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青年的數字傷害及其發生機制

□ 李 飛

數字社會下，數字技術植根于青年的日常生活，青年因此容易遭受數字傷害。從青年發展的角度看，數字傷害源于青年在數字化和社會化過程中所遭遇的數字風險。概言之，青年的日常生活已經被數字技術所湮沒，并被帶入數字世界。數字世界已經成為年輕人獲取社會資本，不斷塑造自我的另一個社會環境，就像家庭和學校等其他熟悉的環境一樣。但是，個人的信息行為容易導致個人隱私泄露，并引發跟蹤、欺詐、攻擊、監控，以及其他更嚴重的后果。社會對年輕人可能遭遇數字傷害的擔憂正在增加。然而，直到最近，數字傷害對大多數人來說還是一個陌生的概念。

本文首先考察數字傷害的概念與特征，其次討論作為數字傷害前提的社會結構，即數字青年面臨的發展任務，再次分析他們采取數字行動中可能遭遇的數字風險，從次分析數字傷害的風險邏輯，即數字風險如何轉化為數字傷害。

一、青年的數字傷害：含義與特征

1.數字傷害的含義

數字傷害是指使用數字設備過程中，身心健康在數字環境中遭遇的各種不利后果。一般來說，“傷害”被理解為對個人的損失或損害，可能是經濟上的，也可能是身體上的［1］。同理，如果個人狀況因使用數字設備而變得更糟糕，就意味著他們受到了數字傷害。數字傷害表現為多種形式，既包括我們熟悉的形式，例如：欺凌、暴力、跟蹤、侵犯、虐待、色情和販賣人口等，還包括我們不熟悉的形式，如自我傷害。

與其他群體相比，年輕人更有可能成為數字媒體的使用者，因此也更容易遭受數字傷害。無論直接還是間接，不管整體還是部分，青年都越來越依賴于數字技術。社交媒體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日常生活中，他們通過不同類型的平臺（微博網站、視頻分享網站、博客和論壇）參與社會互動，并生成不同格式的數據（文本、圖像、音頻、視頻）。他們使用各種數字設備來搜尋信息、獲取娛樂、玩游戲，以及與他人進行互動和交流。數字技術為青少年提供了一種與面對面交流截然不同的數字環境。它以電子屏幕為媒介，沒有實體用戶，基于數字交流，行為不受抑制，勇于表露自我，能夠同時處理多種任務［2］。因此，數字環境變得錯綜復雜，導致年輕人容易遭到數字傷害。

本質上，數字傷害就是完全或部分通過數字基礎設施，以及構成這些基礎設施的信息、設備和軟件應用程序所造成的直接危害結果［3］。很明顯，它還不是一個清晰的概念，而是一個模糊的術語。盡管數字傷害尚未形成一個清晰準確的定義，但可以肯定的是，數字傷害必然是現實的痛苦，無論精神痛苦還是肉體痛苦，不管經濟損害還是精神損害。它會削弱年輕人“塑造生活”的能力，導致他們無法在數字生活中表現出獨特性和真實性。除了身體傷害，數字傷害更可能損害年輕人的個人興趣、智力敏銳度、情緒穩定性，以及正常參與社會交往的能力，一個可以忍受的社會和物質環境，以及一定程度的不受干擾和脅迫的自由。

數字傷害的概念還處于發展之中。在很多情況下，對于使用數字設備所造成的焦慮或成癮，可能不認為屬于傷害。即便某種損害后果已經發展到需要法律救濟的程度，法院也可能拒絕承認所謂“數字傷害”。因為法律所要求的傷害，是原告遭受了“事實上的傷害”，即具體的、確定的、實際的或即將發生的傷害。顯然，倘若堅持前述立場，那么數據泄露所引發的精神或心理傷害很可能不被承認。因數據泄露導致身份盜竊風險增加的擔憂，以及為防范此類行為而支出的成本，都可能被視為針對未知的第三方的推測性行動。事實上，不管是法律層面，還是社會層面，數字行為將會發生的重大傷害風險，足以觸發救濟權。

