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析新時代中國國際傳播

李海濤

[內容提要]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國的國際傳播工作進入新的歷史時期，將具有新的更為鮮明的特點，也將承擔新的更大的使命。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背景下，中國的國際傳播工作面臨來自自身、國際社會和國際傳播范式革命等多重挑戰。新時期中國國際傳播工作要助力中國穩步走近世界舞臺的中央，就需要完善自身體制與工作內容、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著眼未來布局等。

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國開啟新的歷史征程，各項工作也都進入了新階段，其中就包括中國的國際傳播工作。在新時代，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對加強中國國際傳播工作作出一系列部署和指示，指明了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的目標任務、價值追求、責任使命、實踐途徑和突破方向，為新時代國際傳播工作的開展奠定了堅實基礎。2021年5 月31 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十九屆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體學習時再次強調：“要深刻認識新形勢下加強和改進國際傳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下大氣力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形成同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相匹配的國際話語權，為我國改革發展穩定營造有利外部輿論環境，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積極貢獻?！边@一指示更加明確地指出了國際傳播工作的重要性，對中國國際傳播工作的研究和探索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國際傳播的概念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上的國際傳播主要是指黨和政府專門設置相關傳播機構，進行有特定目的的信息傳遞，側重于對專業具體的國際傳播工作分工的關注，例如中國長期以來從事這一專門具體工作的重要機構是國家外文局；廣義上的國際傳播包括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各種交流往來，黨和政府的對外工作、文化交流、體育賽事、人民往來都能夠在客觀上產生國際傳播的效果。本文研究關注的主要是廣義上的國際傳播工作，但在全球化數字時代隨著國際傳播主體大量增多，這一概念本身也會有進一步的延伸和擴展。

一、新時代中國國際傳播的新要求

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使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后，中國與世界的關系也發生了變化，中國的建設發展任務隨之發生變化，這就要求中國的各項具體工作作出相應的調整和轉變。中國的國際傳播在新時代也有新的要求和新的特點。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史上、中華民族發展史上具有重大意義，在世界社會主義發展史上、人類社會發展史上也具有重大意義?！彼_辟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格局，開啟了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走向發展的新紀元，拓展了發展中國家通過非資本主義道路走向現代化的新途徑，在人類社會發展史上具有重大意義。新時代有很多特征，其中一個重要的特征就是中國與世界的關系也進入了新時代?！靶聲r代新就新在中國與世界關系開創新局面?！敝袊伯a黨帶領幾代中國人進行了艱苦探索與偉大建設，中國的國家實力已經有了巨大的增長，成為世界上具有舉足輕重作用的積極力量。中國已經不再是國際秩序的被動接受者，而是積極的參與者、建設者、引領者。當今世界正在經歷著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將始終不渝做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中國將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不斷為人類作出更大貢獻。

方位決定方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是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對我國發展所處歷史方位作出的新的重大政治論斷，為制定黨和國家大政方針提供了理論依據，進一步指明了黨和國家事業的前進方向。中國的各項工作事業都要圍繞著新時代的部署展開，國際傳播工作同樣也要跟上新時代的步伐。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進入新時代，中國與世界的互動與關系重構也為中國的國際傳播指出了新方向、呈現了新問題、提出了新要求。

一是新的角色定位。新時代中國國際傳播工作新的角色定位，簡言之就是在傳統對外宣傳和國際傳播的基礎上，到了新時代，中國的國際傳播事業將形成與國家實力和國際地位相匹配的“戰略傳播”?！皩ν庑麄鳌痹醋杂诟锩鼞馉幒徒ㄔO年代的宣傳工作傳統，長期以來受到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高度重視，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在中國韜光養晦的發展階段，“‘挨罵’問題還沒有得到根本解決”。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鄭重提出“構建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戰略傳播體系”，給國際傳播工作賦予了全新的角色。中國共產黨將這一工作提升到了國家全面戰略高度，并明確提出要加快形成與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相適應的國際傳播能力，在當前中國正在逐步走近世界舞臺的中央并積極參與全球治理的背景下，中國的國際傳播能力還需要做好從國家能力轉變為一種全球能力的準備。

