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州新型城鎮化與綠色經濟效率耦合協調關系
——基于西南地區的比較分析

冉津銘 黃海燕

（貴州財經大學經濟學院，貴州 貴陽 550025）

一、引言

在國務院出臺的《關于支持貴州在新時代西部大開發上闖新路的意見》（國發〔2022〕2號）中，特別提到“全面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2006－2020年，貴州實現了多地同城化、縣城城市化，推進了全省特色小鎮和小城鎮建設，城鎮化建設成果矚目。2006年貴州城鎮化率僅為27.46%，低于全國平均水平16.88個百分點。2020年，該省城鎮化率大幅提高至53.15%，低于全國平均水平10.74個百分點，差距顯著縮小。在生態文明建設方面，貴州于2017年被納入首批國家生態文明試驗區建設省份。2021年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貴州考察調研時強調：“守住發展和生態兩條底線，努力走出一條生態優先、綠色發展的新路子?！毙滦统擎偦c生態文明建設均是貴州“四新四化”中的發展目標，二者協調發展對于該省再迎新“黃金十年”不可或缺。

早在2009年，我國興起了新型城鎮化的相關研究，吳江等（2009）［1］發現資源環境狀況的惡化伴隨城鎮化進程的加快而凸顯，彭紅碧等（2010）［2］認為我國需要走出具有中國特色的新型城鎮化道路。

自2012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正式提出“要把生態文明理念和原則全面融入城鎮化全過程，走集約、智能、綠色、低碳的新型城鎮化道路”以來，新型城鎮化得到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單卓然，2013）［3］，學者除了測度新型城鎮化水平［4～7］外，還不斷拓展了研究內容。孫葉飛等（2016）［8］檢驗了新型城鎮化發展與產業結構變遷的經濟增長效應；熊湘輝等（2018）［9］研究了影響新型城鎮化水平的動力因素；徐維祥等（2020）［10］、趙磊等（2020）［11］、張虎等（2022）［12］分別研究了新型城鎮化與鄉村振興、旅游業、綠色發展的耦合協調水平。

綠色經濟效率是一種考慮資源與環境代價的綜合經濟效率（錢爭鳴，2013）［13］，學者對綠色經濟效率的測算多采用 DEA方法［14～17］，也有學者通過構建評價指標體系，采取熵值法對綠色經濟效率進行研究［18、19］。分區域來看，有從中國省域整體進行的研究［20］，也有學者針對具體區域進行細致研究［21～23］。同時，以新型城鎮化與綠色經濟效率為主題的研究也少量存在，朱金鶴、張瑤（2019）［18］、翁異靜等（2021）［19］采用熵值法分別對中國30個省份、浙江省11個地級市的新型城鎮化水平與綠色經濟效率進行測算，并分析二者的協調度；方齊云、許文靜（2017）［24］采用熵值法測算新型城鎮化水平、EBM模型測度中國各省的綠色經濟效率，研究新型城鎮化對綠色經濟效率的影響；范秋芳、張園園（2022）［25］則利用考慮非期望產出的SBM模型測算綠色經濟效率，研究中國各省新型城鎮化對綠色經濟效率的影響。

總的來看，學者們分別在新型城鎮化和綠色經濟效率的研究中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為開展各自領域的后續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但二者是一脈相承、協同推進的關系（裴瑋，2017）［26］，卻鮮有學者探討二者的關系。對于貴州而言，包含“在生態文明建設上出新績”在內的“四新”是習近平總書記對其作出的戰略指引，包含“新型城鎮化”在內的“四化”是總書記針對貴州實際給予的路徑指導，“四新”和“四化”集中體現了總書記對貴州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因此，本文選取貴州省為研究區域，基于2006－2020年數據探討其新型城鎮化水平、綠色經濟效率及二者間耦合協調關系，并與西南地區的重慶、四川和云南三省市進行比較分析，以期有針對性地提出推動貴州新型城鎮化與綠色經濟協調發展的對策建議。

二、數據來源、指標體系與研究方法

（一）數據來源

數據來源于EPS數據平臺、相關年份《中國統計年鑒》、貴州、重慶、四川和云南西南四省市統計年鑒以及生態環境狀況公報。為消除價格因素的影響，人均GDP、資本存量、地區生產總值均通過GDP平減指數折算為2006年的可比價格。

