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相”的地方文學

林培源

摘要：林白的長篇小說《北流》不但創造性地激活了粵語方言書寫的傳統，而且利用“注疏體”賦予小說文體以嶄新的面貌，有力地回應了詩人朱湘1933年提出的“多相的地方文學”的話題。這部小說將目光放至香港、北流、滇中等地，書寫了“空間和地方”的復雜關系，同時又通過對個體和集體生活的“放大”，重塑了1950年代至當下時代的歷史經驗。更重要的是，《北流》采納“速寫”和“深描”的手法，塑造了李躍豆、羅世饒、陳地理等一批典型的人物形象，這是其作為一部“多相的地方文學”最根本的所在。

關鍵詞：地方文學;北流;敘事;經驗;城鄉中國

對林白而言，長篇小說《北流》（長江文藝出版社，2022年）是她被普通話（某種意義上的“標準”現代漢語）長期“馴養”后的回歸之作。盡管“北流話”為“粵語中的小方言，屬粵語勾漏片”[1]，但正是這樣的“小方言”激活了地方傳統，成就了小說的“大氣象”。有的學者認為，“粵語”構成了《北流》的南方意象，沒有粵語方言的使用，這部小說的敘事難以為繼，林白也由此找到了“生命還鄉”之路。[2]《北流》以詩化語言提煉經驗、萃取“萬物”，如同獻給方言的一首情歌、贊歌。為了將粵方言與標準現代漢語并駕齊驅，小說頗具匠心地“設計”了龐雜的文體：先是以一首長詩《植物志》開啟《北流》的敘事，再借由注卷、疏卷、散章、后章、時箋、異辭、尾章等構成正文，最后將《織字》（別冊）與《李躍豆詞典》（支冊）獨立成冊，作為附錄。這樣的文體，如同粗坯拉制的陶器，有粗糙之處，卻也有合理之處，形式與內容相得益彰。

林白是1990年代以降個人寫作和女性寫作的先鋒，先后有《一個人的戰爭》《萬物花開》《說吧，房間》等長篇問世?！侗绷鳌肥装l于《十月》雜志2021年第3、4期，是林白寫作生涯中篇幅最長、體量最大的作品。小說刊行后頗受文學界關注，未出版已入圍多個文學榜單。[3]有論者指出，《北流》“結合了《一個人的戰爭》中的私人獨白與《婦女閑聊錄》中的鄉土記錄”[4]，也有學者直陳，它以“畢達哥拉斯式文體”[5]實現對小說形式的突圍?！侗绷鳌烦霭婧?，相關研究和批評主要集中在“個人化的宏大敘事”“地方與自我”想象的關系、“注疏體的文體創造”“個體與世界”的對話，以及對中國文學“斷片傳統和方志資源”的借用等方面。[6]這些討論指認了《北流》在林白寫作史中的獨特性，也為讀者辨識其文學史價值提供參照?！侗绷鳌肥情_風氣之先的“地方文學”，更是“新南方寫作”的代表作。然而，它如何通過敘事呈現空間與地方，如何“放大”城鄉經驗，最終借助對人物群像的塑造完成一種文學總體性，仍有待探索。

空間與地方

《北流》以長詩《植物志》為“序篇”，但作為一部敘事作品，“空間”才是其真正的開端。這里的空間，首先是香港?！笆杈恚涸谙愀邸币徽聰⑹鲎骷依钴S豆應邀參加香港浸會大學“國際作家工作坊”（IWW）在香港的經歷。從西餐廳到延續英殖民建制的馬路，從與來自世界各地的作家共聚一堂到中環的“香港外國記者會”，我們或熟知或陌生的香港地名（聯合道公園、皇后大道東、伊麗莎白體育館、跑馬地、香港中央圖書館、九龍塘、西環邨公屋、赤柱，等等），以一種突兀的方式闖入李躍豆眼簾。在工作坊安排的開會、演講、集體出游、酒會等行程中，一個由不同語言交織而成的經驗空間躍然紙上。

