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經濟背景下新職業青年發展的困境及路徑

譚子恒

(華僑大學，福建 泉州 362021)

一、新經濟與新職業的內涵

(一)新經濟的內涵

“新經濟”是與“傳統經濟”相對的概念，最早由美國《商業周刊》在1996年12月提出，并經常同信息經濟、數字經濟、大數據產業、互聯網+等概念交叉重疊使用[1]。2016年，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提到“新經濟”，并將其描述為新技術、新產業和新業態，但目前國際社會還沒有通用的關于新經濟的界定[2]。中國學者更多是從本質、結構和發展的角度對新經濟加以理解。王全興從本質出發，認為新經濟是信息化和全球化背景下由信息科技及其應用產生的新型經濟形態[3]；戚聿東也從本質出發，認為凡是與信息技術及其應用相關的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均可歸到新經濟范疇內[4]；任保平基于結構的視角，將新經濟描述為知識型經濟、創新型經濟、綠色型經濟、共享型經濟、開放型經濟、數字化經濟與個性化經濟的集中體現[5]；師博從經濟發展的角度，認為新經濟的標志在于新要素、新產業與新經濟運行形態的出現，新經濟也是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新動能[6]。從上述學者的定義來看，新經濟是科技革命推動下的新型經濟形態和經濟發展新動能，主要圍繞著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展開，新技術是新經濟的核心要素。隨著新技術的不斷變革，現有產業、業態和模式也將持續演進，新經濟的內涵和外延將不斷拓展。

(二)新職業的內涵

圍繞新技術、新產業和新業態，新經濟已成為我國經濟轉方式、調結構及化解產能過剩的重要抓手，為社會創造了大量就業機會，大量新職業應運而生并隨著新經濟的動態發展不斷充實。綜合其他學者的研究成果，本文中的新職業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分類大典》中未收錄或是近幾年才收錄的，社會經濟發展中已有一定規模從業人員，且具有相對獨立成熟的專業、技能要求的職業[7]。2015年版《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分類大典》頒布后，國家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國家市場監管總局、國家統計局于2019年4月1日、2020年2月25日、2020年6月28日和2021年3月9日先后四次將一些新職業納入《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分類大典》。截至目前，共有56個新職業獲得官方認可，涵蓋專業技術人員，社會生產服務和生活服務人員，農、林、牧、漁業生產及輔助人員，辦事人員和有關人員，生產制造及有關人員等五大類別，主要集中在工程技術、信息技術、健康服務等領域，展現出時代發展新趨勢[8]。

人工智能工程技術人員、物聯網工程技術人員、大數據工程技術人員、云計算工程技術人員、集成電路工程技術人員等新職業是新技術背景下顛覆現有技術，服務新舊動能轉換必要的人力資源；工業機器人系統操作員、工業機器人系統運維員、服務機器人應用技術員、智能硬件裝調員等新職業是新產業背景下，解決勞動力缺乏、人工成本高等問題，服務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必要的人力資源；連鎖經營管理師、供應鏈管理師、網約配送員、健康照護師、呼吸治療師、互聯網營銷師、在線學習服務師等是新業態背景下順應消費升級和滿足人民需求所必要的人力資源。當下，新職業已成為新經濟形態下社會生產生活不可或缺的構成要素，且類型還在不斷增加。

二、“新經濟—新職業”的協同關系

協同理論(Synergetics)是由著名物理學家赫爾曼·哈肯創立，其認為社會環境中屬性各異的開放系統間存在互相影響、相互作用的關系[9-10]。這一理論的內涵重點包括協同效應、序參量和自組織三個方面。當前，協同理論也被運用到社會科學領域[11]。具體到“新經濟”和“新職業”的關系研究上，可將兩者視為兩個不同的、開放的子系統，即“新經濟子系統”與“新職業子系統”。二者通過相互配合與協作，進行“物質和能量交換”，即“新經濟子系統”為“新職業子系統”輸送就業崗位、實踐機會、技能培訓，“新職業子系統”為“新經濟子系統”輸送人力資源、職業認證、職業規范，達到“新經濟—新職業”復合系統協同發展的雙贏效果。從本質上看，二者為協同關系。具體而言，在新經濟與新職業協同發展的過程中，協同效應是必然要求，序參量是主導因素，而自組織則是自我完善的根本途徑。

