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法論戰的啟示

胡先哲

摘 ?要：西漢昭帝時期，天下賢良、文學匯聚長安，與御史大夫桑弘羊為代表的大夫派討論鹽鐵官營等問題。本次會議從內容上明顯帶有儒法之爭的色彩，尤其是雙方針對商鞅個人以及商鞅推行的政策的評價和論爭。文學派與大夫派在評價商鞅的問題上涉及了經濟、政治和文化價值等多個方面，站在了兩個完全相反的立場上，從中可以看到商鞅作為一個歷史人物和一種價值符號，對他的評價和闡釋有著重要的歷史和現實意義。

關鍵詞：儒法之爭;商鞅;現實意義

一、一元化的政治目的

鹽鐵會議上，文學和大夫在針對商鞅的問題上的交鋒一開始便帶有極強的政治目的。大夫派站在維護中央集權的立場上，開篇立論，對商鞅的貢獻進行了高度正面的評價：“昔商君相秦也，內立法度，嚴刑罰，傷政教，奸偽無所容。外設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民強，器械完飾，蓄積有余。是以征敵伐國，攘地斥境，不賦百姓而師以贍?！?大夫派指出國家壟斷涉及民生的業務于國于民皆有利，而文學派只用一句話便反駁了此觀點?！拔粑牡壑畷r，無鹽鐵之利而民富”， 指出漢文帝時期，沒有鹽鐵官營這個政策，人民依舊生活得很好。

初讀前兩段可以發現雙方辯論的焦點集中于商鞅在涉及民生問題上實行的壟斷政策究竟利弊如何。首先一點需要明確，商鞅在那個特定時代所實行的改革和變法首要目的是盡一切可能使秦國在短時期內迅速強大，進而兼并六國，即國家富強是改革的第一要務，但這一時期的“國富”顯然不意味著“民富”和“民強”。春秋戰國時期，國家的雛形已經形成，但遠遠未達到唐宋元明清時期統一國家的規模和社會運行體系，因此戰國時期的“國強”很大程度上意味著“君強”，一國會因為“強君”的即位而迅速強大，也會因為“昏君”的上位而直線隕落。

二、國家至上的經濟模式

漢武帝時期為應對擴張戰爭的需要而實行的國家全方位管控經濟的政策到了其在位后期已顯示出明顯的弊端，對人民生產生活產生了巨大的負面影響，給繼任者留下了大堆棘手的問題和矛盾。鹽鐵會議與會雙方論戰的焦點之一便是是否延續武帝時期執行的鹽鐵官營的經濟政策。

在討論“商鞅”的問題之前，雙方已就均輸平準、鑄幣、本末等純經濟問題展開了激烈交鋒，而在針對商鞅的辯論中，文學與大夫的立足點皆已站在了執行商鞅的政策是否會導致亡國的立場上?！百x斂既煩數矣，又外禁山澤之原，內設百倍之利，民無所開說容言。崇利而簡義，高力而尚功，非不廣壤進地也，然猶人之病水，益水而疾深，知其為秦開帝業，不知其為秦致亡道也?！?文學派堅持認為商鞅推行的國家壟斷資源的模式使得政府能夠牟取暴利而民眾則進一步赤貧，雖然使得秦國短期內開疆拓土，但這也是導致后來秦朝滅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武帝時期為對匈奴發動大規模戰爭，實行了一系列國家管制經濟的政策措施。國家壟斷經營鹽鐵事業，頒布“算緡”“告緡”令，讓多數中產階級直接破產。另外實行均輸平準之法，大大增加了國家財政收入，同時將鑄幣權收歸國有，創立了酒榷法，將百姓日常生活必需品和重要的收入來源全部收歸國有。

暢所欲言的辯論環境

無論文學派與大夫派之間的論戰是否屬于儒法之爭的范疇亦或是儒家內部的爭論，可以肯定的是，鹽鐵會議參與人員構成之廣泛，與會辯論自由度之高，在中國歷史上非常罕見。文學派的多數觀點總體上秉持傳統儒家的理念，兼帶一定的“民本”思想。

鹽鐵會議召開的初衷是評價、修訂國家政策的利弊問題，扭轉武帝末期日益惡化的社會環境，但雙方在辯論商鞅這一人物上，提到了伊尹、比干、伍子胥、魯班、扁鵲等等前代人物，涉及了《史記》、《論語》、《春秋》等經典著作，原本立論于現實問題的交鋒轉移到思想觀點上，因此單就《非鞅》這一章節帶有濃厚的儒法思想之爭的色彩。大夫派認為“昔商君明于開塞之術，假當世之權，為秦致利成業，是以戰勝攻取，并近滅遠，乘燕、趙，陵齊、楚，諸侯斂衽，西面而向風?！?是商鞅懂得如何運用“開塞”之術促使秦國一統天下，且秦朝的滅亡與商鞅本人無關?！敖褚在w高之亡秦而非商鞅，猶以崇虎亂殷而非伊尹也?！?運用“開塞”之術十分符合法家一元化集權思想的特色。文學派則堅持商鞅“知利而不知害，知進而不知退，故果身死而眾敗?！?文學與大夫對商鞅的評價完全是兩個極端，但在這個官方的辯論大會上，來自民間的團體絲毫不處于下風，且大夫派在這一辯題上已理屈詞窮，只能不斷轉移話題，強調“言之非難，行之為難。故賢者處實而效功，亦非徒陳空文而已?！?/p>

四、結語

對商鞅的評價和闡釋不應始終站在政治的角度上，應當從文學和大夫的論戰中得到一定借鑒。商鞅實行政策的一元化的理念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多方面對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產生了重大深遠持久的影響且多數皆為負面，這種影響時至今日仍有突出表現。儒家思想雖然未曾構建過行之有效的建國理念和施政方案，但法家一元化的思想觀念顯然不符世界發展的潮流。應當從商鞅之法的弊端中吸取經驗和教訓，多元共融共促發展方是和諧社會的應有之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