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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科背景下我國翻譯學科與國際傳播能力建設
——黃友義先生訪談錄

2022-11-04 09:11黃友義王少爽
英語知識 2022年3期
關鍵詞:學科專業

黃友義 王少爽

(1.中國外文局,北京;2.大連外國語大學高級翻譯學院,遼寧 大連)

翻譯專業人才培養在我國國際傳播能力建設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經過10余年的探索和發展,我國翻譯專業和翻譯學科均取得了喜人的成績。在新文科建設的背景下,翻譯學科和翻譯專業面臨著一些新問題和新挑戰。比如,如何對翻譯學科進行重新定位?翻譯學科發展面臨哪些問題和挑戰?翻譯學術學位教育與專業學位教育存在什么區別?如何更好地實施翻譯專業學位教育評價?翻譯學科和翻譯專業如何更好地服務我國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翻譯專業的新文科建設可以采取什么路徑?帶著這些問題,筆者對中國外文局原副局長、中國翻譯協會常務副會長黃友義先生進行了錄音訪談,以期推動新文科背景下的翻譯學科和翻譯專業建設,服務具備國際傳播能力的翻譯人才培養。

1. 翻譯學科的重新定位

王少爽(以下簡稱“王”):尊敬的黃友義先生,您好!非常感謝您接受本次采訪。2021年12月10日,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發布《博士、碩士學位授予和人才培養學科專業目錄(征求意見稿)》。與此前的2018年學科專業目錄相比,新版《學科專業目錄(征求意見稿)》作了較大調整。其中,在文學學科門類下,將翻譯與中國語言文學、外國語言文學及新聞傳播學三個傳統一級學科相并列。一直以來,翻譯學科隸屬于外國語言文學一級學科。有不少人認為,本次學科專業目錄調整預示著翻譯即將成為一級學科,獲得與外國語言文學相同的學科地位。針對新版學科專業目錄中對翻譯學科的調整,您認為應該如何解讀?

黃友義(以下簡稱“黃”):謝謝王老師,感謝你這次的邀約!希望接下來我們一起交換意見,談談有關翻譯學科的問題。我們現在看到的是新的《學科專業目錄(征求意見稿)》,具體什么時候獲批,目前還沒有看到準確的信息。

不過,按照過去我擔任國務院學術委員會委員那五年的慣例,一般都是在年底或者年初,國務院學術委員會開會,通過一系列相關的決定。這個學科目錄修改方案影響如此之大、重要性如此突出,必須要在國務院學位委員會上討論通過。但是目前為止,還沒有看到確切的文字,能夠說明翻譯學科將來變成一級學科。

事實上,在三年之前就開過關于學科專業目錄是否需要修改的征求意見會。會上我和其他一些專業的同事們都提到過,有些學科是否能夠變成一級學科。比如當時我就提出:翻譯學科有它的獨特性,能否設置為一級學科?但在2019年的征求意見座談會上,有觀點認為先不要過多地討論眾多專業是否都升為一級學科的問題。所以現在或者將來怎么排列,翻譯學科將來算一級學科還是二級學科,我不清楚。但是這次在表格里提議將翻譯學科作為一個專業學科,和傳統的一級學科外國語言文學并列,這的確是一個很大的變化。我認為這在某種程度上直接反映了主管部門的新思路、新導向。如果將來成立一個獨立的學科,特別是成立這種獨立的專業學科,翻譯學科未必還會是學術學科的二級學科。是否有這種變化我不知道,但我覺得今后存在很大可能:在一級學科里如何處理專業學位,這肯定是需要研究的問題。也可能專業學位就索性都單列,不排除這種可能。但是現在還說不清楚,只能等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研究,以學位辦發的通知為準。

王: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六屆學科評議組編寫的《學位授予和人才培養一級學科簡介》(2013)中,將外國語言文學一級學科的研究對象界定為外國語言研究、外國文學研究、翻譯研究、國別與區域研究、比較文學與跨文化研究,下設13個學科方向,其中就包括翻譯學。部分高校已經在外國語言文學一級學科下的翻譯學二級學科招收學術型碩士和博士研究生。另外,許多高校在外國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英語語言文學、日語語言文學等二級學科下常設有翻譯理論與實踐研究方向。請問,您怎么看待新版學科專業目錄對翻譯學科的再定位與作為外國語言文學一級學科下二級學科的翻譯學以及各二級學科下翻譯理論與實踐方向之間的區別?如何才能處理好三者之間的關系?

黃:我覺得按照傳統的設置,有學科評議組,有專業教指委??瓷先W科評議組主要任務是負責學術性的學科,而各個教指委負責的是專業學位。由此可知,由國務院學位辦組織的學科評議咨詢組織實際上是由兩個方向的專家構成,各有側重,一個叫評議組,一個叫教指委。過去十幾年乃至現在,各種專業學位教育異軍突起,專業學位目錄也隨之出現。但這一次專業博士被正式提出來了,這的確反映了一種時代的需求,反映了我國人才教育、人才培養以及市場需求方面的最新變化。

從改革開放開始到21世紀初期,自從研究生學位設立以來,翻譯學科人才培養的重點是致力于培養研究型學術型人才,所以出現了翻譯學碩士和翻譯學博士學位教育。但進入21世紀以來,特別是最近幾年,我國翻譯人才需求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翻譯教育需要滿足國家對專業型翻譯人才的需求。

如果說翻譯專業教育在起步十幾年后,需要加快速度并且得到提升,我覺得現在正是時候。業界一直在呼吁,黨和國家相關部門也多次做出布署。一個社會在其發展的不同階段,對人才類型的需求是不一樣的。當年提出來開設研究生教育主要是因為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我國就開始關注學術型人才的培養,因為在那時,這是我們社會的一種剛性需求。但是進入21世紀后,我國對專業型人才的需求加大了。我覺得將來有可能是兩條發展路徑都需要,而且我估計將來專業型學科目錄會很清晰,就是專業本科、專業碩士和專業博士。應該是一套跟過去比較不同的全新的設置。將來專業型學位教育是否也像學術型學位那樣:首先有個一級學科,一級學科下面再設二級學科?這個問題我是百分之百的外行,真的不懂,不能亂說。

王:2020年11月3日,在由教育部新文科建設工作組主辦的新文科建設工作會議上發布了《新文科建設宣言》,對新文科建設作出了全面部署,形成了“新時代新使命要求文科教育必須加快創新發展”的共識,要求根據各自特點,結合行業領域特定問題,分類推進各學科專業的新文科建設。在新文科建設的背景下,新版學科專業目錄中對翻譯學科進行重新定位。您認為這對翻譯學科的新文科建設將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