這里的經驗空間，自然不同于物理空間，它是李躍豆于香港“漫游”時的情緒、回憶和聯想。在李躍豆和主辦方工作人員用粵語交流后，“周圍的英語飄遠了，像地球上自然的萬物，或者化身為某種灰色的蝶類。她聽無識，但望住它們，覺得好。而家鄉的狼蕨從墻上長出來，爬到她的腳底下。她把自己的粵語稱之為廣東鄉下話?；浾Z以廣州話和香港話為正宗，別處的粵語都算作廣東鄉下話?！盵7]由香港出發，一個不在場的“鄉下”空間也如影隨形，在見識了香港隨處可見的“雞蛋花樹、鳳凰木、榕樹、木棉樹、羊蹄甲”等嶺南樹木和花卉后，李躍豆仿佛從它們身上聽見了“來自時間深處的方言”，“聲音此起彼伏連成一片”[8]。這意味著，身在異鄉的李躍豆從“前十九年養熟”的老家土話（粵語的分支）那里尋回了安全感，因為“至少有十到二十年，普通話這種第二語言使她沒有自信，光彩頓失”[9]。由此可見，作為國際通用語的英語、由廣州話和香港話組成的“正宗”粵語，以及李躍豆的“廣東鄉下話”之間，儼然生出了微妙的等級秩序。李躍豆被拋擲到香港這個遺留著殖民地痕跡的空間中，東西方文化的匯聚和雜糅，令她坍縮為一個原子。而將李躍豆包圍起來的，是那個由不同語言（粵語、普通話、方言）所支撐的經驗空間。1960年代的廣西小鎮（電影院、革命樣板戲、宣傳畫、禮堂等“空間”）、移居香港的遠章舅舅、德蘭舅媽和他們作為三線歌手的女兒梁北妮……像是從意識的深海中浮出水面。因此，香港不再是只存在于歷史教科書中的那個符號般的“蕞爾小島”，而是開啟故事、激發作家李躍豆語言和生命經驗的“觸媒”。

在并不長的篇幅中，“疏卷：在香港”像一篇游記，以“非小說”的方式編織起敘事網結。而作為正文開篇的“注卷：六日半”，則集中書寫“地方”。李躍豆參加官方組織的“作家返鄉”活動，由此和“故鄉”（嚴格來說是她20世紀70年代下鄉所在的民安公社六感大隊）迎面撞上。李躍豆憶起來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閱讀經驗，少年時的三位女性好友的命運，轉而用第一人稱“我”敘述起作家“李躍豆”的成長史。這一“成長史”（包括戀愛史）與作家林白的經歷高度同構，可視之半自傳敘述：在圭寧讀過年少時光、在武漢上大學、畢業后分配到南寧圖書館工作等。不過更重要的是，借著“返鄉”書寫，李躍豆的家庭史也緩緩揭開：李躍豆的父母為李稻基和梁遠照，家中有李春一、躍豆與米豆三個孩子，李稻基去世后，梁遠照再婚嫁給“蕭繼父”，而蕭繼父則有大海、海寶兩個兒子。1990年代，蕭繼父去世，家庭經濟每況愈下，身為婦科醫師的梁遠照以65歲高齡“穿州過省”，到粵地（廣東）“打工掙銀紙”。在這段敘述中，一個生命力強悍、審時度勢，總要“主宰”一切的女性形象立了起來。和梁遠照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躍豆年少時崇拜的對象——縣文藝隊的門面擔當、臺柱子姚瓊。這個曾經在《紅燈記》《紅色娘子軍》中挑大梁的女演員，“圭寧縣城的一代名伶，風華絕代光彩照人的絕對女主角”，最后生了腦瘤，手術后精神出問題，淪落到在鎮醫院當清潔工。[10]

梁遠照、姚瓊這些李躍豆的“上一代”人經歷了火熱的革命年代，而李躍豆的“同代人”米豆，則屬于“失落的一代”：叔叔李禾基去世后，李躍豆的弟弟米豆與妻子紅中擔負起照顧叔叔的責任。對此，出于“人道主義精神”，李躍豆反復向米豆灌輸，要他爭取“休息權”;在返鄉的六日半里，李躍豆還遇到了上門拜訪的羅世饒：“這個天上落下的表哥認為，家庭變故和他長達十五年的流浪生涯很值得寫成一本書，既然表妹是個寫書的，這本書自然應該由她來完成?！盵11]為了讓表妹完成這本書，羅世饒帶來五本裝訂成冊的稿紙以及一些通信、幾頁紙的自傳和詩稿等。但李躍豆并沒有放在心上，甚至不想讓這些稿紙進入她的行李箱。此處，表哥羅世饒的人生只揭開了一角面紗，要等到“注卷：小五世饒的生活與時代”中，他才正式登場，成為《北流》用心經營的人物畫廊里至為出彩的一位。這種點到為止的筆法是作者的“虛晃一槍”，也是對即將被濃墨重彩書寫的“小五世饒”的預敘。