2.數字傷害的特征

數字傷害必然反映在現實世界中，但它與現實傷害有所不同。盡管新聞媒體通過渲染數字傷害的危害后果，以博取社會關注，但我們無疑應該對數字傷害保持一種社會學的想象力。通常而言，現實傷害具有同質性、及時性、顯著性和明顯的因果性，而數字傷害則具有異質性、隱秘性、滯后性和弱追溯性等特征。

（1）異質性。數字傷害的外延比較廣泛，因為數字設備可以誘發和加劇多種風險，威脅年輕人心理健康、身體安全、財產安全和社會發展。數字技術可以通過多種方式影響心理健康，不僅導致網絡成癮，還包括沖動、攻擊性、注意力不集中、自戀和后隱私世界的心理意義［4］。不少網絡平臺沒有上線“青少年保護模式”，有相當數量的青少年沉迷于網絡游戲，并可能接觸色情、毒品、暴力等內容，這都極大地侵害了他們的身心健康，還引發諸多社會問題［5］。年輕人的在線行為容易暴露位置、身份和軌跡，因此很容易遭受身體傷害和財產損失。事實上，青少年在遭遇網絡暴力、人肉搜索和隱私泄露后，自殺和自殘等悲劇正不斷闖入公眾視野［6］。更糟糕的是，數字技術可能破壞親子關系、社會適應和自我發展。

（2）隱秘性。數字傷害往往是難以察覺的，因為數字技術可能將網絡欺凌和攻擊轉變成更陰險的形式。例如，個人數據可能被收集、共享、監視或出售，但他們仍然擁有個人數據，且毫不知情［7］。數字傷害除了與數據風險有關，還可能來自算法的自動決策。算法的數學模型是不透明的，除了它們領域的“最高祭司”：數學家和計算機科學家外，所有人都看不見它們的運作。即使算法是錯誤的或有害的，也是無可爭議或不可上訴的［8］。算法模型中的偏見、誤解和歧視，可能無法兌現客觀性的承諾，會不成比例地打擊邊緣化群體［9］。

（3）滯后性。數字傷害造成的后果往往并不立即發生，而需要經歷一段時間才能察覺。即使涉及數百萬賬戶的黑客攻擊，通常也會被隱瞞多年。比如，2014年對雅虎（Yahoo）的大規模攻擊，直到2016年才被曝光［10］。2018年4月江蘇淮安警方查證發現，2015年3月以來考拉征信非法獲取、存儲的公民姓名、身份證號、相片近1億條［11］。數字媒體維持著一種安全和隱私的錯覺，因為沒有入侵、干擾或任何其他感官提示的體驗［12］。

（4）弱追溯性。數字傷害的受害人很難尋求賠償，并難以證明數字平臺的相關責任。當前，不同規模平臺的特殊義務尚不明確，數據分類分級保護制度尚未建立，數據互聯互通制度的基本規則和行業規則仍然缺失［13］。因此，無論被告在安全方面有多么失職，無論被告對之前的黑客攻擊和破壞有多少警告，如果原告不能證明傷害，他們就不能在訴訟中獲勝。此外，應用算法技術的不透明，以及可能造成的信息不對稱，使執法部門也面臨嚴重阻礙。因此，尋求數字傷害的賠償，是一個令人生畏且通常昂貴的過程。

二、社會結構：數字青年的發展任務

青年的數字傷害，源自他們無法選擇的數字社會結構，并轉化為他們的發展任務。當今的青年往往被稱為數字原住民［14］，或“數字青年”。他們從未經歷過互聯網之前的生活，對數字技術表現出了無與倫比的舒適度，在消費方式、生活習慣、個性態度乃至職業選擇方面，都有著顯著的數字化特征。青年受制于數字社會，面臨著共同的發展任務。

