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發展階段農民農村邁向共同富裕的困境、案例分析及實踐啟示

張行發 徐 虹 王彩彩

[提要]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共同富裕，新發展階段的共同富裕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和中國特色，鄉村興則國家興，農民農村的共同富裕是全體人民邁向共同富裕的薄弱環節和難點問題，鄉村的相對貧困、空心化、內生發展動力不足等問題成為阻礙農民農村邁向共同富裕的現實困境。研究選取3個不同發展類型的東西部鄉村案例，梳理總結了案例地邁向共同富裕的規律性經驗和實踐啟示，研究結果表明：以農民利益為核心是農民農村邁向共同富裕的核心內容，鄉村精英是農民農村邁進共同富裕的重要組織動員力量，鄉村的新內源性發展是農民農村邁進共同富裕的有效發展模式，綠水青山生態資源是農民農村邁進共同富裕的寶貴財富，而活化利用文化資源也為農民農村邁進共同富裕提供了發展的新思路，研究闡釋了3個不同類型鄉村在共同富裕過程中的路徑選擇和發展模式，以期更好地指引農民農村共同富裕的理論與實踐研究。

引言

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共產黨人努力奮斗的目標和使命要求，也是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首次對扎實推進共同富裕作出戰略部署，國家“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將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列為2035年遠景目標[1]，《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支持浙江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的意見》的發布再次將共同富裕話題推向了高潮。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具有長期性、復雜性和艱巨性，將是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的重大核心目標和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關鍵性標志[2]，從一定程度來說，中國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過程就是總體上建成共同富裕社會的過程[3]，因此，共同富裕這一重大現實問題必將成為當前和未來重要的理論和實踐問題。但是共同富裕的內涵特征到底是什么？新發展階段該如何走向共同富裕？實現共同富裕必須解決好發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問題，而當前我國發展的薄弱環節仍然在廣大農村，實現共同富裕最繁重的任務也在農村，鄉村的相對貧困、空心化、內生發展動力不足、產業基礎薄弱等發展困境仍然是阻礙鄉村振興和共同富裕的禁錮和枷鎖，鄉村興則國家興，因此，如何在鄉村振興進程中解決城鄉發展不平衡、相對貧困等系列問題并實現農民農村的共同富裕是我們新發展階段必須關注并解決的重點話題?；诖?，筆者首先對新發展階段共同富裕的內涵特征、困境和實現路徑等內容作了詳細梳理，并總結歸納了當下農民農村走向共同富裕的現實困境，最后以東西部鄉村案例闡釋了不同類型鄉村走向共同富裕的發展路徑和模式，歸納總結其發展的規律經驗和實踐啟示，以期更好地指引理論與實踐研究。

一、文獻回顧

(一)新發展階段共同富裕的內涵特征

邁入新發展階段，共同富裕被賦予了新的時代內涵，但是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沒有變，是全體中國人民的共同期盼沒有變，是中國共產黨人的重要使命也沒有變，學者也對新發展階段共同富裕的內涵、現實挑戰、實踐路徑、政策法規等內容也做了深入探討。李軍鵬認為當下的共同富裕是指富裕社會的全體成員都擁有滿足其美好生活需要的各種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人人都存在富裕生活水平但存在合理差距的普遍富裕[4]。楊煌認為共同富裕是具有鮮明時代特征，并以物質富裕為基礎的全面富裕，其是普遍富裕，但并非平均主義，并且強調過程富裕，先富幫后富，逐步實現共同富裕[5]。學者張占斌提出了共同富裕應是全體人民的富裕、全面發展的富裕、差別有序的富裕、公平正義的富裕等[6]。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張來明認為共同富裕要實現分配公平、公共服務均等化、人人發展機會均等、全民健康公平、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兼而有之[7]。郁建興等認為共同富裕是發展性、共享性與可持續性的統一，發展應是前提，共享應為核心元素，可持續應為第三個核心要素，三要素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必要條件[8]。也有學者從綜合多元視角來審視共同富裕的概念內涵，包括從共享發展理念、協調發展理念、公平與效率的關系等[9]。楊宜勇則提出應該從多層次來理解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應該是“全民共富、共創共建、全面富裕、共同致富、逐步富?！?，全面富裕特別強調了共同富裕是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生態環境高度綜合協調的狀態，不僅物質富裕，也要滿足人們的“精神富足”的需要[10]?？梢?，新發展階段的共同富裕作為一個綜合性和復雜性較高的概念，目前政府部門和研究者尚未對其進行精準化的定義，但是從學者對其內涵探討和國家的政策文件不難看出，新發展階段的共同富裕具有多元性、漸進性、差異性、綜合性和動態性等多元特征，其實現要求不僅僅強調物質上的共同富裕，精神文化富有更是重要的考量指標，其實現過程不是強調無差別的共富，也不是要求整齊劃一的邁進共同富裕，而是允許人們差別有序的富裕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從共同富裕內涵的維度上來看，其強調發展問題、共享問題、公平問題等要素，具體到相關內容主要表現在收入分配公平、貧富差距縮小、人人發展機會均等、民生保障體系健全等內容?？傊?，新發展階段共同富裕的內涵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和中國特色，其核心理念應該是以全體人民的利益為核心，其核心內涵涉及到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和生態等各個方面，其最終實現目標應該是社會的全面進步和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全體人民過上滿意幸福的生活。

