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為譯：翻譯定義的嬗變與走向

皮偉男，藍紅軍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 高級翻譯學院，廣東 廣州 510000)

“何為譯”“譯何為”“如何譯”“譯如何”等四個問題勾勒出了翻譯研究廣闊的疆域。而“何為譯”則是翻譯研究最基本的問題，是翻譯研究的邏輯起點，“是對翻譯研究元理論的思考”，[1]對該問題的不斷追問能幫助翻譯研究者對翻譯研究的問題域有一個逐漸清晰的認識。通過對古今中外的翻譯定義做爬梳整理，筆者發現翻譯研究問題域的拓展也始終伴隨著翻譯定義的更新。

翻譯定義具有歷史性，因此我們需要用發展的眼光來看待這一核心概念。古往今來，許多翻譯實踐者根據自己的實踐經驗對“何為譯”發表了自己的見解，有些見解在翻譯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例如“翻譯就是媒婆”等；同時也有許多哲學家和翻譯研究者從多角度考察翻譯并對翻譯下了定義。但是現階段大部分翻譯現象無法從現有的翻譯理論中得到解釋，現有的翻譯定義也始終無法囊括所有的翻譯活動，無法涵蓋現有翻譯活動的內涵及外延，出現了翻譯定義和翻譯活動的邏輯不自洽之處。謝天振[2]呼吁學者結合當下的歷史語境對翻譯進行重新定位和定義。胡開寶、[3]藍紅軍、[4]穆雷、鄒兵[5]以及仲偉合[6]等學者也響應了翻譯研究領軍學者的號召從新的角度對翻譯現實做出理論上的回應，對翻譯定義進行了思考。然而，自那時起，五年已經過去了，科技迅速發展，AI+時代已經來臨，新的翻譯現象和活動層出不窮，機器翻譯的質量出現了質的飛躍，越來越多的人在面對跨語障礙時會選擇訴諸機器翻譯，“2018年歐洲語言行業協會(ELIA)的一項調查顯示，來自55個國家回復調查的1200人都強調2018年有超過50%的公司以及語言專家聲稱使用了機器翻譯”。[7](P1)相應地，翻譯研究也已經是另一番風景，翻譯研究的信息化程度正在不斷加深。因此，站在翻譯新時代來臨的起點上，我們有必要對古今中外的翻譯定義做一次爬梳整理，理清翻譯定義發展的脈絡，并試圖回答未來翻譯定義發展的問題。

侯林平[8]將翻譯定義分為傳統語文學研究階段的翻譯定義、現代語言學研究階段的翻譯定義、當代多學科研究階段的翻譯定義等三類。該分類方式主要是從歷時的角度根據翻譯研究范式對翻譯定義進行分類。藍紅軍[4]在總結了前人從翻譯的形態和功能等二維視角進行翻譯定義的基礎上從發生維的角度進行翻譯定義的第三維思考，該分類方式具有十足的創新性。吳長青[9]認為翻譯定義經歷了附著于語言的翻譯定義階段、翻譯定義的文化轉向階段、哲學視角下的翻譯定義階段以及翻譯定義的開放包容階段等四個階段。然而這一分類有模糊和混亂之處。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是在解構主義思潮風靡的學術背景下出現的，呂俊認為“由于解構主義思潮對結構主義語言學的解構、語言邏各斯中心主義的破除，文學研究和翻譯研究中的文本結構與語言研究讓位給了話語研究，讓位給了文學文本和翻譯文本產生過程的研究”，[10](P94)而解構主義本身就是以德里達為代表的一種對西方形而上傳統進行反叛的哲學思潮，所以將翻譯定義分為文化轉向階段和哲學視角下的翻譯定義階段有重合之處。向鵬根據思想特征將翻譯思想分為了傳統翻譯思想、現代主義翻譯思想以及后現代主義翻譯思想等三類。[11]所以本文擬借用向鵬的分類，根據定義的思想特征將翻譯定義分為以實踐為導向的傳統翻譯思想的翻譯定義、現代主義翻譯思想的翻譯定義以及后現代主義翻譯思想的翻譯定義。

