嵩山地區仰韶文化的多元融合與社會演進

□劉青彬

嵩山地區地處中原腹心，山多丘廣，水網發達，構成了適合古人類生息繁衍的獨立地理單元，是仰韶文化形成和發展的重要區域。隨著考古發掘工作的深入，學界逐漸認識到這一區域在文化面貌上的獨特性，先后提出了 “洛伊區”[1]“鄭洛地區”[2]“河洛地區”[3]等多種稱謂，以示與其他文化的區別。

受益于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嵩山地區歷來是各方文化匯聚的交流中心。早在裴李崗時代，嵩山地區就以其文化擴張發揮了強大的連接作用，形成了雛形的“早期中國文化圈”[4]。仰韶時代，文化交流和融合持續并廣泛進行，最終形成了獨特的演進模式，在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形成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以往有不少學者對這一區域橫向的文化交流進行過探討，并以仰韶時代晚期海岱地區和長江中游地區對中原的影響為關注重點，為深入研究文明起源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從嵩山地區仰韶遺存文化構成來看，在一定范圍的交流機制下，多元融合與社會演進貫穿了整個仰韶時代，并在社會復雜化加速進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多元融合趨勢的形成

仰韶文化分期以三期說和四期說較為流行，靳松安先生依據新見材料提出新四期說，即棗園期、半坡期、廟底溝期和西王村期，并劃分出各期地方類型，這是目前較具代表性的觀點[5]，也稱為初期、早期、中期和晚期。本文即在此分期基礎上進行討論。

嵩山地區的仰韶文化在形成之初帶有濃厚的裴李崗文化風格，是裴李崗文化的流派之一。從器物風格來看，裴李崗文化中的缽、盆、罐、圈足碗、豆、小口雙耳壺、錐足圓腹鼎等器類在仰韶文化初期延續流行，指甲紋、乳釘紋、劃紋等裝飾風格也得以繼承。但裴李崗文化中典型的三足缽和篦點紋已經消失，彩陶開始出現，弦紋廣泛應用，標志著仰韶時代的到來。

仰韶文化初期遺存發現不多，嵩山地區主要有鄭州大河村前三期、尉氏椅圈馬一期、長葛石固第Ⅴ期等。在外來文化因素方面，海岱地區的北辛文化對豫北冀南地區的潘汪類型影響較大，一些代表性器類也由此滲透到中原地區，并融合本地元素形成了三足釜、釜形鼎、圜底釜等器物。分布于關中和漢中地區的仰韶文化北首嶺類型，蒜頭細頸壺、翻沿盆等器類別具風格，數量較多且演變規律清晰，在嵩山腹地發現的同類器應是來源于此。此外，北首嶺類型中波折紋、三角形松塔紋等彩陶紋樣已經出現，為之后彩陶文化的興盛奠定了基礎，嵩山地區的彩陶文化因素應是來源于此。洛陽盆地西緣的新安荒坡一期也屬仰韶文化初期階段，文化面貌上更接近晉南豫西地區的棗園類型，小口雙耳瓶、筒形夾砂罐等為嵩山以東所不見，而大河村遺址中常見的雙耳弦紋壺和小口球腹壺等也在荒坡遺址中缺失，顯示出嵩山地區在這一時期內部文化交流上的局限性。（圖1）

圖1 仰韶初期文化因素構成

仰韶文化早期遺址發現數量較初期有所增多，環嵩山地區以鄭州大河村前二期和前一期、西山第一組、尉氏椅圈馬二期、洛陽王灣一期和新安荒坡二期等遺存為主要代表。從文化因素構成來看，鼎（盆形、罐形）、罐（夾砂、泥質）、大口缸、雙耳壺、缽、盆等初期文化器物得到繼承發展，外來文化交流也逐步深入。北辛文化繼續通過豫北冀南地區與中原腹地進行交流，釜形鼎普遍見于嵩山周邊，逐漸形成本地化風格，一直延續至仰韶文化中期階段，并向西影響到豫西和關中地區。分布于淮河中游地區的雙墩文化在發生裂變之后，一些零星的文化因素也經由豫東及豫東南地區的石山子類型、武莊一期類型影響到嵩山東麓，早期發現的折腹盆、帶鋬大口罐、鳥首形器耳、鹿角靴形器等應當是屬于雙墩文化的孑遺因素。長江中游地區被大溪文化覆蓋，此時與中原地區也有了一些互動，嵩山地區發現的少量圈足碗在大溪文化非常流行，應當是受到了大溪文化的影響。關中地區的半坡類型自西向東擴張，深刻影響了豫西地區東莊類型的產生，杯形口尖底瓶、雙唇口尖底瓶、夾砂疊唇盆等特色器物遠傳至豫中地區，彩陶紋樣如花瓣紋、豆莢紋和一些幾何紋也開始散播。（圖2）

