靈寶張灣東漢三層綠釉陶百戲樓再認識

□尚文彬 魏興濤

樓閣是中國古代建筑中巍峨峻拔、雄偉高大的一種建筑類型，是古代建筑技術最高水平的代表之一。它們氣勢如虹、蔚為壯觀，有瓊樓玉宇之美譽。同時因其飛檐凌空、掩天蔽月，表現了人們登高望遠、向往高空的通天欲望，讓人產生可上九天攬月之遐想。但木構的古代樓閣不易保存，因此考察考古發現的墓葬隨葬品陶樓閣明器便成為研究這一重要建筑類型的有效途徑。1972 年在河南靈寶張灣墓地發現了多座形制較大、結構復雜的漢代貴族墓葬，出土一批陶明器、朱書陶罐等罕見隨葬品[1]。隨葬品中的一件三層綠釉陶百戲樓明器（原文為Ⅱ型陶樓，以下簡稱陶樓）形體高大（圖1），建造逼真，制作精巧，不僅直觀地體現了漢代閣樓的建筑風格和特點，也反映了漢代陶器精湛的制作技術與工藝特征，盡管歷經了整整半個世紀，但仍頗顯重要，是這批材料的代表性器物之一。發掘簡報已對此件陶樓進行了文字介紹且刊發圖像，但囿于簡報篇幅的限制，對其描述尚顯粗略。該陶樓現存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文物庫藏位置調整搬運中，原拼對黏結的器物因年久而開裂散架，出于文物保護的需要，我們對其重新清理和拼接修復。在這一過程中，我們能夠詳細觀察這件器物。本文擬更為全面地對其做一描述，并對其制作技術和所反映的文化內涵試做簡要討論。不妥之處，請方家指正。

圖1 靈寶張灣漢墓出土三層綠釉陶百戲樓

一、陶樓形制

陶樓 標本編號M5:48，紅陶，綠釉，三層，通高89 厘米。陶樓可自由拆卸為三部分，包括連接為一整體的一二層、三層以及樓頂。陶樓底面為長方形，長36 厘米、寬31 厘米，前有長方形平臺，平臺外側及兩邊略微突起成低矮圍墻。平臺部分處于懸空的狀態，可能由于其沒有起到承重的作用，在燒造時未受力而產生變形。平臺上置4 個樂舞陶俑，陶俑為單獨制作，并被固定在表演平臺上，根據與平臺黏結痕可知陶俑的表演位置，基本未占用陶樓門口。一層與二層在燒制之前被拼接為一體。其中一層的形制尺寸為長36厘米、寬20.5 厘米、高24 厘米。一層面闊兩間，左側一門洞開。在一層的上部為四阿式腰檐，長52 厘米，腰檐只有正面與左右側面有檐，背面沒有出檐，在該位置露出陶樓內部的6 塊樓板。在腰檐的垂脊前端有柿蒂形裝飾。二層尺寸與一層相當，在其正面和左右側面，共有四扇鏤孔菱形格子窗。二層上部同為四阿式腰檐，長度較一層稍短，為49 厘米。腰檐垂脊前端為柿蒂形瓦飾。三層尺寸較下面兩層略小，長28.5 厘米、寬18 厘米、高20 厘米，在其四面共發現4 扇窗子以及一個長方形開口。三層上方為與廡殿式頂，長為32 厘米、寬為30 厘米，在垂脊前端和正脊兩端均有柿蒂形瓦飾。

除上述主要結構外，該陶樓的諸多細部構造值得觀察，對理解該器物的文化內涵以及制作工藝有一定的啟示作用。

屋頂 陶樓的屋頂為廡殿頂，單獨建造置于樓體上方，作為整個器物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廡殿頂主要由1 條正脊和4 條垂脊組成，因其構造形成了四面斜坡，故又稱四阿頂。在漢代陶樓的屋頂式樣中有廡殿、歇山、懸山、硬山與攢尖5 種，不同的屋頂樣式蘊涵著不同等級的政治、倫理意義。其中最顯貴的屋頂即為廡殿式，從現實中漢代樓屋形制分析，廡殿頂主要用于官署禮制建筑以及貴族庭院建筑，往往施建為廳堂的頂部。由此來看，該陶樓所體現的規格應該較高。