黃:我認為這將是一個劃時代的變化。無論是新文科建設的提法,還是翻譯專業寫入學科目錄,都是教育界服務社會、服務國家的最新舉措。

一方面是社會對專業學位畢業生的需求,特別是對跨學科人才的需求很大,要求很高;另一方面則是原來的學科設置跟不上時代的變化。比如說,你到翻譯公司、到黨和國家的外事外宣部門,或者企業,去了解他們對外語人才方面的要求,目前他們是最迫切需要研究英美文學的人才、研究澳大利亞文學語言的人才,還是當前各個單位面臨的挑戰需要實踐型人才,能夠從事翻譯、能夠幫助這些機構發展做實踐型工作的畢業生?黨政機構、各個企業,特別是外向型企業,他們所開展的對外活動究竟需要什么樣的人才?其實這個答案是非常清楚的。市場的需求受市場變化的影響,這個是誰也不能忽略的。

同時,我們可以看到學科目錄并不是每年都進行調整。各種不同人才的需求,也不是同一天出現的。這樣學科目錄的調整就自然慢一些。某種程度上,我們甚至可以說原來的學科設置已經跟不上當今時代的變化和需求,所以現在要調整學科目錄。你剛才提到的這些其實就是我們國家應對新時代人才需求的各種措施。舉個例子:我們國家迫切需要外語能力過硬,熟悉國際傳播理念和傳播知識的人才投身到國際傳播當中來。習近平總書記在去年的“5.31”講話里提到要全黨做國際傳播。這是我們國家面臨的一個挑戰。要做好國際傳播,我們需要通過各種傳播手段,面對世界上不同國家、不同類型的人講好中國故事。很顯然,單一型人才在這一方面就顯得比較吃力了。而如果是具備跨學科知識的人才,那工作起來就會更加得心應手。我覺得翻譯學科作為新學科建設的一個部分,是有很大發展前途的。

2. 翻譯學科的發展歷程與問題

王: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國內就不斷有學者提出建立翻譯學的構想。如,1951年董秋斯先生(1951)在《翻譯通報》雜志上發表《論翻譯理論的建設》一文,首先提出建立翻譯學的主張;1989年,楊自儉先生(1989)在《中國翻譯》上發表《關于建立翻譯學的思考》,論述了翻譯學的研究對象、性質、結構和任務;1999年,《外語與外語教學》雜志刊發張經浩先生(1999)的《翻譯學:一個未圓且難圓的夢》一文,開啟了翻譯學科建設的大討論。直到今天,翻譯獲得近乎一級學科的學科地位,基本上圓了翻譯學界前輩們那個“未圓且難圓的夢”??梢?,翻譯學科的發展經歷了一個漫長且曲折的過程。您長期以來一直從事翻譯實踐、研究和管理工作,見證了翻譯學科的發展。您能否簡要回顧一下我國翻譯學科的發展歷程,以及翻譯的學科地位是如何逐步得以確立的?

黃:我覺得翻譯學科的發展相對而言是比較緩慢的,當然這和中國社會的現實有關系。比如說在改革開放以前,那時對做翻譯的人的需求是很小的,主要是在外事部門。而那時的外事部門也只有外交部、一些機構的外事局、各省的外辦等部門,然后就是經濟和科技領域里的研究機構需要翻譯人才。其他部門幾乎不用做外事工作,做外宣的也只有新華社和外文局等少數部門。那時連《中國日報》還沒有開辦。因為不需要那么多人做外事外宣,所以對翻譯人才的需求是比較小的。當時有很多專家學者能夠有遠見卓識,推動翻譯專業的發展,得益于他們的實踐和研究。他們意識到了中國需要建立翻譯學,因為中國的發展需要翻譯人才,需要有自己的翻譯理念,需要培養自己的翻譯隊伍。

為什么翻譯學這些年得到迅速發展?這與我們國家的發展速度有關。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企業、中國的經濟遍布世界100多個國家,中國成為世界100多個國家的頭號貿易伙伴。更不用說近年我國推動的“一帶一路”建設、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等新的目標。在沒有這些進步之前,我國的翻譯人才就已經十分匱乏了。因此從21世紀初開始我國開設翻譯專業本科教育,開始致力于成規模地培養翻譯方面的高水平人才。翻譯學研究者,主要是外語院校的教師,從改革開放開始就非常及時地注重研究外國的翻譯學,對翻譯專業教育發揮了很大的引領和推動作用。今天,無論是翻譯學科,還是翻譯人才隊伍的培養,都受到社會的高度重視。因此,翻譯學也有了水到渠成的味道。

我本人不是高校的學者,而是一個翻譯實踐者。對于翻譯學科的發展,坦誠地說,我沒有研究。我自己也覺得我沒有資格、沒有功底在這里探討這個問題。但是從參加翻譯的實踐角度看,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翻譯業態到今天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特別是近10多年來,最明顯的變化就是不光翻譯受重視了,還出現了從單純的“翻譯世界”轉變為更加重視“翻譯中國”的現象。而“翻譯中國”的具體內容是什么呢?我們看到從上個世紀末期的傳統文化翻譯,轉為更多的當代中國基本國情的翻譯。翻譯學的研究者們是非常熟悉這些變化的。而這些變化給我們的翻譯學以及翻譯學理論建設也提出了新的課題。因此,我們需要繼續研究和關注外國翻譯理論和外國翻譯學的變化。由于各個國家發展階段不一樣,翻譯學的成長過程也會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我們必須對此保持高度的敏感。

基于歷史背景和文字形態的不同,我認為國外的翻譯學基本是建立在拉丁字母基礎上的學術研究。正因為文化和文字的不同,我們迫切需要建立起基于方塊字的翻譯研究體系。當然我的意思不是說光研究文字。拉丁字母和方塊字背后有各自文化形成的背景、各自的歷史,簡單地說拉丁字母和方塊字,實際上我是在說兩種差別極大的、建立在不同文化傳統上的翻譯學。因此,過去外國人只能研究以西方字母為背景的翻譯學,不可能研究方塊字基礎上的翻譯學。而方塊字上的翻譯學,也就是真正的中國特色翻譯學,還得靠中國學者們去潛心研究。

王:對于從事翻譯實踐、研究和教學工作的相關人員來說,翻譯的學科地位得以確立,是非常令人歡欣鼓舞的事情。在翻譯學科地位的論證過程中,曾產生過翻譯是藝術還是科學的爭論。關于翻譯學科的性質,有學者認為,翻譯研究是一種跨學科研究、多學科研究、交叉學科研究,甚至還有學者認為,翻譯研究應該是一種超學科研究。您如何看待翻譯學科的性質?我國翻譯學科的重點研究對象是什么?翻譯學科應具有什么樣的結構和任務?

