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非對稱創新理論的中國區域綠色技術創新實現路徑

朱瑾 許智穎 劉文政

摘要 創新驅動戰略下綠色技術創新是緩解經濟-環境矛盾的重要手段，文章基于“非對稱創新”理論構建的市場-制度-技術三維框架，將其解構為市場化進程、環境規制、政府資助、R&D經費投入和R&D人員投入五個細分指標，使用定性比較分析（QCA）和必要條件分析（NCA）相結合的方法，從組態視角對中國綠色技術創新的區域差異、關鍵驅動因素和實現路徑展開研究。研究表明：①中國綠色技術創新水平的分布呈現明顯的區域差異性和集聚輻射效應，綠色技術創新水平自東部沿海、南部沿海、北部沿海、長江中游、西南、黃河中游、東北、大西北綜合經濟區依次遞減，東部、南部和北部沿海地區集聚輻射效應更為顯著。②NCA方法表明市場化進程、環境規制、政府資助、R&D經費投入和R&D人員投入均是實現20%及以上水平綠色技術創新的必要條件（不充分），其中R&D 經費投入、市場化進程和R&D人員投入必要性更為顯著。QCA 必要條件分析顯示，R&D經費投入是實現綠色技術創新的必要條件，不存在非綠色技術創新的必要條件。QCA 必要條件分析結果集是NCA結果的子集，兩種方法結論互補互證。③QCA 組態分析顯示，實現高水平綠色技術創新的路徑有兩條，分別是技術投入主導下市場驅動型和技術投入主導下自主開放型路徑;導致非高水平綠色技術創新的路徑有兩條，分別是多因素匱乏型和市場局限下資源詛咒型路徑。文章豐富了技術創新理論，凸顯了非對稱創新的中國情境，為中國區域綠色技術創新找動力、補短板、發現可實現路徑提供了具體的政策建議。

關鍵詞 非對稱創新;綠色技術創新;定性比較分析（QCA）;必要條件分析（NCA）;實現路徑

中圖分類號 F207;X321? 文獻標志碼 A ? 文章編號1002-2104（2022）02-0128-12?? DOI：10.12062/cpre.20210629

經濟發展與自然環境兩難兼顧的矛盾是中國經濟發展不可避免的重大挑戰。中國改革開放四十余載，經濟搭乘快車道實現迅速追趕，經濟效益顯著。從改革開放伊始到2018年間，中國 GDP（國內生產總值）從1978年的3678.7億元激增至2018年的900309.5億元，平均年增速達9.4%。但經濟高速增長的背后是能源過量消耗代償，生態環境紅燈頻頻亮起。2019年全國能源消費共計48.6億t 標準煤，同比增長3.3%[1]，中國連續十年在全球一次能源消費排行中居首位。在經濟-環境不均衡矛盾如此突出的背景下，以綠色技術創新手段推進經濟可持續發展才是長久之計[2]。這一問題引起國內外學者們的關注，他們從市場、政府、技術以及國際貿易等多方面展開廣泛研究[3]，并證實市場化進程[4]、環境規制[5]、政府研發資助[6]、R&D 投入[7]、對外直接投資[8]等維度均存在影響綠色技術創新的重要因素。但上述研究主要對單一要素凈效應進行論證，鮮有研究討論多要素組合狀態對結果的影響，且目前研究層面多集中在微觀企業[3]或中觀行業層面[9]，區域經濟層面的研究較少見，缺乏對中國國情的聚焦。針對上述問題，文章采用定性比較分析（QCA）與必要條件分析（NCA）相結合的研究方法解決多要素組合問題，采用非對稱創新理論解決聚焦中國情境的問題。QCA 方法適用于解決多個條件要素的組合及其組態對結果的影響作用研究，NCA 方法能為 QCA 的必要程度分析提供更加精確的依據。魏江等[10-11]提出非對稱創新理論，對中國經濟發展區別于其他國家的特殊因素進行了解讀，指出以強政府制度、大市場形態與弱技術為特征的發展路徑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特有的經濟發展路徑，其中市場-制度-技術三個維度成為經濟發展路徑的關鍵視角。在我國開啟高質量發展新征程、堅持創新驅動發展的新階段，如何立足中國特色探索綠色技術創新的實現路徑就變得格外重要且緊迫。文章從宏觀區域經濟層面對中國綠色技術創新的區域差異、關鍵驅動因素和實現路徑展開研究，使用QCA 和NCA 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從三維組態角度找到實現綠色技術創新的必要條件和充分路徑，對各區域提升綠色技術創新水平提供合理化政策建議。

1 綠色技術創新及其影響因素

1.1 綠色技術創新的內涵

綠色技術創新是以保護生態環境兼顧經濟可持續發展為目的，以研發先進的科學技術或改良當前工藝流程為手段，以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或減少污染物排放為途徑，實現節能減排與經濟高質量發展協同共進的技術創新范式[2]。從廣義來看，綠色技術創新和環境創新、可持續發展創新以及生態創新并無差異，其本質都是為解決資源環境約束與經濟發展矛盾而進行的綠色創新范式[12]。從狹義來看，綠色技術創新又獨具特性，它更突出“技術”這一核心手段所發揮的功能。綠色技術創新水平一般以技術效率評價為依據進行衡量，并大體劃分為投入與產出兩種視角?；诩夹g投入的視角，將研發資金與技術人才數量作為創新源泉，分別賦權加總衡量綠色技術創新水平[13]?；诋a出的視角，選擇綠色技術專利數量為衡量指標[14]。專利是反映區域或國家原始創新能力的重要標準，因此這一指標也得到國外學者們的廣泛認可。 Wagner[15]以及Wurlod等[12]在其研究中均使用了綠色專利數來衡量綠色技術創新水平。

區別于既往的技術創新，綠色技術創新具有“雙重外部性”[16]典型特征。首先，是基于知識、技術溢出效應的正外部性。作用機理在于領先企業開展綠色技術研發、改進并投產入市，這種先發優勢使其搶占細分市場租金，進而激勵競爭對手競相模仿或逆向研發，最終提升行業內技術水平。這一過程是以領先企業獨自支付技術研發成本為基礎，進而使行業內產生技術溢出效應，因此具有正外部性。其次，是基于環境資源公共品屬性的負外部性。作用機理在于企業生產排污所需私人成本低于社會平均成本，導致企業低估生態環境污染后果而過度排放，而外部成本內部化的治理策略增加了企業的經濟負擔，最終抑制企業的綠色技術創新意愿[17]。

