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間地帶理論與1950年代的中國對日外交

高道霖

（北京師范大學外國語言文學學院，北京 100875）

中間地帶理論是毛澤東在國共內戰爆發前后提出的針對國際局勢的觀點。新中國成立后，盡管世界形勢已發生變化，但這一理論仍然無形或有形地影響著新中國外交方針的形成，指導著新中國的外交實踐，對日本的外交便是其中的代表。本文在分析中間地帶理論形成的背景、把握其思想本質的基礎上，著重考察它在20世紀50年代如何影響了我國的對日外交實踐，以闡釋理論與實踐之間的內在聯系。需要強調的是，中間地帶理論雖然在改革開放后曾一度淡出視野，但該理論背后的外交思想與智慧卻一直在無形中指導著我國的外交戰略，具有寶貴的現實意義。

1.中間地帶理論的形成

中間地帶理論是在國際政治格局發生了劇烈變動，反蘇反共、“美蘇必戰”的背景下，毛澤東主席在分析戰后國際局勢時所提出的著名理論。在這一理論中，毛澤東的關注點，一是美蘇關系與力量對比，二是它們對國內局勢的影響。

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后，避免內戰、和平轉型成為中國國內的重要議題。然而一直以來國共關系長期不和，建國理念也存在根本分歧，又面臨來自美國和蘇聯的潛在介入，緊張局勢并未因二戰結束而有所改觀。

二戰結束后，美蘇兩國對中國的政策具有相似性。美國和蘇聯都希望中國避免內戰，又都把國民黨政府作為正式的交往對象。美國一直以來承認國民黨政府，曾先后派赫爾利、馬歇爾調解國共沖突，力圖在承認國民政府的前提下組建聯合政府[1]。蘇聯通過與國民黨政府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確保了在遠東的利益。斯大林又敦促毛澤東赴重慶談判，強調打內戰的極端危險性[2]。此時，蘇聯也樂見在蔣介石國民政府的領導下實現中國和平統一，對中共態度冷漠。在1945年底的莫斯科美英蘇外長會議發表的聯合公報中，又確認了避免內戰、組建有廣泛民主人士參與的國民政府、和平民主統一的對華方針[3]。在這樣的大局勢下，毛澤東看到了美蘇相互妥協的可能性：“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在許多國際事務上還是會妥協的，因為妥協有好處”，確信第三次世界大戰不會爆發[4]。同時，就這種世界局勢與國內局勢的關系,毛澤東認為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受前者的影響[5]。

隨著美蘇對立加劇，美國援助蔣介石反共，和平建國的前景變得渺茫，甚至出現了鼓吹“美蘇必戰”與“第三次世界大戰必然爆發”的悲觀論調，內戰爆發的危險性也顯著增高。然而，毛澤東根據當時的世界局勢，認為以蘇聯為代表的民主力量已超過以美國代表的反動力量，因此，美國不太會主動對蘇聯挑起軍事沖突[6]?；诖?，他進一步判斷：雖有爆發戰爭的危險，但美蘇最終還是會妥協，但這種妥協是有前提條件的，這“只能是全世界一切民主力量向美、英、法反動力量作了堅決的和有效的斗爭的結果”,且這種妥協，“并不要求資本主義世界各國人民隨之實行國內的妥協，各國人民仍將按照不同情況進行不同斗爭?！痹谶@里，毛澤東已開始強調世界范圍內的斗爭的必要性，這其中自然就包括中國國內的反蔣、反美斗爭。此時，對于國內與國際局勢的關系，毛澤東認為，中國共產黨無需再受制于世界局勢，而要根據本國情況該斗爭時就斗爭，對于反動勢力必須采取“能夠消滅者一定消滅之，暫時不能消滅者準備將來消滅之”的原則[7]，這強調了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的重要性，消除了人們的悲觀論調[8]。在這里，毛澤東把民主力量與美英法反動派做了明確區分，前者作為世界范圍內反對帝國主義的可團結力量，初步具有了“中間地帶”的特點。

