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10 年（2011 -2020）國際元認知研究動態：回顧與展望*

秦利民 Lawrence Jun Zhang

（濟南大學外國語學院，濟南 250022； 新西蘭奧克蘭大學教育學部，奧克蘭1023）

1 引言

“元認知”由美國發展心理學家弗拉維爾（J.H. Flavell）于1976 年在《認知發展》一書中正式提出。 近四十年來，國內外研究者圍繞這一概念開展了大量的研究，目前正向深層次、多群體、多樣化方面發展。 由于元認知在多種認知活動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具有廣泛的適用性和實踐指導性，所以元認知理論被普遍應用于語言學及二語習得研究中，并引起語言學界和教育學界的高度重視（Zhang， Zhang 2019），推動著元認知理論繼續向前發展。 如唐芳、徐錦芬（2005：22） 回顧了國內外有關二語寫作元認知的研究成果，對母語和二語寫作認知模式的啟示、ESL 寫作者元認知發展評估、EFL 寫作知識分析和二語寫作元認知理論構成的因子分析給予重點介紹；并指出，基于元認知的英語寫作研究國內外開展得都不夠廣泛，希望越來越多的研究者能從元認知角度對英語寫作過程進行縱深研究。

學術界對元認知研究方興未艾的同時，我們也應該清醒地認識到，我國對元認知的研究有兩個顯著的弊端：第一，中國知網期刊全文數據庫調研顯示，截至目前（2020 年7 月），國內已有的對元認知這一心理學重要概念的綜述或總結類研究多為單一性的、思辨性分析，缺乏系統的、有深度的對元認知國內外整體發展脈絡的梳理，在元認知研究領域基于文獻計量學的實證研究更是缺乏；第二，在研究范疇上，囿于學科認知的限制，多數研究往往彼此孤立，難以突破各自為營的視野局限。 教育心理學的研究學者多從心理學角度探討教育的意義，而外語學界的學者多從教育學角度探討其在外語學習中的應用價值，故難以從多學科融合的角度呈現多樣化的研究風貌。

鑒于此，本文旨在克服以往研究的局限性，本著文獻時新性原則，借助CiteSpace 的信息可視化技術，對近10 年以來（2011 -2020） 國際元認知研究的核心文獻進行深入挖掘，繪制出該領域的科學知識圖譜，力圖呈現國際最新元認知研究的全貌和整體發展態勢，以期幫助元認知領域的研究者厘清熱點課題和前沿性研究方向，發現可進一步探究的領域，促進元認知研究的深入發展。

2 研究設計

2.1 研究方法與工具

目前，文獻計量分析被視為總結歷史研究成果、揭示未來研究趨勢的一種重要工具。 本研究采用文獻計量分析的數據挖掘和核心文獻質性分析相結合的方法，利用CiteSpace 的可視化操作，繪制合作、共引、共現等科學知識圖譜，對近10 年以來元認知研究領域的發展歷程、研究熱點以及未來的研究趨勢進行可視化分析。

CiteSpace 是一款由美國德雷克塞爾大學陳超美教授開發的可視化文獻分析軟件，其繪制的科學知識圖譜能集中展現若干研究前沿領域的演進歷程。 利用CiteSpace 尋找某一學科領域的研究進展和當前的研究前沿及對應的知識基礎，能很好地幫助研究者從眾多的數據中找到自己的研究興趣和研究方向。 本研究選用CiteSpace 的較新版本CiteSpace 5.6.R3。

2.2 數據來源及處理

本研究收集的數據來自美國科學情報研究所（ISI） 的網絡數據庫Web of Science（WoS）。 WoS數據庫覆蓋全世界范圍的引文大全，可為研究者提供最具影響力的數據信息，其核心合集收錄的論文代表著國際社會科學研究的高水準成果。 元認知作為一個相對成熟的研究領域，已經廣泛應用到各個行業中。 因本研究設定的目標是，專門統計、分析探究元認知與學習的關系的論文，所以將搜索范圍設定在與教育學、心理學、應用語言學及語言習得密切相關且發文量較高的11 種WoS類別上，設定文獻納入標準如表1所示。