1.2 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因素

從內部與外部相結合的視角分析綠色技術創新的驅動因素，既要包含企業自身技術實力，也要兼顧市場機制、政府制度等外界環境的影響?；仡櫦韧嚓P研究，驅動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內部要素主要圍繞 R&D 研發投入、技術研發人員數量、高管團隊認知、企業社會責任等[3，18]展開，其中企業技術能力的強弱尤為受到關注。資源基礎理論認為創新資源的豐富性保障了技術創新能力的來源和可持續性[7，19-20]，技術創新能力的強弱則是支撐綠色技術創新的核心[21]。驅動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外部主體主要是政府和市場。一方面是政府主導下的制度環境，如政府強制性環境規制[22]倒逼企業主動開發綠色技術;激勵性環境稅政策鼓勵支持技術創新主體向環境友好型發展;政府研發資助則降低企業使用自有資金的機會成本，提高綠色技術創新風險承擔與創新意愿[6]。另一方面是市場主導下的多種經濟要素，如迫于成本壓力，企業在降污生產的同時不得不改進原有技術提高效率[23]，還有競爭對手、消費者產品需求等市場要素同樣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有促進作用[3]。

2 研究視角與框架

2.1 研究視角：中國情境下的非對稱創新理論

非對稱創新理論是由中國學者魏江等人提出，基于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在國際競爭中所面臨的特殊情境，根據經驗積累所總結的創新追趕路徑[10-11]?！胺菍ΨQ”有資源與路徑兩層含義。一方面是指中國企業與國際領先企業相比所具有的稀缺性特殊資源，而這些資源是國際領先企業不具備的競爭優勢，主要包含強政府制度、大市場形態與弱技術體制三方面[10]。強政府制度主要以政府主導，在既往制度慣性下轉型中的政府仍把握部分核心要素資源，包括技術、資金以及土地等[10-11]。這些關鍵資

源為企業爭取政府注意力提供動力，也成為企業核心競爭力的重要來源。同時部分區域存在制度不完善現狀，且多主體導致制度邏輯復雜[10-11]，這為企業通過制度創新提供機遇。大市場形態主要得益于中國14億人口紅利，但背后也隱藏著市場穩定性風險。疆域遼闊形成的自然區域差異與數字時代消費者需求瞬息萬變都將對市場均衡產生挑戰[10]，大市場更呼吁技術創新為中國綠色發展提供支撐。最后，弱技術體制則是中國長期以來技術落后的積弊，影響企業重視技術投入，是中國當前和今后一段時間著力扭轉的關鍵瓶頸?！胺菍ΨQ”的另一方面指中國企業的創新路徑與國際領先企業主導下的范式不同。體現為中國企業充分利用上述“非對稱”資源要素，并將其發展為本國競爭優勢的過程。如利用政府提供的資金、土地與政策等支持性資源，成立“產學研金介”協同下的綠色產業示范基地，以綠色技術創新推動經濟可持續發展。因此，“非對稱”創新是研究中國綠色技術創新不可忽視的重要情境，既能夠有效體現相當長時間內中國創新發展的特殊國情，又可以通過區域發展的差異性路徑探尋今后中國區域綠色技術創新的成功做法。

2.2 研究框架

綜合現有文獻，文章基于魏江等人對非對稱創新的中國情境解讀，融合政府管制、市場調節與技術研發等全方位的綠色技術創新影響因素，構建綠色技術創新研究下的市場、制度和技術三維組態框架（圖1），探尋綠色技術創新的提升路徑。

（1）市場維度。市場化進程是促進綠色技術創新的關鍵條件[4，24]。中國強大的國內市場受益于十四億人口紅利，這拓寬了綠色技術創新成果資本化的變現空間。與此同時，龐大的規模背后隱藏著非均衡性與動蕩性[24]。如中國不同區域的市場成熟度差異顯著，國內消費者需求差異化及其行為波動導致市場高度動蕩，消費者、競爭者以及產品等各種市場要素間聯動并發揮交互作用，進而觸發或阻礙企業的綠色技術創新行為[25]。非市場化的要素市場將大大削減其他條件對綠色技術創新的作用力度，間接降低綠色創新水平[26]，而成熟完善的市場化機制則提高了資源配置效率[27]，通過“看不見的手”既為環境污染提供了治理思路[28]，又能協同其他條件強化其有效性[24]，使技術要素在市場機制下實現技術轉移[4]，最終促進綠色技術創新。綜上，成熟完善的市場化進程是促進綠色技術創新的關鍵條件，因此文章將市場化進程作為市場維度的重要指標，研究它對各區域綠色技術創新水平的影響。

（2）制度維度。制度環境是影響企業技術創新的重要條件[29-30]，當前學者主要將制度環境細分為環境規制與政府資助兩個二級指標。立足中國制度的特殊情境，強政府的關鍵作用不容忽視[10]。經濟發展的核心要素有

一部分把握在政府手中[10]，秉持“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原則，政府以約束型和支持型手段相結合的方式宏觀調控要素分配與經濟主體行為，達到促進綠色技術創新的目的。約束型手段表現為環境規制，即以政府為主導的各種干預環境污染行為的措施，根據其約束程度可以劃分為三類[31]：①制定環境標準、污染罰款等強制性措施;②推行環境稅、排污費和可交易的排污許可證等支持性措施;③自發的公眾監督、企業減排聯盟等自愿性措施[31]。目前有關環境規制對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眾說紛紜?！皠撔卵a償理論”認為環境規制倒逼企業綠色技術升級，以創新所得彌補環境保護的支出，即經典的“波特假說”[32]，這一理論也得到部分國內外學者的驗證[5，33];相反，“遵循成本假說”認為環境規制使企業額外增加環保成本[34]，這部分額外支出使得研發資金被擠出，因此環境規制會阻礙綠色技術創新[35]。政府支持型手段表現為政府資助，即政府通過發放合理的研發資金補助來促使企業開展綠色技術創新。學術界對政府資助與綠色技術創新的關系，同樣處于“百家爭鳴”的狀態?！按龠M論”者認為政府研發資助可以緩解信息不對稱現象，通過信號傳遞作用為企業吸引投資[36]，不僅降低了企業研發成本與風險[37-38]，還發揮杠桿作用促進企業自身研發投入[39]，整體推進綠色技術創新;少數“抑制論”者認為政府研發資助會阻礙綠色技術創新，通過擠出效應減少企業研發投入[40];也有學者考慮區域差異[41]與制度框架差異[42]，提出杠桿效應與擠出效應階段性交替的觀點。上述觀點的沖突性更凸顯了環境規制和政府資助的重要性與復雜性，兩者對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作用亟待從區域層面加以論證。因此文章將兩者作為制度維度的重要指標，研究它們對各區域綠色技術創新水平的影響。