國共內戰全面爆發后的8月6日，在接受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采訪時，對于“美國是否可能會發動反蘇戰爭”這一問題，毛澤東回答道：“美國和蘇聯中間隔著極其遼闊的地帶，這里有歐亞非三洲的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美國反動派在沒有壓服這些國家之前，是談不到進攻蘇聯的。美國在世界各地的軍事基地是指向蘇聯，但是，在現時，首先受到美國侵略的不是蘇聯，而是這些被建立軍事基地的國家?！彼€認為，美國準備發動反蘇戰爭，是為了掩蓋美國內部的反動派與人民、美國與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美國與殖民地國家之間等種種矛盾而放的煙幕，其根本用意是為了擴張侵略勢力。號召全世界所有受美國侵略的國家的人民一起反對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唯有如此才能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戰[9]。這一回答標志著中間地帶理論的正式形成。在這里，毛澤東的直接目的是強調同美蔣作斗爭的必要性，進一步的用意則是團結世界范圍內遭受美帝國主義侵略與壓迫的廣大中間地帶。不難看出，中間地帶在本質上是一個世界反美大聯盟，是國際反美統一戰線，其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國際斗爭的階級性。

不過，自1948年起，中間地帶這一術語在我國的官方資料與聲明中鮮被提及。這主要是因為蘇聯放棄了對美妥協，開始與美國全面對抗。中蘇逐漸成為盟友，世界被劃分成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個陣營，它使中國選擇了“一邊倒”的外交方針。

2.新中國外交方針的確立

新中國的外交方針體現著外交的目標與策略，它催生了中間地帶理論在20世紀50年代的再度興起，也在無形中受著中間地帶理論的影響。

2.1 一邊倒外交

新中國成立前夕，考慮到需要確保政治支持與經濟援助，我國領導人選擇了一邊倒的外交方針。一邊倒是美蘇冷戰格局下的現實選擇，它否定了騎墻派與第三條道路的幻想。

隨著國共內戰全面爆發，美蘇冷戰也全面打響?；仡櫿麄€內戰，蘇聯基本上置身于國共沖突之外，對我黨的關注也不多。毛澤東深知來自蘇聯的援助具有局限性，于是，自內戰爆發前夕便要求全黨自力更生[10]。此時，毛澤東提出要爭取中間地帶，部分也是出于加強自身力量的需要。然而，蔣介石和美國畢竟實力強大，戰爭有可能長期化，更關鍵的是不能不考慮美國軍事介入的可能性[11]。這種擔憂促使我黨最終選擇了蘇聯。毛澤東分析美國之所以不敢介入戰爭，是因為害怕蘇聯出兵，況且，既然美國已打響意識形態冷戰，那么今后美國很有可能長期敵視中國共產黨，因此，需要為新政權確保經濟援助與政治支持，蘇聯是最佳的現實選擇。由此，我黨對蘇聯秉持積極友好態度，蘇聯也因美蔣加劇反蘇反共而逐漸重視我黨，并給予援助。隨著內戰局勢逐漸明朗，具有相同意識形態的政黨更加接近，蘇聯對中共有了全方位的了解，明確了對中共的政策。最終，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正式公布了“一邊倒”的政策。他認為，一邊倒政策“是孫中山的四十年經驗和共產黨二十八年經驗教給我們的，深知欲達到勝利和鞏固勝利，必須一邊倒。積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經驗，中國人不是倒向帝國主義一邊，就是倒向社會主義一邊，絕無例外。騎墻是不行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我們反對倒向帝國主義一邊的蔣介石反動派，我們也反對第三條道路的幻想”[12]。

新中國成立后，中蘇同盟的建立與抗美援朝，又進一步夯實了兩國的緊密聯系，中國也獲得了來自蘇聯的大量經濟援助與政治支持，兩國關系由此進入蜜月期。

一邊倒政策的出臺，表明中國開始團結社會主義陣營去反對資本主義陣營，其中，最主要的是反對美國帝國主義，因為美國不僅是敵對陣營內的“領頭羊”,對新中國的敵意與現實危害也最大。

