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中后期史料中的新加坡與華僑華人

唐彥超

（中共茂名市電白區委黨校，廣東 茂名 525400）

一、新加坡華僑華人研究綜述

20 世紀80 年代以來，中國學術界對新加坡華僑華人的相關研究取得了顯著的成果。以下將對中國大陸學術界對清朝尤其是晚清時期的新加坡華僑華人的主要研究成果作出必要的總結與梳理，主要分為三個方面：一是有關新加坡華人社會歷史變遷方面：黃松贊的《試論新馬華僑社會的形成和歷史分期》分析了近代新馬華僑社會的歷史分期問題，從經濟、社團、文教、領袖及與中國的關系等五個方面進行了深入的探討①黃松贊：《試論新馬華僑社會的形成和歷史分期》，《東南亞研究》1981 年第3 期。。林遠輝、張應龍合著的《新加坡馬來西亞華僑史》從歷史學角度全面闡述了新加坡獨立建國前華人的移民過程、華人社會各個方面的具體狀況和當地華僑與中國的關系②林遠輝、張應龍：《新加坡馬來西亞華僑史》，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年版。。二是有關新加坡華人社團研究方面：邱格屏先后發表了《19 世紀新馬華人的職業壟斷與會黨械斗》③邱格屏：《19 世紀新馬華人的職業壟斷與會黨械斗》，《江蘇社會科學》1999 年第2 期。、《19 世紀新馬華人秘密會黨與豬仔貿易》④邱格屏：《19 世紀新馬華人秘密會黨與豬仔貿易》，《中國海洋大學學報》1999 年第3 期。、《新馬早期華僑資本成長中華人秘密會黨之功能》⑤邱格屏：《新馬早期華僑資本成長中華人秘密會黨之功能》，《中國海洋大學學報》2001 年第4 期。、《新馬華人僑領與會黨頭目的依存與互動》⑥邱格屏：《新馬華人僑領與會黨頭目的依存與互動》，《青海社會科學》2003 年第2 期。、《新馬華人秘密會黨社會構成之探討》⑦邱格屏：《新馬華人秘密會黨社會構成之探討》，《歷史檔案》2003 年第4 期。等多篇論文，對新馬華人秘密會黨的組織構成、內部運作、功能結構和變遷發展等做了較為深入的論述。三是有關新加坡華人宗族組織研究方面：林金枝的《新加坡華僑華人社團的歷史演變及發展趨勢》梳理了19 世紀以來新加坡華僑華人社團的形成、發展變化、社團類型、功能作用及發展趨勢等方面內容⑧林金枝：《新加坡華僑華人社團的歷史演變及發展趨勢》，《八桂僑史》1993 年第4 期。。曾玲先后發表論文《“虛擬”先人與十九世紀新加坡華人社會——兼論海外華人的“親屬”概念》①曾玲：《“虛擬”先人與十九世紀新加坡華人社會——兼論海外華人的“親屬”概念》，《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01 年第4 期。和《華南海外移民宗族社會再建——以新加坡潘家村為研究個案》②曾玲：《華南海外移民宗族社會再建——以新加坡潘家村為研究個案》，《世界歷史》2003 年第6 期。等，運用歷史學和人類學結合的方法考察了新加坡華人社會從移民到定居的轉變過程中如何重建文化家園，顯示出中國民間文化的強大生命力。其專著《越洋再建家園——新加坡華人社會文化研究》是近年集中研究新加坡華人社會文化中較有代表性的一部著作③曾玲：《越洋再建家園——新加坡華人社會文化研究》，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3 年版。。此外，孟慶梓的《近30 年來中國學界新加坡華僑華人問題研究綜述》對我國學界有關新加坡華僑華人問題的研究進行了較為集中的總結和介紹④孟慶梓：《近30 年來中國學界新加坡華僑華人問題研究綜述》，《八桂僑刊》2008 年第1 期。。

本文以清朝中后期以來有關新加坡與華僑華人的史料為研究對象，把重點圍繞在清朝時期中國人對新加坡的關注與了解、華僑赴新移民定居以及中新官方關系的建立等方面，力圖展現出清朝時期中國人認識新加坡、移居新加坡和中新外交關系的發展等方面的史實，為新加坡華僑華人史的探討和中新友好關系的發展作出力所能及的努力。

中國與新加坡的交往由來已久。自19 世紀早期開始，移民新加坡的華僑華人對新加坡的開發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在清朝中后期的史料中，不論是官方的還是民間的，有關新加坡的記載也逐漸增加。尤其是自晚清開放以來，中國逐漸加強了與外部世界的交往，一些外交官代表朝廷出使海外，他們對外國的各種見聞都進行了細致的記錄。其中，對于作為英國在東南亞殖民地的重要基地，又是眾多華僑華人聚居地的新加坡，自然是不吝筆墨。本文將通過對清朝中后期史料的解讀，盡力還原這一時期中國的旅行家、知識分子和外交官對新加坡的認識以及寓居在新加坡的華僑華人的生活狀況。