1.通過數字資源獲取知識技能和謀求經濟獨立

數字技術為年輕人提供了分享、創造和合作的新工具，青年借此分享權利和放大影響力。技術的出現挑戰了成人和青年之間傳統的自上而下的信息交流結構，提供了更具協作性和包容性的替代方案。數字技術為年輕人提供了豐富的創造性和交流性應用，增加了年輕人自我指導和參與式學習的機會。他們能夠以低成本或零成本的方法，創造新的工作環境來獲得或者接近社會資源。這種具有成本效益的數字工具，被進一步描述為創造新青年和新工作的有效手段。通過數字通信來獲取工作機會，成為數字技術吸引年輕人的必要條件。在大多數青年看來，數字技術不僅加強了群體的互動，還改善了社會資源的分配。

在正規教育環境中，人工智能驅動的教育技術，如智能教學系統，能夠為青少年量身定制個性化的教學課程，以及通過虛擬現實提供豐富且引人入勝的學習體驗，改進教育的結果。在非正式和互聯網學習環境中，年輕人有機會設計和編寫基于人工智能的應用程序，模擬不同的真實場景，對發展想象力和創造力具有重大價值。不僅如此，有調研發現，隨著快手、B站、拼多多等互聯網平臺的快速發展，許多三線以下城市的小鎮青年乘上移動互聯網發展的“東風”，利用網絡平臺積極展示自我，尋求經濟機會［15］。支付寶數據顯示，有超過8000萬名年輕人有三種以上“正業”，通過專業知識或技能為他人提供物質、精神上的幫助［16］。數字技術能賦予青少年越來越多的新身份，并正朝著高價值、數字化、個性化方向發展。

究其原因，社會資本在過去的幾年里發生了數字化轉向。社會資本是促進行動的各種不同的實體，包括個人的互動、資源共享和資源組合，能使某些沒有社會資本就不可能實現的目標成為可能［17］。在傳統社會中，青少年可以通過身邊的親密群體來獲取社會資本，例如，村落、社區、朋友、鄰里、工作、家庭和學校。但是，在當前社會中，我們的日常生活和工作環境正加速向數字化轉型。信息通信技術、數字平臺和數據驅動部署的擴散，使獲取豐富的開源信息的創新、及時和經濟高效的方式成為可能，并成為社會資本的存在形式。數字空間比現實空間能夠提供更多的創意和機會，促進和增強學習能力、社交技巧，以及興趣愛好的發展。因此，只有通過數字網絡，青年的很多需求才能獲得滿足。

2.通過數字互動來學習并創造數字文化

數字文化是主體通過沉浸在互聯網、視頻游戲、智能手機，以及其他高科技平臺和設備領域中所發生的社會關系［18］。數字創新帶來了新的參與者、結構、實踐、價值觀和信念，并且這些創新改變、威脅、取代或補充了社會領域內的現有游戲規則［19］。數字文化以數字技術為媒介，能夠反映更廣泛的社會世界，創造更復雜的文化關系。由于新通信網絡性質的迅速變化，數字文化呈現為一個充滿矛盾的領域，更安全也更危險，更公正也更不公，更開放也更封閉，更明智也更無知，更緊密也更隔閡。不同主體可以獲得截然不同的在線體驗，并反過來重塑線下世界。

青年是數字世界的主要參與者，因此成為數字文化的參與者和創造者。一方面，數字媒體為年輕人提供了參與和創造數字文化的獨特機會。例如，粉絲圈通過參與粉絲社區、撰寫同人小說、創作藝術將主題、敘事和角色融入自己的身份和社區，為年輕人提供了參與中介文化的途徑和出口。另一方面，青年既要避免那些由渴求利潤的科技公司推動的新技術炒作，也要避免對新事物的恐懼。同時，數字化世界充滿了新事物，但并非所有的新事物都具有同等的意義，并非每款新應用、新平臺、新設備都像推廣者所宣傳的那樣具有革命性。因此，青年需要不斷審視數字文化帶來的各種社會影響，創造積極的數字文化來塑造新技術，以改善數字世界的方式來發揮作用。他們需要透過光滑的屏幕，冷靜思考新技術和新設備在做什么和能做什么，從而來使數字生活更美好。一定意義上，數字技術的發展受到數字文化的反作用。因此，青年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創造和把握數字文化，將直接影響數字世界的景觀。數字文化的價值和模式，將取決于青年用戶現在的思維和行為。他們作為公民和消費者對新技術的進一步發展和使用所做的決定，可能成為數字世界的主要游戲規則。

