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交互與賦能：黨建引領基層社會治理的傳播學解釋

陳春彥

(福建技術師范學院文化傳媒與法律學院，福建福清 350300)

基層治理是國家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鄉村治理則是重點和難點，需要充分發揮黨建引領機制的作用。但目前基層社會治理仍然面臨著“管理主體較為單一”“管理手段偏重控制”“缺乏網絡化運作機制”以及“城鄉基層公共服務缺失與失衡”“城鄉社會民眾參與的失范與失序”[1]等挑戰，黨建引領的優勢尚未充分挖掘，一些基層干部僅僅將其理解為黨對治理工作的領導權，忽視了黨組織對其他社會治理主體的引導功能、社會動員功能和資源整合與協調的功能，因而難以形成治理共同體。

對此，政治學、管理學和社會學的學者著力探討了黨領導基層治理的基本邏輯、核心作用、政治優勢、組織優勢、制度優勢和工作優勢，以及在社會治理中堅持好、發展好黨的群眾路線的路徑。新聞傳播學研究基層社會治理主要集中于縣級融媒體中心在社會治理中的定位和功能。從定位角度看，早在縣級融媒體中心戰略實施之初，宋建武便提出，縣級融媒體中心不僅是信息傳播平臺，而且要“打造成治國理政新平臺”[2]。隨后，丁和根對媒體介入基層社會治理的現狀、角色和維度進行全面的分析，將縣級融媒體中心定位為“基層社會治理中的主導性媒體力量”[3]。最新的研究成果表明，好的治理一定要有好的信息傳播神經系統做支撐，縣級融媒體中心應該成為基層社會治理的“信息傳播神經系統”[4]。更多學者基于社會治理視角，研究縣級融媒體中心作為“公共服務平臺”[5]，推進鄉村治理的策略、助力基層治理水平提升和與基層協同治理的路徑。但缺乏對社會治理行為本身的傳播學解釋，未關注社會治理中的黨建引領特征。

從傳播學角度看，基層治理面臨的前述挑戰可解釋為：信息資源融合不足、傳播不暢、分享和交互不充分，導致基層社會治理需求與資源供給的信息匹配度參差不齊，不同主體間無法相互賦能。本文通過深度訪談和問卷調查，試圖解釋基層社會治理與信息流通、社會動員、資源共享等具體傳播行為的關系，探索加強黨建引領基層社會治理的傳播學路徑，滿足基層社會治理“抓手”之需，豐富黨建引領的理論內涵。

一、傳播學視角下的黨建引領基層社會治理

傳播學意義上的黨建引領基層社會治理本質上是黨組織通過信息的有效收集、整合與傳播，實現多元治理主體間的信息共享、交互和賦能的過程。它以組織傳播為主線，同時包含大眾傳播和人際傳播。因為只有充分掌握信息資源，才能有效行使治理權力；離開信息的有效傳播，黨組織便難以實現社會動員、難以引領社會治理、難以構建多元共治的共同體。

(一)黨建引領基層社會治理的傳播類型

人類傳播行為分成5種類型，即自我傳播、人際傳播、群體傳播、組織傳播和大眾傳播[6]，也有學者增列網絡傳播和國際傳播，并稱傳播學7個研究層次[7]。從傳播學視角看，社會治理實踐中的黨建引領不同于一般的黨建工作，它更強調黨建與社會治理的相關性和一致性，強調黨建對社會治理資源的流通、融合與引導的功能，本質上就是促進社會治理信息的及時有效傳播。在此背景下，黨建引領的傳播行為主要包括大眾傳播、組織傳播和人際傳播三個層面。具體表現為：一是發揮黨領導媒體的優勢，通過大眾傳播廣泛宣傳現代社會治理理念，凝聚社會共識，監督治理實施，發揮大眾傳媒的公共性；二是發揮基層黨組織的動員優勢，通過組織傳播，整合更多的黨內外資源，服務社會治理；三是發揮黨員個體的示范效應，通過人際傳播鼓勵更多的社會主體參與治理；四是應用全媒體資源，提升社會治理主客體間的溝通效率。