(二)新發展階段共同富裕的困境與實現路徑

新發展階段全體人民如何邁向共同富裕也面臨著多重現實挑戰，學者孟鑫認為在共同富裕的實現路徑上面臨著貧富差距大、階層固化趨勢漸顯、經濟新常態下多重挑戰、效率與公平的矛盾等[11]，區域發展不平衡、城鄉發展差距大也成為當下共同富裕路上的巨大挑戰[3]，數字經濟對共同富裕帶來的挑戰[12，13]也被學者所關注。李昀勵認為在實現共同富裕過程中面臨著相對貧困、收入差距鴻溝和階層逐漸固化凸顯的問題[14]。學者楊立雄認為提升低收入群體的增收能力和社會福利水平是邁向共同富裕的難點問題[15]。如何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學者也開展了深入探索。李培林認為應該不斷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要把鄉村振興、縮小城鄉差距作為推進共同富裕的重點內容，要改善收入分配結構，處理好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尤其是要注重機會公平，暢通社會上升渠道，最后要加強人民能力的建設[16]。學者陳燕認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共同富裕的基礎、提升相對貧困治理能力是關鍵點，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前提[17]。曹亞雄等認為實現共同富裕是一個長期而復雜的系統工程，而堅持共享發展理念是解決區域發展不平衡、收入差距較大并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徑[18]。學者賴德勝則提出實現共同富裕必須要在堅持基本經濟制度下實現經濟的高質量發展，不斷進行人力資本投資，提升低收入者的受教育水平，增強其就業創業的能力，在分配上不僅要把“蛋糕”做大，更要把“蛋糕”分好，不斷改善收入分配制度[19]，農民和農村的共同富裕是全面實現共同富裕的關鍵性問題也備受學者的關注，學者黃祖輝認為農村仍然是共同富裕中的短板，應突出農業農村的優先發展，突出脫貧攻堅成果的拓展和銜接，突出新城鎮化對農業農村的帶動融合，并且應破解發展中不平衡不充分、鄉村公共服務效率低下等問題[20]，徐鳳增等基于制度邏輯理論，通過陜西袁家村和山東中郝峪村兩個典型案例，分析了鄉村走向共同富裕的治理機制及其作用[21]。呂德文等認為構建農民農村共同富裕的政策體系是關鍵，并提出將脫貧攻堅、鄉村振興和城鄉融合發展構成一個政策體系，為農民農村的共同富裕提供制度保障[22]。學者姜長云全方位分析了鄉村產業發展的問題，并提出通過鄉村產業的高質量發展來推動農民農村的共同富裕[23]?？梢?，在共同富裕實現路徑上學者關注到了收入分配差距、城鄉發展差距、區域發展不平衡、機會不均等、相對貧困等現實問題并提出了一定的解決路徑與方案，最新的相關研究也在逐漸開始關注共同富裕的量化評價問題，但總體來看，在共同富裕實現路徑上的研究還相對宏觀，缺乏一些微觀層面的研究，此外，雖然農民農村共同富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不言而喻，但是缺乏一些國內典型鄉村案例來闡釋農民農村邁向共同富裕中的具體實踐做法和地方經驗。有鑒于此，農民農村共同富裕的研究還需要進一步擴展、延伸和深化，更好地挖掘和發現中國大地上的典型案例和具體做法指導我們的共同富裕實踐和理論研究。