表1 文獻納入標準

具體操作為：以metacognition 為檢索詞在WoS-SSCI 核心合集中進行主題檢索，將文獻類型限定為article，語種限定為English，時間跨度設定為從2011 年至2020 年，共檢索到2，824 項相關文獻，然后按照上述標準通過標題、關鍵詞、摘要的逐一核實進行人工篩選，最終獲得文獻1，625篇。 文獻數據以CiteSpace 支持的純文本文件導出，數據選項包括文獻標題、摘要、關鍵詞、作者以及全部的參考文獻。 在CiteSpace 的功能區內，選擇數據處理起止時間為2011 -2020 年，時間區隔為1 年，選擇標準為top 前50，每個時間切片排名選前20%數據，閾值設置為（2.2.20） （3. 3. 20）（3.3.20），最終研究結果以最小生成樹和聚合網絡剪枝運算后的知識圖譜呈現。

3 研究結果與分析

3.1 元認知研究現狀

3.11 發文量總體趨勢

從時間分布上看，國際元認知領域研究的發文量呈穩定的逐年上升趨勢，2011 -2019 年間的年均發文量達到176 篇（見圖1）。 這說明，近10年以來學界持續保有對元認知這一核心概念的研究興趣，圍繞這一概念展開的研究一直維持在一個較高的水平上。 文獻分析表明，元認知作為一種深層次的認知活動，在人們的認知活動中起著監控、指導和調節的作用，因此，它的發展水平直接制約著人的智力、思維的發展水平。 當前，隨著世界競爭的加劇和信息化時代的到來，元認知能力的培養已成為新時代背景下人才培養的必備目標，廣泛運用于兒童教育、心理學發展以及語言學習等各領域中。

圖1 元認知研究近10 年出版文獻數

3.12 研究區域與合作機構

我們借助于區域合作聚類圖譜對元認知研究的區域分布進行聚類統計分析（Threshhold≥15），并繪制知識圖譜（如圖2所示）。 聚類結果顯示：在區域合作網絡中，節點數有62 個，連線117 條，網絡整體密度為0.0619。 從網絡整體密度來看，世界各國、地區之間以元認知為切入點的研究合作并不緊密，但參與研究的國家眾多，是世界范圍內廣泛關注的焦點，其中，以英美為代表的研究是該領域的主力軍。 值得注意的是，統計顯示，中國學者在元認知領域近10 年共發表核心論文38 篇，這說明中國學者的國際參與度空前提升，緊跟世界科學整體發展的步伐，元認知研究也是我國學界持續關注的一個熱門課題。

圖2 元認知研究機構聚類圖譜

在機構分布方面，聚類結果（Threshhold≥6）如圖2所示，每一個節點代表一個研究機構，在聚類網絡中共有節點251 個，代表元認知研究領域的251 個研究機構。 一般來講，學術機構的發文數量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該機構在某一領域的科研實力，發文數量越多，該機構的影響力就越大。從網絡節點布局上看，發文量最多的機構是北卡羅萊納大學，其研究成果最多，共發表了18 篇文章，處于機構聚類知識圖譜的核心位置。 從統計來看，大學研究機構仍然是國際元認知研究的主陣地。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學者的總發文量雖然躍居世界前列，但是沒有一家獨立的研究機構能夠進入發文量排名的前20 名（發文8 篇以上），因此，加強我國各研究機構、各學科之間的學術交流合作，實現優勢互補，學科融合，以產出更多、更有影響力的國際成果，不失為當前我國建設世界一流大學、提高科研綜合競爭力的有效途徑。

3.2 元認知研究的核心文獻

3.21 元認知研究的高影響力文獻

引文分析是衡量文獻學術影響力的最關鍵的指標之一，統計研究具有高影響力的核心文獻，可以反觀學界對某一領域的重點研究方向，某一時期具有較高學術影響力的核心文獻可以反映出這一時期研究者極為關注的課題。 我們借助于CiteSpace 的文獻共被引分析，繪制出2011 年至2020 年共被引文獻科學知識圖譜（見圖3）。 聚類統計分析（Threshhold≥12） 結果顯示，該共被引文獻知識圖譜由452 個節點，571 條連線組成，網絡整體密度為0.0056。 如圖3所示，知識圖譜由彩色的節點和節點間的連線組成，每個節點代表一篇被引文獻，節點越大，表明被引頻次越高。 每個節點又由大小相異的年輪構成，每一個年輪代表該引文的引用歷史，年輪越厚，代表被引頻次越高。 節點間的連線代表其共被引關系。 根據引文數據的總被引頻次，圖3凸顯國際元認知研究領域中最具影響力的前40 篇文獻。 囿于篇幅，我們重點介紹被引頻次最高、影響力最大的前兩項文獻。