（3）技術維度。R&D 投入（技術研發投入）是進行綠色技術創新的決定性因素[7]，主要細分為 R&D 經費投入和R&D 人員投入兩個二級指標。我國技術能力與國際領先企業相比整體處于較弱的水平[10]，提升技術能力是進行綠色技術創新的根本。技術競爭理論認為創新資源決定了技術創新能力的強弱[19]，豐富的創新性資源是轉化成強大的技術創新能力的源泉。資源基礎理論的學者們認為從投入視角研究綠色技術創新，吸引技術投入的關鍵驅動因素是綠色技術創新帶來的經濟、環境雙重效益[19]。Lee 等[7]以2001—2010年日本企業的面板數據為基礎，研究并證實 R&D 投入量與企業的綠色技術創新能力正相關。有研究將 R&D 投入進一步細分為 R&D 經費投入與R&D 人員投入[7]，并發現兩者存在明顯的異質性。如劉偉麗等[43]對高新技術產業的研究表明，R&D 人員投入受要素市場扭曲的影響大于 R&D 經費投入所受影響。陳瑤[44]的研究表明 R&D 經費投入對工業綠色發展效率有積極作用，但R&D 人員投入與綠色發展效率負相關，并解釋是由于西部地區缺乏創新與傳統要素的協同治理所導致的。綜上，R&D 經費和 R&D 人員投入與綠色技術創新存在關聯，因此文章將兩者作為技術維度的重要指標，研究它們對各區域綠色技術創新水平的影響。

3 研究方法與數據

3.1 研究方法：QCA 與NCA 相結合

QCA 是基于集合論的思想研究因果關系的充分性與必要性的方法，是一種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方法。它的定性體現在以案例為分析單位，但和扎根以及案例等質性研究不同的是QCA 可以容納大樣本案例的數據并進行科學分析。它的定量體現在以布爾算法為基礎，對因果變量對應的指標數據進行校準及運算，以此得出必要條件及充分組態，為研究問題的理論及實踐提供多樣化等效路徑[45]。 NCA 是基于復雜因果關系的一種全新的必要條件分析法，與QCA 不同的是它不僅可以識別結果變量的必要條件，還能定量計算必要條件的效應量（effect size），以及作為必要條件的瓶頸水平（bottlenecks）[46]。目前，QCA 方法在國內處于成長期，不僅應用于經濟管理領域，還在公共管理、醫學、情報學以及傳播學等領域取得豐碩成果，并受到眾多頂級期刊的認可[47]。在國際期刊（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主編的倡議下[48]，管理學界開始將 NCA 與QCA 相結合以研究必要、充分復雜因果關系[48]。

文章的研究問題涉及多維度前因條件，包括市場（市場化進程）、制度（環境規制、政府資助）和技術（R&D 經費投入、R&D 人員投入），且各維度間存在一定的相關性。如周杰琦等[26]發現環境規制對綠色技術創新的作用力度受要素市場扭曲的影響會被削減，蘇昕等[49]發現正式環境規制對企業創新產出的積極作用受政府補助的影響會被強化，張旭等[50]發現企業的綠色技術創新活動在 R&D 投入的介導作用下受到了政府研發資助的推動。上述研究受研究方法限制，將各維度要素組合起來分析影響綠色技術創新必要條件與充分路徑尚未有研究涉及。因此，文章選擇 QCA 與 NCA 相結合的方式，以 QCA 為充分條件的主導研究方法探究市場、制度與技術三維組態下綠色技術創新的實現路徑，以 NCA 為必要條件的輔助研究方法更精確的計算綠色技術創新的瓶頸標準。

3.2 各變量及數據來源

3.2.1 結果變量

文章的結果變量是綠色技術創新水平，是由研究問題所得?，F有研究中，學者們從投入或產出等多重視角衡量綠色技術創新水平，并形成了多樣化指標?？紤]到該指標作為結果變量，為區分因果關系并體現前因條件的作用效果，文章參考Wurlod等[12]的研究，從產出的角度將綠色技術創新專利作為衡量指標。數據來自國家知識產權局，分類標準為國際綠色分類體系 IPC，數據年份為2019年。

3.2.2 條件變量

文章的條件變量由研究框架的三維度細分所得。為保證研究數據嚴謹科學，文章主要做了三個準備。首先，考慮其作為前因變量，應與結果變量的衡量視角相對應，因此從投入的視角選擇前因測量指標。其次，為剔除測量口徑、范圍等因素對絕對數指標的影響，文章以相對數指標測量前因變量。另外，由于環境規制等因素對技術創新的影響在滯后一年時作用最大[51]，因此前因條件變量選擇2018年的數據。參考已有文獻，并依據國家統計局的《中國統計年鑒-2019》《中國環境統計年鑒-2019》《中國科技統計年鑒-2019》收集整理相關數據。

（1）市場化進程。以市場化指數代表區域市場的完善成熟度，參照國民經濟研究所王小魯等[52]的報告，市場化指數由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非國有經濟的發展、產品市場的發育程度、要素市場的發育程度以及市場中介組織的發育和法治環境五個方面組成。這五個方面又各自有細分二級指標，各級指標均采用等額權重（算術平均值）的方法求得上一級指標。

（2）環境規制強度。以《中國統計年鑒-2019》和《中國環境統計年鑒-2019》中地區生產總值與相應能源總消耗的比值來反映環境規制強度，它是反映地區環境規制程度的綜合性指標[53]。

（3）政府資助強度。以《中國統計年鑒-2019》中地方政府科技支出與公共財政支出的比值作為政府資助強度的衡量指標，它反映了不同區域政府對綠色技術創新的資金支持力度。

（4）R&D 經費投入強度。以《中國科技統計年鑒-2019》中 R&D 經費支出與地區生產總值的比值作為 R&D 經費投入強度的衡量指標。該指標計算參考了國家統計局《中國創新指數（CII）研究》，體現了不同區域綠色技術創新資金的投入強度。

（5）R&D人員投入強度。以《中國科技統計年鑒-2019》中每萬人R&D 人員全時當量（萬人年）作為具體的衡量指標，即按常住全部人口平均計算的R&D 人員全時當量。該指標計算參考了國家統計局《中國創新指數（CII）研究》，體現了不同區域綠色技術創新人員的投入規模和強度。