一、傳統翻譯思想的翻譯定義

向鵬將傳統翻譯思想定義為：不論古今中外，凡是那些沒有明顯學科意識和理論意識的經驗式和感悟式的的翻譯思想皆為傳統翻譯思想。[11](P103)

下定義指描述一個概念。在傳統翻譯理論時期，中國的古典典籍中有許多零星式、片段式關于翻譯定義的敘述，這些定義帶有樸素的學理化特征，認為翻譯就是“傳”或“易”，即傳達、傳遞異族語的活動(的人)，例如東漢許慎所著的《說文解字·言部》中寫道：“譯，傳四夷之語者”，[12](P148)孔穎達疏曰：“通傳北方語官，謂之曰譯者。譯，陳也，謂陳說外內之言”，[13](P3)唐朝的賈公彥在《周禮義疏》中也提到：“譯即易，謂換易言語使相解也”，[14](P1)宋朝初年的高僧贊寧總結譯經理論并主持編纂了《宋高僧傳》，在這部書中他寫道：“譯之言易也，謂以所有易所無也?！盵15](P31)

古今中外還有一些特殊的翻譯定義在譯史中發出了耀眼的光芒，廣為人們熟悉，那就是翻譯比喻，例如“翻譯就是戴著鐐銬跳舞”，將譯者比作“仆人”等。譚載喜從理論層面將翻譯比喻作為一個專門的領域進行全面、系統地考察和研究，將翻譯比喻分成了繪畫、雕刻類、音樂、表演類、橋梁、媒婆類、奴隸、鐐銬類、叛逆、投胎轉世類、商人、乞丐類、酒水、味覺類、動物、果實、器具類、競賽、游戲類以及比喻本身及其他類等十類。[16]

下定義最常用及最具代表性的方法就是種概念的實質定義，即用屬加種差的方法，也就是把某一概念包含在它的屬概念中，并揭示它與同一個屬概念下其他種概念之間的差別。根據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邏輯教研室編寫的《形式邏輯》，“下定義必須用明確的概念。一是要求下定義必須用概念；二是要求下定義的概念的內涵和外延必須是明確的。違反這條規則所犯的邏輯錯誤，常見的有‘用比喻代替定義’和‘定義模糊不清’兩種”，[17](P38)因此以上的翻譯比喻并不算嚴格意義上的翻譯定義。但是這些翻譯比喻使人們認識到“翻譯在本質上是一種具有多面特性的活動”，[16]翻譯并不存在一個唯一確定、形而上的本質，因此也不存在一個“非此即彼”的翻譯定義，人們可以從多元視角來考察翻譯并據此下翻譯定義，以加深我們對“何為譯”的認識。

