岸田政府強化日澳安全合作及其影響

孟曉旭

[內容提要] 岸田政府將日澳安全關系提升為除日美同盟外最為密切的安全伙伴關系，并以對澳安全合作為首，加緊構建日美同盟之外的次級對外安全合作體系，包括簽署日澳《互惠準入協定》，開展更密切且實操性強的安全合作，側重“印太”經濟安全合作等。美國對華戰略競爭的長期化趨勢及其需求變化，“新時代現實主義外交”下對“印太戰略”的深化，以及通過“準盟友”關系來增強威懾力等是日本這一政策背后的深刻動因，中國則是其主要針對目標。從總體上看，日本對澳安全合作呈現出愈加關注太空、網絡等新領域，聚焦東南亞區域，突出塑造“安全規范”等趨勢，但發展成正式軍事同盟的可能性還不大，其進一步深化也面臨不少制約因素。岸田政府強化日澳安全合作將密實美國亞太軍事同盟體系，促動“四國機制”軍事化，為美日澳三國深化“印太戰略”的軍事合作提供新助力，在海洋問題特別是臺海問題上對中國構成新的挑戰，并可能加快日本向“軍事大國”轉型。

主張“新時代現實主義外交”的日本岸田政府正將日澳安全關系戰略性地置于除日美同盟之外的首位，加緊構建次級對外安全合作體系。2022 年1 月6 日，日澳首腦會談承諾“擴大和深化兩國安全和防衛合作”，盡快“發表新《日澳安全合作聯合宣言》”，以指導今后行動。會談中，兩國還簽署了旨在促進日本自衛隊和澳國防軍開展深度合作的《互惠準入協定》。17 日，岸田在施政演說中表示，日澳“簽署《互惠準入協定》，包括強化安全合作，將兩國特殊戰略伙伴關系提升到了新高度”。在美國對華戰略競爭持續和“印太戰略”深化的背景下，日本強化對澳安全合作，加速推動兩國同盟化和合作軍事化，必將產生復雜的影響，需加強研究。

一

日本尤為重視與“特殊戰略伙伴”澳大利亞開展安全合作，兩國具有除日美同盟之外最為全面的雙邊安全合作協議。2007 年簽署的《日澳安全合作聯合宣言》和2008年兩國發布的“全面戰略、安全和經濟伙伴關系聯合聲明”是日澳開展安全合作的文件基礎。此后，兩國先后于2008 年簽署《防衛合作交流備忘錄》，2010 年簽署《物資勞務相互提供協定》，2012 年簽署《情報保護協定》，2014 年簽署《防衛裝備品及技術轉移協定》，2017 年修訂《物資勞務相互提供協定》。在上述安全合作協定中，澳大利亞都是除美國外首個與日本達成相關合作的國家，連《日澳安全合作聯合宣言》也是日本戰后與美國以外的國家簽署的首個防務合作文件。日本有意將澳置于“準盟國”地位。2014年和2018年，日本還分別邀請澳總理阿博特和特恩布爾參加國家安全保障會議，參加日本最高安保決策過程。自2021年10 月上臺以來，岸田政府更是在框架、內容、領域及深度上拓展對澳安全合作，使兩國安全合作除涉及物資與勞務提供、情報溝通與分享、防衛裝備轉讓、國防技術合作外，更包括部隊互訪及聯合軍演、武器防護實施、經濟安全合作等在內的深度安全合作，實操性更強，在安全合作上體現出法律制度拓新化、目標地區化以及具體內容綜合化等新特點。

（一）從法律上對日本戰后對外安全合作進行了制度拓新，進一步將日澳安全關系提升為除日美同盟之外最為密切的安全伙伴關系，兩國安全合作“準同盟”化。除積極推動簽署新的《安全合作聯合宣言》以升級日澳安全關系外，為促成自2014 年起就同意啟動的《互惠準入協定》達成，岸田政府在長期成為協定簽署障礙的訪問部隊人員犯罪是否適用死刑問題上，最終協調同意訪問部隊成員在當地觸犯法律時，派遣國對公務中的犯罪擁有審判權，而接納國對休假等公務外犯罪擁有審判權?！痘セ轀嗜雲f定》規定：（1）簡化訪問部隊人員及船舶、飛機等的出入境手續，為軍事物資提供免稅待遇；（2）明確訪問部隊在攜帶運輸武器、進行防務活動方面的權利及責任；（3）就訪問部隊可能產生的法律問題進行提前約定。除與盟國美國1960 年簽訂的《日美地位協定》之外，戰后日本還沒有與其他國家締結部隊出入境協定。日澳《互惠準入協定》指導對外安全合作中的入境外國部隊的操作與管理，是岸田政府為日本進一步深入開展對外安全合作而摸索出的法律文件。這既為日本自衛隊和澳軍隊互訪、聯合演習、合作抗震救災等建立起有法可依的行政框架，也為日本與美國之外的伙伴國開展類似活動提供了指導，是戰后日本對外安全合作的制度拓新，也使澳在日本的對外安全合作中位居“準盟國”地位。