3.3 校準

校準是使案例數據轉化為集合隸屬度的關鍵步驟[45]。通過設置1（完全隸屬某一集合）、0.5（是否隸屬某一集合的最大模糊點）和0（完全不隸屬某一集合）三個錨點，將案例歸屬于相應變量集合并賦予0～1的隸屬度[54]，隸屬度表示案例隸屬于目標集合的程度。常規測量實踐主要通過測量指標的排序，得出數值間的相對位置高低，但受被研究案例整體水平變動影響，相應數值的位置高低可能改變[55]。而校準則是結合知識和案例，確定高綠色技術創新的模糊集，將定量指標（綠色專利數）轉換到集合隸屬度的過程[55]。例如在高綠色技術創新的目標集合中，案例1的綠色專利數為8000，該案例相應“高綠色技術創新”的隸屬度為0.9，表示“8000個綠色專利”隸屬于“高綠色技術創新”的程度為0.9。隸屬度從0到1代表案例隸屬于目標集合的程度逐漸增強。模糊集的“非”運算基于布爾邏輯，表示相反的概念。例如案例1在高綠色技術創新集合中隸屬度為0.9，則它在非高綠色技術創新集合中隸屬度為0.1。假設校準步驟要遵循外部標準、合理性和透明性三個原則，即以相應的理論或完整的事實為標準（外部標準）[56]，而不是局限于當前案例收集的數據，在理論與實踐的指導下（合理性）對校準過程做出全面的解釋（透明性）。

根據Ragin[56]所提出的校準方法，文章使用較為常用的直接校準法。既往文獻并未對文章的條件與結果變量進行標準的程度劃分，因此文章遵照合理性原則，將各變量數據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后分別將上四分位數（75%）、中位數（50%）和下四分位數（25%）作為集合的完全隸屬、交叉點和完全不隸屬錨點。具體描述性統計分析與校準見表1。

4 中國區域綠色技術創新水平差異分析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提出的八大綜合經濟區是近年來分析經濟社會發展的主流區域劃分模式，體現了區域綜合特點，兼顧區域內溢出效應，是政府實施治理的重要著力點。因此文章以區域為研究尺度，首先對八大區域的綠色技術創新水平進行差異分析，以區域內各省份綠色技術專利均值為衡量指標，構建八大綜合經濟區綠色技術創新水平統計見圖2。

圖2數據顯示中國綠色技術創新水平的分布呈明顯的區域差異性和集聚輻射效應，東部沿海、南部沿海、北部沿海、長江中游、西南、黃河中游、東北、大西北綜合經濟區的綠色技術創新水平依次遞減，跨度接近兩個數量級，區域差異性顯著。其中，東部、南部和北部沿海地區集聚輻射效應顯著。區域內存在領先發展的高綠色技術創新水平省份，如北京市、廣東省和上海市，領先省份的經濟優勢吸引企業集聚，并經技術、資源外部溢出效應，輻射惠及地理鄰近省份，從而帶動區域整體水平提升。目前來看，以四川省、重慶市為領先的西南綜合經濟區有望通過集聚輻射模式進一步提升區域整體綠色技術創新水平。

5 結果分析

5.1 NCA必要條件分析

NCA 通過構建x-y散點圖中的上限線（Ceiling Line），將無觀測值區與可觀測區劃分開來，以上限線之上是否存在空白區域（Ceiling Zone）來判斷x 條件的必要性（非充分）[46]。在散點圖中，自x（條件變量）的最小值所對應的y （結果變量）中的最大值開始描點，以此規律沿橫坐標向右類推，最終參考所有描點繪制 x-y 上限線（Ceiling? Line）[46]。根據變量的類別，NCA 主要使用兩種上限分析技術。對于具有少量（<5級）變量級別的二分或離散變量，使用上限包絡分析（Ceiling Envelopment，CE），對于具有多個（≥5級）變量級別的離散或連續變量，使用上限回歸分析（Ceiling Regression，CR）[46]。

NCA上限線分析與傳統的線性回歸有幾點不同。首先，線性回歸以盡可能多地穿過坐標圖中散點為較好擬合的標準，而上限線分析則以區分空白區域與觀測區域為準則。其次，NCA 分析所得的必要條件不一定與結果變量存在顯著線性關系。文章同時應用 CE 和 CR 兩種方法構建 x-y 散點圖，并整理相應參數得出最終的 NCA 必要條件報告結果見表2。

NCA 要求必要條件必須滿足兩個標準：①效應量不低于門檻值（d=0.1）;②蒙特卡洛仿真置換檢驗（Monte? Carlo simulations of permutation tests）顯示效應量顯著[46]。綜上，市場化進程、環境規制、政府資助、R&D 經費投入以及 R&D 人員投入均是綠色技術創新的必要條件（不充分）[46]，其中市場化進程、R&D 人員投入和R&D 經費投入（以CR 方法為準）尤為顯著，且效應量依次增大。

表3進一步顯示了必要條件的瓶頸效應量，表示為使結果變量y達到觀測范圍內給定的某一水平（%），條件變量最少要滿足的水平（%）[46]。表3證明要達到20%及以上水平的綠色技術創新，每個條件變量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必要性（不充分）。例如要達到總觀測范圍內綠色技術創新水平的70%，市場化進程至少要達到21.9%水平，環境規制至少要達到42.9%水平，政府資助至少要達到49.6%水平，R&D 經費投入和R&D 人員投入分別要達到56.1%和50.4%的水平。而要滿足綠色技術創新水平的10%，只有 R&D 經費投入是必要條件，其他條件都不必要，表明R&D 經費投入是綠色技術創新的基礎必備條件。

5.2 QCA 必要條件分析

根據 QCA 相關功能，文章對高綠色技術創新和非高綠色技術創新的必要條件進行分析，最終結果如表4所示。其中一致性和覆蓋度分別回答了有效性與解釋力的問題。一致性表示具備相應條件的案例集合中表現為特定結果的案例占比，覆蓋度表示具備相應條件且表現出特定結果的案例覆蓋了多大范圍的結果案例。以0.90為一致性閾值，一致性高于0.90的條件變量即視為必要條件。由表4可見，導致高綠色技術創新水平的必要條件是 R&D 經費投入（一致性>0.90）。結果顯示不存在導致非高綠色技術創新的必要條件。

由于 QCA 與 NCA 對必要條件的判斷標準不同，QCA 以散點圖對角線為參考線，而 NCA 可能會將上限線向上移動或旋轉，形成帶截距的參考線，可以分析結果變量不同指定水平下的必要條件[46]。因此QCA 必要條件分析得到的結果集是NCA 的子集，通常前者比后者少，兩者互證互補，并不沖突[46]。

5.3 條件組態分析

文章運用 fsQCA3.0軟件對導致高綠色技術創新和非高綠色技術創新的條件組態進行分析?？梢缘玫饺惤猓簭碗s解（無邏輯余項）、中間解（納入簡單的邏輯余項）和簡約解（納入簡單和復雜的邏輯余項），為了保留必要條件防止其被簡約解簡化，最終報告中間解。其中，在簡約解與中間解同時出現的條件為核心條件，僅在中間解中出現的條件為邊緣條件[57]。