窗戶 陶樓的窗戶共有8 扇。二層4 扇，其正面2 扇、兩側面各1 扇；三層有4 扇，其四面各有1 扇。所有窗戶均為固定扇，尺寸皆相同，其中窗框內木格呈菱形，長9.5 厘米、寬6.5 厘米，窗框長11.5 厘米、寬8.5 厘米。從窗戶與陶樓的黏結看，窗戶為獨立制作成型，然后用黏土將窗戶粘在陶樓預留的窗洞上。值得注意的是，三層正面在窗戶右側還留有一長方形開口，長9 厘米、寬6 厘米，原發掘簡報稱其“窗子被打開”。雖然不完全排除其作為窗戶的可能，但從外部看，在其下部安有一橫階，與其他窗戶外部顯著不同；由內看，陶樓內部整體空曠并無裝飾，然而在此開口下以及二樓正面窗戶下兩處向內延展出一個長方形平臺，寬約6.5 厘米。故推測這一開口應為帶有內部平臺的一處登高看臺。

樓門 陶樓開有一處樓門，位于一層正面左側（按樓門方向為準，下同），呈敞開狀，門寬12 厘米、高12.5 厘米。樓門由兩扇門板組成，左側門板寬7 厘米，右側門板寬5 厘米。這里值得注意的有兩點：首先，左、右門扇并不相若，其尺寸大小有別；其次，盡管門板作敞開狀，但通過測量發現兩扇門板的總寬度與門框的寬度是一致的，這從側面反映了陶樓在制作時十分注重求真和細節的把握。

樓體內部裝飾 陶樓內部并沒有進行特別的裝飾，但一些細節還是值得注意的。如窗子內部下端所置的長方形平臺以及一層與二層之間在內部用刻畫線的形式將兩層樓體明確分開，這些細節體現出陶樓的部分造物理念，即陶樓對現實樓閣的強烈映射。雖是隨葬明器，制作空間有限，不能將所有現實的建筑要素體現全面，但該樓在制作時盡可能地用象征性的手法表現出一座真實樓閣的基本情況。

陶俑 共4 個，排列于一層的外部平臺。通過觀察陶俑底部與所置平臺的黏結痕跡，可以對每個陶俑的原始位置做出還原。樂俑并排表演，從左至右依次觀察。第1 個俑，雙手執簫，左手在上，右手在下，吹奏時樂器斜置于腹部右側，頭微揚起；樂俑頸部沒有刻畫服飾線條，手腕處有兩道服飾線條；跽坐，鼓腹，露臍。第2 個俑，雙臂平置胸前，雙手執排簫，頭微低，口部呈張開狀；頸部與手腕處刻畫有兩道服飾線條；跽坐，鼓腹，露臍。第3 個俑，頭向左轉，左手抱頭、右手撫膝；頸部、胸前與手腕刻畫有服飾線條，頭戴尖頂帽；跽坐，鼓腹，露臍。第4 個俑，雙手高揚擊掌，頭向右轉，口部大張；頭戴尖頂帽，手腕處刻畫有兩道服飾線條，但上身赤裸，雙乳露出；跽坐，鼓腹，露臍。4 個陶俑尺寸較為一致，高度皆為9 厘米左右。（圖2）

圖2 陶俑

漢代的表演陶俑主要可分為樂俑、舞俑以及百戲俑。其中，樂俑包括奏樂俑、聆聽俑、擊掌俑和歌唱俑等類型[2]。4 個陶俑中，左邊二俑為奏樂俑無疑，右邊二俑皆口部呈張開狀，并一人擊掌、一人似作聆聽狀，二者可能在聆聽與擊掌的同時進行演唱，由此可知4 個陶俑共同構成一個完整的樂俑表演團體。此外，該陶樓樂俑的設置，應該是此器物制作的重點所在。首先可以觀察到陶樓較為封閉且呈現簡約的風格，這說明其制作的意圖并未放在陶樓細部的精雕細琢，而更專注于樂俑表演，這一布局可謂畫龍點睛，讓陶樓充滿靈動。其次，樂俑的設置，也使得陶樓在滿足墓主人死后繼續寓居高樓瓊閣、安享美好生活的同時，平添了笙歌不絕的仙幻佳境。

