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儀禮中的镈鐘與特磬

李 莉

中國古代金石之樂，象征著與天地同和之大樂，也是雅樂樂隊的代稱。孟子也用“金聲玉振”來贊揚孔子之德。(1)嚴華英主編：《孟子》，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03年，第157-159頁?！睹献印とf章下》：“孔子之謂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比绻麖囊魳返慕嵌?，金聲玉振，指的樂器是镈鐘與特磬?！吨熳诱Z類》云：“镈鐘，甚大，特縣鐘也。眾樂未作，先擊特鐘以發其聲。眾樂既闕，乃擊特磬以收其韻?！?2)(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92》第六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2348頁。按古代樂儀，镈鐘和特磬是雅樂每一句音樂開始和結束時擊奏，一直延續至清代。一種說法是因為特懸器大，會掩蓋絲竹之樂，因此，僅用于樂句的起止。明朱載堉《論鐘磬有特懸編懸二者之別》：“先儒舊說，特懸者，器大而聲宏，雜奏于八音之間，則絲竹之聲皆為所掩。故，但于起調、畢曲時擊之，以為作止之節?！?3)(明)朱載堉撰，馮文慈點注：《律呂精義》，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98年，第713頁。透過文獻的梳理，明代王朝雅樂并未有镈鐘、特磬的使用，直至清代盛期，镈鐘、特磬制度方才重新啟用，并在具體的應用上，一方面恢復古制，一方面也進行簡化革新。但值得思索的是，通過考察地方文獻，明清直省地方官方禮樂卻是早于王朝，雖然并不普及，但一直有镈鐘、特磬使用的傳統。這顯然是因為掌控中國的地方權利的士階層的精英們，一直有著延續古制的傳統，甚至有時枉顧王朝的統一制度，而這顯然又是被士階層所默許和尊重的行為。

一、镈鐘特磬與王朝樂制

清代镈鐘即特鐘。清代初期樂縣無镈鐘，清中和韶樂初設，也未見镈鐘。乾隆時期負責禮部樂部的和碩親王允祿的奏疏《請備特懸鐘磬疏》勾勒了前清镈鐘的沉?。骸白詽h以來，隋唐宋遼金元各史《樂志》，俱載有镈鐘、特磬，唯明代樂縣未興。嘉靖時，太常寺卿張鶴建言，請設特鐘、特磬，以為樂節，因黃鐘律度未得，遂不果造。洪惟圣祖仁皇帝天縱神圣，考定黃鐘十二律呂真度，御制《律呂正義》折中精當，八音俱經厘定。惟镈鐘、特磬，詳其說而未備其器?！?4)羅振玉輯，張小也、蘇亦工等點校：《皇清奏議下·卷52》，南京：鳳凰出版社，2018年，第1062頁?？甲C文獻，《大明會典》《明史》無錄此器，在明代《明政統宗》《國朝典彚》《禮部志稿》等文獻中也記載了嘉慶十四年農歷六月太常寺卿張鶴建言，后詔取山西長子縣羊頭山黍大小中三等各五斗，以定律，最終無果之事宜。因此，直至乾隆初，明清中和韶樂樂隊皆無镈鐘和特磬。

從文獻看，和碩親王允祿的奏疏《請備特懸鐘磬疏》是重議镈鐘、特磬開端，并得到乾隆的支持。清代镈鐘于乾隆二十六年農歷十一月初六鑄成。(5)(清)梁國治等撰：《欽定國子監志卷22·樂3》，北京：北京出版社，2010年，第175-176頁。十二特鐘：镈鐘第一黃鐘，十一月用之；镈鐘第二大呂，十二月用之；镈鐘第三太簇，正月用之等；依次按月。清代特磬與镈鐘幾乎同期完成，于乾隆二十六年農歷十一月初九琢成(6)(清)梁國治等撰：《欽定國子監志卷22·樂3》，北京：北京出版社，2010年，第178-179頁。，各律對應月份與镈鐘一致。镈鐘、特磬按祭祀朝會樂所用時間月令，加入中和韶樂樂隊。乾隆三十年頒镈鐘、特磬于國子監文廟(7)(清)梁國治等撰：《欽定國子監志卷20·樂1》，北京：北京出版社，2010年，第165-166頁。和闕里文廟(8)(清)孔繼汾：《文廟禮器圖式·跋》(同治六年刻本)，引自陳其泰、耿素麗編：《歷代文廟研究資料匯編》第六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2年，第90頁。。國子監一年春秋二祭，應用第四夾鐘和镈鐘第十南呂，夾鐘對應春仲月，南呂對應秋仲月，分別應用于文廟春秋祭禮。直省釋奠樂按制不用镈鐘和特磬。

