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譯論的回顧與反思

【摘要】漢唐時期出于佛經翻譯的需要，在中國開始了大量的翻譯實踐。此后，出于不同的時代目的，我國的翻譯活動日趨豐富，在歷代優秀譯者與學者的努力下，形成了較為完備的中國傳統譯論。中國傳統譯論立足于本國翻譯實踐的土壤，在當前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時代背景與需求下，對于我國的翻譯活動具有切實的指導意義。本文旨在回顧梳理中國傳統譯論的主要脈絡，理清其指導意義，并結合翻譯實踐對其進行深刻反思。

【關鍵詞】中國傳統譯論;回顧;反思

【中圖分類號】H059?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2）18-0114-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2.18.035

一、引言

世界文明瑰麗多樣，國家和社會的發展離不開不同文明的碰撞、多樣文化的交流，翻譯在此過程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中國傳統翻譯理論歷史悠久，底蘊深厚。自漢唐起，由于佛經傳入的需要，在我國開始進行了大量的佛經翻譯活動。此后，伴隨著時代和社會的發展與變革，翻譯實踐活動的豐富與多樣，以及后期西方翻譯理論的傳入與影響，中國傳統譯論發展日臻完善，內容與形式也逐漸呈現出多元化趨勢。中國傳統譯論誕生發展于本國翻譯實踐的土壤，有著鮮明的中國特色，隨著西方翻譯理論的傳入，隨之融入了西方翻譯理論的影響，不僅對我國的翻譯實踐活動具有高度切實指導意義，而且是世界翻譯理論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對中國傳統譯論的回顧梳理，理清其發展脈絡，明晰其豐富內涵，晰清并反思其指導意義，在當下助推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時代背景與需求下，對于更好指導我國的翻譯活動具有深遠意義。

二、早期的中國傳統譯論

一般認為，中國早期的翻譯活動大多是從漢唐時期的佛經翻譯開始的，從此以后中國傳統的翻譯理論開始逐漸形成了體系。在長期的實踐中，許多譯者對翻譯的性質、過程和評價標準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形成了非常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指導性極高的翻譯理論體系。

東漢時期的支謙曾作《法句經序》一文，其被認為是現存最早的帶有佛經翻譯理論性質的文章。[1] 文中提道：“將炎雖善天竺語，未備曉漢。其所傳言，或得胡語，或以義出音，近于質直。仆初嫌其辭不雅?！?①起初，支謙對于竺將炎的翻譯不甚滿意，認為他雖然擅長天竺語，但是卻不通曉漢語，認為他的翻譯“不雅”。文章后面提到，維祇難認為佛經翻譯不用追求“飾”和“嚴”，做到“易曉”和“勿失厥義”，便“是則為善”，而且受老子“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以及孔子“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等觀點的影響，支謙主張在佛經翻譯時“因循本旨，不加文飾”。支謙的翻譯理念近似于直譯的觀點，這也和佛經翻譯本身的特點相關?？傊?，支謙開啟了中國傳統譯論的篇章，提出“名物不同，傳實不易”表明翻譯之難等觀點得到了后人的認同與傳承。此外，東晉時期道安總結佛經翻譯的諸多經驗，提出了“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譯學說，認為佛經翻譯在五種情況會有失原文，翻譯活動不易有三種原因，主張譯文在內容、風格等方面要盡量貼合原文，但是也可以根據需要將重復的部分有選擇地進行適當刪減。道安的翻譯主張進一步開創豐富了早期的中國傳統譯論。

不論是支謙還是道安，其翻譯活動主要集中于佛經翻譯，其翻譯目的主要是引進佛經使國人通曉并接受，因此其提出的翻譯理論相對受限，但必須承認，他們的翻譯理念根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土壤，奠定了中國傳統譯論的根基，對于此后翻譯活動和翻譯理論的發展具有深遠的意義。