2.2 談判建交

新中國堅持談判建交的方式，恪守“建交三原則”。不可否認，一邊倒的含義是倒向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具有較強的意識形態性。但這不代表完全排斥非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至少這些國家的民主進步勢力一直都是團結的對象。早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雖然說不急于與英美等國建交，但同時又表示愿意按照平等原則同一切國家建立外交關系，只不過前提是帝國主義必須改變敵視中國的態度[13]。由此可知，與新中國建交的條件是：平等、友好。除此之外，還有一個重要條件，是不與反動派勾結，即與蔣介石國民黨政府斷交。這種原則也體現在《共同綱領》第56條中。為此，新中國采用了“談判建交”的方式，其有三條具體原則：同國民黨政府斷交；支持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把現在該國領域內的屬于中國所有的財產及其處置權完全移交給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建交前須互派代表進行談判，把握對方的態度，然后再就建交事宜繼續磋商[14]。新中國成立后不久，中國便與瑞典、丹麥、瑞士、列支敦士登、芬蘭、挪威等歐洲資本主義國家建立了外交關系，1954年與英國建立了代辦級外交關系。另一方面，對于經貿關系，毛澤東則更為現實，認為“那是沒有問題的,有生意就得做。同時也要同資本主義國家做生意”[15]。

上述事實表明，新中國的外交方針具有靈活性。一邊倒首先是源于中蘇相同的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使得新中國外交延續了較強的世界革命特征：援助世界各地被美帝國主義及其反動派壓迫的民族，支持他們通過革命斗爭推翻現存反動政府。這些政府往往是保守反動的且敵視新中國的。但是，一邊倒不等于完全排斥與所有資本主義國家建交，只要它們遵守相關原則，中國還是愿意把這些國家本身當做交往對象的，這里便包含著中間地帶的智慧。即使對于美國，也只是“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并不打算永遠斷絕。不過，由于美國自1950年代起一向遏制、孤立、封鎖新中國，也就自己關閉了同中國關系的大門，成為新中國長期的斗爭對象。而對于經貿關系，就更具有現實性了。

新中國的這種靈活的外交思維，使得中國政府能夠不完全受限于按階級劃分的世界觀，實時調整外交政策，充分團結各路力量以實現其外交目標。前面已提到，由于美國最敵視中國，對新中國的利益損害最大，因此，新中國的最重要外交目標，便是打破美國對中國的遏制與孤立，其重要結果之一，就是中間地帶被再次提起。

3.中間地帶理論在對日外交中的實踐

日本在戰后初期經歷了美軍的非軍事化、民主化改造，但冷戰的爆發改變了日本的命運，被美國強行編入了資本主義陣營。整體上看，新中國一直是較為重視對日外交的，即便兩國沒有外交關系，但是政府官員、人民間的交流也較為頻繁。

中國重視對日交往，除了來源于意識形態的革命熱情與防范日本軍國主義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借以牽制美國。二戰后美國寬大處理了日本，又武裝日本，未對日本軍國主義進行徹底清算。日本是被美帝控制了的，被用來作為東亞反共的堡壘。中國與日本在地理上又是如此相近，對中國威脅最直接，東部海防壓力大，美國的壓力也會通過日本傳導至中國。毛澤東就曾經說過,美國會利用日本“搞我們的鬼”[16]。此外，美國當時還通過巴黎統籌委員會限制日本對華經濟交往，加強對中國的經濟封鎖。中國希望以日本為突破口，打破這種封鎖局面。因此，需要在反對美帝國主義這一大前提下理解對日外交的動機。這樣的動機，也使得重構中間地帶理論具備了現實需要。而在整個1950年代，中國的對日外交經歷了明顯的不同階段，并反過來受到重構了的中間地帶理論的有形或無形的指導。

3.1 1950年代初期的對日革命外交

戰后日本長期處于保守派親美政黨的控制下，他們追隨美國，敵視新中國，還公然選擇與蔣介石國民黨建立所謂的“外交關系”。因此，1950年代初期，世界革命思維統治著對日外交，外交工作的重心是支持日本人民與進步勢力開展革命，推翻日本政府這一“上層的保守分子”與“美帝國主義的走狗”。新中國領導人向來把日本人民與日本反動派區別對待，認為日本人民本質是好的，是可以爭取的。早在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便把廣大日本人民和少數軍國主義者區別看待[17]。新中國成立后的對日革命外交，也采用了這兩種思路。1950年，人民日報多次發表社論，嚴格區分了日本反動勢力（即吉田茂政府）與日本人民，指出中日人民共同的敵人是美日帝國主義。日本仍處在美國的占領下，已淪落為美國的戰爭工具[18]。雖然這一時期毛澤東還未明確重提中間地帶，但這種革命外交，本身就與中間地帶理論有著類似的邏輯出發點，其精髓都是“團結一派打擊另一派”。