黃:我覺得學者之間的這種爭論非常有意思,而且都是各有根據的爭論。比如翻譯到底是藝術還是科學?其實它既是科學,又是藝術。你如果做翻譯實踐,你就一定也會這樣回答。

翻譯研究是一種跨學科的多學科交叉的研究,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翻譯并非只是從一種文字到另外一種文字那么簡單,這個過程還涉及豐富多樣的其他學科的知識?;氐轿覀冏约好鎸Φ默F實來說,我認為學者們應該有這種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精神。我個人不是翻譯研究者,在這方面我沒有深入的考慮。但是作為職業翻譯,我們實際上經??梢越o研究者們提供一些可能對他們的研究有所參考的素材。比如說,今天我們重點談中譯外,但需要指出,一個重要的背景是會外譯中的人很多,研究的成果也很多,比較成熟,而中譯外是新任務,從事的人比較少,研究的人也自然比較少,所以這是一個新的研究領域。

我平時每天的工作面對的就是從中文翻譯成英文,這一過程面臨很多挑戰和困惑。比如在北京籌辦2022年冬奧會前期,有大批的外國運動員抵達北京,馬路上就得留出一條專線供冬季奧運會的車輛專用。馬路上本來就兩條線或者三條線,其中還有一條線是留給公交車專用的,這樣大家開車不就很擁擠嗎?因為奧運會的車道不能被占用,另外一條線路又是公交車的,所以北京市的交通管理部門馬上做了調整。相關調整內容有這樣一句話:“社會車輛”可以在冬奧期間使用公交車專線。那我們怎么翻譯“社會車輛”?這里的“社會車輛”指什么呢?

仔細一分析,可以得知,“社會車輛”首先指的是不包括奧運會的車輛,第二是不包括公交車,除此之外也就是說所有的其他的車,包括政府部門的車以及私家車都被納入了“社會車輛”這個范疇。在這里“社會車輛”四個字涵蓋面很廣。如何翻譯,總不能直接翻譯成societal vehicles,那不是真正的英文。但是如果某一個單位或者某個大學在門口立一個牌子,說停車位有限,“社會車輛”禁止入內,這里的“社會車輛”指的是什么呢?這里指的就是除去本單位以外的其他的車都不能入內。不管你是政府部門的,是私人的,還是企業的,都不能進來。所以你看這一個“社會車輛”在不同的語境下就存在不同的意思,不同的解釋。而翻譯就是去破解這一含義的過程。如何從研究上提供一些指導,幫助譯者和翻譯學習者快速解決這類問題,我覺得這就是一個不錯的研究路徑。

還有,比如抗擊疫情過程中出現的詞匯“社會面清零”和“動態清零”,這兩個詞匯怎么翻譯呢?如果去查看現在我們手里的翻譯工具對這兩個詞匯的解釋,沒有一個能夠提供精準恰當、外國人又能準確理解的英文表述。而這些卻是翻譯實踐者每天都要面臨的現實問題。也可能正因為每天面對的這種現實問題太多,以至于我們根本顧不上考慮翻譯學科的研究了。

王:我國的翻譯學科建設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但也難免存在一些問題。您認為當前翻譯學科建設中存在哪些突出的問題,以及應該如何解決這些問題?

黃:我贊成你的觀點,我們國家的翻譯學科確實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這個成績在世界上看也是領先的。但是隨著翻譯教育規模越大,進步越快,各種各樣的問題也會隨之出現。

“翻譯學科首先要解決幾個方面的實際問題”,這不是我個人的意見,而是我們國家一個權威部門在做了一年的調查研究過后得出的結果。他們在調查研究過程中走訪了一些培養翻譯人才的高校和用人單位,針對目前存在的問題得出了一些結論。其中一個結論是,現在中國研究翻譯的人多,從事翻譯的人少。其次是大語種翻譯人才多,非通用語種翻譯人才普遍匱乏。第三是翻譯時自說自話的比較多,考慮受眾思維習慣和閱讀習慣的比較少。這也就是說,翻譯任務完成了并不等于就把中國的文化傳播出去了。第四是由于翻譯教師評價體系的問題,導致了高校翻譯教師不太愿意從事翻譯實踐。沒有翻譯實踐,培養翻譯的專用人才就相當困難。第五,市場上或者社會上對翻譯人才的特點認識不足、不到位,不知道怎么用翻譯。

所謂“用”就是什么時候聘用什么樣的翻譯,如何建設和發展翻譯隊伍。因為不知道怎么用,所以也就不可能有適合的、恰當的報酬體系,從而導致翻譯隊伍留不住人才。而這些都是與我們翻譯學科建設有關的問題。有些問題需要深入考慮,比如為什么翻譯?翻譯什么?為誰翻譯?如何培養針對不同的國家,不同的語言,不同的領域提供服務的翻譯人才?如何讓高校的老師以及教翻譯的老師愿意做翻譯,愿意教翻譯?這些問題都是迫切需要有明確的答案和解決方案的,這樣才能讓我們的翻譯學科得到更好的發展。

王:當下,我國大力提倡理論自信與文化自信,著力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中國特色翻譯理論建設就顯得尤為重要與迫切(馮全功,2021)。中國特色翻譯理論建設也成為當前我國翻譯學科的重要任務。您曾多年擔任我國翻譯研究權威期刊《中國翻譯》的主編,請您談談中國特色翻譯理論建設取得的成績以及需要努力和開拓的方向。

黃:這個問題很大,我不一定答得好。40多年來,中國學者對國際上流行的翻譯理論做了深入的研究。理論是對實踐的指導,同時也是對實踐的總結。外國的翻譯理論研究了多年,總結、升華并指導了西方的翻譯實踐。40多年來,《中國翻譯》這本雜志以及很多其他的雜志,在一大批學者的支持下,對引進、介紹國外翻譯理論并且致力于與中國翻譯實踐結合的翻譯理論探討付出了很多努力和汗水?,F在我認為構建中國特色的翻譯理論建設是整個翻譯界,特別是翻譯研究界的一個迫切任務,我們急需一種總結、提升和指導中國翻譯實踐的理論體系。

我們國家的翻譯實踐正在發生著前所未有的變化?;仡?0多年來,還不用說更早,不同的歷史時期,中國翻譯的任務和面對的挑戰是有很大區別的。需要有理論來指導變化中的各種翻譯實踐,同時也要對過去的翻譯實踐進行相應的總結。時代需要翻譯理論研究者,針對社會需求和學科發展,提出適合中國國情的翻譯理論。如果我們有了一個比較完整的翻譯學科的理論體系,今后的翻譯教育和翻譯實踐都會有更順利的發展。

3. 翻譯學術學位與專業學位

王:伴隨翻譯學科地位逐步得以確立,高校翻譯專業也得以建立,從之前翻譯僅作為外語專業的一個學習方向,發展到今天涵蓋本科、碩士和博士各人才培養階段的完整翻譯專業體系。在過去十余年中,我國高校翻譯專業實現了跨越式發展。您認為,我國高校翻譯專業的繁榮發展背后的推動因素是什么?

