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不平等如何影響獲得感

閔玉剛

（華僑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福建 泉州 362000）

一、引言

2015年，習近平總書記首次提出，要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來，讓人民群眾有更多的獲得感，獲得感體現了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強烈向往。同時，獲得感是衡量全面深化改革、國家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現代化和實現發展成果共享程度的重要標準，是人民群眾對經濟社會發展成果收益、社會公平正義實現以及基本公共服務供給的總體感受。獲得感體現了改革開放40多年以來，我國經濟社會高速發展取得的重大發展成就，同時也體現了我國的社會公平正義狀況，是人民群眾的客觀收益狀況與主觀態度的結合。王浦劬［1］認為獲得感是人民群眾在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所獲得的的客觀收益和比較而產生的主觀感覺，是人們在客觀獲得的基礎上與他人比較產生的主觀感覺，既包括客觀獲得又包括客觀獲得的過程中產生的社會公平公正主觀感知。

辛秀芹［2］認為當前的收入差距、發展不平衡不充分、人們對未來生活預期的不確定性、社會不公平使人們的獲得感變得鈍化。楊偉榮［3］認為，客觀獲得是獲得感的基礎前提，卻不是“獲得感”的關鍵，獲得與獲得感不是等量的，并不是獲得越多，獲得感越強，“獲得感”不會一直隨著獲得的增加而不斷增強，他認為這種現象就是獲得感的饜足效應，這與西方的幸福悖論具有異曲同工之妙。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但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同時并沒有帶來人民獲得感、幸福感同步提升，反而造成了獲得感鈍化。王浦劬［1］認為獲得感作為新時代國家治理善政的新標尺，是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現實狀況與實現程度的主觀感受，是我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充分體現。黨的十九大提出，我國現在的社會主要矛盾是人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的需要，與發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間的矛盾，然而如何才能保證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社會主要矛盾下，使人們的獲得感得到同步提升，促進國家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現代化是學術界待以解決解決的問題。

自獲得感初次提出以來，我國各個學科的不同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對獲得感進行了探究，但是大部分都是從獲得感的概念、內涵、提升路徑、價值定位、獲得感的研究方法、獲得感與幸福感、安全感的聯系，以及一些有關獲得感的實證研究，但是很少有學者從發展不平衡的角度探討收入不平等對人民獲得感的研究，本文利用社會比較理論，探討在收入不平等、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社會主要矛盾下，借鑒相關學者得出的收入不平等的正向隧道效應、相對剝奪感對幸福感的研究經驗，探討收入不平等的相對剝奪效應、正向隧道效應對人民的獲得感影響，驗證收入不平等的相對剝奪效應、正向隧道效應是否影響人民的獲得感，這有利于解釋在當前我國社會發展的不充分不平衡、收入差距越來越大的社會主要矛盾下，人民獲得感鈍化、獲得感饜足效應等現象，對于推進國家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現代化，對于指導制定公平合理的的收入分配政策，兼具公平與效率的公共服務政策，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需要，提高人民的獲得感具有重要的現實理論意義，對于擴大收入不平等的正向隧道效應、相對剝奪效應的適用范圍也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文獻回顧與假設

（一）收入差距與人民獲得感

學者認為人民的獲得感是提高人民幸福感的前提，獲得感在一定條件下可以轉化為幸福感，因此獲得感是幸福感的基礎，獲得感可以提升人民的幸福感。習近平同志提出的獲得感并不同于幸福感，獲得感”比 “幸福感”更加強調實實在在的客觀獲得所產生的主觀感覺。丁元竹［4］認為獲得感是人們在實際獲得的基礎上產生的產生的一種主觀感受，分為物質和精神兩個方面?？翟苼恚?］認為物質層面包括收入、住房、教育、醫療等各種事關人民群眾利益的民生；精神層面包括追求夢想、追求公平公正的權利。獲得感不同于幸福感，獲得感更加注重實實在在的客觀獲得，以及在此基礎上對人們產生的一種主觀感覺，康云來認為獲得感可以轉化為幸福感。文宏［6］等人認為 “獲得感”是 “人民的的客觀獲得以及所產生的主觀感覺，客觀獲得主要是人民的物質與精神方面的實實在在的客觀獲得，主觀感覺是人民在客觀獲得基礎上所產生 ‘獲得感。曹憲強［7］認為，經濟發展、民生保障與政治權利實現是人民獲得感來源的基礎。郭美靜［8］人民的獲得感可以通過經濟獲得感、民生獲得感與政治獲得感來測量。與 “獲得感”相反的一個詞“相對剝奪感”這兩個詞具有一定的聯系，獲得感是人們將自己現在的客觀獲得與別人或者特定時間相比所產生的一種滿意的主觀感覺，是一種相對獲得，而不是絕對獲得，是一種正面態度；相對剝奪感是人們將自己現在的客觀獲得與他人相比或者過去的特定時間相比所產生的一種失落的主觀感覺，具有負面的態度。王浦劬［1］認為獲得感是人民群眾在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所獲得的的客觀收益和比較而產生的主觀感覺，是人們在客觀獲得的基礎上與他人比較產生的主觀感覺，既包括客觀獲得又包括客觀獲得的過程中產生的社會公平公正主觀感知，是國家治理善政的新標尺。王浦劬根據局部比較理論將人民獲得感”分為縱向獲得感，橫向獲得感，縱向獲得感，可以作為理解在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發展不平衡的中國社會保持和諧穩定運行，維持政府信任的原因；橫向獲得感，可以作為衡量當今收入差距是否合理的依據，經過研究發現人們的縱向獲得感＞橫向獲得感。