3.通過數字身份維持并塑造道德自我

在數字世界的新坐標中，年輕人需要重新解釋物理世界的規范，也需要維持和重塑道德自我。數字技術造就一個開放的匿名空間，用戶需要在言論自由、數據保密和隱私保護的基礎上，分享和討論信息。這一復雜的目標，表面上與創建和使用適當的訪問和授權規則有關，而根本上取決于強大而清晰的自我約束。年輕人必須認識到，數字安全和規范指引不應只是意味著外部約束，否則自身權利只會受到侵蝕。因為任何控制措施和安全程序，都無法根除對公民基本權利的一切威脅。實施技術規范和社會法規并非政府機構和私營企業的專屬責任，公民必須在數字行動中塑造和維持道德自我，以負責任的方式展開決策和互動。我們必須意識到，大多數網絡風險和傷害，都是由行為人在網絡互動中因行為失范，以致留下了信息痕跡和漏洞造成的。事實上，我們對數字網絡的訪問和信息的依賴程度越深，就越需要通過踐行自我道德來約束。

總之，數字技術的優勢在于節約成本和促進互動。青年以巨大的認知進步為標志，包括抽象思考的能力，以及對假想情境的思考和推理的能力。當青少年使用數字設備時，可以更有效地利用社會資源，打破自身時空的局限性。數字技術創造的放大法則，可以放大利益相關者的意圖和能力。

三、挑戰分析：數字青年的風險際遇

1.數字技術的侵襲

雖然大多數青年認識到數字通信工具在他們生活和工作中的重要性，但數字技術也可能對青年人分享的信息質量產生破壞性影響。大多數年輕人會覺得自己沒有“足夠”的數字專業知識，會不同程度地存在與“數字技能”相關的焦慮。在某些情況下，青年缺乏數字素養技能，被描述為探索數字世界中的持續挑戰和障礙。年輕人之間確實存在著數字技能的差異。有跡象表明，不少年輕人擔心在不久的將來，他們的工作可能會被人工智能或更精通數字技術的從業者取代。數字化轉型是一個全面的、整體性的、革命性的轉變，既會催生一些新業態、新職業，也在淘汰一些行業、一些職業崗位。然而，我國目前還沒有將數字掃盲問題列為關鍵問題。

更重要的是，青年如何在生活工作中平衡線上和線下越發重要。在使用某些技術的過程中，身體語言和語調可能會丟失，信息行為可能會被誤解或誤讀。數字媒體不是現場直播，行為人不能立即知道它的影響是什么。經驗知識已經為我們提供了一些懷疑證據，數字技術在強化聯系的同時，也導致了親密關系的疏遠，既創造了新的數字社區，也侵蝕了現實的社區聯結。數字技術將年輕人引入一個新世界的同時，也在一定意義上將其剝離了現實世界，并造成了他們在文化知識上的“水土流失”。簡言之，數字網絡會增加青年的脆弱性，甚至導致新漏洞的出現。

2.數字身份的紊亂

數字身份是主體在數字世界中的角色類型，旨在為人們的數字互動提供角色選擇，從而認知、評價和調整自我［20］。不同于現實身份，數字身份將現實真我抽象化為一系列符號，個體作為數據生產者和消費者的現實需求容易被異化為對無數符號的虛假欲望［21］。換言之，由于數字身份面向的是網絡受眾，其生成源于一種新的認同感，可能與青年內在的自我意識、價值觀、信仰、感覺和抱負沒有什么聯系［22］。行為人往往需要根據數字場景的不同，不斷配置和呈現身份要素，并調控和維持身份的內容維度和價值維度。個人如何突出或掩蓋位置和身份，可能比現實生活更具表演性［23］。這導致數字身份具有虛擬性、隱匿性、多重性和不穩定性的特征［24］。