我們不能脫離具體的歷史語境來談論傳統翻譯理論時期的翻譯定義，要站在歷史語境中看待這些樸素的翻譯定義以及翻譯比喻。中國自古就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出于與周邊國家溝通交流的現實需要出現了譯者官職，于是古典典籍中也留下了古人對“何為譯”闡發的粗淺、簡單的認識，且與周邊國家民族交流大多是口頭翻譯活動，所以對翻譯下的定義大多出現了“傳”“易”以及“陳說”等語匯。中國翻譯有兩次高潮，第一次高潮就是東漢末年到宋朝1100多年輝煌的佛經翻譯。在這期間，有的譯經家也留下了關于翻譯定義的思考痕跡，但是佛經翻譯時期大多數譯經家都是基于自己的佛經翻譯實踐留下了關于“如何譯”，即翻譯方法以及個人在翻譯時遇到的問題進行的主觀感悟式的探討，例如支謙的《法句經序》、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玄奘的“五不翻”以及彥琮的《辯證論》等。佛經翻譯在宋朝因為政策而走向衰亡，直到明末清初因西學東漸中國才迎來了第二次翻譯高潮。在這次高潮中，最著名的人物當屬徐光啟，在意識到翻譯的重要性后，他發出了“欲求超勝，必須會通；會通之前，必須翻譯”的時代最強音。然而，他關注的是“譯何為”，道出了翻譯的功用和目的，也沒有對“何為譯”留下自己的思考。第二次翻譯高潮的第二波是在清末民初出現的，那時以梁啟超、嚴復等為代表的仁人志士為了救亡圖存而翻譯了大量的西書，這也拉開了中國世俗文學翻譯的序幕，也是在這時中國才出現了大量的翻譯比喻，因為“文學翻譯有如文學創作，是一種比其他翻譯類型如宗教、科技翻譯都更需要創意、更需要使用形象語言的翻譯，文學翻譯家們既然更需要并更擅長用詩的、形象的語言來從事翻譯，也自然更能使用詩的、形象的語言來談論翻譯”。[16]然而，這一時期人們關注的也是“譯何為”，而不是“何為譯”，“翻譯之用也是當時學者們對其他翻譯問題的思考和研討的起點所在”。[18](P65)總的來說，在傳統翻譯理論時期的中國，由于翻譯都是為了政治和社會服務，人們更注重實用而不注重概念，所以關于“如何譯”以及“譯何為”的探討占了主流，缺少了對“譯為何”的哲學性思辨。

二、現代主義翻譯思想的翻譯定義

傳統翻譯理論時期，翻譯沒有成體系的理論，缺乏翻譯本體意識、翻譯研究意識以及翻譯研究方法意識，因此翻譯一直處于前學科時期，不過這一局面在20世紀50年代結構主義語言學發展起來后就得到了改善。向鵬將現代主義翻譯思想定義為：“現代主義翻譯思想是對傳統翻譯思想的反叛和發展，它力圖讓翻譯研究擺脫傳統經驗式、感悟式和碎片化的形態，讓翻譯研究走上理論化、系統化的科學發展道路?！盵11](P109)結構主義語言視角下的翻譯定義最具有代表性，具有劃時代的意義，而認知視角下的翻譯定義較結構主義語言視角下的翻譯定義有所突破，避免了后者定義的缺陷，但卻少有學者進行探討，所以在此，筆者將以結構主義語言學、認知語言學以及跨學科視角下的翻譯定義來進行探討。

(一)結構主義語言學派的翻譯定義

翻譯研究在結構主義語言學的作用下走上了“語言轉向”，許多語言學家也據此下了翻譯定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奈達(Eugene Nida)、卡特福德(John Catford)以及豪斯(Juliane House)等人，這些人對翻譯下的定義也廣為人們所熟悉，例如：

1.翻譯是把一種語言中的篇章材料用另一種語言中等值的篇章材料加以代替。[19](P20)

2.翻譯就是在接受語中復制出與原語信息最貼切與自然的對等物，首先就語義而言，再者就風格而言。[20](P12)

3.翻譯就是用語義及語用對等的譯語文本對原語文本的代替。[21](P20)

4.翻譯是把一種語言的言語產物(即話語)在保持意義不變的情況下改變為另外一種語言的言語產物。[22](P4)

5.什么是翻譯？通常來說，雖然并不總是如此，就是把原文作者在一個文本中所想表達的意義用另一種語言表達出來。[23](P5)

在結構主義語言學推動下，翻譯開始走向了學科化與科學化的道路，使翻譯研究拜托了傳統翻譯理論時期主觀式和經驗式的弊病。而且，也是在這一時期，學界也有了翻譯本體意識，開始思考“何為譯”，不再僅僅就宗教典籍翻譯或者文學翻譯而談論翻譯的功用與方法，所以這一時期的翻譯定義相較傳統翻譯理論時期的翻譯定義更為客觀與學理化。