二是新的邏輯思路。新時代中國國際傳播工作的邏輯思路即是指從過去的相對被動應對式的國際傳播思路轉變為積極主導式的傳播思路，具體包括三個方面的重點建設。首先是國際傳播的內容資源建設。中國是四大文明古國之一，有著綿延數千年的悠久文化，當代中國革命和中國建設的成也有目共睹，中國的國際傳播有著天然的巨大內容資源優勢，在國際傳播中也要著重就中國道路、中國理論、中國制度、中國文化，或是中國機遇、中國實踐、中國思想、中國主張等進行深度挖掘和廣泛傳播。其次是國際傳播的話語體系建設。話語體系是思維體系和知識體系的凝聚和體現，集中表現為概念、范疇和表述的使用。中國要有意識地積極構建具有中國特色同時也能夠為向世界傳播為世界所理解接受的話語體系，充分彰顯中國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最后是國際傳播敘事邏輯建設。隨著近代西方社會在全世界的侵略和文化傳播，大量后發國家自覺或不自覺地嫁接了西式敘事邏輯，甚至忽視了自身的文化歷史發展邏輯。中國自身就有著完整的敘事邏輯和體系，這種邏輯和體系來自于東方哲學、中國文化的歷史理念和革命建設、道路選擇的當代理論。這種敘事邏輯是最適合中國的，對其他國家的發展也具有重大參考意義。在國際傳播中要全面反思總結，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敘事邏輯。

三是新的使命擔當。在新時代，中國國際傳播工作將有更多的使命和擔當?？傮w來說，可以分為三個基本內容。首先是講好中國故事，構建中國形象。隨著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不斷提升，中國已經站在了世界的聚光燈下，如何認識和理解中國的發展是世界必須面臨的問題，如何向世界展示中國的發展是中國必須回答的問題。習近平指出，要“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讓世界認識一個立體多彩的中國”。中國必須要向世界展現作為文明大國、東方大國、負責任大國和社會主義大國的真實、立體、全面的良好形象。其次是為我國改革發展穩定營造有利的外部輿論環境。治國理政和平發展需要良好的輿論環境，目前中國發展的國際輿論環境并不好，要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就必須營造良好的國際輿論環境，不僅要主動構建良好的輿論環境，還要堅決地同一些不良言論作斗爭。最后是要傳播中國主張，引領全球傳播和輿論潮流。當前的全球治理面臨重大危機，全球輿情治理問題更為凸顯。國際傳播霸權國家帶來的混亂無序的全球輿情只能給世界帶來更多的矛盾和沖突，中國發展國際傳播和參與全球治理，不可避免地要參與到全球輿情治理中來，要樹立風清氣正的全球輿論潮流，為廣大發展中國家發聲，為全人類的共同發展指明正確的方向。

新時代對中國國際傳播提出了新要求，為此，中國國際傳播須具備以下新特點。

其一是全局化。新時代的中國國際傳播逐漸呈現出全局化趨勢。在當前全球化不斷深入的過程中，國際傳播有從專業工作轉變為全面工作、從局部工作轉變為全局工作的趨勢。國際傳播將越來越關系到國家發展的全面大局，其與國家形象、國家治理、國家安全、全球治理等等核心內容有了更多的交叉與融合。在具體業務中，國際傳播已經不再僅僅是特定工作部門的專門業務，其與國家的政治、經濟、外交、軍事、社會等工作都將發生越來越緊密的聯系。新時代的國際傳播工作要統籌好國內國外兩個大局，而嚴格意義上的國內傳播和國際傳播已經難以區分，這兩個大局并不是完全孤立存在，將會不斷融合。國際上的一些思想和潮流會蔓延至中國（如Me-too運動和元宇宙熱潮等），中國內部一些個人言行也可能引起國際輿論關注（如疫情中的方方日記、徐州豐縣事件等）。事實上信息傳播的全局交流與活動已經出現，中國的國際傳播工作必然要有更加開闊的全局性視野和規劃。