二、問題導向：新發展階段農民農村邁向共同富裕的現實困境

(一)鄉村的相對貧困問題

2020年我國如期完成了脫貧攻堅任務，八千多萬絕對貧困人口得以消除，但是現實中的鄉村發展仍然面臨著返貧致貧的新風險，且相對貧困依然存在，解決相對貧困問題并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是全體邁向共同富裕的應有之義和必然路徑。英國學者Townsend對相對貧困做了界定，其認為相對貧困主要是指與參照群體相比較而體現出來的一種“相對被剝奪”現象[24]，與消除的絕對貧困相比，相對貧困問題更加關注收入和權利的不平等[25]，因此，解決鄉村相對貧困問題也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過程。國內學者對相對貧困的標準也做了一定的研究與探討，孫久文等提出2020年后的中國相對貧困應以收入標準為主，其他標準為輔，收入標準為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的40%[26]，也有學者提出應按照中位收入比例法來確定相對貧困線[27]?？傮w來看，雖然國內相對貧困的標準尚未達成共識，相對貧困人口的數量尚未精確識別出來，但是相對貧困的形成因素具有較高的復雜性得到了大家的普遍認同。樊增增[28]、汪三貴[29]等學者都采用了不同的數據來源和測算方式對中國的相對貧困進行了測量，研究結果都表明絕對貧困消除后仍然存在一定群體相對貧困人口。與絕對貧困相比，相對貧困的確定標準、群體識別和解決路徑難度系數更大，這無疑為當下農民農村邁向共同富裕增添了更大的困難。

(二)鄉村的空心化問題

鄉村的空心化主要是指農村人口大量的凈流出導致的鄉村產業發展、土地和其他資源的一種閑置化狀態[30]，而鄉村振興的關鍵在于人才振興，鄉村中沒有了人也就失去了發展的原動力。當下鄉村人口過度流向城市導致了鄉村土地、房屋等資源的閑置與荒廢，誰來建設鄉村、為誰建設鄉村成為接下來鄉村振興需要格外關注的重要問題?，F實中鄉村本地人因土生土長于鄉村與外來者具有不同之處，學者劉騰龍研究發現“村內人”和“村外人”在鄉村農業規?；洜I上有著截然不同的結果，外來資本與鄉村的社會互動不暢等原因影響了經營效果，而村內人因嵌入到熟人網絡等要素具有天然的優勢，可以更好地嵌入到鄉村發展中去[31]，研究結果也充分說明了土生土長的本地人在推動鄉村振興中的重要作用。相關調查數據顯示，2020年農民工的數量為28560萬人，而外出農民工16959萬人①，學者劉愛梅利用常住人口城鎮化率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等數據測算出我國鄉村的空心率為33.9%[32]，通過上述數據足以表明鄉村外流人口數量的巨大。而鄉村的空心化造成了復雜的社會問題，包括留守老人和兒童、鄉村治理能力弱化、鄉村產業發展后繼無人、鄉村傳統文化衰落和土地資源的浪費等，甚至一些嚴重空心化的鄉村正在逐漸走向消亡，鄉村青年人才的流失給當下的鄉村振興和共同富裕事業開展帶來了巨大的現實挑戰，誰來推動鄉村實現共同富裕的問題需要引起高度重視。

(三)鄉村的內生性發展問題

過去一段時間以來，中國許多鄉村的發展更多依托于外源力量的注入，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鄉村產業的興旺，但是在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發展理念下外源式發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剝奪了鄉村產業發展自主選擇權，造成了本地生態環境的破壞等現實問題，且外來資本推動鄉村發展的思維更多是套用外來者的想法和思路，本地人的主體性作用沒有充分發揮，主體性力量沒有得到很好的培育，地方性優勢資源也沒能夠被有效挖掘利用，發展的選擇權和收益權也未能有效的保留在鄉村，卻因利益的交織引發了居民與外來力量激烈的矛盾沖突。以全國各地蓬勃發展的鄉村旅游新業態來看，許多村落擁有優美的自然生態和淳樸的民風民俗等優質資源，但因鄉村自身缺乏一定的資金、技術、人才等要素，當地政府通過引入外來資本的方式對本地優質的生態資源等進行開發利用，外來資本前期通過資金注入等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鄉村的脫貧致富，但是隨著利益分配的不均衡，尤其是農民的利益被邊緣化，未能主動參與到產業發展中去獲取公平的收益，導致了諸多鄉村旅游地出現了當地居民、外來資本、地方政府等多元群體之間的矛盾沖突。該問題出現的最重要原因在于鄉村的內生發展動力不足導致內外力量失衡，過于依賴依托外來力量的發展模式導致自身話語權和發展權的丟失，資本的逐利性很可能會追求短期利益而造成當地生態環境的破壞和當地居民的權力的缺失，完全依賴外來力量難以確保農民真正受益[33]，這也成為當下阻礙許多鄉村邁向共同富裕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東西部農民農村邁向共同富裕的鄉村案例分析