當前，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發展不平衡不充分，人民的收入差距越來越大，盡管有學者認為，收入差距的擴大，人們之間的相互比較會產生相對剝奪感，進而會對人們的幸福感產生負面影響，但是也有學者從收入差距的正向隧道效應角度解釋，收入差距不但沒有使人產生相對剝奪感，相反，一定的收入差距反而能提升人們的幸福感。學者KNIGHT［9］認為，收入差距的擴大，未必就是壞事，改革開放以來，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打破了平均主義的分配方式，但是一定的收入差距，能使人對未來產生一種良好的生活預期，使人為了美好的生活努力奮斗，提高人們的幸福感，由于人民的獲得感是提高人民幸福感的前提，獲得感在一定條件下可以轉化為幸福感，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1收入差距與獲得感之間呈非線性關系，隨著收入差距的擴大人們的獲得感先增后減。

（二）收入差距、相對剝奪感與獲得感

外國學者Hisehman1973年首次提出收入差距容忍度，他認為人民的幸福感既取決于自己的收入，也受到他人收入與自己預期收入的影響。而自己的預期收入受到周圍他人收入的影響。當前學界收入差距主要通過兩條路徑影響人民幸福感，社會比較與認知路徑。通過與他人的收入比較，比較的結果，影響人們的幸福感，如果與他人相比，自己處于弱勢地位，就會產生相對剝奪感，對未來的情況悲觀，負面影響人們幸福感。認知路徑就是產生 “正向隧道效應”，人們會因為他人收入的提高而提升對自己未來收入的預期，未來收入預期的提升會增強個人的幸福感。何立新［10］認為正向隧道效應產生的前提條件是每個人都有向前向上發展機會，如果人們的收入差距越來越大，每個人的發展機會不平等，就會導致 “貧者恒貧，富者恒富”的現象，貧富兩極化越來越嚴重，就不會產生收入差距越來越大帶來的未來美好生活的預期。

邢淑芬、俞國良［11］認為社會比較就是自己與周圍他人在社會經濟地位方面進行比較的行為。學者黃嘉文［12］認為，根據社會比較對象的不同，社會比較可以分為橫向比較和縱向比較。Hyman［12］所謂的橫向比較就是將本人與周圍密切聯系的他人相互比較的過程，當自己與他人相比，發現自己處于弱勢地位時，就會產生相對剝奪感 （橫向剝奪感）進而降低人們的幸福感；縱向比較就是將自己現在社會經濟的狀況與自己過去某一時間社會經濟狀況相對比的過程，如果當前的社會經濟地位比以前更低就會產生相對剝奪感，降低人們的幸福感 （縱向剝奪感）。社會比較理論認為人們不僅關心自己的絕對收入，還關心自己的相對收入，從而判斷自己所獲得的收入的公平性，所以之所以產生收入差距，是因為與自己周圍他人與自己以前某個時間收入相比所導致的。學者孫遠太［13］認為當所有人的收入都獲得了同比例的提升，就會導致人們相對收入的無差異化，無法因收入的增加導致獲得感的增加。孫良順［14］認為，影響人們幸福感的并不是客觀社會經濟地位，而是主觀社會經濟地位，如果認為自己的主觀社會經濟地位高于周圍的熟人或同齡人，其幸福感可能就越強；Stouffer［15］研究發現，美國士兵在參照群體中的位置影響自己對生活滿意度的評價，如果自己比參照群體弱，即使自己的絕對收入提升，也會降低自己生活的滿意度，導致自己的幸福感下降；Clark、Oswald［16］研究發現當人們發現參照群體的收入高于他們自己時，他們的幸福感就會下降，進而導致人們的獲得感下降；湯鳳林、雷鵬飛［17］認為人們之間相互比較會導致相互攀比，他人收入提高，會產生相對剝奪感，對人們人們的幸福感產生負面影響，最終對人們的獲得感產生負面影響；孫遠太［13］認為，人們的相對收入水平正面影響人民獲得感，相對收入越高，獲得感越高，與他人相比收入差距越大，獲得感越低。

吳敏［18］認為人們的收入差距越大，居民的公共服務獲得感越低；Knight［9］研究發現，如果人們現在的生活水平比以前過得更好，就會正向影響幸福感，如果現在生活水平比以前差，就會負向影響人民幸福感，如果未來預期的收入會提高，就會正向影響幸福感，如果未來預期收入比現在低，就會產生剝奪感，對幸福感產生不良影響。張衛偉［19］人民的獲得感是人民在客觀獲得的基礎上而感受到的滿足感、成就感、幸福感，因此，幸福感是獲得感的表現形式。人們之間的相互比較，產生的收入差距，會負向影響人們的幸福感，當然人們的獲得感與幸福感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但是幸福感、獲得感都是都是人的主觀感覺，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而且康來云［5］認為獲得感、幸福感有時可以轉化?；诖吮疚奶岢鋈缦录僭O：