其二是系統化。國際傳播工作自身要求內部各個要素之間具有較強的協同性,只有充分發揮各個要素之間的協同作用,才能夠更好地形成一個統一的整體,共同完成國際傳播任務。目前，美國已經建設完成相對完整的國家戰略傳播系統，這是一套由總統通過國家安全委員會領導的美國內政、外交以及軍事情報部門構成的聯動機制，將公共事務、公共外交、信息操控和對公共外交的防務支援納入其中，背后還指揮著大量的媒體和非政府組織。當今國際信息傳播無處不在，國際傳播事件隨時都在發生。中國在新時代要面對和解決的國際傳播任務將更為復雜和艱巨。中國的國際傳播工作要更加高效有序，更好地完成使命與責任，就必須注重系統化發展。要全面系統地進行傳播理念、傳播戰略、傳播策略等全流程規劃，構建傳播載體、傳播渠道、傳播平臺等全方位傳播途徑，充分運用傳播主體、傳播客體、傳播內容等全方面要素，對傳播組織、傳播行動、傳播反饋等全過程進行研判，實施傳播環境、傳播技術、傳播后勤等全方位保障。在具體工作中,多部門合作、多任務管理、多戰線協同已經成為國際傳播工作的大趨勢，復雜形勢下對中國國際傳播工作的系統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其三是專業化。高效開展國際傳播工作，需要有專門的知識和專門的人才來進行。目前中國的專業化人才培養存在著明顯的不足。一是以往中國培養了大量的“把世界介紹給中國”的人才和專家，但是對“把中國介紹給世界”的人才培養重視不足，區域性國際傳播專業人才缺乏，存在不少身兼數職和“小馬拉大車”的現象；二是以往的各個專業之間的界限過于明顯，相互之間能力難以形成相互合作支撐的機制，如翻譯與傳播兩大學科的人才培養體系處于幾乎完全隔離的狀態，傳播人才缺乏外語和翻譯知識、能力與素養，而翻譯人才并不諳熟國際傳播特征與規律；三是培養了大量的專業理論人才，但是對于傳播工作實踐性人才的培養卻相當不足，尤其是學校的一些課程與國際傳播的相關實踐相去甚遠，使得實踐人才的成長需要更長的時間。

二、新時代中國國際傳播面臨的挑戰

在黨和國家的高度重視下，新時代的國際傳播工作已經揚帆起航，朝著新的目標前進。但偉大的事業不會永遠一帆風順，也不會一蹴而就，在新時代的國際傳播工作中，必須清醒地注意到這項工作所面臨的挑戰，尤其是在當今世界正在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背景下，各種新問題新挑戰更是層出不窮。這些挑戰林林總總，歸結起來可以劃分為三類。

（一）中國當前國際傳播工作的不足帶來的挑戰。盡管黨和國家一直重視國際傳播工作，并且在歷史上的各個時期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對國際傳播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下形勢下，中國國際傳播工作的不足也逐漸凸顯出來。

一是上重下輕的國際傳播格局。以往的國際傳播工作主要都是由中央層面的相關機構（如國家外文局）開展，參與相關研究和相關實踐的也主要是政府機構和高校研究機構中的專業人士，地方政府和社會組織較少參與國際傳播，這就導致在中國全面開放的過程中許多人已經身處國際傳播中但卻并不知何為國際傳播，更不知道如何開展國際傳播。盡管一些地方已經走在了前面，如中國地方傳媒中的河南衛視在中國傳統節日推出的《唐宮夜宴》《洛神水賦》等節目引起了巨大的積極反響，但這樣的優秀案例目前非常少，地方國際傳播總體面臨著人才短缺、渠道不多、資金匱乏、資源不足、體系不健全等眾多短板。

