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州地區早期文化交流與交融

□吳倩 劉彥鋒

歷史上，鄭州居“天下之中”的地理位置和綜合交通樞紐地位使得鄭州具有 “居天下之中”且不可取代的地理區位優勢。圍繞中原地區，我國中部自古便形成了綿延不斷的豫西、關中東西向與伏牛山、嵩山、太行山東麓南北向十字形的交通要道與文化古道，橫向呈一條東起開封及中經鄭州、洛陽、三門峽而達西安的長約600 公里的廊道，且自東向西有伊洛河、畛河、澗河、青龍澗、蒼龍澗、弘農澗、沙河、陽平河、渭河等與黃河貫通，縱向在嵩山、伏牛山、太行山的山前形成了長達1000 多千米的南北向古今交通要道，這個十字要道不僅促進了古代中國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而且對于文化的傳輸和交流更是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要道沿線至今保存著大量的歷史文化遺存，足以說明以中原地區為中心的中國境域內古文明的發展歷史是多么的鮮活與豐富[1]。

鄭州地區具有古代四大水系中的三水即河水、濟水、淮水共濟之優勢，是中國古代濟水發源地，是古代黃河 “河水”也是現代黃河河水補給地，是古代淮水也是現代淮河主要支流潁河發源地，由此三水組成水網而滋潤萬邦。歷史上，河南境內的賈魯河（最初稱“鴻溝”）是黃河中下游的中原腹地上連接黃河與淮河的一條非常完整的航運水系，賈魯河開鑿于戰國時期，當時稱“鴻溝”，開鑿后北引黃河水，東引圃田水過開封，向南連接淮河水，最終溝通了黃河和淮河，連通濟、睢、潁、汝、歲、泗、濮、丹等河流，形成了當時黃淮平原上完整運河網，成為戰國時黃河下游最大的人工水運交通網。唐宋時期，賈魯河是唐宋王朝依賴的骨干漕運河道。隋唐開鑿京杭大運河，始于洛陽，經過鞏義到達鄭州北部的滎陽故城，在此以鄭州為中心點，向北經過永濟渠到北京，向東南通過通濟渠、邗溝、江南河到達杭州，運河走勢呈現出一個巨大的“人”字，呈扇形覆蓋中國中東部，而鄭州恰好處于其中心地位，借助大運河的河水使中原文明順水而下，形成跨地域的文化吸納與輻輳之勢。鄭州的通濟渠（時稱汴河）是大運河上價值最高的一段，借助鴻溝（賈魯河）、浪蕩渠、睢水等直通淮河，成為縱貫南北大運河的中心段，北宋時成為僅次于汴河的第二大運河，其航道通過淮水直達長江。賈魯河的漕運功能持續了2000 多年，元明清時期漕運依然很興旺，在黃河下游的中原水運網交通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一、舊石器文化時期

依靠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鄭州地區從舊石器時代便成為文化交流中心。

鄭州，位于中國大陸腹地，河南省的中部，是現代中國及東亞大陸南北與東西交通的樞紐，也是更新世期間早期人類遷徙與文化交流的必經之地。鄭州市目前發現舊石器文化遺址及動物化石地點400 多處，主要分布在滎陽、鞏義、新密、新鄭、二七區一帶的淺山和丘陵地區，其中滎陽織機洞遺址距今10 萬年，稱為“中原第一洞”，織機洞遺址石制品中多臺面石核多于單臺面石核，單刃石器多于多刃石器，是中國北方主工業的特點，織機洞石制品組合也具有這樣的特點。從時代上考慮，它是已知（洞穴類型）北方主工業分布最南、時代較早、石制品最豐富的一個組合。其地理位置處于中國的中部，從文化交流角度看，它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具有舊石器文化南北交流甚至于哺乳類的南、北遷徙的驛站的作用。鄭州老奶奶廟遺址距今3 萬—5 萬年之間，位于中國與東亞大陸核心地區的嵩山東南麓，也是晚更新世人類與文化向南北與東西方向遷徙與交流的中心。

登封西施遺址距今22000 年左右。該遺址地層清楚、文化遺物典型豐富，史前人類生產石葉各環節的遺存均有發現，完整保留了舊石器時代居民在此處理燧石原料、預制石核、剝片直至廢棄等打制石葉的生產線或稱操作鏈，是我國及東亞大陸腹地首次發現典型的舊石器時代晚期石葉工業遺存。在中國的中原腹地，也是東亞大陸的核心地區，亦有典型的石葉工業存在。西施遺址正是系統應用石葉技術的史前人類的文化遺存。