從17 世紀開始，英國商人就在馬來亞活動。到18 世紀中期，以英屬印度為基地的英國東印度公司考慮到與中國貿易量的不斷增加，需要在馬來亞建立貿易站，修建一個可以讓其商船停泊、維修的優良港口，以便在與荷蘭人的貿易競爭中取得優勢地位。經過一番挑選后，1786 年，英國從吉打蘇丹手中租借了檳城（華人俗稱為“檳榔嶼”），以其作為第一個長期基地。1819 年，英國在新加坡（華人俗稱為“石叻埠”）建立貿易據點，以其作為第二個長期基地。1824 年3 月，英荷達成了互換殖民地的協議，英國獲得了馬六甲（華人俗稱為“嗎六呷”）；8 月，英國與新加坡名義上的統治者柔佛蘇丹和當地的實際統治者天猛公簽訂條約，英國正式租借新加坡。1826 年11 月，英國以上述三地為基礎，正式成立了海峽殖民地，由東印度公司管轄。當地華人稱之為“三州府”或“叻嶼呷”。1832 年，新加坡成為海峽殖民地的政府所在地。1867 年4 月，海峽殖民地正式成為英國的直轄殖民地，由位于倫敦的殖民地辦公室直接管轄。

二、鴉片戰爭前清朝人筆下的新加坡概況

雖然英國在馬來亞大肆進行殖民活動的時候，中國尚處于信息較為閉塞的“閉關鎖國”狀態下，但這并沒有妨礙當時中國的有識之士對相關信息的獲悉與收集。清朝乾?。?736—1795 年）、嘉慶（1796—1820年）年間曾游歷東南亞、西歐和美國等地長達14 年之久的廣東嘉應州（今梅州）人、有“中國的馬可波羅”美譽的旅行家謝清高（1765—1821 年）在其1820 年口述的著作《海錄》中對英國人在馬來亞的殖民活動做了第一手的記載，新加坡在開埠之后迅速成為英國在南洋的重要據點：“舊柔佛……嘉慶年間，英吉利于此辟展土地，招集各國商民在此貿易、耕種，而薄其賦稅，以其為東西南北海道四達之區也?！朔Q其地為息辣（石叻），閩粵人謂之新州府?！雹葜x清高：《海錄》，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 年版，第39 頁。這是清朝的中文史料第一次對新加坡的記載。

與出身于社會底層的謝清高不同，當時作為官僚階層一員的蕭令裕（1789—？年）則對英國在馬來亞的殖民統治更為關心。時任兩廣總督府幕僚的蕭令裕在對廣州十三行中有關中外交涉的調查中增加了對外國情況的理解。在其1832 年成書的《英吉利說》中就談及了英國自清朝乾隆、嘉慶以來在南亞、東南亞一帶的勢力膨脹，并通過軍事干預的手段控制了南洋多地，形成了有效的統治：“若西南洋之印度及南洋瀕海諸市埠與南海中島嶼，向為西洋各國所據者，英夷皆以兵爭之而分其利，乾隆末已雄海外，嘉慶中益強大，凡所奪之地……曰舊柔佛，曰麻六甲，此二地今為新嘉坡，此皆南洋瀕海之市埠也；曰新埠……此皆海中島嶼也……”①蕭令裕；《英吉利說》，載何新華：《中文古籍中廣東華僑史料匯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 年版，第119 頁。蕭令裕在鴉片戰爭前就已經敏銳地意識到英國人在南洋勢力的逐漸坐大。

與蕭令裕同時代的顏斯綜在其成書于19 世紀30 年代的著作《南洋蠡測》中也提及了新加坡的部分情況：“南洋之間有萬里長塘，俗稱萬里長沙，向無人居?！林鳛榘资?，附近有一埠，四面皆山，一峽通進，平原曠野，頗有土人，并無酋長，產胡椒、沙藤?！蛟拼隋吡_極東邊境。十余年前英吉利據此島，名之曰星忌利坡，招募開墾?！雹陬佀咕C：《南洋蠡測》，載何新華：《中文古籍中廣東華僑史料匯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 年版，第119 頁。文中所說的“萬里長塘”和“萬里長沙”就是南中國海與南海諸島。顏斯綜指出新加坡位于南中國海的西側，暹羅（今泰國）的東側。此時的新加坡已經被英國人占領開墾了十余年。

謝清高、蕭令裕和顏斯綜雖然在當時的中國社會中身處的階級不同，但他們作為清朝封閉社會中依然有志于關心海外大勢，實屬是當時國人中的佼佼者。他們了解英國在以新加坡作為大本營建立在南洋一帶的殖民地，尤其是蕭令裕，他對于英國人的所作所為十分警惕。這對于鴉片戰爭發生前的清朝來說是頗具有預見性的。

三、鴉片戰爭后對新加坡進一步的認識

1840 年爆發的鴉片戰爭使中國人從沉睡了百年的“天朝上國”夢中慢慢醒來。隨著中外交往的漸趨頻繁，清政府對位于中國以南的南洋大港新加坡的關注也在逐漸增多。思想家魏源（1794—1857 年）筆下的新加坡則比前人更為詳細。在其1842 年完成的名著《海國圖志》中對于新加坡的地理方位、水路時間、歷史由來、戰略地位等均做了一定的介紹。