思考歷史，镈鐘和特磬在乾隆朝復興有幾方面原因：一則，清入關后各君主皆重視禮樂構建，尤其是康熙到乾隆時期，其中康熙和乾隆二君主自身也懂音樂律法，兩朝上下完成了《律呂正義》和后編，視為鉅典，因此，為臣者如禮部允祿既明樂律也深諳圣意，奏疏完善禮樂，既是盡其本分事宜，也是迎合上意；二則，乾隆二十四年初平定西部回疆叛亂，恰入冬江西又得古鐘十一件(9)王云五主編：《清朝通志·卷115金石畧》，商務印書館，1935年，第7395頁。清三通皆有記。，可謂“應時”彰顯王道天意。王者功成作樂，況鑄鐘又得以有實物參照，遂和碩親王允祿上《請備特懸鐘磬疏》，確實是天時地利的時機，如奏疏言到“以昭美備，如此則古今胥協，《韶》《濩》同和矣！”(10)羅振玉輯、張小也；蘇亦工等點校：《皇清奏議下·卷52》，南京：鳳凰出版社，2018年，第1063頁。樂者，德之華也，樂的完備，也體現了為君者的盛德。

二、樂縣中的镈鐘特磬

清代镈鐘和特磬的形制、律制和演奏方式都是遵守著傳統，力圖恢復古制。從王朝典章圖像和留存實物來看，清代的镈鐘真身乃是學界稱謂的“甬鐘”。清代镈鐘是仿照乾隆二十四年江西臨江府所出古鐘而作，那么顯然江西發現的古鐘本來就應是一套甬鐘的古代編鐘。乾隆所出江西古鐘，目前存留5件，被學界稱之為“者減鐘”，又稱“吳王鐘”，是現存最早的吳國器。其中館藏北京故宮博物院的樂鐘內壁光滑，館藏上海博物館內腔有音梁4條，有調音痕跡。二種皆為雙音樂鐘，音質好。參見下圖。

乾隆朝江西進獻古鐘，和碩親王等廷臣“疏于考定，未詳所用”，只有聽從圣裁，“定為镈鐘”(14)羅振玉輯、張小也、蘇亦工等點校：《皇清奏議下·卷52》，南京：鳳凰出版社，2018年，第1063頁。。最終，由清高宗圣意裁定，春秋時代甬鐘被認定為镈鐘，并成為清代镈鐘的原型。和碩親王等按照圣意，遵照圣祖仁皇帝欽定黃鐘真度，鑄成十二镈鐘，按金聲玉振之理，又制十二特磬，以禮樂的完備彰顯帝王的盛德。乾隆皇帝的斷定并不是妄自臆斷，而是有根據的。早至北宋文獻和圖像資料，對于镈鐘的認識已經是以上古甬鐘為主要范式。(15)徐蕊：《宋代青銅樂鐘研究》，上海音樂學院博士論文，2015年，第88頁。北宋詩人秦觀所作《吊镈鐘文》對樂鐘形制有清晰描述：“其形有兩欒，如合瓦，面左右九乳，總三十六牙。鼓、鉦、舞、銿、衡、旋、斡之類?！?16)(清)汪云銘修、方承保纂：《重修嘉魚縣志·卷7藝文志》，清乾隆五十五年刻本，本卷第10頁。在宋代士人對于镈鐘的認識還是十分熟悉的，此時的镈鐘即是上古甬鐘。因此，清代的镈鐘是遵循典籍，符合自宋以來士大夫對于镈鐘的傳統理解。