(二)黨建引領基層社會治理的傳播構成

基層社會治理重點解決鄉村和社區中與平安和民生息息相關的問題，面對的是具體的人和事，有其特定的傳播對象、目標和任務。通常，黨建引領社會治理的傳播行為構成包括：一是傳播主體。僅靠各級黨組織是不夠的，需要培育更多的傳播主體，發揮各類媒體組織、政務信息平臺和自媒體的傳播力，特別是要發揮縣級融媒體中心和基層社會“意見領袖”的傳播功能。二是傳播客體。它不僅限于基層群眾，而是面向更廣泛的群體。社會治理傳播不只是告訴人們應該怎么辦，更要告訴不同主體基層治理需要什么，告訴基層群眾如何獲得所需資源。三是傳播目的。主要目的是通過議程設置和社會動員，推動相關資源和服務下沉，解決基層社會面臨的實際問題。四是傳播內容。它包括黨組織圍繞社會治理需求加強和完善自身建設的信息、引導和帶領其他社會主體共同參與社會治理的理論、行動和成果，但更多的是黨組織與社會治理不同主體的對話。

(三)實現社會治理傳播功能的路徑

傳播與治理密不可分的關系，決定基層社會治理實踐應以有效的信息傳播為保障。在黨建引領基層社會治理實踐中，信息傳播功能的實現主要依賴3條路徑，即共享、交互和賦能，三者作用于不同的社會治理層面。多元主體間的信息賦能是黨建引領社會治理的理想狀態，它以信息共享和交互為基礎，提高社會治理的效率，使得多元主體形成共生共長關系。

1.信息傳播是社會治理的保障

費愛華研究發現，傳播與治理具有天然的關系，傳播不僅是治理權力的來源，也是治理過程的本質和有效治理的保障，“人們通過政治信息的流通與共享，相互影響、相互理解、相互結合或相互爭斗”[8]。幾乎所有的治理活動，要么本身直接傳達治理信息，要么間接輸送治理信息。只有充分掌握信息資源，才能有效行使治理權力。離開信息的有效傳播，黨組織便難以實現社會動員、難以引領社會治理、難以構建多元共治的共同體。

2.信息共享是多元共治的前提

有效的信息傳播和共享是不同主體間構建信任關系的必要條件?；邳h組織強大的動員力和社會信任度，以黨建引領信息共享平臺建設，可以提高平臺的可靠性與穩定性，增進不同主體間的相互信任。信息共享能夠更好地滿足治理主體與客體之間即時的、雙向度的對話需求。更重要的是，信息共享是解決群體內部沖突的基本保障，它可以有效避免群體成員因為信息不對稱引起矛盾和糾紛，提高群體成員對話的有效性。

3.信息交互是社會動員的基礎

群眾參與不足是影響當前社會治理的關鍵短板，社會動員則是實現多元主體共同參與的核心路徑。社會動員的本質就是通過思想發動充分激發和調動廣大社會成員參與社會實踐、完成社會任務，特別是重大社會任務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9]。交互式傳播是有效實施現代社會治理動員的基礎?；鶎由鐣卫碇械纳鐣訂T，需要適應社會治理多元共治的要求不斷予以調整，尤其需要從自上而下的單向傳播向交互式傳播轉變。只有根據客體的反饋采取行動，治理主體才能有的放矢地參與治理。政府、公共機構、私人等不同主體間借助于公開和交互式的信息傳播，能夠有效發揮不同主體的優勢，達成多元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目標。

4.信息賦能是黨建引領的驅動

黨組織在社會治理共同體構建過程中主要發揮凝聚社會力量的引領作用。引領的核心驅動是信息資源的賦能。這是因為，一方面，黨組織只有掌握社會治理的信息才能正確引領；另一方面，黨組織的信息傳播可以讓多元主體及時了解治理需求，并通過需求與資源的對話，形成社會治理合力。當基層治理的需求信息和多元主體的資源供給信息相匹配時，便能形成主客體間的有效對話和協作，解決基層社會治理的具體問題。如果兩者不匹配，通過信息反饋和再擴散，可以尋求新的對話。黨管媒體的信息資源優勢和黨組織跨部門、跨行業、跨地區信息交流的平臺優勢，能夠成為社會治理信息資源縱向流動和橫向對話的組織保障。

綜上，黨組織只有發揮輿論引導、社會動員和黨員示范的主體優勢，綜合運用各種傳播手段，促進社會治理信息資源的有效流動，激活多元主體共建、共治、共享的主動性和積極性，才能構建各顯其能、各盡其職的社會治理共同體。