文章將原始一致性閾值設置為0.85以保證組態的解釋力度，PRI（子集關系一致性）閾值設置為0.75以剔除“同時子集關系”的干擾[45]，案例頻數閾值設置為1。由于 QCA 分析中非高綠色技術創新缺乏必要條件，因此文章在反事實分析中參考 NCA 分析的結果，對 QCA 必要條件結果進行補充。假設瓶頸水平較高的 R&D 經費投入、市場化進程和R&D 人員投入三要素均缺乏將導致非高綠色技術創新。參考 Ragin 和Fiss的建議，以表格形式表示結果路徑[57]。如表5所示，實現高綠色技術創新的路徑有兩條，分別是H1和 H2;實現非高綠色技術創新的路徑有兩條，分別是NH1和NH2，表中符號表示相應路徑內各條件變量的不同存在狀態與重要程度。

5.4 穩健性檢驗

文章使用集合論特定的方法進行穩健性檢驗[45]。首先，依次設置案例頻數閾值為1和2，結果均保留了75%以上的案例，相應的結果路徑及其一致性、覆蓋度并無本質差異。其次，在滿足PRI 一致性不低于0.75的原則下，分別設置0.85和0.90兩個一致性門檻，得到的條件組態與相應參數并無顯著差異。綜上，上述分析結果均通過了穩健性檢驗，研究結論可靠。

6 區域綠色技術創新典型路徑

6.1 高綠色技術創新路徑

6.1.1 技術投入主導下市場驅動型H1

路徑H1顯示，R&D 經費投入和 R&D 人員投入同時作為核心條件存在，市場化進程作為邊緣條件存在，此時環境規制和政府資助不發揮顯著作用，能夠帶來高綠色技術創新。首先，成熟完善的市場機制為資源合理配置營造了良好的環境。在經濟向高質量發展與創新驅動轉型的新常態下，綠色、環保、生態成為要素供給與產品生產的重要標準。成熟的競爭性市場機制驅動要素資源向環境友好型企業分配，使得符合綠色發展導向的企業占據了更大的市場份額。其次，R&D 經費投入和 R&D 人員投入為技術能力提升提供了要素支持，在可持續發展的市場導向下，資源要素向綠色技術創新轉化。最后，充足的要素稟賦補充了政府資助的不足，此時既有的技術能力實現了對環境規制的“創新補償”，進而抵消了約束性環境規制給經濟主體帶來的額外成本，使得“遵循成本”效應不再出現，環境規制整體作用并不顯著。該路徑結果驗證了技術資源投入對創新的積極作用[19]，并強調了市場的關鍵驅動作用。符合該路徑的省份主要圍繞北上廣及川渝經濟圈分布并呈區域集聚性，以北上廣所在經濟區為典型，川渝經濟圈最具發掘潛力。包括以北京為中心的環渤海經濟圈（北京、天津、山東），以上海為中心的長三角經濟圈（上海、江蘇、浙江、安徽），以廣東為中心的泛珠三角經濟圈（廣東、福建、湖南），以成都及重慶為中心的川渝經濟圈（四川、重慶）和湖北省。以北京市為典型，2020年6月5日，北京市發改委制定并公布《北京市構建市場導向的綠色技術創新體系實施方案》[58]，根據未來綠色發展的需要，目標是建成以市場為導向的綠色技術創新體系。以市場為導向使得更多綠色技術創新企業被傳統標準認可，北京市將圍繞大氣污染防控、現代化能源利用以及綠色智能交通等形成高端創新資源集群，受技術資源的驅動，以“京內研發，京外轉化”的方式形成具有區域輻射效應的綠色技術創新中心。

6.1.2 技術投入主導下自主開放型H2

路徑H2顯示，R&D 經費投入和 R&D 人員投入作為核心要素存在，環境規制與政府資助作為邊緣條件且不存在，此時市場化進程不發揮顯著作用，能夠帶來高綠色技術創新。該路徑表明技術資源投入的確可以帶來技術、知識溢出效應，并補償市場化進程的不完善狀況，同時低環境規制也為綠色技術創新提供了更自由寬松的成本空間。該路徑結果與“波特假說”支持者的觀點相反[24]，可能是由于技術溢出效應較強使得環境規制成為邊緣條件不再發揮顯著作用。符合該路徑的省份之一是遼寧省，其區位優勢可能是主要原因之一。遼寧省既屬于中國老工業區，承擔著東北振興的重任，又是東北地區開放對外的關鍵門戶，承接著自環渤海地區引進的科技文化資源。遼寧省物產富饒資源豐富，是中國資源型城市較為集中的省份之一，鐵礦居國內首位，金剛石商業儲量居亞洲首位，工業總產值占東北50%以上。習近平總書記也曾提出振興東北需要區域協調發展的號召。在資源與政策的雙重驅動下，遼寧已形成自由開放的營商環境并吸引京津冀地區眾多產業形成產業集聚效應[59]。外部企業入駐帶來技術溢出，同時通過區域間優勢互補效應進一步提升了遼寧的綠色技術創新水平。

6.2 非高綠色技術創新路徑

6.2.1 多因素匱乏型NH1

路徑 NH1顯示，在市場化進程、環境規制、R&D 經費投入和 R&D 人員投入條件均缺乏的情況下，環境規制不發揮顯著作用，將無法形成較高的綠色技術創新水平。該路徑是由于綠色技術創新所需的資源匱乏，市場機制不夠完善且制度缺位，多重因素綜合作用最終導致不理想的結果。該路徑結果驗證了前人提出的“污染天堂”假說，并發現該結果可能是由多因素匱乏的綜合效應所導致。符合這一路徑的省份主要分布在大西北、東北和西南地區，包括內蒙古、寧夏、甘肅、青海、新疆、吉林、黑龍江、云南、貴州和廣西等。以新疆、寧夏、青海、甘肅等西部經濟欠發達地區為典型，由于地理環境、人才短缺等問題導致長期以來技術創新水平不高，政府出臺多項優惠政策拉動西部開發。低環境規制吸引了東部環境準入嚴格地區的重污染企業向西轉移，西部地區成為眾多企業的“污染天堂”。在市場機制不完善，政府制度缺位與技術水平落后的多重影響下，東企西遷給接收地所帶來的經濟效益逐漸遞減并引發嚴峻的環境問題。