清代镈鐘的律制和表演范式也是追尋古制。清代镈鐘按十二律對應一年的農歷十二月份。這一傳統最早可以追溯至南北朝時期的樂縣制度：設镈鐘各依辰位以應十二月?！傲喝ズ忡?，十二镈鐘各依辰位而應其律”(17)(唐)杜佑：《通典下·卷144樂四》，長沙：岳麓書社，1995年，第1943頁。；“北史魏永安年末元孚表依十二月為十二律呂，各準辰次當位設懸，月聲既備，隨月擊奏”(18)(宋)歐陽修等奉敕編：《太常因革禮·卷19樂三》，商務印書館，民國25年，第112頁。；“北齊文宣初，尚未改舊章。宮懸各設十二镈鐘，于辰位，四面并設編鐘、編磬各一簨虡，合二十架。設建鼓于四隅。郊廟朝會同用之”(19)(唐)杜佑：《通典·卷 下142樂二》，長沙：岳麓書社，1995年，第1901頁。。而十二律呂對應四時、十二月的音樂觀念則可追溯至上古。明代洪武年樂制廢除镈鐘、特磬樂制。清代乾隆年考據古制镈鐘，根據祭祀月份律呂關系，镈鐘、特磬加入祭禮中和韶樂樂隊，并延續了古制：特鐘以發首聲，特磬以收其韻，金聲玉振。

清代镈鐘和特磬的應用遵守傳統，亦不乏革新。明代雅樂樂縣對宋元時期制度進行了務實的精簡，去掉镈鐘、特磬，僅存編磬、編鐘各一簨虡，分別十六件。清代繼承明制，而乾隆年加入镈鐘、特磬，是按照祭禮執行的時間斟酌加入的，如釋奠禮樂春秋二丁祭，應用第四夾鐘和镈鐘第十南呂兩件，春秋僅設一鐘。從唐宋典籍，如《大唐開元禮》《政和五禮新儀》等禮書記載，唐宋時期仍然保持了設十二镈鐘、特磬各依辰為排列四面宮縣的模式。但是，清代則去掉繁復，僅按月令加入單個镈鐘，并無四面宮縣設置，體現明清樂縣質樸特質。

三、地方祭孔中的镈鐘特磬

清代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祭禮皆采用中和韶樂樂隊。直省地方的祭禮用樂以文廟釋奠為重，至咸豐初年國內太平天國運動興然而起，三年關圣帝君躋中祀，六年文昌帝君躋中祀，用樂隆興與釋奠同。直省地方中和韶樂樂隊按制僅不用镈鐘和特磬，其他與王朝同。因此，地方府縣釋奠樂縣按制當不設镈鐘、特磬，即使有設，也當在王朝之后。但事實上，特鐘、特磬在清代府縣志里多有記錄，顯然各地都有所應用。以筆者關注的湖北音樂史為例，最早見乾隆元年嘉魚縣有記。