但是結構主義語言學視角下的翻譯定義也有其缺陷之處。首先，結構主義語言學只關注語言內部，認為意義具有確定性，認為翻譯就是對一種語言進行解碼再用另一種語言進行編碼的活動，翻譯可以達到等值的效果。所以縱觀以上翻譯定義，幾乎都以尋找對等為中心，雖然表述不同，但都傳達出了同一個中心思想：“翻譯是將源語文本轉換為意義對等的目的語文本?！盵4]但是翻譯并不是在不受外界環境干擾的真空中發生的，不只是單純的語言解碼和編碼的操作，而是一種具有動態生成性的復雜社會活動。既然是一種社會性的活動，那就肯定會受到意識形態、權力、文化等因素的影響。因此，結構主義語言學范式的翻譯研究后來受到了來自文化學派翻譯研究的抨擊。再者，縱觀以上的翻譯定義，我們會發現，譯者一直是處于缺席的狀態。結構主義語言范式的翻譯研究派認為語言具有共性，一種語言能夠表達的內容另一種語言也能夠表達，因此“任何人只要遵循語言的規律，制定出語言轉換的規則，就能做好翻譯，甚至機器都可以取代人”，[24]最終譯者喪失了其主體性。翻譯作為社會活動離不開人的參與，即便是機器翻譯越來越受到人們青睞的今天，譯后編輯也需要人的參與。但是結構主義語言學視角下的翻譯定義人為地忽視譯者的存在而造成了長期譯者的隱身，導致了譯者地位的底下，最終受到了解構主義的抨擊。

(二)認知語言學視角下的翻譯定義

以往的學者往往只停留在對結構主義語言學視角下的翻譯定義進行探討，而忽視了認知語言學視角下的翻譯定義。結構主義語言學的翻譯定義強調“對等”，而忽視了如何做到“對等”，這一點，認知觀的翻譯定義給出了答案。

1.翻譯是解決問題和選擇策略的行為。[25](P19)

2.翻譯是基于知識的決策行為。[26](P187)

3.翻譯是一個推理以及決策的交際行為。[27](P8)

認知觀的翻譯定義沒有突出兩種語言之間的轉換。以上定義的進步之處在于道出了翻譯不僅僅是語言轉換的問題，而是一個要根據遇到的問題進而根據知識選擇相應策略的行為。在做翻譯時，每位譯者都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問題，不僅僅是語言對等上的問題，還包括文化問題、相關垂直領域知識的問題、意識形態的問題等等，不一而足，因此譯者要根據遇到的具體問題來選擇解決問題的策略。

(三)跨學科視角下的翻譯定義

有學者(威爾斯)認為“翻譯理論史實際上大致相當于對‘翻譯’這個詞的多義性的漫長爭戰”。[28](P19)20世紀80年代后越來越多其他學科的學者加入到了這場漫長的爭戰當中從他們各自學科的角度來考察翻譯、研究翻譯，表征出對翻譯進行多元化的理解，于是出現了翻譯的多學科定義，推動了翻譯定義的繁榮發展。Sager創造性地從符號學地角度對翻譯進行定義，認為翻譯就是“用其他語言對言語符號的解讀”。[29](P182)藍紅軍站在翻譯作為語言服務的立場上從發生學的角度將翻譯定義為“為跨語信息傳播與跨文化交流過程中遭遇異語符號理解與表達障礙的人們提供的語言符號轉換與闡釋服務”。[4](P29)李瑞林將翻譯定義為“以知情意為內容、以語言為媒介、以認知為途徑、以求真為導向的動態社會心理過程，旨在協調差異，傳通信息，建構關系”。該定義是一種綜合觀，將翻譯的“屬”定位在“社會心理過程”，還道出了實現翻譯的途徑，即如何做翻譯。還有值得稱道的一點就是該定義將翻譯的功用也納入其中，翻譯除了傳遞信息外，還能協調不同文化和種族之間的差異，最終能建構人與人、文化與文化、國與國之間的關系，實現和平與發展。