（二）高級別安全對話頻繁且密切，安全合作議題和合作領域超出雙邊而更加注重地區層面，安全合作活動實操性更強。岸田剛上臺第二天與澳總理莫里森舉行了首腦會談，強調要“進一步加強安全領域的合作”。岸田上臺4 個月內日澳共舉行了三次以安全合作問題為主要內容的首腦會談，舉行的三次日澳外相會談也都強調“在共同認識到區域戰略課題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強日澳安全合作”。日澳安全合作對話機制較多，除雙邊首腦安全對話和美日印澳“四國機制”下的峰會對話外，部長級安全對話機制有日澳外長防長“2+2”會談、防長會談，美日澳三邊防長會談等，局長級的安全對話機制有美日澳安全保障防衛合作會談及次官級安全對話等。在地區和多邊框架下，日澳安全對話機制包括東盟地區論壇（ARF）、東南亞國防部長會議（ADMM）、太平洋島國論壇（PIF）等“1軌對話”及香格里拉會議等“1.5軌對話”機制。

在雙邊安全合作議題上，岸田政府明確表示要促進日本海上保安廳和澳內務部之間在促進信息共享和把握海洋態勢方面進行合作。比較而言，日澳對地區安全議題更為關注。在南海問題上，日澳首腦會談多次表達對南海局勢的“嚴重關切”，反對違反《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非法海事主張和活動，反對任何“單方面以武力改變現狀的企圖”。在東海問題上，日澳首腦會談也表示“嚴重關切”，強烈反對任何“旨在改變現狀和加劇地區緊張局勢的破壞穩定或脅迫性的單方面行為”。日澳甚至還在涉臺問題上共同強調“臺海和平與穩定的重要性”。兩國還譴責朝鮮發展核武器及彈道導彈研發活動，表示致力于實現朝鮮所有核武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和彈道導彈均徹底、可核查和不可逆轉地拆除；關切緬甸局勢；強調密切合作以維護和加強《不擴散核武器條約》。

日澳聯合軍事演習頻繁且有深度，軍隊聯絡呈機制化，操作互動接近實戰。2021 年10 月中旬，日美印澳在孟加拉灣舉行的“馬拉巴爾”海上軍事演習更趨實戰，緊扣聯合反潛作戰和海上特種作戰，旨在強化互操作性。在10 月下旬日美澳英海軍舉行的“2021 年海上伙伴關系演習”（MPX 2021）中，日本派出“加賀”號直升機母艦，演習內容除涉及海上通信、反潛作戰、空戰和實彈射擊等外，還進行了海上補給、跨甲板飛行和海上攔截演練等。2022 年2 月，日美澳在關島舉行“對抗北方-2022”聯合作戰演習，旨在提高美日澳在“印太”的戰備、聯合作戰能力和互操作性。2022 年，日本陸上自衛隊還將派遣聯絡官駐澳協調聯合訓練工作，兩國軍隊聯絡開始向機制化發展。在日澳“2+2”會議正式將澳軍列入“武器等防護”對象名單之后，2021 年11 月，日本海上自衛隊護衛艦“稻妻”號對澳海軍護衛艦“瓦拉蒙加”號實施了接近“有事”情況下的警護防衛，這是日本自衛隊首次對美軍以外其他國家軍隊實施基于新安保法案的“武器等防護”條款。日本防衛省就此表示，保護澳軍旨在加強互操作性，進行更為密切的合作。