假設2收入差距通過增加的相對剝奪感負面影響人們的獲得感。

假設3相對剝奪感通過降低人們對未來的預期負面影響人民獲得感。

（三）收入差距、機會公平、獲得感

外國學者Hirsehman［20］認為收入差距所產生的的正向隧道效應，使人產生樂觀的生活預期，提高人們的幸福感滿意度，因此可以推論出收入差距的擴大，人們的獲得感也會相應提高。Hirshman認為 “隧道效應”能夠解釋在發展不平衡，收入差距擴大的情況下，人們具有較高的收入差距容忍度，可能就是人們的收入預期較好。但是正向 “隧道效應”發揮作用與否和一系列因素緊密相關。只有在機會公平、社會流動較強的社會，人們才會產生未來的良好預期，進而才會對人們產生正面影響。收入差距產生的相對剝奪感，正向隧道效應共同作用于人們的幸福感。外國學者通過對美國的研究發現，在美國，每個人都有向前、向上發展的機會，社會流動性較高，都能通過自己的努力獲得高收入；史耀疆、崔瑜［21］通過研究發現，人們的機會公平感正向影響人們的幸福感；kelley、Evans［22］通過研究發現收入不平等是市場分配的結果，機會平等是收入分配過程的平等，人們關心分配過程的機會平等。falk、fischbacher［23］認為人們更加關心收入分配的機會平等，機會平等感是人們對分配過程平等性的主觀感知，這種主觀感受影響人們的幸福感，最終影響獲得感的高低。教育獲得越公平，人們感受到的對于自己和孩子的機會就越平等；分配過程越公平，獲取收入的機會就越平等，機會越平等，人們感受到的社會流動性就越高，正向 “隧道效應”就越強。

孟天廣［24］認為，良好的教育是人們向前發展的動力，較高的教育水平會提高收入水平與階層向上流動概率，機會公平感知更強烈，機會公平感知越強，就越會認可結果的不平等，提升人們對收入差距的容忍度，減少收入差距對人們產生的相對剝奪感。在機會平等的情況下，隧道效應較強，收入差距的擴大，人們之間的收入不均等反而提高了人們的收入預期，人們的獲得感、幸福感就越高。何立新、潘春陽［10］；楊娟［25］認為如果人人機會平等，收入差距擴大，反而會提高人們對未來的信心，人們的幸福感也會提高，最終影響獲得感的高低。夏敏［25］研究發現，人們的機會公平感知正向影響人們的獲得感。Friedman［26］認為絕對的結果公平是不可能實現的，真正的社會公平在于機會公平。Falka［27］研究發現認為，最后通牒博弈實驗表明人們對于不公平的討厭，并不在于實際的不公平，而在于人們地位的不平等性。郝身永［28］、孫計領［29］認為收入差距擴大，高收入者的高收入會使低收入者相信自己未來也會獲得高收入，對人們的幸福感產生正向影響，因此，人們的獲得感也會提高；吳敏［18］研究發現擁有公平的升學機會，人民的獲得感更高；Kinght［9］通過調查發現，中國農村人們的幸福感與與地區基尼系數正相關，收入差距的擴大，提高了人們對未來收人的預期，人們的幸福感也得到提高；Jiang［30］在對中國的研究也發現，收入差距擴大，正向影響人們的幸福感；osberg、smeeding［31］研究發現，社會流動性影響人們對收入差距的容忍度；陳池波、李成豪［32］認為社會流動性較高的國家比社會流動性較低的國家更能容忍和接受比較大的收入差距，降低收入差距對人們的獲得感的負面影響。劉欣［33］認為階層流動對提高幸福感有顯著作用；李強［34］認為社會階層固化，人們通過努力向前發展流動的機會就比較少，就會降低人民的幸福感。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4收入差距通過增加機會公平感，正向影響人們的獲得感。

假設5機會平等感通過正向影響人民的未來預期，正向影響人民獲得感。

三、樣本狀況與變量測量

（一）樣本概況

本文的研究數據來自中國綜合社會調查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項目。CGSS2015調查覆蓋全國28個省/市/自治區的478個村居，共收集10968個樣本數據，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文根據研究變量的需要，對拒絕回答、亂答、回答錯誤、不知道等數據予以清理，最終納入本研究的樣本量為8848個。

（二）變量選取與操作化

1、因變量

本文的自變量為獲得感，由于問卷題目沒有直接測量獲得感的，所以本文對因變量獲得感利用主成分分析法間接測量獲得感。學者王浦劬從縱向和橫向比較角度將獲得感分為縱向獲得感與橫向獲得感，縱向獲得感是從時間維度分析的，可以有效解釋在高度發展不充分不平衡的背景下為什么可以平穩運行，橫向獲得感側重于與身邊周圍他人比較，可以有效解釋社會公平的程度。因此，本文結合CG2015調查問卷的問題，本文選取測量獲得感的問題如下：“與同齡人相比，您認為您本人的社會經濟地位是”和 “與三年前相比，您認為您的社會經濟地位是”兩個問題對經濟獲得感進行評價，答案設為3個等級，分別是 “較低” “差不多” “較高”和 “下降了” “差不多” “上升了”，由低到高分別賦值為 1—3分，兩題分值加總，求平均值，平均分值越高，被調查者獲得感越高。為了保證問卷問題的信度，因此對測量獲得感的2個問題進行信度分析，經測試，信度系數kmo值為0.500，因此選取問題信度較好。本文運用主成分分析法，抽取一個因子，命名為 “獲得感”因子。

2、自變量

由于本文的自變量為收入不平等，本文的收入差距用被調查者所在縣級市的基尼系數來衡量。

本文根據基尼系數的定義利用STATA計算了CGSS2014年的個人收入的基尼系數，我們首先用2014年被調查者家庭的總收人除以家庭人口的平方根，得到按家庭人口調整后的家庭“等價規模收人”。然后，將同一縣級市的樣本歸為一組 （共134組）；最后，利用各樣本的等價規模收入以及STATA的用戶命令計算了各縣級市的基尼系數。

3、中介變量

本文的中介變量為相對剝奪感、機會公平感，未來預期，本文結合CG2015調查問卷的問題，本文選取測量機會公平的問題如下：“現在有的人掙的錢多，有的人掙的少，但這是公平的”“只要孩子夠努力、夠聰明，都能有同樣的升學機會”“在我們這個社會，工人和農民的后代與其他人的后代一樣，有同樣多的機會成為有錢、有地位的人”。從 “非常不同意”到 “非常同意”由低到高分別賦值1—5分，本文運用主成分分析法，抽取一個因子，命名為 “機會公平感”因子，經測試，信度系數kmo值為0.631，因此選取問題信度較好。

