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傳統村落物質要素及空間形態分析
——以安徽碧山村為例

文／彭鈺婷 四川大學建筑與環境學院 碩士研究生

張繼剛 四川大學 建筑與環境學院 副教授 博 士（通訊作者）

李定峰 四川大學 建筑與環境學院 碩士研究生

陳若天 成都市武侯區規劃和自然資源局 主任科員

引言

古往今來，我們將人類各種形式的聚集地稱為聚落，它承載著居住、生活、休息及各種社會活動，不僅包括房屋建筑和聚落街道，同時供居民洗滌飲用的井泉、河溝、池塘等水系和果園、林地等開敞空地同樣也是其重要組成部分。古代徽州聚落在秦漢及南北朝時期初步成型，宋朝時期為了鞏固宗族社會的穩定，村落內大興修建祠堂，明清中期經過多次戰亂，眾多中原宗強豪族以及達官貴人南遷徽州聚族而居，他們的到來給徽州帶來了先進的文明和商業，使得徽州古村落“社則有屋，宗則有祠”；同時期，徽州宗族大批子弟“棄儒服賈，棄農經商”，徽商進入黃金時代，并憑借著雄厚的商業利潤用于宗族祠堂興建，因此一時間徽州聚落內祠堂林立，祠堂也成為徽商身份的象征，此時徽州村落發展達到鼎盛時期。祠堂大多巍峨高聳，而民居則規模略小并成排分布，徽州聚落也從開始的原始定居型逐步轉變成移民型。然而隨著城鎮化腳步的不斷加快，傳統徽州村落面臨著更新與發展，為適應現代化建設，原先作為徽州傳統村落禮制和生活中心的祠堂，現更多承載著慶典和展陳的職能?；罩輦鹘y村落是以血緣為基礎、以宗族制度為核心、以程朱理學為背景的空間形態物化，組成徽州傳統村落風貌特征及空間形態的物質要素可歸納為“點”“線”“面”三種構成方式，其中點狀要素包括村落宗祠、特色景點等；線狀要素包括村內的主要街道、主巷街道等；面狀要素包括街巷交叉口開敞空地、水塘及綠斑等。這三種主要構成方式是徽州傳統村落的社會功能以及徽州文化發展過程中的一種物質表現，與此同時，徽州古村落成為人類適應環境的產物[1]。

1 安徽碧山村物質要素及空間形態分析

1.1 安徽碧山村概況

安徽碧山村位于黟縣盆地西北，因坐落于碧山山脈南麓而得名。2008 年，由原碧西、碧東合并而成，位于碧山鎮北面。在宋朝時期，由于村中文風興起，民居大多依水而居；明清時期，徽商的崛起帶動了當地經濟，村內主要以汪氏為主導，修建大量的宗祠和支祠[2]，多以民居組團分布；清朝時期出現了以汪姓為主導的多族共生局面，村落的格局由中心向兩側擴展；后期隨著土地改革等制度的改變，村落的祠堂逐漸荒廢，村落類型向皖南農業村落轉變，村落早期因其山多田少的封閉地理環境，宗族文化成為徽州村落文化的奠基，祠堂成為宗族文化的載體。碧山村雖歷經了幾番變化，但其格局形態卻是相對穩定的，尤其與宗族的發展和宗祠的建設密切相關[3]，但村落為適應城市化進程，村落的物質要素形式均發生改變，村落空間形態在白墻黛瓦的空間秩序中衍生出“拼接感”。本文基于徽州文化，由于村民封閉的日常生活環境，其生活方式影響著村落的空間格局和空間傳承，以人為主體，對碧山村的物質要素進行逐一分析，探索徽州村落中社會組織以及與物質要素功能、形式相適應的空間形態。

1.2 點狀要素分析

碧山村的整體形態以自然山川地勢為依托，居民多以汪氏血脈為紐帶，傳統村落表現出較大的封閉性及濃厚的祖先崇拜意識。村落在建立初期，宅居地均以宗祠為中心環繞布置，是整個村落祭祀和活動的中心，同時也是整個宗族的核心（圖1），宗族繁盛后出現分房分支，衍生出小群體?！白谧灞赜徐籼?，祠堂必在名區”，村落“祠堂群”的選址均與當地特殊的自然環境相契合[4]，由于碧山村東高西低的地勢走向，祠堂朝向多順應地形；早期祠堂的功能多以祭祀拜祖等紀念性活動為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祠堂的功能多以教育、議事討論等民間活動為主，現如今祠堂仍作為村落居民的精神支柱，開展慶典及陳列性活動，同時村落內依附于“祠堂群”建設的紀念館、耕讀園、云門塔等均為村內的地標建筑；同時，村落內的建筑大多為徽派老式建筑，其建筑功能由于宗法禮制等制度影響著村落的特有布局，點狀要素還受到非物質文化的影響，祠堂及其他遺址、遺跡的選址和布局均承載著村落的宗族理念，因此針對村落內點狀要素代表的空間文化，重塑村落形象特色，將點狀要素的空間秩序與非物質文化相融合，形成碧山村獨有的特色文化建筑，以此為核心，通過以點狀要素為基點，向四周建設廣場、小品、休憩設施等，形成核心區域。