圖3 元認知研究的文獻共被引知識圖譜

從圖3可見， 位于圖譜正中央位置，最顯著的兩個節點是Efklides（2011）和Bjork（2013），由其年輪厚度來看，這是近10 年以來國際元認知研究中在教育學、心理學方面影響力最大的兩篇文獻，分別被引45 次和34 次。 Efklides 是希臘學者，其論文發表在教育心理學領域的國際權威期刊《教育心理學家》（Educational Psychologist）上，該文發現，自我調節學習與元認知之間的關系需進一步探討，在深入的理論分析的基礎上，構建“自我調節學習的元認知和情感模型”（MASRL 模型），旨在強調元認知、動機和情感三者之間的相互作用，并提出這種相互作用為兩種自我調節模式服務，即在個體層面自上而下的自我調節和在任務層面自下而上的自我調節。 該研究為研究者提供有效的理論框架，搭建元認知與自我調節之間的橋梁，是元認知研究領域理論的創新，引領元認知研究的深入發展。

第二最具影響力的文獻為美國學者Robert Bjork 與其他兩位研究者合作完成，論文發表在心理學領域的國際權威期刊《心理學年鑒》（The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上，共計被引34 次。 該研究著眼于學生終生學習的目標，聚焦學習者在正規課堂環境之外的自學需求，探討學習、記憶和元認知過程的相互作用，有針對性地指出一些社會假設可能產生的反作用。 研究發現，要有效地管理一個人正在進行的學習活動，需要精確地監控學習的完成程度，以使個人成為最有效的學習者。 該研究為元認知在終身學習方面的應用可提供有價值的參考。

3.22 元認知研究的轉折點文獻

具有“知識拐點”作用的關鍵節點文獻代表著某一研究領域發展過程中具有重要影響力的研究成果，它們對該領域知識結構的形成起到不可或缺的連接和橋梁作用，其作者也同時受到其他研究者的廣泛認同和關注（Chen 2004）。 在CiteSpace 分析中，可通過計算文獻的“中心性”（centrality）來辨識節點在網絡圖譜中連接作用的大小，中心性大的節點文獻往往被視為在領域知識發展過程中具有關鍵轉折點價值的中心文獻（Chen 2004）。 一般來說，文獻的中介中心性越高，“越具有產生革新性影響的潛質”（Chen 2006：365）。

在繪制國際元認知研究的文獻共被引知識圖譜（圖3） 的基礎上，對關鍵節點文獻進行二次索引，提取兼具高影響力和高中介中心性且位于前10 的關鍵文獻，這些文獻被視為近10 年以來國際元認知研究領域的核心文獻，會聚2011 年以來國際元認知研究的重要成果，聚焦當前元認知研究的重點問題，同時也為后人的研究提供可靠的參考依據，具有重要的導向作用。 仔細分析這10 篇兼具高影響力和高中介中心性的文獻及作者發現：

第一，研究性綜述類論文的占比最大。 在這10 篇文獻中有8 篇是研究性綜述類論文，綜合占比80%，這說明研究性綜述類論文因其涵蓋范圍廣，所以受到更多學者的關注，更可能被其他論文引用，這與雷蕾（2019）對語言學領域的高被引論文的研究結論一致；這也從另一個側面說明，對于初入一個領域的研究人員來說，跟蹤自己研究領域最前沿的綜述類研究論文，建立自己合理的知識結構，掌握獨立的科研方法和技能，不失為一個最簡潔、最有效的路徑。

第二，在這10 篇文獻中，來自美國肯特州立大學（Kent State University）的John Dunlosky 教授作為第一作者有兩篇文章是處于關鍵性節點的轉折點文獻，另作為第二作者有一篇文章入圍，足見他在該領域的影響力。 文獻回顧發現，早在2008 年，Dunlosky 教授就已出版第一本全面涵蓋教育、發展、認知和應用心理學理論及實證研究方法的元認知研究著作《元認知》。 這是第一本專注于評估和控制認知過程的教科書，書中闡述的與元認知有關的核心關鍵問題，吸引無數研究者進入這一領域。本研究發現（見圖3），Dunlosky 與Rawson（2012）合作的論文是中心性最強、最具轉折性意義的文獻。研究者普遍認為，元認知監控可以幫助學生培養高效和持久的學習能力，盡管監控的準確性和學習之間的聯系在人們的直覺上具有可信性，而且在理論假設上也成立，但卻很少有研究者對元認知監控的準確性與學習任務的長期保持之間的關系展開實證調查。 為此，Dunlosky 和Rawson 設計了兩組實驗，采用準實驗對比研究方法，對美國肯特州立大學的本科生元認知監控的準確性之間的個體差異進行詳細調查，該研究結果證實目標假設，并證明元認知的教學方法能更好地提高學生的學業成績。該論文的主要貢獻在于，兩位研究者創造了元認知監控理論指導下的“準確性—影響—記憶”（Accuracy-Influence-Memory， AIM）假說，該假說是對元認知理論的進一步豐富和完善，在較高層面上推動元認知理論在個體高效、持久學習方面的應用，因此引起研究者廣泛、持續的關注。