黃:高校翻譯專業的繁榮發展是非常明顯的,其最大的推動因素是國家經濟社會和對外交流的快速發展。比如,40多年來的改革開放、進入新時期的新任務、“一帶一路”建設、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任等,這些都是翻譯發展的推動力。

過去特別是在改革開放之前,我們國家因為經濟規模小,與國外交流程度低,那時我們的社會地位、國際影響力自然也比較弱,所以我們國家與國際上的交流是有限的。但是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特別是在進入新時代后,中國在國際上異?;钴S,這就對翻譯人才的需求,對翻譯市場的發展帶來前所未有的機遇。去年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加強國際傳播的“5.31”講話,為翻譯學科的發展又注入了新的活力,也正是在國家需求的驅動下,去年三部委專門發布了關于翻譯人才培養的規劃。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為什么40年前甚至20年前沒有提出要有一個國家級的翻譯人才規劃,為什么現在能夠提出來,顯然是我們國家的現實需求催生了翻譯業的發展,并為翻譯業的發展提供了動力。

王:在翻譯人才培養的碩士層次上,存在學術型學位(MA)和專業型學位(MTI)兩種形式。請您談談二者之間的主要區別。

黃:我的回答不是專業的,更不是權威的。憑我自己的觀察,學術型就是培養研究型的人才,而專業型是培養能夠從事實踐的人才。有一種說法:學術型學位培養會說會寫的翻譯研究人員,專業型學位培養會動手的翻譯,從事具體翻譯的譯員。我認為這一點描繪的倒是較為準確。也有教育界的有識之士說,在中國,碩士階段應該主要側重專業學位教育;如果要從事學術研究,應該是博士階段的任務。這種結論也不是憑空而來的,而是對高校教育成果和畢業生就業情況進行分析研究以后得出來的。我認為這種看法頗有道理。的確,由于時間的長短限制,在碩士階段還是應該以專業學位為主,如果真要研究,就應該到學術博士的階段更能深入,更有條件出成果?,F在我們國家正在大力發展專業碩士學位教育,這和以上看法相輔相成,即在碩士階段更多培養的是專業學位的學生。

王:翻譯學學術學位側重翻譯研究能力的培養,翻譯專業學位側重翻譯實踐能力的培養。您認為如何評估不同類別學生的研究能力和實踐能力,尤其是如何實現學位論文的分類評價?

黃:您提的問題非常好。兩種不同學位方向的論文,當然也有兩種不同的評價標準,無論是高校還是翻譯界,都呼吁制定更符合專業學位的論文寫作方案。學術型學位的論文寫作已經很成熟了,因為它有幾十年的歷史,而專業學位是一種新型的專業,因此專業學位的論文怎么寫,一直沒有形成共識。目前高校呼吁,學生呼吁,老師也呼吁,而用人單位也呼吁,需要有符合專業學位特色的論文寫作方案。

去年全國研究生教育大會對專業學位教育提出了一個具體的發展需求,有一個2020-2025發展規劃,其中大的方案里面就提出在論文寫作上要符合專業學位的特點,明確規定專業碩士論文可以是調研報告、規劃設計、產品開發、案例分析、項目管理及藝術作品以論文形式出現。從排列的方法中可以看出,主要側重于實踐的成果:調研報告、規劃設計、產品開發、案例分析、項目管理、藝術作品,這些內容實際上對于翻譯專業很有針對性,翻譯專業也有項目管理、案例分析和產品開發,比如,機器翻譯的產品開發;藝術作品,就是我們的翻譯成品,以論文形式呈現;學生實習會有許多體會和感悟,用畢業論文的方式將實踐成果呈現出來,這樣的論文是為了把實踐成果說清楚而撰寫的論文,而不是讓論文套用某些傳統的翻譯理論的文章。

國務院學位辦對此已經做了具體布置。今年,也就是2022年,各個專業研究生教育指導委員會要制定自己專業的論文寫作指導方案,用新的指導方案來解決在論文撰寫和評價當中的困惑。希望新的方案能夠給專業碩士論文的寫作和評價指出清晰的路徑。過去是不知道朝哪個方向寫,不知道如何把握,評審論文的人經常又當作學術論文去評審,新的指導方案計劃于8月底制定出來,希望下一個學期的學生能趕上新的論文寫作指導方案。

在這里特別要強調一下,不同類別的論文要用不同類別的思維去評審。如果對專業教育不了解,或者不感興趣,就不要動員這類學者去評審專業學位論文。翻譯專碩論文多年來一直是大家關注和探討的重點,也是問題比較多、困難比較大的一個領域。希望新的翻譯專碩論文撰寫指導方案,除去說清楚應該如何撰寫,還能借機明確如何評審。撰寫和評審是一個事情的兩個不可分割的環節,都需要有新的思路來做好。

王:經過十余年的發展,我國MTI教育取得了巨大成就。MTI學位點院校由最初的15所發展到今天的316所,實現了MTI教育的規模式發展。您曾擔任全國翻譯專業研究生教育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您認為我國MTI教育發展面臨哪些突出難題?針對這些難題,您認為可以實施什么樣的解決方法和路徑?

黃:關于MTI教育面臨的難題,仲偉合老師有過一個比較系統的介紹,說得很透徹了。如果要我補充,我的體會是:首先,各個地區各個院校面對的挑戰是不一樣的,所以很難說大家都面對著同樣的困難,比如,MTI教育是和當地的經濟發展和國際交流程度密切聯系的,東部地區經濟發達,國際交流頻繁,西部中心城市經濟和國際交流也發達,但有的地區就不一定是這種情況。為什么強調這點呢?一個經濟發達,一個國際交流,這涉及學生的實習和實習基地。有些中小城市,本地的經濟發展還在爬坡,國際交流內容不是很豐富,學生就很難找到合適的實習基地。所以只能說各地情況不一,我們沒有一把尺子能夠全部衡量所有院校,當然總還是有一些屬于共性的方面。

第二個是理念問題。在很多情況下,有的地方還是用學術碩士的辦法來辦專業碩士。舉個例子,2020年開展了首次專業學位的水平評估,評估表是學位辦經過調研以后做的,比過去增加了新的評審要求,要求列出幾位代表性的教師的成就。這一項不少院校填表格的時候,在專業學位代表性教師的名下列舉的都是學術文章和學術著作。應該列舉翻譯專業作品,因為是專業型的導師,不是學術型的導師。我看到有的學校寫的都是幾位老師在學術刊物上發表了學術文章,至于他們是否做過翻譯,做過什么樣的翻譯,有什么翻譯的成品,研究過什么翻譯,發表過什么翻譯研究文章,都沒有寫。顯然這個學校還是用學術碩士的思維來對待專業碩士。

又比如,專業學位的學生需要在校期間參加翻譯資格考試,我們都知道,在大學期間指導教學的所有規定都來自教育部,傳統上多數都側重提高學術學位能力。而學生一旦出了校門走上社會,與他切身利益相關的事情,如就業、五險一金、職稱評定、崗位實踐等等就不再是教育部相關文件管理,而是國家人社部管理。專業資格考試就是由國家人社部來管理的。

翻譯界教育和實踐結合得比較好,在2012年,三個部委,即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教育部和人社部聯合發文要求在校期間MTI學生要參加翻譯資格的考試。從全國看,比如北上廣一些翻譯教育做得比較好的學校,二級翻譯通過率達到85%,而有的學校參加翻譯資格考試的MTI的學生人數都不到5%,更不用說有幾個人通過了二級考試。從表面看,這是一種現象,但其實說明的是理念問題。