(一)山東省代村：壯大鄉村新型集體經濟，推動鄉村實現共享式發展

代村位于山東省蘭陵縣，屬于魯西南地區，該村本是一個貧窮落后村，村內環境差、民風亂，老百姓生活苦不堪言，整個村子陷入發展的困境。1999年鄉村精英王傳喜擔任村支部書記并帶領村民艱苦創業，堅持走“發展壯大集體經濟，鼓勵和扶持村民自主創業，實現強村富民、共同富?！钡男滦图w化發展道路，開發建設了國家農業公園、農業產業園、商城等多元化業態，培育了現代農業、商貿物流、鄉村旅游等多元產業，注冊了村集體控股企業，村子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2020年村集體各項產業總產值多達36億元、村集體純收入1.5億元、村民人均年收入達到了7萬元，實現了村民物質上的共同富裕。村民將土地流轉給集體后，村辦企業優先安置村民到園區務工，優先安排種植、養殖承包經營、優先加入園區經濟合作社、優先享受園區的優惠政策，村內也建立了公平的物質資料共享機制，實現了村民不僅有工資性收入，而且家家有集體分紅。此外，關注民生保障體系建設，將村集體經濟收入用于村民醫療、養老、住房、教育等多個重要民生領域，村內公共服務體系建設也日趨完善，村內學校、醫院、公共食堂、村史館、殯儀館等也一應俱全，實現了“老有所養，幼有所依，病有所醫，住有所居”。除了物質上的共同富裕，村內也聚焦村民精神文化建設，創辦了村報，成立了各類文化組織團體，開展村內道德模范評選活動，強化了村民的文化權益保障，豐富了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不僅實現了村民物質上的富裕，更實現了村民精神文化富有。邁入新發展時期，村內又開發了電商、“三農”培訓等綠色產業形態。代村在短短20多年的時間里實現了從貧困落后到共同富裕的華麗蛻變，其邁進共同富裕主要得益于鄉村精英王傳喜的組織動員和選擇了一條科學的產業發展道路。當初村內在均分土地到土地流轉集體經營都面臨著鄉村內部多元的矛盾沖突，而王傳喜和班子成員憑借自身的威望和創新的工作思路為新型村集體經濟發展鋪平了道路，贏得了村民的信任與支持，鄉村才得以順利發展新型村集體經濟并實現共同富裕。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山東代表團審議發表重要講話高度贊揚了代村集體經濟發展和共同富裕道路，村子也榮獲“中國最美休閑鄉村”“全國休閑農業與鄉村旅游示范點”“全國鄉村治理示范村”等諸多榮譽。

(二)陜西省袁家村：活化利用鄉村文化資源，推動鄉村實現內源式發展

袁家村位于陜西關中平原腹地，村子周邊擁有豐富的歷史文化資源，距西安咸陽機場35公里，交通十分便利，全村農村戶籍69戶、集體成員282人[34]。早期的袁家村是出了名的貧困村，1958年到1970年，村子沒向國家貢獻過1斤糧食，37戶村民大多住在破舊漏風的土坯房[35]。2007年袁家村在鄉村能人郭占武的帶領下大力發展旅游業，創建了民風、民俗體驗一條街，形成獨具特色的關中民俗文化村，歷經幾十年的發展，2019年袁家村的游客數量達到了580萬余人次，總收入超10億元，村民人均收入達到10萬元[36]，村子也榮獲“中國十大最美鄉村”“中國最有魅力休閑鄉村”等諸多榮譽?，F在的袁家村已經走上了新型集體經濟發展道路，成立了多個農民合作社，村民全員入股，真正成為了村子發展的主人，發展的決定權牢牢把握在全體村民自己手中，產業發展的收益也得以保留在本地。通過股份合作制調節收入分配的方式，實現了村民共同富裕并帶動了周邊百姓脫貧致富，袁家村也成為了國內知名的富裕村?！霸掖迥Ｊ健蓖苿恿素毨Т宓耐懽?，不僅解決了村民絕對貧困問題，更是防止了收入差距過大帶來的相對貧困問題。其最早從一個貧困落后村到如今的共同富裕村，蘊含著重要的發展智慧，尤其是在發展成果共享和縮小收入差距方面，為了解決收益不均現象，袁家村通過公平分配來調節收入差距，例如針對經營戶收入不均的問題，將盈利高的商戶變為合作社，分出一部分股份給低盈利的商戶，將商戶利益綁定，消除了大家不平衡心理，也體現了對弱勢群體的關注，縮小了收入差距?，F在的袁家村通過村集體與村民股份合作、一起經營、統一規范化管理，實現了村民人人有股份、年年有分紅的共同富裕局面。袁家村最初為西部地區的偏僻山村，并沒有優質的山水資源和絕佳的自然生態環境，卻能夠成為全國知名的鄉村旅游目的地，除了鄉村精英郭占武發揮的重要帶動作用，村內對關中民俗文化成功的活化利用也是旅游目的地品牌樹立的一個重要方面。

