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對公共領域的重塑與解構研究：話語民主的視角

◎ 揚州大學 唐雅云

一、公共領域與話語民主：概念和相關性

關于“公共領域”的論述，最早出現于漢娜·阿倫特1958年出版的著作《人的條件》中，其在研究之初將“公共領域”簡單定義為“人們平等對話、參與行動的政治空間”。[1]之后哈貝馬斯在《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中首次將公共領域概念化，廣義上公共領域是“一個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眾的領域”；[2]狹義上公共領域是“介于國家權力領域和私人生活領域之間討論和表達有關公共事務并形成公眾輿論的一個話語和意見領域”。[3]其基本構成要素有四：第一，空間向度上的開放與獨立。公共領域的空間是獨立于“國家——社會”的第三種存在，既涉及由權力裁定的公共事務，又脫嵌于政治權力；同時無論該空間是物理性的或是形而上的都應向私人領域中包括“草根群體”在內的所有公眾開放，保證所有人都能夠自由地進行公共事務的參與和討論；第二，主體向度上的平等與理性。一方面公共領域的參與主體應該具備單純作為人的平等地位和獨立人格，另一方面主體在就公共事務討論時應基于公共理性進行表達、批判和辯論，即要更加重視普遍利益和政治正義而非私人利益；第三，媒介向度上的自由與交互。媒介作為一種傳播工具，其僅僅是私人觀點和信息交互的平臺和機制，只有它能夠為主體自由充分的對話提供可能，其存在才具有實質意義；第四，結果向度上的合理與一致。公共領域中話語交往的結果應當是在理性批判和平等對話的基礎上協商達成共識或公共輿論，其中前三個向度便是結果合理性與一致性的保障。

基于以上公共領域的概念，不難發現“公共領域說到底就是公共話語領域”，因而哈貝馬斯也從中延伸出了“話語民主理論”。所謂“話語民主”，是公民圍繞公共事務展開自由、平等的辯論、對話、商討，最終形成政治共識的一種民主形式。[4]其運作機制雖不具備強制性權力或正式制度約束，但眾多非正式意見的凝聚也足以影響正式制度的制定，進而提高公共決策的民主性和合理性，[5]而“話語共識”的形成就是其發揮效用的關鍵。在哈貝馬斯看來，話語共識必須滿足以下條件：其一，話語空間為非建制的公共領域；其二，話語主體要享有自由、平等的權利；其三，話語對象要客觀、真實，符合社會共同規范；其四，話語程序要開明正義；其五，話語目標是要在理性協商的基礎上形成共識或公共輿論。由此可見，哈貝馬斯所闡述的話語民主的真正實現指的是在公共領域中達成平等價值的、客觀的、真實的、理性的話語共識，從中也揭示出了公共領域的一項重要政治功能，即為話語民主提供運行空間和環境，使其能夠發揮推動民主政治發展的作用。

綜上比較話語民主的形成要素與公共領域的構成要素，二者之間存在極高的契合度，進而公共領域和話語民主的相關性可表述為：第一，公共領域是話語民主形成的空間依托；第二，公共領域推動了話語民主非正式交際網絡的規范化發展，具體表現在公共領域的構成要素為話語民主的展開創造了條件。[6]

二、現實公共領域到網絡公共領域的發展脈絡

哈貝馬斯認為，真正意義上的公共領域是資產階級公共領域，它最初形成于17、18世紀的英格蘭和法國。以公共領域的話語傳播方式，即“交往媒介”為切入口，那么該時期的“面對面口頭交流”是最應哈貝馬斯筆下的公共領域的，因為在這一時期的咖啡館、茶室、沙龍等“小圈子”公共場所作為私人交流公共事務的空間具有“真實性、獨立性、包容性、高效性”等特點。[7]而隨著社會和科技的發展，報紙、電視和廣播等印刷媒介和模擬式電子媒介開始替代古早的口語媒介，進而帶動了公共領域的變革——“再封建化”和“殖民化”。

