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玫瑰開滿了麥子店》中的空間書寫

唐 雪

（貴州師范大學文學院，貴州 貴陽 550001）

石一楓是在軍區大院文化熏陶下成長起來的70年代作家。他深受老舍、王朔等作家的影響，作品內容涵蓋多領域，他的早期作品主要關注軍院文化，與王朔的創作風格有些許相似之處。近年來，石一楓的創作轉向對人物的心靈世界的觀照，《借命而生》和《心靈外史》是其轉向的代表作品，他通過歷史的宏大敘事，展現小人物在特定歷史時代的精神困頓以及人性的弱點問題。另外，他的小說創作側重對新北京進行時態的敘述，書寫著現代北京的人生百態，重尋城市里新的空間和人群。代表作品有《世間已無陳金芳》《心靈外史》《地球之眼》等。

他的新作《玫瑰開滿了麥子店》,建構了系列的文學空間，如北京與麥子店等地圖式空間，作者以岳曉芬、王亞麗和郭立城為中心繪制了信仰和世俗兩個空間形式。另外，還有小說人物活動的家庭空間和工作空間等。不同人物活動空間之間通過情節交織，共同鑄造了小說的文學空間，從系列空間的表述中，探尋作者的寫作意圖。石一楓關注世俗社會中的小人物，沒有宏大的敘述結構，書寫小人物的日?，嵥?。通過“北漂一族”王亞麗在麥子店的生活軌跡，敘述了系列“多余人”，他們是“新北京”的產物，這與老舍“老北京”中的弄堂生活及人物存有差異，但他們皆是通過現實主義的創作原則，觀照時代進步所產生的“新人”，關注小人小事以及他們永不言棄的精神?！睹倒彘_滿了麥子店》中，世俗空間與信仰空間是整部作品中較為凸顯的“要件”，是故事脈絡的主線，作品中系列人物通過信、情、性和吃串聯在一起，從而形成了世俗和信仰兩個主導性空間。在社會底層民眾海量的生活習俗中，其中大部分都是帶有宗教性質的，但宗教的世俗化或習俗化傾向，使得他們看起來，幾乎生活在一個徹底的世俗空間之中，信仰“跌落”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中，信仰與世俗互相融合已成一種趨勢。

1.世俗空間：異鄉者之食色書寫

在古典文學創作傳統中，世俗一詞通常在理解上稍帶貶義，直至明清時期，才獲得其合理性?！靶≌f界革命”和五四新文化運動過后，白話文創作成為新的創作形式和浪潮。世俗生活成為作家創作常用的元素，有的作家把世俗世界作為創作基點，在日常敘事之上升華宏大的主題內蘊。阿城是現當代作家中集中敘述世俗社會且對世俗觀發表見解的作家之一，阿城在《閑話閑說》中，系統談論中國世俗和中國小說兩者間關系。他認為世俗是一種無觀的自在，不存有自為的世俗。他的世俗觀是一種哲學意義上的觀念，世俗觀應是作家文化結構的重要內容，而非作家刻意為之的結果。作家石一楓曾提到，小說中的人物有其運行邏輯，他不會違背某些規律，與阿城認為作家采用“不介入”的創作原則相同。

但作家的文化結構影響著作家的創作，小說中塑造的文學空間和情節，表現了作家的敘事立場。在《玫瑰開滿了麥子店》中，作者的敘事不同于事無巨細地記錄平庸凡俗者的柴米醬醋茶等瑣碎日常，與沉迷于底層境遇的悲情敘事不同，也相異于“文以載道”式的宏大敘事。作家小說中的人物是平凡人，但有著“不凡”的理想。王亞麗和郭立城立志在北京扎根，在麥子店開自己的店鋪，他們是遠漂大城市一族的典型，即便在小說的結尾，他們的夢想仍未實現，生活光景未曾發生點滴變化，但在他們的身上看到了那股迎難而上的韌勁，揭示了現代年輕人的生活狀況，引起了共鳴。