三、“五四”前后的中國傳統譯論

甲午中日戰爭失敗后，一直到“五四運動”前后，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處于內憂外患的水深火熱的痛苦之中，這一時期的翻譯目的逐漸集中于救國救民，翻譯對象由此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大批優秀的學者、譯者致力于引進西方的新科學、新思想、新文化，各項翻譯實踐活動在此時期空前活躍，中國傳統翻譯理論也在此時期得到了豐富與完善。

嚴復的翻譯作品主要是社會科學著作，他在翻譯《天演論》時在卷首的《譯例言》寫道：“譯事三難：信、達、雅。求其信，已大難矣。顧信矣不達，雖譯猶不譯也，則達尚焉?！?②嚴復的“信達雅”之說與支謙在《法句經序》里的翻譯主張一脈相承，他強調了在求“信”的基礎上“達”的重要性，如果一味求“信”而不“達”，則不如不譯。與嚴復不同，林紓主要是翻譯西方的小說，其目的是呼吁國人放棄民族偏見，引進西方先進的自由民主思想和文化，解放國人思想，讓國人了解西方的生活方式等。[2]林紓不懂外文，但是他的翻譯作品在當時卻頗受歡迎，這是由于他足夠深厚的文學素養和寫作功底。林紓的翻譯雖不夠“信”，但在當時開拓國人思想方面具有深遠的意義。在林紓后，茅盾、魯迅等文學大家都對文學翻譯進行了大量的實踐和豐富的研究。關于翻譯的重要性，茅盾認為，“翻譯文學作品和創作一般地重要，而在尚未有成熟的‘人的文學’之邦像現在的我國，翻譯尤為重要;否則，將以何者療救靈魂的貧乏，修補任性的缺陷呢？” ③此外，茅盾主張在翻譯時學習原作品的可取的新的寫作手法，然后運用到本國文學的寫作中，以此來豐富我國的文學發展。由此可以看出茅盾的主要翻譯目的是通過翻譯文學作品修復民族性格、開拓我國新文學。魯迅對于中國傳統譯論也有著重大的貢獻，一般認為魯迅的翻譯思想大致經歷了三個不同的階段：初期，受時代背景的影響魯迅主要秉持“歸化”的翻譯思想。中后期，由“歸化”像“異化”進行了轉型，他曾在《域外小說集》的序言里說道：“詞致樸訥，不足方近世名人譯本。特收錄至審慎，迻譯亦期弗失文情。異域文術新宗，自此始入華土。使有士卓特，不為常俗所囿，必將犁然有當于心，按邦國時期，籀讀其心聲，以相度神思之所在?！?④從中可以看出魯迅在此時期主張翻譯外國文學作品要充分了解和掌握其精神內涵，要充分忠實原文“弗失文情”。[3]后期，魯迅提出了“寧信而不順”的“硬譯”翻譯思想，與茅盾通過翻譯學習西方文學寫作手法來豐富中國新文學極為相似的是，魯迅認為通過“硬譯”可以達到充實中國文學新語言的目的和意義。

“五四運動”前后的翻譯活動空前活躍，雖然翻譯對象有些差別，有的是為了學習西方的先進技術的科學著作，有的是為了傳播先進思想與文化的文學作品等，但各位優秀譯者和學者總的翻譯目的主要是救國救民，以及運用翻譯學習西方文化，包括用西方的語言文字來改造和豐富中國的語言文化。[4]在進行了大量的翻譯實踐后，各位翻譯家和理論家總結出十分寶貴的翻譯經驗，形成了百家爭鳴又一脈相承的翻譯觀，極大地豐富和促進了中國傳統譯論的發展。

四、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中國傳統譯論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各行各業亟待發展，由于技術匱乏，中國開始了向蘇聯學習的發展時期，在翻譯實踐與理論方面也是如此。這一時期，大量的無產階級思想通過翻譯的形式引進和傳播，讓人民逐漸了解到了蘇聯的工人運動和工人生活方式。由于多語種翻譯實踐的大量開展以及受國外翻譯理論，如蘇聯語言學派譯論的影響，這一時期我國譯者的翻譯作品日趨系統化，學者們的翻譯研究也更為科學豐富，開始從翻譯的各個角度進行論述逐漸形成體系。