3.2 中間地帶理論與中日“和平共處”

然而，這種激進的對日革命外交很快便發生了變化。具體來說，不同于純粹的人民革命外交，日本政府也成為了爭取的對象，國家作為中間地帶的主體被重視了起來，這一轉變也標志著中間地帶理論的再度興起。

早在1952年4月的對外使節會議上，周恩來總理在解釋和平外交方針時，便談到可以爭取和資本主義陣營中采取和平中立政策的國家做朋友，資本主義世界不是鐵板一塊，要區別對待，依靠進步力量，爭取中間勢力，分化頑固分子。世界不是簡單的兩大陣營的對立，外交的對象是國家，不過,“落腳點還是在影響和爭取人民”[19]。這就突破了兩個陣營理論，凸顯了中間地帶的思維，強調了國家在中間地帶的作用。

這段時期前后,“中間地帶”被頻繁提及。在1954年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認為美國是在打著反共的旗幟整英國、日本等中間地帶[20]。在會見英國工黨代表團時，還揭露美國反共的真實目的是“占領處在美國與中蘇之間的廣大中間地帶的國家，欺負它們，控制它們的經濟，在它們的領土上建立軍事基地，這包括日本、德國在內”[21]。但是，中間地帶的廣大人民都是反對美國侵略的同盟者，因此，美國最后必定會被孤立[22]。

與中間地帶理論再度興起的同時，和平共處原則也開始被積極推廣。隨著朝鮮戰爭進入談判期與蘇聯調整外交政策，中國政府開始強調與不同制度的國家和平共處。這種新外交思維的突出表現就是周恩來總理于1953年底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次年，毛澤東主張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推廣到所有國家關系中去[23]，還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到,“緩和國際緊張局勢，不同制度的國家可以和平共處，這是蘇聯提出來的口號，也是我們的口號”[24]，并在會見英國代表團時表示，只要雙方愿意共處，也能與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封建王國等非社會主義的事物共處[25]。

正是在這種外交戰略調整的影響下，中國開始承認日本的現存體制，不再直接號召日本人民打倒敵視中國、不承認中國的日本反動政府，而是首先承認日本政府[26]， 在此基礎上，積極尋求與日本的和平共處。毛澤東在會見日本的訪問者時，曾直接表示，完全相信能夠與日本這個不同制度、不同陣營的國家和平相處[27]。

由此，對日外交的革命性降低了，但這不代表放棄了對日本人民的外交工作，只是具體工作內容轉變成了加強與日本民間團體與政界、財界等的經貿人文交流，促使日本政府放棄阻礙中日關系發展的敵對行為。這就體現了“民間先行，以民促官”的精神，這一精神的前提便是承認“官”的地位。重新確認中間地帶的重要性后，中國的外交范圍便大為拓寬，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成為與中間地帶國家相處的原則了。

此時期，中國對日本提出中間地帶與和平共處原則，除上述蘇聯轉變外交政策，朝鮮戰爭結束后需要和平的國內建設環境外，另一個重要的現實因素是，隨著日本共產黨在國會的力量逐漸式微，原先支持革命運動的對日政策也就失去了基礎。更重要的是，如前所述，這種政策轉變，還可以爭取大多數，分化資本主義陣營，孤立美帝國主義，迫使其改變敵視中國的政策，最終實現與所有國家的和平共處。按照毛澤東的話說，受美帝國主義控制與壓迫的中間地帶國家，既是和平共處的主要對象，更是可以爭取的對象。不難看出，當時的中間地帶依舊繼承了其最初的本質，依舊是一個世界反美聯盟，而國家則是中間地帶的主體。