第三，著名學者B. Zimmerman 和D. Schunk主編的Handbook of Self-Regulation of Learning and Performance一書有兩個章節位于第6 和第10 位，顯示出該專著在元認知和自我調節研究領域的巨大影響力。 在這本書中，Zimmerman 和Schunk 將自我調節學習和表現分為5 個專題進行討論：研究的基本領域、在實踐教學中的應用、在具體學科中的應用、研究方法的探討以及個體的差異。 這本書系統地介紹元認知和自我調節的重要研究成果，可謂該領域研究的集大成者，不僅為研究者提供有用的研究框架和方法論，而且為各個層次的教學實踐者提供極有價值的教學參考。 作為高中心性文獻，這兩篇的入選進一步說明，由世界一流出版社組織出版的專著章節因其審稿程序嚴格，不亞于SSCI 期刊的審稿流程，同樣受到國際學界的廣泛關注。

3.3 元認知研究的核心熱點主題

關鍵詞是論文的核心與精髓，能高度概括文章的主題，高頻關鍵詞通常被認為是該領域的研究熱點。 研究核心論文的關鍵詞動態變化能夠揭示某個研究領域的重點主題，及時反映該學科的動態變化情況。

在關鍵節點文獻內容分析的基礎上，我們利用CiteSpace 的自動聚類運算，根據文獻間的共被引關系對所抽取論文的關鍵詞進行共現分析，繪制出國際元認知研究領域的關鍵詞共現知識圖譜（見圖4）。 圖4中每個節點代表一個關鍵詞，節點越大表明共現頻次越高。 關鍵詞共現圖譜（Threshold≥30）的聚類結果顯示：在共現網絡中，節點數有391 個，連線962 條，網絡整體密度為0.0126。這說明，關鍵詞之間聯系比較緊密，熱點主題之間存在一定的相關性。 李杰和陳超美設計出顯示聚類分析是否合理的兩個重要指標： 一個是Modurility（Q 值），即網絡模塊化評價指標，Q 值越大（0 到1 之間），表示聚類越好； 另一個是Silhouette（S值），即網絡同質性評價指標，S 值越大（0 到1 之間），表示同質性越高（李杰 陳超美2016）。 圖4顯示，通過LLR 算法，我們得到該聚類的Q 值（Q ＝0.5316）和S 值（S ＝0.7194），這說明聚類內節點聯系比較緊密，聚類內節點的主題關聯性比較強，繪制出的關鍵詞共現知識圖譜聚類結果有研究和評估價值（同上）。

圖4 元認知研究的關鍵詞聚類知識圖譜

圖4 顯示，國際元認知研究被劃分為10 大聚類。 鑒于聚類1（＃1 cross-sectional study 橫斷面研究，研究焦點為人格障礙）、聚類6（＃6 interoceptive axes dissociation 內感受器的軸分離）和聚類9（＃9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自閉癥譜系障礙）主要涉及認知神經科學元認知治療的內容，其聚類的形成可能由于元認知作為人類的高級心理歷程在增進人類神經活動的效率、加強認知行為治療（比如語言缺陷、人格障礙）等方面的作用，更多受到來自于心理學、認知神經科學、精神病學等領域學者的關注，所以引用來源面廣，引用量也大。 而聚類7（＃7 small group 小組）過于寬泛，本文暫不展開論述。我們結合每個聚類的標識詞和包含的成員文獻內容，對其它聚類進一步聚合分析發現，元認知研究的熱點主題可以歸結為3 個方面：一是對元認知理論主體的研究，包括元認知判斷（聚類＃0）和元認知組成要素（聚類＃2）的研究；二是對元認知實踐應用的探究，包括正念主體性訓練（聚類＃3）、使用復雜信息文本的能力（聚類＃4）和執行功能（聚類＃5）的研究；三是對元認知實踐效果的分析，包括測試形式（聚類＃8）和反饋特異性（聚類＃10）的研究。 具體來說：首先，在國際元認知領域的前沿研究中，對元認知理論主體的研究從未停止。 文獻研究發現，雖然早在1976 年美國心理學家J. Flavell 就提出元認知的概念，我國學者董奇最早將其引入國內，迅速引起眾多學者的關注，如吳紅云（2006）、姜英杰（2007）等，但正如Zhang 和Zhang（2019） 指出的，對于元認知理論構成要素的認識，現代認知心理學界、教育學界以及應用語言學界至今沒有一個邏輯嚴密的、表述清晰的概念，其在二語、外語學習中的應用更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國際上對“元認知判斷”這一最受關注的主題（＃0） 以及“元認知組成要素”（＃2）的不斷探索正反映這一趨勢。