（一）對新加坡地理位置的認識

與前人記載新加坡的地理位置多從馬來半島出發不一樣，魏源從中國出發，記錄了從中國澳門到新加坡的距離：“新加坡本非國，乃斗入南海中一大峽，地方二千里，據澳門水程十更?！雹畚涸矗骸逗鴪D志》卷六，載余定邦、黃重言等：《中國古籍中有關新加坡馬來西亞資料匯編》，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版，第220 頁，第220—221 頁?！案笔侵袊糯胶Ｈ耸克褂玫挠嬎愫Ｉ侠锍痰膯挝?，一更等于60 里，這個計算海程的單位到明清時期依然被航海人士廣泛使用?？芍谖涸瓷畹哪甏?，中國人從當時的“出洋基地”澳門出發，走約600 里（約合300 公里）的路程即可到達新加坡。經過英國二十多年的開發，新加坡在當時已經以富庶聞名于中國。魏源在參閱了謝清高的《海錄》和當時英國人所繪制的海圖后，得知了新加坡更加精確的地理方位：“英夷開辟新嘉坡，富庶聞于中國，已數十年，皆不知為古時何國，閱《海錄》及英夷海圖，始知即柔佛、滿剌加故墟?！⒁氖家破滟Q易于柔佛，皆暹羅之東南境，海岸相連，并非島嶼，距大嶼山僅五六日程，平衍數百里，斗出海中，形如箕舌，扼南洋之要沖?！雹芪涸矗骸逗?圖志》卷六，載余定 邦、黃 重言等：《中 國古籍 中有關 新加坡 馬來西 亞資料 匯編》，北京：中華 書局，2002 年版，第220 頁，第220—221 頁。魏源對于新加坡的認識，包括了幾點：新加坡歷史上是原柔佛蘇丹控制的地區，目前為英國人所控制；英國人在此地有著重要的商業利益；新加坡是一個與暹羅毗鄰、背靠馬來半島、扼守東南亞航運要沖的重地。中國人對于新加坡的認識表現得更為全面。

（二）有關新加坡的譯名

與魏源同一時代的另一位思想家徐繼畬（1795—1873 年）在其1849 年成書的名著《瀛寰志略》中記載了新加坡的諸多譯名。華人所稱呼的除舊名柔佛外，還包括了“息力”“息辣”，以及英國人對新加坡的中文音譯，如“生嘉坡”“新奇坡”“呈隔伯兒”等①徐繼畬：《瀛寰志略》，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 年版，第47 頁。。

清朝道光年間（1821—1850 年）的中國打開國門、迎來巨變的前后，諸多先驅為當時尚處于信息閉塞的中國社會帶來了與眾不同的新知識。在龐雜的新知識中，新加坡作為英國人在東南亞的殖民活動基地和華僑華人下南洋的主要聚居地，地位尤顯重要。

四、清朝史料記錄下英國對新加坡的殖民統治

上文提及，19 世紀上半葉，英國人在東南亞的大肆活動引起了當時中國清朝部分有識之士的警惕。隨著清朝在鴉片戰爭失敗后與外國的交流增多，部分先進的知識分子開始研究英國人在以新加坡為中心建立起來的海峽殖民地的管治模式。

（一）招募商民，開辟新港

1819 年1 月28 日，在船長萊佛士的率領下，英國東印度公司派人登陸新加坡島，來自中國臺山的船員曹亞志成為新加坡開埠的第一人，這是新加坡建港的開始。次日，萊佛士也登島上岸，英國正式在新加坡建立殖民統治，萊佛士成為首任新加坡總督。從此新加坡的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這個時間在魏源和徐繼畬的著作中均記載為“嘉慶二十三年”，即農歷的1818 年12 月。英國人在決定開辟新加坡后便“招募開墾”，招募大量的商民來建設新港。英國人在新加坡“營肆貨，招商賈”，通過召集各國商民在新加坡進行貿易、耕種，而僅僅征收較低的稅甚至是免稅，以希望將其建設成為四通八達的東南亞商貿中心。徐繼畬對英國在新加坡實行的低稅或免稅的優惠政策有較為清晰的認識：“息力……其地當南洋、小西洋之沖，為諸海國之中市。英人免稅以聚商船，西洋夾板，每歲來者以數百計。閩粵販洋之船，南洋諸國之船亦時至，帆檣林立，東西之貨畢萃，為南洋西畔第一捕頭，每年交易之貨價數千萬元?！雹谛炖^畬：《瀛寰志略》，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 年版，第47 頁。1820 年新加坡開始為英國產生利潤。三年后，新加坡的貿易額已經超過了檳城。

在徐繼畬生活的年代，新加坡在英國人的優惠政策下，已儼然成為東南亞第一大商港。與其他殖民東南亞的歐洲國家實行貿易保護主義不一樣的是，英國在新加坡開埠不久后即宣布新加坡為自由港，每艘入港商船僅征收5—10 元的入港稅，進口商品均免稅。新加坡的自由港政策降低了貿易成本，凸顯了其在東南亞地區的經濟優勢地位，提升了商貿競爭力，因此吸引了西方國家、東南亞國家和中國等地大量的商船前往新加坡進行貿易。

為了使新加坡的自由港優勢能長期穩定，英國人在新加坡配予大量的保障措施。據《海圖國志》記載，英國人在新加坡“建洋樓，廣衢市”，在新加坡建設房屋、市場、碼頭、公路等基礎設施，還從國內征召了大量優良的技工在新加坡建造鑄炮局、造船廠等，并派有二千名士兵駐守此地，加強新加坡的軍事防御能力③魏源：《海國圖志》卷六，載余定邦、黃重言等：《中國古籍中有關新加坡馬來西亞資料匯編》，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版，第220—221 頁。。