(三)天津市毛家峪村：盤活綠水青山生態資源，推動鄉村實現綠色發展

毛家峪村位于天津薊州區穿芳峪鎮，自然生態優良，是以長壽為主題的旅游特色村，該村擁有億年石、萬畝林、千畝果、百年樹、長壽人等奇特景觀。毛家峪原本是個偏僻落后的小山溝，在本村退伍軍人李鎖的帶領下，村內圍繞長壽為開發利用主題，大力發展鄉村旅游休閑度假產業。全村堅持“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發展理念，將綠色發展作為鄉村產業發展的主旋律，依托本地的綠水青山等優質的自然資源，修建了元古奇石林風景區、情人谷、青龍湖等景點，形成了山地休閑觀光、中醫健康養生、森林養生等旅游發展的新業態?，F村內有72戶，256口人，實現了家家戶戶經營農家院和精品民宿，每日接待游客觀光和食宿能力達到5000多人，旅游業的發展吸引了外來勞動力2000多人，也吸引了返鄉創業大學生以及在外打工的年輕人多達50余人次。為引進外部的資金、人才和經營理念，村內引入外來企業成立了旅游發展公司，實現了旅游產業企業化管理的模式。2020年，全村共接待中外游客50余萬人次，旅游綜合收入上億元，村民人均純收入突破到現在的9萬元，逐步實現了共同富裕的愿景。該村也入選中組部、農業農村部和大學生村官培訓基地，先后被評選為“全國休閑農業與鄉村旅游示范點”和“全國鄉村旅游重點村”等稱號，毛家峪村從曾經的貧困落后的小山村到現在全村的共同富裕，得益于對本地優質的自然生態資源的保護與利用，踐行了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發展理念和思路。

四、鄉村案例地邁向共同富裕的規律探討與實踐啟示

上述三個東西部鄉村都歷經貧窮落后到共同富裕的轉化，其在實現農民農村共同富裕方面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并且案例之間存在著一些共同性特征和規律性經驗，對我們當下農民農村實現共同富裕具有以下幾個方面的重要實踐經驗啟示：

(一)保障農民利益是農民農村邁進共同富裕的核心內容

鄉村振興與共同富裕具有邏輯與實踐的關聯性，二者最終目標也具有一致性，因此，以農民利益為核心的鄉村振興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實現農民農村共同富裕的重要過程。農民是鄉村振興的主體力量，正如學者賀雪峰所言，鄉村振興戰略必須優先考慮誰的鄉村振興和誰的鄉村建設問題[37]。尤其是當下鼓勵社會資本投資農業農村的新形勢下，必須堅持農民在鄉村建設中的主體性地位，因而必須將保護農民的權益放在首位，這也符合新時期共同富裕的目標要求。當前新型村集體經濟是推動農民農村實現共同富裕的一條有效道路，在鄉村新型集體經濟發展過程中，股權模式和公平分配問題至關重要，因此，要構建公平、穩定的利益聯結機制，將發展的成果惠及全體村民，才能實現村民的廣泛參與和認同。不管是代村新型集體經濟發展中的民生保障和公共服務體系建設，還是袁家村股權調節收入分配都突出體現了以農民利益核心和共享發展成果的重要發展原則，尤其是袁家村股權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創新性做法，進一步縮小了村內不同成員之間的收入差距，村內弱勢群體得以在產業發展過程中獲得公平收益，避免了精英俘獲的現象，體現了共同富裕過程中對低收入者的人文關懷，利益的均衡分配也塑造了村民的整體認同，增進了成員之間的相互信任。因此，新時期農民農村的共同富裕不管是在產業發展道路選擇、還是利益分配上，都應不斷創新工作思路和方法，讓老百姓在鄉村發展過程中獲得實實在在的收益，并且要讓每一位村民公平地共享發展成果，尤其是要關注村內的弱勢群體的可持續生計問題，避免貧富差距的拉大，避免弱勢群體因多重因素再次陷入貧困，不斷增進村民的獲得感和幸福感，減少相對剝奪感，此舉也可提升村民對鄉村發展的情感認同，增進村莊整體團結，避免村莊內部矛盾沖突。