這些片段粗讀起來散漫、沒有秩序，帶著“散點透視”的特征，即是說，透過“壓縮的時空”（返鄉六日半），小說集中呈現了圍繞在李躍豆身邊的諸多人物。這些人仿佛“走馬燈”，又在往后章節重復出現，得到進一步描寫。在“注卷：六日半”中，大躍進、反蘇修、大修防空洞、農業學大寨、樣板戲、紅袖章、大串聯等“社會主義經驗”不時閃現，既拓寬了敘事層次，也將李躍豆的個人經驗和集體經驗溝通起來。如此一來，“返鄉”不再是空間和位置的騰挪、移動，而是讓位給了地方。此處的地方自然指向北流。簡言之，就是故鄉（海德格爾說的“語言是存在之家”的故鄉）。然而“北流”不僅是地方/故鄉，還是一個凝聚了復雜經驗的“共同體”。

空間（space）和地方（place）是生活世界的基本組成部分，段義孚在《空間與地方：經驗的視角》中認為，“地方意味著安全，空間意味著自由”，相較而言，空間比地方更抽象，不過二者能夠互相交融和轉化，“最初無差異的空間會逐漸變成我們熟識且賦予其價值的地方”[12]。從這個角度或許可以理解，占據《北流》大部分篇幅的章節為何被歸入“注疏體”。對此，有的學者指出：“‘注，不就是集中、注入，也就是返回嗎？而‘疏當然是離開、分散了?！盵13]以“北流”為中心，注入與流出，背離和重返，構成小說“中心向外擴散”的結構。如果說香港意味著一個陌生化和不確定的“空間”，那么故鄉則是象征“安全”的“地方”。然而，文學對不同經驗的書寫并不是涇渭分明的?！霸谀父咕蛥⒓恿伺懈赣H的大會”的李躍豆與故鄉的關系是矛盾和悖謬的，“故鄉向來不能成為她的避難所，每當她感到心靈破碎需要修補，第一反應總是遠走他鄉”[14]。倘若我們將《北流》視為地方文學，那么，這里的“地方”并不意味著舒適和安穩，而是危機重重的、破碎的;異鄉也并并非天然的“避難所”：“在外飄蕩幾十年她從未找到自己的避難所，故鄉不是異鄉也不是”[15]。從這個前提出發，《北流》將不同文體進行拼貼和并置，其背后的動力就在于對“地方”（故鄉）和“空間”（故鄉之外的異鄉）的矛盾態度，否則小說就會滑向“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模式。

現代中國文學的“知識分子返鄉”書寫肇始于“五四”時期，魯迅的《故鄉》可謂開山之作?！侗绷鳌吩O置“作家返鄉”的活動，無疑是借采風之名，延續這一“返鄉”書寫模式。然而米豆并不是魯迅筆下的閏土，李躍豆努力想喚醒弟弟米豆，但無計可施——這與林白那部創造了“二十一世紀初版祥林嫂”的《婦女閑聊錄》所采納的“庶民版本的啟蒙敘事”[16]判然有別。這也說明，作為現代鄉土文學基底的啟蒙意識形態失效了，時代的反復、巨變，徒留的是物是人非的失落感。李躍豆愛恨交織的那個鄉土社會，也必須在與外部世界（無論是李躍豆長期居住的北京還是暫住的香港）的對照和拮抗中才能凸顯出意義。

城鄉經驗的“放大”

如果說“空間”和“地方”構成了《北流》敘事的骨架，那么城鄉經驗無疑是填充其中的血肉。小說中題為“注卷”的部分，敘述的對象一般為李躍豆的故鄉（包括下鄉的六感等縣鄉地帶），而“疏卷”則指向“異鄉”，主要由三組“火車筆記”以及兩章“疏卷：滇中”承載。在“火車筆記”和“疏卷：滇中”各章中，躍豆搭乘火車往返滇中，回憶起少女時期的閨蜜澤鮮與愛人喻范“私奔”，最后落腳于滇中過著“世外桃源”生活的經歷。李躍豆“喜歡臥鋪，喜歡躺在火車上輕微搖晃的微醺感”[17]?！拜p微搖晃的微醺感”造成了這幾章“無敘事”的特征，又使得這一部分與小說主體“貌合神離”。那么，《北流》為何要這樣寫呢？非如此寫不可嗎？