(一)“新經濟—新職業”能產生“1+1>2”的協同效應

所謂新經濟與新職業的協同效應，即在“新經濟—新職業”這一開放系統中，“新經濟子系統”與“新職業子系統”之間達成最佳的協同狀態。這樣的狀態并不是單純的“1+1=2”的量的累計，而是由量變轉為質變。產生質變的首要條件就是各子系統內部自我協同。就“新經濟子系統”而言，新技術為新產業提供轉型升級的動力，新產業為新技術提供實際應用空間，新技術、新產業為新業態提供創新發展土壤，新業態為新技術、新產業提供“飛入尋常百姓家”的機會；就“新職業子系統”而言，除了官方為新職業、新工種正名，建立新職業相關制度外，政府、高校、企業、社會組織之間也需要加強合作，形成新職業人才培養體系，建立新職業技能認證體系，完善技術標準，形成有序穩定的發展局面。

產生質變還需要各子系統與外部力量相互協同，即新職業的發展要契合新經濟變革的需要，為新經濟提供源源不斷的人力資源；新經濟的發展催生出更多新職業，滿足“新職業子系統”自我發展和革新的需要。在實踐層面上，新職業的設立要立足于新經濟發展的需要，新職業的人才培養和技能認定、技術標準出臺要及時更新且符合新產業實際要求，主動與其進行“物質和能力交換”；新經濟要為新職業人才提供足夠多的實踐機會和技能技術指導，相關龍頭企業要積極參與新職業技能認定、技術標準等職業規范文件的制定，配合主管部門開展新職業的相關認定工作，充分履行社會責任和企業擔當，促進“新經濟—新職業”復合系統協同效應的形成。綜上，每一個子系統的發展都將為另外一個系統的發展帶去動力，兩個子系統相互協調配合、互通有無，如此循環往復，形成“1+1>2”的最佳協同效應，推動“新經濟—新職業”系統的完善，為社會經濟的發展和國家產業布局的完善發揮最大的效用。

(二)新職業人才是“新經濟—新職業”協同的關鍵因素

序參量是協同理論的核心內容。開放系統從無序演變為有序，受多個控制變量被影響。決定系統有序結構與有序程度的關鍵變量被稱作序參量[10]40-48。序參量在復合系統中占據主導地位，對復合系統有序、穩定運作最為關鍵。那么，決定著“新經濟—新職業”系統形成協同效應的序參量是什么呢？從序參量三方面特性分析(1)協同理論中的序參量具備以下三個方面特性：第一，序參量是宏觀參量，能夠用于描述系統的整體行為；第二，序參量是眾多微觀子系統集體運動的產物，是協同效應的表征與度量；第三，序參量支配著子系統之間的合作行為，并且主宰著系統演化的全過程?？芍?，影響新經濟與新職業協同程度的因素有很多，但最為關鍵的因素應當是新職業人才。首先，新職業人才的宏觀性具有描述“新經濟—新職業”系統整體行為的條件；其次，新職業人才是促使“新經濟子系統”與“新職業子系統”形成關聯的中介物，高質量的新職業人才可以表征協同的程度；最后，新職業人才主宰著復合系統及各子系統的演變，只有新職業人才契合新經濟發展需求時，“新經濟—新職業”系統的結構才是有序的。由此可見，培養新職業人才并提高其培養質量，是當前發展新經濟的重中之重。

(三)“新經濟子系統”與“新職業子系統”充分開放，不斷演進

自組織是指系統在沒有外界干預的情況下，內部各子系統能夠按照某種規則自發在時間、空間或功能上形成有序結構，從而推動系統演進或發展的組織過程[12]。要使“新經濟—新職業”系統形成自組織，首先要保證子系統充分開放。因為只有在開放環境中，新經濟的發展需求才能被新職業感知，新經濟才能獲取新職業帶來的人力資源。同時，只有保持各子系統的開放，求職者才能對新經濟、新職業有更為深入的了解并產生就業興趣。此外，還要保證“新經濟—新職業”系統遠離平衡態。新經濟需要不斷發展并提高對新職業人才質量的要求，新職業也需要不斷調整自身系統要素，發揮能動性、前瞻性，為新經濟發展提供方向性指導。

三、新職業青年的群體特征

有關報道顯示，新職業從業者中，“80后”“90后”所占比例逾九成，“90后”占比過半[13]，青年已然成為新職業從業者的主力軍。同時，青年也是新職業從業人群的生力軍。中國青年報社社會調查中心對2000名18—35歲青年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96.1%的受訪青年直言，如果有機會，愿意從事新職業[14]。龐大的新職業青年群體中，除了有“向上生長”探索科技和產業前沿的技術工作者，也有“向下扎根”活躍在產業一線和大眾消費領域的社會生產和生活服務者。新職業青年成為新經濟發展浪潮下一種新的社會群體，其群體特點、發展訴求引發了社會的熱切關注。