“再封建化”是國家政治權力向公共領域滲透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相對便利的傳統媒體成為了政府、政黨、社會團體等權力組織向公眾施加“意識形態”，實現組織或個人利益的工具。[8]當然，傳統媒體的力量仍不足以將公共領域完全異化為國家權力領域，公眾偶爾還會參與到公共事務的討論中，但其觀念上政權干預合理合法的錯誤認知使其參與形式只有附和與遵從?？偠灾?，權力的入侵已使得公共領域不再是私人為了追求純粹的公共利益而自由發聲、獨立批判的空間了，而異化為了政權直接干預、公眾被動接受的“偽公共領域”。

同樣，公共領域的“殖民化”也是由本非屬于公共領域的外界力量入侵造成的，即市場經濟對公共領域的入侵。一方面市場因素的滲透將公共交往消解為了消費行為，公眾從理性的批判者變為了非理性的消費者，甚至批判本身也成為了商品；[9]另一方面市場追求商業利益最大化的目標意味著其只有成為公共信息的“把關人”才能有利可圖，進而也就使得商業巨頭干預公共事務、為己謀私成為了現實，而這無疑違背了公共領域自由、開放、正義的特點。綜上分析，在傳統媒體時代，政治權力和市場經濟對公共領域的侵入都使得哈貝馬斯理想中的公共領域走向了式微，哈貝馬斯不無遺憾地稱之為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10]而與此同時以公共領域為載體的話語民主也逐步走向了衰落。然而20世紀90年代起互聯網技術的興起極大地沖擊了傳統媒體，似乎為公共領域的復興和話語民主的實現帶來了新的希望。

互聯網的出現形成了一個基于并反映現實公共領域，但又脫嵌于現實公共領域的第二公共領域——“網絡公共領域”。所謂“網絡公共領域”，是公眾通過網絡媒介平等參與公共事務，進行話語交流和人際交往的虛擬空間，其具有“廣泛性、開放性、交互性、去中介化”等諸多優點。從這個角度來看，網絡公共領域很大程度契合了哈貝馬斯理想中的公共領域，但要素的契合并不代表網絡公共領域中的話語交往一定是健康的，其發展的不成熟也使得網絡公共領域呈現出了“無原則宣泄、群體極化”等負面現象，而這又反噬了公共領域，使其面臨再次解構的危機。

三、互聯網對公共領域的重塑：話語民主的視角

互聯網技術的迅速發展和新型網絡媒介的不斷涌現及其廣泛使用，極大地拓展了人們的公共性實踐的空間，這為公眾輿論的生成提供了新的環境，使網絡公共領域的形成成為可能。同時，互聯網對公共領域重塑過程本身就是話語權的重新分配，進而也為話語民主的實現創造了新的契機。[11]

（一）網絡公共領域的開放性和平等性給予了公眾充分的話語自主權

話語自主權是公共領域和話語民主中主體參與的必要因素。傳統媒介在時空及資源上的限制使得多數弱勢群體成了公共參與的“邊緣人”。法國后現代哲學家米歇爾·?？抡f：“話語即權力”。[12]公眾話語權的丟失就意味著公共政策中公共利益的喪失。而網絡公共領域的開放性和平等性的特點為公眾話語自主權的充分實現提供了空間，該空間沒有權力門檻和資源門檻，只要公眾愿意參與公共事務的討論，其都可以擺脫身份地位、習慣勢力和思想觀念的束縛而為“公益”發聲。同時伴隨著弱勢群體在網絡空間中的聚集，個體利益訴求也會被整合為集體訴求，進而得到當局的關注，這就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公共領域的公共性，而這又將反過來喚醒更廣大公眾沉睡已久的公共意識，進而形成“百家爭鳴”的熱鬧局面?；蛟S隨著互聯網的不斷發展，未來互聯網用戶結構將“越來越接近世界本身的人口結構”，人們所期望的平民公共領域也將逐步實現。[13]

（二）網絡公共領域的自由性和交互性保障了公眾話語民主的民主性

哈貝馬斯認為，民主性難以通過人民直接參與政治決策形成政治決定來實現，民主存在于交往活動中，即公眾在公共領域通過互動、辯論、協商來形成共識是民主的主要表現形式。[14]網絡公共領域自由性的特點使得公眾能夠形成一個個互不相識但互動有余的“人際場”，且公眾不再是單向的信息接收者，也可以做信息 傳播者，如此不同信息在網絡公共領域自由流通，形成了一種平等的互動關系。此外，網絡點對點的傳播特性，使公共領域成為真正意義上的“觀點自由市場”，這樣有利于把不同主體納入到一個共享的“虛擬社區”，從而培養人們的共同感。[15]即使不同個體或群體之間觀點意見相左，也可以在網絡公共領域進行無邊界、低成本、公正公開的辯論，最終在參與者的意見充分表達的前提下形成主體間共識。不可否認，這種強交互性是單向輸出的傳統媒體實現不了的，而在這樣一種自由交往的機制下，公眾追求話語民主的民主性也將得到充分保障。