第三個是師資的問題,師資和教師評價體系是相關的,有的高校老師告訴我,說他們那里的老師不愿教翻譯,因為教翻譯就必須做翻譯,但是做了翻譯以后,很多人來找毛病,寫文章評論,認為這個詞翻得不好,那句話翻得不準,如果不做翻譯,就可以站出來評論別人的,而做翻譯的反而成為不做翻譯的人的評論靶子。這種現象做翻譯實踐的老師肯定是處于被動地位,不愿意做翻譯就可以理解了。關鍵是評職稱的時候,不是看翻譯了多少作品,口譯做了多少場,筆譯翻譯了多少字,而是看在哪些學術刊物上發表了什么學術文章。

當然,這種現象不是只有翻譯專業才有。我聽到過美術界的學者氣憤地說,他們那里的評價體系不合理,就如同是徐悲鴻會畫畫,但他不一定能評上教授,而寫文章評論他如何畫馬的人可以評上教授。文學界說就如同曹雪芹不能評為教授,但是寫批判《紅樓夢》文章的人可以評上教授??梢娺@是各個專業普遍存在的問題。

正是因為如此,前年教師評價體系做了很大的改動,教育部發了專門的文件。當然新的政策真正落實到翻譯教師上,還會有一段時間,不過現在這種不鼓勵老師親自去做翻譯的評價體系早晚會改變的。

談到師資,必須歷史地看問題。如果一位教師當年學的是外國語言文學,又教了二三十年外國語言和文學,現在突然讓他改教翻譯實踐,不管是教法律翻譯、時政翻譯、文學翻譯、還是科技翻譯,這對老師的挑戰都非常大。所以,師資隊伍的培育需要一個過程,要允許具有翻譯實踐經驗,喜歡翻譯,又善于做翻譯實踐的教師隊伍逐步成長起來,當然成長得越快越好。

第四個是教材問題?,F在有的學校用的還是80年代的教材。80年代特色明顯,其中之一就是,80年代是翻譯外國文學的時代,外國文學翻譯成中文正處于熱潮之中。今天我們處在什么時代呢?是講中國故事的時代,各省的翻譯教材至少應該包括本省的省情、歷史文化、風土人情、發展狀況等內容,以此來幫助學生提升用外文講本地故事的能力。聽許多老師跟我說,這種教材真的不多。

最后一點就是論文的撰寫。前面已經談到過論文問題,這里稍作補充:當年翻譯碩士教指委最初的培養方案里面,對論文規定了五種,為什么設那么多種?我個人理解,其中一個意思實際上就是考慮到需要一個時間的過渡,從學術型的碩士論文逐步轉到專業型碩士論文,所以那個方案里保留了學術型的論文。實際上,不斷有學生在老師的指導下寫出了符合專業學位特色的論文,這類論文那些有翻譯實踐的人一看就認為寫得好,反映了專業特點,說明學生學到了真知灼見,能夠適合翻譯市場的需求??墒怯行┻@樣的論文送到校外評審時卻不及格,評審的專家是純粹研究外國文學的,對學生寫的關于時政類的或者新聞類的翻譯案例的分析,給的評價很低,所以論文不僅是如何寫,還有如何評的問題。前面談過了,就不再多重復了。

王:根據新版學科專業目錄對翻譯學科地位的調整,翻譯專業博士學位(DTI)從頂層制度設計層面有了可能。DTI教育作為現有MTI教育的延伸和進階,請您談談DTI的培養定位,與翻譯學博士學位之間的區別,以及如何實現DTI和MTI教育的有效銜接。

黃:在我們國家開辦專博,這是改進高等教育頂層設計的重要內容。我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在高校,大家經常把翻譯教指委稱作MTI教指委或者翻譯專碩教指委。為什么這樣稱呼?的確,2007年教指委剛成立時的名稱是全國翻譯專業碩士學位教育指導委員會。但是大家恐怕忽略了,2010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就把這個名字改為全國翻譯專業研究生教育指導委員會。從“專業碩士學位”到“專業研究生”,這一個詞匯的變化意義深遠。作為國家頂層設計,改任何一個字都是有深入考慮的,可以看出國家很早以前就在考慮專博問題了,“專業研究生”的表述自然就不局限于碩士,還包括了博士研究生。國家有關部門站得高,看得遠,很早就有規劃了。

為什么現在才寫入學科目錄?任何事情都有一個認識過程,更有人們的統一認識過程,師資配備的過程?,F在寫入了學科目錄,至于到底怎么辦?需要制定具體方案,是否所有MTI教育的院校都自動升為專博?答案是不可能的。包括學術博士也不是各個學校都有,全國大概只有30多所大學有外國語言文學的學術博士生培養授權點。將來MTI的學校里有一部分學校具備條件,就可以辦DTI,辦專博,具體要看各地的發展需求和學校的實際能力。翻譯專業研究生教育指導委員會在2018年、2019年分別向國務院學位辦報送了我們的基本設想,這個設想是粗線條的?,F在有學科目錄了,下一步就可以比較具體地來制定DTI的論證方案。

王:DTI博士點的設置指日可待,現有MTI學位點高校如果想申辦DTI學位點,您認為應該從哪些方面進行準備?

黃:我認為有幾個方面是大家需要給予關注的。首先是師資,專博的老師當中,一定是要有翻譯實踐能力的,如果沒有翻譯實踐能力,怎么來指導從事翻譯的博士生?專業博士生絕對不是單純做研究的,和原來的學術博士有根本區別,不是做研究,而是要做實踐。所以首先是教師隊伍里面要有具備翻譯實踐能力的教授。

其次,當初教指委討論時,大家認為專博最好通過項目來支撐,學生在讀3年或者5年期間需要參與翻譯項目。項目來自何方?從事哪個實踐項目,為此與哪些機構,包括與黨政機構、企業合作?這些需要提前策劃。比如,處在某省省會的一個所大學,準備辦專博,專博畢業生最好能為省的發展建設服務,省里有哪些翻譯項目可以參與,這些項目是哪個行業,哪個領域的,這恐怕要早有設想。我看到去年教育部的網站上就在關于專博發展的方案里提到了專博的設置要由相關領域的領導主管部門、行業協會和授權單位來共同提出。為什么這個文件里專門提到行業協會呢?實際上是想通過行業協會找到合適的實踐型項目,和我們說的項目制實際上是同一個意思。

第三是專業博士論文,肯定要明顯與大家熟悉的學術論文有本質的區別,這個論文怎么寫,恐怕也需要提前設計。

4. 翻譯學科與國際傳播能力

王: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強我國國際傳播能力建設進行第三十次集體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學習時強調,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展示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是加強我國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的重要任務。您認為,國際傳播能力的概念內涵是什么?與翻譯之間具有什么樣的關系?