正如《孟子·告子》篇中所言“食、色，性也?！笔成鞘浪咨钪胁豢苫蛉钡牟糠?，是人欲之本能。小說中有關食色的書寫，對塑造人物形象有一定作用，同時也是年輕人生活的一種集體映射?！睹倒彘_滿了麥子店》中的“食色”是作者編織故事情節的重要線索,“色”是小說中主要人物的聯結點，王亞麗與郭立城之間從相識、相處到“相知”都離不開“性”。另外，王亞麗原生家庭之不幸，也是“色”欲泛濫的結果，她父母親感情的破裂，是因王父的出軌?！靶杂莾H次于食欲的最強烈的欲望”[1]，“性”是人類的天性，但同時“性”伴隨著個體的生存困境，是掙扎在生存邊緣的他們的真實寫照。正因為王亞麗的人生經歷，使得她對兩性關系理解上，出現偏差。當一樓住戶有償邀請她時，她直接把這次邀約當成“性交易”，作者采用戲劇化的情境消解王亞麗的認知，實則是因其跟獨居老人的閨女背影相似，是因老人思女心切，想借此拍照留念。

小說主人公王亞麗，除了“性”，就是物質生存的壓力，“食”是推進故事發展的另一條線索。作家在小說中直接用指代食物符號去指稱小說中重要的人物，雖然只是一種“綽號”,王亞麗(鴨梨)和郭立城(果粒橙)從名字層面印證了食物對他們的重要性，他們還掙扎于基本的溫飽邊緣，與光鮮亮麗的北京形象不符，兩者之間也形成了對照，印證了在陽光照不到的地方，有一群正被忽視的人群。在《玫瑰開滿了麥子店》中，作家對多處“食”的場景進行了細節性處理，小說中多次敘述王亞麗為了買到一家外國面包店中半價面包，在店外等到10點后的場景。在王亞麗所“守護”的面包被他人買走時，“她不由自主地起身，站到門店前，隔著玻璃望著那根養育不良的殘疾面包，她悄悄地撇了撇收銀員，口水猶如眼淚般毫無節制般奔涌而出”[2]，但她不愿去“央求店員把半價時間提前”。作家用一系列肢體動作展現了她的無奈，作者又巧妙地用她的內心獨白，來表現她堅毅的性格。在落魄的狀況下，她未曾考慮他者的“施舍”，堅持認為買限時優惠的面包，都比“要飯”要理直氣壯，是花錢買的，并非嗟來之食，始終維護著底層小人物最后的倔強和尊嚴。另外，她在看到基督教宣傳冊子時，她看到干瘦的外國男人，首先發出的是“他好像從小到大從未吃過飽飯”的感嘆。她感慨著別人的人生，實則是她從內心而發的自憐，是對現實狀況的感嘆?！笆场笔侨松孀罨镜男枨?，但同時“食”中也隱含了人們的生活狀態，寫出了底層人物的物質困境，因此，用“應付”二字來傳達她對生活的態度。

麥子店這個地理空間，讓王亞麗感到既親近又陌生。麥子店是小說世俗空間的見證者，小說人物活動主要集中的范圍，也是她夢的起始點。麥子店是現代化歷史的一個縮影，宛如“新北京”的“城中村”,生活于其中的人,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的北漂者，他們都是“同道中人”，故而顯得親切。但她孤單形影，愁于生計，背井離鄉，是城市的異鄉人，因而顯得陌生?！斑@些人仿佛從未意識到自己生活在‘北京’”，王亞麗是異鄉者的典型代表，是一代年輕人實際生活狀況的縮影。他們為基本的“食、色”發愁，信仰于他們而言，是“虛無夢幻”的，無法帶來實際的生存物質。根據馬斯洛的需求理論，小說中的人物還掙扎于需求層次的最底端，無暇顧及精神層面的需求，何談信仰二字。

