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外部公司治理視角的企業盈余管理綜述研究

張琴

摘 要：外部公司治理對企業盈余管理的影響是會計領域研究的焦點之一。通過對外部公司治理和盈余管理文獻的梳理，本文系統地將外部公司治理機制分為約束機制和激勵機制以及對盈余管理影響因素進行分類，并從外部公司治理視角梳理對企業盈余管理的影響，為發揮外部公司治理因素的治理效應和抑制企業盈余管理行為提供借鑒，并對未來進行展望。

關鍵詞：外部公司治理;盈余管理;治理效應

一、引言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委托代理問題依舊普遍存在。管理層受托責任履行情況反映了管理層是否合理使用資產達到約定的目標。管理層的自利動機往往驅使其做出逆向選擇，不能很好地履行所簽訂契約的條款。根據契約理論，管理層與股東、大股東與中小股東等多方利益主體的目標難以達成一致，盈余管理行為由此衍生。而內部公司治理不完善和內部制衡的治理方式成本高，不能根治這種現象，關注外部公司治理就顯得尤為重要。

鑒于此，本文系統地回顧了外部公司治理和企業盈余管理的相關研究文獻，著重回答以下問題：第一，外部公司治理作用機制是什么？第二，企業盈余管理的微觀影響因素和宏觀影響因素有哪些？第三，產品市場競爭、經理人市場、媒體關注、稅收征管和投資者保護等外部公司治理因素對企業盈余管理有什么影響？此外，本文做出相關總結，展望了外部公司治理和企業盈余管理兩者關系今后的探索方向。

二、外部公司治理作用機制研究

1.約束機制

首先，信息披露作為外部公司治理的重要作用機制之一，信息披露的充分性、內容以及質量決定了投資者能否做出理性和正確的決策。投資者掌握企業充分、全面和可靠的信息，有利于緩解信息劣勢地位，有效監督企業的代理問題。其次，從利益相關者的治理機制出發，利益相關者與管理層形成制衡關系，降低債務風險和股價崩盤風險，營造出良好的市場環境。最后，控制權爭奪的出現，給管理層施加了前所未有的壓力。這種優勝劣汰的市場機制規范管理層的行為，降低了委托代理成本。

2.激勵機制

經理人之間的聲譽博弈形成“隱性激勵”機制，經理人要想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中脫穎而出，就要積極實現業績目標，體現出市場價值。換言之，聲譽激勵經理人減少短視行為。此外，社會責任激勵企業注重長遠發展，不管是企業內在價值追求還是外部壓力驅使之下，增加股東財富、降低企業風險和緩解融資約束等積極效應是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做法的一種正面反饋。

三、盈余管理影響因素研究

1.微觀影響因素

關于盈余管理微觀影響因素，本文主要從高管、股東、審計師和企業特征四個方面對以往文獻進行總結。從高管特征來看，CEO的海外經歷和學術經歷能夠抑制盈余管理（杜勇等，2018;南星恒和田靜，2022）。技術背景CEO、高管審計背景和管理者過度自信提高了真實盈余管理水平（畢曉方等，2022;劉繼紅和章麗珠，2014;歐理平和趙芝婷，2022）。女性高管使企業盈余管理呈現出先增強后抑制的效果，女性高管比例的“民主型”領導風格在這一過程發揮了重要監管作用（杜興強等，2017）。從股東特征來看，大股東控股與盈余管理負相關（孫光國等，2015），而大股東資金占用和控股股東股權質押與盈余管理正相關（周中勝和陳俊，2006;曹志鵬和朱敏迪，2018）。從審計師特征來看，審計師變更和審計師跨國專長分別對盈余管理起到截然相反的作用（劉偉和劉星，2006;劉繼紅和于鵬，2022）。從企業特征來看，戰略激進和非國有控股的公司盈余操縱動機更強（孫健等，2016;高燕，2008），而信用評級調整的企業和擁有良好聲譽的企業出于外部融資需求，會減少盈余管理行為（李琦等，2011;管考磊和張蕊，2019）。

2.宏觀影響因素

外部宏觀因素作用于微觀企業，勢必會給企業的生存發展和持續經營帶來不可忽視的影響。2008年實施了新企業所得稅法，稅率變化使企業的價值在資本市場波動，在稅率變化前期，稅率降低的企業出于貨幣時間價值的動機，將利潤遞延到下一期確認（王躍堂等，2009）。另外，最低工資上調政策實施后，企業給員工支付更多的工資，不僅增加了企業賬面成本支出，而且不利于人員結構調整。員工和股東的利益沖突以及滿足資本市場的預期和融資需要，加劇了企業應計盈余項目和真實盈余項目的操縱（陸瑤等，2017）。除了法律因素，經濟因素也是企業需要考量的重要因素之一。當宏觀經濟下行時，企業業績也呈現出低迷的狀態。為了滿足融資需求和實現首次公開募股的目標，有的企業進行向上盈余管理;為了降低證券法規定的連續虧損退市風險，有的企業進行向下盈余管理（陳武朝，2013）。