二是官強民弱的國際傳播結構。目前開展國際傳播的主體仍然主要是我國的官方媒體機構和官方代表，民間參與力量明顯不足。外文局、新華社、《人民日報》、孔子學院等機構開展了大量的國際傳播工作，民間機構和人士的參與度相當有限，盡管近些年來如“歪果仁研究協會”、李子柒等社會主體已經不自覺地參與其中并且產生了積極效果，還有大量的中國文化愛好者、國外中國留學生、在華留學生等等群體正在以自己的方式參與其中，主要通過網絡進行傳播工作，但這些群體目前尚沒有得到專業的指導和專門的引導，這些力量發揮的影響力仍然較為有限。

三是內緊外松的國際傳播現象。目前關于國際傳播的主場主要是在國內。以中國各類外事和外宣機構為主，中國國內形成了大量的國際傳播陣地，但是在中國以外的世界其他機構和平臺中的傳播陣地建設卻仍然不夠，中國在世界上的聲音仍然相對微弱且缺乏持續的影響力。中國的媒體也因為在國際上沒有穩固的平臺和渠道，使得中國在關于世界性新聞的播報中，往往比不上世界其他地區的主要媒體。中國國際傳播仍然處于“走出去”的階段，尚未在世界重要平臺上“舞起來”，更談不上在一些重大事件中形成內外聯動。這就使得中國國際傳播中的很多活動往往是暫時性的或者一次性的，難以形成堅固的國際傳播堡壘和陣線，難以持續發力積累成功。

（二）全球國際傳播形勢帶來的挑戰。當前，全球國際傳播格局的基本形勢是西強東弱。西方國家較早參與全球化，并在此過程中較早制定了國際傳播戰略，隨著時間的積累已經形成了強大的國際傳播優勢，把持和控制了國際話語權。有研究表明：“西方的四大主流通訊社:美聯社、合眾國際社、路透社、法新社每天的新聞發布數量占據整個世界新聞發稿量的80%。傳播于世界各地的新聞，90%以上由美國等西方國家壟斷。西方50家媒體、跨國公司占據了世界95%的傳媒市場……美國控制了全球75%的電視節目的生產和制作?！?021 年數據顯示，在全球排名前十的社交媒體中，前五名均來自美國。任何抵抗歐美國家話語權、提供另一種觀察視角的聲音都無法被聽見、無法形成自己的傳播基調與底色。西方國家警惕并遏制中國的和平發展，在國際傳播領域借助自身優勢對中國國際傳播形成了三種挑戰：

一是“定義解釋霸權”及其挑戰。爭奪新聞的第一定義權和解釋權一直以來都是新聞傳播工作的重要內容。在西方國家長期以來形成的國際傳播霸權中，定義解釋權突出表現為對一些所謂的普世價值的定義。美國長期壟斷對“人權”“自由”“民主”等概念的定義解釋權，并打著這些旗號，在世界范圍內強行推廣其所定義和理解的這些價值觀念。美國甚至提出“人權高于主權”“人權無國界”，以人權普適性為借口對中國內政外交指手畫腳，以人權為名進行人道主義干涉。2020年初中國人民全力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之時，美國對自身防疫工作放任不管，卻頻繁指責中國的防疫措施“侵犯人權”。定義權和解釋權非常具有迷惑性和隱蔽性，因為看起來有一定的自洽性和合理性，但這種自洽與合理是自私、片面甚至偏激的，根本不符合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基本實情。這種定義解釋霸權的推廣，給全世界帶來混亂和沖突，中國和一些國家長期以來深受其害。

二是“議題設置霸權”及其挑戰。國際傳播中的議題設置可以“將受眾注意力集中于特定議題,從而建構公眾的政治想象”。 Maxwell Mccombs and Donald Shaw,“The Agenda-setting Function of the Mass Media,”,Vol.36,1972,p.177.議題設置霸權，指有目的有計劃地設立并主導有利于自身的討論議題，使其他參與者關心的議題被消解。一方面，在一些國際多邊議事機構中，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往往著重討論自身關切的問題，而中國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合理倡議、訴求與呼吁常常被忽視；另一方面，在針對中國的輿論包圍和輿論戰中，美國已經建立起一套熟練的通過政治丑化、經濟操控、文化解構、技術控制等方式制造輿論熱點和討論議題的手段策略。根據美國眾議院中國特別小組發布的《2020中國工作組報告》，美國針對中國發起輿論戰的主要議題涉及：涉藏、涉疆、涉港、臺灣、釣魚島與南海等領土主權議題；宗教、少數民族與種族議題；人權與憲政民主議題；隱私與數據安全議題；供應鏈與高新通信技術議題；中美貿易戰、“一帶一路”和“新冠疫情”等話題系列議題。這些議題反復不斷地被美國挑起，嚴重干擾了中國的輿論環境。