學者馬皚將 “與周圍的人相比，您認為自己目前在社會中處于哪個階層等級？來測量相對剝奪感，主觀階層的劃分為5個等級，即下層、中下層、中層、中上層和上層，分別賦值1－5分，分數越高表明自己的主觀階層等級越高，分數越低表明自己的主觀階層越低，人們的相對剝奪感越強。本文結合CG2015調查問卷的問題，本文選取測量相對剝奪感的問題如下：“與他人相比，您認為自己目前處于哪個等級上”，（橫向剝奪感） “與現在相比，您認為您10年前處于哪個等級上”（縱向剝奪感），為了研究的需要，本文統一變量取值，反向賦值，從等級很高到等級很低，賦值1—5分，分值越高，剝奪感越強，本文運用主成分分析法，抽取一個因子，命名為“相對剝奪感”因子，經測試，信度系數 kmo值為 0.500，因此選取問題信度較好。

學者周雪嬌用未來5年，您認為您本人的社會經濟地位在本地大體會屬于哪個層次，來測量人們的未來階層流動，本文結合CG2015調查問卷的問題，本文選取測量人們對未來預期的問題如下： “您認為您10年后將會在哪個等級上”分值為1－10，為了研究的需要，本文統一變量取值，從很低到很高，賦值1—5分，得分越高，未來預期的等級越高。

4、控制變量

為了更為準確地研究收入差距與人民獲得感之間的關系，結合以往的研究成果，結合調查問卷的問卷題目，選取年齡、性別、教育、健康、政治面貌、戶口、幸福、家庭等級等可能影響獲得感的變量作為控制變量。相關研究變量的基本操作及描述統計，見表1。

表1：變量描述

家庭等級 低于平均水平＝0，高于平均水平＝1.63.483自變量基尼系數 STATA計算收入差距.48108.127294中介變量相對剝奪感 主成分分析法，抽取一個因子，相對剝奪感 3.7129.75364機會公平感 主成分分析法，抽取一個因子，機會公平感 3.6061.77344未來生活預期 從很低到很高，賦值1—5分 2.87.973

（三）回歸分析

為了測量基尼系數與獲得感的影響，本文使用多元線性回歸模型，采用逐步納入的方法，在模型一中放入控制變量，探討控制變量單獨對因變量的影響，在模型二中放入控制變量與自變量 （基尼系數），探討控制變量、自變量 （基尼系數）對獲得感的影響，在模型三放入控制變量、自變量 （基尼系數）與自變量平方 （基尼系數平方），考察控制變量與自變量 （基尼系數）（基尼系數平方）對因變量的影響，在模型四放入控制變量、自變量 （基尼系數）中介變量 （相對剝奪感）考察控制變量、自變量 （基尼系數）中介變量 （相對剝奪感）對因變量的影響；模型五放入控制變量、自變量 （基尼系數）中介變量 （機會公平）考察控制變量、自變量 （基尼系數）中介變量 （機會公平）對因變量的影響，模型六加入控制變量、自變量，中介變量 （相對剝奪感、機會公平感），探討控制變量、自變量、中介變量 （相對剝奪感、機會公平感）對獲得感的影響，在模型七放入控制變量、自變量 （基尼系數）自變量（未來預期）考察控制變量、自變量 （基尼系數）（未來預期）對獲得感的影響，模型八放入所有變量，探究所有變量對獲得感的影響，運用逐步納入的方法考察不同模型對因變量的影響。

表2：收入不平等對獲得感的影響

模型一中本文加入控制變量，探討控制變量對獲得感的影響，F值為278.354，調整后R2為0.220，表明模型通過顯著性檢驗，從模型1回歸結果看，政治面貌正向影響人民獲得感，黨員比非黨員的獲得感更高，這可能是黨員歸屬于組織，獲得感更強；健康正向影響人民獲得感，健康的人比不健康的人，獲得感更高；戶口負向影響人民獲得感，城市戶口比農村戶口獲得感低，這可能是城市生活壓力大，人們的相對剝奪感強，降低人們獲得感；社會公平正向影響人民獲得感，社會越公平，獲得感越高，因此獲得感是客觀獲得與社會公平認知的結合；幸福正向影響人民獲得感；家庭等級正向影響獲得感，等級越高獲得感越大；教育正向影響人民獲得感，教育程度越高，獲得感越強，教育程度越高，人們的發展機會越多，獲得感越強；其他控制變量對獲得感的影響不顯著。

模型二中本文加入控制變量、自變量，探討控制變量、自變量對獲得感的影響，F值為252.172，調整后R2為0.221，表明模型通過顯著性檢驗，從模型2回歸結果看，控制變量與模型1控制變量對獲得感的影響基本一致；自變量基尼系數正向影響人民獲得感，在一定收入差距范圍內，基尼系數越大，獲得感越強，這與一些研究收入差距與幸福感的結論相似。

模型三加入控制變量、自變量與自變量平方，探討控制變量、自變量自變量平方對獲得感的影響，F值為229.738，調整后R2為0.221，表明模型通過顯著性檢驗，從模型3回歸結果看，控制變量與模型1、2控制變量對獲得感的影響基本一致；但是，自變量基尼系數正向影響人民獲得感，但是不顯著，基尼系數平方負向影響人民獲得感，同樣不顯著，這說明基尼系數與獲得感不是線性關系，一定收入差距下，基尼系數越大，獲得感越強，但是，超過一定的收入差距，基尼系數越大，獲得感越低。假設1得到驗證。