紋飾 陶樓主要的裝飾紋樣為柿蒂紋，整個建筑共發現有12 處飾有柿蒂紋裝飾。其中一層腰檐正面垂脊前端2 個，二層腰檐四周垂脊各1 個，廡殿頂垂脊飾有4 個，正脊飾有2 個。所有柿蒂紋形制尺寸相同，直徑皆為6 厘米。柿蒂紋脊飾是漢代陶樓屋頂常見的一種裝飾符號，同時也是銅鏡、畫像石中常見的紋飾，主要為四葉花瓣向四方展開的形象。我國古代文獻中記載柿蒂為“木中根固柿為最”[3]，李零在闡述其寓意時指出戰國秦漢流行的柿蒂紋花瓣指向四方大地，是宇宙圖式中的天穹之花[4]。若如其所述，該紋飾隨葬于墓中便有了通四方、貫天地的美好寓意，被當作溝通天與地的中介。這件隨葬陶樓的意義主要為對墓主亡故后美好世界的構建，而陶樓上多處的柿蒂紋裝飾，應該是為了更好地加強這種象征寓意。

二、制作工藝

陶樓在制作過程中采用了多種方法，進行了多道工序，下面從拼接痕以及施釉痕跡等細節觀察，對其成型手法以及工序進行探討。

塑模 塑模即在器物施釉及燒造前塑好模型，該陶樓主要可被拆分為3 部分，即一二層樓體、二層腰檐加三層樓體和樓頂。每組模型的完成主要運用了拼接與貼塑兩種方法，其中拼接的方法塑造了模型的主體框架，貼塑主要是對整個陶樓進行裝飾，其貼塑樣本大量采用了模具制成。第一組模型即一、二層，主要由底面、正面、側面及后面4 塊陶板拼接而成，陶板應在拼接之前留出門窗等開口部位，陶板厚度為0.6～1厘米。4 塊陶板組合好后從內部用陶泥將其固定成型，從內部可見到陶泥自下而上均勻涂抹于陶板拼接處的痕跡。腰檐單獨制作成型后拼接于一、二層的中部。從陶俑的底部釉面與平臺的黏結痕跡來看，其是單獨制作成型后置于平臺上與樓體一同燒造。第二部分如法炮制，主要成型方法同第一組模型。第三部分為廡殿式頂，其主要是由4 塊陶板共同拼接為頂部的4 個面。除拼接外，貼塑的手法對整個樓體的細節部位進行了裝飾，包括門板、表演平臺的低矮圍墻、窗戶、腰檐及樓頂上裝飾的筒瓦、瓦當、柿蒂紋等，需要注意的是腰檐上的筒瓦是由半圓柱體的泥條貼制的，并在其前端另裝飾有單獨成型的小圓瓦當，除二層背面的腰檐外，其余筒瓦前端皆接貼有瓦當。通過測量發現柿蒂紋、窗子、瓦當等部件的尺寸與樣式分別是一致的，而且形制稍顯復雜，不易手制，因此在其成型時應該都分別使用了專門的模具。

釉面 陶樓外表通體施綠釉，內部以及底面不施釉。從施釉手法來看，應該是采用刷釉的手法上釉，從窗戶上可以看出，釉從窗戶的小孔穿過滴到內部平臺?，F存釉面磨損較嚴重，釉面脫落部分呈現銀色，在腰檐及頂蓋上最為明顯。相關研究表明，漢代墓葬中出土的低溫鉛綠釉陶器的釉層表面常會失去原有強烈光澤，出現銀白色痕跡，因此這種釉面也常被人們稱為“銀釉”。所謂“銀釉”，實際上是鉛釉的一層沉積物，其形成原因主要是漢代低溫鉛釉長期處于潮濕的環境中，經化學反應在器物表面遺留下富含氧化鉛的物質，由于光線的干涉作用，產生了銀白色光澤[5]。

燒制工藝 陶樓主要拆分為3 個部分進行燒造，分別為前文所述的樓頂、三層樓體、一二層組合樓體。樓頂內部顯示有燒造時殘留下的痕跡，具體表現為頂蓋內部四角分別有一個整齊的凹印，這些印記并不是由于置放于樓體上部磕出的，因此極有可能是在燒造時下面墊有支釘以避免粘連。同時在樓頂表面的垂脊偏中部位置發現了其他器物遺留的黏結痕跡，這有可能是出于提高效率的目的在燒造時疊置了其他器物。