（二）指標體系

結合現有研究［4～12］和新型城鎮化的內涵，從人口城鎮化、經濟城鎮化、社會城鎮化、生態城鎮化、城鄉統籌五個維度出發，選取13個具體指標構建衡量新型城鎮化水平的評價指標體系，并通過熵權法計算各指標權重，其結果如表1所示。

表1：新型城鎮化水平評價指標體系

采用考慮非期望產出的超效率SBM模型測算綠色經濟效率，需要從投入、期望產出以及非期望產出三個方面選取指標［27］。其中，對資本存量的衡量采用基于永續盤存法的計算方法［28］，以各省市2006年資本形成總額除以10%的方法確定各省市2006年基期資本存量，以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作為每年新增投資額，折舊率取9.6%。為提升模型準確性，計算時使用熵權法將工業“三廢”中具有代表性的污染物合為一個指標。該模型下綠色經濟效率評價指標體系如表2所示。

表2：綠色經濟效率評價指標體系

（三）研究方法

1、熵值法

（1）數據標準化

本文選取極值標準化方法對新型城鎮化綜合評價指標體系下各項指標的具體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

式中，Xij和X′ij分別表示第i（i＝ 1，2，…，n）年第j（j＝1，2，…，m）項指標的原始數據及標準化處理后的結果，maxXij與minXij分別表示第j項指標原始數據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為了消除數據標準化后為零的影響，在標準化處理后的結果上進行平移；

式中，X″ij表示對標準化處理后的數據進行平移的結果。

（2）指標權重計算

首先，計算指標比重。第i年第j項指標的比重Pij為：

接下來，計算指標信息熵。第j項指標的信息熵Ej為：

然后，計算指標熵的冗余度Dj：

最后，計算各項指標權重Wj：

（3）綜合評價指數計算

本文采用線性加權法，通過指標權重Wj與標準化處理后得到的X′ij計算綜合評價指數Sj：

2、考慮非期望產出的超效率SBM模型

本文的決策單元為西南地區單個省市，以包含重慶、四川、貴州、云南在內的西南四省市構造生產前沿面。將每個省份看作單獨的決策單元，假設每個決策單元具有N個投入指標，xnj(n＝ 1，…，N)∈R＋，此處x表示投入指標，j表示第j個省份，j＝ 1，…，J，得到M種期望產出，ygmj（m＝ 1，…，M）∈R＋，和P種非期望產出，ybpj（p＝1，…，M）∈R＋。使用數據包絡分析方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將含有非期望產出的生產邊界表達為下列式子：

此處，x＝ （x1，…，xN），yg＝ （yg1，…，ygM），yb＝（yb1，…，ybp）。代表每個橫截面觀測值的權重，≥0，?j，該約束條件用于表示是否存在可變規模報酬，在該約束條件下技術是為可變規模報酬（VRS），若去掉這一約束條件，那么規模報酬就是不變的（CRS）。

將能源環境納入考慮的SBM方向性距離函數的表達式為：

此處，（xtj′，ygtj′，ybtj′） 代表省份j的投入及產出向量，（gx，gyg，gyb） 代表方向向量，（sx，syg，syb） 代表省份j的松弛向量。若（sx，syg，syb）皆大于零，則說明實際投入和污染大于邊界的投入和污染。因此，（sx，syg，syb）表示投入過度使用、污染過度排放和期望產出生產不足的量。

3、修正的耦合協調度模型

修正后的耦合協調度模型的優勢在于能夠加大耦合度C值的區分度，從而在社會科學領域具備更高的效度，并能夠使得進一步計算出的耦合協調度更合理地代表耦合協調關系與發展水平的測度［29］。因此，本文采用修正的耦合協調度模型對新型城鎮化與綠色經濟效率的耦合協調水平進行研究。修正后的兩系統耦合協調度模型為：

式中，U1、U2分別代表兩個子系統的值，i＝1，2；C表示耦合度，C∈（0，1），C值越大子系統間的離散程度就越高，即耦合度越高，反之越低；T為系統綜合評價指數，采用線性加權法計算；α為子系統的權重，本文中α1、α2均賦值為0.5；D表示耦合協調度，D∈ (0，1)，D值越大表示耦合協調水平越好，反之越差。耦合協調度評價標準如表3所列。