李躍豆在滇中找到澤鮮生活的地方。澤鮮年輕時放棄公職與喻范私奔，選擇了迥異于“主流社會”的生活方式，后來在滇中經營一家茶館。喻范收了幾位徒弟，這些徒弟接受的是舊式私塾教育，他們修身、練字、品畫、“養玉”，尊稱喻范“老仙”，并與喻范結成緊密的精神共同體。在林白筆下，這樣的生活顯得有些不倫不類，然而在與之之、小毛、乙琬、云箏等孩子接觸后，李躍豆被他們身上的氣質所打動（她甚至在之之的“教導”下學會了打坐）。有關李躍豆在滇中游歷的片段篇幅不長，且行文上兼有紀實風格，讀起來類似“游記”。如果我們將《北流》的敘事比喻成河流，那么這幾卷就仿佛河流經過的淺灘，流速緩慢，無甚波瀾。從敘事層面看，它們是對小說節奏的調節（或可稱為“間奏”）;從小說著重呈現的城鄉經驗和地方性來看，它們又和“注卷：縣與城”等章節勢均力敵，互為鏡像，共同照亮城鄉中國的世相和生態。

在“注卷：六感”中，小說借李躍豆第一人稱自述其在六感插隊下鄉的經歷（1977年國家恢復高考之后，李躍豆離開了六感）。此卷小標題“重疊的時間”意味深長。小說寫道：

一直以來，我都覺得縣城太小，小而平淡，我羨慕澤紅去南寧，呂覺悟去過柳州。插隊之后，我的眼光有了巨大翻轉。插隊時間越久，我越感到縣城是個大地方，熱鬧繁華，它甚至是輝煌的。

……

在四面黑筢邋的夜晚，縣城總會在我的念想中出現，但它變得越來越遠了。它每出現一次就被我放大一次，每放大一次它離我就越發地遠。[18]

李躍豆17歲到19歲（1975—1977）下鄉，其間曾記過五本日記。在“作家返鄉”活動中，李躍豆忽然想起了四十年前的日記本，“它們變得有些神奇，尺寸大得不可思議，在似夢非夢中，它們大如桌臺，對空氣也有了浮力”[19]?！按蟮貌豢伤甲h”“大如桌臺”與上文引述的“放大”異曲同工。盡管記錄在紙面的內容早已消失，但它們仍舊牢牢銘刻在李躍豆的記憶和潛意識里，因此，“重疊的時間”指的是李躍豆“返鄉”到六感時被激活的記憶，是對過去時間的“重臨”。這種體驗既是感官性的放大，也是精神性的放大。我們不妨將“放大”看作《北流》書寫城鄉經驗的不二法門——唯有通過“放大”，才能讓時間產生重疊，甚至扭曲。不過，無節制地放大會令記憶的影像漸趨模糊，乃至失真。

伊恩·瓦特（Ian Vatt，1917—1999）談及寫實主義（realism）和小說形式的關系時認為：“小說企圖捕捉人類經驗的各個層面，而不只限于某個特定的文學觀點。由此可知，小說的寫實性不在于它所呈現的那種生活，而是取決于它呈現的方式”。[20]也就是說，采用何種方式呈現人類經驗，對寫實主義小說而言至關重要?！侗绷鳌返目h城書寫，關鍵就在于經驗的“放大”，這也是羅伯特·斯科爾斯（Robert Scholes，1929—2016）等學者在《敘事的本質》一書中談打破的“經驗性敘事”。經驗性敘事和虛構性敘事相對，二者都發端于史詩這一綜合性敘事文體，但前者強調對現實的忠實（傳記和自傳均屬于經驗性敘事形式），后者指向對現實的虛構。經驗性敘事有賴于兩個構件：“歷史性的”（historical）和“摹仿性的”（mimetic）。歷史性構件“對事實之真和具體歷史保持忠實”，摹仿性構件保持忠誠的對象則是“感受與環境之真”，它依賴于“對當下的觀察，而不是對歷史的調查”[21]。前文提及，這部小說有相當部分取材自作者的經歷。從這一角度來看，“注卷：六感”寫的是“下鄉”，但提供了一種縣城的“觀看之道”：李躍豆來自縣城，看不起六感這樣的小地方，可正是因為被“貶黜”到了邊緣地帶，她看待縣城的眼光才能有“巨大翻轉”。因此，《北流》寫出了“事實之真”，也傳達了“感受與環境之真”。其經驗性敘事一方面依靠歷史的記錄和李躍豆的親身體驗，另一方面也離不開“當下的觀察”。這點主要體現在“注卷：六感”和前后兩章的“注卷：縣與城”中。