其次，元認知自提出之日起，就不斷深入各個領域，在實踐中呈現出學科融合互相促進的趨勢。元認知的相關高頻聚類詞應用研究主要包括“正念主體性訓練”（聚類＃3）、“使用復雜信息文本的能力”（聚類＃4）和“執行功能”（聚類＃5）。 正念主體性是教育心理學研究領域新興的積極學習心理品質概念，最初由Deakin-Crick 等人于2015 年首次提出。 他們（2015）認為，正念主體的建構與學生能動地應用元認知策略密切相關，教師培養學生積極的自我認同，學生發揮自身“正念主體性”以提高學習質量，目的是培養更多具有終身學習能力的人。 聚類＃4 聚焦于“使用復雜信息文本的能力”。近年來，隨著教育技術日益深入到教學領域，在線學習環境日益受到研究者的重視，如Chan（2012）從社會認知的視角，在回顧相關文獻的基礎上，探討協同學習模式的理論、方法和教學意義，指出未來的研究方向包括探討構建協同學習模式的集體調節和社會元認知的理論本質、擴展使用跟蹤數據和多重測量的方法以探討其結構的有效性，以及在計算機支持的協作探究中開展教學實驗以測試和促進協同學習的發展等。 聚類＃2 聚焦于元認知的“執行功能”。 研究者在繼續關注元認知在促進學習動機（Meniado 2016）、提高學業表現（如閱讀能力） （Aghaie， Zhang 2012）、寫 作 能 力（Negretti 2012）、增強工作記憶和表達方式（Autin， Croizet 2012）等方面的作用外，還關注學習者個體以及不同水平個體之間（如小學生） （Cornoldi et al.2015）、兒童理解監控（Metcalfe， Finn 2013）等方面的外在表現的差異。

第三，元認知在實踐中的應用效果也得到學界的廣泛關注。 過去十多年，學術界對元認知的實證研究大量涌現，證明元認知在實踐應用中的有效性。 通過該聚類高頻詞的二次文獻索引以及施引文獻的內容分析發現，元認知應用效果研究主要有學習者的滿意度、對元認知反饋感知的個體差異性、元認知成效測試的多樣性、影響因素等。 如Nett 等人（2012）對70 名11 年級學生的考前認知行為進行調查，結果發現，隨著測試日期臨近，元認知策略的使用也顯著增加，元認知策略的使用與考試成績成正相關，在被評估的3 種元認知策略中，學生的監控策略與測試成績呈現密切的正相關關系，凸顯情境學習行為的目標導向性質。

4 對未來研究的啟示與展望

2019 年，猝不及防的新冠疫情的爆發以及在全球的流行和蔓延對各國的教育和教學秩序產生巨大沖擊，為應對疫情帶來的不利影響，在線學習作為新的學習方式已經引起各國教育行政部門的重視，教育借助在線發展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 在線教育的快速發展成為“新常態”的同時，我們也應該清醒地認識到，在新技術支持的學習環境下，教師監管的缺乏和信息的濫觴容易使學習者迷航，在線學習對學習者的自主學習能力，尤其是自我計劃、監控和調節等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而這正是元認知學習的本質。 元認知作為人類認知活動的監控系統，對學習主體的認知過程進行自我調節，可以有效減輕在線學習者的焦慮感和孤獨感，提高學習效率，促進學習者高階層面的心理發展，這對當前的教育和研究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通過對近10 年以來國際元認知研究的發展進行梳理和總結可見看出，在元認知研究的理論視角、實踐應用及效果分析等方面進展迅速，其貢獻和啟示歸納總結如下：