（三）重點開始側重經濟安全合作，通過塑造經濟規則謀求構建經濟安全秩序，積極打造新的能源安全供應鏈。在國際供應鏈調整上，日本的首要舉措就是與澳等進一步加強安全合作，提出日澳印“供應鏈彈性倡議”。2021 年4 月，日澳印貿易部長會晤后正式啟動該倡議。日本對澳開展經濟安全合作的重點是：建立安全可靠的關鍵商品和服務供應鏈；加強關鍵技術及重要基礎設施合作；構建關鍵礦產供應鏈，打造新的能源供應鏈；促進國際法的適用，制定國際標準，構建基于規則和標準的“經濟秩序”，反對“經濟施壓”和“經濟脅迫”。日澳認為確保經濟安全日益重要，“兩國共同繁榮取決于安全可靠的關鍵商品和服務供應鏈”，關鍵就是促進經濟安全領域的協調，強調要在太空、網絡、數字、關鍵技術基礎設施（包括5G 網絡和海底光纜）以及資源安全（包括關鍵礦產供應鏈）等方面加強合作，主張維持自由和開放的市場，提高“印太”區域供應鏈的彈性和效率，強調貿易不應被用作施加政治壓力的工具，通過密切合作確保以市場為導向和公平競爭的環境，以促進非歧視性的貿易和投資環境等。在經濟安全合作上，岸田與莫里森會談后明確承諾在經濟安全保障領域加強合作，相關舉措包括致力于應對技術轉移，建立彈性的供應鏈，加強對重要基礎設施的保護。兩國還同意加強合作促進人工智能（AI）和量子技術等重要技術的研發、促進網絡空間適用國際法及達成一致的規范、制定國際標準等。在國際經濟安全合作上，日澳強調要與合作伙伴一道應對經濟挑戰，支持構建“自由、開放、包容和繁榮的印太”。

日澳積極謀求構建資源安全和能源安全供應鏈。2021 年12 月14 日，日美澳召開基礎設施和重要礦物協商會，強調三國要加強礦產資源供應鏈合作。在2022 年1 月的首腦會談中，日澳強調“在包括發展重要礦產資源的彈性供應鏈等資源安全保障領域加強合作”。清潔氫能是澳政府“長期碳減排計劃”和“技術投資路線圖”中列出的重點技術之一，“澳大利亞清潔氫能貿易計劃”支持出口供應鏈開發項目和清潔氫能及其衍生化合物商業化生產項目。在“日澳脫碳技術合作伙伴關系”下，日本與澳推動構建清潔燃料氫能供應鏈，該機制包括“氫能供應鏈”（HESC）、“日澳能源和資源對話”（JAERD），以及“日澳氫能和燃料電池合作聯合聲明”等倡議。日澳正在致力于深化日本提出的“亞洲能源轉型倡議”，利用2022年澳舉辦“印太清潔能源供應鏈論壇”，強化合作推進“印太”能源轉型。

二

當前日本強化與澳安全合作的深層原因與大國戰略競爭的長期化不無相關，也與日本的自主性戰略有關，具體而言有以下幾點。

第一，拜登政府在“印太戰略”下對華開展長期競爭戰略，將中國作為長期戰略競爭對手。拜登政府新版《臨時國家安全戰略方針》判斷中國是“唯一可能將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力量相結合，對穩定和開放的國際體系提出持續挑戰的競爭對手”。面對實力相對衰弱的現實和國內事務優先的政策，美國注重與盟友合作并支持盟友間強化安全合作，希望盟友在對華政策上投入更多資源，發揮更大作用以分擔美國成本。作為美國軍事同盟體系的“北錨”和“南錨”，“印太”關鍵盟友日澳在美國“印太戰略”中的重要性提升，拜登政府多次表示美日、美澳關系是“印太”安全的基石。在將美日印澳“四國機制”升級為首腦峰會機制后，拜登政府更希望“四國機制”內部特別是日澳印間開展更多務實性合作，打造出以美國“印太”雙邊同盟為主線、“四國機制”成員內部交互合作的網狀“印太”安全核心架構。2022年1 月6 日，美國“印太事務協調員”坎貝爾表示，美國需要在更大范圍內推動盟友和伙伴為了“共同的目標”作出努力。美國支持日澳強化安全合作的目的是構建美日澳“三角同盟”，一旦美軍卷入地區戰事，日澳兩國能夠在情報和后勤支援等方面提供可靠協助，合力介入“印太”安全事務，強化同盟威懾。拜登政府更是將經濟安全作為其“印太戰略”的新抓手，與日澳等盟友立足意識形態劃界聯手重塑“印太”產業鏈，構建基于價值觀的、穩定的供應鏈，應對所謂中國對美國領導地位產生的經濟威脅。2021年10 月，拜登在東亞峰會期間提出與盟友及伙伴國合作的“印太經濟框架”，針對數字貿易，強化半導體關鍵供應鏈等經濟安全問題，將有共同意向的國家集合起來謀求制定與數字貿易及人工智能等尖端技術相關的國際規則，應對中國。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和貿易代表戴琪均將其亞洲之行的首站設在日本并就設立“日美通商合作框架”達成一致，兩人還同澳官員舉行了會談。美國的目的就是戰略前置，并要求日澳配合和支持。在2022年1月的日美首腦會談中，拜登和岸田一致同意與澳等國深化合作。美國的戰略需求為日本強化和擴大對澳安全合作提供了運籌與協調空間。