為調查新職業青年的群體特征、從業現狀、流動意向及發展訴求，筆者以泉州市為例，采取隨機抽樣的方法抽取泉州市各區縣18—35周歲的人口，通過電子問卷和紙質問卷相結合的方式進行調研。最終，兩種形式的問卷共回收568份，其中有效問卷349份。在349份有效問卷中，新職業青年數占整體樣本的35.24%，共123份樣本，其余樣本為傳統職業青年。新職業青年樣本涵蓋的新職業主要為人工智能工程技術人員、物聯網工程技術人員、工業互聯網工程技術人員、電子競技員、網約配送員、增材制造設備操作員等。

(一)新職業青年具有冒險精神，渴望自由

當代青年具有鮮明的“互聯網+”時代印記，他們成長于物質和精神生活豐富的新時代，樂于接受新事物和新觀念，對于互聯網、信息化技術有著深刻的感知和認同。在職業觀念方面，當代青年渴望隨性、自由地工作，更容易跳出傳統職業觀念的局限，探索無限可能。對于新出現的職業，即使聞所未聞也愿意嘗試。同時,當代青年的學習能力強，學習的熱情高，能適應新職業的技能技術不斷迭代升級的現實需要。中國社科院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黃敬寶認為,新型職業更符合青年具備創新精神和冒險精神的特點[15]。同時，相較于傳統職業，新職業的靈活性更強，自由度更高，這極為契合當代青年對自由的渴望。在某種程度上，新職業與新青年或許就是時代造就的“靈魂契合”組合。

筆者在調查問卷中設置了“增加個人可支配時間的重要程度”一題，結果顯示，有32名被調查者選擇了“非常重要”，58名被調查者選擇了“重要”，32名被調查者選擇了“一般”，1名被調查者選擇了“非常不重要”?？傮w而言，73.2%的被調查者認為增加個人可支配時間是比較重要或非常重要的，這顯示出新職業青年看重個人可支配的時間。當然，在整體就業形勢壓力較大、生活成本較高的情況下，新職業的出現既為青年提供了更多就業機會和擇業選擇，也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新職業青年冒險探索新職業領域的精神需求。

(二)新職業青年看重自我價值的實現

自我價值實現的需要是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中最高層次的需要，是指實現個人理想、抱負，個人能力得到最大程度發揮的心理需要。

筆者在調查問卷中設置了“在工作中實現個人發展的重要程度”一題，回收問卷后發現有35名被調查者選擇了“非常重要”，53名被調查者選擇了“重要”，34名被調查者選擇了“一般”，1名被調查者選擇了“不重要”?？傮w而言，71.6%的被調查者認為在工作中實現個人發展是比較重要或非常重要的，這顯示出新職業青年在工作中對自我價值實現的需求很高。

此外，筆者還在調查問卷中設置了“個人發展前景對擇業影響程度”一題，以此進一步探求青年的個人發展預期對其職業選擇的影響?；厥諉柧砗?發現有14名被調查者選擇了“影響非常大”，49名被調查者選擇了“影響較大”，48名被調查者選擇了“一般”，12名被調查者選擇了“影響較小”或“影響非常小”?？傮w而言，51.2%的被調查者認為個人發展前景會對其職業選擇產生比較大的影響，這一比例低于“在工作中實現個人發展是重要或非常重要的”這一比例(71.6%)。

綜合來看，以上兩組數據展示了新職業青年對個人價值實現的渴望，及其對職業獲得感和成就感的重視。一些新職業被納入《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分類大典》,意味著這些新職業的社會價值和合理性得到了官方層面的認可。這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從業者的職業獲得感，糾正了傳統就業觀念中對某些職業從業者“不務正業”的不友善看法，激發了新職業青年的工作熱情和實現自我價值的激情。

(三)新職業青年群體構成復雜，組織化水平相對較低

在現實層面，各種新職業的關聯行業、技能技術要求不同，從業人員的專業背景、經濟收入、社會地位、教育水平要求等也有較大差別，這也決定了新職業青年群體內部的復雜性。新職業群體中不乏高學歷、高收入、擁有完善的社會保障和較高社會地位的專業技術人員，如人工智能工程技術人員、物聯網工程技術人員、大數據工程技術人員、企業合規師、公司金融顧問等。他們引領著互聯網技術，處在信息化發展的前沿，為技術發展和產業賦能做出貢獻，推動著新技術、新產業的發展。新職業中也有學歷相對較低、收入相對不穩定、參保較難，甚至被人認為是“不體面”的社會生產服務和生活服務人員，如調飲師、網約配送員、易貨師等。他們直接接觸顧客、服務顧客，支撐著新業態的有效運轉。