我們視《北流》為地方性文學，并不意味著它等同傳統意義上的鄉土小說?！跋锣l”在李躍豆的人生中占據重要地位，然而小說聚焦的大多人物都活躍在縣城。這里被“放大”的不僅是個人經驗，還有他人和集體的經驗?！白⒕恚毫小辈捎玫谝蝗朔Q視角，敘述了李躍豆下鄉經驗的方方面面。李躍豆愛慕韓北方，因思想和生活作風問題而被生產隊“污名化”，行為舉止與集體格格不入。在階級和革命的話語體系中，戀愛是“資產階級生活作風”，是玩火自焚的危險行為，但與韓北方的短暫相處卻讓李躍豆體驗到了“永生的金色時間”[22]。這段感情無疾而終，李躍豆轉而羨慕起“從未被馴化”的潘小銀（她與供銷社采購員陸一民談戀愛）：“愛情這種書面語用圭寧土話講出嘴實在古怪，仿佛禍從天降，這個書面的禁忌語突然由潘小銀這樣一個不看書的人嘴里講出，它的音量被擴大了數倍，震得行路的摩擦聲唰唰驟響?！盵23]公共空間和私人空間互為滲透，個人情感與階級情感劍拔弩張。在這種狀況下，愛情的音量仍舊被擴大，個人隱秘“心聲”仍舊清晰傳達出來。

比個人感情更具社會學和人類學意義的是生產隊的勞動生活：從公社禮堂的開會到李躍豆和鄭江葳寫通訊稿，從成立養雞場到上牛背山打柴、進深山扛木頭，從使牛犁田到舀糞水和種植烤煙、四季豆……在李躍豆眼中，“灰色的廠房，灰色的鍋爐和煙囪，樣樣都是巨大的，置身田野，更顯巨大和古怪，灰色的怪獸，把天也弄灰了一塊”[24]，就連治療“爛腳”的五色花，就地取材制作的竹噴筒都有了特殊的意義。衣食住行，柴米油鹽，“革命時代”的隱秘性幻想……這些描寫和敘述包羅萬象，勾繪出一部鮮活的知青下鄉史。

相較于“注卷：六感”，前后兩章“注卷：縣與城”超脫了“類自傳性”的個體敘事，進入對他者經驗的捕捉、記錄和轉述中，視野更為宏闊?！氨绷鳌彼鶎慕橛卩l村和城市之間的縣城地帶，借助這種方式得到立體化呈現。兩章“注卷：縣與城”的敘述相對零散、不成體系，采用的是第三人稱全知敘事，李躍豆或者說隱含作者仿佛擁有一雙上帝之眼，俯瞰著生活在縣城的人們。不管是遠素姨婆被判為“現行反革命分子”而遭槍決的獨子龐天新，還是游蕩在縣城尋找馮春河的賴詩人，抑或是與劇作家私奔、后來不得不屈服于命運的澤紅……這些人物都有相似的命運，都在理想與現實、生與死之間徘徊、掙扎。第三人稱敘事看似超脫、客觀，可仍舊探照燈一般，照亮了人物不為人知的精神角落。換言之，借助于他者經驗的相遇，縣城的歷史、地理、社會、人情等都被激活了。如此一來，小說不但深入到邊緣人物的生命史、心靈史中，而且溢出了“革命敘事”的框架，迸發出更為蓬勃和蕪雜的敘事能量。從李躍豆的下鄉經驗到李躍豆眼中他人的縣城生活，《北流》中的“城鄉經驗”彼此對照，水乳交融。概言之，在這兩章中，作為中國社會“標本”縣城，不再是空洞的符號，而是有機的生命體。

人物小傳：速寫與深描

不管是處理空間和地方的關系，還是借助“放大”來復現城鄉經驗，其實都離不開對人物的塑造。沒有人物，再精巧的空間/地方都是虛無，沒有了人物的參與，城鄉經驗也無法被點亮。李躍豆在21世紀的南粵游走，不斷穿梭往來于不同的歷史時代，她的目光始終投注在或逝去或活著的人物身上，他們才是《北流》最打動人心的部分。兩章“注卷：縣與城”，加上“注卷：小五世饒的生活與時代”和“注卷：澤鮮”等章節，可以看作一系列的人物小傳，正是它們構成了縣城社會生活和人物精神世界的切面。在敘述人物小傳時，“注卷：縣與城”用的是“速寫”法，寥寥數筆，卻生動地勾勒出人物的輪廓，而“注卷：小五世饒的生活與時代”則明顯是對人物展開“深描”?！吧蠲琛保╰hick description，也譯為“厚描”）來自文化人類學家克利福德·格爾茨（Clifford Geertz，1926—2006），他借用哲學家吉爾伯特·賴爾的“深描”概念，使其變為田野民族志領域的方法?！吧蠲琛?，強調從“文化持有者”的目光出發：“如果不是我們所被教導的那樣，用一種特別的情感方式，或幾乎是一種異乎尋常的能力像真正的當地文化持有者一樣去思考，去感知，去參悟，那么，人類學又如何能得知當地文化持有者的思考，感知和參悟事物的方式？”[25]由此可見，“速寫”側重外部勾繪，而“深描”則借人物視角，由內向外觀看。