2.神圣空間：異鄉者之信仰書寫

在現代社會轉型期間，現代文學作家與基督教之間關系密切。為了挽救垂亡的國家，作家借鑒西方文化，與傳統文化劃清界限，企圖通過吸收西方的文化精神內核，以喚醒沉睡的國民。學者楊劍龍在《野生的呼聲》中對15位中國現代作家與基督教文化間的關系作了詳細的探析，論述了“五四”時期的著名作家，如周作人的“我不是基督徒，卻是崇拜基督的一個人”；冰心的“永遠是你座前作圣潔的女兒”等等。他們吸取基督教文化精神內核，同時也批駁基督信仰中對人性壓抑等不合理內容，作家創作與基督文化有關的小說文本，實則是為了創作需要，把所選用的素材進行本土化處理，以諷喻現實之要。

作家石一楓在《心靈外史》中，對在特殊時期，因精神信仰的迷失，人們作出了許多瘋狂的舉措，人性被歪曲和異化現象進行了揭露?！睹倒彘_滿了麥子店》延續了《心靈外史》的創作傾向，《心靈外史》是一種“盲信史”，而新作從小說文本的整體節奏來看，是一部“不信史”。小說中連續出現的歌曲“沙倫的玫瑰”是一首基督教的圣歌，在小說中是一種信仰的象征。首先是小說主人公王亞麗對信仰態度幾經轉折，暗示了神圣信仰的不穩定性。首次接觸到基督教時，因同情岳曉芬而接受了小冊子，但在王亞麗的眼里，“這些小冊子的大小和健身房的課程介紹差不多，甚至還沒有課程介紹做得精美”[2]。只是把它當成了一種營銷產品，甚至生出了丟棄的念頭。王亞麗自愿去接觸基督教的轉折點，是她無法維持生活基本需求。她選擇去參加岳曉芬組織的團契，也是因他們在禱告后，會提供免費的餐飲。在每次的講經過程中，王亞麗都昏昏欲睡，直到可享受免費食物時，她拿出了訓練已久的“吃飯戰術”。王亞麗成為“團契活動”的“?？汀?，僅因“每周一趟，連吃帶拿，幫助她熬過了一個月的饑荒”。對王亞麗而言，首先考量的不是基督教教義問題，而是她現在食不果腹，期望能免費填飽肚子，并不是為了所謂的“信仰”。

縱觀小說的整體，通過岳曉芬為神圣信仰省吃儉用，為了“主”無私的奉獻精神，塑造了一個虔誠的信徒形象。作者在小說最后的篇幅中，筆鋒突轉，在岳曉芬看到能活著“希望”時，雖然她一直在與活著的誘惑力作思想斗爭，但最后失敗了。她還是選擇背叛了主，從而更加凸顯了信仰的虛無縹緲性。另外，團契中的其他人，也并非是信仰基督主。李琴是因身體留下了殘疾，小胖子是因車禍得了應激綜合癥，就連帶領大家走進基督教的岳曉芬，信教是因為在她生命無望的時候，重新找到了慰藉感。作者用王亞麗的視角講述了團契成員的精神狀況，他們宛如提線木偶，目光呆滯。其實在所謂的信仰空間中，更多的故事情節是世俗性，帶有功利心，并沒有一顆敬畏之心。在世俗時代，宗教已不再是人們寄予生命和意義的唯一的默認選項，現代人的心靈失去了對神圣信仰的倚攜，從而出現信仰的世俗化傾向。他們對于所崇拜的信仰，從未刨根究底，沒有信仰的純潔性。信仰被人們當成是能獲取某種特定益處的工具，是為了擺脫世俗生活中已發生的或正潛伏著的危難，并未把信仰當作生命的本質。信仰空間的流動性大，一個主體可同時信仰多個宗教，也可隨意更改宗教的信仰，但正如很多的評論家所說的，“中國是世界上最迷信的民族，但不是一個具有宗教信仰的民族”[3]。