三、歷史內涵考察

陶樓的歷史內涵及其所蘊含的文化意義需要將其置于相關時空背景之下進行觀察。

（一）陶樓的時代特征

陶樓作為明器的出現，多是對現實世界的映射，因此，其出現離不開現實社會中樓閣的發展。我國古代樓閣經歷了較長時間的演變。據河南鄭州小雙橋遺址最新考古材料，發現了以夯土為基芯、具有復雜柱網的三層大型土木結構的高臺建筑基址①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2020、2021 年考古資料。，從而表明至遲在商代中期就已經出現高臺樓閣形制的建筑。當然以往較普遍的認識是，樓閣的出現始于春秋戰國之時，成熟于秦漢之際，并在東漢時期走向世俗化[6]。春秋時期的多層建筑多為高臺式，即人們堆疊土層以筑高臺，然后將建筑建造于很高的土臺之上，同時各層土臺的周邊也建有一層層的檐屋，使整座建筑呈層樓狀，故有“九層之臺，起于累土”之說。當時的高臺建筑主要是憑借壘土來造勢，體現其高大、威嚴以及接天通神之感，這也是后代樓閣出現的造物理念。當然樓閣的興起也與軍事性質的活動相關，《墨子》一書中即有多處有關城樓、望樓等軍事防御設施的敘述。文獻中出現了對于民間樓閣的記載，《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云：“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躄者，槃散行汲，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边@表明戰國時期樓閣已發展于民間。秦至西漢時期，多層木結構建筑得到了很大的發展，獨立的重屋式建筑開始大量出現。東漢時期我國多層木結構建筑開始被廣泛應用，如《后漢書》記載，當時的官宦之家“皆競起第宅，樓觀壯麗”“高樓池苑，堂閣相望”。這說明樓閣從建筑技術、形制種類以及分布數量各方面均發展至新的高度。孫機將東漢時期的樓分為供居住的樓、城門上的譙樓、市場中的市樓、倉儲的倉樓、瞭望的望樓等[7]。

從上述樓閣發展歷史來看，到東漢時期“樓”這一建筑才正式世俗化、多樣化，這也為這一時期用陶樓作為隨葬明器的流行性葬俗提供了可資參考的歷史背景。據相關統計，陶樓作為隨葬明器的葬俗始于西漢晚期而盛行于東漢[8]。在隨葬陶樓的形制方面，多位學者也大都從功能出發對陶樓進行了分類。如有研究者將建筑明器分為單體建筑、群體建筑。單體建筑有亭榭、倉房、樓閣、闕觀、塢堡等；群體建筑有一進四合院或三合院，多進或多進多路的院落等[9]。也有研究者將陶樓分為倉樓、望樓、臺榭、樓院、百戲樓等5 類。[10]由此來看作為隨葬明器的陶樓無論從流行時間還是從形制種類，都與現實的發展應是同步的。此外，東漢時期厚葬成風，至東漢晚期更盛，這一時期墓葬形制種類多樣，地方豪強與官吏的墓室規模往往較大，多使用帶長斜坡墓道的多室磚券墓，等級高者有前、中、后三室，且開有多個側室[11]，這也進一步促使了陶樓這種彰顯煊赫地位的明器的盛行。張灣出土陶樓年代為東漢晚期，墓主人應屬當地的豪強望族，這一現象正體現了現實樓閣以及陶樓明器發展的時代性，成為東漢時期樓閣世俗化、多樣化發展以及事死如事生、厚葬成風習俗的縮影。

（二）陶樓的空間特點

為更好地考察其空間特點，我們將其置于該遺物埋藏的時空背景下，與其周圍地區兩漢時期陶樓進行對比。此件陶樓出土于今河南省西部的靈寶市，該地在兩漢時期屬弘農郡所轄，為兩漢時期經濟與政治的核心區域，該區域內的墓葬風俗與文化面貌較為統一。因此，我們以兩漢時期弘農郡及其鄰近地區出土陶樓為主要的比較對象。