3.3 中間地帶理論助推中日關系正?；?/h3>

毛澤東重提中間地帶理論，確立了爭取日本，與日本和平共處的思路后，出現了兩國關系正?；暮袈?。1950年代中后期，中國政府頻繁向日本釋放出積極信號。1953年，周恩來總理同日本擁護和平委員會主席大山郁夫會談時便表示:“我們主張恢復與世界各國的正常關系，特別是與日本的正常關系”。此時期內，人民日報還發表了專門論述中日關系的社論[29]。1954年10月，中蘇發表對日共同宣言，表示愿意基于和平共處原則，與日方廣泛加強經貿與文化聯系，并采取步驟使中日關系正?；?。次年，毛澤東在祝賀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訂五周年的致電中再次表示,“中蘇兩國愿同日本建立正常關系”[30]。這一時期的對日政策在1955年的《中共中央關于對日政策和對日活動的方針和計劃》中被加以明確與確定。在這份文件中，明確提出了對日政策五點原則：①反對美國在日建立軍事基地，反對重新武裝日本和復活軍國主義；②根據平等互利原則，爭取改善中日關系，逐步達到外交關系正?；?；③爭取日本人民，發展中日人民友誼；④孤立美國，迫使日本政府改變對中國的關系；⑤間接影響和支持日本人民反美和要求獨立、和平、民主的運動，這清楚地表明了中國的對日外交目標。

與此同時，隨著日本首相的更迭，掀起了中日間友好關系的高潮。1954年12月，采取對美一邊倒路線的吉田茂下臺，主張自主外交的民主黨人鳩山一郎成為新任首相，他希望改善日本與中蘇的關系。中國政府也積極予以響應。1955年，通過我駐日內瓦總領事沈平與日本駐日內瓦總領事田付景一之間函電聯系，建議就促進兩國關系正?；瘑栴}進行商談。1956年，周恩來總理表示隨時歡迎鳩山首相與重光葵外相訪問中國?？傊?，這時期的領導人講話、報紙社論、團體交流中，時常出現希望中日關系正?；穆曇?。

然而，美國與蔣介石雖然不反對日蘇恢復邦交，但非常懼怕日本與中國關系正?；?，因此不斷對日本高層施壓，以牽制日本[31]。另一方面，當時日本國內的不少勢力也把中國的友好行為當做是一種“和平攻勢”充滿懷疑與警惕。導致，中日未能實現兩國關系正?；?。究其原因，美國主導的東亞冷戰格局是最大障礙。

3.4 中日關系惡化下的對日外交重心調整

1957年，自民黨保守政治人物岸信介組閣。他公開支持蔣介石反攻大陸，又試圖阻礙中日民間貿易交流，還積極主張修改憲法與日美安保條約。岸信介盲目追隨美國，敵視中國，制造“兩個中國”,對中國采取極端的政經分離政策，損害了中日關系的發展，使得本不穩固的中日關系出現了新的裂痕。更嚴重的是，因其未能妥善處理長崎國旗事件，嚴重損害了中日間的政治、經貿與人文交流。對于岸信介的這種極端不友好政策，中國政府認為，為爭取日本而采取的“經濟就是經濟”的現實條件已經喪失，不能再容忍岸信介政府一邊敵視中國，一邊又同中國開展經貿交流從中獲利。1958年中國全面中斷兩國貿易往來后，中國政府提出了“政治三原則”，即：日本政府停止敵視中國；停止制造“兩個中國”；不再阻撓兩國關系正?；?。這表明此時中國政府開始明確主張“政經不可分”，為恢復中日經貿、文化等各方面交流設置了先決條件。

政治三原則是通過官方層面嚴正要求岸信介反動政府懸崖勒馬，但是岸信介政府未曾改變對中國的態度，而不管日本何人當政，“只要日本政府繼續采取敵視中國和對中國極端不友好的態度，那么指望中國改變態度，那是妄想”[32]。因此，中日政府渠道的溝通被堵塞了。