仰韶文化中期遺址數量猛增，在嵩山地區廣為密布，以鄭州大河村和西山、洛陽王灣、鞏義雙槐樹、滎陽青臺、汝州中山寨等為主要代表。受廟底溝類型強勢擴張的輻射，曲腹盆、疊唇盆、尖底瓶、平底瓶、灶等器物在嵩山地區廣為流行，圓點弧邊三角紋、回旋鉤連紋、花瓣紋、魚紋、鳥紋和蛙紋等彩陶紋樣也隨處可見，中原腹地文化面貌趨向整體統一。廟底溝類型的影響遠抵山東，彩陶斂口缽、曲腹盆、圓點弧邊三角紋、花瓣紋、回旋鉤連紋等因素在海岱地區流行，相對而言，大汶口文化早期向西的影響力則相對較弱，典型的大汶口文化因素很少見于嵩山腹地，一些遺址在灰坑中掩埋豬骨架的現象可能受到了大汶口文化習俗的影響。此時在環太湖地區興起的崧澤文化逐漸向北方擴散，影響到大汶口文化和仰韶文化的分布范圍，敞口折盤高圈足鏤孔豆、直口折盤矮圈足豆、折肩折腹壺以及折肩彩陶壺等指征性器物在嵩山地區也屢有發現。江淮地區與嵩山地區延續著文化上的交流，大河村遺址發現的折腹杯、經緯紋陶球等均是薛家崗文化的特色器物。長江中游地區的大溪文化方興未艾，通過鄂西北、豫西南地區與嵩山地區互有交流，筒形瓶、圈足壺、圈足罐等大溪文化的典型器類已影響至嵩山腹地。（圖3）

圖3 仰韶中期外來文化因素

仰韶文化晚期，隨著廟底溝類型的影響衰減，大河村類型迅速崛起，盛極一時又迅速衰落，文化多元融合的深化程度達到巔峰。典型遺址主要有鄭州大河村、西山、后莊王、西史趙，滎陽點軍臺、青臺，鞏義雙槐樹，偃師湯泉溝，禹州谷水河，汝州中山寨、北劉莊等。這一階段外來文化因素明顯增多，尤其在晚期晚段呈現出爆發式增長趨勢。大汶口中期文化沿豫東的潁水、渦河向中原腹地深入，影響至伊洛河流域，形成了“大汶口文化潁水類型”[6]，背壺、寬肩壺、喇叭口甕、平底尊、圈足尊、豆和盉等東方文化因素大量見于嵩山地區。晚期早段，大溪文化晚期階段的油子嶺類型繼續沿豫西南與中原地區保持交流，圈足壺、圈足曲腹杯、單把杯等器類滲透至嵩山地區。到晚期晚段，隨著屈家嶺文化的興起，大口尖底鍋、瓦狀足鼎、雙腹器（碗、豆、盆）、高圈足杯等典型器物在中原腹地發現數量甚為可觀，顯示出屈家嶺文化北漸影響力的逐步加劇。豫西地區的西王村類型覆蓋至洛陽地區，繩紋、淺籃紋、附加堆紋和雞冠形鋬等流行裝飾風格和筒形缸、斂口深腹罐、斂口甕、帶流罐等器物在這一地區也有發現。此外，嵩山地區偶見的弧腹彩陶碗和垂環紋等則可能受到了豫北地區大司空類型的影響。（圖4）

圖4 仰韶晚期外來文化因素

二、多元融合方式與文化演進

考古學文化之間的互動方式具有多樣性和復雜性，包括并不限于“滲透、借用、融合、同化和考古學文化的分化”[7]，即以嵩山地區而言，直接交流與間接傳播并存，主動吸收與被動涵化交替，顯示出不同文化間的多元融合特征。從本地仰韶文化演進過程來看，不同的融合方式最終形成了不同譜系的多元結構。