四、外部公司治理對企業盈余管理影響研究

1.產品市場競爭相關研究

產品市場競爭激烈程度和產品市場機制的完善程度都會對企業的經營決策和戰略選擇產生重要的影響?；趯Ξa品市場競爭文獻的梳理，學者們持有抑制盈余管理和增強盈余管理兩種觀點。

學者們對于兩者關系負相關的觀點是從解決代理問題出發的。Balakrishnan和Cohen（2014）通過使用進出口關稅識別市場競爭發現，產品市場競爭可以約束管理人員對重述和會計違規在內的其他信息誤報。寶烏云塔娜和劉保良（2016）通過使用修正的Jonse和Roychowdhury模型發現，激烈的產品市場競爭緩解代理問題，管理當局和股東的利益相互捆綁，管理層努力工作，降低企業破產清算的可能性。

學者們對于兩者關系正相關的觀點是出于信息披露的考慮。林鐘高和林夜（2015）從報酬激勵、清算威脅和戰略傾向角度出發，分別揭示了報酬契約、經營壓力和業績對標使管理層有盈余管理傾向。管理層為了自身利益和應對來自企業外部競爭者的風險，采用未按時確認盈余的會計政策來扭曲業績。姚宏等（2018）支持信息觀，企業在產品市場競爭激烈的情況下選擇盈余管理和披露一些非重要的決策信息，潛在的競爭者無法獲得有效的信息。因而，企業能夠穩固原有的競爭地位和保持充分的競爭優勢。

2.經理人市場相關研究

經理人市場是市場化改革的產物，與公司內部治理形成替代或互補作用，有效抑制管理當局的短視行為。然而，關于經理人市場對盈余管理的影響，學者們研究相對較少。對于經理人市場的治理效應，學者們從聲譽和代理權競爭兩個方面論述。

一方面，聲譽是一種直接作用路徑。良好的聲譽意味著職業經理人在人力資源市場上占有優勢。不管是在當前企業就職還是為了跳槽準備，經理人都愛惜自己的聲譽，不會因為短期利益進行盈余管理，而是為長遠的職業生涯謀求發展（董維明等，2018）。另一方面，代理權競爭是一種間接作用路徑。在經理人市場競爭程度低時，企業內部的董事會、監事會、股東大會以及其他利益相關者會約束經理人的逆向選擇，監督經理人盈余管理行為，發揮出內部治理效應。在經理人市場競爭程度高時，經理人會努力工作以達到業績要求，使企業在資本市場脫穎而出。同時，經理人還會面臨同行業的競爭壓力，操縱盈余管理來實現每個周期的業務考核，持續達到既定的經營目標，避免被更有競爭力的其他經理人所替代。

3.媒體關注相關研究

隨著互聯網的發展，媒體關注從傳統的紙質報刊演變為多元化的網絡媒體。與紙質報刊相比，網絡媒體所傳播的信息更新迭代快，社會公眾的參與度和響應度更為強烈。對于媒體關注的新聞事件和媒體報道差異對企業盈余管理的影響，學者們的意見不統一，其多從信息監督和市場壓力兩個角度來解釋。

基于信息監督角度，網絡媒體傳播消息速度快，網民能及時獲得企業的最新資訊，監督企業的經營狀況和財務風險是否符合標準。盛香林（2021）認為媒體報道更傾向于“負面消息”，專業的財會人員利用專業知識和職業判斷反饋出企業盈余質量問題，企業避免投資者知曉虛假違規情況，就會積極披露真實的盈余信息。王福勝等（2021）指出媒體的輿論導向使企業違規行為得到監管部門的關注，監督企業減少盈余操縱行為。