在日美同盟框架下，擴大日本地區威懾力的最好途徑就是鞏固美國的地位、增強美國的力量。岸田政府利用美國深化“印太戰略”之需，積極實施“誘導戰略”，通過強化日澳安全合作充實美國“印太”軍事同盟體系，特別是提升美國履行安全承諾的信心，推動美國加強在“印太”地區的軍事存在和安全參與。日澳制定一致的外交安全政策的可能性越大，美國在地區繼續留下的概率就越高。日本認為，通過合作促進美國對“印太”地區的參與不僅有利于日澳，更有助于加強美日澳的協調，“用同一個聲音說話”。細谷雄一提出，“僅靠日澳兩國的合作，促進‘自由開放的印太’能力有限”，“沒有世界最強大的軍事大國美國的干預，日澳很難維護生死存亡的利益和本國的安全”。日澳高層也多次強調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持續存在和參與的重要性，認為日澳強化合作有助于擴充美日澳合作。2022 年1 月，日澳首腦會談就表示，“歡迎美國對印太強大和持久的貢獻”及“構筑印太經濟框架的意圖”，確認“提高相互強化美日澳合作”。強化對澳安全合作也可以使日本在面對大國持續競爭和地區形勢不穩定中更好地借助伙伴，“找到平衡能力”。

第二，岸田政府主張“新時代現實主義外交”，積極拉攏與日有共同戰略利益的澳深化“印太戰略”，既應對可能發生的因美國政策變動特別是對地區干預能力下降而產生的風險，又可在“印太”合作中推進日本所偏好的區域秩序，并通過協作共同應對中國崛起。岸田政府“新時代現實主義外交”的第一支柱就是“珍視自由、民主主義、人權、基于法治等普世價值和原則”。在自視是民主自由價值觀旗手的身份定位下，日本積極充當維護“印太”安全秩序的急先鋒。岸田強調，應“與同盟國、志同道合的國家攜手，大力推進‘自由開放的印太”構想”。與共有民主主義等價值觀的澳大利亞開展合作是日本“印太戰略”的利益所在。日澳“2+2”會議明言，“兩國因共同價值觀團結一致，堅定不移致力于維護民主、人權、自由貿易和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兩國在印太及其他地區的安全、穩定和繁榮方面的共同戰略利益以及深度經濟互補，使兩國關系日益緊密”。

受美國實力下降和特朗普政府美國優先政策的沖擊，日本認為，美國中長期內對外交的興趣及投入因為受制于國內的壓力而減少，未來美國是否會繼續堅持對外安全承諾并將自由貿易置于保護主義之上也存有疑問。在美國對華戰略競爭激烈和走向長期化的背景下，日本認為自己正處于大國戰略競爭的最前線，需要堅定的伙伴和基于規則的“印太”秩序維護自身的安全。有同樣戰略安全認知并對“印太”秩序抱有強烈塑造意愿的澳大利亞無疑被日本視為可以聯手的重要伙伴。澳外交部長佩恩等就表示：“地區大國擁有真正的力量和影響力。我們都不是旁觀者，澳大利亞肯定也不是。我們對我們地區有一個積極的愿景，并正在采取行動實現這一愿景?！?022 年1 月，日澳首腦會談明確強調，雙方伙伴關系是“基于對民主主義、人權、自由貿易、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的共同承諾”，確認“加強協調以確保合作伙伴關系，持續應對變化的戰略環境?！?/p>

日本強化對澳安全合作更是針對中國崛起采取的聯合行動。與日本一樣，澳大利亞也將中國視為“印太”秩序的主要挑戰者，把強化與地區伙伴關系的國際防衛參與定位為“維持基于規則的秩序”的有力手段。澳外事與貿易部秘書長孫芳安稱,“中國是最具影響力的變量”，“發達國家的價值觀、制度和地位正在受到挑戰，西方在經濟、軍事和技術實力上的優勢正在減弱”，澳要合作應對中國不斷增長的“實力和野心”。對日本而言，澳作為地區強國，能在海上通道安全、南海問題等諸多領域應對“中國威脅”，是其戰略合作的“自然伙伴”。岸信夫稱，中國正在試圖通過力量改變地區現狀，為實現“自由開放的印太”，“必須構筑能夠保護自身的結構”，而中美力量平衡“已明顯轉變”，期待澳能在東南亞及太平洋地區發揮主導作用，對抗中國，因為在這些地區“澳有相當大的影響力”。