在這一時期，既是翻譯家又是文學家的傅雷曾關于翻譯表達過很多具有高度意義的觀點。他曾在《翻譯經驗點滴》一文中寫道：“由于我熱愛文藝，視文藝工作為崇高神圣的事業，不但把損害藝術品看做像歪曲真理一樣嚴重，并且介紹一件藝術品不能還它一件藝術品，就覺得不能容忍，所以態度不知不覺地變得特別鄭重……譯者不深刻的理解、體會與感受原作，決不可能叫讀者理解、體會與感受。而每個人的理解、體會與感受又受著性格的限制?！?⑤從中可以充分看出，傅雷認為翻譯是“崇高神圣的事業”，認為原作是“一件藝術品”，而譯者需要充分理解原作、正確認識自己，還原作藝術品以藝術品。傅雷最著名的翻譯觀當屬他的“神似”說，他認為“翻譯應當像臨畫一樣，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盵5]他強調，翻譯不可逐字逐句硬譯，需要充分保留原作的精神主旨和風格美感等。傅雷以后，大文豪錢鐘書的翻譯理論也多為學者們深入研究和認可推崇。與傅雷的“神似”說一脈相承的是錢鐘書的“化境”說，對此他論述道：“文學翻譯的最高理想可以說是‘化’。把作品從一國文字變成另一國的文字，既不能因語文習慣的差異而露出生硬牽強的痕跡，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風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⑥“化境”對翻譯過程中忠實于原文提出了極高的要求，要使譯文讀起來不像是經過翻譯的譯本。同時錢鐘書也強調，絕對的“化”只是理想狀態，是無法完全做到的，由于原文和譯文總有各方面的差別，加之譯者在翻譯過程中肯定會有自己的主觀理解，所以譯文也無法絕對忠實于原文，這稱之為“訛”。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到改革開放前的這段時期一般被認為是中國傳統譯論的轉型期。[6]這一時期主要是以文學翻譯為主，各位譯者與學者的翻譯研究逐漸形成體系，開始更多地關注原文與譯文之間的關系，包括原文的寫作風格及美學特征等，譯者主體性等問題也開始受到重視與研究?？傊?，這一時期的中國傳統譯論更為客觀成熟與全面科學。改革開放后，中國傳統譯論的發展曾陷入一段時間的瓶頸期，到八十年代后半期，譚載喜等人主張建立翻譯學[7]，他認為，“由各種理論構成的知識體系，其任務是揭示翻譯過程的客觀規律，探求關于翻譯問題的客觀真理，給實際翻譯工作提供行動指南?！?⑦此外，譯詩成就極高的許淵沖的翻譯理論是傳統與現代的結合，是忠實與創造的統一。[8]他就翻譯詩歌提出了作為本體論的“三美論”（音美、意美、形美）、作為目的論的“三之論”（知之、樂之、好之）和作為方法論的“三化論”（等化、淺化、深化），[9]對詩歌翻譯具有高度的指導意義，同時極大地豐富和完善了中國傳統譯論，使之更為系統化，具有更高的科學性。

五、總結與反思

中國傳統譯論發端于漢唐時期的佛經翻譯，成熟于明末清初的科技社會著作翻譯，在五四運動前后達到鼎盛時期，新中國成立后經過了一系列的轉型，已經形成較為完備的體系，在整個中國翻譯理論乃至世界翻譯理論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但是，改革開放后曾經有段時間國內對西方的翻譯理論較為認可和推崇，中國傳統譯論有過停滯發展的一段時期。[10]但是通過梳理中國傳統譯論的發展脈絡，能夠充分看出，中國傳統譯論是歷代各位翻譯家和文學家在進行了大量有效的翻譯實踐的基礎上，總結豐富的翻譯經驗，形成了融入中國傳統文化特色的翻譯理論，對翻譯活動的指導具有切實的針對性和科學性。