三是“炒作打壓霸權”及其挑戰。一些國際傳播話語霸權國家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經常會創建各種各樣別有用心的不實消息和片面曲解的信息。不結盟運動國家曾經意識到這個問題，并試圖抵制西方通訊社扭曲報道，但最終失敗。美國一些政治人物、立法機構、情報機構和一些媒體沆瀣一氣，共同炮制和炒作各種謊言，并將其傳播到世界各地，人為制造混亂和沖突。在新冠疫情暴發后，美國將新冠肺炎病毒稱為“中國病毒”或“武漢病毒”，宣稱新冠肺炎病毒系武漢病毒研究所制造和意外泄露的，稱中國有意讓大量中國人外出向全世界散播病毒，甚至還散布“中國控制世界衛生組織，用金錢拉攏世衛組織”等荒唐言論；此外，還聲稱要對中國展開調查，起訴中國，向中國追責索賠。除此以外，美國還炒作中國輸出所謂“銳實力”，對中美人文交流，包括在美國的媒體、孔子學院、留學生活動等進行限制，2020 年美國先后將新華社、中國國際電視臺（CGTN）、中國日報等11 家中國媒體駐美機構作為“外國使團”列管。2021 年2 月，英國通信管理局吊銷CGTN 英國廣播許可，CGTN 在英國被迫停播。中國國際傳播面臨的不平等打壓現象比比皆是。

（三）國際傳播發展范式變革帶來的挑戰。數字時代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這已經成為了一種共識。數字科技被認為是工業革命之后的又一個全面革命?，F今，大數據的形成、理論算法的革新、計算能力的提升及網絡設施的演進驅動人工智能發展進入新階段，智能化成為技術和產業發展的重要方向。數字時代國際傳播范式發生新的變革，最典型的特征是隨著技術的成熟，所有行為體都可以參與到傳播行為中來，傳播和輿論可以“由國家、平臺公司、用戶、社會組織等多方力量相互塑造”，國際傳播從“大教堂模式”變成“大集市模式”，在此基礎上，不斷興起的網絡傳播、社交傳播、智能傳播等傳播機制與其相互博弈和聯動，構成了全球媒體生態和國際傳播格局進程的主旋律。國際傳播發展范式變革給中國的國際傳播帶來兩種基本挑戰。

一是開放環境下的國際傳播權威問題凸顯。數字時代徹底動搖了以固定空間領域為基礎的民族國家和所有組織的既有形式。國家的國際傳播成為大量國際傳播實踐中的一種，其內容將會受到多渠道信息的檢驗，其技術與本領也受到輿論市場機制的考驗和選擇。傳統國際傳播壟斷模式下的傳播權威將受到重大影響。如何在信息繁多的國際傳播場里塑造國家的權威，成為了國家繼續發揮領導力的重要命題。尤其是中國曾經長期對國際傳播主張內外有別，在體制機制、基礎設施、信息管理等諸多方面存在機制漸進轉型和工作方式逐漸轉變問題。對新形勢新問題的應對失措將嚴重影響國家政府權威。開放環境里不同國家之間爭奪國際傳播權威的競爭將會越來越激烈。