6.2.2 市場局限下資源詛咒型NH2

路徑 NH2顯示，即使具備充足的 R&D 經費投入和 R&D 人員投入等技術資源，在缺乏市場化和政府資助的情況下，環境規制不發揮顯著作用，仍無法實現高水平綠色技術創新。該路徑的作用機理在于，在沒有充分的市場與制度要素相匹配的背景下，過多的技術投入會形成資源詛咒效應，反而不利于綠色技術創新。此路徑也證明了必要條件的必要非充分性，即單一技術資源投入不足以構建高水平綠色技術創新，必須協同其他要素才能發揮充分性因果作用。該路徑結果驗證了“資源詛咒”效應對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60]，符合該路徑的省份是陜西省。陜西省作為中國的工業大省，雖然工業產業根基深厚，具備并投入了豐富的技術創新資源，但其市場化進程總體處于相對不完善水平。盡管陜西省本身處于中國西北地區的中心位置，豐富的煤炭等自然資源為工業發展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但在市場機制與相關產權制度不健全的情況下，資源得不到優化配置導致利用效率低，加之過度的開采最終引發生態環境危機，最終導致“資源詛咒”效應[60]發生。

7 研究結論與展望

7.1 研究結論

為了研究中國情境下綠色技術創新水平的可實現路徑，文章基于“非對稱創新”理論構建全新的研究框架，綜合市場-制度-技術維度形成條件組態并分析得到以下結論。

（1）中國綠色技術創新水平的分布呈現明顯的區域差異性和集聚輻射效應。綠色技術創新水平自東部沿海、南部沿海、北部沿海、長江中游、西南、黃河中游、東北、大西北綜合經濟區依次遞減，北部、東部和南部沿海地區形成了以北上廣為綠色技術中心的集聚輻射效應，川渝經濟圈最具區域集聚輻射效應的發掘潛力。

（2）R&D 經費投入是綠色技術創新的關鍵瓶頸。 NCA 方法顯示，市場化進程、環境規制、政府資助、R&D 經費投入和R&D 人員投入均是實現綠色技術創新的必要條件（不充分），其中 R&D 經費投入、市場化進程和 R&D 人員投入的必要性尤為顯著。QCA 必要條件分析顯示， R&D 經費投入是綠色技術創新的必要條件，換句話說，技術維度缺乏資金的投入將成為制約綠色技術創新提升的瓶頸。不存在單一要素構成非高綠色技術創新水平的必要條件，說明阻礙綠色技術創新水平的因素是多發性的，需要同時關注內外部要素的綜合均衡作用。

（3）存在兩條綠色技術創新實現組合路徑和兩條應規避的路徑。實現高水平綠色技術創新的路徑有技術投入主導下市場驅動型和技術投入主導下自主開放型兩種，兩者具有“異曲同工”的等效性，為其他要素基礎相似但綠色技術創新水平不高的區域提供了路徑借鑒。導致非高水平綠色技術創新的路徑有多因素匱乏型和市場局限下資源詛咒型兩種，每條路徑的機理分析都能為當地治理找到病根，便于其“對癥下藥”實施改進措施。

（4）環境規制作用存在區域異質性。對于北部、東·136·部、南部沿海及川渝經濟圈等技術能力較強的區域，環境規制對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作用不顯著，主要是由于遵循環境規制的額外成本被高技術創新水平的“創新補償”作用抵消了。對于遼寧等技術能力一般但資源儲備豐富的區域，缺乏環境規制有利于綠色技術創新，主要是由于資源吸引使得高技術產業集聚實現區域協同發展。對于大西北、西南等技術能力較弱的區域，環境規制對綠色技術創新起阻礙作用，主要是由于支持型政策吸引高技術高排污企業聚合形成“污染天堂”。

7.2 邊際貢獻

文章立足中國式“非對稱創新”的研究框架從區域尺度研究綠色技術創新的實現路徑，找到了組態實現路徑和規避路徑，并對富有爭議的環境規制對綠色技術創新的作用進行了實證，具體來說主要有以下創新。

（1）將中國特色的非對稱創新理論應用于綠色技術創新研究領域，擴展了非對稱創新理論的使用情景，并發現了技術維度的新特征。研究結論支持了強政府、大市場特色對綠色技術創新的作用，也發現我國弱技術的特征在局部區域已經實現扭轉，數據證明強技術將會成為今后我國高質量發展的新動力。

（2）運用多維組態視角研究了中國區域綠色技術創新的實現路徑，為發展綠色技術創新提供了整合視角，豐富了技術創新路徑理論。將非對稱創新理論的三維度解構為五指標，以八大經濟區和省級研究尺度找到了綠色技術創新在上述維度的組態實現路徑和規避路徑，找到了R&D 經費投入是綠色技術創新的關鍵必要條件。

（3）發現了環境規制作用的區域異質性，豐富了環境規制的適應性條件。研究成果發現弱環境規制在特定環境下對綠色技術創新有促進作用，因此提出環境規制不要一刀切地提高準入門檻，為環境規制對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補充了情境條件，形成了更為多樣的適應性路徑。7.3 政策啟示

在實現發展方式轉變的時代機遇期，以深化市場化改革為導向，以扭轉技術能力為目標，以政府驅動為主導，與各區域主動選擇實現路徑相結合，對提升經濟發展質量至關重要。

（1）加速推進各地市場化進程，增強R&D 經費投入力度。從 NCA 與 QCA 必要條件分析結果可見，成熟完善的市場、強大的技術實力是實現綠色技術創新不可或缺的要素，而制度維度的政府支持與環境規制的瓶頸效應量較低，表示對結果變量的約束程度低。因此，要首先尊重市場規律，再以政府調節為保障。通過深入推進市場化體制改革，更好發揮“看不見的手”的調節作用。重視技術能力的提升與投入，增強技術資源的投入，并充分借助核心企業技術研發的外部溢出效應，引進吸收學習先進技術，提高自身技術實力。

（2）以東部、北部和南部沿海地區為典型，強化綠色技術中心的區域輻射效應。一方面，擴大現有經濟圈輻射范圍。將京津冀經濟圈向東北延伸，在遵循專業分工的原則下由京津向東北輸出綠色技術，在保留東北工業實力的情況下提高經濟效率降污減排。將長三角、珠三角經濟圈技術輻射范圍擴展開，把周邊省區（江西、海南、廣西等）帶動起來。另一方面，以政府宏觀規劃為指導扶持潛在技術中心城市，構建全新的綠色技術創新區。2017年，中國（四川）自由貿易試驗區成立，到2019年底四川省 GDP 高達46615.82億元，排名第六位居全國前列。因此在政府盡可能多地提供要素支持與政策便利的前提下，建設以四川為經濟核心，以陜西省、重慶市為技術支點，承東啟西逐步推進大西北與中部地區綠色技術創新協同發展。