(二)鄉村精英是農民農村邁進共同富裕的重要組織動員力量

鄉村精英是鄉村中具有威望的群體，學者仝志輝等根據權力的形式和影響力的來源，將鄉村精英劃分為體制內精英和體制外精英，體制內精英主要是指掌握著權力資源的村組干部，而非體制內精英主要指在村子具有政治社會影響力的群體[38]。邁向共同富裕要高度重視鄉村精英在先富幫后富和參與鄉村治理中的重要作用。雖然有學者關注到了鄉村精英參與鄉村治理帶來的弊端[39]，但是不能否認的是大部分鄉村精英因其具有在外經商、務工、求學等豐富的個人經歷，積攢了較好的人脈關系，開闊了眼界，具有較好的經濟基礎和社會網絡資源，也擁有敏銳的市場洞察力，其參與到鄉村事務中可以發揮重要的組織動員作用，又因其從小生長于鄉村可快速的嵌入到村內的熟人網絡社會，減少了嵌入過程中村民對其排擠的行為，他們參與到鄉村發展過程中可在村內迅速樹立威信并帶領村民逐步走向共同致富路。上述典型案例中不管是山東代村的王傳喜、陜西袁家村的郭占武、還是天津毛家峪村的李鎖都有著在外闖蕩的豐富經歷，并對家鄉充滿感情，后在全體村民的支持下走向鄉村治理和鄉村發展的舞臺，運用自己的遠見卓識和敏銳的眼光帶領村民挖掘本地資源，大力發展優勢產業，實現脫貧致富，改變了過去老百姓一盤散沙的局面，最終贏得老百姓的信任和支持。在農民農村邁進共同富裕過程中，此類鄉村能人的威望和群眾基礎并非一蹴而就的，而是歷經村民的質疑到信任的發展過程，他們不斷創新基層工作思路與方法，化解鄉村發展過程中的矛盾沖突，讓老百姓獲得公平穩定的利益，增進了老百姓的信任。例如代村在發展過程中土地均分、房屋拆遷等問題引發了村民與村兩委班子激烈的矛盾，鄉村精英王傳喜通過對村民的耐心說服和登門造訪等多種工作方式緩解了村民和村兩委班子之間的矛盾沖突，威信也不斷提高，老百姓才從最初對村兩委班子的抵抗到現在的信任，也為后續的鄉村治理和產業發展奠定了群眾基礎，這也側面說明了鄉村精英在組織動員村民參與到共同富裕事業過程中應是以老百姓利益為核心的，村民獲得利益是群體性活動的基礎。

(三)新內源性發展導向是農民農村邁進共同富裕的有效發展模式

內源性發展模式是對傳統外源性發展模式的改進。過去中國的鄉村更多依賴于外源性力量，而這種發展模式主要是以追求經濟的增長為主要目標，出現了對鄉村資源掠奪的現象，鄉村發展陷入主體作用迷失的困境，造成了鄉村發展權益的流失，引發了一系列矛盾沖突，加劇了鄉村的衰落。而內源性發展模式與外源性發展模式不同，其更加強調內生動力的激發。1897年，日本學者提出了內源性發展的概念，將其定義為“不同地區的人群及其集團按照其固有的自然生態環境和傳統文化的要求，參照外來的知識、技能和制度自律地創造出來的”[40]。隨著實踐的發展，學者也逐漸認識到單純依靠內部力量難以實現鄉村的發展，進而提出了新內源性發展，新內源性發展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外引促內育，內外相結合”的發展道路[41]，其強調對本地資源和文化的保護性利用與開發，強調地方居民參與和地方認同，給鄉村的發展帶來了更好的發展道路選擇，也為當下中國的鄉村振興和共同富裕事業帶來了新的發展理念。不管是典型案例中的袁家村還是代村，都牢牢的把發展的權益把握在了自己的手中，實現自我導向型的發展模式，該發展模式給鄉村帶來了一套全新的發展思路，有效保護了地方居民的權益，實現了本地居民的廣泛參與，增進了居民的地方認同，其次，該發展模式充分發揮了地方自主性，實現了對本土力量的培育，村民得以在發展過程中獲得公平的利益分配。典型案例中的代村在20多年的發展時間里沒有丟掉村內的一塊土地，始終堅持“不占用一寸耕地房子、不向任何個人出讓一分土地、不上一個污染項目”，守住了農民的土地資源，袁家村的民俗旅游發展模式也始終堅持農民的主體地位，堅持發展過程由本地人把握，重大事情由全體村民共同商討決定。因此，新內源性發展模式不僅可以改變傳統外源發展模式下對鄉村資源的掠奪，更可實現發展的選擇權、控制權和收益權保留在農民自己手中，實現對本地村民權益的保護，是當下農民農村邁進共同富裕的有效發展模式。