表3：耦合協調度評價標準

0.6＜D≤0.7中級協調發展U1－U2＞0.01 中級協調發展綠色經濟效率滯后型 18 U2－U1＞0.01 中級協調發展新型城鎮化滯后型 17 0≤｜U1－U2｜≤0.01 中級協調同步發展型 16 0.5＜D≤0.6初級協調發展U1－U2＞0.01 初級協調發展綠色經濟效率滯后型 15 U2－U1＞0.01 初級協調發展新型城鎮化滯后型 14 0≤｜U1－U2｜≤0.01 初級協調同步發展型 13 0.4＜D≤0.5勉強協調發展U1－U2＞0.01 勉強協調發展綠色經濟效率滯后型 12 U2－U1＞0.01 勉強協調發展新型城鎮化滯后型 11 0≤｜U1－U2｜≤0.01 勉強協調同步發展型 10 0.3＜D≤0.4低度失調衰退U1－U2＞0.01 低度失調綠色經濟效率受損型 9 U2－U1＞0.01 低度失調新型城鎮化受損型 8 0≤｜U1－U2｜≤0.01 低度失調同步受損型 7 0.2＜D≤0.3中度失調衰退U1－U2＞0.01 中度失調綠色經濟效率受損型 6 U2－U1＞0.01 中度失調新型城鎮化受損型 5 0≤｜U1－U2｜≤0.01 中度失調同步受損型 4 0＜D≤0.2高度失調衰退U1－U2＞0.01 高度失調綠色經濟效率受損型 3 U2－U1＞0.01 高度失調新型城鎮化受損型 2 0≤｜U1－U2｜≤0.01 高度失調同步受損型 1

三、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新型城鎮化水平分析

根據熵值法計算出2006－2020年西南地區四省市（貴州、重慶、四川、云南）的新型城鎮化綜合評價指數（圖1）及分維度評價指數（圖2）。

圖1：2006－2020年西南地區新型城鎮化綜合評價指數

圖2：2006－2020年西南地區新型城鎮化各維度評價指數

從縱向時序比較看，貴州新型城鎮化水平總體呈穩步上升趨勢，新型城鎮化綜合評價指數從2006年的0.124大幅增加到2020年的0.6286，但是該指數在2014年、2020年分別較上年略微下降，究其原因發現：2014年新型城鎮化水平綜合評價指數的下降是由于人口城鎮化、經濟城鎮化評價指數下降，該年城鎮化率雖得以提升，但其同比增幅低于城市人口密度的降幅，從而使人口城鎮化指數下降；同時，人均GDP的同比增幅低于第三產業產值占比的降幅，因此使得經濟城鎮化評價指數下滑。2020年貴州新型城鎮化水平綜合評價指數的下降是由于社會城鎮化評價指數的下降，主要原因是城鎮登記失業率由2019年的3.11%增加到3.75%，2020年突發了席卷全世界的新冠肺炎疫情，貴州也不可避免受到波及，經濟活動受限，部分企業被迫停工停產，就業形勢較往年更加嚴峻。

從橫向地區比較看，雖然貴州2020年新型城鎮化水平綜合評價指數仍排在西南地區最末位，但其增幅卻很大，2006－2020年貴州該指數增加了0.5046，同期重慶、四川和云南分別增加了0.5066、0.5562、0.4548。相比而言，2006－2020 年貴州人口城鎮化、經濟城鎮化增幅不夠顯著，該省新型城鎮化水平主要由社會城鎮化、生態城鎮化以及城鄉統籌推動。將2020年新型城鎮化水平分維度來看，貴州人口城鎮化仍然滯后，城鎮化率雖然超過云南，達到53.15%，但與重慶的69.46%仍有不小差距，城市人口密度也低于四川和云南；貴州經濟城鎮化水平較低，雖然第三產業發展水平與其余三省市差距不大，但貴州人均GDP僅為25282元，而云南、四川、重慶人均GDP分別為32964元、39869元、50250元，可見貴州在經濟發展方面存在較大追趕空間；貴州社會城鎮化成果顯著，城鎮登記失業率與最低的四川差距僅為0.12%，公共交通與醫療設施與其余三省市差距不大，但基礎教育仍是薄弱環節；在生態城鎮化方面，貴州獲得了巨大成果，該項評價指數達到0.9142，在四省市中最高，但在建成區綠化覆蓋面積與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上仍有改善空間；在城鄉統籌方面，貴州需要持續縮小城鄉差距。