模型四加入控制變量、自變量、中介變量 （相對剝奪感），探討控制變量、自變量、中介變量 （相對剝奪感）對獲得感的影響，F值為241.813，調整后R2為0.230，表明模型通過顯著性檢驗，從模型4回歸結果看，控制變量與模型1、2、3控制變量對獲得感的影響基本一致；相對剝奪感負向影響人民獲得感，收入差距的擴大，人們的相對剝奪感越強，削弱了人民獲得感；自變量基尼系數對獲得感的正向影響，與模型2基本一致，在一定收入差距范圍內，基尼系數越大，獲得感越強。從系數看，相對剝奪感大于基尼系數對獲得感影響。

模型五加入控制變量、自變量、中介變量 （機會公平），探討控制變量、自變量、中介變量 （機會公平）對獲得感的影響，F值為236.463，調整后R2為0.226，表明模型通過顯著性檢驗，從模型5回歸結果看，控制變量與模型1、2、3、4控制變量對獲得感的影響基本一致；基尼系數顯著正向影響人們獲得感，在一定收入差距范圍內，基尼系數越大，獲得感越強。與其他模型差不多；機會公平正向影響人們獲得感，從系數看，機會公平感大于基尼系數對獲得感的影響。

模型六加入控制變量、自變量，中介變量 （相對剝奪感、機會公平感），探討所有變量對獲得感的影響，F值227.436，調整后R2為0.235，模型通過顯著性檢驗，從回歸分析結果看，控制變量中教育程度正向顯著影響人民獲得感，與教育程度低的人比較，受教育程度越高，人們感知到的發展機會越多，得到的越多，獲得感越強；政治面貌正向影響人民獲得感，與非黨員相比，黨員獲得感較高，可能是黨員身份具有某種優勢，提升人民獲得感；健康正向影響人民獲得感，與不健康人相比，健康的人獲得感較高；戶籍負向影響人民獲得感，與農村相比，城市戶口，獲得感較低，可能城市戶口，壓力大，競爭大，相對剝奪感削弱了人民獲得感；社會公平正向影響人民獲得感，社會公平感知越強，人民的獲得感越強；幸福正向影響人民獲得感，生活越幸福，獲得感越強；家庭等級正向影響人民獲得感，等級越高，人民獲得感越高；其他控制變量對獲得感影響不顯著；自變量基尼系數顯著正向影響人民獲得感，一定范圍內，基尼系數越大，獲得感越大；中介變量機會公平感知顯著正向影響人民獲得感，機會公平感知越強，人民獲得感越強；中介變量相對剝奪感負向影響人民獲得感，相對剝奪感越大，人民獲得感越低；從系數看，相對剝奪感對人民獲得感影響最為顯著，但是是負面影響，機會公平感知對人民獲得感的影響次之；基尼系數對獲得感的影響最小。由于c的系數系數發生變化，因此猜測相對剝奪感、機會公平感在基尼系數在與獲得感之間具有部分中介作用。

模型七加入控制變量、自變量、中介變量 （未來預期），探討控制變量、自變量、中介變量 （階層流動預期）對獲得感的影響，F值為279.795，調整后R2為0.257，表明模型通過顯著性檢驗，從模型6回歸結果看，控制變量年齡正向影響人民獲得感，年齡越大，人們的獲得感越強，與加入變量未來預期有關，年齡越大的人對預期發展越好，人們的獲得感越強；其他控制變量與前幾個模型控制變量對獲得感的影響基本一致；基尼系數顯著正向影響人民獲得感，與其他模型差不多；從系數看，未來預期正向影響獲得感，大于基尼系數對獲得感的影響，未來預期越好，獲得感越強，未來預期顯著正向影響獲得感。

模型八加入控制變量、自變量、中介變量 （相對剝奪感、機會公平感）、未來預期，探討控制變量、自變量、中介變量對獲得感的影響，F值為241.253，調整后R2為0.261，表明模型通過顯著性檢驗，從模型7回歸結果看，控制變量對獲得感的影響與模型6基本一致；自變量基尼系數顯著正向影響人民獲得感；未來預期顯著正向影響獲得感，機會公平正向影響人們獲得感，但是與模型3不同的是，相對剝奪感由負向影響獲得感變為正向影響人民獲得感，可能與同時加入機會公平感、未來預期變量相關，機會公平感、未來預期削弱了相對剝奪感對人民獲得感的影響，從系數看，未來預期獲得感的影響，大于機會公平感、基尼系數、相對剝奪感對獲得感的影響，未來預期越好，獲得感越強，未來預期顯著正向影響獲得感，由于c的系數系數發生變化，因此猜測未來預期在相對剝奪感、機會公平感與獲得感之間具有部分中介作用。

因此未來預期可能在機會均等感、相對剝奪感與獲得感之間具有部分中介作用。我國正處于經高速發展階段，劉軍強認為個人獲發展的機會越多，社會流動性越強，收入差距的正向“隧道效應”就越顯著 （劉軍強，2012）。收入差距的擴大不但沒產生相對剝奪感，反而使人們產生了良好的未來預期，提高他們的收入預期有利于提升人們的獲得感。

所以在發展不平衡、不充分，收入差距擴大的背景下，如果發展機會越公平，未來流動預期越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收入差距所帶來的相對剝奪感，提高人們收入差距的容忍性，在機會平等的情況下，收入差距的正向隧道效應較強，收入差距的擴大，提高了人們的收入預期，人們的獲得感、幸福感就越高，這和有關學者研究收入差距對幸福感的研究結論相似。