二是開放環境下的國際傳播治理問題凸顯。數字時代的傳播如此便利，使得各種信息幾乎可以暢通無阻地肆意流動，隨之而來的是一些虛假信息、錯誤信息，甚至別有用心的信息也更容易進入國內，在中國國內制造不良輿情，引發社會治理問題，如果被一些有組織的反動勢力所利用，還將引發更為嚴重的社會治理危機。香港的“占中事件”發生的背后就是大量境外勢力長期對港的傳播滲透。此外，一些中國本土的輿論事件也會在發酵之后有意或無意地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如果輿論一旦影響到國家形象，中國便不可能置之不理。因此，在數字化時代，包括中國政府在內的所有政府都不得不提高自身的國際傳播治理能力，在必要時由指揮者直接下場成為救火員。

三、新時代中國國際傳播工作的改進路徑

針對上文所述的三方面挑戰，本文從以下幾個方面提出新時代中國國際傳播工作的改進路徑。

（一）針對當前國際傳播工作的不足，完善工作機制并改進工作內容。要改革國際傳播工作機制，在領導機制方面要加強黨對國際傳播工作的高度統籌和全面協調，加強新時代中國國際傳播工作的頂層設計、戰略規劃與長期規劃。工作機制方面，要厘清常規工作機制，理順中央機構之間、中央和地方、政府和企業等多組關系，形成一套完備的國際傳播規范和標準；設定專項工作機制，加強對中國領導人的思想理念、中國治國理政的經驗、中國道路的科學總結和國際傳播；設立突發工作機制，對重大突發國際傳播事件建立一套成熟的應對方案，并且在實踐中不斷完善；設定保障工作機制，著重加強國際傳播的人才隊伍建設，既要有專才，也要有實干家，更需要綜合性人才。

要廣泛動員各類社會群體積極參與國際傳播。除了黨和政府的中央機構外，地方政府、跨國央企、大型民企、內外留學生群體、華人華僑、文化工作者、網絡紅人，甚至友好的國際組織等等社會力量都是參與國際傳播工作的生力軍，要鼓勵他們結合自身工作打造優質的國際傳播產品和國際傳播渠道。黨和政府要在政策、渠道、技術、資金等方面為這些國際傳播群體賦能，助力他們擴大國際傳播的良好效果。此外，黨和政府也要對這些群體開展國際傳播工作進行必要的引導、協調與保護，指導中國國際傳播工作彈出相互協奏的交響曲。

要著力打造內外聯動的國際傳播平臺。中國要重點在世界范圍內布局新華社、《人民日報》等旗艦媒體的海外基地，加強這些海外基地的業務能力建設；在世界主要多邊舞臺上著力建設國際傳播平臺，尤其是在聯合國的組織框架內和事務中大力推動中文新聞的傳播與普及；與發展中國家展開戰略合作，由中國協助這些發展中國家建立國際傳播機構和平臺，在全球國際傳播輿論場中與發展中國家形成攻守同盟，共同與發達國家的國際傳播霸權展開斗爭。此外，中國要保持開放，邀請更多的國際友人、友好組織到中國來交流合作，積極通過舉辦重大賽事加強與世界的交流互動，形成國外國內唱響四方的國際傳播聯動景觀。

（二）針對中國目前所處的全球國際傳播形勢，關鍵是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首先要加強國際傳播話語能力建設，形成一套有中國特色的話語，做到兩個融通。一是內部融通，即中國特色的話語體系需要做到內部的自洽與融合。要將中國哲學、中國理念、中國邏輯融入一些重要概念的創設中，同時也要解決中國本身不同話語之間的銜接，比如中國傳統話語與中國革命話語的融合、中國古代文字話語與當代社會主義建設宣傳、傳播話語的融合，學術話語、大眾話語、政治話語之間在基礎層面的交叉融合等。二是中外融通，即中國特色的話語體系絕不能自說自話，而是要力爭影響甚至引領世界話語。中外融通的底層邏輯是能夠形成一種世界性的基礎性的話語體系和邏輯，一些概念的邊界、話語的對象、邏輯的推演理解要能為對方所理解，甚至為對方所接受并形成共識，尤其要避免宣傳色彩或者語調太濃。因此，中國要加強科研高校、科研單位和智庫對中國話語、中國敘事邏輯的基礎學理研究，加強知識體系的支撐。在開展國際傳播之前，可以結合語言學、政治學、傳播學、社會學、心理學等專業知識進行論證，在國內社會一定范圍內進行傳播研討，針對國內社會的傳播反饋不斷完善自身的話語和邏輯，對于國際社會關心且疑惑的問題尤其要進行專門研究。