先看“速寫”部分。前一章“注卷：縣與城”分為“姨婆與世界革命”“美，而短”“香港的舅舅”“夜晚的賴詩人”四小節。除了第二節，余下三節的標題都明確了敘述對象?！耙唐排c世界革命”中，姨婆梁遠素的獨子龐天新因“猥褻婦女”的莫須有罪名，從林場工人淪為勞改犯，在縣城體育場西河沉雞碑被槍決。梁遠照擔心神經脆弱的堂姐梁遠素會發瘋，為了隱瞞天新死訊，她虛構了天新去世后的種種足跡，將一個“現行反革命分子”與“世界革命”聯系起來?！笆澜绺锩弊屵h素想到越南、老撾、柬埔寨、緬甸、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等第三世界國家，“抱上虛無的希望”。[26]

“美，而短”講述了一樁縣城的婚外戀，李躍豆年少時的閨蜜呂覺秀的丈夫突然卷走了家里的錢財人間蒸發，同在一家醫院的醫生馮其舟照顧呂覺秀，心中泛起了對呂覺秀“欲罷不能的渴望”，但這份犯了禁忌和家庭倫理的愛（馮其舟與妻子韋乙瑛結婚多年，育有一雙兒女）注定沒結果;“香港的舅舅”一節用第三人稱，敘述李躍豆舅舅梁遠章從江西礦務局的員工到遠走香港，落腳于沙田的故事;“夜晚的賴詩人”塑造了縣城地方文人和詩人賴最鋒的形象。賴最鋒原先在《圭寧報》當記者和編輯，編副刊“北流河”，后從報社辭職，經營一家叫“鳥巢”的幼兒園（他自認為“鳥巢”蘊含詩意，代表了廣西邊陲小城的人對遙遠宏大名堂的向往）。賴詩人暗戀馮春河。在馮春河失蹤后，賴詩人一直在小城里苦苦尋找她的身影。過去的記憶片段閃現，在半明半暗的小城夜晚，賴詩人總感覺到“星星鼓蕩著激流在宇宙深處奔涌”[27]。

后一章“注卷：縣與城”中，第一節“《梭羅河》”書寫李躍豆的閨蜜王澤紅放棄公職及全省最大醫院的神經內科護士的職業，與一名劇作家私奔的故事。年輕時危險而浪漫的私奔，讓位給了庸俗的生活。夫妻倆經營了一家“文學米粉店”，人到中年，理想失落，“從前的世界漸漸遠了”。[28]后面的“陳地理”一節補敘“陳地理”在“文革”期間被關進精神病院，后來離奇失蹤的故事，接續“注卷：小五世饒的生活與時代”的情節;“麻雀”一節寫竇文況和女裁縫白珍的私情以及小五用自制氣槍打麻雀的故事。在那個“千萬不能忘記階級斗爭”的年代，小城的日常、躁動躍然紙上;“花果山的齷孩”一節中，天新去世后，遠素收留了一名流浪兒，取名“天落”。不料天落卻在一個暴雨天讓雷劈死了。此外，“注卷：澤鮮”追述澤鮮的成長史以及她和喻范的相遇和戀愛，是“火車筆記”和“疏卷：滇中”的人物“前傳”。

將這些篇幅不長的章節連起來看，就構成了一幅人物畫譜，每個人物在畫譜上占據的空間不大，但都被塑造得栩栩如生。他們生活在邊陲小城，透過字里行間，我們仿佛看到了這些人物內心的欲望和苦痛。當然，這些人物并非彼此獨立，而是互有關聯。譬如“姨婆與世界革命”一節，龐天新在林場工作時遇到了羅世饒，兩人成為“伴侶”（羅世饒是雙性戀），夜晚躲在床上收聽半導體收音機。革命年代的禁忌情感，作者寫來不動聲色，卻觸目驚心。