第一，未來研究有必要繼續重視元認知理論的建構與發展。 預則為謀，理論先行。 元認知作為一種深層次的認識活動，是對“認知的認知”。不同于認知活動的感知、記憶、歸納、總結等，元認知更強調在這些認知活動基礎之上的主體統攝作用，在人們的認知活動中起著監控、指導和調節作用。 對照國內對元認知的研究，近年來業已逐漸走出重思辨輕實證的桎梏，收獲大量的實證研究成果，如在應用語言學界，學者對元認知學習策略在語言學習的聽（如常鵬云等2016）、說（如馮漣漪 龔昭2007）、讀（如楊愛英2011）、寫（如吳紅云2006）、譯（如盧信朝等2019）以及網絡自主學習（如常梅 于云玲2014）等方面開展廣泛的研究。 但是，從總體來看，對元認知本體理論的完善、研究視角的深入等還需要深入的探索，在研究的系統性和概念的闡釋方面需要進一步完善。 今后的研究，可以考慮從元認知構成要素、元認知判斷等方面進一步豐富和完善該理論，在實證研究中做到有的放矢，對認知與元認知這兩個研究范疇加以明確界定，以更好地指導實踐與實證研究的開展。

第二，重視拓展元認知研究的深度和廣度，加強各學科之間的融合。 元認知作為認知心理學的概念，開辟心理學研究的一個嶄新的領域。 但隨著研究的深入，只停留在心理學領域的討論上還遠遠不夠。 本研究發現，國際上跨學科的相關研究正如火如荼地展開（詳見聚類分析的討論），因此，跨學科、綜合性的研究是未來學界努力探討的一個重要方向，尤其當前在線教育的快速發展成為“新常態”之時，學習者的元認知能力更凸顯出其重要的作用。 從研究對象上看，既有研究也往往停留在大學生以上層面，對多層面、多視角的研究探討相對較少。 因此未來的研究，可以考慮從學科融合的視角出發，加強對元認知與人格、智力、情感、動機等進行深入的研究；也可以考慮擴展元認知的研究廣度，對各個群體的元認知發展水平、對特殊群體的元認知干預（如接受特殊教育的學生）、對各個學科元認知策略的使用效果等多層面進行深入的研究，以更有利于我們從整體上和更高的層次上探討新時代背景下人才培養的有效途徑。

第三，后疫情時代線上教學的常態化發展，必然要求我們更加注重學生在線學習中的計劃、執行和自我評價，精確元認知的評估方法，加強元認知學習的效果分析，由此發展出符合信息化學習環境下的元認知自我調控學習策略是時代的必然選擇。 因此未來的研究，需要深刻理解時代背景下的教育內外部關系規律，從元認知技能評估系統的科學構建出發，加強對元認知效果分析的客觀化和合理化研究，凸顯研究的針對性和時代要求，這將是未來后續研究的重要發展方向。

5 結束語

本文基于文獻計量學視角，通過對2011 年以來Web of Science-SSCI 核心數據庫中1，625 篇文獻數據的深度挖掘，可視化呈現出國際元認知研究的現狀、熱點及趨勢。 綜上所述，近10 年來國際元認知研究特別關注元認知主體理論探析、元認知應用探索以及元認知實踐效果的分析，其中元認知實踐效果的分析一直是研究熱點。 另外，通過對核心文獻及作者的分析發現，近10 年活躍在元認知領域的知名心理學家有A. Efklides， R.A. Bjork， J. Dunlosky 等人，他們的研究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當代教育心理學。

本研究主要使用CiteSpace 軟件對國際元認知研究進行科學知識圖譜分析，研究還存在以下不足：一是CiteSpace 作為一款功能強大的文獻計量學分析軟件，囿于篇幅，其他未涉及的功能有待后續研究繼續探討，比如，科學計量學家在研究中發現，科學合作能夠提高研究成果的質量和影響力，合作群體越大，越能增強其學術影響力（潘有能 譚健2012：83）。 未來研究可借助于CiteSpace深入分析核心作者群、作者合作網絡等，呈現出元認知領域具有較強科研生產能力的作者群體及作者合作群體，促進對元認知在縱向和橫向上更深、更廣的研究。 二是元認知作為一個成熟的研究范式，已經被廣泛應用到各級學科中，本研究僅探討其在教育學、心理學及語言學科中的應用，研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這可能會影響研究結果的普適性。 未來研究可從大學科的角度，綜合分析其在精神病學、腦神經科學以及管理學等應用領域的進展，以便更好地展示元認知研究的整體風貌。尤其在國家提出“雙一流”建設戰略的大背景下，促進大學科建設、加強各學科之間的融合成為實現我國科研產出質的突破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