黃:國際傳播能力建設,跟我們的翻譯學科聯系十分密切。翻譯與國際傳播能力的根本聯系在于是要培養用外語講好中國故事的人才。外語人才有一個天然的優勢,就是至少會兩種語言,了解兩種文化?,F在很多孩子外語很好,會兩種甚至三種語言,有兩種不同文化的背景,這是優勢。因為除去對本民族的語言文化有認知以外,對外國的文化也有比較深入的了解,再加上具體的翻譯能力,翻譯專業的人就可以直接用外語進行溝通,用外語講述中國故事。

當前世界上有70多億人,除去14億中國人以外,有60多億人不會中文。尤其是中文歷史悠久,中國方塊字又很獨特,外國人要用中文看懂、聽懂中國的故事,理解我們的觀點,實在不容易。高度的語言差異,以及語言背后的文化差異讓我們要營造一個對中國發展有利的國際環境,構建中國的國際體系,十分困難。那么多外國人不會中文,怎么辦呢?這就需要我們用外語講好中國故事。我想這也是為什么習近平總書記在去年給北外的老教授的回信里提到,外語院校大有作為。我認為強調國際傳播能力建設,對翻譯專業,甚至對整個外語教育提供了一個良好的發展時機。

王:翻譯學科是我國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的重要力量。您認為,在國際傳播能力建設方面,翻譯學科有哪些作為空間?

黃:因為我們具備不止一種語言能力,所以我們要著力培養內知國情、外曉世界的語言人才。如果熟悉國內的各項國情,大到黨和國家方針政策,小到自己所在地區的風土人情,遠到古代文化,近到當前社會現狀,然后再用外語去介紹中國,那將有助于構建我們國家的國際形象。所以,首先是要讓我們的學生做到內知國情,外曉世界。

第二,要下功夫培養學生用外語講中國故事的能力。學外語的人一般用外語講外國故事的能力比較強,比如介紹英國的風土人情,因為我們在教材中都碰到過。再比如說美國的Thanksgiving是什么節日,其來歷和過法,我認為英文專業的大學畢業生都能講清楚。同樣,學法語、學德語的學生,對法、德語國家的情況也能講得很清楚。但是一個人的外語能力強,不一定就絕對能講好中國故事。我們在招生、錄取的時候,發現一些學生的外語基礎很好,但是中國知識積累得不夠,因此缺乏用外語講中國故事的能力。用外語介紹中國,這是一個廣闊天地,是國際傳播能力中必須具備的一個條件。

另外一個條件就是對國際流行話語體系的了解。我們不能想當然,自己認為中國故事應該這樣講,自己認為這句話就只能這樣翻譯,這樣外國人就能理解,事實不是這樣的。我們不能以為自己了解了外國文化,就掌握了國際流行話語體系,這可是兩碼事。一個人的外語很好,可能把一個外國文學家的作品研究得很透徹,但是現在西方流行的涉及中國的話語體系是怎么回事,涉及美國的是怎么回事,涉及經濟是怎么回事,涉及軍事安全又是怎么回事,這些問題我們都很清楚嗎?如果不十分清楚的話,就是個缺陷,就沒法做好國際傳播。因此,我覺得有必要通過大量閱讀,通過有意識地關注、了解、分析國際流行話語體系,充分了解國外涉華話語體系,在此基礎上構建起中國的話語體系。在當前這個階段,中國的國際話語體系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外文來構建,學翻譯的人員是最有條件在這方面做出貢獻的。

王:對外翻譯工作是我國國際傳播能力建設和中國特色話語體系構建的重要環節。您具有豐富的對外翻譯經驗,您認為從事對外翻譯工作應具備什么樣的翻譯立場?

黃:簡而言之,國家立場。什么是國家立場?國家立場就是你說的話要合體,合乎國家的基本方針政策,合乎中國的文化傳統,這樣才能構建中國可親、可愛、可敬的形象。我們對外翻譯的目的是向國外傳達中國的聲音,增強受眾對中國的了解,實現幫助他們理解中國的目標。

我認為一個需要特別關注的問題就是文字背后文化元素的呈現。字對字的生硬翻譯,經常無法準確反映國家的立場,無法反映中國文化的魅力,也無法讓對方真正理解我們。比如我們過去一提到新中國,英文就是New China,可是多數外國人不知道New China指的是哪個階段。我們在翻譯《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的時候,第一次出現新中國的字樣,我們翻譯成1949年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最后一點就是要有外外有別的意識,不要認為外國人都是同樣的,不同的國家處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不同國家的外國人對中國的興趣點也不完全一樣。另外,他們所在的國家與中國的關系好壞,當地媒體對其引導也導致外國受眾想法不同。所以做翻譯,恐怕得先了解翻譯作品要用在哪里,是用在美國還是用在新加坡,還是用在非洲某個國家,這就涉及譯者對那個國家的了解。剛才講了很多都是關于國家立場,對國情的了解,譯者的國際知識。國際知識不是簡單指天文地理,而是指對國情、政情、人情這些方面的了解。

王:您曾在多個場合指出,我國翻譯工作正在經歷從“翻譯世界”到“翻譯中國”的歷史性轉向。這體現了國際傳播能力在我國當下翻譯工作中的重要性。為適應這一轉向,我國的翻譯研究應做出哪些改變?

黃:我認為首先是在中譯外方面下功夫。分析一下現在MTI學生的畢業論文,就全國而言,75%的學生寫的內容是關于外譯中,只有25%寫的是中譯外。再來看很多學校的課程設置,中譯外受重視的程度也不夠,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翻譯專業是一個“熟練工種”,不是靠說出來的或讀出來的,而是靠練出來的,所以實踐特別重要。學校在培養階段要有意識地增加一些中譯外的翻譯實踐。不止一位行業專家告訴我,他們到大學給MTI的學生講中譯外的時候,學生的表情看起來是比較茫然的。他們說我們講得很努力,把大公司的案例都拿出來詳細講解,但是效果不好。學生討論提問題的時候,學生的問題提不到點子上。我認為根本問題是學生沒有足夠的實踐,沒有體會,所以行業專家講翻譯案例時,學生無法感同身受,行業專家講的內容他們根本沒有碰到過。比如經濟上常說的“規模企業”,學生在教材和學習中有沒有接觸過這個詞匯?學生有沒有查過規模企業的定義?比如,在中譯英中,冠詞、形容詞、副詞,其特殊作用、特殊運用以及特殊難點,如果沒有幾十萬字的親身實踐,無論專家怎樣講解,學生都是無法掌握的。再比如,同樣一句話,語境不同,翻譯結果完全不同,學生沒有接觸過,就沒有這種體會。

另外,口筆譯用詞之間有很大的差別。如果是筆譯的話,在一個新聞稿或領導講話或政府文件中,用的詞匯與口譯是不可能完全一樣的。如果學生沒有翻譯過文件,沒有翻譯過一般的新聞稿,沒有翻譯過領導講話,對這三種不同類別材料里表達方式各有什么特點就難以體會。我有時候講了一個半小時,重點是在講不同類別文件如何翻譯。學生突然問我一個很簡單的詞匯怎么翻譯。我講課時最擔心這種情況,那個詞匯也許很簡單,有個簡單的譯法。但是如果語境不清楚,很難給出準確的答案。這種時候我要反過來問,這個詞匯出自什么語境,根據語境來確定到底應該怎么翻譯。