筆者在調查問卷中設置了“您的最高學歷”一題，結果顯示，有48名被調查者選擇了“大?！睂W歷，45名被調查者選擇了“本科”學歷，25名被調查者選擇了“高中(中專)”學歷，剩余7名被調查者選擇了“初中”或“碩士”學歷，沒有人選擇“小學及以下”和“博士”學歷?？傮w而言，大專學歷占比最多，達到了39.0%；本科學歷占比第二，達到了36.6%；高中(中專)學歷占比第三，達到了20.3%。這顯示出新職業青年的學歷水平參差不齊，這可能和不同新職業的學歷門檻差別較大有關。

此外，為了了解新職業青年的職業類別，筆者在調查問卷中設置了“您所屬職業類別”一題，結果顯示，有40名被調查者選擇了“社會生產服務和生活服務人員”，35名被調查者選擇了“辦事人員和有關人員”，24名被調查者選擇了“專業技術人員”，3名被調查者選擇了“生產制造及有關人員”?？傮w而言，社會生產服務和生活服務人員最多，占比32.5%；生產制造及有關人員最少，占比2.4%。

無論是從事何種職業的新職業青年，無疑都是促進新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但由于新職業青年群體構成比較復雜，他們的利益訴求、發展困境不盡相同，表現出較大的差異性。此外，新職業群體內部跨行業甚至同行業的交集機會并不多，原子化狀態比較明顯，組織化水平相對較低，這對新職業青年群體的可持續發展造成一定影響。

(四)新職業青年渴求更好的就業條件和職業待遇

當前，新職業青年渴望有更好的工作環境、職業保障和職業待遇，并希望政府和雇用企業能發揮相關作用。筆者在調查問卷中設置了“最希望政府能提供什么服務”一題，結果顯示，有52名被調查者選擇了“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30名被調查者選擇了“健全的勞動權益保障機制”，21名被調查者選擇了“對應的就業和人才政策”，剩余20名被調查者選擇了“其他”?？傮w而言，希望政府提供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的被調查者最多，占比42.3%；其次是希望政府提供健全的勞動權益保障機制以及對應的就業和人才政策，分別占比24.4%和17.1%。這些數據都顯示出新職業青年渴望更好的就業條件和權益保護環境，這也從側面顯示出當前政府工作的欠缺。此外，筆者還在問卷中設置了“對社會保障制度的滿意度”一題，其中有60.2%的被調查者選擇了“一般”“不滿意”或“非常不滿意”，這印證了大部分被調查者對“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有訴求。

筆者在調查問卷中設置了“對雇用企業最期待的事項”一題，結果顯示，有69名被調查者選擇了“增加薪酬待遇”，35名被調查者選擇了“提供更多職業技能(技術)培訓”，17名被調查者選擇了“職業上升空間”，剩余2名被調查者選擇了“其他”?？傮w而言，希望雇用企業增加薪酬待遇的被調查者最多，占比56.1%；其次是希望雇用企業提供更多職業技能(技術)培訓和職業上升空間，分別占比28.5%和13.8%，顯示出新職業青年渴望良好的待遇和提升自己的機會。此外，筆者還在問卷中設置了“對薪酬待遇的滿意度”一題，其中有74.6%的被調查者選擇了“一般”“不滿意”或“非常不滿意”，這也印證了大部分被調查者對“增加薪酬待遇”存在訴求。

現有的新職業認定和公開發布制度只是推動新職業發展和增強新職業青年職業認同感的起點，未來新職業的發展還需要政府、企業等多主體共同推動和努力。

四、新職業青年融入新經濟的現實阻礙

新經濟與新職業在理想條件下具有協同關系，但在實踐層面存在著各種不協同的因素。為了真實了解新職業青年融入新經濟的現實阻礙，筆者選取了泉州市食品飲料業、紡織鞋服業、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等領域的代表企業，以及泉州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的工作人員進行深度訪談。從1994年到2020年，泉州市一直是福建第一大經濟強市，GDP連續26年位居福建省首位；泉州市也是全國民營經濟最活躍的城市之一，2018年，民營經濟實現增加值6951.27億元，占GDP比重達82.1%[16]。但泉州市在發展新經濟中，面臨著創新能力不適應高質量發展要求、高新技術研發能力不足、傳統制造業轉型難、人才(特別是新職業人才)儲備不足等問題。泉州市在新經濟時代的發展困境并不是個例，在全國范圍內，泉州具有一定的典型代表意義。