（四）中介效應分析

為了探討相對剝奪感、機會公平感，在收入差距與獲得感之間的部分中介效應，本文使用bootstrap的方法，進行中介效應分析，在模型1中放入控制變量和自變量 （基尼系數），因變量為相對剝奪感；在模型2放入控制變量和自變量 （基尼系數），因變量為機會公平感；得出系數a1、a2，結果顯示，a1、a2顯著；在模型三中放入控制變量與自變量 （基尼系數），因變量為獲得感，探討控制變量、自變量 （基尼系數）對獲得感的影響，得出系數c，c顯著；模型四放入所有變量，探究所有變量對獲得感的影響，得出系數b1，b2，c1，結果顯示系數b1，b2，c1顯著，統計結果如表3所示：

表3：中介效應分析

模型一加入控制變量、自變量，探討自變量與控制變量對中介變量 （相對剝奪感）的影響，模型一的F值190.489，調整后R2為0.176，模型通過顯著性檢驗，從回歸分析結果看，控制變量中性別負向影響相對剝奪感，這說明男性比女性更容易產生相對剝奪感，男性一般生活壓力較大，相對剝奪感較高；年齡負向影響相對剝奪感，年齡越大，相對剝奪感越小，這可能與中年人相比，老年人一般退休以后，不用再為生活奔波勞累，而中年人卻必須為了生活努力奮斗，壓力大，相對剝奪感更大；教育程度負向影響相對剝奪感，教育程度越低，相對剝奪感越高，與高等教育的人相比，教育程度越低的人在生活中的選擇機會較少，一般都是一些簡單的體力活，精神生活枯燥，相對剝奪感更高；政治面貌負向影響相對剝奪感，黨員與非黨員相比，相對剝奪感更低，這可能因為黨員心理具有一個歸屬，具有精神信仰；健康負向影響相對剝奪感，與健康的人相比，不健康的人相對剝奪感更高，可能是病痛折磨相關；戶口負面影響相對剝奪感，與農村戶口相比，城市相對剝奪感更高，這可能因為農村生活壓力小，城市生活壓力大，相對剝奪感更高；與社會不公平相比，社會公平的情況下，人們相對剝奪感較低；與生活幸福相比，不幸福相對剝奪感更高；家庭等級越低，人們的相對剝奪感越高；基尼系數顯著正向影響相對剝奪感，基尼系數越大，相對剝奪感越強。

模型二加入控制變量、自變量，探討自變量與控制變量對中介變量 （機會公平）的影響，模型一的F值55.712，調整后R2為0.058，模型通過顯著性檢驗，從回歸分析結果看，控制變量中教育程度負向影響機會公平，教育程度更高的人可能在向前發展流動的過程中處處碰壁，遭遇了不公的待遇，使他們感覺社會不公平；與農村相比，城市機會公平感較低，城市競爭壓力大，機會較少，人們感到不公平，相反農村競爭壓力小，機會相對公平一些；整體社會越公平，人們的機會公平感知越高；家庭等級較高的人，感覺機會較為公平；與生活不幸福相比，幸福機會公平感更高；基尼系數正向影響機會公平感，基尼系數的提升，反而有利于提升機會公平感，正向隧道效應越強，人們的未來預期越好。

其他模型的分析結果在回歸分析部分已經分析。由表三的統計結果得出表四。

表4：機會公平、相對剝奪中介效應檢驗

從表4系數B得知，機會平等感、相對剝奪感顯著影響人們的獲得感，但是相對剝奪感負向影響人們剝奪感，從系數來看，相對剝奪感對人民獲得感的影響最大，機會公平感次之；從系數A來看，基尼系數顯著正向影響機會公平感、相對剝奪感，從系數來看，基尼系數對機會公平感的影響大于基尼系數對相對剝奪感的影響；基尼系數提高機會平等感，機會平等感提升人們獲得感，收入差距通過提高機會平等感提升人民獲得感；基尼系數提高人們的相對剝奪感，相對剝奪感降低獲得感。因此，從單一中介效應檢驗結果看，機會公平感在收入差距與獲得感之間的中介程度最大，中介程度為7.42%，相對剝奪感中介程度次之，中介程度為7.01%，這說明了相對剝奪感、機會公平感，在收入差距與獲得感之間的部分中介效應，這也許是收入差距提升人民獲得感的原因。

為了探討人們的未來預期在相對剝奪感與獲得感之間的部分中介效應，本文使用bootstrap的方法，進行中介效應分析，在模型1中放入控制變量和自變量 （相對剝奪感），因變量為未來預期；得出系數a，結果顯示，系數a顯著；在模型2中放入控制變量和自變量 （相對剝奪感），因變量為獲得感得出系數c；在模型3中放入控制變量和自變量 （相對剝奪感），中介變量 （未來預期），因變量為獲得感，得出系數b，c1；

為了探討人們的未來預期在機會公平感與獲得感之間的部分中介效應，在模型4中放入控制變量和自變量 （機會公平感），因變量為未來預期，得出系數a，結果顯示，系數a顯著；；在模型5中放入控制變量和自變量 （機會公平感），因變量為獲得感，得出系數c；在模型6中放入控制變量和自變量（相對剝奪感），中介變量 （未來預期），因變量為獲得感，得出系數b、c1；

從模型一可以看出，F值744.124，調整后R2為0.457，模型通過顯著性檢驗，年齡負向影響未來預期，年齡越大，對未來預期越不好；與非黨員相比，黨員的未來預期相對較低；與農村戶口相比，城市單位未來預期較低，可能城市的生活壓力大，人與人之間競爭比較大，相對剝奪感比較大，進而降低了人們對未來的預期；幸福正向影響人們對未來的預期；家庭等級正向影響人們對未來的預期，家庭等級越高，對未來預期越好；相對剝奪感負向顯著影響人們對未來的預期，相對剝奪感越強，人民對對來的期望持悲觀態度，對人們產生不利影響，其他變量對人們的未來預期影響不顯著。