當然,這些都是在強調中譯外。我們了解中國,但是一個不可缺少的功底,就是應該經常閱讀外國人的原作,特別是在翻譯中國的時代,要閱讀外國人寫中國的文章。外國人表述的語言是他們的母語,他們的表述更能被當地受眾接受和理解。當然,我們得記住他是用自己的母語寫中國,如果我們也是用英文寫中國,成果也許與譯文不完全一樣。我們今天談的不是用英文寫作,而是翻譯,翻譯和自己用外文撰寫文章不一樣。同樣一件事情,翻譯政府文件和用自己的語言跟外國人交流談文件的精神,其中的差別也是很大的。翻譯首先要做到忠實中文原文,譯者不能根據自己的觀點來決定講話人用什么樣的口氣說話。有人問這個文件的譯文怎么用這種表述?那不是你我作為譯者能決定的,我們的任務是翻譯,至于講話人怎么講的,為什么要這樣講,我們譯者不需要替他表態,更不能修改他的話,我們只需要找到相應的英文就可以了。翻譯不是改寫。譯者要牢記,在翻譯過程中,自己不能修改政府文件,不能修改領導人的講話,不能改變中文原文的風格,我們要做的就是忠實于原文。但如果我們自己寫文章,談到同樣的一個話題,比如扶貧,比如冬奧會,怎樣進行中外體育交流,自己寫和翻譯可能會有很大的差別。為什么要花時間討論這個問題,就是因為在同樣一個問題上,中外表述差別不一定只是你所看到的語言表面,它反映了作者的觀點,同樣也會反映譯者對作者觀點的理解和表達,不要把它簡單地看成語言問題來翻譯,忠實原文是最關鍵的。

王:高校翻譯專業無疑是我國國際傳播人才培養的一個重要陣地。您認為,高校翻譯專業在培養目標、課程設置、教學模式等方面應該做出怎樣的努力,才能培養出當前國家急需的高端國際傳播人才?

黃:這需要內部改革和外部需求相結合。內部改革就是對專業有正確的認識,比如對專業教師的評價體系需要調整。外部需求就是專業學位人才要做的勝任專業崗位需求。用人單位需要MTI畢業生上午報到,下午就能工作,不管其工作是翻譯一篇文章還是參加一場外事活動,甚至還很可能是做一件跟外文無關的事情,畢業生要上來就能勝任。這種就業的適應性要反饋給學校,當然前提是學校主動收集反應。

為什么總有單位反映,學校培養的人工作上不了手,還得再培養兩三年才能真正勝任崗位需要呢?這就是因為用人單位和辦學單位之間是割裂的。因此我覺得應該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教師走出校門,走出課堂,走進用人單位去了解情況,去親身實踐。去年三部委的文件,包括在此之前專業研究生教育的發展規劃里面都提到,專業學位老師每年都要到實踐部門去實習,去了解情況。這樣,老師實習回來之后就可以精準地對準社會需求來培養學生。各個用人單位也不能光埋怨學生不適合崗位需求。同樣道理,單位要向老師打開大門,歡迎老師來觀摩、實習甚至掛職。平時大家經常說校企結合,政產教研結合,關鍵還要在翻譯專業教育中得到落實。

5. 翻譯專業的新文科建設

王:《新文科建設宣言》提出,要緊跟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新趨勢,積極推動人工智能、大數據等現代信息技術與文科專業深入融合。請您談談,如何實現現代信息技術與翻譯專業的深度融合?

黃:翻譯專業、翻譯行業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新技術,因為僅靠人工難以應付海量的翻譯任務。到目前為止,我認為外譯中的技術發展得很快且比較成熟,特別是一些生活類的翻譯,比如訂機票、打電話、問路、簡單交流等等,不是敏感問題的交流,語言識別系統和翻譯軟件都很成熟。專業特色明顯、重復性大、規律性突出的文件人工智能也做得很多。相比之下,中譯外的技術還遠不成熟,就像我之前提到的例子,“抗擊疫情”和“社會車輛”等等,沒有軟件可以準確翻譯,至少現存的機器翻譯無法解決這些問題。

翻譯的不同領域也需要不同的技術支持。我們所面臨的一個巨大挑戰是需要研究和開發中譯外的數據庫,對術語進行精準的解釋。其實對術語的解釋也是國家話語體系構建的組成部分,比如“紅色基因”到底應該怎么翻譯。這不僅是一個關于術語的問題,它還是一個關系到話語體系、話語權的問題。

技術可以讓我們通過視頻傳播中國故事,這比過去通過傳統的書刊、報紙、廣播傳播又有了新的突破,新技術可以讓中國故事的傳播更加鮮活,更加形象化。技術還可以培養中國人與不同國家的人打交道所需的各種知識交往能力。中國是個大國,我們說的每一句話要考慮到世界上不同地區的人接受程度,考慮到他們能否正確理解我們的意思。另外,面對不同的風土人情,我們待人接物時要考慮能否占領道德和禮節的制高點。這些知識都有文字材料,如果用新技術手段編成外語或者翻譯教材,也能為翻譯人才的培養提供便利。

我覺得通過信息技術的發展和翻譯的結合,能夠讓我們的研究生成為講中國故事的傳播高手,成為公共外交的實踐能手。公共外交每個人都會涉及,包括與外國人打交道,以及言談舉止等等。我們研究生有條件通過新的科技教育成為公共外交的實踐能手,還可以成為應用新技術、展示中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行家里手。具體說,將來應該有很多博士生和碩士專業學生,在開發中譯外軟件方面發揮作用。

王:《新文科建設宣言》還提出,要推動人才培養模式創新,聚焦應用型文科人才培養,促進學界業界優勢互補。就翻譯專業而言,當前的產學研合作存在哪些問題?如何才能實現翻譯人才培養的深度產教融合?