二、黨建引領基層社會治理的經驗研究

在此，以福建省福清市基層社會治理實踐為例，研究黨建引領中的信息傳播功能的實現路徑、效果和存在的不足。

(一)樣本特色和研究方法

福清市是福建省的縣級市，屬于沿海較為發達的僑鄉，現有人口140余萬，海外華僑100余萬[10]，長期位居全國百強縣之列。但該市的社會治理水平，特別是“平安三率”①的調查結果，曾多年處于全省末位。2016年8月，該市開展“福清社會治理，到底怎么了，應該怎么辦”的大討論、大反思活動，構建了綜治平安“五不漏”責任體系，即“市不漏鎮、鎮不漏村、村不漏組、組不漏戶、戶不漏人”?！拔宀宦斌w系明確了社會治理黨政同責，直接對應“市委市政府—鎮(街)黨委和政府—村兩委—黨員中心戶”4級黨組織和黨員個體。在基層，福清市已經全部實施村(社區)兩委主干“一肩挑”，即書記和主任一人兼，其加強黨建引領的意圖更加明確。經過6年的努力，社會治理逐年改善，至2021年上半年該市“平安三率”調查結果由6年前全省倒數一二位躍升全省第一位②。目前，該市被列入福州市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試點創新調研單位。

目前，在福清基層群眾中“五不漏”較“黨建引領”更容易被理解，以此為對象開展調研更有望獲得真實有效的信息。因此，本研究以“五不漏”為主題設計深度訪談提綱和調查問卷?？紤]到福清是一個典型的城鄉二元結構縣級市，鄉村是社會治理的末梢，鄉村對社會治理的認知深度訪談對象是13個行政村的兩委委員和村民代表，問卷調查則涉及13個村300戶村民。由于鄉村人口居住較為分散，作息時間隨意性大，且受方言、文化程度等限制，入戶調查難度較大。本研究采取非概率便利抽樣方式，在13個行政村入戶發放問卷300份，收回有效問卷276份，有效率超90%，可以開展研究。

問卷填寫者的男女比例分別為48.91%和51.09%，年齡集中于中青年段，其中20歲以下只有2.17%，可以忽略，20～40歲的青年人和41～60歲的中年人比例相當，分別為37.68%和36.59%；60歲以上占23.55%。中共黨員占28.62%，村兩委的委員占18.12%，村民代表和小組長占15.22%，普通村民占66.30%，與鄉村社會治理主體構成基本一致。

(二)福清經驗的傳播學解釋

通過深度訪談，課題組將福清市黨建引領社會治理的經驗概括為“縱向強化身份，橫向組建聯盟；內部激活黨性，外部融合資源”。其傳播學特征是，以黨內的組織傳播為主，充分發揮人際傳播的優勢，促進社會治理信息資源全面流通，以黨組織信息共享和交互提升基層社會治理的能力。具體而言，福清市的實踐可以分為組織內傳播、組織間傳播和黨員個體傳播3個層面，分別作用于社會動員、資源整合和網格化建設等治理領域。

1.加強組織內傳播，以黨內動員引領社會參與

黨領導基層社會治理的重要任務就是要在治理實踐中不斷培育社會動員的現代化新模式，調動社會成員參與熱情、提高社會動員效力、規范社會動員程序 ，增強社會凝聚力[11]。福清市基于黨組織龐大的傳播體系，通過組織內的信息逐級傳播與共享，提高黨組織和基層黨員對社會治理的認知水平和參與能力，引領多元主體參與社會治理。黨內傳播的重點是強調黨員身份意識，增強黨員身份與社會治理主體角色的一致性。該市通過開展“黨員雙報到”“萬名黨員問平安”、評選星級黨組織、設立黨員先鋒崗、黨員示范戶、黨員中心戶等創新實踐，加強組織建設，亮明黨員身份，重視黨員在社會治理各個環節中的引領角色，努力將黨的建設工作與社會治理實踐結合。比如，步行街社區對黨員戶進行掛牌，亮明紅色身份，實現黨員志愿服務與居民需求有效對接。

2.加強組織間交互傳播，整合治理資源

黨組織間的橫向聯系可以沖破傳統的行政關系束縛，在條塊分割的社會管理組織間建立對話機制，促進資源的橫向流動。比如天寶社區與轄區內市委組織部、教育局、福清核電公司等單位開展“近鄰黨建”，通過會議方式將社區治理信息與共建單位分享，共建單位則分享各自的資源信息，共同搭建治理需求與資源供給信息交互平臺。通過支部共建，該社區與福清核電公司共同建立親子樂園，舉辦親子讀書日、圖書漂流、玩具漂流等活動，近鄰黨支部負責管理，黨員和其他志愿者提供服務，解決了600多名雙職工子女課后活動之憂。目前，福清多家社區正在通過黨建聯盟，加強黨組織間的橫向信息互動，以期整合不同單位的資源注入基層，提高社會治理資源的有效利用率，增強社區和鄉村的社會治理能力。