從模型二看，F值264.039，調整后R2為0.229，模型通過顯著性檢驗，教育程度正向顯著影響人民獲得感，教育程度越高，人民的發展機會越多，人們獲得感越強；與非黨員相比，黨員正向影響人民獲得感，這可能與黨員身份具有某種職業優越性，影響人民獲得感；與非健康相比，健康正向影響人們獲得感，健康的人獲得感更高；與農村相比，城市獲得感更低，可能城市的生活壓力大，人與人之間競爭比較大，相對剝奪感比較大，人民獲得感較低；社會公平正向影響獲得感，公平感知越高，人民獲得感越高；幸福正向影響獲得感，人們越感到幸福，獲得感越強；家庭等級正向影人民獲得感，家庭等級越高，獲得感越高；相對剝奪感負向影響人民獲得感，相對剝奪感越強，人民獲得感越低；其他變量對人們的獲得感影響不顯著。

從模型三看，F值278.545，調整后R2為0.57，模型通過顯著性檢驗，未來預期正向顯著影響人民獲得感，人們對未來預期越好，獲得感越強；但是與模型二相比，相對剝奪感變成正向影響人民獲得感，可能與加入未來預期變量相關，人們的未來預期，削弱的相對剝奪感人們獲得感的負面影響；從系數看，未來預期對獲得感的影響大于相對剝奪感對獲得感的影響，其他變量對人們獲得感的影響與模型二對獲得感的影響，基本一致。

從模型四看出，F值187.245，調整后R2為0.174，模型通過顯著性檢驗，與男性相比，女性對未來的預期較好，男性的事業壓力大，相對剝奪感較高，進而對未來的預期較低；年齡負向影響未來預期，年齡越大，對未來預期越不好；教育程度正向顯著影響人民未來預期，教育程度越高，人民的發展機會越多，人們未來預期越好；與非健康的相比，健康的人未來預期較好；與農村相比，城市未來預期較好，可能與加入機會公平變量相關，減少相對剝奪感對人們未來預期的負面影響；社會公平感越高，人們的未來預期越好；幸福正向影響人民的未來預期；家庭等級正向影響人們的未來預期，家庭等級越高，人們對未來的預期越好；機會公平感正向影響人們對未來的預期，機會公平感知越高，人們對未來的預期越好。

從模型五的回歸結果看 F值 258.688，調整后 R2為0.226，控制變量對獲得感的影響，與模型二的控制變量對獲得感的影響基本一致，機會公平感正向影響人民獲得感，機會公平感越高，人民的獲得感越強。

從模型六的結果可以看出F值283.392，調整后R2為0.260，年齡正向影響人民獲得感，年齡越大，人民的獲得感越高，可能年齡越大，壓力越小，而且年齡越大，越容易得到滿足；其他控制變量對獲得感的影響，與模型二的控制變量對獲得感的影響基本一致；未來預期正向影響人民獲得感，人們的未來預期越好，人民的獲得感越強；機會公平感知正向影響人民獲得感，人民的機會公平感知越高，獲得感越強，從系數看，未來預期對獲得感的影響大于機會公平感對獲得感的影響。由表4結果得出，表5、表6。

表5：未來預期中介效應分析

機會公平感.0565 （.013）.0747（.006）.0632（.006）F值 744.124 264.039 278.545 187.2451 258.688 283.392調整后R2 0.457 0.229 0.257 0.1748 0.2264 0.2608

表6：未來預期在相對剝奪感與獲得感之間中介效應檢驗

從表6系數B得知，未來預期顯著影響人們的獲得感；從系數A來看，相對剝奪感顯著負向影響人們的未來預期；相對剝奪感降低人們的未來美好預期，美好的未來預期提升人民的獲得感。

從表7系數B得知，未來預期顯著影響人們的獲得感；從系數A來看，機會公平感顯著正向影響人們的未來預期；機會公平感知提升人們的未來美好預期，美好的未來預期提升人民的獲得感；

表7：未來預期在機會公平感與獲得感之間中介效應檢驗

機會公平感通過提升人們的未來美好預期，提升人民的獲得感。

從表5、表6的系數A得知，相對剝奪感對未來預期的負向影響大于機會公平感對人們未來預期的正向影響，人們的未來預期在相對剝奪感與獲得感之間的中介程度為12.7%，人們的未來預期在機會公平感與獲得感之間的中介程度為15.5%，這驗證了人們的未來預期在機會公平感與獲得感之間的部分中介效應。因此，從表3、表4分析結果中得知，機會公平感在基尼系數與獲得感之間的中介程度大于相對剝奪感的中介程度；從表5、表6未來預期在機會公平感與獲得感之間的中介程度大于未來預期在相對剝奪感與獲得感之間的中介程度，這可能就是收入差距提升人民獲得感的原因。

這從側面也說明了一個嚴重的問題，1973年Hisrchman不僅提出了收入不平等產生的正向隧道效應，而且他還認為，如果在一段時間過后，人們發現只是相鄰車道的車慢慢向前移動，自己的車所在的車道還是繼續擁堵，那么他的未來美好的預期就會降低，變成了與他人相比產生的相對剝奪感，學術界將這種現象稱為 “負向隧道效應”。因此收入不平等的 “正向隧道效應”的產生取決于每人都有向前發展流動的機會，否則，就會變成相對剝奪感。如果當前的收入分配結構較長時間內不能保證公平正義，社會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得不到解決，人們對未來的美好預期感知就會下降，導致當前的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越來越嚴重，形成惡性循環的馬太效應，對分配不等、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現象所形成的正向隧道效應，就會變成負向的相對剝奪感，因此，我們要利用改革所帶來的經濟高速發展，生活水平的提升形成的正向隧道效應，繼續完善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政策，防止收入差距過大，實現收入水平的公平合理，防止人民獲得感鈍化現象，推進國家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現代化。