其次要加強國際傳播溝通能力建設。在傳播實踐中，中國的話語體系要能有效地傳達出去，國際傳播工作還需加強以下幾個方面的建設。一是快速傳播的能力，即中國新聞機構要加強在世界重點地區和重點事項中的傳播力量布局，打造高效高質的新聞制作力量；對于一些重大新聞或事件，要在速度上擁有競爭力，通過網絡直播等方式快速播報，從而第一時間獲得發布權、定義權和解釋權。二是廣泛傳播的能力，即中國國際傳播要加強平臺和渠道建設。傳播渠道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國際傳播的終端邊界，建立權威穩固的信息發布機制和發布平臺，同時也要與世界一些主流平臺開展戰略合作，擴大中國國際傳播影響的覆蓋面。三是深度傳播的能力，即中國國際傳播要加強對傳播受眾的深度影響，關鍵是要通過信息內容的傳播更加深刻地塑造受眾的認知，這就要求在國際傳播的吸引力、說服力、影響力上下功夫。中國共產黨在以往的傳播工作中形成了一整套科學有效的理論和方法，其中的情理交融、反復傳播、示范作用、以點帶面等等都可以在國際傳播中繼承和發揚。

最后是加強國際傳播的斗爭能力建設。全球國際傳播及其形成的全球輿論場中，存在著各種各樣的輿論斗爭，片面言論、不實言論甚至惡意攻擊言論在其間大行其道。中國國際傳播工作一方面要加強自身的傳播能力，另一方面也勢必要加強與這些不良言論的斗爭能力，不僅要在這些言論出現的時候及時進行揭露、糾正和批判，更是要主動展開定義權的爭奪，主動設置議題，在全球輿論場中積極發起討論，形成研究成果，掌握話語主動權。通過開展網絡輿情監測及時捕捉、研判及管控輿情，做好輿情預警工作。對世界范圍內現有的主要國際傳播機構和平臺進行長期跟蹤監控，建立國際全媒體輿情監控平臺與敏感信息分級預警系統，針對部分政府平臺、大眾媒體、重要政客賬號等進行定向監測，第一時間掌握相關輿論動態與發展方向，對于其中的虛假新聞、惡意誹謗、謠言等信息進行必要的防范、跟蹤和研究，并制定成熟的應對方案。

（三）針對科技革命給國際傳播范式帶來的挑戰，著重未來國際傳播布局。要積極爭取世界各國和人民的認可，形成國際傳播輿論場的真正權威。真正的權威不是來自于力量與霸權，而是來自于其他國家的追隨；真正成功的國際傳播，本質上不在于傳播的聲音有多大，而是在于多大程度上獲得了民眾的理解與認可。中國在進行國際傳播的工作中，要摒棄并批判美國等國際傳播霸權國家崇尚的利己主義，要高舉全球國際傳播的價值旗幟，積極代表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在各種國際傳播和全球輿論場合為后發國家發聲，促進解決全球國際傳播的不均衡不平等現象；要代表全人類的共同利益訴求，積極構建人類共享的國際輿論環境，促進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積極倡議構建讓全人類免于憂慮與驚慌、免于斗爭與沖突、讓世界更加美好的國際輿情環境。