乾隆《嘉魚縣志》記錄清代嘉魚縣首次置辦釋奠禮樂器是在乾隆元年，由知縣張其維捐置，包括編鐘8件、編磬8件、特鐘1件、鼉鼓1件、楹鼓1件、鼗鼓1件、應鼓2件、搏拊鼓3件、琴瑟笙各2件，笛4件、排簫2件、篪2件、管4件、塤2件、柷敔各1件?？h令張其維，字德隅，山西蒲縣舉人，雍正十年到任嘉魚，被志書譽為有“古循良之風”的賢能官吏。在任期間修城垣、筑長堤、捐社谷，捍衛民生；倡捐修文廟、關帝廟，置辦祭器樂器，復興禮樂；修建砌石泮池，捐俸設學、置學田等。其事跡遍布志書學校志、人物志等條目，直至乾隆三年都有事跡在錄。另，目前所見文獻是為乾隆五十五年的志書，是在乾隆二年的志書基礎上進行的續修。而乾隆二年的志書，是在知縣張其維的主持下纂修的。續修志書一般都有著沿抄舊志序言的慣例，在原志序言張其維言道：“自古循良之吏，不以催科為能，而以風教為先”(20)(清)汪雲銘修、方承保纂：《重修嘉魚縣志·序》，清乾隆五十五年刻本，序第1頁。，這或也是其為政的思想。因此，《嘉魚縣志》關于釋奠樂器的記錄，顯然是務實而記的，當源于乾隆元年所置辦、記于乾隆二年舊志的內容，是可信的。而至同治五年的志書再修志書，繼續照抄，則有了具文敷衍的意味。

嘉魚縣歷史上出過镈鐘，縣南十里天平湖在宋時有年水涸得镈鐘一件，秦觀游歷嘉魚作《吊镈鐘文》一篇，記于明清嘉魚縣志。時任嘉魚知縣張其維顯然也是深知此典故的，因此，在乾隆元年捐制禮樂器中有镈鐘1件。其他直省地區乾隆早期也有特鐘或镈鐘的記錄。如乾隆十一年《河源縣志》(廣東)記：“流傳樂器：……特鐘磬架二個，五色絲縣繸子、鳳子等物全；銅編鐘十六口，本學舊存十二口，今領四口；銅特鐘一口……”(21)(清)陳張翼修、尹報逵纂：《河源縣志·卷6學校志》，清乾隆十一年刻本，本卷第34頁。。志中涉及兩組釋奠樂器，一組為按制的清代釋奠樂器，則在后文又書寫一套當時文廟流傳樂器，包括特鐘1件。顯然，清代直省镈鐘、特磬應用，遠遠早于王朝，且不拘于一隅之地。至晚清時期地方志書，則記錄的更多，且基本為特鐘、特磬同時出現，體現了地方對于這一制度的廣泛熟悉。

光緒《大冶縣志》中有镈鐘圖1幅，與其他清代王朝典籍圖像對比，有所不同。此外，孔繼汾《文廟禮器圖式》镈鐘圖更是特別。這也引發了筆者的另一個思考，士人們所理解的镈鐘應該是怎樣的？

圖2 乾隆年頒于曲阜孔廟的南呂镈鐘(12)周昌富、溫增源主編：《中國音樂文物大系·山東卷》，鄭州：大象出版社，2001年，第79頁。

圖3 乾隆年頒于曲阜孔廟的夾鐘特磬(13)周昌富、溫增源主編：《中國音樂文物大系·山東卷》，鄭州：大象出版社，2001年，第171頁。

圖4 大冶縣志镈鐘圖(22)(清)胡復初修、黃昺杰纂：《大冶縣志·卷6祭典志》，清同治六年刻本，本卷第21頁。

圖5 文廟禮器圖式镈鐘圖(僅1件)(23)(清)孔繼汾：《文廟禮器圖式》一卷(同治六年刻本)，引自陳其泰、耿素麗編：《歷代文廟研究資料匯編》第六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2年，第183頁。

圖6 泉州府、瀏陽特鐘 (25)王清雷執行主編：《中國音樂文物大系Ⅱ·福建卷》，鄭州：大象出版社，2011年，第22頁；高至喜、熊傳薪主編：《中國音樂文物大系Ⅱ·湖南卷》，鄭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第235-236頁。

圖7 瀏陽古樂特磬 (正面、背面、掛于簨虡)(26)高至喜、熊傳薪主編：《中國音樂文物大系Ⅱ·湖南卷》，鄭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第238-239頁。