1.3 線狀要素分析

1.3.1 碧山村空間整合度分析

通過Depthmap 軟件生成碧山村整合度軸線圖（圖2）分析可知，首先，碧山村的整體整合度低，軸線顏色越紅表示空間整合度越高，紅色、橙色、黃色為全局整合度較為集中的區域[5]，主要分布在村中大部分祠堂、學堂、開敞空地及水塘處，是村落生產生活和文化交流的核心區域及重要的空間節點，也是村民活動最頻繁的區域；在村落邊緣的深藍色區域，相對中心區域整合度逐漸降低；其次，碧山村中心區域分布著家族規模較龐大的汪氏宗祠，漳河邊分布著何家祠堂、金家祠堂，東面有李家祠堂，這種較為復雜的分布方式決定了祠堂之間存在競爭與合作，反映出村落公共空間及物質要素對空間形態生成起決定性作用[6]。最后，由于碧山村前臨漳河、北枕黃山余脈——碧山的獨特地理位置，內部建設較為落后，道路多為土路和農田小道，難以統計，整體可達性較差，全村整合度較低。因此本文以主巷道路為主要研究對象，村落的內部交通主要由小尺度的街巷空間組成，村落內以步行道為主，主要道路布局與建筑分布密不可分，但由于村落內部建筑布局和建筑功能的重構，導致內部的交通系統較為混亂，對于當地居民來說，對于村落環境較為熟悉，因此可以穿插于不同性質、功能的道路空間中，但對于外地游客，其混亂的交通系統會使人暈頭轉向，不利于村落的旅游業發展。

1.3.2 碧山村深度值

空間系統中某個節點到其他所有節點的最短路程的平均值，即為該節點的平均深度值，平均深度越小，則該空間在拓撲意義上的可達性越高，在空間系統中的便捷度也越強，因此平均深度反映了街巷的便捷程度[7]。碧山村全局整合度平均值為0.33，大于0.33 的軸線占總軸線數的33.2%，表明碧山村全局整合度較低，整體可達性較差；平均深度值為19.32，表明主要街巷的便捷程度較差，反映出村落建設方面，在宗族觀念最理性的表達中，地緣位置的遠近、村落的宗族形態以及血緣關系的親疏，對徽州傳統村落的街巷形態影響深遠。其次由于祠堂功能缺失，導致祠堂前廣場以及中心集會的人流量減少，荒煙蔓草，但隨著現代化進程加快，碧山村通過振興發展，將祠堂建設為書局、展廳等功能性建筑，其空間聚集性有所優化，但仍需要持續提高其街巷的便捷度。

1.4 面狀要素分析

“族居者曰村，其系屬于村者曰莊?！弊谧逡庾R深刻影響著村落“聚族而居”的空間形態。碧山村仰借雄踞江南的徽商集團，將村落建設與汪氏宗族振興推向頂峰，具體表現在民居組團的規模和道路橋梁的鋪建上。宗族意識通過其強大的影響力大興修建祠堂牌坊，以汪氏祠堂為中心，其他支祠、家祠包圍在外形成組團，與主體村落形成類衛星城的包圍模式，各個姓氏往往自成組團，該居住模式與傳統的宗族觀念密不可分[8]。

碧山村“祠堂群”經多次改造，多數廣場已被農田和民居覆蓋，但通過美國地質調查局1970 年的村落航拍圖，可以看出廣場存在的痕跡（圖3）。1970 年時，廣場主要設置在祠堂入口區域，連接道路，面積較大，與祠堂一起形成禮儀性空間。祠堂前集散的公共空間，成為村落內的主要空間節點，早期村民多聚集于此，參與公共活動，具有象征性和文化意義。碧山村的建筑大多數為祠堂或者民居，過去民居大多聚于祠堂周圍，如今村落內興建商業建筑以及水塘設施等。碧山村生態資源豐富，主要分為生態農田以及水塘景觀兩部分（圖4），村落的中部與南部多為生態農田，人們多聚于街巷交叉口空地及風水樹周邊空地，形成綠斑（本文專指集中分布的樹木），而村落外圍的生態資源與生態環境極佳，東部為漳河、北部為碧山，形成了天然的山水屏障，使其村落形成半包圍式結構。但從村落的內部生態來看，綠地多為小型農田，類型單一，多為村民居住周邊的自耕地，缺乏主要的公共綠地活動空間；不同于明清時期，如今碧山村以發展農業為主，農田與村落居住區相分隔，祠堂前廣場失去其原有功能，通往祠堂的路也漸漸無人問津，雖然政府已著手對祠堂建筑進行整修，但村落廣場空間及道路系統尚未得到重視。