和“速寫”部分相比，“注卷：小五世饒的生活與時代”篇幅更長，敘寫的內容幾乎覆蓋羅世饒的一生。這是《北流》中刻畫最為深入、塑造最為成功的人物形象。這一章分四節，對應羅世饒不同的人生片段?！皹渖希?952—1965）”寫的是羅世饒的童年和少年時代。上小學的羅世饒喜歡爬樹，他在樹上觀察北流的人和事，因此認識了患了精神分裂癥，認為自己處于“時間的支流”的陳地理。這段敘述明顯借鑒了卡爾維諾《樹上的男爵》，但《北流》并沒有讓小說寓言化，而是將“在樹上”變成一種視角，既符合小五的個性，也為后文他在革命年代的浪游生活埋下伏筆。小五成長的年代遇上大煉鋼、大饑荒、“打雞血”等歷史事件，每一次，他都能在饑饉和困頓中找到生存之道?！拔母铩鼻跋?，陳地理被送往柳州市精神病院，留給小五1959至1965年間的日記本以及《突厥語大詞典》和《水經注》;“信（1979—1985）”一節借羅世饒獲得平反后與程滿晴的通信，敘述羅世饒從高中數學老師到考取國家干部的經歷。程滿晴是羅世饒年少時的暗戀對象，她當了二十年民辦教師，一直未得到轉正。羅世饒考取國家干部后結了婚，結婚對象桂香是在食品站賣豬肉;到了“在路上（1965—2007）”一節，“文革”開始，羅世饒在園藝場刷標語，“字在墻上越積越多，在他心里也越積越多，他忘了字與詞的本義。寫在墻上的字是空心的，他腦殼里的字亦系空心的。他涂上艷異的赤紅，內心平實”。[29]憑借刷得一手漂亮的標語，羅世饒從園藝場到了城里，園藝場解散后，他開始了長達十五年的流浪生活。1972年，羅世饒落腳于海南儋州，此時“批林批孔”運動如火如荼，羅世饒在磚瓦廠打工，遠離了革命煙火，也開始了狂熱的性愛之旅。離開海南后，羅世饒去了新疆。在革命年代，羅世饒是個“異類”，除了橫穿大半個中國的流浪生活，他還時常想起跟他有過關系的“二十一個女人”。這也是第四節“二十一個”的內容。

這一章最能體現“深描”方法的，是其中大量“引用”的通信，包括平反后羅世饒和程滿晴的往來信件，還有橫穿大半個中國期間羅世饒寫給表妹的信。這些通信或坦誠內心的情感，或敘述流浪路上的見聞，人物在信件中直接發聲。相比第三人稱客觀敘事，它們更能展示人物鮮活、復雜的內心世界。我們不妨將其視為“革命”到“后革命”時期的一份私人檔案。

這里不得不提及羅世饒少年和成年后遇到的兩位男性：一個是上曉天文、下知地理的“陳地理”，他無意間成了羅世饒的精神父親，如果沒有他對“時間的支流”的癡迷和遺留下來的《突厥語大詞典》，就沒有羅世饒后來對“詩和遠方”的向往;另一位是羅世饒在林場認識的龐天新，天新對數學無限符號“∞”的迷戀，和陳地理對“時間的支流”的見解異曲同工。在幾乎已經成為程式化、臉譜化的“文革”敘事文學中，羅世饒、陳地理、龐天新等人物形象可謂獨特?！侗绷鳌窙]有訴諸“傷痕文學”的控訴寫法和善惡對立的批判模式，而是以平實克制的方式書寫人物或悲戚或荒誕的生活。如此一來，隱匿在理性和非理性夾縫中的“人性”得以揭開。迷戀無限符號“∞”的天新死于“現行反革命罪”，而迷戀“時間的支流”的陳地理，最終像鉆進了時間河流的縫隙，消失得無影無蹤?！侗绷鳌分袑Ω锩?、性和暴力的反諷式書寫，堪可媲美王小波的《黃金時代》。

結語

《北流》將空間和地方、縣城與鄉村、人物的速寫與深描等元素牢牢“焊接”在一起，有力回應了詩人朱湘在1933年提出的“多相的地方文學”：“如其沒有深刻的，多相的地方文學，文學的鏡子便不是向著各相的人生舉起來的，這鏡中的形相只能是不完全的，畸形的，單調的?！盵30]“多相”指的是地方文學所包含的多重面相、形相?！侗绷鳌返摹岸嘞唷笔紫缺憩F在文體的雜糅和拼貼。柄谷行人認為：“現代小說本身是一種類型，同時它又是在類型開始消滅的時候誕生的。而超現代主義者和后現代主義者所做的嘗試乃是要恢復在此被壓抑掉了的諸種類型。比方說，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將自白與解剖相融合，喬伊斯（James Joyce）把各種‘語言的游戲和神話性的東西重新恢復起來;而后現代主義者導入了科幻和諷喻?！盵31]即是說，小說并非特定的類型，而是多種類型的綜合?！侗绷鳌烦恕白⑹梵w”，還在正文內插入《李躍豆詞典》，虛構李躍豆撰寫《須昭回憶錄》的過程（這是一部向尤瑟納爾致敬的傳記小說），甚至在《語膜》一章里動用科幻文學的體裁，敘述了北流的“近未來”：2066年，北流方言基本消失，甘亦利用曾外姑祖李躍豆生前撰寫的《李躍豆詞典》錄制“語膜”，試圖恢復北流方言，然而這一努力終告失敗。無論北流方言是否消失，這一虛構情節所具有的自反性值得我們深思，它建構了一個近未來的想象，同時對方言文學的主體性進行消解，透露著對地方文學的眷戀和隱憂。