圖8 定州云磬、雙魚磬和壽字云磬(27)吳東風、苗建華主編：《中國音樂文物大系Ⅱ·河北卷》，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第93-94頁；王清雷執行主編：《中國音樂文物大系Ⅱ·福建卷》，鄭州：大象出版社，2011年，第77頁。

從王朝典章圖像來看，清代的镈鐘真實乃是上古“甬鐘”。湖北府光緒時期《大冶縣志》镈鐘夾鐘圖清晰顯示其采用環紐懸掛，鐘體與王朝頒布圖式也有不同，雖然其圖后文字均抄于王朝典籍，但是圖的真實顯示與文不符，這至少體現了直省對于王朝所定镈鐘的認識是不夠清晰準確的，因而在繪圖中出現較大偏差?？桌^汾《文廟禮器圖式》約完成于乾隆三十年冬，清代镈鐘誕生已幾近四年了，圖中所錄镈鐘顯然和王朝實際镈鐘不符，但是確實更符合于真實的镈鐘特征。首先沒有了甬部，自然也無旋斡；其次，平于，與其他諸圖皆不同。镈鐘自上古已經發展成熟，典型的镈鐘為合瓦狀，平于、平舞、環鈕，作為重器，自來重于裝飾，或華麗飛棱，或繁復環鈕，鐘體紋飾華麗?？资纤L镈鐘，是綜合考量了清代編鐘和古代镈鐘的各自特點而綜合形成的：鐘體橢圓，無舞部，一如中和韶樂編鐘鐘體特征；以清代飛龍為飾，有著華麗威嚴的環鈕，也沿襲了镈鐘重器的品質；于口平，鐘體紋飾以格紋為主，期間點綴乳釘或點紋；簨虡間飛云朵朵，鐘紐上飛龍似穿云而出，上簨雙鸞取代龍首，與鐘上一龍相配?？资纤婕爸D鐘，可謂煞費苦心，基本遵古镈之制——平于、繁復環紐和華麗紋飾，也符合清代中和韶樂的整體風格——中正圓鐘。從孔書跋文或可揣測其心：“此者蒙賜镈鐘、特磬，金聲玉振備，大成矣，尤宜詳慎厘正，以鳴我國家之盛，乃出新譜進樂生肄之?！?24)(清)孔繼汾：《文廟禮器圖式·跋》，引自陳其泰、耿素麗編：《歷代文廟研究資料匯編》第六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2年，第90頁。其中，“尤宜詳慎厘正”，或是委婉道出“厘正”想法。

清代直省用作特鐘的樂鐘，所存極為罕見，《中國音樂文物大系》所錄僅有兩處，泉州府文廟和瀏陽古樂各1件，均為道光年啟用。此外，乾隆二十六年農歷十一月初六鑄成镈鐘，隨即頒布給曲阜闕里文廟的一套用于春秋祭禮的镈鐘2件，以及曲阜舊藏明清時期镈鐘1件，清宮廷所藏銅鍍金镈鐘12件。曲阜與清宮廷所存镈鐘按照王朝所定制度制作，但是兩件直省所用特鐘卻各有特色。參見下圖。

泉州府1件為地方鑄造，大系稱之為“甬鐘”。該鐘單個，為貢生康濟生捐造。通高73.0厘米，從其大小看，不可能是一套編鐘的1件，其與乾隆年間頒于曲阜闕里文廟夾鐘特鐘大小接近，因此，這應是1件特鐘。甬部鑄成竹節狀，上端如意形方便懸掛，設計的非常巧妙，竹與如意也寓意吉祥，與王朝所鑄上古甬鐘形制具有較大的差別。瀏陽1件為道光年間出土的一件大鐃，從其形制看是南方發展至晚期的鐘型鐃，有旋無斡，乳狀枚前后四區36個，通高43.0厘米，按照清代镈鐘，對穿孔懸掛。兩件不同時期的樂鐘，體現出了不同時代的特色，泉州府道光甬鐘，圓肩，鐘體也更渾圓一些，長枚不僅四區，還在鐘體下端圍繞鐘體兩圈鑄造，上斂的于口也過于渾圓，竹節和如意形，充滿世俗情趣。瀏陽所出土的鐃，體現了上古鐃對稱、古樸的形制，直甬、平舞、銑斜直，篆、鉦分明，篆間飾云雷紋。其大小與乾隆年間頒于曲阜闕里文廟南呂特鐘較接近，清代欽頒特鐘更渾厚，沉重。從上述用作镈鐘的留存于世的樂鐘可見，镈鐘并不需要具體的音律，也并不需要與王朝典籍要求的形制一致。地方镈鐘顯然不可能有王朝所制定的镈鐘那樣渾厚、沉重和華美，只需比編鐘更大的樂鐘，即可在直省作為特鐘使用。