（二）英國對新加坡的管理

1.了解新加坡的管理制度

對新加坡行政管理的了解，在晚清中國外交使團頻繁的對外訪問中逐漸增多。1883 年，隨輪船招商局總辦唐廷樞游歷外國的袁祖志（1827—1898 年）曾造訪新加坡，回國后著有《瀛海采問紀實》。袁祖志在書中對英國在新加坡的政治制度有所記錄。英國在新加坡設有總督一人，其下設有海關收稅，還設有巡捕廳和巡邏差人（即警察），由一個差人負責十戶人家的治安，并稽查和嚴禁民間的私斗、賭博及其他違禁事項。在新加坡，煙館和酒店數目眾多，每天僅從這兩處即可收稅銀二千元。比煙館和酒店數目更多的是妓院，稅款亦更巨。而對于房產稅僅征收十分之一的低稅，其他的稅收大抵如此。包括對外來商品的稅收，“洋貨每百不過抽五，華貨則每值百抽十余元不等”①王之春：《使俄草》，載何新華：《中文古籍中廣東華僑史料匯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 年版，第111 頁。。在英國人的管治之下，新加坡表現出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數年以來，商賈云集，舟船輻輳，樓閣連亙，車馬載道，遂為圣地矣?！雹谥x清高：《海錄》，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 年版，第39 頁。

面對大量華人，1877 年5 月，英國設置了華民護衛司署進行管理。首任華民護衛司是被稱為“中國通”的英國人畢麒麟。該機構設立的名義是為了保衛當地華僑，但實際上是為了管控華人的社會活動。華民護衛司署負責管理華族社群的各種問題，包括調停華人幫會之間的沖突和稽查“豬仔”貿易、販賣人口、婦女淪為妓女等方面的案件，但獲得的效果并不十分理想。

2.英國與柔佛蘇丹國的關系

對于英國海峽殖民地當局與當地統治者的關系，近代中國外交官也進行了記錄。清朝駐德國使館的二等參贊徐建寅（1845—1901 年）在前往西歐考察海軍制造技術的路上，于1879 年途徑新加坡。徐建寅清楚知道“新加坡系巫來由土番舊地，六十年前英國租得之，每年繳租價洋銀一千元，至今不改?！雹坌旖ㄒ骸稓W游雜錄》，長沙：岳麓書社，1985 年版，第654 頁。外交家、思想家薛福成（1838—1894 年）在其1890 年出訪新加坡時的私人日記中有所記載：新加坡雖然名義上屬于柔佛蘇丹國的領土，但實際上柔佛蘇丹國已被荷蘭所控制，代表柔佛蘇丹管理新加坡的是地方官“天猛公”，英國對已經成為傀儡的柔佛蘇丹和天猛公依然保留他們的名號和地位，以避免貽人直接殖民統治的口實，維持英國對新加坡的統治法理④薛福成：《薛福成日記》，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 年版，第521 頁。。

（三）傳播基督教，加強精神統治

英國外出殖民侵略，一種慣用的伎倆就是傳播基督教，以達到精神層面上的統治。蕭令裕指出，英國人在新加坡通過傳播基督教，以對抗和分化原來馬來亞傳統的習俗與信仰，在宗教上籠絡人心：“世傳英吉利辟天主教，今麻六甲、新嘉坡所刊書多尊信耶穌，殆屬藩之地，本非英吉利部落，仍其舊俗，故有分歧抑濡染日久，其王亦從而和之耶?！雹葜x清高：《海錄》，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 年版，第39 頁。盡管英國是一個新教國家，但在新加坡并不禁止天主教，因此在新加坡均建有新教和天主教的教堂⑥佚名：《三洲游記》，載余定邦、黃重言等：《中國古籍中有關新加坡馬來西亞資料匯編》，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版，第250 頁。。

在英屬時期，新加坡在英國的政策引導和行之有效的管理下，迅速崛起成為一個大港，奠定了后來新加坡的繁榮景象。同時，由于新加坡的繁榮發達和關鍵的地理位置，吸引了大量華人的到來和中國政府的關注。因此，新加坡在晚清史料中被提及的數量也較多，中國人對新加坡的了解和認識也在不斷地增加和更新，其中便包括了大量生活在新加坡的華僑華人的情況。

五、晚清史料中的新加坡華僑華人

華人移民新加坡的歷史至少不會晚于五代至兩宋時期。據《南洋蠡測》記載，新加坡“有唐人墳墓，碑記梁朝年號及宋代咸淳”⑦顏斯綜：《南洋蠡測》，載何新華：《中文古籍中廣東華僑史料匯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 年版，第119 頁。。清末民初學者梁啟超（1873—1929 年）認為此處所稱的“唐人”即中國人或華人之意，并不是指唐朝人?！傲撼彼覆⒉痪唧w，一般是指南朝的蕭梁（502—557 年）或五代的后梁（907—923年）。地圖學專家鄒代均（1854—1908 年）認為是前者，他在其作品《西征紀程》中認為“顏斯綜《南洋蠡測》云：新嘉坡有華人墳墓碑記，載梁朝年號及宋代咸淳，是華人之旅居此者，始實六朝”①鄒代均：《西征紀程》，載何新華：《中文古籍中廣東華僑史料匯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 年版，第68 頁。?！八未檀尽笔侵改纤味茸诘哪晏?，時間是1265—1274 年。盡管《南洋蠡測》對于當地唐人墳墓的數量、墓碑上所記的年號是死者的生卒年還是后人立碑的時間均并沒說明，但可以肯定的是自五代到兩宋約300 多年的時間里，已有不少華人移民新加坡，并在死后埋葬于此。又經過元明二代，再到清朝時，華人已經成為新加坡人口的重要組成部分。