基于技術接觸增加，以及自我概念的強化，青年人如果通過應用程序能處理好日常事務，從而解放自身去探索自我價值，與社會建立更深層次的關系，打造一個獨特數字身份，這無疑是值得肯定的。各種各樣的數字設備和數字社區，將成為年輕人解放個性或思想的一部分，并隨著窗口切換而展示不同的自我。但是，數字身份很容易受到伙伴、自我、自尊、社會地位和物質價值觀的驅動。如果青年在數字空間中迷失自我，不再為自己思考，或提出新的問題，或發展重要的關系，或不斷學習新的知識技能，那么數字身份將成為一條通往奴役之路。

3.數字文化的裹挾

青年在數字生活的參與和互動中，形成多種獨特的亞文化。它們往往交織在一起，對青年構成了文化沖擊。例如，“挑戰文化”已經成為一種由年輕人發起的網絡現象。網絡挑戰總是表現得“與眾不同”或“特立獨行”，試圖引起別人的稱贊。這種文化很容易在青少年中傳播和滲透，并浸潤轉化為決策依據或行動動機。敢于對抗未暴露的恐懼，會給人一種愉悅和滿足的感覺，尤其是在成功的時候。不管挑戰是否危險，年輕人都特別有動力去參加。這種文化既潛藏著越軌風險，同時在極端情況下會畸變為自我傷害。同時，網絡評論也是一種網絡文化，并突出表現為“惡評文化”或“ANTI文化”。它大多不是針對具體人和具體事，而是無條件地對受關注的話題和人物進行惡意攻擊，在內容與程度上會超過評論限度［25］。隨著網絡和智能手機的高度普及，非在場性參與變得更容易。一些人打著創作自由、言論自由、網絡自由的旗號實施網絡暴力，一次次突破交流的底線和邊界。

不言而喻，當這兩種網絡文化碰撞在一起時，網絡空間將可能加劇現有的風險。當青少年在網絡中遭遇惡意評價時，挑戰文化促使青少年不能退縮。而其他網絡文化，如“喪文化”則容易引發青少年頹廢、絕望、悲觀等情緒。這必然加劇青少年自我實現的悲劇預言，造成數字傷害的發生。在很多情況下，青少年往往并不愿意求助管理機構或者身邊權威，而求助于同輩伙伴，但他們可能并不具備應對這種境遇的能力。因此，在亞文化錯綜復雜的沖擊和影響下，青少年的數字風險很容易轉化為數字傷害。

四、自我呈現：數字傷害的發生原因

數字風險經由主體才可能轉化為數字傷害。無論有形的還是無形的，不管心理的還是身體的，不論財產的抑或精神的，數字傷害的發生，總是與主體異常狀態相聯系。更準確地說，當自我在數字空間中呈現異常狀態時，數字傷害才可能發生。

1.因數字無意識的侵蝕而陷入身份異化

從社會化的角度來看，年輕人在建構數字身份的過程中容易發生異化，受到數字無意識的傷害。青年作為一個不穩定的探索時期，表現出強烈的關注自我。他們比其他人更強烈地感覺到自己的存在，也更注重形象管理。數字設備和應用程序能使個人輕易地表現和切換身份，青年會思考如何更好地展示自我以“控制”外界的評價。為了迎合網絡受眾，青年在如何平衡現實自我和數字身份中陷入認知困境和行為選擇，很容易導致自我分裂，從而招致精神傷害。年輕人的數字行為以數據形式被收集，并可以被設計和呈現出與現實世界的無縫對接狀態，進而對年輕人的現實生活進行影響甚至操縱。