(一)傳統產業融入新經濟緩慢

產業和企業融入新經濟的程度決定其對新職業從業者的需求程度。一個地方融入新經濟的產業、企業越多，對新職業青年的需求就越大。融入新經濟，加快產業轉型升級是當今企業發展必然的趨勢，但就泉州市的經濟發展現狀而言，大部分企業因為能力有限且缺乏引導，融入新經濟的進程較為緩慢。

首先，在食品飲料業，筆者訪談的某食品公司工作人員表示：“公司在新產業、新業態方面都有積極有效的嘗試，但經驗還有待提升。就整個泉州市而言，大部分中小型食品飲料企業融入新經濟往往有心無力?！逼浯?，在紡織鞋服業，筆者訪談的某服裝企業工作人員表示：“紡織鞋服作為典型的傳統產業，企業在技術方面進行自主研究不具有現實可能性，行業內的多數企業在新技術的應用上主要還是采取購買第三方研究發明的方式。在紡織鞋服產業轉型升級方面，多數企業理論聯系實踐的能力明顯不足，不清楚要向哪個方向發展轉型，比如企業都說要做物聯網，但不知道應該配套多少資金，具體要怎么做，風險怎么樣。而新職業青年作為傳統行業轉型的主要人力資源之一，在為紡織鞋服產業建言獻策、注入活力的同時，也面臨著較大的工作壓力?！痹俅?，在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被訪的某軟件公司工作人員表示：“在泉州范圍內，大體量軟件開發的企業是非常少的，中小企業數量較多，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的集群性相對較差，高端的技術青年容易流向產業發展中心化特征顯著的發達地區?！?/p>

總的來說，當前泉州市的中小型企業雖然具有轉型升級的意識，但客觀條件尚存在一定問題，依舊處在傳統產業轉型難的困境中，僅一些大型企業在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上有所涉足。因此泉州市整體的產業環境對于新職業從業人員而言具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一是沒有充足的新職業崗位供給，二是對新職業人才沒有吸引力，三是無法對現有的新職業人才的職業評價產生顯著的積極影響。

(二)新職業技能等級認定滯后

職業技能標準是指經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門備案公布的用人單位和社會培訓評價組織，按照國家職業技能標準或評價規范對勞動者的職業技能水平進行考核評價的活動，是技能人才評價的重要方式[17]。制定國家統一的職業技能標準，對于提高廣大勞動者素質，引導職業教育培訓，推動職業資格證書制度建設，促進就業和勞動力市場建設都將起到積極而重要的作用[18]。

從新職業發布到新職業技能評定的標準出臺需要經過立項、開發、審定、頒布共4個階段13個環節的工作流程，一套流程走完需要較長的時間。截至2021年4月19日，據筆者不完全統計，在2019年4月1日公布的第一批共13個新職業中，有7個新職業頒布了職業技術技能標準，按照頒布的先后順序分別是農業經理人(2020年3月3日頒布)、工業機器人系統運維員(2020年6月30日頒布)、電子競技運營師(2020年10月29日頒布)、物聯網安裝調試員(2020年10月29日頒布)、工業機器人系統操作員(2020年11月24日頒布)、電子競技員(2020年12月29日頒布)、大數據工程技術人員(2021年2月3日頒布)；在2020年2月25日公布的第二批共16個新職業中，有3個新職業頒布了職業技術技能標準，按照頒布的先后順序分別是供應鏈管理師(2020年10月29日頒布)、連鎖經營管理師(2020年12月29日頒布)、智能制造工程技術人員(2021年2月3日頒布)；在2020年6月28日公布的第三批共9個新職業中，有2個新職業頒布了職業技術技能標準，按照頒布的先后順序分別是老年人能力評估師(2020年12月29日頒布)和區塊鏈工程技術人員(2021年2月3日頒布)。從新職業認定和發布到新職業技能等級評定標準的出臺，這一段“空檔期”會因無國家統一標準而讓勞動者和用人單位面臨諸多尷尬，影響新職業青年的職業成就感，也限制了新職業技能培訓、人才等級認定等后續工作的開展，是目前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之一。