目前各地留存清代直省用作特磬的單個石磬，有瀏陽古樂1件、甘肅武威文廟1件(已斷裂)，成都文廟1件編號29/29，以及乾隆二十六年頒于闕里今留存于曲阜孔廟的1件。此外，《中國音樂文物大系》有云磬2件和雙魚磬1件，作為地方釋奠特磬被收錄。

瀏陽古樂特磬是目前所見清代直省保存最好的一架特磬，王朝頒布的特磬雖然有十二律呂之分，但是在實際的演奏中，特磬與特鐘僅用于樂曲樂句的首尾，實際是不進行旋律演奏的，因此，在直省地區也有采用1件大磬取代特磬的。從上述特磬和用作特磬的云磬等可見，特磬一同镈鐘并不需要具體的音律，也并不需要與王朝典籍要求的形制一致，地方特磬顯然不可能有王朝所制定的特磬那樣采用碧玉做成，甚至可以用云磬等磬代之。直省地方應用特磬的歷史也一如镈鐘，早至可追溯到宋元。因此，雖然至清代王朝典章要求直省中和韶樂不用镈鐘、特磬，但是一脈相承的歷史仍然留存在各直省地區，在考證典籍的過程中，特磬、特鐘仍被地方釋奠所持續使用。

四、镈鐘特磬與禮樂精神

封建王朝時期禮樂的完備是王治之要端，歷代遵循。禮，古為豊、禮，《說文》解釋為“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從示，從豊，豊亦聲?！薄柏N，行禮之器也?！?28)(漢)許慎：《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7頁。王國維考證甲骨文“豊”字為“盛玉以奉神人之器”，由此推之“奉神人之事通謂之禮?！?29)王國維：《觀堂集林》，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第143頁。因此，禮最早當源于宗教，如吉禮就是從宗教祭祀轉化而來。禮的形成是一個漫長歲月，從甲骨文，以及出土的青銅禮器可見殷商已經形成了禮制數度的規范，如殷商祭禮樂器編鐃，基本形成了諸侯三件，王族遞增如五件以上的禮制。(30)婦好墓編鐃5件。到周代“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于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禮記·明堂位》)儒家推崇的“先王”“禮樂”昌明的時代。在兩漢時期儒生的復興下，先秦、先周時期的禮制被整理完善，形成《周禮》《禮記》《儀禮》等禮書，也成為后世制禮作樂的依據。后世有《大唐開元禮》《政和五禮新儀》《明集禮》《大清通禮》等歷代禮制典籍，雖不斷歷時更新，但主旨皆可上述上古三禮。