數字平臺可以通過突出各種身份選項，為行為人提供更隨意、更全面、更便捷的身份形成過程。數字身份由此被數字空間壓縮和簡化，并迫使行為人快速化身他人。新出現的他人角色，既不以現實生活為導向，從前人那里獲得指引，也不以自我反思為導向，從自己的價值體系中獲得線索。相反，行為人會從網絡紅人、匿名伙伴、認證專家和網絡媒體那尋求幫助。因此，行為人可能屈服于一個預先包裝好的身份，或者屈服于無休止的角色擴散，難以維持連續性的自我。就結果而言，數字身份很可能削弱青年原有的生活聯系，導致他們放棄與他人進行全方位的面對面交流，而這是生活中必要的組成部分。數字身份暗示著所有的人際關系都可以分類，因而會促進膚淺的關系，阻止面對面的對抗和互動。從這個角度來看，一個充滿應用程序的世界，可能導致數字身份與現實身份的失衡和混亂。行為人可能過度關注數字身份和忽視現實身份，或者借此逃避現實和滿足自我，或者借此宣泄不滿和放縱自我，而這都會引發數字傷害。

2.因技術權力的操弄而出現個人隱私的消退

年輕人在享受數字產品和服務的過程中，更容易通過讓渡個人數據而暴露個人隱私。對于數字市場的整體運作而言，“數據免費服務”隱含協議，是支撐互聯網大部分內容的結構［26］。換言之，數字服務的提供，以個人讓渡數據的訪問權或控制權為基礎。個人數據對于數字平臺具有特別價值。借助專業人工智能的力量分析個人數據，數字平臺可以實現對商品和服務的個性化。然而，它不僅促進了數據驅動的剝削性合同，導致個人數據所有權事實上被數字平臺所掌握，而且非常容易引發與數字安全相關的嚴重風險。數字數據不僅可以被不知不覺地復制、攔截和跟蹤，而且在線賬戶可能受到損害。通過多個數據集的比較和融合，可以提取有關人員的準確隱私信息。甚至用戶的匿名數據，也可以被重新識別。越來越多的數字數據通過各種數字社區共享，可能會無意中增加數據濫用和交叉引用的風險。一種隱私悖論隨之出現：數字平臺已經深入年輕用戶的日常生活，以至于他們必須披露甚至放棄個人數據和隱私?？傊?，數據隱私泄露對年輕人的威脅令人擔憂。

但是，許多平臺未能優先考慮數字安全，甚至沒有提供足夠的隱私保護。這些平臺的業務直接與個人數據的收集和利用相關，并且不向客戶收取服務費。作為一種商業行為，即便收集個人數據普遍不受歡迎，但個人數據還是被用來產生經濟價值，或者用于個性化的營銷，或者用來差別化定價，或者用于強化依賴。提取和利用大數據的能力是數字平臺的一個關鍵優勢，而個人數據成為最有價值的資產。因此，任何增加數據資產價值的方法，對于數字平臺都變得非常重要［27］。這導致年輕人的數字行為具有明顯的悖論性，表現得既真實又虛幻，既新穎又平庸。在這些數字空間中，年輕人傾向于把自己的決策權交給一個群體，尤其是當他們處于壓力之下時。年輕人容易認為他們的角色分配是偶然的和虛擬的，因此更容易受到從眾行為的激勵，也更容易擺脫社會規范的約束。換言之，他們比以往更容易脫離現實生活和道德自我，將自己視為他人意志的工具，既然他們不需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

通過正確的算法，主要是通過查看看似獨特的個人資料與其他人的個人資料之間的對應關系，數字平臺可以從個人數據中推斷出很多東西。個人數據所包含的信息形成了或多或少個人畫像，因此個人獨特性可以由一種數據組合來定義［28］。就結果而言，個人經常被視為屬于一個類別，不斷地被分成幾個子類別。盡管用戶具有個性，但這種“個性”與其說與個人選擇有關，毋寧說與用戶之間的數據連接有關。類似數據連接的群體，變成了一個目標群體。并且，數字行業將通過提供一系列產品和服務，無論是線上還是線下，努力讓用戶認同目標群體的生活方式，從而實現自我認同。因此，數字生活可以幫助用戶認識和實現自我身份，但這種數字身份無疑是通過個人數據建構的，已經脫離了個人的反思和選擇。