新加坡華僑華人作為新加坡人口的主體之一，它對于新加坡的開發、經營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功勞。新加坡華僑華人在人口構成、對中華文化的堅守、自身的生活狀況、與殖民地當局的關系、與祖籍國的關系等方面有著以下的特點：

（一）寓居新加坡的華僑華人大量來自閩粵地區

福建和廣東地區的華僑華人是最早出洋謀生的一批人，是華僑華人的先驅。因此早年在海外占據華僑華人人口多數的也是來自閩粵地區的華僑華人，新加坡的情況亦是如此。清朝中期以后，由于人地矛盾的逐漸增加，中國國內的生存壓力高漲。近海的閩粵地區多有民眾為了繼續生存下去，甘心冒死出海一搏。水路并不太遠的新加坡也是他們的選擇之一。乾隆年間，新加坡的閩粵地區華僑華人人數已經不在少數。顏斯綜在《南洋蠡測》中稱：“近聞已聚唐人雜番數萬。閩粵之輕生往海外者，冒風濤，蹈覆溺而不顧。良由生齒日眾，地狹民稠，故無室無家之人一往海外，鮮回鄉者。此島由外洋至粵僅七八日?！雹陬佀咕C：《南洋蠡測》，載何新華：《中文古籍中廣東華僑史料匯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 年版，第119 頁。早年冒死出洋的華僑多是獨身一人。在新加坡落地生根的華僑通過自身的奮斗，積攢了一定的財富，于是就在當地購置田產、娶妻生子、繁衍生息，“數世相承，有在其地二百余年而不歸者，率入英籍，為其管轄?！雹弁蹴w：《弢園文錄外編》卷二，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年版，第105—106 頁。到了晚清時期，新加坡已有不少的華人富商，“殷實富盛之家，如潮人陳姓、黃姓，閩人佘姓，皆擁貲三四百萬，席豐履厚，他處所未有也?！雹懿叹骸冻鲅蟋嵱洝?，載余定邦、黃重言等：《中國古籍中有關新加坡馬來西亞資料匯編》，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版，第307 頁。新加坡華商的經濟實力可見一斑。

1876 年，清朝使團副使劉錫鴻（？—1891 年）在其游歷新加坡時對當地人口進行了記錄：“是處墾荒六十年，洋人寓此者不及二千（多由印度、錫蘭來），華人則不下十萬（廣東五大縣及新寧人共二三萬，潮嘉等屬共五六萬，其余則閩產）?！雹輨㈠a鴻：《英軺私記》，長沙：岳麓書社，1986 年版，第53—56 頁。1887 年，晚清外交官李鐘玨（1853—1928 年）在游歷新加坡時查閱了1881 年的新加坡華人人口的相關數據：“查光緒七年英人所刊戶口冊云：福建男女二萬四千九百八十一人，廣州一萬四千八百五十三人，潮州二萬二千六百四十四人，嘉應州六千一百七十人，瓊州八千三百十九人，三州府生長之華人九千五百二十七人，不列籍之華人二百七十二名，統計八萬六千六十六人。近五六年來，雖少有參差，總在八九萬之間?！雹蘩铉姭k：《新嘉坡風土記》，載余定邦、黃重言等：《中國古籍中有關新加坡馬來西亞資料匯編》，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版，第185 頁。當時英國每年對華人課稅的收入高達36 萬金鎊，換算成白銀則超過了100 萬兩。在新加坡的華僑華人儼然已經成為英屬殖民地統治下的重要族群之一，為新加坡的繁榮發展和英國的稅收均做出了重大貢獻。

（二）新加坡華僑華人對中華文化的堅守

盡管移民到新加坡的華僑華人已歷數個世紀之久，但他們依然頑強地保存了自己當年在中國的文化傳統與生活習慣。思想家王韜（1828—1897 年）在其所著的《弢園文錄外編》稱新加坡的華僑華人與當地其他民族的區別在于“所異者不過衣服飲食、文字語言尚如其舊耳?！雹偻蹴w：《弢園文錄外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年版，第106 頁。