黃:這些年,產學研合作隨著專業學位的發展進步很大,有些領域已經完全打通了,比如,學翻譯和考翻譯的渠道已經打通,只不過是有的地方做得好,有的地方做得差一些。下一步是應該打通學翻譯、考翻譯、做翻譯,特別是利用翻譯能力傳播中國的這個鏈條。在這個鏈條中,考翻譯是需要學校幫助完成的;做翻譯,特別是利用翻譯能力傳播中國的工作,要依賴于產業、行業與高校加深合作。目前,兩者失去聯系的現象在一定程度上還是存在的。行業需要的人,學校培養不出來,用人單位花上好幾年繼續培養,而高校愿意培養社會需求的人才,但是不一定知道行業需要什么樣的人,還是按照多年形成的模式培養人。產學研結合應該相向而行,多看看對方需要什么,學校與用人單位多接觸,看看對方需要什么,自己能提供什么。

當然,我們需要看到翻譯產業規模不是很大,但翻譯教育規模越來越大。目前的實習基地是否能支持本地學校的產學研的需求?我認為大家可以一起努力,特別是高校努力開發實習基地。我看到很多地方有一些展覽,比如,某個城市有一個紅酒展覽,有的地方是畜牧業的展覽,或者某個工業方面的展覽,這個展覽可能是當地一個公共博物館,也可能是當地某個大企業自己的展覽。這些展覽場所都可以是學生練習翻譯的好地方,學生去了以后還可以有一個副產品——把那些錯誤的英文糾正過來。

如果真的讓學生去實習,指著展板給外國人介紹情況,你就會發現學生不僅能夠改進自己的語言,還能改進展館的展示方式。我去過一個博物館,展廳設計的展板是玻璃的,英文文字印在玻璃上,背景是空的,一旦有感興趣的外國人去看玻璃展板上的英文,因為反光根本看不到。顯然沒有翻譯在現場翻譯過,否則這個明顯的失誤很容易就糾正了。還有一次,在博物館展板上看到中文字體很大,但是英文字體特別小,一些外國人一米九的個子需要彎著腰去看那些英文。如果有老師帶著學生去實習,一定能發現這些方面存在的問題,從而幫助企業或博物館改進。我們不僅能夠幫助它們改進,學生在有外國人的環境中也可以進行實戰實習。如果沒有外國人,老師帶著學生,學生可以把老師當成外國人,練習介紹當地的特色文化,也是很好的鍛煉。就我看到的這些博物館而言,我曾經問過博物館,有沒有大學生到這里來實習,歡不歡迎學生實習。博物館說歡迎,可是沒有人來實習。站在MTI教育的角度,教學單位應該主動地去開發實習實踐基地。

產學研的合作可以彌補一個重要領域,也就是職業道德的培養。培養翻譯的職業道德必須經過實踐,比如守時的問題,說話得體的問題,在翻譯的時候維護國家立場的問題,以及怎樣應對外國人挑釁性的問題。除此之外,還有團隊精神的培養。因為大多數翻譯任務不像陪同外國人去參觀,一個人就可以完成。如果是一個比較大的翻譯項目,那是一個團隊的工作,在團隊合作中各道工序應該怎樣做,都有很多講究。這些問題通過產學研的結合都能顯露出來,也能讓學生們在職業道德培養這方面得到切切實實的提升。

王:您認為,高校翻譯專業畢業生應具備哪些方面的核心素養,才能滿足和適應新文科建設的要求?

黃:關于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借用國家專業研究生教育五年規劃中的一個表述,關鍵看學生是否具有適應專業崗位要求的能力和素質,把專業實踐、產品研發、創意創作、職業資格等作為專業學位的核心評價內容。我們的學科建設在翻譯領域中,就是看翻譯專業的實踐能力和實踐成果。翻譯相關的產品開發,包括傳播手段、傳播制品、外宣品,還包括把外國的內容介紹到中國的翻譯作品的能力,還有參加翻譯職業資格考試的成果等等,都是翻譯崗位需求的內容。如果把這些作為核心內容來抓,既符合國家的要求,也是提升高校翻譯專業學生服務社會能力建設的途徑之一。

王:課程體系是專業建設最關鍵的基礎要素。在新文科建設的推動下,翻譯專業應設置怎樣的課程體系,才能適應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

黃:這個其實非常簡單。在課程設置的時候,需要了解行業的現狀。行業需要什么樣的人,學校就可以考慮培養什么樣的學生,這樣學校就能培養行業和社會所需要的人。換句話說,翻譯專業的課程設置應該適應國家和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需求。當然,各個地區有共性,也各有特性,東北地區、東南地區的需求就不一樣,關鍵是要把自己的課程設置和國家的需求定位結合起來。

王:為培養適應新時代要求的應用型復合型翻譯人才,您認為,翻譯專業的人才培養可以與哪些其他專業進行跨專業合作?有哪些可能路徑?

黃:可以與很多領域進行跨專業合作,比如最明顯的包括國際傳播、涉外法律、外交、外貿、金融、基礎設施建設、醫學、科技、“一帶一路”建設項目等,這些都為培養復合型人才創造了巨大的需求。在掌握外語的基礎上,再學一門其他的專業,以專業為輔,以外語為主,就符合市場需求了。

如果用國際傳播來做比喻,中國人是學傳播難還是學外語難?顯然是學外語難,所以對外傳播部門愿意招MTI畢業生。你不會新聞傳播,來了實踐單位以后再培養你,因為你外語過關,你知道怎么針對外國人的需求寫文章?,F在很多駐外記者都要用外文寫文章,那些外文能力相對差一些的記者壓力極大,因為他們當初學的是新聞,當年外語基礎沒有那么扎實,現在讓他們用外文寫文章當然比較困難。因為要講中國故事,駐外記者不僅要把外國情況發回中國,還要把中國的情況通過一定的渠道反映到當地,這時這些記者外文基礎不牢固就遇到難題了。

再比如基礎設施建設,亞投行雖然總部設在中國,但它面對所有“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是一個國際性的銀行。亞投行的行長金立群曾說過,到我們這里來的人外語必須過關。如果一個翻譯專業畢業生,外語過關,再懂點金融,懂點投資,或懂點基礎設施建設,比如公路鐵路運輸、房屋建設等知識,到那里去工作,就比較符合崗位要求了。大家只要把思路放在我們國家的需求方面,國家對外語人才的需求方面,那就找到了目標。當然,各個學校各個地區也要有所側重,不需要所有學生都去研究國際傳播,也不需要所有學生都去做法律翻譯,還要跟自己學校的主流學科結合起來。

我們也必須提到,碩士在校階段僅僅兩年,這只是打基礎的階段,如果想要馬上成為某個領域的專家,難度是非常大的,也不夠現實。大家都知道,一個塔是塔尖比較大還是塔基比較大,肯定是塔基比較大,所以在打基礎階段知識面豐富一些更好。學生對口筆譯都要有所了解,為什么口譯的學生一點筆譯不做,為什么筆譯的學生一點口譯不學?當你到了單位領導不管那一套,不管你學的是口譯還是筆譯,翻譯就是口筆譯都能做。如果你說我只會做經濟方面的,除經濟之外的,文學、法律、科技等方面的我都不懂,這也是不行的。我認為趁著年輕要在各個方面都有所接觸,將來剩下的問題就是詞匯量。涉及的翻譯內容原理你都懂,將來如果需要現場翻譯,比如說軍事中各種武器的具體名稱,再臨時學都完全來得及。但是,在學校學習期間,至少要了解一些普及性的知識,如軍艦是worships,總得會說。至于是巡洋艦還是驅逐艦,細分的詞匯工作需要時可以隨時補充。以此為準,比如醫學中的藥方是什么,中醫西醫涉及的基本原理是什么,你總得會一些。在打基礎階段,接觸面廣一些會更好,當然各個學校應該有自己的側重點。

王:非常感謝您接受訪談,為翻譯學科和翻譯專業建設提供了富有建設性的建議。謝謝您!

黃:不客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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