基于市場壓力角度，媒體關注存在正負面報道和信息良莠不齊的情況，給企業帶來輿論壓力。莫冬燕（2015）從媒體關注類型出發，利用深市主板上市公司研究發現，市場導向媒體比政策導向媒體的自由度大，意味著誤導投資者的幾率大，企業為滿足市場預期需求，進行盈余管理活動。王紅霞和王藝婷（2021）發現管理層為了滿足自我實現的需求對經營績效進行操縱，媒體的曝光會影響管理層聲譽，因而管理層更偏向于具有隱蔽性的真實盈余管理行為。王福勝等（2021）從媒體過度關注的角度出發，發現投資者受到媒體發布企業“內部消息”的吸引進行投資，管理當局就會采取盈余管理行為來緩解迎合輿論所期望市場的壓力。鄭建明和賈昊陽（2022）認為非理性投資者在網絡輿論領袖的帶領下隨意買入拋售股票，“羊群效應”使企業股票有崩盤風險，管理層為了穩定股價和免于經營業績遭受損失會采取盈余管理行為。

4.稅收征管相關研究

稅收征管是企業外部環境的重要制度因素，決定了企業的稅收負擔，對其生產經營決策產生重要影響?；趯Χ愂照鞴芎陀喙芾韮烧哧P系研究文獻的梳理，學者們各抒己見。稅收征管能夠發揮治理效應，也可能產生企業依法納稅和規避稅收的矛盾。

Guedhami和Pittman（2008）通過研究美國國稅局（IRS）監控與私營公司債券發行的收益率差之間的聯系發現，美國國稅局（IRS）可以有效監督所有權集中度高的公司，減少借貸成本中明顯的信息不對稱。葉康濤和劉行（2011）從母公司和子公司納稅的角度出發，指出稅收征管強度越大，越能抑制大股東的掏空行為和管理當局的機會主義行為，使其不能用盈余管理掩蓋真實意圖。李彬等（2018）指出企業面對稅收征管強化時，所得稅成本大和暴露風險高是其減少盈余管理的主要原因。

此外，李彬等（2018）將稅收激進作為中介變量，發現稅收征管強度較弱時，稅收激進的程度和可行性提高，企業通過盈余管理降低稅收和現金流量支出，緩解企業的稅收和財務負擔。凌正華和相福剛（2021）認為企業出于避稅動機進行向下的盈余管理，稅收稽查強度弱助長了企業虛報收入的行為。

5.投資者保護相關研究

投資者保護的水平體現了金融證券市場發展的完善程度。通常，投資者保護水平高，資本市場的法律制度更為完善，中小股東的利益更容易得到保護。從投資者保護與應計盈余管理關系的研究內容來看，學者們的觀點大多一致，都認為是抑制作用。而對于投資者保護與真實盈余管理關系，學者們得出不同看法。

從應計盈余管理來看，田莉等（2016）補充了國際財務報告準則（IFR）變量研究發現，只有當投資者保護水平高和非強制采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IFR）時，企業應計項目操縱才會減少。李增福和曾慜（2017）使用效用最大化模型推導出，投資者保護增強，企業應計項目操縱的邊際成本更高，并且更容易被相關部門察覺。史春玲和王茁（2020）認為應計盈余管理涉及到的調整受到法律法規的約束比較大，投資者保護程度高意味著相應的調整成本高，因而企業就不得不放棄。

從真實盈余管理來看，李增福和曾慜（2017）認為投資者保護增強時，國有企業受到監管，但是其內部約束弱導致管理層進行隱蔽的盈余操縱邊際成本相對較低。史春玲和王茁（2020）指出投資者保護對企業較為隱蔽的日常經營活動約束力弱，即使投資者保護水平增強，企業調節盈余信息的操作隨之變得更高超精密。而其他研究表明投資者保護水平使審計師審計質量的要求變高，審計師變得對真實盈余操縱敏感，努力降低因為把關不嚴被訴訟的風險（李明和萬潔超，2015）。

五、結論與展望

學術界對于外部公司治理與企業盈余管理兩者關系的研究已經較為豐富。外部公司治理能夠彌補內部公司治理的缺陷，厘清外部公司治理機制以及外部公司治理具體變量與企業盈余管理的關系，對企業實踐中如何減少盈余管理行為和實現企業價值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本文通過梳理兩者關系的文獻發現，產品市場競爭、經理人市場、媒體關注、稅收征管和投資者保護都有增強和抑制企業盈余管理的作用，關鍵在于根據本企業實際情況和市場環境，激發外部公司治理變量發揮出對企業盈余管理的治理效應。

雖然目前已有大量文獻從外部公司治理視角分析了多種因素對企業盈余管理的影響，但鑒于盈余管理關系到企業會計信息質量，本文認為外部公司治理有待進一步完善。外部監管和多種外部治理因素交互作用的研究可以作為未來研究的方向，將內部治理和外部治理形成一個系統，有效制約企業盈余管理行為，促進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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