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加強了與日本人民、社會黨、共產黨、自民黨親華派等友好進步勢力的交流，支持他們為恢復日中邦交、實現日本的和平獨立而同岸信介作斗爭，以促使岸信介政府改變對華政策，同時，一如既往地支持他們反對美帝國主義。這就使得中國的對日外交又重新凸顯革命性色彩，但需要強調的是，這種革命性不再著重強調日本人民與日本反動政府之間不可調和的階級矛盾，而是重點關注日本人民與日本反動政府間關于國家外交道路的分歧，其落腳點是通過日本人民的力量迫使現政府改變對華政策。中國政府一直根據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主張制度不同的中日兩國能夠和平共處[33]。選擇什么樣的政府是日本人民的事，中國都予以承認[34]。但是，日本政府究竟采取何種中國政策，岸信介“自己應該做出選擇”，并相信“廣大的日本人民是會做出明智的選擇的”[35]。因此，這一時期中國政府的思路，還是利用日本人民的力量去糾正政府的行為，而不再是號召日本人民推翻現有政權，日本這一國家并未被剔除出中間地帶。因此，這種姿態并非革命外交的回歸，而應當視為中國外交觀念的漸趨成熟。

3.5 “兩個中間地帶”中的日本

1957年，中蘇開始出現齟齬，并在1960年代走向公開決裂。中蘇關系急劇惡化的同時，中日關系相比于岸信介時期有所改善。但此時中蘇關系嚴重程度已開始超過日本。當時，兩個陣營內部都各自出現了齟齬與分化，因此，中間地帶理論的重要性便隨之提升。毛澤東再次敏銳地看到了中間地帶與美帝國主義的矛盾，看到了美國這一帝國主義與英法等中等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36]，還有蘇聯與東歐之間的矛盾。他們都想擺脫美蘇的控制，都想擺脫帝國主義的控制，反對美蘇稱霸世界。于是，毛澤東進一步把中間地帶分為兩個：第一是亞非拉國家；第二是歐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日本等資本主義國家[37]。他們都是反對美蘇的中堅力量。這樣一來，日本就再次被確認為團結的對象，被進一步劃分到了第二中間地帶，繼續指導著對日外交實踐。

4.結論

中間地帶理論是在國共內戰、美蘇冷戰爆發前夕提出的。雖然1950年代后的國際背景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但仍一直在無形中指導與反映著中國的外交戰略與思維，與1950年代對日外交政策也有著切不斷的聯系。

自1946年國共全面內戰爆發以來，直到1960年代末中美關系開始緩和，美國一直是我國的頭號敵對國。美國戰時援助蔣介石，又長期不承認、敵視、封鎖新中國，對中國的威脅最大。如何消解美國帶來的政治經濟壓力，打破外交困局，一直是毛澤東等領導人考慮的首要問題，是新中國外交的主要出發點。中間地帶就是解決這一問題的有力方案。

因此，中間地帶在本質上是由毛澤東建構的世界反美大聯盟國際統一戰線，是反對美帝國主義的中堅力量。它是對階級世界觀、兩個陣營理論與新中國初期一邊倒政策的突破，重新整合了歐日等資本主義國家，分化孤立了美國?？梢哉f，一邊倒政策給予中國的，更多的是物質、政治上的援助，是防御性質的；但只有防御還不夠，不能打破帝國主義的封鎖，更不能瓦解帝國主義，而中間地帶則是一種主動進攻、分化瓦解的戰術。

中國的對日外交也是與反美（進入1960年代后增加了反修）這一目標交織在一起的，其表現就是日本始終在中間地帶中占據分量。隨著毛澤東再次提出中間地帶理論，明確日本是中間地帶的一員，日本成為中國爭取與團結的對象。與此同時，中國開始追求與日本和平共處，進而謀求兩國關系的正?；?。長崎國旗事件后，中國斷絕了同日本的交流，對日工作重心再次放在了日本民間（包括政界對華友好人士），支持日本人民同岸信介政府作斗爭，通過現政府之外力量迫使日本政府改變敵視中國的所作所為。

歷史事實證明，毛澤東的中間地帶理論與新中國的外交政策互相影響，互相建構。具體到對日外交的整個過程中，中間地帶理論對中日關系的發展發揮了重要的理論指導意義。

外交從來就不是一成不變的，中間地帶理論無疑深刻地體現了這些精髓。因此，在當今時代，這一理論對中日關系乃至中國對外關系的發展仍有重要指導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