（二）綠色經濟效率分析

通過考慮非期望產出的超效率SBM模型測算出的綠色經濟效率是一種靜態測算與評價擁有相同投入產出變量的決策單元之間相對效率的指標，其測算結果如圖3所示。

圖3：2006－2020年西南地區綠色經濟效率

圖3顯示，2006－2012年貴州綠色經濟效率處于持續上升狀態，2013年后呈波動上升；2006－2020年重慶、云南二省市的綠色經濟效率基本處于持續改進的趨勢中；四川綠色經濟效率在2012年達到峰值后開始波動下降。重慶和四川綠色經濟效率最高并處于第一梯隊，貴州、云南處于第二梯隊，但近年來貴州逐漸被云南拉開差距。究其原因在于：一方面，本文計算的是相對效率，由于重慶綠色經濟發展水平明顯優于西南地區其他三省市，從而導致模型評價下其余三省市的綠色經濟效率略低；另一方面，貴州經濟基礎薄弱，長期屬于欠發達與欠開發省份，技術、人才與重慶、四川差距較大，存在總體經濟實力不強、自主創新能力較弱等問題。雖然貴州生態環境優良、自然資源豐富，但尚未發揮巨大的生產力，資源配置與生產技術存在改進空間。

（三）新型城鎮化與綠色經濟效率耦合協調分析

采用修正后的耦合協調度模型測算2006－2020年貴州、四川、重慶和云南西南四省新型城鎮化與綠色經濟效率耦合協調度，結果如表4所示。

表4：2006－2020年西南地區新型城鎮化與綠色經濟效率耦合協調關系

2015 0.70 0.004 16 0.67 －0.321 17 0.78 －0.156 20 0.69 －0.017 17 2016 0.73 0.004 19 0.72 －0.269 20 0.75 －0.328 20 0.71 0.039 21 2017 0.72 0.052 21 0.77 －0.171 20 0.78 －0.303 20 0.74 0.051 21 2018 0.73 0.086 21 0.83 －0.043 20 0.83 －0.180 20 0.76 0.035 21 2019 0.76 0.094 21 0.85 －0.012 20 0.84 －0.218 20 0.77 0.075 21 2020 0.75 0.082 21 0.86 －0.019 20 0.75 －0.402 20 0.81 0.001 19

從縱向時序比較看，2006－2020年貴州新型城鎮化與綠色經濟效率的耦合協調度穩步上升，15年間二者耦合協調類型從低度失調跨越式進入高級協調發展，成果顯著。2006年，貴州新型城鎮化與綠色經濟效率處于低度失調狀態，新型城鎮化水平相對滯后且綜合指數僅為0.124；2007－2009年處于勉強協調狀態，耦合協調狀態得到小幅改善，但新型城鎮化的滯后程度仍未縮小，這期間城鎮化率僅從28.24%提高到29.89%；2010年進入初級協調階段，但協調程度不高；2011－2015年耦合協調度開始大幅增長，從初級協調發展新型城鎮化滯后型跨越到中級協調同步發展階段，主要得益于貴州“十二五”時期的牢牢把握“加速發展、加快轉型、推動跨越”的主基調和2012年國發2號文件的大力支持；2016年以來，貴州堅持穩中求進，全面推進“五個大提升”、“3個100萬”、“三改”、“強省會”等重大行動，城鎮承載能力、城鎮品質加快提升和城鎮經濟水平不斷提升，跨越到新型城鎮化與綠色經濟效率高級協調同步發展階段；2020年二者耦合協調度達到0.75，但是出現了綠色經濟效率滯后的現象，新型城鎮化與綠色經濟效率之間的協調發展機制還有上升空間。

從橫向地區比較看，2006年貴州新型城鎮化與綠色經濟效率耦合協調關系處于低度失調新型城鎮化滯后型，與其他三省市相差了一個大等級；2006－2016年間，貴州發展勢頭迅猛，二者間耦合協調關系與四川、云南同時邁入高級協調發展狀態，與西南地區其他三省市處于同一梯隊，取得了顯著性成果；2020年，貴州新型城鎮化與綠色經濟效率耦合協調度雖已提升至0.75，但與其他三省市的具體類型完全不同，貴州處于高級協調發展綠色經濟滯后型，重慶、四川均處于高級協調發展新型城鎮化滯后型，云南處于高級協調同步發展型，其中四川雖未處于同步發展型，但其2020年U1－U2值為－0.019，與同步發展較為接近，而貴州對應值為0.082，綠色經濟效率的滯后程度相對較大，需加快提升綠色經濟效率，以更好地助力新型城鎮化發展，從而促進二者協調發展。