第三，對外經濟安全合作是岸田政府的招牌政策，與澳深化經濟安全合作更是日本拓展“印太戰略”的新舉措和戰略抓手。岸田政府認為，美國對華戰略博弈下圍繞高科技的競爭將更加激烈，使用經濟工具而非軍事力量的新型戰爭正在出現，加上新冠疫情蔓延下供應鏈脆弱性不斷凸顯，對外經濟安全合作將是日本重要的戰略性政策。岸田本人非常重視經濟安全，上臺后就新設置經濟安保擔當相一職，積極推進出臺經濟安全保障法案。岸田在國會演說中表示，“在世界各國確保戰略性物資和獲取重要技術的競爭不斷激化的背景下，經濟安全保障乃當務之急”。2021 年10 月23 日，在日美高官出席的第八屆“富士山會議”上，自民黨干事長甘利明基于維護經濟安全保障的立場就提出，核心技術應僅限盟國及志同道合的國家間共享。2021 年11 月19 日，岸田組織召開“經濟安全保障推進會議”，要求經濟安保擔當相小林鷹之迅速制定經濟安全保障推進法案，加快完善日本國內經濟安?；A，目的就是要順利推動與伙伴國的合作。同日，日本外相林芳正在記者會上也表示：“為確保經濟安全，將與美國等國加強合作?！?/p>

日本認為中國“不當的經濟行為”破壞了“印太”秩序，而伴隨“一帶一路”的發展和疫情下中國經濟的逆勢增長，日本“印太戰略”更加重視中國的經濟力量的發展和“經濟威脅”。自菅義偉政府時期開始，日澳就在美日印澳“四國機制”多邊框架下開展經濟安全合作，四國首腦峰會還就重要和新興技術等領域成立工作部會。日澳也多次聲明，“反對通過經濟手段進行脅迫和破壞穩定的行為，因為它破壞了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迸c盟國和伙伴國強化經濟安全合作更是岸田政府拓展“印太戰略”的重要舉措，并因此將經濟安全與“基于規則的印太秩序”緊密掛鉤，構建所謂“對于日本安全和繁榮必不可少的自由公正的經濟秩序”。為此，日本謀求與作為“印太戰略指導性聯盟”重要成員的澳大利亞開展經濟安全合作。

立足能源安全，打造氫能供應鏈是日本“印太戰略”在經濟安全方面的新舉措。日本約90%的能源依靠進口，澳大利亞是日本最大的能源和關鍵礦產供應國，當前莫里森政府正致力將澳打造成國際清潔氫能首選供應方。為達到2050 年碳零排放的目標，日本提出的液態氫計劃需要利用澳方優勢共同打造國際氫燃料供應鏈。2021 年4 月27 日，日澳印通過的“彈性供應鏈倡議”謀求構建以“脫碳化”為目標的資源、技術互通供應鏈，在諸如氫燃料、數字技術等領域實現互補。日澳首腦也強調“兩國決心通過技術研發合作，開發低排放和零排放技術支持脫碳戰略，使其具有全球可擴展性和商業可行性，從而加快全球減排步伐并實現凈零排放”。通過主導氫能供應鏈，日本試圖在區域和多邊范圍內吸引更多的伙伴國，并利用技術和合作優勢加大對東盟的影響力。

第四，岸田政府試圖通過擴大對外安全合作，在一定程度上謀求對美安全戰略自主，并反推國內政治議程，實現日本戰后國家身份轉型。日本認為，未來美國存在孤立主義的風險，在擔憂被美“拋棄”的恐懼下，積極追求相對獨立的安全防衛戰略，構筑以其為中心的“復合型安全合作架構”，對沖美國可能“缺席”帶來的挑戰。日本認為，“在東南亞、南亞、大洋洲等地區存在著能跨越中美競爭這樣的大國政治洪流并積極致力于構建印太秩序的國家群”，這些國家“不是旁觀者”，它們有著“與大國抗爭的外交智慧和手段”，日本要與其形成多層復合合作網絡，構建“多極多中心印太秩序”。而拜登政府希望盟友發揮作用并對盟友“賦權”的政策也給日本謀求安全戰略自主創造了相對寬松的空間。正是意識到建立“不單獨依附美國的安全體制”的現實性，岸田政府把澳大利亞視作“準盟國”首選。同時，美日印澳“四國機制”的升級以及歐洲國家“印太戰略”對日本地位的重視，也讓日本感覺到自身在地區有著獨特乃至是強大的安全作用，并自我感覺有成為“軍事大國”的可能。岸田政府對澳深化安全合作的戰略構想就是，通過擴大對外安全合作，在地區發揮日本的主導性作用，打造出除美國之外的以日本為中心的次級復合型安全合作網絡，在強化美國“印太”軍事同盟體系的名分下謀求自己在國際安全合作上的自主性和影響力。從日本自身國家發展戰略來看，岸田政府走的仍然是戰后謀求大國化的路線，采取的是通過輔助美國來追求日本在安全上的自主，其本質是“入美自主”而不是“脫美自主”。岸田政府在安保問題上仍然繼承安倍政府的立場，試圖通過更正式的對外安全合作框架使自衛隊在國際社會擁有合法身份，順利向海外派兵，深度參與地區安全事務，同時反推國內修改日本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利用自衛隊國際安全活動事實推進修憲議程，實現自衛隊“入憲”目標，進而從根本上實現日本國家軍事身份正?；蛙娛铝α客鈹U發展合法化。通過對外安全合作的既成事實以帶動修憲輿論，最終跨越國民投票大關是岸田政府的修憲策略。岸田就表示：“在時代劇變的當下，現行憲法是否還一直符合當今時代，我們國會議員應該喚起國民廣泛的討論?！?/p>