基尼系數提高機會平等感，機會平等感提升人們獲得感，收入差距通過提高機會平等感提升人民獲得感；基尼系數提升人們的相對剝奪感，相對剝奪感降低人民獲得感；機會公平感，提高了人們對未來的美好的預期，未來的美好預期正向影響獲得感；機會公平感通過提升人們的美好預期，正向影響人民獲得感；相對剝奪感對人們的未來預期產生負面影響，未來預期正向影響獲得感，相對剝奪感通過影響人們的未來預期，影響獲得感?；诖顺思僭O1的基尼系數的平方與獲得感之間的非線性顯著關系假設，沒有得到驗證以外，這可能我國的收入差距不太懸殊，也許與我國完善的社會保障的兜底政策相關，降低了基尼系數平方對人們獲得感的負面影響；其余假設均得到驗證。

四、結論

本文通過使用CGSS（2015）的調查數據，通過相關的統計方法，運用社會比較理論，探討在收入不平等、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社會主要矛盾下，探討收入不平等歲對人民獲得感影響機制，經過實證檢驗，本文得出如下結論：一，收入差距與獲得感之間呈非線性關系，在一定收入差距范圍內基尼系數與獲得感呈正向關系，但是超過一定的收入差距，基尼系數與獲得感呈負向關系；二，基尼系數與機會公平感呈正向關系，機會公平感正向影響人民獲得感，基尼系數通過增加機會公平感正向影響獲得感；三，基尼系數正向影響相對剝奪感，相對剝奪感負向影響人民獲得感；人們的機會公平感在收入差距與獲得感之間的中介程度最大，相對剝奪感次之，這也許是收入差距提升人民獲得感的原因；四，機會公平感正向影響人們的未來預期，人民的未來預期正向影響獲得感，機會公平感通過增強人們的未來預期，影響人民獲得感；相對剝奪感通過負向影響人們的未來預期，影響人民獲得感，人們的未來預期在機會公平感與獲得感之間的中介程度大于人們的未來預期在相對剝奪感與獲得感之間的中介程度。

本文探討了收入差距影響人民獲得感機制，擴大了收入不平等的正向隧道效應、相對剝奪效應在中國的的適用范圍，這有利于解釋在當前我國社會發展的不充分不平衡、收入差距越來越大的社會主要矛盾下，人民獲得感鈍化、獲得感饜足效應等現象，對于推進國家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現代化，指導政府制定公平合理的的收入分配政策，兼具公平與效率的公共服務政策，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需要，提高人民的獲得感具有重要的現實理論意義。

獲得感作為衡量全面深化改革、國家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現代化和實現發展成果共享程度的重要標準，是新時代國家治理善政的新標尺，是人民群眾對經濟社會發展成果收益、社會公平正義實現以及基本公共服務供給的總體感受。然而如何才能保證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社會主要矛盾下，使人們的獲得感得到同步提升，促進國家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現代化是學術界待以解決解決的問題?；诖吮疚奶岢鋈缦陆ㄗh：

許多發展國家的歷史經驗表明，在經濟高速發展時期，提升人民對未來流動的預期，可以提高人民對收入差距不公平的容忍度，降低人們之間的比較造成的相對剝奪感，減少相對剝奪感對人民獲得感的負面影響，但是，如果收入分配結構較長時間內不能保證公平正義，就會導致貧富加劇的馬太效應，對分配不公所形成的正向隧道效應，就會變成負向的相對剝奪感，因此，我們要利用改革所帶來的經濟高速發展，生活水平的提升形成的正向隧道效應，繼續完善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政策，防止收入差距過大，實現收入水平的公平合理，防止人民獲得感鈍化現象，因為，收入差距與獲得感之間為非線性關系，超過一定范圍，基尼系數負向影響人民獲得感；研究表明，一定的收入差距，有利于提升人民的機會公平感，提升人民的未來流動預期，提高人民對收入差距不公平的容忍度，降低人們之間的比較造成的相對剝奪感，減少相對剝奪感對人民獲得感的負面影響，因此，在一定的收入差距內，國家要繼續維護教育和就業機會平等，人才晉升過程中減少關卡，打破論資排輩現象，保持較高的社會階層流動性，防止獲得感鈍化現象，推進國家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現代化。相關研究認為，在收入、發展不平等情況下，階層流動性能夠有利于減少由于收入差距擴大所帶來的社會壓力和沖突，階層的流動性、發展流動性能夠提高人們對收入、發展不平等的容忍性，減少發展不平等、不平衡對人們造成的相對剝奪感。

五、不足

由于獲得感是一個中國特色的本土化概念，因此，有關獲得感的研究成果還不太多以及問卷題目沒有直接測量因變量的題目，因此選擇間接測量自變量、因變量的方式，所以自變量、因變量的測量維度上還需要進一步精確，可能得出的結論不太準確，未來可以選擇更能準確測量變量的題目；由于有關收入差距對獲得感的前人研究比較少，所以本文借鑒了收入差距對幸福感的的研究結論，來研究獲得感，可能得出的結論不太準確，未來還需再深入研究，探究是否得出同樣結論；數據有限，只用了CGSS2015一年的數據，不能更好的縱向測量變量的變化，這些問題有待于在今后給予持續關注與不斷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