(四)綠水青山生態資源是農民農村邁進共同富裕的寶貴資源財富

推動共同富裕必須要協調人與自然的關系，單純注重經濟效益而忽視生態效益，或者只注重代內價值與代內共同富裕而忽視代際價值與代際共同富裕都是不可取的[42]。因此，必須以生態文明理念推動鄉村向共同富裕邁進，堅持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堅持綠色可持續發展道路。綠水青山和金山銀山二者是辯證統一的關系，綠水青山不僅是自然財富，更是經濟財富，良好的自然生態資源不僅可以換來金山銀山，更是當下鄉村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對于國內的鄉村旅游目的地來說，綠水青山轉化為金山銀山是把綠水青山作為資產通過鄉村旅游實行市場化開發利用轉化為金山銀山[43]，因此，綠水青山是鄉村邁進共同富裕的寶貴資源財富。從一定程度上來說，鄉村旅游與兩山理論具有高度的匹配性和一致性，典型案例中的天津毛家峪村就是充分利用優良的自然生態為貧困落后的山村找到了綠色產業發展的路子，使得貧窮落后的小山村得以在鄉村康養旅游產業中實現共同富裕。鄉村旅游與兩山理論的契合性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擁有優質生態資源的鄉村具有發展鄉村旅游帶動村民走向共同富裕道路的可能性，尤其對于資源稟賦優良且區位優越的鄉村而言，鄉村旅游的發展將推動“市人下鄉”，滿足游客感受自然、追尋鄉愁、體驗農家生活的需要，為鄉村經濟發展帶來了新的契機。鄉村旅游作為當下鄉村新興產業形態，其具有帶動作用強、就業門檻低、綠色無污染等多重優勢，在前期消除絕對貧困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邁入新發展階段，鄉村農民也面臨著外出務工和返鄉創業的雙重選擇，伴隨著國家各項鼓勵和扶持政策的出臺，鄉村更是成為返鄉群體就業、創業的新舞臺。據國家發改委信息顯示，全國返鄉創業已經超過了800萬人，帶動就業多達3000多萬，2022年的中央一號文件也提出實施鄉村休閑旅游提升計劃，支持農民直接經營或參與經營的鄉村民宿、農家樂特色村(點)發展，而恰恰鄉村旅游業態的蓬勃發展為返鄉創業者開辦民宿、特色農家樂等提供了較好的機遇，可在一定程度上推動區域產業興旺和農民農村的共同富裕。

(五)活化利用文化資源是農民農村邁進共同富裕的創新思路

廣袤的鄉村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根脈，鄉村的歷史文化遺產是鄉村振興的寶貴財富，是推動鄉村振興“另一只看不見的手”，更是推動鄉村內源性發展的新動能[44]。正如案例地中的陜西袁家村并沒有青山綠水般的自然生態資源，也沒有小橋流水般的景色，卻靠著對關中民俗文化的挖掘和活化利用，成就了國內知名的鄉村旅游目的地，引發了學者對“袁家村模式”的深入探討?，F實中并不是國內所有鄉村都具有優美的自然生態環境和絕佳的自然景觀，但是不可否認的是諸多鄉村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卻形成了濃厚的民風民俗、戲曲歌謠、特色手工藝等非物質文化遺產和特色民居等物質文化遺產，不同區域的鄉村有著自身明顯的特色，這些寶貴的文化資源是新時期推動鄉村走向共同富裕的重要經濟增長點，活化利用本地特色文化資源為這類村莊提供了發展的新思路，尤其是對一些傳統村落而言，其村內建筑文化遺產的活化利用可以使得閑置房屋等資源被有效利用并產生一定的經濟效益，此外，村落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更是為文旅產業融合發展提供了重要資源，可以使得鄉村文旅業態逐漸多元化，鄉村的獨特性和吸引力逐漸凸顯。袁家村的成功正是得益于將關中民俗和村民的生活場景真實再現，村民的農家生活與生產活動都原真性地展現給外來游客，增進了游客的對鄉土文化和民俗文化的真實性體驗，關中地區淳樸的民風民俗被有效的活化利用，成為袁家村鄉村旅游目的地品牌成功的關鍵。因此，活化利用本地文化資源為擁有豐富傳統文化資源的鄉村邁進共同富裕提供了新的發展思路，也可在一定程度上推動鄉村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傳承，尤其是對一些欠發達的少數民族地區而言，其蘊藏著特色鮮明的民風民俗等資源，是邁進共同富裕需要重點挖掘的內容。