作家石一楓擅長心理描寫，王亞麗多次在心理自我對話，認為“信仰是縹緲虛無的事兒”，認為團契組織是“先吃飯，吃飽散”，其他活動組織都不在其關心的范圍之內。耶穌基督、關羽曹操，一切中國的、外國的源遠流長的傳說皆盡歸于虛無，單留下了既擁擠又空洞的人間”。神圣的信仰給王亞麗灰暗的生活圖景增添了一抹色彩，但在《玫瑰開滿了麥子店》中的信仰是“‘語失’的，她的意義渙散在風里”[4]，宗教成為王亞麗“食”和生存的工具，宗教信仰被去神秘化，被已遺失在世俗中的“情”和“信”消解了其精神內核。國內甚至還出現了“寺廟經濟”一說法，國內的宗教信仰不僅被世俗侵襲，而且還已被經濟裹挾，形成了“經濟搭臺，宗教唱戲”的社會現象，作為一種實用的工具存在。

3.“神性”的消解:“世俗”與“信仰”之 角逐

王亞麗向神圣信仰“靠攏”，是因其世俗生活之窘迫以及“情”不可得，同時，這是她不信“主”的重要因素。細讀小說，可以概括為“王亞麗被‘棄’的前半生”,被父母“嫌棄”、被友情“拋棄”、被男友“嫌棄”、被社會“漠視”。從原生家庭看，王亞麗從小未有父愛，王母視她為前夫遺留的累贅，并且還懷著報復和賭氣的心態，給其取名為“鴨梨”。姓名是個體身份的象征，會影響主體的社會化認知過程。王亞麗對王母來說，并未當作血濃于水的親人，而是她泄私憤的對象，是“提款機”般的存在。在她回老家躲災時，母親已另覓“良人”，她像一個突然闖入的“外來者”，家中已無其立足之地。王亞麗只能踏上北上的征程，她宛如無根之浮萍，隨風而移。愛情原是撫慰人心的良方，但小說中的王亞麗和郭立城之間是愛情？其實不盡然，更像是兩個孤獨靈魂的抱團取暖。只是為滿足基本的生理需求而已。作者通過具有雙關含義的詞“操”來暗示兩者之間的赤裸的關系，王亞麗只是他發泄情緒的出口，并用各種污穢的詞語對她進行辱罵，郭立城并不是撫平王亞麗創口的良人?？v觀小說，“情”之于王亞麗是不敢奢求的?？偟膩碚f，“情”是一種安全感的寄托，但王亞麗一邊渴望著“情”，但同時又質疑“情”的可靠性。家庭關系的冷漠，困窘的都市生活，讓王亞麗出現了嚴重的質疑心理，有強烈的不安全感，總是不斷地質詢已做的決定，同時，也造就了她務實的性格。

《玫瑰開滿了麥子店》中的“情”“信”是作家創作時兩個重要的關鍵詞，“情”不單是“愛情”，同時也是“親情”?！靶拧痹谧骷业墓P下，既是“信仰”又是“信任”。其實她未曾真正擁有“情”，讓王亞麗容易在信仰中摻雜“情”的因素，因此，在岳曉芬所組織的團體以“兄弟姐妹”相稱時，她為之動容。當郭立城把她納入“我們”“親人”概念范疇中時，激起了她內心的情義，獨自擔起了照料郭立城的任務，還冒著生命危險為之存錢。在小說中，王亞麗從小原生情感的缺失，使得她的“信”建立在“情”之上。作家通過對小說中所塑造的岳曉芬的崇高品質和無私行為進行無情的拆穿，給王亞麗棒頭一擊，擊碎了她脆弱的信任及其對主的關注度，她親手撕碎了與王亞麗剛建立的“信”。那個曾為信仰奉獻一切的人還是未擺脫凡世紅塵的誘惑，宗教信仰被世俗戰勝，消解了情感共同體和信仰共同體，也是對那些披著信仰外衣的世俗者的諷刺。王亞麗的“情”和“信”在世俗社會和宗教信仰的較量中逐漸迷失，這不是她個人問題，同時也揭示了現代社會所出現的信仰和誠信的雙重危機現狀。實用的世俗文化系統有強大的“凈化”功能，根據實用原則，一切事物都可成為其發展的工具和載體，信仰也不例外。