三

美國已從“保護盟友”轉向“提升盟友能力”，并支持日澳加強安全合作，推動“印太”盟友體系朝長期博弈、更加全面的“競爭型同盟”方向發展。日本在配合美國的同時也在對澳安全合作中深化“印太戰略”，聯合介入地區安全議題，并構建以其為中心的復合型安全合作架構。未來日澳安全合作還不太可能突破當前的安全合作框架，但會不斷持續深化，在強化中也面臨制約。

一是日澳安全合作發展成正式軍事同盟的可能性不大。日澳國內都有支持兩國正式結盟的聲音。澳前國防部官員、澳戰略政策研究所所長皮特·詹寧斯在構筑被稱為“B計劃”的澳自主防衛體制的第二個舉措中，就提出要與日本締結“正式防衛條約”。該所研究人員戴維斯也主張與日本建立正式同盟關系。日本防衛研究部門內也有聲音提出，與澳締結同盟條約，明確相互防衛的法律和道德義務，可以強化澳對日防衛承諾，提升日本的抑制力。但是，由于日澳利益共同點和共通點非常多，比如兩國都是美國的盟國、有相似的戰略文化心理及高度的資源互補，特別是兩國在戰略和地區利益上有密切的利害關系，這些使得日澳即使不締結軍事盟約也會極力相互幫助。而基于國內和平憲法體制和戰后以來長期的和平主義氛圍，日本政府反倒可以在不締結“備受質疑”的軍事條約下更順暢和靈活地對澳開展深度安全合作。日本防衛部門的相關研究表明，結成具有相互防衛義務的日澳同盟雖能給日本安全保障帶來很多利益，但同時也會消耗很多成本，包括產生“被卷入”紛爭的風險以及喪失“自律性”的成本。其實，當前日本對澳安全合作的強化是以維持和強化美軍在“印太”地區的軍事存在為基礎和首要目標的，即使日澳結盟，但如果沒有美國的存在和支援則無法真正應對威脅。如果構建新的結盟關系的話，則美日澳三邊同盟的可能性要大于日澳雙邊同盟。

二是日本對澳安全合作將出現局部深化。首先，合作內容及領域有細化和深化傾向。第9 次日澳“2+2”會議就提出，雙方官員要加強合作，努力更新《日澳信息安全協議》，就信息共享和安全方面的最佳做法交換意見。日澳防長發布的聯合聲明也顯示，日澳把強化空中加油演習、深化無人機等共同研究和技術合作作為進一步合作的內容。此外，日澳還將在太空、網絡等新領域以及經濟安全領域拓展安全合作。兩國還表態：“兩國認識到太空安全在確保和平與繁榮方面日益重要，將促進太空領域感知合作，包括信息共享和空間科學技術合作，以及通過聯合國促進外層空間負責任的行為?！苯洕踩敲绹坝√珣鹇浴毙轮攸c，也是對日本提出的新安全合作要求。2022年1月的日美首腦會談強調要將經濟合作將拓展到“印太”地區，這必然會促進日澳經濟安全合作的深化。其次，合作地域將以處于印太中心的東南亞為重點。東南亞是日澳利益密切交匯之地，日本深度介入東南亞安全事務，大力援助東南亞安全能力建設并積極開展安全合作，包括與東南亞共同主導亞太地區應對網絡攻擊的安全合作機制。澳大利亞則是第一個被邀請成為東盟對話伙伴的國家，也是亞太經合組織、東盟區域論壇和東亞峰會的創始成員，一直強調要與東南亞國家合作制定區域安全規范。日澳“印太戰略”也都重視東盟在地區的中心地位，岸田政府將東南亞作為“印太戰略”的重心，澳則強調與“盟友和伙伴加強對東南亞的參與”。2021 年12 月，岸信夫表示日本將加入東盟防務熱線機制，而此前澳已加入該聯絡網。再次，在合作戰略側重上，日澳將更注重聯合塑造安全規范和安全規則?；谥械葟妵默F實，日澳都認為自己更需要依靠規則和規范來維護自身利益和實現戰略抱負。日澳“印太戰略”都強調對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的維護，認為“破壞規范將使管理地區安全壓力的努力復雜化”。拜登“印太經濟框架”構想也提出要制定數字貿易的規則以對抗中國，這必將助推日澳在經濟安全領域的合作上強化塑造經濟安全規范及規則。