（三）網絡公共領域的傳播性和匿名性削弱了國家權力的侵蝕力量

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之所以逐漸瓦解，根本原因就是傳統媒體的出現帶動了政治權力和市場經濟肆無忌憚的入侵，使得政府等權利組織營銷的聲勢和輿論氛圍取代了公共領域所要生產的公共輿論本身。而網絡公共領域的出現削弱了權力對公共領域的入侵，具體表現在：第一，從技術領域，網絡空間傳播的高速和匿名使得他們無法完全壟斷和打壓網絡話語；[16]第二，從權力領域，網絡空間雖然是“價值中立”的公共領域，但其主體都來自于私人領域，這就意味著代表國家權力的組織在該空間要小心行事，任何操縱輿論的跡象都可能會引發群體輿論失控，而一旦公眾不承認政治權力的合法性，其便也失去了權力統治的意義，因而在網絡空間政治權力并不敢無限擴張，且也不得不接受這種網絡話語民主的形式。

（四）網絡公共領域的批判性和廣泛性推動了公共輿論的產生

公共領域本身就是公共輿論領域，不同個體在此聚集的最終目的是要經過自由的批判、辯論、協商形成能夠影響公共決策的公共輿論。但傳統媒體的出現弱化了公眾的行為動機，使其成為了媒體的“信徒”?！霸诂F實生活中，輿論是社會時勢的晴雨表，是實施社會調控的制約力量?！盵17]只有具有批判意識的公眾通過開放的媒介辯論具有批判性的公共議題，進而爭得更多人的爭論或同意，才能引發推動政策議程的公共輿論，有效發揮公共領域的作用。而網絡公共領域每時每刻都聚集著大量欲意參與公共事務的“積極行動者”，他們通過公開的辯論以一股龐大的集體力量吸引著政治權力者的關注，逼迫其給予正面回應。以微博為例，網民通過點擊評論刷新微博榜單，話題越靠前，其輿論熱度越高，政治權力者越發慌亂和重視，進而便會及時給予官方回應。

四、互聯網對公共領域的解構：話語民主的視角

不少學者認為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是超現實的，其“再封建化”和“殖民化”乃是大勢所趨，但之后互聯網的出現為其重塑帶來了曙光，實踐也證明了這一點，但與此同時我們不得承認以互聯網為依托的新媒介充滿了理想主義色彩，或許網絡公共領域只是由技術架構的“烏托邦”。具體而言，網絡公共領域滋生了“無原則宣泄、群體極化、公共領域‘私人化’、私人領域‘公共化’”等畸形話語民主，其也在一步步解構著公共領域。

（一）網絡話語的無原則宣泄瓦解了公共領域應有的主體理性

話語理性是主體參與事務討論的基本前提。在話語自主權不能充分發揮的傳統媒體時代，其在有限的空間中對有限的公共事務的討論往往表現得較為理性，但公眾的表達欲望仍舊沒有得到滿足，而如今自由開放的網絡公共空間打開，公眾似乎找到了一個“情緒垃圾桶”，導致公共討論成為網民“情緒無原則宣泄”的工具。第一，網絡空間遵從“流量至上”，眾多網絡傳播者“語不驚人死不休”，為博眼球編造虛假信息，終造成了“辟謠成了謠言”的荒誕局面；第二，部分公眾的“臣民意識”使得他們天生帶有一種弱者悲情，故而在面對權威時常表現出非理性的對抗情節，[18]如對于腐敗分子的無底線話語攻擊；第三，網絡公共領域中的眾多網民淪為了媒介的“奴隸”，他們習慣站在道德制高點上對網絡事件主體進行“道德審判”，其一方面是信息不對稱的客觀原因；另一方面便是其面對信息煽動而盲目從眾的主觀選擇。