《北流》在文體上的“多相”，是由小說所要處理的對象（以北流為核心的城鄉經驗及生活其中的人物）所決定的。我們知道，1990年代以降，隨著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中國城鄉二元對立的社會結構逐漸讓位給城鎮化。目前，“中國城鎮化率已接近 65%”，“鄉土中國”正在向“城鄉中國”轉型[32]。對中國這一傳統的農業型國家而言，是一種新時代的“山鄉巨變”?！侗绷鳌窋⑹龅?，即是“城鄉中國”的經驗，這一經驗在時間上覆蓋了1950至1970的革命年代和1980以降的改革開放年代，在內容上，囊括了鄉村與縣城、個人和集體，過去、當下和“未來”。而所有的經驗都離不開人這一核心。通過對人物群像的出色塑造，《北流》的得以完成一種文學總體性，這也是它作為一部“多相的地方文學”最根本的所在。

[注釋]

[1]林白：《重新看見南方》，《南方文壇》，2021年第3期。

[2] 蔣述卓：《南方意象、傾偈與生命之極的抵達——論林白的〈北流〉兼論新南方寫作》，《南方文壇》，2022年第2期。

[3]《北流》出版后同時登上了2021年度的“收獲文學榜”和《揚子江評論》文學排行榜，相關報道、訪談見羅昕：《林白：北流是一個容器，它可以無窮無盡地注下去》，《澎湃新聞》，2022年6月23日，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8701611。

[4] 黃平、何卓倫：《一個人的故鄉與身體里的北流——論林白小說〈北流〉的文體與主題》，《南方文壇》，2022年第2期。

[5] 孫郁：《北流讀札》，《南方文壇》，2022年第2期。

[6]相關論述見賀紹?。骸秱€人化的宏大敘事——讀林白的〈北流〉隨感》，《當代作家評論》，2021年第6期;張柱林：《經驗化詩：〈北流〉的地方想象與自我想象》，《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2年第1期;胡少山、王春林：《略論林白〈北流〉的“注疏體”文體創造》，《上海文化》，2022年第5期;孟繁華：《她用多種方式與世界對話》，《南方文壇》，2022年第2期;朱厚剛：《林白的北流書寫及其價值》，《當代文壇》，2022年第4期。

[7][8][9][10][11][14][15][17][18][19][22][23][24][26][27][28][29]林白：《北流》，長江文藝出版社2022年版，第99頁、第116頁、第105頁、第36頁、第21頁、第74頁、第126頁、第248頁、第347頁、第317頁、第330頁、第343頁、第327頁、第146頁、第173頁、第376頁、第215—216頁。

[12] [美]段義孚：《空間與地方：經驗的視角》，王志標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4頁。

[13] 張柱林：《經驗化詩：〈北流〉的地方想象與自我想象》，《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2年第1期。

[16]David Der-wei Wang，"RED LEGACIES IN FICTION"，Red Legacies in China：Cultural Afterlives of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ed.Jie Li， Enhua Zhang，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16，p.198.

[20] [美]艾恩·瓦特：《小說的興起》（The Rise of the Novel），魯燕萍譯，桂冠圖書公司1994年版，第3頁。

[21] [美]羅伯特·斯科爾斯，[美]詹姆斯·費倫，[美]羅伯特·凱洛格 ：《敘事的本質》，于雷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10—11頁。

[25] [美]克利福德·格爾茨：《地方性知識》，王海龍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年版，第73頁。

[30]朱湘：《文學閑談之十二：地方文學》，《青年界》，1933年第4卷第2期。

[31] [日]柄谷行人：《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趙京華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版，第190頁。

[32]焦長權：《從鄉土中國到城鄉中國：上半程與下半程》，《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2期。

作者單位：暨南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