1.風俗習俗方面

新加坡的華僑華人會在他們的商鋪、住宅貼上桃符，并寫上漢字，以求趨吉避兇。貼桃符、寫漢字在新加坡非常風行，“有中原風景”，甚至使清朝的外交官感到驚喜。1866 年，清朝第一個外訪使團“斌椿考察團”在歷訪海外十多國后到達新加坡。使團負責人斌椿（1804—1871 年）在其著作《天外歸帆草》中以詩記錄這一景象：“片帆天際認歸途，入峽旋收十幅蒲。異域也如回故里，中華風景記桃符?！雹诒蟠唬骸短焱鈿w帆草》，長沙：岳麓書社，1985 年版，第198 頁。與斌椿一同造訪新加坡的張德彝（1847—1918 年）記載了一次新加坡華人依照中國習俗的送葬儀式：“嗣游于市，有十余人華裝，披麻戴孝；又六人各持樂器，如小鼓、小鑼、喇叭等；又二人各舉一棍，上披紅綢，有‘永遠行’三大金字，似送靈輿者?！雹蹚埖乱停骸逗胶Ｊ銎妗?，長沙：岳麓書社，1985 年版，第590 頁。護送靈柩時，披麻戴孝和以樂器奏樂隨行是中國本土傳統的送葬禮儀。送葬的棍披上了紅綢，可見這家人是“喜喪”，即去世的老人應該是高壽離世，這也符合中國傳統對于“喜喪”的操辦形式。華人去世后所辦喪禮依然是依照中國的傳統習慣，“墳墓碑識，卻不忘本?！雹軓埵a桓：《三洲日記》，載余定邦、黃重言等《中國古籍中有關新加坡馬來西亞資料匯編》，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版，第323 頁。王韜感嘆新加坡華人“多有自明代來此購田園、長子孫者。雖居處已二百余年，而仍服我衣冠，守我正朔，歲時祭祀，仍用漢臘”⑤王韜：《漫游隨錄》，載余定邦、黃重言等《中國古籍中有關新加坡馬來西亞資料匯編》，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版，第234 頁。，這充分彰顯了中華傳統文化在海外的頑強生命力和歷史傳承性。

2.文化教育方面

新加坡的華文教育記載最早見于《海國圖志》：“設英華書院，凡國中書籍，皆鏤版翻譯，延華人教其子弟”⑥魏源：《海國圖志》卷六，載余定邦、黃重言等《中國古籍中有關新加坡馬來西亞資料匯編》，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版，第220 頁，第221 頁。，“建英華書院，延華人為師，敬漢文漢語，刊中國經、史、子、集，圖經、地志?！雹呶涸矗骸逗鴪D志》卷六，載余定邦、黃重言等《中國古籍中有關新加坡馬來西亞資料匯編》，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版，第220 頁，第221 頁。這說明新加坡華文教育的出現不會晚于1842 年《海國圖志》成書之時。雖然英華書院設立的出發點是為了讓英國人學習漢文和翻譯中文書籍，但它的出現依然開創了新加坡華文教育的歷史。1897 年出版的《地球韻言》記載當時的新加坡在福建籍華商陳金鐘的慷慨解囊下，有“書院三區，學子居處。中國書院，建額萃英?！雹鄰埵垮骸兜厍蝽嵮浴?，載余定邦、黃重言等《中國古籍中有關新加坡馬來西亞資料匯編》，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版，第395 頁。新加坡的華文教育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

（三）新加坡華僑華人的謀生方式

在謀生方面，經商是新加坡華僑華人主要從事的工作之一。斌椿在歸國后上呈給清政府的考察報告《乘槎筆記》中稱新加坡華人在當地建了一條十余里長的唐人街，仿制洋樓的建筑樣式，建造了非常稠密華麗的市場和房屋，包括有煙館、茶館和酒肆等。市場里貨物云集，而閩粵籍的華商則是當時的眾多商人的主力，常年的人數在七八萬左右。當時的華人兒童也需要負擔起養家糊口的責任。華人會把木頭刻成獨木舟，華人兒童在船上劃槳唱歌，客人會把賞錢擲入海中，兒童們就會跳入海里，隨即拿著錢躍出海面。每當洋船來到新加坡時，都會以此作為參觀項目之一?！肮蕛和娭?，皆拍手笑樂，如拾韓嫣彈丸也?！雹岜蟠唬骸冻碎豆P記》，長沙：岳麓書社，1985 年版，第98 頁。

生活在新加坡的底層華人，多以娼妓或優伶謀生。在新加坡的大坡（今新加坡河南岸的橋南路一帶）的牛車水地區，是華人移民最早聚居的地方。此處的酒樓、戲院、妓院云集，人口稠密，是底層華人的主要聚集地。其中，又以妓院的數量最多。僅僅注冊護衛司的在籍妓女就有3 000 多人，沒有注冊的暗娼的人數則不計其數。新加坡的妓女多來自廣東，不是年幼時被賣到新加坡，就是在新加坡出生長大的女性。在李鐘玨訪新期間，新加坡頻繁出現從香港販賣幼女到新為娼的情況。中國駐新領事聯合當地華人縉紳向殖民地當局總督進言，于是設置了保良局偵查此事。此事才逐漸平息。新加坡的華人戲院亦有多處，分為男班和女班。演出的劇種有粵劇、潮劇和閩劇等?；旧隙际侵袊饲巴^看，票價也非常低廉。此地的酒樓數目較少，僅有幾間，分別制作粵菜和外國菜。在宴請客人的時候，菜式多為兼顧中西，飲用的酒也多為洋酒。中國酒已不常見，“飲粵東糯米酒等酒者已少，紹興酒則如瓊漿玉液矣?！雹倮铉姭k：《新嘉坡風土記》，載余定邦、黃重言等：《中國古籍中有關新加坡馬來西亞資料匯編》，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193 頁，第197 頁。