除了結構主義語言學、認知觀以及跨學科視角下的翻譯定義外，以弗米爾、諾德等為代表的德國目的論學派的翻譯定義，以圖里為代表的描寫翻譯學派的翻譯定義也屬于這一類，筆者在此不再一一贅述。

三、后現代主義翻譯思想的翻譯定義

上文我們討論了結構主義語言學范式翻譯研究及其定義的不足之處。后來解構主義以摧枯拉朽之勢將翻譯研究從機械語言轉換的桎梏中釋放出來，將文化納入到翻譯研究當中，于是發生了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翻譯研究者的目光從語言內部轉向到了文本之外，“從文本的語言分析，轉向了與文本傳播有關的歷史、文化和社會環境”，[30]于是新的翻譯定義出現了。勒菲弗爾認為“翻譯不僅是語言層次上的轉換，更是譯者對原作所進行的文化層面的改寫”。[29](P181)王克非將翻譯定義為“譯者將一種語言文字所蘊含的意思換用另一種語言文字表述出來的文化活動”。[31]這一定義除了將翻譯的“屬”確定為“文化活動”外，還有一個進步之處就是突出了譯者的主體性，讓譯者“顯身”。除此之外，該定義沒有像結構主義語言的翻譯定義一樣強調“對等”這種時常對譯者而言可望而不可及的要求。

四、對未來翻譯定義的展望：技術及跨學科導向

如上文所述，定義旨在揭示一個事物概念的內涵和外延，而概念的形成是人類對具體的事物進行抽象認識的結果，下定義會經歷一個從“本體”到“認識”再到“語言”的過程，因此定義的更新迭代會落后于事物內涵和外延的改變。所以對未來翻譯定義的展望首先要明晰現階段翻譯定義無法囊括的翻譯活動以及預測未來翻譯活動的走向。

上文已提到，翻譯研究歷經了“語言轉向”和“文化轉向”，每次轉向都增進了人們對翻譯本質的多維認識，并且催生出了新的翻譯定義。不過Chan Sin-wai認為“翻譯一直都是以傳統的方式進行定義的，即基于人們對翻譯目標、翻譯性質、翻譯實踐以及與翻譯相關學科的理解，這催生出了許多翻譯定義，不過這些定義要不就是太籠統，要不就是植根于技術出現前人們的觀念”。[32](P268)隨著技術的突飛猛進，近幾年翻譯技術成為了熱點，越來越多的科研機構、高校以及科技公司成為了機器翻譯、人機交互翻譯開發大軍中的一員，這對翻譯實踐以及翻譯研究都已經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許多學者認為翻譯的“技術轉向”已經來臨。張成智、王華樹將翻譯技術轉向定義為“指隨著信息技術、計算語言學、術語學等學科發展，翻譯實踐發生了從純人工翻譯到人工翻譯與信息技術相結合的變化，從而引發翻譯理論研究的變革”。[33]在1949年機器翻譯出現之前，翻譯僅僅是由人(譯者)完成的，翻譯的主體是人(譯者)，不過“現在所有的翻譯幾乎都是在計算機的輔助下的翻譯行為”；[34]口譯的模式也發生了改變，“作為強化或支持譯員的AI口譯輔助技術也已在國內外會議上初露鋒芒”。[35]現在人工翻譯、機器翻譯和機輔翻譯三者并駕齊驅。在翻譯語言服務本質日益凸顯的今天，翻譯技術的出現與人們追求效率的目標不謀而合。翻譯僅僅由人(譯者)主導的本質已經發生了改變，因此慢慢的在翻譯定義中技術的主體性會凸顯出來。Chan Sin-wai將翻譯定義為“在技術的幫助下將一種語言轉換成另一種語言”。[32](P269)不過我們還需要明確一點，那就是人(譯者)的作用絕不會被代替，因為翻譯作為一項有意識形態、權力、文化等因素參與的社會性活動沒有發生改變。即便現在機器翻譯的使用范圍越來越廣，但是人(譯員)依舊是翻譯產品的最終責任人，機器無法承擔(民事)責任。因此，技術會加入到翻譯定義當中，但是人(譯者)的作用依舊是無法代替的。