（3）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的各區域應當選擇適合其發展的環境規制政策。提高西部地區引入企業的環境準入門檻，擇優引資。西部地區環境規制強度相比于東部地區較弱。豐富的土地資源、優惠的政府政策以及低廉的勞動成本吸引東部許多重污染企業向西轉移，嚴重破壞我國的生態安全屏障。對此，應以政府為主導，制定出臺更嚴格的標準與政策，提高企業準入門檻，將低標準招商引資向仔細甄別、擇優引資轉變。當前這一問題已經引起政府重視，2020年5月17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新時代推進西部大開發形成新格局的指導意見》[61]，使得新時代西部地區實現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有了基本遵循。

7.4 不足與展望

文章秉著科學嚴謹的態度對中國綠色技術創新進行相關研究，但在以下幾個方面仍存在不足有待改進。首先，文章僅對中國30個省份進行了相關分析，因西藏以及港澳臺數據缺失，使得研究留有遺憾。在接下來的研究中，希望可以不斷收集更全面的信息，使結論更具有普適性。其次，在人工智能、大數據和5G 等技術迭代飛速的時代，區域發展形勢瞬息萬變，本研究僅針對固定時間下截面數據進行分析，沒有體現動態性。在接下來的研究中，希望能從縱向發展的角度分析面板數據，結合“雙循環”的經濟戰略[62]，深入探討綠色技術創新提升路徑的動態演變。最后，本研究涉及的要素條件衡量標準較為多樣，在未來的研究中可以采用其他指標作為穩健性檢驗，進一步證實文章結論。

參考文獻

[1]中華人民共和國生態環境部.2019中國生態環境狀況公報[EB/ OL].（2020-06-01）[2021-03-12]. http：//www. mee. gov. cn/hjzl/ sthjzk/zghjzkgb/202006/P020200602509464172096.pdf.

[2]BRAUN E，WIELD D. Regulation as a means for the social control? of technology[J]. Technology analysis & strategic management，1994，6（3）：259-272.

[3]姚珺，李華晶，商迪.綠色技術創新研究評述與實踐啟示[J].生態經濟，2020，36（8）：49-56，113.

[4]許慶瑞，李楊，吳畫斌.市場機制與非市場機制下的技術轉移，哪種有利于提升創新能力？[J].管理工程學報，2020，34（4）：

196-206.

[5]王洪慶，張瑩.貿易結構升級、環境規制與我國不同區域綠色技術創新[J].中國軟科學，2020（2）：174-181.

[6]郭捷，楊立成.環境規制、政府研發資助對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基于中國內地省級層面數據的實證分析[J].科技進步與對策，2020，37（10）：37-44.

[7]LEE K H，MIN B. Green R&D for eco?innovation and its impact on carbon emissions and firm performance[J]. Journal of cleaner pro? duction，2015，108：534-542.

[8]楊朝均，張廣欣，畢克新.對外直接投資對工業企業綠色創新路徑演化的影響研究[J].軟科學，2019，33（7）：63-69，93.

[9]王班班，趙程.中國的綠色技術創新：專利統計和影響因素[J].工業技術經濟，2019，38（7）：53-66.

[10]魏江，劉洋，黃學，等.非對稱創新戰略：中國企業的跨越（理論輯）[M].北京：科學出版社，2017.

[11]魏江，王丁，劉洋.非對稱創新：中國企業的創新追趕之路[J].管理學季刊，2020，5（2）：46-59，143.

[12]WURLOD J D，NOAILLY J. The impact of green innovation on en?ergy intensity：an empirical analysis for 14 industrial sectors in OECD countries[J]. Energy economics，2018，71：47-61.

[13]王鋒正，姜濤，郭曉川.政府質量、環境規制與企業綠色技術創新[J].科研管理，2018，39（1）：26-33.

[14]賈軍，張偉.綠色技術創新中路徑依賴及環境規制影響分析[J].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2014，35（5）：44-52.

[15]WAGNER M.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manage ?ment，environmental innovation and patenting：evidence from Ger? man manufacturing firms[J]. Research policy，2007，36（10）：1587-1602.

[16]BERGEK A，BERGGREN C.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instruments on innovation a review of energy and automotive indus? try studies[J]. Ecological economics，2014，106：112-123.

[17]原毅軍，陳喆.環境規制、綠色技術創新與中國制造業轉型升級[J].科學學研究，2019，37（10）：1902-1911.

[18]鄒志勇，辛沛祝，晁玉方，等.高管綠色認知、企業綠色行為對企業綠色績效的影響研究：基于山東輕工業企業數據的實證分析[J].華東經濟管理，2019，33（12）：35-41.

[19]李廣培，李艷歌，全佳敏.環境規制、R&D 投入與企業綠色技術創新能力[J].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2018，39（11）：61-73.

[20]曹洪軍，陳澤文.內外環境對企業綠色創新戰略的驅動效應：高管環保意識的調節作用[J].南開管理評論，2017，20（6）：95-103.

[21]沈能，周晶晶.技術異質性視角下的我國綠色創新效率及關鍵因素作用機制研究：基于Hybrid DEA 和結構化方程模型[J].管理工程學報，2018，32（4）：46-53.

[22]汪明月，李穎明，管開軒.政府市場規制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決策與績效的影響[J].系統工程理論與實踐，2020，40（5）：1158-1177.

[23]TRIEBSWETTER U，WACKERBAUER J. Integrated environmen?tal product innovation in the region of Munich and its impact on? company competitiveness[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2008，16（14）：1484-1493.

[24]李瑞琴.市場化進程提升了環境規制的有效性嗎：基于綠色技術創新視角的“波特假說”再檢驗[J].西南政法大學學報，2020，22（2）：125-139.

[25]YALABIK B，FAIRCHILD R J. Customer，regulatory，and com?petitive pressure as drivers of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J]. Inter? 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2011，131（2）：519-527.

[26]周杰琦，韓兆洲.環境規制、要素市場改革紅利與綠色競爭力：理論與中國經驗[J].當代財經，2020（9）：3-15.

[27]樊綱，王小魯，馬光榮.中國市場化進程對經濟增長的貢獻[J].經濟研究，2011，46（9）：4-16.

[28]傅京燕，司秀梅，曹翔.排污權交易機制對綠色發展的影響[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8，28（8）：12-21.

[29]楊帆，王滿倉.融資結構、制度環境與創新能力：微觀視閾下的數理分析與實證檢驗[J].經濟與管理研究，2020，41（10）：59-85.

[30]KORTUM S，LERNER J. Assessing the contribution of venture? capital to innovation[J]. The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2000，31（4）：674-692.

[31]REN S G，LI X L，YUAN B L，et al. The effects of three type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eco?efficiency：a cross?region analysis in China[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2018，173：245-255.

[32]PORTER M E，LINDE CVAN DER. Toward a new con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 ? competitiveness relationship[J]. Journal of eco? nomic perspectives，1995，9（4）：97-118.

