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鄉村建設，助力鄉村振興

謝曉薇

摘要：黨在十九大報告中提出鄉村振興戰略是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選擇。并指出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是鄉村振興戰略的總要求，這既是對理想鄉村的形象勾勒，也是對實現鄉村振興的檢驗標準。產業興旺是鄉村發展的首要任務，生態宜居是鄉村發展的基本要求，鄉村文化是鄉風文明的衡量標準，治理有效是鄉村權力的重要考量?，生活富裕是鄉村振興的檢測標準。因此，聚焦鄉村發展，是實現鄉村振興的內在要求。

關鍵詞：鄉村振興戰略;鄉村;建設;發展

鄉村是與城市相異的具有自然、社會、經濟特征的地域綜合體，兼具生產、生活、生態、文化等多重功能，它既是村民安身立命之所，也是其靈魂賴以棲息之地。鄉村占據著國土面積的大部分，是中國社會無法忽視的存在。但長期以來，在城市的喧囂與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中，鄉村的發展沒有得到應有的關注。鄉村建設如果沒有得到重視，那么改變生活方式、改變社會等都是空話，國家繁榮、民族振興也無從談起。

一、產業興旺是鄉村發展的首要任務

在傳統社會，鄉村生產通常以農業為主;在現代經濟條件下，鄉村產業不再局限農業，還囊括了第二第三產業。鄉村產業日趨多元化，這是社會分工與生產力發展的必然結果。但不管何種類型產業，也無論社會分工如何，產業發展興旺始終離不開資源，資源是產業發展的命脈。以產業興旺帶動鄉村振興，關鍵在于合理配置并高效利用鄉村資源。如何借助現代科學技術和社會主義市場機制，通過公共政策，激活鄉村的內生資源，1實現鄉村資源的優化配置，這是實現鄉村產業振興必須解決的前提性問題。

事實上，中國的鄉村并不缺乏資源，但因為長期受到科技、自然、政策以及傳統觀念等多元因素的影響，部分資源并沒有得到有效的挖掘和合理的配置，以至于一些鄉村長期處于一種被忽視或被抑制的欠發展狀態。因此，鄉村產業發展興旺就是要圍繞著資源做文章，一方面，優化產業機構;另一方面，延長產業鏈，促進產業鏈增值。只有這樣鄉村的產業才能興旺，鄉村才能得以發展。

二、生態宜居是鄉村發展的基本要求

宜居的生態充分表明了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即環境優美、生態宜人。而且從精神文化角度看，它承載著人們對鄉村過往的記憶，寄托著鄉民的精神追求，具有人文涵養功能。

因此，良好的自然生態和優美的自然環境只是生態宜居的必要不充分條件。只有在人與自然生態雙向互動中實現人與自然關系的動態平衡，才能稱之生態宜居。一方面，人類物質生產與延續離不開自然生態的支撐;另一方面，人類的精神文化傳統也不能離開自然生態的承載。這表明鄉村的自然生態對村民而言絕不僅僅是生產生活的物質基礎，它還飽含著鄉情，承載著鄉味，散發著鄉愁，是鄉村之鄉村性的重要泉源。鄉村生態宜居既要求鄉民在改造世界的過程中履行保護自然生態環境的責任，以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存，也要求良好的自然生態環境作為人的精神載體，要充分發揮可持續的服務人、化育人的功能。前一方面的實現意味著鄉民的物質生產與再生產因良好的自然生態環境而有了可持續的發展，后一方面則意味著鄉民的精神靈魂、鄉村的文化傳統因為有了自然生態環境這一媒介和載體，而得到傳承與延續。

三、鄉村文化是鄉風文明的衡量標準

由于鄉村文化本身具有多元性、復雜性，因此，如何讓多元文化和諧共生以充分發揮實現鄉村優序良俗的功能，這是鄉村文化建設過程中必須考慮的問題。領導人曾多次強調，要繼承和利用這些智慧和資源，為今天的社會主義思想道德建設工作服務。2繁榮鄉村文化要求鄉村文化場域內各文化要素之間各安其份、各司其職、各盡其力，充分發揮鄉村文化對鄉村秩序的建構功能。

當下中國鄉村文化和鄉村經濟一樣，也呈現出轉型特征。從歷時性維度看，在鄉村社會與文化的快速轉型過程中，以往人們形成的一套價值體系，如今則逐漸隨著共同體的分化而分化。此外，在有些情況下，不同個體或家戶的價值原則相互之間也會存在斷裂和沖突，也有可能與村落共同體的核心價值體系和鄉村整體社會環境之間存在斷裂和背離。3因此，由于鄉村社會的歷史轉變，鄉村社會文化價值出現了分化，導致了個體、家戶及鄉村整體之間價值觀上的矛盾和沖突;從現實性的角度看，當下鄉村文化呈現出了空間二元性。鄉村中外出勞動者常年在外，其工作場所與他們的居住生活場所是分隔開來的，他們在城市打工或從事經營活動的文化價值觀與他們在鄉村的家庭生活文化價值觀是分裂的，難免會出現文化價值方面的矛盾和沖突。簡而言之，鄉村傳統文化價值觀被破壞而新的鄉村文化價值觀尚未牢固確立所導致的文化價值沖突，以及因鄉村勞動者往返于鄉村與城市之間所形成的鄉村文化價值觀的二元性，這都是鄉村從傳統向現代轉型過程中的顯著特征，也是導致鄉村文化分裂、價值沖突根本原因所在。對此，繁榮鄉村文化，發揮鄉村文化的價值引作用領與行為范導功能，一方面要保持鄉村文化要素的多樣性，既不能以傳統否定現代或以現代否定傳統;另一方面，尊重鄉村多元文化，秉持開放包容的文化心態，充分汲取各文化要素的優點，在此基礎上才能發揮鄉村文化積極的、正面的價值判斷與行為引領功能。