五、研究結論與討論

農民農村的共同富裕是全體邁向共同富裕的薄弱環節和難點問題，但現實中因中國鄉村多元性的特點并沒有一套整齊劃一的發展思路來指引鄉村走向共同富裕，典型鄉村案例地卻給同類型的鄉村發展帶來實踐啟示，不管是西部的陜西袁家村、東部的山東代村、還是城郊型鄉村天津毛家峪村，都突出體現了鄉村精英在推動共同富裕過程中的重要組織動員作用，這也充分證實了鄉村能人在推動鄉村振興發展中的重要引領性作用，因此，鄉村在實現共同富裕過程中要不斷挖掘村內外的人力資源，發動村內和村外的鄉賢群體為鄉村的建設貢獻力量，他們可以有效地把村民擰成一股繩，可以更有效地帶領村民走向致富路。保障農民的利益是農民農村邁向共同富裕的核心內容，其也是共同富裕的目標要求，因此，任何一個鄉村的發展必須堅持農民的主體性地位，必須建立一套公平的利益分配與共享發展成果的體系，必須構建穩定的利益聯結機制，必須把農民的權益保護放在首位，進一步改變當下鄉村出現的貧富差距拉大和相對貧困問題，也要不斷激活村莊的內生發展動力，堅持外引促內育，內外相結合的新內源性發展道路，改變過去過于依賴外部力量注入的外源式發展模式，將發展道路的選擇權和控制權牢牢把握在全體村民手中，聚焦村內的優勢產業，推動鄉村實現新內源性發展。鄉村在產業發展過程中要堅持綠色高質量發展理念，將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發展理念貫穿到鄉村產業興旺發展的始終，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是農民農村邁進共同富裕的必經之路和必然選擇，單純注重經濟效益而忽視生態效益的掠奪式發展模式將無法實現鄉村的可持續發展，更無法實現代際間的共同富裕，因此，如何將優美的自然生態轉化為金山銀山也需要充分考慮。此外，中國大部分鄉村不僅風景秀麗，自然生態環境優良，而且蘊含著濃厚的地方特色文化、民風民俗等資源，特色各異的優秀傳統文化在村落源源流淌了幾千年，更是中國人濃濃鄉愁的根系所在，這類文化資源的活化利用為本地文旅產業融合發展提供了新的途徑，也為農民農村實現共同富裕提供了新的發展思路，因此，要將鄉村的文化資源變現，在有效保護的基礎上挖掘其經濟價值?？傊?，邁入新發展階段，農民農村的共同富裕是一個艱難和復雜的漸進過程，其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個階段性的任務，更不是單純模仿復制就可以實現的，需要各地鄉村因地制宜地挖掘利用本地優勢的自然或人文資源，充分利用鄉村內外力量，探索適合本地的共同富裕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建立公平長效的利益聯結與互動機制，不斷解決相對貧困、空心化、內生發展動力不足等羈絆鄉村邁向共同富裕的現實問題，最終實現農民農村走向共同富裕這一偉大事業。

此外，由于國內一些欠發達地區剛剛擺脫絕對貧困，甚至一些地區面臨著再次返貧致貧的新風險，因此，農民農村的共同富裕將是一個長期、復雜而又艱難的漸進過程。目前國內共同富裕的相關研究對鄉村案例的剖析也較為缺乏，而本研究關注的三個案例主要位于東西部地區，案例主要為新型村集體經濟推動實現共同富裕型、民俗旅游推動實現共同富裕型、鄉村康養旅游推動實現共同富裕型等三種發展模式和類型的鄉村，總結出了農民農村邁向共同富裕中的一些規律性的經驗。在未來的研究當中，可以對每種發展模式和類型的鄉村推動實現共同富裕的機制等內容進一步深化研究，如鄉村精英在共同富裕過程中的具體作用發揮、新內源性發展模式的路徑和機制、鄉村文化資源活化利用的路徑和機制、農民公平利益聯結機制的構建等，也非常有必要對多種發展類型的鄉村進行跟蹤調查研究，尤其是要高度關注我國西南等地區的少數民族鄉村的發展，這些貧困地區雖然擺脫了困擾多年的絕對貧困問題，但也面臨著鄉村振興與共同富裕的難題，因此，未來也應該進一步深入田野調查，探索挖掘少數民族地區典型共同富裕鄉村的經驗做法，為少數民族地區的鄉村發展提供更好的實踐經驗與啟示。

注釋：

①數據來源：《2020 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http：//www.gov.cn/xinwen/2021-04/30/content_560423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