通過對兩漢時期弘農郡及其周圍地區考古出土的陶樓進行整理歸納后，我們按陶樓形制及功能大致可將其劃分為A、B、C、D4 種類型。

A 型陶樓 應為亭榭或是水榭，顯著特征是樓體作大量鏤空，下部一般有盤狀容器擬水池，陶樓或是其下部水池多置有人物或動物俑。此類陶樓數量較多，且出現時間較早，以漢代弘農郡所轄區域（現河南三門峽及周邊地區）為集中分布區。東漢中晚期同類型陶樓分布至南部的河南淅川縣以及東南部的淮陽縣。根據樓體與下部水池的比例不同，A 型陶樓又可分為Aa 與Ab 兩亞型，前者樓體高大、水池相對較小，后者水池部分相對較大而樓體低矮。（表1）

表1 A 型陶樓①表內所有河南區域陶樓圖片均來源于河南博物院編著的《河南出土漢代建筑明器》一書，大象出版社2002 年版。后表與此同。

B 型陶樓 應為倉樓，顯著特征是樓體皆開有多個通風窗口，大部分帶有院落。根據陶樓結構，B 型陶樓又可分為Ba、Bb 與Bc 三亞型，其中Ba 型單體帶院落，Bb 型為帶通道的復合型，Bc 型單體無院落。Ba與Bb 型陶樓出土數量雖然較多，但分布區域較為集中，主要在漢代河內郡所轄區域（現焦作及其周鄰地區），Bc 型陶樓擴展至南陽，但不管形制還是數量皆有較大的差別。（表2）

表2 B 型陶樓

C 型陶樓 應為望樓，顯著特征是為一結構完整的多層陶樓，陶樓上往往有駐足望遠的陶俑。C 型陶樓據其是否帶有院落，又可分為Ca 和Cb 兩亞型，Ca 型下部帶有一院落，Cb 型無院落。C 型陶樓分布范圍較廣，但其裝飾風格在不同地區略有差異。例如：屬于兩漢時期弘農郡治下的河南靈寶、陜縣以及陜西潼關[12]三地出土陶樓皆為Ca 型，其中陜縣與潼關出土陶樓在樓檐的紋飾方面體現了強烈的相同風格特點；河南東北部的南樂縣及與其鄰近的河北沙河[13]出土的皆為Cb 型，兩地陶樓外觀與窗飾風格極為相似；另外河南博物院征集的一件陶樓與河南內鄉縣出土的一件Ca 型陶樓極為相似，包括底層院落的設計以及窗飾風格都較為一致，按其風格類型我們可以初步推測該陶樓的原始出土地點極有可能在內鄉縣及其鄰近地區。（表3）

表3 C 型陶樓

D 型陶樓 應為百戲樓，與陶樓相伴隨的是有表演的陶俑放置其中。依據表演陶俑的演出位置可分為Da 和Db 兩亞型，其中，Da 型的表演陶俑置于一樓，Db 型的表演陶俑置于二樓。本文所述張灣陶樓便屬于Da 型樓，與D 型其他陶樓相比更顯莊重、氣派，無論裝飾風格還是演奏陶俑也皆有明顯區別。（表4）

表4 D 型陶樓

由以上類型學分析可以得到以下基本認識：其一，在時間上陶樓作為高等級墓葬中隨葬明器的習俗主要集中出現于東漢中晚期；其二，從形制特征看陶樓種類多樣且制作精美；其三，陶樓的類型多以地理空間為界限展現出強烈的區域風格特征。

本文所觀察漢代陶樓的空間區域為兩漢時期的政治核心區域，盡管該地區內喪葬習俗及文化面貌較為一致，但從上述4 種主要類型陶樓的出土情況看，陶樓作為一種高等級隨葬品雖然廣泛發現于漢代貴族墓葬中，但在不同的區域內陶樓風格迥異，即每一地區存在側重以某種類型的陶樓進行隨葬的習俗。例如A 型陶樓主要以漢代弘農郡治下發現最為集中，其中今河南三門峽地區出土的所有A 型陶水榭又體現了強烈的相似風格，與淅川等地出土的陶水榭形成明顯差異。B型陶樓主要以漢代河內郡治下出土最為豐富，其中又以焦作占比最大，鄰近的武陟則受其明顯的影響，而距其較遠的南陽雖然出土有同類型者，但風格也明顯不同。C 型陶樓分布多地，然而可以觀察到漢代弘農郡治下的區域內所出皆為Ca 型，且無論陶樓院落的布局還是腰檐的裝飾都體現了極高的相似性。