（四）“豬仔”華工來新與殖民地當局管治華人幫會

早年來到新加坡謀生的華僑華人，多以經商為主。隨著新加坡墾荒的需要，大量的“豬仔”華工被販賣到此。外國人視“豬仔”華工為最低賤的人，經常是對他們實行苦役或是虐待。其慘況不可言狀。在李鐘玨訪新期間，多有來自廈門和香港的輪船搭載數百到上千華人到新加坡。這其中除了自愿出洋者，也有不少被拐賣的人。有甚者還發生過拐賣自己的同母兄弟與同族兄弟。華工到達新加坡后會先投身于客館，也就是所謂的“豬仔館”。如果來新華工備有旅費，則不會被虐待。但若是被拐賣至此，就會失去人身自由。在新的華人官紳曾多次建言殖民地當局制止這種行為，但一直沒有成功。

來到新加坡的華僑華人多是出身底層，其中不乏違法犯罪的亡命之徒。中國地方官訪查確認此情況后，希望中國駐新領事可以向殖民地當局申請將這些罪犯引渡回中國，但被英國人以沒有相關條約規定而拒絕。底層華人來到新加坡后，人員逐漸繁多，開始結黨立會，拉幫結派。殖民地當局多次明令禁止。但后來還是保存了一個華人幫會（私會黨），英國人稱之為“危險會”。凡是入會者均要上報護衛司，僅1886 年的新入會人數就達6 350 人，1887 年此會的總會員人數達到56 200 多人②李鐘玨：《新嘉坡風土記》，載余定邦、黃重言等：《中國古籍中有關新加坡馬來西亞資料匯編》，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193 頁，第197 頁。，可謂是一個勢力龐大的社會團體。幫會分子甚至還襲擊了當時的華民護衛司畢麒麟，致其重傷。面對日益嚴重的幫會活動，1889 年，時任新加坡總督的史密斯下令禁止所有的私會黨。不過華人之間的私斗現象依然偶有發生。

（五）新加坡華僑華人對祖籍國的關注與支持

雖然新加坡的華人在海外生根發芽已歷幾世，但對于祖籍國中國所發生的重大事件依然十分關注與支持。

1.賑濟祖籍國的災情

晚清時期的中國自然災害嚴重，爆發于1877—1878 年的“丁戌奇荒”是這一時期最嚴重的災荒。面對祖籍國的重大災難，南洋的華僑華人，包括新加坡的華僑華人在內紛紛急公好義、施以援手。1878 年4 月，經當地縉紳、慈善家梁云漢等人的大力募捐后，新加坡、小呂宋等地的華商捐出三萬多元，購買米糧以緩解河南的災情。在新加坡華商的影響下，柔佛蘇丹也捐銀千元以支援中國③《德宗景皇帝實錄》卷七十一，載余定邦、黃重言等：《中國古籍中有關新加坡馬來西亞資料匯編》，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137 頁。。新加坡華人紳商因多次賑濟祖籍國的災情而得到了中國政府的褒獎。清政府多次嘉獎當地紳商并賞賜花翎，還多次頒發匾額給新加坡的天后廟，既提升了新加坡華人的個人榮譽感，又加強了中新之間的歷史傳統聯系。

2.在敵后支援祖籍國斗爭

1884 年8 月，中法戰爭正酣之時，中國東南沿海一帶掀起了反擊法軍入侵的戰斗。遠在南洋的華僑華人，包括新加坡的華僑華人也在海外積極支援中國的正義斗爭。他們在海面上攔截法國艦船，“充兵毀其械，充匠毀其器，引水擱淺，食置毒物”①王彥威、王亮：《清季外交史料》卷四十七，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 年版，第10 頁。。但因新加坡是英國殖民地，如果當地華人卷入中法戰爭可能會引起不必要的外交糾紛，最終清政府在英國的壓力下宣布南洋華人不得參與中法戰爭。新加坡華僑華人在敵后的斗爭行為反映出中國人同仇敵愾的民族情感。

六、晚清中國與新加坡的官方來往

新加坡作為扼守在馬六甲海峽的咽喉要地，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自不必說。晚清時的中西方交往，新加坡作為中轉站，也曾經迎來了多位清廷派出的官員。同治（1862—1874 年）、光緒（1875—1908 年）年間，中國清朝官員多次到訪新加坡，并逐漸建立起中國與新加坡的官方往來。

（一）清政府在新加坡設置領事及任命領事的糾紛

1876 年10 月，清朝首任駐英、法大使郭嵩燾（1818—1891 年）率領使團造訪新加坡，副使劉錫鴻、翻譯官張德彝隨同到達。同步抵新的還有中國福建水師的“揚武號”兵船。訪新期間，郭嵩燾等人會晤了英國駐新加坡總督哲威斯等殖民地當局的高級官員。因新加坡的華人人數眾多，盡管殖民地當局已設置了華民政務官進行管理，但有關事宜依然需要與中國磋商解決。因此，此次郭嵩燾訪新的其中一項要務是要在新加坡設立中國駐新領事一職。1877 年1 月，在英國人的壓力和郭嵩燾的大力舉薦下，新加坡的華人領袖、商界巨頭、時任殖民地當局華民政務官的胡璇澤被清政府任命為中國駐新加坡的第一任領事，負責在新華人的相關事務。胡璇澤是來自于廣東番禺的華僑，當時已在新加坡經商、生活了四十多年，在當地極具名聲與威信，甚至連外國人也非?？粗仄渫?。他獲得了英國授予的勛章，并擔任新加坡立法院非官方議員。俄羅斯賜予他男爵爵位，并任命他擔任俄羅斯駐新加坡的領事一職。其后，胡璇澤還擔任了日本和奧匈帝國駐新加坡的領事一職。胡璇澤一人身兼四國領事，一時傳為佳話。但籌建中國駐新加坡領事館的過程卻一波三折。1878 年2 月，領事館正式開辦。因清政府未能落實經費，由胡璇澤在當地籌款以資辦公，領事館才勉強得以運作。