四、治理有效是鄉村權力的重要考量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這是對鄉村治理中權力得以運用的勾勒。

權力既是現代國家資源整合與配置的重要載體，也是實施治理的重要手段。鄉村治理離不開權力。按照杜贊奇的分析，中國國家權力企圖進一步深入鄉村社會的努力始于清末新政，4此后，持續上千年的皇權不下縣的權力運行邏輯就被改變了，鄉村也成為了國家權力運轉不可或缺的場所。因此，如何有效解決鄉村治理中合理運用權力的問題，一是加強鄉村法治，二是完善鄉村德治。

首先，國家引導村民自治，但不能取而代之。在我國，村民自治與國家政治權力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從1988年《村民委員會組織法》開始試行算起，村民自治制度依托國家權力在農村已經普遍推行了30多年。村民自治制度引入到農村，被期待發揮治理和政治兩重功能。治理功能主要是指，通過村民自治實現良好的社會秩序;政治功能是指，期待村民自治能夠訓練農民的政治素質，培育中國政治民主土壤，推動中國政治民主化改革。5不管是治理功能還是政治功能的發揮，鄉村和村民都是鄉村治理的主體，國家對鄉村和村民所實施的治理只起到保障、引導和促進作用，但不能取而代之。

法治是村民自治實施的基本保障。依法治村是依法治國的重要體現，鄉村不是法外之地，而是法治建設的薄弱區，因此，加強法治是實現鄉村振興的重要的抓手。法律既為國家權力在鄉村治理中的運行劃定了邊界，也為村民自身以最大限度地實現自身利益提供了保障。法律能否得到切實執行，法治精神能否落到實處，直接關乎鄉村治理中國家權力運行邊界的清晰度。因此，嚴格執法，對于鄉村建設意義重大。其次，加大農村普法力度，提高農民法治素養，引導廣大農民增強尊法學法守法用法意識。與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針對傳統鄉村提出的文字下鄉6相比，當下中國廣大鄉村尤其需要法律下鄉。作為鄉村治理的主體，鄉民只有養成了法治意識，具備了法治素養，才能在國家權力的運行中依法維護自身利益。鄉民的法治素養直接影響鄉村中國家權力的運行效果，只有村民積極依法維護自身利益，國家權力在鄉村治理中才能得到有效約束，也才能充分發揮出促進與引導作用。

德治是村民自治的基礎，也是法治實施的保證，更是國家權力得以在鄉村治理中可持續存在并發揮積極作用的根本所在?，F實生活中，鄉村治理受到血緣宗族、傳統觀念、風俗習慣等多種因素的影響，而這些因素打上了地方特色和傳統烙印的倫理道德。因此，自治和法治若要發揮效力，必須處理好與倫理道德的關系。嚴格意義上，倫理道德作為一種精神或者意識，并不能成為鄉村治理的一種方式，倫理道德倘若要發揮治理的功能就必須依托家庭、宗族等血緣組織或鄉村的自治組織，如村莊、村寨。7倫理道德與鄉村社會中的各種組織、資源相結合，以解決鄉村事務，實現優序良俗，這個過程即為鄉村德治。德治不是孤立的，鄉村治理中，德治與法治是相互促進的。

五、生活富裕是鄉村振興的檢測標準

第一，自然生態是鄉村得以形成的基礎，鄉村的持續發展要求人與自然之間和諧共存，集中體現為生態宜居。生態宜居預示著鄉村治理中處理好了人與自然生態的關系。

第二，物質生產是鄉村建設和變遷的主要動力，鄉村社會的發展要求產業興旺。鄉村產業興旺要求在地方特色的基礎上，根據各自實際情況，有重點的推動某些產業的發展，以此推動鄉村經濟社會的進步，改善鄉村發展。

六、結論

結合上述分析，鄉村治理過程中，倘若能做到生態宜居、產業興旺、鄉風文明、治理有效，那么，鄉村振興也就實現了。如何進行衡量？生活富裕是基本的檢測依據。在鄉村范圍內，生態宜居、產業興旺、鄉風文明、治理有效最終歸宿都是鄉民的生活。鄉民生活富裕才是鄉村振興的根本所在，此處的生活富裕既是指產業興旺所帶來的鄉村物質財富充分涌流，也是指鄉風文明所表征的精神財富的可持續增殖，而富裕的實現以人與自然生態之間的和諧共存為前提，以國家權力在鄉村治理中的高效運行為基礎。因此，從根本上看，生活富裕是實現鄉村社會空間正義的檢測標準，是鄉村振興戰略出發點和落腳點。

不難看出，如何聚焦鄉村建設，助力鄉村振興作為一個總問題，具體包括了如何實現鄉村生產、生態、文化、權力問題，針對這些問題，《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已從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等視角提出了具體措施，而本文旨在為鄉村振興戰略的認知和推進提供新的思考視角。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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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趙光勇：《鄉村振興要激活鄉村社會的內生資源——“米提斯”知識論與認識論的視角》，《浙江社會科學》，2018年第5期，第67頁.

[2]鄭自立，習近平新時代思想道德建設觀（D），青山島行政學院學報，2018（4）.

[3]陸益龍：《后鄉土中國》，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40、256頁.

[4] [美]杜贊奇：《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王福明?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頁.

[5]賀雪峰：《新鄉土中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92頁.

[6]費孝通：《鄉土中國》，天地出版社，2020年，第19—25頁.

[7]鄧大才：《走向善治之路：自治、法治與德治的選擇與組合——以鄉村治理體系為研究對象》，《社會科學研究》，2018年第4期，第3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