[33]HORBACH J. Determinants of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new evi?dence from? German panel data? sources[J]. Research policy，2008，37（1）：163-173.

[34]GRAY W B. The cost of regulation：OSHA，EPA and the produc?tivity slowdown[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7，77（5）：998-1006.

[35]王鳳祥，張偉.民間投資對我國產業結構綠色升級的影響研究[J].軟科學，2017，31（8）：9-12.

[36]傅國林，潘雄鋒，陳禹.政府研發資助、信息不對稱和境外投資者作用：基于“滬港通”準自然實驗的經驗證據[J].軟科學，2020，34（5）：1-5.

[37]KLEER R. Government R&D subsidies as a signal for private in ?vestors[J]. Research policy，2010，39（10）：1361-1374.

[38]HEWITT ? DUNDAS N，ROPER S. Output additionality of public support for innovation：evidence for Irish manufacturing plants [J].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2010，18（1）：107-122.

[39]張永安，嚴嘉欣.政府研發資助、企業研發投入與創新績效的動態關系[J].科技管理研究，2020，40（2）：1-10.

[40]WALLSTEN S J. The effects of government ? industry R&D pro ? grams on private R&D：the case of the small business innovation research program[J]. The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2000，31（1）：82-100.

[41]肖丁丁，朱桂龍，王靜.政府科技投入對企業 R&D 支出影響的再審視：基于分位數回歸的實證研究[J].研究與發展管理，2013，25（3）：25-32.

[42]BIANCHINI S，LLERENA P，MARTINO R. The impact of R&D subsidies under different institutional frameworks[J].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2019，50：65-78.

[43]劉偉麗，劉宏楠.要素市場扭曲和制度質量對研發投入的影響：基于中國高技術產業的實證分析[J].財經問題研究，2020（6）：32-39.

[44]陳瑤.中國區域工業綠色發展效率評估：基于 R&D 投入視角[J].經濟問題，2018（12）：77-83.

[45]張明，杜運周.組織與管理研究中QCA 方法的應用：定位、策略和方向[J].管理學報，2019，16（9）：1312-1323.

[46]DUL J，LAAN EVAN DER，KUIK R. A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test for necessary condition analysis[J].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methods，2020，23（2）：385-395.

[47]杜運周，劉秋辰，程建青.什么樣的營商環境生態產生城市高創業活躍度：基于制度組態的分析[J].管理世界，2020，36（9）：141-155.

[48]FURNARI S，CRILLY D，MISANGYI V F，et al. Capturing caus? al complexity：heuristics for configurational theorizing[J]. Acade? 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20：amr.2019.0298.

[49]蘇昕，周升師.雙重環境規制、政府補助對企業創新產出的影響及調節[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9，29（3）：31-39.

[50]張旭，王宇.環境規制與研發投入對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效應[J].科技進步與對策，2017，34（17）：111-119.

[51]唐曉華，孫元君.環境規制對區域經濟增長的影響：基于產業結構合理化及高級化雙重視角[J].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學報，2019，21（3）：72-83.

[52]王小魯，樊綱，胡李鵬.中國分省份市場化指數報告（2018）[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

[53]KHEDER SBEN，ZUGRUVU N. The Pollution Haven hypothesis： a geographic economy model in a comparative study[J]. SSRN? electronic journal，2008：232. DOI：10.2139/ssrn.1266705.

[54]FISS P C. Building better causal theories：a fuzzy set approach to typologies in organization research[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11，54（2）：393-420.

[55]查爾斯 C.拉金.重新設計社會科學研究[M].杜運周，譯.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19.

[56]RAGIN C C. Redesigning social inquiry：fuzzy sets and beyond [M].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8.

[57]RAGIN C C，FISS P C. Net effects analysis versus configurational analysis：an empirical demonstration[M]//RAGIN C C. Redesign?ing social inquiry：fuzzy sets and beyond.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8.

[58]北京市發改委.構建市場導向的綠色技術創新體系實施方案.[EB/OL].（2020-06-05）[2021-03-12]http：//fgw.beijing.gov.cn/ gzdt/fgzs/xwfb/202006/t20200605_1917401.htm.

[59]王樹強，徐娜.京津冀區域經濟協同發展的環境效應及其影響機制[J].企業經濟，2019，38（2）：65-72.

[60]李江龍，徐斌.“詛咒”還是“福音”：資源豐裕程度如何影響中國綠色經濟增長？[J].經濟研究，2018，53（9）：151-167.

[61]黃頔.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新時代推進西部大開發形成新格局的指導意見[EB/OL].（2020-05-17）[2020-03-12]. http：//www.gov.cn/zhengce/2020-05/17/content_5512456.htm.

[62]王玉珠.“雙循環”視角下科技創新發展的內在邏輯與路徑選擇[J].山東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66（2）：83-93.

China’s regional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realization path based on asymmetric innovation theory

ZHU Jin1，XU Zhiying1，LIU Wenzheng2

（1. Business School，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358， China;2.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014，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China’s national innovation?driven strategy，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an important means to allevi? ate economic ? environmental contradictions. This paper builds on three ? dimensional framework of market ? institution ? technology based on the theory of‘asymmetricinnovation’and deconstructs it into five subdivision indicators of marketizatio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government funding， R&D capital investment， and R&D personnel investment. Using a combination of QCA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NCA （Necessary Condition Analysis）， from a configuration perspective，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key driving factors， and realization paths of China’s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The analysis shows that：① The distribution of China’s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resents obvious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concentrated radiation ef?fects. The level of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decreases from the eastern coast， the southern coast， the northern coast，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the southwest，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the northeast， to the northwest comprehen?sive economic zone. The concentrated radiation effect in coastal areas is significant.② The NCA method shows that the marketiza?tion proces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government funding， R&D capital investment and R&D personnel investment are all nec?essary conditions （insufficient） for achieving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t a level of 20% and above. The necessity of R&D capital investment， marketization process and R&D personnel investment is more obvious. The QCA necessary condition analysis shows that R&D capital investment is the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achieving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here is no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non?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 QCA necessary condition analysis result is a subset of the NCA result， and the conclusions of the two methods are complementary.③ The QCA configuration analysis shows that there are two paths to achieve high?level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namely， a market?driven path led by the technological investment and a free and open type led by technological investment. There are two paths leading to non?high?level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namely the multi?factor scarce path and the resource curse type under market constraints path. This research enriches the theory of techno ? logical innovation， highlights the Chinese context of asymmetric innovation， and provides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o regional gov ?ernments for more innovative incentives and optimizations and the discovery of feasible paths of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

Key words? asymmetric innovation;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 necessary condition analysis （NCA）; realization path

（責任編輯：劉呈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