石葉技術的廣泛應用也被視作是現代人行為出現的重要標志[2]。因而石葉技術往往被視為外來因素，與中國舊石器文化發展主流無關。地處中國及東亞大陸腹心地帶的西施遺址典型的石葉技術的發現，特別是以中、小型石葉占主導地位的技術特點，與水洞溝等發現明顯不同。這一發現顯然有助于追溯石葉技術之源流，并且可以進一步認識中國及東亞地區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發展特點[3]。

近年來在鄭州地區及周邊舊石器時代晚期還發現一系列重要遺址，豐富的文化面貌意味著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在本區的蓬勃發展，而其中也勢必存在不同文化和人群間的相互接觸、沖突、交替等[4]。

二、新石器文化時期

文獻記載，到新石器時代，炎黃部落東遷進入中原腹地，活動區域都在現在的河南省境內鄭州地區或周邊，與此同時，東方的東夷族群如太皞、少昊，以及南方的苗蠻族群等也曾分別由東向西、由南向北向以鄭州地區為核心的中原腹地匯聚，炎黃、東夷、苗蠻三個族群在中原腹地遷徙匯聚，展開了歷史上最早的“逐鹿中原”之舉，最終以炎黃族群結成聯盟、黃帝族群取得中原地區的主導地位為結局，使中原地區形成了以炎黃為中心的族群聯盟，中原族群的影響力開始擴大，最終黃帝建國定都在有熊，即今天的鄭州新鄭，奠定了國家雛形的基礎。至龍山時代，以堯舜禹族群為中心形成的大范圍的晉陜豫族群聯盟，也為中原地區率先進入國家階段奠定了必要的社會基礎。這從考古學上中原鄭州地區仰韶文化、龍山文化具有大汶口文化、曲家河文化等特征的發現可以得到印證，當時中原地區的黃帝族群確實與四方族群相互交融，在不斷吸納、交融、匯聚、發展的過程中，形成了以中原鄭州為中心的國家雛形和疆域版圖。

從考古材料看，裴李崗時代中原地區與海岱地區文化交流的趨向上是以河洛地區對海岱地區的影響占據主導地位[5]。

裴李崗文化蓄勢中原，通衢八方，帶動影響了周邊文化的演進與發展，使中國廣大區域出現了明顯的裴李崗化，使黃河中下游地區在距今7000 年左右初步形成了一個文化面貌較為統一的文化圈。其先進的文化因素又被后繼的仰韶文化、龍山文化傳承、改造，并在廣泛吸收黃河下游、長江中下游、西遼河流域先進文化因素的基礎上進行交融、損益，最終造就了中華文明在中原地區的誕生。裴李崗文化是中華文化的基石，是黃河文明的肇端，孕育了中華文明[6]。

海岱地區后李文化與中原地區裴李崗文化（圖1）有非常廣泛的文化交流，互相影響[7-8]。二者存在著一些共同的文化因素。如都發現淺地穴或半地穴式房子，橢圓形和圓形筒狀窖穴。墓葬都以單人仰身直肢一次葬為主，均為土坑豎穴。排列整齊有序。陶器均以夾砂陶為主，器表均有涂陶衣現象，陶色以不純正紅陶和紅褐陶為主，并見夾云母和蚌片現象。器形方面，二者都有敞口缽、假圈足碗、敞口盆、牛角形陶支腳等。石器均見斧、鏟、礪石、磨盤、磨棒、錘、研磨器等。骨、角器都有錐、鏢、鏃、鑿等。裴李崗時代，是以裴李崗文化對后李文化的單向文化傳播為主，很難見到后者對前者的影響[5]。

其次，創新管理機制。管理機制創新是指通過創新激勵機制、懲罰機制、培訓機制和競爭機制，進一步完善科研管理體制，完善科研評價體系，從而激勵農業科技人員投身科研。不斷創新管理機制，尋求科學、自動化和系統的管理。

圖1 河南省裴李崗文化遺址分布圖

華北早期新石器文化，面貌各不相同，各有特色，又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共同的特征。裴李崗文化在華北早期新石器文化中，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其中對磁山文化的影響較大，因此在磁山文化面貌上，形成了比較多的裴李崗文化特征，在磁山文化中出現的與裴李崗文化相似的特征，如裴李崗文化和磁山文化的石器都有相類似的石鐮、石磨盤，陶器中也有小口雙耳壺、三足缽、深腹罐等。尤其是小口雙耳壺和三足缽的形制，幾乎沒有多大差別。此外在陶器紋飾上兩者也有蓖紋。應該是受裴李崗文化影響的結果[9]。