此外，上述認識還可以從其他地區出土的陶樓情況得到進一步說明。如在南陽地區出土有一種二層陶樓，該種陶樓形制較為統一，即在樓前往往帶有圈墻圍起的院落（表5），有研究稱其為“樓院”[9]。這種陶樓形制雖然也如B 型陶樓一般是一座樓體帶有一個院落，但顯然無論從樓體層數、頂樓位置等結構還是窗戶數量等細節皆表現出明顯的差異性。據目前所見材料來看，這種東漢早中期“樓院”的分布區域主要為南陽地區，區域風格極其鮮明。

表5 陶樓院

從上述漢代陶樓的隨葬空間分布特點出發，可以對張灣陶樓有進一步認識。首先，該陶樓盡管屬于陶百戲樓的一種，但在具體的裝飾風格與布局方面同其他樂舞百戲樓存在顯著差別。從陶俑的表演形式來看，該陶樓的樂俑數量較多且于室外進行演奏，而其他陶樓的表演則列陳于樓內。從陶樓的裝飾風格來看，該陶樓的裝飾多集中于樓體的外部，而其余陶樓則在內部做出較多鏤空及裝飾設計。其次，結合不同區域形制各異的陶樓可以看出，無論是百戲樓、水榭、倉樓還是望樓，其作為隨葬明器的主要意圖是表現墓主人尊貴的地位以及對極樂世界歌舞升平美好愿望的寄托，而具體的形制風格或是樂舞表演的形式則沒有較為刻板的統一標準。

四、結語

對考古發掘出土遺物研究的目的之一是全面再現古代社會生活圖景，這就需要更多地去發掘出遺物本身的歷史文化信息。因此本文在重新認識這件三層綠釉陶百戲樓的過程中對形制、制作工藝與文化內涵三方面進行了論述。

首先，利用測量數據對陶樓形制尺寸做了細節的描述，并通過對陶樓“門”“窗”“樓板”等構件的觀察得出該件陶樓在建造時符合現實中陶樓的造物觀念，對其尺寸與結構都有更準確的把握，可以對研究漢代社會中現實樓閣的結構提供有意義的參考。其次，通過陶樓的拆分組合與黏結痕跡，我們初步再現了該陶樓的制作工藝，揭示了其塑模、拼接、施釉等成型工藝，有意識地將審視陶樓的視角從單純的藝術品轉向手工業生產等方面。

對其文化內涵的解讀主要從時代特征與空間分布兩方面展開。首先在時代特征方面，通過梳理陶樓發展的時間軸線解讀出東漢晚期綠釉陶器工藝的成熟、豪強地主莊園的發展、樂舞表演的流行、厚葬之風和升仙理念的盛行以及現實樓閣的大發展等諸多因素，是其產生的時代背景。此件陶樓的制作工藝、紋飾寓意、樂俑形態等也無不映射著這一時代特征，并深刻地再現了一定的社會風貌，是漢代隨葬陶樓中的代表性器物之一。在對此件陶樓的地理分布進行分析時，本文以陶樓的類型與風格特征作為分類依據，將各地出土陶樓聯系起來，通過梳理，我們認為相似風格的陶樓往往較為集中地分布于某一區域，形成各地區的顯著風格特征。如大型連體式的倉樓多集中分布于焦作地區，帶有盆形水池的陶水榭則主要分布于三門峽及其周邊地區，而本文所述的這件陶樓與其他陶百戲樓的顯著差異也體現了這一特點。這也從側面反映了漢代文化中統一性與多樣性的結合，其中廣泛使用陶樓作為隨葬明器的葬俗以及普遍出現樂舞等內容表現的是漢代文化中的統一性，體現了漢代社會上層中樂舞表演的廣泛盛行；而不同地區陶樓形制特征的差異反映的則是漢代文化中的多樣性，陶樓的種類繁多，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區風格，展現出東漢時期各地文化的繁榮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