從更長遠的維度看，數字時代壟斷式的封閉信息傳播將越來越難，民眾不僅是一國的國民，同時也會成為地球村的一員，其思維與理念難以完全受到國界的限制。這種環境下的國際傳播，無論使用什么方法和手段，終極意義上將是對人心的爭奪，而在各方對人心的爭奪中，客觀上會促進傳播客體的比較、學習、思考與成長，從而在網絡社會的土壤里培養出真正的世界公民。因此，國際傳播工作要更加注重實事求是，要自信地展現獨立真實的中國，不能只傳播好的一面，不傳播不足的一面，更不能一味地灌輸說教。此外，國際傳播不能唯傳播而論，還必須重視真正意義上的交流與互動，爭取人心，要與外交外事等實踐部門密切配合，既要“叫得響”，也要“做得好”。在國際交流的過程中，尤其要關注交流受眾關心的信息和需求，理解交流受眾的思維與偏好，要能夠與他們產生共鳴，并且在恰當的時候給與他們支持與幫助。這樣才能在更深層次上將傳播者的理念變成實踐，將語言變成行動，這種在實踐和行動基礎上的傳播，雖然無聲但也有力，雖然歷久但也深刻。

重視數字科技的“雙刃劍”功能，加強數字時代國家國際傳播治理能力的建設。數字科技在帶來巨大便利的同時，也會給國家帶來更大的治理難題，對于數字科技的這一特性要提前予以重視。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中國要加強國際傳播數據庫系統的建設和分析算法能力的建設。設立包含各個方面的子數據庫，如傳播內容素材數據庫、傳播媒介渠道數據庫、傳播色彩（政治偏好）數據庫、不同傳播對象的數據庫，以及全球多語種、跨區域的傳播事件庫與重大傳播風險事件庫等等，針對關鍵內容和重點問題還要建立動態數據庫，實時掌握重要問題的最新變化，及時反應行動。此外，要加強對國際傳播數據處理能力的建設，在算法、算力方面加大投入，建立各類分析處理模型，通過文本數據挖掘分析方法，結合網絡爬蟲、大數據等新型技術，快速精準提供決策參考信息。尤其要重視和充分利用5G 技術和人工智能在數據處理和應用方面的巨大優勢。隨著信息技術尤其是人工智能等技術的深度發展，國際傳播的生態都可能隨之發生深刻變化，中國要大力開發國際傳播的數字化產品，盡早融入并構建新型國際傳播生態。這些數據庫的及早建立，一方面有利于國際傳播工作本身的開展，另一方面更有利于國際傳播相關問題的有效治理。

在國際傳播社會治理方面，要建立科學系統分級分類的國際傳播治理體系。數字時代的國際傳播主體大大增多，一些傳播信息或事件會有意無意地造成國際影響，一些輿論也可能發酵成為具有國際傳播效應的重大事件。在這種情況下，國家要建立完善的分級分類治理體系，在應對來自境外或者境內的非計劃性國際傳播事件時，要建立清晰明確的管理機制或響應機制，針對不同的情況采取不同的應對措施。比如在國內國際傳播治理中，對于國內外社會中突發的國際傳播事件，要從國家政治的高度予以重視，但是在治理過程中又要本著分級屬地管理等原則嚴格控制其烈度與傳播范圍，及時做好輿情應對與引導；而對國內外一些長期對中國進行惡意不實傳播的媒體與個人，探索建立“負面清單”，并分級采取反擊措施。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和世界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是開展中國國際傳播工作的兩大基本背景。新時代是以中國自身發展階段作為衡量標尺提出的歷史坐標，其開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時段，將中國的全面改革帶入了新階段，將指導中國的各項工作開啟新階段。中國將會更加深入地影響世界，將會為世界和人類作出更大的貢獻。新時代為國際傳播工作的開展確定了目標，作出了規劃，提出了要求。

大變局是以世界發展進程作為衡量標尺提出的歷史判斷，意味著國際力量對比、利益格局和治理體系都在發生深刻調整，充滿著矛盾、分歧和斗爭，國際傳播霸權更加明目張膽地針對中國的和平發展，科技革命也深刻變革著國際傳播的范式。大變局為中國的國際傳播工作帶來了挑戰和機遇，中國國際傳播工作在世界范圍內發揮更大的影響力，也塑造著大變局，推動著大變局的深入發展。

新時代為中國國際傳播工作繪就了大藍圖，大變局將成為中國國際傳播工作發展的試金石。在新時代和大變局的雙重背景下，在中國共產黨的帶領下，中國的國際傳播工作必將能夠于變局中開新局，實現新時代中的新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