裴李崗文化一支沿丹江、漢水西遷，遷至漢中地區。漢中盆地是我國亞熱帶的北部邊緣，土地肥沃，雨量溫濕，十分適宜于農業生產。因此，裴李崗文化在這里很快得到了發展，以后又進入了關中地區，對那里的老官臺文化也產生了較大的影響。與當地的老官臺文化一道發展，共同創造了燦爛的半坡類型文化[10]。

新石器文化中期仰韶文化與海岱地區北辛文化時期兩地的文化交流得到了進一步加強。例如，滕縣北辛遺址的小孩甕棺葬（M702、M703）[11]，顯然是受到來自中原地區仰韶文化的影響，北辛遺址中發現的一些彩陶紋飾，同樣是受中原地區仰韶文化影響的結果。在仰韶文化早期階段，海岱地區的北辛文化和中原地區和早期仰韶文化之間，明確存在著文化上的往來與交流。雙方之間的交流以互相影響為主，其趨向似以中原地對東方的影響稍占上風[12]。

如果說仰韶文化前期對周鄰文化的影響是主導方面，而且十分顯著的話，那么仰韶文化后期則出現了一個明顯的轉變，文化影響的主導方面倒過來了。大溪文化和屈家嶺文化都吸收了仰韶文化的因素，仰韶文化的影響已經南到長江沿岸。在河南禹縣谷水河、鄭州大河村仰韶文化遺址中都發現有屈家嶺文化的遺物，屈家嶺文化的影響已北至黃河南岸。由此可見，長江與黃河之間是仰韶文化和屈家嶺文化相互影響的地區[13]。鄭州—伊洛地區到處都可以看到從南方的屈家嶺文化和東方的大汶口文化傳來的器物，一些房屋建筑的形式也受到南方多間式房屋的影響。這種影響的積極方面大致有二：一是造成了文化的復雜化和豐富多彩，二是外部的壓力引起了內部的反彈，從而加強了自身的進取精神[14]。到大汶口文化晚期，鄭洛地區所謂的“龍山文化早期”遺存中大量出現大汶口文化器物，一些墓葬中出土了成組的大汶口文化器物，甚至豫西晉南廟底溝二期文化和陶寺文化的遺存中也可以見到大汶口文化晚期遺存。魏興濤先生指出，廟底溝二期文化的形成，就是在仰韶文化晚期的基礎上大量吸收大汶口文化和屈家嶺文化的因素才得以實現的，中原地區再次顯示出其作為文化熔爐的歷史特性[15-16]。

在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時期，由于文化發展的不平衡，中原實力強大而周邊相對落后，文化傳播以中原對周邊影響為主，到仰韶文化晚期，周邊諸原始文化發展起來，其實力又超過中原地區，此時，文化傳播便表現為周邊對中原的傳播為主。大汶口文化的傳播給中原地區帶來了先進的生產技術，為中原原始文化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大大促進了史前民族大融合，為中國古代文明最終在中原地區的形成準備了條件，奠定了基礎[17]。

仰韶文化融合、擴張的過程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借裴李崗文化南北融合的東風和復合式農業經濟基礎不斷向黃土地帶擴張；第二個階段是粟和豆對黍大幅替代，進一步優化作物結構，深化農業經濟的重要作用，支撐人口持續增長，在晉豫陜三角的河谷與黃土臺塬地帶完成半坡與后岡等早期地方類型的進一步融合，實現以廟底溝類型為代表的文化統一，并啟動了第二輪更具深度的整合與擴張；第三個階段是其后期經歷大擴張之后的再次地方化離析乃至于解體[15]。

石家河文化對中原地區的影響經歷了早晚兩個階段。早期主要影響廟底溝二期文化、大河村五期文化、孟莊龍山早期文化，影響區域集中在豫西、晉南、豫中及豫北地區，這可能和大汶口文化的強勢擴張有關，豫東的全部及豫中的部分地區屬于大汶口文化晚期尉遲寺類型的分布區。晚期石家河文化對中原地區影響更加強勢，對王灣三期文化、后崗二期文化、造律臺文化都有或多或少的影響，影響范圍主要向東擴展，到達豫東、魯西南、皖西北地區[18]。