先秦是儒學禮教思想形成和完備的時期，典籍中專篇論禮最早當屬《荀子·禮論》。荀子指出：禮是源于對于人情、欲的規范和節制?！盾髯印ざY論》：“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分之，以養人之欲”。然而，所供養之事物、器物，是有著規范區別，以體現等級的區劃?！百F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逼渲腥寮易钔瞥鐚τ谔斓刈孀诰龓煹募蓝Y?！肮识Y，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倍绾斡袆e，則具體體現在“數”與“度”的體現上，如“天子棺槨十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諸種儀節、器物皆規則有別。禮也是源自現實生活的方方面面，也符合人的基本情感特征?！胺捕Y：事生，飾歡也；送死，飾哀也；祭祀，飾敬也；師旅，飾威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币虼?，禮也是體現人倫情感的。禮的規范化、制度化，乃至上升至國家意識上層建筑，就是“禮制”的形成和完善，也是古代中國的政治制度體現——以“禮”治國?！盾髯印ぷh兵》：“禮者，治辨之極也，強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總也?！薄盾髯印ご舐浴罚骸岸Y者，政之輓也。為政不以禮，政不行矣?！?31)(唐)楊倞注，耿蕓標校：《荀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27頁、第229頁、第235頁、第239頁、第180頁、第325頁。荀子的觀點在漢代所輯錄三禮書中也多有陳述，并細化發展。如《禮記·曲禮上》：“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赖氯柿x，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被。分爭辨訟，非禮不絕。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聦W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蒞官刑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神鬼，非禮不成不莊。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32)陳戌國點校：《周禮·儀禮·禮記》，長沙：岳麓書社，2006年，第239頁。然，禮法在中國古代社會原本為士大夫貴族階層獨享的制度，“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禮記·曲禮上》)。三禮所記之禮，皆君子之禮，所記之禮制，皆盛行于貴族階層。直至兩宋，從士大夫階層開始提倡“禮下于民”，北宋《政和五禮新儀》首次將士庶禮法納入王國禮制建構的范疇，南宋朱熹《家禮》一書完備了民間禮法，士庶禮法于明清逐步深入鄉土民間社會。遂，在中國古代的自然社會生活中，在上層禮法制度的指引規范下，社會形成了具有約束性，甚至強制性的各階層禮制。

禮樂，是中國古代王朝帝國最為重要的根本國務?！盾髯印氛摗罚骸肮蕵沸卸厩?，禮修而行成，耳目聰明，血氣平和，移風易俗，天下皆寧?！?33)(唐)楊倞注：《荀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51頁?！抖Y記·樂記》：“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薄皹氛?，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薄笆枪氏韧踔贫Y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薄巴跽吖Τ勺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薄皹分炼鵁o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薄岸Y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34)陳戌國點校：《周禮·儀禮·禮記》，長沙：岳麓書社，2006年，第363-364頁。遂，封建王朝時期王朝禮樂的完備是王治之要端，歷代遵循。清代以康、乾王朝禮樂建構最為浩大，一依文獻所言“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彼?，禮樂并行則為仁政，二者不可偏廢。禮以節行，樂以和心，將人的行為和情緒情感通過禮和樂來表達，這就是禮樂之形、禮樂之象。

象征著金聲玉振的镈鐘、特磬，在漫長的中國禮樂文化發展中，一直扮演著重要的作用，其內涵體現了華夏民族看待禮樂樂制，是與四時月令天地大同相關的，涉及政教風教的重要國家制度。南北朝時期樂懸設镈鐘各依辰位以應十二月：“梁去衡鐘，十二镈鐘各依辰位而應其律”(35)(唐)杜佑：《通典·卷144樂四》，清武英殿刻本，第17頁。；“北魏永安年末元孚表依十二月為十二律呂，各準辰次當位設懸，月聲既備，隨月擊奏?！?36)(宋)歐陽修：《太常因革禮·卷19樂三》，清廣雅書局叢書本，第1-2頁。這是確定镈鐘按十二月設立和擊奏的最古的記錄，隋唐以降至宋金元皆延續此制度。而十二律呂對應四時、十二月的音樂觀念則可追溯至上古。明代洪武年樂制廢除镈鐘制。明初洪武十七年圣諭曰：“治天下之道，禮樂二者而已。若通于禮而不通于樂，非所以淑人心而出至道。達于樂而不達于禮，非所以振綱紀而立大中。必禮樂并行，然后教化醇一?！?37)(明)俞汝楫：《禮部志稿·卷1儀禮之訓》，北京：商務印書館，第16頁。禮樂并行則為仁政，二者不可偏廢，“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鼻宕钥?、乾王朝禮樂建構最為浩大。清代乾隆年考據古制镈鐘，并根據祭祀月份律呂關系，镈鐘特磬再次被應用于國家禮樂，釋奠祭禮仲春與仲秋月加入镈鐘第四夾鐘和第十南呂。