3.因數字鴻溝的阻隔而引發數字技能的差距

數字風險的發生與青少年缺乏數字素養緊密相關。理解數字內容的真正含義，它的來源是什么，以及為什么要構建某種信息，對于高質量地理解和識別數字信息及其含義至關重要。對此，年輕人只有具備良好的數字素養，才能獲得所有這些問題的適當答案。數字素養是指對數字信息和技術的使用和理解，包括辨別和運用信息、把信息與數字技術結合進行創造和再創造、將數字技術用于情感交流和價值評價等社會生活的能力［29］。事實上，風險話語可能抑制和控制了邊緣青年的學習生態，限制了他們的機會。在保護的名義下，年輕人的實踐、身份和價值觀被進一步邊緣化。旨在將風險最小化的政策和實踐，往往會產生意想不到的結果，即擴大平等和參與機會的差距。

目前來看，我國青少年的數字素養和數字技能還面臨著挑戰，有待持續提高。2022年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數據顯示，我國未成年網民規模持續增長，觸網低齡化趨勢更為明顯［30］。我國未成年網民已達 1.83 億，互聯網普及率為 94.9%，遠高于成年群體互聯網普及率。此外，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網絡在線教學也是推動未成年人互聯網普及率進一步提升的重要原因?？墒?，我國數字教育仍然是教師或媒體從業者在沒有培訓或適當材料的情況下從事的次要活動。盡管它已被國家列入課程，但教育實踐中還需要被更多納入。此外，倘若父母缺乏數字素養，對“數字教育”毫無準備，那么子女會受到負面影響。

數字鴻溝是我國城鄉年輕人之間的顯著特征，這種數字權利的不對稱狀態導致農村青年處于不利地位，并帶來長期負面后果。概言之，數字技術會影響農村環境，這種改變對農村青年的生活可能是有害的。在城鄉二元結構背景下，數字技術可能會破壞農村青年的數字參與，加深城鄉年輕人的不平等。研究顯示，城鄉未成年人互聯網普及率基本拉平，但數字應用水平仍存在較大差異。城鎮未成年網民使用搜索引擎、社交網站、新聞、購物等社會屬性較強的應用比例明顯較高，而農村未成年網民則更偏好于使用短視頻、動畫或漫畫等休閑娛樂應用。這或許可以解釋一個有趣的矛盾：當代青少年既是脆弱的潛在受害者，又是有能力的數字居民，甚至是有創造力的行動者。鑒于社會的日益數字化，如何實現城鄉年輕人的數字平等，實現數字共融已成為一個重要課題。

五、結 語

數字技術和網絡技術擴展了生活時空，建構了人類數字生存空間，催生了復雜多樣的互動方式，也重置了風險傳播模式。在不安全的數字環境中，數字風險導致的數字傷害可能放大。青年獨特的發展需求，使他們更容易受到數字風險對身體、心理和經濟的負面影響。盡管國家、社會和家庭在幫助青年使用數字技術、批判數字信息、識別數字陷阱，以及抵抗數字權力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在數字環境中采取措施保護年輕人仍然很重要。從維護個人自治的角度出發，加強社會整體的數字素養，是防范數字傷害的重要方法。青年只有具備良好的數字素養，才能具備良好的數字技能，把握自身的數字身份，掌控自身的數字行動，從而更好地抵抗數字風險。2022年我國出臺了提升全民數字素養與技能戰略，將多措并舉提升全民數字素養與技能。但是，如何將數字教育融入教育空間，在教育實踐中還有很長的路要走?！?/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