三是日本對澳開展深度安全合作也將面臨諸多內外因素制約。國內制約主要來自法律、政策和輿論層面，國際制約主要來自周邊國家的疑慮以及美國的支持度。日本要在軍事上根據“危機存亡事態”或者“重要影響事態”對澳行使集體自衛權進行支援的話，基于新安保法案需要經過日本國會的承認，日本政府需要向國會說明支援理由和應對方針。受制于各種因素和形勢狀況，這可能會遭到國會的否決。另外，在“重要影響事態”情形下，自衛隊只能在“非戰斗地區”對澳軍隊從事提供武器、彈藥等支援活動，一旦自衛隊活動地區變成了戰斗地區，自衛隊就必須撤退。若這種情況發生必然會嚴重影響日澳關系甚至存在澳不履行對日安全承諾的可能性。同時，深受戰后和平恩惠，對于軍事結盟式安全合作，日本國內的反對輿論也很強，既有的日美同盟造成的系列負面效應必然也會影響日本國民對日澳安全合作的支持程度。在國際層面上，地區國家包括朝韓等對日本重新謀求“軍事崛起”一直比較警惕。東盟致力于發揮地區中心作用解決安全問題，排斥對抗型安全合作，重視東南亞的日澳不得不面對如何取得東盟安全信任的問題。更重要的是，由于“美主盟從”的現實，美國的戰略及路線選擇決定著日澳“準盟友”關系的上限。此外，澳國內也有聲音提出，未來中美權力轉移是自然過程，澳應該做的是與雙方合作來確保地區穩定。日本在歷史問題上的倒退也是影響澳與日合作的“心結”，澳朝野對日本政要接連否認慰安婦的言論非常不滿。

岸田政府對澳安全合作的關注重點從非傳統安全領域轉向聚焦大國競爭、應對“大國威脅”和共建“印太秩序”，并強化“印太”經濟安全合作，遠超雙邊關系層面，國際安全戰略共振和地區安全協作的色彩更濃，并充斥著冷戰思維的對抗性和危險性，將對地區安全構成復雜影響。

一是橫向密實美國亞太軍事同盟體系，推動美日澳三國深化“印太安全戰略”，促動“四國機制”軍事化發展。日澳安全關系不僅是雙邊安全關系，更是包括美國在內的三邊安全合作關系。由于地區文化、歷史背景、價值觀等差異，美國在亞太的軍事同盟體系是“輻輳型”雙邊同盟。美國也一直想促成以己為中心的多個多邊安全合作框架，但美日澳“三角同盟”一直因缺乏日澳這個第三邊而難以成型。岸田政府達成的日澳《互惠準入協定》為日本自衛隊和澳國防軍合作建立起常設安排，能促進聯合演習及規模更大、更復雜的行動，從而提高兩國軍隊的互操作性和能力，推動雙邊軍事合作向縱深和多層面發展，并使兩國進入到“準同盟”的深度合作階段，彌補了美國長期以來雙邊同盟模式的不足。日澳在地緣上各具優勢，都參加了美國主導的導彈防御系統等軍事安排，美國在日本有軍事基地、在澳大利亞達爾文有海軍陸戰隊輪訓，日澳軍隊又可以互訪和演習。日澳安全合作的新強化有利于美國更迅速、更深入和更有力地在地區開展復雜的聯合軍事行動，并使美日澳“三角同盟”初步成型。另一方面，日澳也是美國“印太戰略”主導性框架“四國機制”的核心成員，兩國安全合作的密切將進一步協調三國在印太地區的共同安全行動，充實“四國安全合作”，推進“印太戰略”軍事化發展。日澳共同聲明多次強調，要在三邊戰略對話和印太“四國機制”的框架下與美國密切合作。日澳經濟安全合作也將促進三國“印太戰略”在經濟安全領域的交匯合作。