例如，我國譯者沈念駒對俄羅斯短篇小說家契訶夫作品的翻譯中，根據中國傳統譯論的指導有些處理稍作修改會使譯本讀起來更加符合中國讀者的閱讀習慣。例如，在著名小說《套中人》中描述主人公別里科夫時契訶夫寫道：“В разрешении же и позволении скрывался для него всегда элемет сомнительный， что-то недосказанное и смутное. ”沈念駒對此的譯文是：“凡是允準或許可的內容，他就覺得里面總隱含著可疑的成分，某種尚未道明和含糊不清的東西?！?⑧按照錢鐘書“化境”理論的指導，使譯文看起來沒有翻譯的生硬，此句中的“某種尚未道明和含糊不清的東西”可以處理成“某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東西”?！罢f不清道不明”既保留了原作的含義，又符合漢語的表達習慣，且簡潔通暢，沒有字字照搬的生硬感。再如，在小說《胖子和瘦子》的譯文中，沈念駒將“жена”（妻子）和“сын”（兒子）分別處理成了“內人”和“犬子”，這種處理方式過于“歸化”，有失原文本身的色彩。

因此，足以見得中國傳統譯論對于譯文是漢語的翻譯尤其具有指導性。翻譯活動絕不僅僅是語言與語言之間的交換，它包含著社會、文化等諸多方面的交流，在進行翻譯時，必定需要明確翻譯目的，把握恰當的翻譯原則，選擇合適的翻譯方法，才能盡可能地使譯文達到較為理想的狀態。關于中國傳統譯論，需要掌握其精華，結合當下跨學科發展與研究的趨勢，將其研究與語言學、心理學、哲學等學科緊密結合起來，[11]使其發展更為全面系統，從而為我國的翻譯事業與活動提供更為科學有效的指導，更好地助力中國文化以更為客觀真實的姿態走出國門、走向世界。

注釋：

①陳富康：《中國譯學理論史稿》，上海外國語出版社2000年版。

②陳富康：《中國譯學理論史稿》，上海外國語出版社2000年版。

③陳富康：《中國譯學理論史稿》，上海外國語出版社2000年版。

④榮文潔，任曉霏：《魯迅翻譯思想研究綜述》，《考試與評價》（大學英語教研版）2017年第3期，第57-60頁。

⑤羅新璋：《翻譯論集》，商務印書館2009年版。

⑥陳富康：《中國譯學理論史稿》，上海外國語出版社2000年版。

⑦譚載喜：《必須建立翻譯學》，《中國翻譯》1987年第3期，第2-3頁。

⑧（俄羅斯）契訶夫著，沈念駒注譯：《契訶夫中短篇小說選：俄漢對照全譯本》，中國宇航出版社2015年版。

參考文獻：

[1]陳富康.中國譯學理論史稿[M].上海：上海外國語出版社，2000.

[2]程思思.林紓的翻譯[J].北方文學，2019，（33）：242-244.

[3]榮文潔，任曉霏.魯迅翻譯思想研究綜述[J].考試與評價（大學英語教研版），2017，（03）：57-60.

[4]張思永.中國譯論現代化進程的回顧與反思：知識社會學視角[J].語言教育，2020，（02）：37-43，55.

[5]羅新璋.翻譯論集[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

[6][10]蔣童.中國傳統譯論的分期與分類[J].中國翻譯，1999，（06）：11-14.

[7]譚載喜.必須建立翻譯學[J].中國翻譯，1987，（03）：2-3.

[8]吳志芳，雷君君.中國翻譯思想發展及分期概論[J].武漢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10）.

[9]許淵沖.新世紀的新譯論[J].中國翻譯，2000，（03）.

[11]許鈞.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翻譯研究的發展之路[J].中國翻譯，2018，39（06）：5-8.

作者簡介：

滕瓏，女，漢族，山東濟南人，山東師范大學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俄羅斯語言與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