仰韶文化形成之初和早期階段，嵩山地區的仰韶文化分布范圍和文化面貌都承襲了本地裴李崗文化的特點，與周邊文化的發展水平大致相當，外來文化的影響也較小，只有零星的文化因素滲入。這些個別因素一般以完全照搬或模仿為主，少量融入自身特征并加以發展，如釜形鼎、小口尖底瓶等都在中期階段完成了譜系的本地化過程。這些融合因素促進了仰韶文化的逐步壯大，為廟底溝期的繁榮奠定了基礎。

隨著廟底溝類型的崛起，仰韶文化開始強勢擴張，對整個黃河中下游地區都產生了強烈影響。盛行的彩陶文化在不同地域類型之間互通和借鑒，使內部文化面貌趨于統一。海岱地區、環太湖地區、江淮地區和長江中游地區的地方文化各以不同的途徑與嵩山地區保持交流，各具特色的文化因素匯聚，體現出中原文明兼容并包的主動吸收，多元文化結構初步形成?？傮w來看，仰韶文化中期以前的交流多以小規模的和平互通為限，對本地文化的壯大起到了有益的推動作用。

仰韶文化晚期，內部區域性分化趨勢加劇，隨著大河村類型由盛轉衰，平等交流的格局被打破，大汶口文化和屈家嶺文化強勢入侵，大量不同風格的外來文化因素隨之涌入，沖擊著原生的文化主體。從成批的外來器物組合來看，被動涵化與抵御成為這一時期文化融合的主要方式。

三、文化播遷及對社會復雜化的影響

傳播與遷徙是廣泛存在的歷史事實，物質遺存的傳播體現著族群的遷徙。學界多以社會復雜化來描述早期文明進程，文化播遷與融合既是促成社會復雜化的因素之一，也是受其影響的結果。廟底溝時代以降，社會復雜化進程加速推進，各地文化擴張影響至嵩山地區，新型社會組織結構和城邑化模式開始形成，這一過程直接影響了后繼的龍山時代“萬邦林立”文化格局的出現。

大型中心聚落興起。仰韶時代晚期早段，大批環壕聚落開始出現，產生了如鞏義雙槐樹、鄭州大河村等大型中心聚落，甚至出現了多進院落的“宮殿式”建筑和高規格的“一門三道”禮儀性規制。多數遺址有著連續而豐富的多期堆積，表明長期的穩定環境保證了社會的持續發展，人口集聚且逐步擴張，層級聚落結構模式形成，區域整合廣度和深度得以提升，鑄就了古國時代的輝煌。

城邑化模式形成。文化播遷是城邑興起的關鍵因素。仰韶時代晚期，嵩山東麓發現了西山、大河村[8]等城址，突出表現了社會復雜化進入新階段。這一時期，大汶口文化向西挺進，“拉開了大汶口人大舉向西遷徙的序幕”[6]，在周口煙草公司倉庫遺址、尉氏椅圈馬、鄭州大河村都發現了大汶口文化墓葬，人骨材料的研究也支持族群西進的觀點[9]。西山城址第四組是新類別文化因素的出現階段，也是城址的始建期，體現了強烈的防御職能。周邊還有多座城址組成的防御鏈條，從側面反映了沖突的激烈程度。

新文化格局開啟。在社會復雜化的背景下，嵩山地區與周邊不僅在物質層面形成了交流網，人口遷移也具有組織和群體性擴散的趨勢，由自發拓荒轉為殖民競地，加速了文化的融合趨勢，是龍山時代文化大融合的先兆，為王國時代的到來奠定了基礎。

四、結語

仰韶時代嵩山地區多元融合的趨勢，肇始于對本地裴李崗文化的傳承創新，形成于與周邊文化的傳播交流。自仰韶文化早期開始，海岱地區、江淮地區、長江中游地區和關中地區的各方文化在此產生碰撞和裂變，從最初零散的交流逐漸變為有組織的擴張和入侵，嵩山地區由此成為各方文化融匯的角逐中心。在文化態勢強弱轉化下，仰韶文化以滲透、吸收、涵化和抵御等多種融合方式，促成了古國文明和城邑化模式向更高層次的演進，深刻影響了早期中國的形成與中原地區的文明化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