二是推動日本構建除日美同盟之外的以己為中心的次級對外安全合作體系，提升日本在地區安全上的主導力和影響力，使地區安全環境更為復雜。日澳《互惠準入協定》將引領日本構筑包括與歐洲各國和東南亞國家在內的對外安全合作體系。岸田稱，日澳《互惠準入協定》將是日本與美國以外的伙伴國開展合作的模式。日本正與英國啟動相關談判，法國也表示有意與日本締結類似協定，東南亞國家也可能是后繼合作者，日本“復合型對外安全合作架構”將逐漸成型。日澳是極力推動“印太戰略”的核心國家，也是中美印都沒有參加的《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中的核心國家，日本強化對澳安全合作有利于提升其地區影響力。在歐洲諸國紛紛重視“印太戰略”之際，日澳深化安全合作難免會產生“示范效應”，進而使“一帶一路”建設面臨群體制約。同時，借助與澳安全關系的深化，日本將進一步滲入地區各種安全合作機制中，作為新的變量對地區安全產生復雜影響。日本將會加大與美澳作為成員的“五眼聯盟”（FVEY）、美澳新安全同盟（ANZUS）、美英澳三邊安全伙伴關系（AUKUS），以及澳作為成員的“五國防衛協定”（FPDA）之間的安全合作，進一步推動地區形成集體防衛體制。日本支持針對中國的地區安全機制多元化。岸田表示，“支持美英澳安全伙伴關系（AUKUS），該伙伴關系的發展將有助于區域和平與穩定”，這只會導致地區安全形勢更加復雜。

三是在“三?！眴栴}上對中國構成新的挑戰。日澳是美國對中國實施制衡的“左右手”，岸田政府對澳強化安全合作既是日澳整體關系發展的反應，也是日美澳加緊聯合制衡中國的系列舉措之一?；谙嗨频牡鼐壭睦砗秃嗾摰暮Ｑ髴鹇砸庾R，日本將進一步與澳整合情報、監視和偵察能力，以海上問題為重點對中國實施聯合制衡。在東海問題上，日本的策略就是積極拉攏外部力量使釣魚島爭端國際化，其也將會進一步拉攏澳在涉釣問題上發聲表態，乃至開展更為實戰性的聯合軍事演習等。在南海問題上，日本將會借助澳對東南亞的關注和影響力推動聯合介入力度，共同支持美國主導的“航行自由行動”。日澳安全合作對臺海問題的影響可能更大，日澳都有意積極介入臺灣問題，背后還有美國的支持。日本方面，前首相安倍等就多次表示“臺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2022年1月，日美“2+2”會談后發表了意在臺海的“關于緊急事態共同計劃工作的進展”對策協商。同月召開的日美首腦會談再次確認“臺灣海峽和平與穩定的重要性”。岸田還表示考慮到“臺灣有事”而重新修訂國家安全保障戰略。澳大利亞方面，莫里森表示，一旦臺海爆發戰爭，澳將履行支援美國及“印太”地區盟友的承諾。根據美英澳三邊安全伙伴關系，澳將建造8艘核動力潛艇，屆時將有能力巡航包括南海在內北至臺灣的廣泛區域。

日澳可以為美國軍事介入臺海提供更有力的聯合支持。澳部隊以訪問和演習的理由駐日，可彌補自衛隊在“臺海有事”時行動受限的不足；日本基于《互惠準入協定》和“存立危機事態”，在澳遭受“第三國”攻擊時可以協助戰斗。日本駐澳大使山上信吾就稱，“臺灣周邊局勢仍然是（日澳）雙邊和國際關注的問題”，“這在我們于南海的合作努力之外，增加了日澳在東海合作的重要性”。

四是推動日本國內安全體制調整，進一步擺脫“戰后體制”，加快“軍事大國”轉型。2016年，日本實施新安保法案的目的就是突破《日本憲法》對“專守防衛”限制，加深與美國及其他伙伴國之間的安全合作。一方面，岸田政府在將對澳簽署的《互惠準入協定》范本化的同時，也帶來了日本對外安全合作體制的整體性調整。日本與他國之間的類似安全合作不再以特例的“一國一議”方式，而是以制度化的方式進行加以處理。另一方面，日澳安全合作深化下產生的新需求將進一步迫使日本戰后安全體制再“解禁”，直至修改和平憲法。有觀察就指出，當安倍在2015年推動防衛改革和重新解釋日本憲法以允許行使集體自衛權時，在國會辯論中提到這對幫助美國或澳大利亞非常重要，因為把澳大利亞和日本民眾放在一起不僅有助于辯論，還使日本政府追求集體自衛的行動更具吸引力。此外，與日美同盟不同的是，日澳的安全合作比如簽署《互惠準入協定》體現了兩國平等性，既滿足日本國內民族主義者的呼聲，也可在對等中進一步推動日本在軍事領域的“大國化”轉型。岸田在將要修改的《國家安全保障戰略》中積極導入“對敵基地攻擊能力”，目的在于增強日本的威懾力。在2022 年1 月的日美首腦會談中，岸田明確表示要從根本上加強日本的防衛能力。在深化對外安全合作中謀求威懾力和增強防衛力，以推動“軍事大國”轉型，也是岸田政府“新時代現實主義外交”追求的目標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