地方的禮樂主要體現在對于孔子的祭奠。唐代貞觀四年政令，地方府縣均設孔廟，釋奠等禮樂下至州縣。兩宋時期，禮下庶民，由地方官員負責掌祭的地方禮樂漸次隆興，尤其釋奠為重。甚至，元代統治者也極其重視地方禮樂，如元代忠宣公余闕《文廟大成樂記》：“皇元之興，諸事未遑，即定著孔子廟祀之禮?！?38)(明)劉汝松修、朱衣纂：《漢陽府志·卷4廟祀志》，明嘉靖刻本，本卷第1頁。明初洪武年以皇帝朱元璋為首對前代禮樂進行了務實吸收，清代對于孔廟的祭禮則在繼承明代的基礎上完善，于乾隆朝達到了歷史的頂峰。乾隆時期，高宗曾八次赴魯，禮樂隆興。在皇帝第三次釋奠后，衍圣公孔繼汾感激涕零并將盛事記錄于《闕里文獻考》“若夫特下德音，專修謁奠，禮明樂備，至再至三，則亙古以來，維我皇上一人而已?！?39)(清)孔繼汾述：《闕里文獻考(一)卷16祀典第三之三》，山東友誼書社，1989年，第369頁?？资ズ笕说男穆?，一定程度反映了乾隆盛世下的天下文人儒生的心態，至此對于孔子的尊崇和利用可謂達到了極致。因此，在禮樂的延續中，中國古代士階層認為這是自身以禮樂教化天下的責任，同時也遵循著自我精神層面的訴求——孔廟是天下士人精神家園。

古代镈鐘、特磬制度的復興，或許在音樂的表現上沒有任何價值，但是，它象征的禮樂精神的最大化實現，透過樂器和樂儀，體現了對上古三禮圣君時代的禮樂的追溯和靠攏。正是有了這樣的人文情感，明清時期的地方釋奠儀式中，并不會完全遵守王朝制度，也會追尋古代制度，應用“金聲玉振”的镈鐘與特磬。當然，地方釋奠對于古代制度的復興，并不僅僅體現在這二器物，但是，作為樂律與月令關聯的樂縣禮器，顯然有著更重要的禮樂內涵。乾隆二十六年镈鐘、特磬被加入中和韶樂，為彰顯盛世的大樂天成，古今胥協。而早在清初，隨著地方安定地方釋奠禮樂開始重啟，延續自宋元以來的地方禮樂文化也重新復興。在并不明確王朝對于地方的用樂禮制之時，考據典籍，復興古代禮樂器在一些地區展開。但是，也有明知制度而故意為之的。釋奠用樂違制在清代并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如晚清時期，名震天下的瀏陽縣釋奠古樂，今稱“瀏陽古樂”，就是地方具體負責的官員一手促成?！盀g陽古樂”從旋律到樂隊都進行了深度改良，與王朝所定制度多有不同，但卻一致受到了官方和士人的推崇。從留存的實物中，也管窺到地方禮樂的自主性和靈活性，如編鐘各地制作參差不齊，形制各有特色，且形制地方亦有一定的傳承；镈鐘可以是出土的古代樂鐘代替，特磬也可以是無音律的云磬。許多留存的釋奠禮樂器，也讓我們清醒認識到地方禮樂的不足，如湖北所存清代江陵文廟編鐘一套毫無音律，只是一個擺設響器。這體現了禮樂的具體實踐，在現實中是存在很多的困難的。地方對于镈鐘、特磬的使用傳統，體現了掌控中國地方權利的士階層，有著執著延續古代禮樂、風教為先的儒家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