龍山時代晚期前段文化交流趨向上以河洛地區對海岱地區的影響稍占上風，而后者對前者的影響則相對較弱。兩地區的史前文化正是在相互交流與相互影響中，各自吸收對方先進的文化因素來不斷地豐富、壯大和發展自己，從而逐步地向文明社會邁進。二里頭文化即夏文化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在雙方相互交流與融合的基礎上而形成的[5]。

學界認為王灣三期文化屬于華夏族的遺存，石家河文化則屬于三苗族的遺存。而大禹所處時期大體即是與龍山時代晚期后段相當。據文獻記載，大禹時期兩大集團之間確實發生了一場戰爭，戰爭的結果是華夏集團取得了空前勝利，而三苗集團的勢力則受到了極大削弱?！坝碚魅纭?，大大拓展了王灣三期文化的分布范圍，同時也強烈影響了江漢地區史前文化的發展進程，它不僅將中原地區的先進文化因素播遷到江漢地區，而且也把后者的優秀文化因素帶回到中原地區，進而為二里頭文化的興起奠定了堅實基礎[19]。

以中原文化為母體的華夏文明，正是在同周鄰諸文化反復交往、折沖中，不斷汲取異文化的先進因素，融合、改造進入中原地區的外來文化，不斷改進，不斷壯大，不斷發展的[21]。從五帝時期開始，傳統的華夏部族就與其他不同部族有接觸與糾葛，橫跨夏商周三朝，華夏部族與苗蠻、東夷部族之間相互融合。到了春秋時期，中原地區已經有很多少數民族與漢族共同居住的局面，通過血緣、文化等多方面的融合從而促成了漢民族的形成與發展。

三、秦漢以后時期

隨后在魏晉時期，西域各地紛爭迭起，魏晉統治者對西域文化頗為重視，苻堅以及呂光父子，為溝通西域文化與中原文化的融合作出了巨大貢獻，進一步暢通了絲綢之路。中原與西域之間的政治經濟連接也日益緊密，由此大大促進了西域文化與中原文化之間的碰撞、吸收與融合，奠定了隋唐時期多民族文化發展的基礎。到了隋唐、宋朝時期，中原與西域文化之間的交流依然密切，不斷融合，對中原文化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宋朝之后，金、元等時期，隨著少數民族遷入中原，文化之間的融合更加強烈，諸如女真人、契丹人逐步融入漢族，形成了聚居的形態。特別是在元朝統一之后，蒙古士兵的遷入，實現了“與民同耕、橫亙中原”的態勢，不同民族之間的界限已經不那么清晰。到了明朝時期，處于中原地區的少數民族已經開始改漢服，去胡語、去胡性，與漢民族越來越相融。清朝時期，滿族的進入，為中原文化帶來了新鮮的血液，使得中原文化更加飽滿。進入近代之后，中原文化在現代文明的發展影響下，又展現出新的特征，中原文化進一步擴展對外交流，從而增強了與其他文化不斷碰撞、吸收、融合的魄力。

四、鄭州地區宗教的融合與交流

作為中華文明的重要發源地，鄭州地區以“天地之中”理念的強大文化凝聚力吸引著儒佛道三教興起、匯聚和交融，形成了儒、佛、道三教薈萃的局面。千百年來，三大宗教都在鄭州地區建立傳教場所，促成鄭州成為中國主流宗教最早的發源、傳播之地。由于儒、佛、道三大宗教固有“出世”的觀念，圣、佛、仙行修持、修煉傾向于遠離塵囂，因而佛寺、廟宇、宮觀多建于在山間，從而成就鄭州地區的“中岳”嵩山成為世界著名的宗教圣山。2000 多年來，儒、佛、道三教匯聚在鄭州的嵩山區域，相互交融，不斷發展，再加上皇家祭祀文化的融入，從而形成了獨特的三教合一、并行發展的傳統文化，使得鄭州地區成為中國獨有的三教融匯之圣地。

鄭州地區匯集了以嵩陽書院、少林寺、中岳廟為代表的儒、佛、道著名圣地，這在中國的其他地區是少見的。千百年來，儒、釋、道三教在這里匯聚、發展、融合，共同鑄造了鄭州地區傳統文化，形成了獨特的三教薈萃局面。

縱覽歷史，從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到漢代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學一直占據正統地位。兩晉南北朝時期佛教快速發展，同時道教經過寇謙之整頓也影響日盛，佛教、道教的興盛沖擊了儒家的主流地位，構筑了儒、釋、道三教并立的局面，這一時期沖突與融合并存，但融合始終是主流。下面循著歷史發展的脈絡，分別從佛學吸收儒道之學、儒學融合佛道理論、道教融匯儒佛學說以及三教合一的現實存在和表現四個方面闡述三教在鄭州地區的融合發展文化現象。