另外，小說文本的基督教是舶來品，與本土傳統文化間存在“隔膜”，人們不相信，也無可厚非。作家在處理時，只借用其中的元素來服務主題。在石一楓的筆下，宗教信仰已跌下神壇，信仰與世俗雜糅。有評論家認為石一楓小說中“執念”是一種信仰，信仰二字本身有多重理解，但信仰與宗教相結合，略不同于一般的信仰內涵。西方的基督教是自上而下，通過“上帝之城”來約束“世俗之城”，相異于自下而上的“信則有，不信則無”的宗教信仰?；浇痰闹魇且粋€客觀性實體，是遠高于世俗凡人的存在，宗教信仰原本應是脫離世俗社會的神性空間，具有烏托邦的神秘色彩。而我國傳統的宗教，強調人可通過“修煉”成佛或成仙，從文化的淵源上看，神圣的信仰空間和世俗空間是鑲嵌在一起，彼此互通現象明顯。世俗生活是信仰的物質空間，小說中人物在混雜的麥子店，上演著世俗與信仰間的追逐，上演著平凡人的傷心故事。作家通過小說人物對兩個空間的態度，突顯了信仰在生存面前的卑微和易碎狀態，表達出了作家對人生信仰的思考。

4.結語

作家通過王亞麗和岳曉芬兩個女性之間生活軌跡，來為信仰空間和世俗生活空間謀篇布局。作者通過“食、色、情”等關鍵詞編織了一張強大的世俗生活網，王亞麗的生活軌跡皆是圍繞其展開，是為緩解生存之困境的。作家巧妙且有意識地在神圣的信仰空間中，插敘了世俗性的日常生活，為后文岳曉芬“不辭而別”的行為埋下了伏筆。在結尾之際，通過岳曉芬的“背叛”，使得小說中的神圣信仰呈崩塌之狀。因為小說中神圣的信仰和儀式活動未能與世俗軌跡有足夠的時空間離，使得“宗教信仰的崇高感沒有生長的情境和土壤”[5]，信仰所塑造的神圣性空間可輕易被房東的說書聲穿透和打破。從嚴格的宗教信仰意義上說，這并不是小說中人物的個人問題，是實用性的世俗文化，使得人們的信仰內心失去內在的虔誠性，失掉了本心的純粹性。當王亞麗打破了規則流程之后，他們從信仰的空間進入了世俗的空間，開始討論食物“這么吃”以及“吃什么”等內容。作家用人物對宗教信仰實用性和隨意性態度，世俗性的食欲，宗教信仰的可棄性等故事線索，構造了一個縹緲的信仰空間。

縱觀小說的整體，在物質金錢面前，人物的精神信仰出現了動搖，岳曉芬甚至直接作出了世俗性的選擇，暗示了信仰神圣的脆弱性。石一楓善于通過人物的心理活動狀態，直逼人性的靈魂深處，通過世俗軌跡中缺失的“情”和“信”,使得小說文本中的“神性”消退，但也使得小人物的人性得到了張揚，富有塵世的煙火氣。

相較于作者的《心靈外史》，《玫瑰開滿了麥子店》結尾稍顯倉促和不足。不管是針對宗教信仰與世俗的“情”，還是世俗空間的“誠”，石一楓在處理兩者的關系時，處于混雜狀態。小說四分之三的篇幅在敘述信仰是“不在眼前的事兒，虛無縹緲的事兒”，王亞麗只覺得錢、飯、房子等實體性物質具有真實性。她對基督主的態度前后幾經反轉，且在幾次轉折中伴隨著質疑的身影。作家若為彰顯人性的光輝，用象征著基督信仰的歌謠收尾，王亞麗最后是因宗教信仰原諒岳曉芬呢，還是人本質中善性的結果？王亞麗前后的信仰和世俗間的矛盾未能得到恰到好處的處理，論述不充分。另外，作家石一楓自覺地建立文學與社會現實的關聯，但其實在小說中也暴露出作者的“創作困境”，新作《玫瑰開滿了麥子店》以犯罪、暴力和孱弱的想象收尾，一方面通過王亞麗的善意凸顯了人性，但同時也說明了作者無法恰到好處地處理小人物如何擺脫命運困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