（二）網絡話語的分散化和碎片化增加了共識形成的難度

網絡信息過剩是造成網絡話語分散化和碎片化的重要原因，而分散和碎片的話語又增加了議題共識的形成難度。首先，因為網絡空間的開放性和可達性，無數公眾置身其中發表意見訴求造成了“信息過?！?，而網民的注意力資源有限，他們作為“經濟人”，必然會只關注或參與能夠為自己帶來利益的議題，而私益各不相同，這就是造成了公共話語的分散化。其次，網絡主體及其話語的流動使得那些即使貼合自身利益的議題也不會被持久討論，因為一旦有新的議題出現，圍繞原議題的互動關系就會逐漸松散，這就是網絡話語的碎片化。但是這并不意味著該議題沒有公共價值，因為“數字鴻溝”的存在就代表了總有一部分人的利益是被忽略的。另外，“群體極化”——每個同質性群體內部形成了“信息孤島”，在觀點上與與異質性群體完全對立，也是話語碎片化的重要表現，[19]而這種“求同存異”的現象看似達成了“共識”，但這種共識并不建立在具有獨立人格的主體間辯論、協商之上，而是一種恭維和附和。

（三）網絡話語的私人化和娛樂化喪失了公共領域的價值意義

網絡公共領域應該是以討論公共議題為中心的虛擬空間，但很顯然現在的網絡公共領域呈現出了明顯的“私人化”特質，例如一些涉及個人情感、飲食等私密生活狀態以“網絡直播”的形式在公共領域出現。[20]此外，網絡話語也呈現出明顯的娛樂性或是私人領域“公共化”的特點，最典型的就是娛樂八卦和明星頭條。明星作為“公眾人物”應當且必要接受公眾的監督，但現實是“狗仔隊、私生飯”的大規模出動使得娛樂八卦層出不窮，網民每天忙吃各種大瓜小瓜，相較而言，真正關注公共事務的人并不多，且往往總是那些固定的部分群體。[21]種種現象表明公共事務似乎僅是娛樂八卦的伴生物，而這種觀念便從根本上扭曲了公共領域應該要為公共利益服務的價值意義。

（四）網絡話語的篩選和控制侵蝕了公共領域的公共性

網絡話語看似自由流通，但實則來自政治權力和市場經濟的篩選與控制仍然侵蝕著網絡公共領域。首先，網絡仍然是統治者的工具，如政府將政治宣傳延伸到網絡公共領域，讓公眾在政治價值的熏陶下形成與國家領導者一致的政治意識。另外，政治權力還會通過制定規則、限制政治敏感內容以及要求門戶網站自查等方式來管控網絡空間中的話語交往，一旦發現涉及敏感話題的博主將會被立即屏蔽或封號，[22]這也就說“話語權并不等于話語傳播權”；其次，市場主體滲透網絡公共領域使其成為謀利工具，例如搜索引擎的“競價排名機制”、淘寶的“大數據推送機制”、“職業網絡博主”等等；再次，在網絡公共領域中存在諸多“意見領袖”，他們會發動自己的資源優勢和影響力優勢在眾聲喧嘩的網絡空間中占據“話語高地”，其意圖是通過話語控制來制定規則、預設立場、爭奪同意，進而掌握網絡民主的實際進程。由此可見，在網絡公共領域，政治控制的強化侵蝕了話語自由；過度的市場控制侵蝕了話語獨立，而這兩者共同喪失，網絡公共領域的公共性表達便也受到了制約。

五、結語

從口語媒介到印刷媒介和模擬式電子媒介到網絡媒介，其變革也見證了公共領域由“理想”到“再封建化”和“殖民化”，由“重塑”到“解構”的式微過程，而關于互聯網是否能夠“重塑公共領域，實現話語民主”一直是學術界重點關注和研究的話題，當然至今仍沒有正確的結論。因為網絡公共領域面臨著發展的雙重境遇，一方面網絡公共領域因應了理想公共領域的構成要素；另一方面其作為話語交往的空間又引發了諸多問題，而基于當下這些問題顯然更值得重視和研究。不同學者也從“制度層面、技術層面和觀念引導層面”提出了不同的解決路徑，這也為我今后的研究提供豐富的理論和實踐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