三教合一、三教相互滲透的文物例證在鄭州地區比比皆是，這在其他地區是罕見的。嵩山地區寺廟林立，和尚、道士經常說的一句話就是“天下佛道是一家”。少林寺地藏殿內原有二十四孝圖壁畫，現在部分寺院中還有二十四孝的壁畫，這些被佛教徒作為勸善樣本的故事，其實就是儒教的二十四孝故事。佛教進入中國以后，為了與儒教相抗衡，佛教就吸收了許多中國本土文化的內容，而儒教所推舉的“孝道”就是其一。另少林寺從元代福裕起，就依照儒家傳統宗法思想擬定了七十字作為傳法世系譜，而道教也有諸真宗派系譜。中岳廟內立有宋代仿佛教經幢的《御制中岳醮告文》碑，還供奉有佛教的十大閻王。安陽宮內有奉祀伏羲、神農、黃帝的三皇洞，有奉祀孔子、老子、釋迦牟尼的三教洞，還有地藏殿和供奉堯舜禹的殿堂。崇唐觀內的石雕老君造像下部為蓮花須彌座。而老君洞中供奉有觀音、地藏、文殊、普賢，還有佛教寺院才有的鐘鼓樓。峻極宮中也有三教洞供奉三教教主，還供奉有韋陀菩薩。其他廟院中大多都供有觀音等四大菩薩，只不過把她們化為了觀音母等，寺與廟供奉的神大同小異。另外，佛教寺院的眾多石碑上都有盤龍，這也是儒、道文化相融的體現。嵩陽書院本身不同時期曾是三教的活動場所，北魏初建稱嵩陽寺，主要是佛教場所，至隋煬帝改為嵩陽觀，與附近的崇福宮同屬道教圣地，從五代后周時才成為儒教學宮。

最有代表性的三教合一標志則為少林寺中的《混元三教九流圖贊碑》，現存于少林寺鐘樓前，立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 年），朱載堉書丹并篆額，署名曰“三教中人、狂仙載堉書”。此碑上刻了一尊像，從左、中、右三個方向去看，竟然可以分別看成孔子、釋迦牟尼、老子的形象，碑上贊語稱：“三教一體，九流一源，百家一理，萬法一門?！贝吮f明了三教統歸一體的實質，整件作品構思精妙，一團和氣，有著極強的象征意義和深刻的思想內涵，真正體現了儒、道、佛三家“融為一體”和九流同歸之意，是體現三教融合的珍貴文物，堪稱中華一絕。而少室山待仙溝安陽宮的另一通碑刻 《三教圣人圖碑》也是很好的例證，這通碑刻上部有三教圣人像，中為釋迦牟尼，左老子，右孔子，石碑上還有一副對聯：“三人三圣蟠天際地昭日月；先覺先知往古來今振綱?！?，此聯也很好地體現了三教合一思想在嵩山地區的深遠影響。少林寺現存的 《大唐天后御制詩書碑》的背面，也有一幅金代大安元年（1209年）的《三教圣像圖》。少林寺天王殿門外哼哈二將，本是道教里面的人物，此處卻也成了佛門的護法。少室山的蓮花寺經民國重修后改名為嵩蓮宮，山門上刻有“三教九流同歸大道，千崖萬壑合成景觀”的字樣。創建于光緒二十三年（1897 年）的少室山安陽宮，又名待仙廟，一寺承三教，同時供奉著觀音、女媧、孔子、釋迦牟尼等神像，書寫著“才分天地人總屬一理；教有儒釋道終歸同途”的對聯?？梢?，鄭州地區三教合一的例證可謂眾多，無法一一列舉。

縱覽歷史，在數千年的發展演變中，儒道佛三教在鄭州地區相互對立、合作、發展、融合，逐漸形成了三教并行、多元發展的文化系統，以及以儒為主、佛道為輔、融合發展的思想文化格局，彰顯著深刻的思想魅力和永久的藝術魅力，凝聚了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之精華，成為中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縮影和顯著特形，充分展現了鄭州地區中原腹地包容萬物、海納百川的高層次文化特質。其文化形態也將不斷與時俱進，繼續以其強大的普遍性、包容性和融合性，在傳承與發揚中國傳統文化的過程中發揮出關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