四、結論與政策建議

（一）結論

本文對2006－2020年貴州新型城鎮化與綠色經濟效率耦合協調關系進行縱、橫向實證分析，主要結論如下：第一，貴州新型城鎮化水平總體上穩步上升，生態城鎮化水平在西南地區居高，但人口城鎮化、經濟城鎮化滯后，經濟發展、基礎教育與城鄉差距仍是薄弱環節；第二，貴州綠色經濟效率不高，囿于資源配置與生產技術原因，尚未充分發揮生態環境優良和自然資源的生產力；第三，貴州新型城鎮化與綠色經濟效率的耦合協調度穩步提高，耦合協調水平從低度失調新型城鎮化受損型顯著提高到高級協調綠色經濟效率滯后型，同西南地區其余三省市的差距大幅縮小，但新型城鎮化與綠色經濟效率發展尚未同步，2006－2014年新型城鎮化發展一直滯后于綠色經濟效率，2014、2015年二者呈同步發展，2017－2020年綠色經濟效率發展滯后程度相對較大。

（二）政策建議

針對貴州新型城鎮化與綠色經濟效率耦合協調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從以下四方面提出對策建議：第一，打造帶動貴州發展的區域高質量發展增長極、推進貴州數字產業發展。黔中城市群是位于貴州中部地區的國家級城市群，但其引領作用不夠明顯，內部市州間分工與協作能力較差?？赏ㄟ^以省會城市貴陽為中心打造貴陽都市圈，以貴州第二大城市遵義為中心做強遵義都市圈，結合其他市州實際情況選取衛星中心城市，通過已有基礎的立體式交通網絡，發揮各中心城市的輻射作用，帶動城市間的協同發展，借由做好西南地區的物流樞紐，與成渝城市群加深聯系，實現省際融合發展。貴州還有著國家數字經濟發展創新區的定位，應抓住數字經濟這一機遇，全產業鏈激活數字經濟要素，用數字賦能經濟社會發展，實現后發趕超；第二，補齊基礎教育短板是貴州新型城鎮化建設的另一著力方向。貴州存在廣大教育基礎薄弱的農村地區，城鄉教育資源不夠均衡。應持續嚴格落實控輟保學、勸返復學提高農村地區受教育程度，進一步改善農村中小學校的基本辦學條件，加強易地扶貧搬遷集中安置點配套教育設施建設，通過實施特崗教師、國培計劃等項目提升學校師資力量，解決邊遠農村小規模學校教師學科性、結構性缺編問題，提高學校綜合辦學能力，通過結合各地實際與高水平師范院校達成合作共建教育研究院，鼓勵優秀教師校際流動，引進優質教育資源實施高質量辦學，同時，省級層面的教育經費與教育項目應適當向教育資源薄弱地區傾斜；第三，推進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城鎮化建設。貴州重視農村公路的建設，實現了農村公路村村通、組組通，為實現縣城城鎮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礎。貴州應順應縣城人口流動變化趨勢，發揮縣城連接城市、服務鄉村、集聚人口作用，結合縣城實地情況發展特色優勢產業，以產業帶動就業，以產業化帶動城鎮化，引導農民進城購房落戶、完善人才落戶政策，抓住西部大開發的機遇，打造適宜人口發展形勢的住房、教育、養老、就業服務環境，提升城鎮承載能力，帶動常住人口增長，助推人口、經濟城鎮化發展；第四，加快發展綠色經濟推動貴州經濟高質量發展，助推生態優勢向發展優勢持續有效地轉換。貴州具備良好的生態環境，在人口老齡化加深的社會背景下，可結合省內交通便利、人口資源優勢發展康養產業。同時，貴州應立足于長江上游生態系統的重要區域，與四川、重慶加強區域自然資源合作，立足比較優勢，發展山地特色高效農業，與長江中下游區域建立橫向生態保護補償機制并加快實施。貴州在經濟發展上要依靠生態優勢，發展生態產業。嚴格把控高能耗、高排放項目準入關口，促進企業加快綠色低碳轉型升級改造，打通傳統工業的低碳轉型、綠色發展之路，構建綠色低碳的產業體系，推動產業生態化、生態產業化，緩解社會資源能源約束和生態環境壓力，提升綠色經濟效率，促進新型城鎮化與綠色經濟效率耦合協調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