伴隨著宗族的裂解，雖然出現了以祠堂為中心的局部節點和空間領域，但卻會逐漸為村落整體形態的發展演變所弱化，祠堂和店鋪等公共建筑成為可達性較高的空間，吸引村民聚集?，F如今，村民的主要聚集場所集中在中心區南部、西南部低地區的汪氏祠堂以及東北部沿河區的何家祠堂，其公共活動空間承擔著多重作用。首先提供了村民聚集交流的場所；其次承擔著村民的主要谷物晾曬的職能，成為鄰里通行、聯系的要道?？臻g形態如一張無形的網，在村落各組成部分之間產生不同的吸引力，對社會和文化因子起到了某種過濾作用。這種動態關系引導村落形成了與社會和經濟發展相適應的空間形態，因此，基于村落的物質要素構成，碧山村的整體空間結構特征可總結為以下幾點：（1）村落在宗法制度的框架下，其核心區域多為祠堂，空間有主有次；（2）碧山村主要以居住空間為主，穿插著部分祭拜空間，街巷成為村子的主要框架，建筑依附于道路而建造，多元化的空間依附于建筑周邊分布；（3）村落內空間秩序較為混亂，空間性質界限模糊，功能融合。

1.5 結論

傳統村落中由于受到宗法制度、法天象地的布局思想、尊卑有序的理念影響，在建設中保持著對自然的敬畏。碧山村也同樣如此，通過村落的整體布局，使之山水格局最大程度上為人服務，通過村落內的空間重構，協調村落生產、生活、生態的聯系，激發村落活力，滿足先輩們宗族繁衍昌盛的愿望。碧山村的空間形態受到諸多物質因素的影響，其各個因素之間也存在錯綜復雜的關聯，多種因素構成了村落的整體形態。研究發現，首先村落空間形態受到傳統宗族理念和意識的影響，不會發生本質性改變，這點在徽州村落中表現得尤為明顯；其次，村落的整體空間形態朝向網絡化發展，宗族的血緣等級并未由房支之間清晰的多層次空間領域來直接反映，而是在祠堂間的空間等級序列中體現[9]，反映出微觀經濟活動作用的加強和文化觀念影響的減弱。最后，影響村落宅居鄰里布局的主導因素是行為習慣，隨著祠堂“復興”，如今碧山村將破舊及廢棄的祠堂賦予新功能，作為村落建筑的“標桿”[10]，路網密度增加，可達性以及局部的整合度逐漸提高，帶來可觀的人流量，使祠堂成為整個村落的中心區域，保證村落的原真性，避免城市化進程沖擊下的過度開發。

結語

傳統村落空間形態是地域文化的物質載體與外在表征，其重要性毋庸置疑。傳統村落的空間體系在新的發展階段中，需要整合村落內的不同空間要素，從而進行空間重組。應以保護空間形態的整體性作為傳統村落保護的總基調，深入認識新時期傳統村落空間形態的演變特征，通過分析不同的物質要素掌握傳統村落的整體空間形態，針對不同的傳統村落空間形態特征，科學理性地發展文化內涵[11]，更加理性地制定規劃，一方面有利于傳統村落對于非物質文化的保留與傳承；另一方面可以在保留村落整體框架、布局的基礎上，激發傳統村落活力，推動村落的現代化發展。因此本文采用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方式對村落的“點狀要素”“線狀要素”及“面狀要素”進行系統分析。研究結果表明，宗族理念、行為習慣、道路可達性、公共基礎設施、水塘、綠斑等不同的物質要素均可影響村落的空間形態，因此在保護傳統空間格局的前提下，將祠堂作為活動核心區域，增加路網密度、公共基礎設施，增添文化歷史底蘊，展現碧山村以人為本的鄉風文明，形成以祠堂、商業建筑等為核心的多中心、多節點、多軸線的多層次空間形態格局，提升村落活力，優化利用空間，在城市現代化的沖擊下，真正做到保護為主、合理開發，弘揚和傳承中華民族優秀的文化遺產[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