第二點與翻譯定義中的行為主體“譯者”相關。如上文所述，有學者在翻譯定義中加入了譯者，讓譯者“顯身”，提高了譯者的地位。傳統上，人們都會認為“翻譯是一種刻意習得的技能，主要和專業的和內行的方式聯系在一起”，[36](P19)因此人們也常常認為譯者具有很強的專業性、職業性，甚至有學者認為“所有的譯員都具有優秀的語言能力，優異的寫作技能以及對專業性的東西充滿興趣”，[37](P87)不過人們對譯者都具有“專業性”的觀念正慢慢被打破?，F在人們的生活中充滿著大量的“非專業性翻譯(non-professional translation)”活動。非專業性翻譯活動的主體都“沒有接受過特別教育或/和翻譯訓練”，[38](P7)非專業性翻譯主要包括“眾包翻譯”和“在線合作翻譯”?，F在非專業性翻譯正逐漸侵蝕翻譯的專業性，甚至包括文學翻譯，因為“從文學文本到非洲非政府組織使用的醫療教育視頻，幾乎所有類型的文本都可以外包”。[36](P33)今后翻譯活動有可能會越來越大眾化，因此翻譯定義中“譯者”這一暗含“專業性”的主體可能會被普通大眾弱化。

第三，翻譯的跨學科性會進一步加強，這將拓展翻譯活動和研究的邊界，因此越來越多其他學科會給翻譯下相應的定義。上文我們已經討論了多學科視角下的翻譯定義。翻譯何以會出現這么多學科視角下的定義？這是因為翻譯學究其本質就是一個綜合性學科。未來翻譯研究會進一步打破學科間的藩籬，與工科、法學等學科進行交叉，新的翻譯定義也會相應出現。Chan Sin-wai討論在翻譯技術的作用下，翻譯匠會成長成技術工作者，并論證機輔翻譯人員的數量會急劇增加，而且隨著翻譯的職業化今后會有證書證明譯者的翻譯技術能力。[32](P270)以往的翻譯工作者、翻譯研究人員大多都是文科出身，技術化也對譯者、翻譯研究學者帶了不小的挑戰。不過在新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時代背景下，翻譯與工科的交叉融合也與當前新文科建設需求不謀而合。隨著時代的發展，翻譯與工科的結合會帶來譯者身份的改變，帶來翻譯內涵和外延的改變，因此也會創造出新的翻譯定義。中國翻譯協會副會長何恩培在2021年廣東外語外貿大學人工智能與暑期工作坊中提到區塊鏈技術能推動翻譯成果IP化、價值化，譯者第一次創譯成果能成為一個IP，后人如若要使用則需要付費。因此今后翻譯會與知識產權法形成交叉，進一步推動翻譯研究的邊界，推動翻譯定義的出新。

“一個定義只能揭示事物某個或某些方面的本質，并不能完整地反映具體事物的全部本質”，[17](P42)所以目前還沒有也不需要一個能一統天下的翻譯定義。翻譯活動持續了數千年，翻譯研究也持續了數十年，無數譯者和翻譯研究者從各自的角度來考察翻譯并據此下定義，以達到對“何為譯”更深入更全面的認識。在傳統翻譯理論時期，人們對“何為譯”有一個樸素的認識，并通過比喻來表達自己的見解；在現代翻譯理論時期，翻譯定義走上了學理化以及客觀化的道路，但也有其缺陷；后來在解構主義的作用下，人們從外部環境來審視翻譯，貢獻了更全面的翻譯定義，推動翻譯定義走向繁榮；在未來翻譯技術和新文科學科交叉的催化下，會有跟上時代發展的翻譯定義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