(三)新職業人才培養能力不足

未來5年，新職業人才需求量大，預計人才缺口近千萬，其中，物聯網安裝調試員、無人機駕駛員、云計算工程技術人員、建筑信息模型技術員、工業機器人系統操作員和運維員等新職業的需求均超過百萬[19]。然而，當下新職業人才教育和培養存在學科基礎薄弱、投資規模大、見效周期長等問題[20]，且相關專業的師資缺乏，大部分教師缺乏實踐經歷。部分院校急于求成，大量設置新職業專業但不重視培養質量，這也使得畢業生培養質量無法適應新職業要求。此外，筆者在對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門工作人員的訪談中了解到，社會培訓機構也普遍面臨師資力量不足、培養技能層次低的困境；部分大型企業雖然具有培養新職業青年的能力，但對外培訓意愿普遍較低，即使政府采用補貼的手段鼓勵企業對外開展職業培訓也少有響應者，而部分中小企業存在因自身水平不足而難以開展培訓的問題。

總的來看，在新職業人才培育上，政府、企業、高校、社會組織等主體的協作水平不高，專業師資不足，培養基礎不強，且難以短時間內見效?？梢灶A見的是，隨著新經濟的發展，社會將會對新職業人才的數量和質量提出更高的要求，只有不斷完善和發展新職業教育和培訓體系，提升新職業從業人員專業水平和規模，才能為新經濟相關行業發展提供強大人力資源保障。

五、促進新職業青年發展的建議

本文基于協同理論，以新經濟發展與新職業發展的雙向滿足、協作共贏為目標，提出具有代表性和推廣價值的促進新職業青年發展的路徑。

(一)推進新職業技能等級認定相關工作開展

為了加快新職業技能認定工作的進展速度，可發動用人單位和社會培訓評價組織參照《國家職業技能標準編制技術規程》積極開發行業/企業評價規范，保證在國家標準空缺的情況下，新職業的技能等級認定能有暫時性、過渡性的銜接，為相關工作的開展提供依據。行業/企業評價規范也可以為國家標準制定提供參考，加快國家層面新職業技能等級認定標準的出臺。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門也需要積極督促各行業龍頭企業履行新職業技能等級認定的責任，同時各行業/企業也應當支持新職業青年參與新職業技能等級認定，推進相關工作的有序、及時進行。

(二)校企合作精準對接新職業青年人才需求

當前，職業學校、高等院校的人才培養體系滯后于新經濟、新行業的用人需求，學生所學技能與企業一線新職業崗位需求的契合程度較低。建議教育部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門、行業協會等積極牽線搭橋，推進校企合作、產教融合。鼓勵職業學校、高等院校開設一些新經濟發展所需的新專業，定向培養新職業人才；提倡職業學校、高等院校以企業需求為出發點，構建以學生就業為導向的“訂單式”新職業人才培養模式；支持校企建立新職業人才培養基地，落實以新職業需求為導向的現代學徒制；支持大學教育與高新技術產業、企業相結合，以高校集群為依托，著力建設大學科技園、產業園，推動地區產業、經濟的快速發展。

(三)加快推進重點產業融入新經濟

支持急需發展的重點產業融入新經濟。鼓勵重點產業的龍頭企業發展新技術、新產業，引領新業態，增設新職業崗位，擴大新職業人才隊伍；支持重點產業的中小型企業轉型升級，加深重點產業的中小型企業對融入新經濟和招募新職業人才必要性的認識；充分發揮行業協會協調統籌能力，促進行業內部共享新經濟發展經驗和行業內新職業人才交流，形成重點產業融入新經濟的合力。

(四)暢通新職業青年訴求反饋通道

共青團、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門可以定期召開新職業青年座談會，充分了解新職業青年的發展訴求。借助新媒體平臺，廣泛收集新職業青年訴求，建立訴求反饋常態化機制。同時，要將問題及時反饋給相關行業和企業，并對接相關職能部門和專家智庫推動訴求解決。

(五)多部門通力合作

新經濟內涵豐富，發展新經濟的工作涉及多個部門。與之相適應，新職業青年的發展也不是僅僅一兩個部門能夠獨立完成的，而是一個系統性工程。因此，各部門應該聯合起來，共同擬定促進新經濟與新職業青年發展的政策，并根據部門職能與特點進行合理分工。如共青團應當在校企合作和培養新經濟人才方面更好地發揮橋梁作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門應重點關注人才引進和服務工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