胡璇澤一直充任中國駐新加坡領事至1880 年3 月病逝。領事一職由領事隨員蘇桂清暫時代理。但英國人對此并不認可，依然希望下一任中國駐新領事需要得到英方的同意。早年因沒有中國相關的駐外機構在新加坡，新加坡的華人屢遭欺侮。所以他們對于中國在新加坡設立領事館均感到欣喜。這正是英國人所不愿意看到的。新加坡殖民地當局忌諱華人官員的號令，因此對中國駐新領事的工作多加阻撓。加上胡璇澤的英國背景，他在任期間經常聽從英國人的意見，有損清政府在新加坡的權益。當時的中國駐新領事僅能管轄新加坡的華人事宜，而其他國家駐新加坡的領事還能兼管滿剌加（即馬六甲）和檳榔嶼的事務。薛福成在其日記中記載：“各國領事皆兼三島，中國則專司新加坡事，緣設領事之初，忘敘及兩島。然麻六甲、檳榔嶼華人有事，亦有來告領事者，但與英官辯論較多周折耳?！雹谘Ω３桑骸堆Ω３扇沼洝?，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 年版，第522 頁。中國駐新領事的權力受到了極大的掣肘。為了維護自身的權益，清政府希望可以從中國派出領事前往新加坡任職。中英雙方因為這個問題進行了長達一年的外交磋商。最終在中國駐英使臣曾紀澤（1839—1890 年）的努力下，英國最終同意清政府可以直接派人到新加坡擔任領事。1881 年3 月，清政府正式任命專業的外交官左秉隆繼任領事一職，并于同年9 月赴任履新。中國收回了自派領事的權力。

（二）清政府與新加坡殖民當局交涉“豬仔”華工事宜

清政府在新加坡設立領事館，專門負責在新華僑華人的事務，可見打開國門以后的清政府在逐步改變過去視海外僑民為“棄民”“莠民”，華僑華人在外國的不幸遭遇為“孽由自作”的傳統看法。在海外僑民的政策上，清政府由過去的“概不聞問”逐步變為實施領事保護。其中最能體現清政府保護在新僑民的事件為保障“豬仔”華工的人身安全與待遇問題。19 世紀70 年代以后，大量的“豬仔”華工被拐賣至東南亞、美洲和大洋洲等地已經成為當時中國對外的重要事件之一。在這一時期，也有眾多“豬仔”華工被輸入新加坡。華工們在新加坡從事最艱苦的開山墾土的工作。1884 年，思想家鄭觀應（1842—1922 年）在與時任中國駐新領事左秉隆討論在新華工的時候，左秉隆揭露出華工的悲慘境況：“傭工之苦，慘不忍言。每早卯正起至戌初止，不得稍有休息?；蛴羞`者，監工人見之，即杖以木棍。每年斃棍下者殆近千人，吾痛惡之?！雹汆嵱^應：《鄭觀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第977 頁。針對華工此等嚴重受虐狀況，左秉隆在任職之初即向表面上擁有新加坡主權的柔佛蘇丹和英國殖民地當局發出照會，要求嚴懲虐待華工的兇手和改善華工的待遇，但均遭到了對方的含糊答復。左秉隆最后向鄭觀應感嘆在不平等條約制約下的“弱國無外交”，販賣和虐待“豬仔”華工之事無法禁止?？梢姰敃r的中國建立近代外交之后的困窘處境。

七、結語

清朝中后期以來，隨著與外部世界的接觸逐漸增多，中國對于遙遠的異域國度——新加坡的了解和接觸也是與日俱增。從開國前對新加坡的地理位置、英國人的殖民統治、華人對新加坡的墾殖等多方面的相關記載可以看出，此時的清朝雖處于較為封閉的姿態，但對于外部世界也并非一無所知。在開國之后，隨著封閉狀態的結束，中國人開始注重對世界大勢的了解。作為英國在遠東的主要殖民據點，加上又是華僑華人到南洋地區謀生的重要區域，從具體方位的描述到不同的譯名的羅列，從英國殖民當局對新加坡的治理措施到來新華人的族群、文化習俗、謀生方式、當局對“豬仔”華工的管理以及與祖籍國的關系等等，有關新加坡更加詳盡的信息被更多的中國人記錄下來。與新加坡更多接觸的直接結果是使清政府更加明白外交事務和海外僑民的重要性，因此在新加坡開設領事館處理在新華僑的相關事宜，促進了中國近代外交事業和華僑華人事業的發展。以上種種均構成了中新兩國交往史的重要內容，同樣也是我國華僑華人的光輝歷史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