這些生命都是整個大寫自然（Nature）的組成部分。正如梭羅所說：這些地方“很久以前就已經尊為圣地了”[7]242。

這些零散的超驗主義體驗逐漸匯成梭羅獨特的深層生態思想：“生態哲學 W”?！吧鷳B哲學”源于“深層生態學”創始人奈斯的“生態哲學 T”（ecosophy T）。奈斯的“生態哲學”用大寫字母T標識，表示獨居的小屋（Tvergastein）。梭羅的“生態哲學”用“W”作為標識，表示他在荒野（wilderness)的超驗主義體驗。這些體驗既是現實的，又是理想的。時而感傷卻不失樂觀精神。梭羅說：“生命與野性相隨。最活躍的就是最野性的。野性還沒有降服于人類，野性的存在使人耳目一新。那個加緊步伐的人，總在前進，不會停止勞作。他成長得很快，還對生活提出無窮無盡的要求。這種人總會發現自己處于一個新的國家或野地。生活的原材料環繞在他的周圍”[7]203-204。梭羅的“生態哲學 W”（ecosophy W）關注卑微的生命，汲取精神養料，產生強大的力量。他堅定地說：“讓我住在我想住的地方。這邊是城市，那邊是荒野。我總會越來越多地離開城市，隱退到荒野里面”[7]196。梭羅熱衷于荒野漫游，會有更多奇特的人生體驗。

五、結語

梭羅的荒野“漫游”不拘一格，零星出現在《漫步》（Walking）、《秋色》(Autumnal Tints) 、《卡塔丁山》（Ktaadn）等文章當中。誠然，這些作品沒有《瓦爾登湖》的灑脫和寧靜，沒有大膽創造的抽象意象，沒有紛亂無章卻又文路清晰的構造。但是，它們和《瓦爾登湖》一樣，體現了梭羅縱深研究、不斷深思的特點。梭羅一生向往自由，時常在荒野地帶游蕩。自己和大自然有一種無以言表的默契。這種默契用陽春時的話來說便是：“我與世界成為親密的一體，彼此無分，這時，生存才可能是自由的”[13]6。換言之，梭羅不是被荒野環境徹底馴化的野蠻人，也不是滿懷雄心統治荒野的征服者。在自我主體和荒野世界之間，梭羅尊重自然生命。以珍視它們的存在作為提升自己思想境界的前提。漫游在荒野地帶的梭羅自由自在，思想范圍總在擴大：由生態“小我”成長為生態“大我”。他從經驗當中獲得知識，又從超驗當中感受超然，產生出含有深層生態思想特色的“生態哲學 W”。生活在十九世紀的梭羅不愿給自己貼上任何標簽，包括超驗主義，更不用說是深層生態。不過，梭羅思想含有深層生態因子，足可以表現出他思想的前瞻性。此外，思想成熟的方法有很多，因人而異。梭羅的漫游就是他自己產生原創思想的方法，由此輻射出他自己那自由灑脫的思想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