3.發揮黨員人際傳播優勢，加強社會治理網格建設

“網格化”治理是基層社會治理對傳統的保甲制度的創新，網格員就是信息員，是社會治理信息傳播體系的節點。黨建引領的作用體現為，基層黨員以中心網格員的角色參與社會治理，黨員實際上成為社會治理網格的關鍵節點。福清社會治理“五不漏”體系中，最后兩個環節“組不漏戶”“戶不漏人”主要依靠村兩委委員和基層黨員。不同村根據人口和黨員數量，明確每個黨員中心戶需要聯絡的家庭戶，形成社會治理網格，回應基層關切。比如，僑豐村直接在黨員中心戶設立“厝邊說事室”，鄰里有糾紛不用跑到村委會，直接在黨員中心戶協商調解。此類基于傳統的人際傳播建立起來的社會動員網格和多元解紛機制，比單純通過行政和法律手段開展的社會動員更具柔性，更適應鄉村社會的實際。

(三)福清經驗的效果與影響因素

問卷調查和深度訪談表明，福清市通過黨建引領社會治理，發揮黨組織的自身優勢，實現社會治理信息資源的全流通，取得明顯的成效，但也存在一些不足。

1.信息流通體系初成，但交互性不足

一方面，福清市社會治理借助“五不漏”體系能夠實現信息的全流通，特別是社會治理的目標、要求和任務等頂層設計的信息，借助“五不漏”體系及其對應的黨組織和責任人，實現自上而下的有效傳播，構建“3小時信息圈”；另一方面，基層通過黨內組織傳播自下而上的反饋效果有限。一些基層黨組織尚未從傳統的管理理論向社會治理理念轉變，缺乏問題導向意識，不愿意與基層群眾進行信息互動。由于組織內交互傳播不足，導致橫向黨組織間的信息共享的功能實現不夠充分，不同主體間的信息賦能不足。

2.二級傳播作用明顯，信息共享有待加強

調查表明，作為福清市社會治理的創新實踐，“五不漏”體系已經在基層得到較廣泛的傳播，有55.80%的受訪者“非常了解”，13.77%的受訪者“大致了解”，9.06%的受訪者“不太了解”，21.38%的人“沒聽說過”。群眾知曉度的高底取決于村干部的宣傳。64.86%的受訪者表示，他們主要是通過村干部的宣傳了解“五不漏”。該選項遠遠高于其他選項。村干部主要通過參加上級黨政機關的會議獲取社會治理的理論、法規和政策，然后向基層群眾進行宣傳。他們在此完成一次從組織傳播向人際傳播的轉換。這一過程即傳播學所指二級傳播，它決定了當地群眾的社會治理認知度。

村民眼中的村干部包括村兩委委員和村民小組長、村民代表。除了村干部，普通黨員在二級傳播中的作用正在增強。81.16%的人“知道咱們村誰是黨員”，10.87%的人愿意找黨員解決糾紛，僅次于找村干部和派出所(警察)。但是僅靠黨組織內部會議的信息傳播及其二級傳播，難以真正滿足基層社會治理需求，有時無法回應基層群眾的關切。但由于福清市“五不漏”體系設計中的信息共享平臺尚未完成，該市的社會治理數據共享和交互仍然處于初級水平。

3.主流媒體角色缺位，信息賦能有待提高

調查表明，村干部、村廣播、村宣傳欄是受訪者獲悉“五不漏”的主要信息渠道，遠遠高于其他媒介。其中，村干部宣傳占75.72%，村廣播通知占57.25%，村宣傳欄占48.91%，然后才是村里的微信群(39.13%)、村民聊天(36.96%)，村/鎮微信推文(30.07%)以及村里開會(31.88%)等。在福清鄉村，縣級融媒體中心的主體性作用難以覺察，存在主流媒體“角色缺位”[12]現象，縣級融媒體中心在社會治理中的“推進”“介入”和“助力”等角色表現不明顯。這種現象與社會動員的現代化要求不符。后者是以信息傳播現代化為支撐，僅靠黨內組織傳播和鄉村二級傳播，無法勝任基層社會治理的動員工作，縣級融媒體應該承擔起域內社會治理“信息傳播神經系統”功能，下沉資源，傳播先進治理理論和思想的同時，促進鄉村社會的媒介素養提升，促進信息賦能。

三、構建基層社會治理共同體的傳播學路徑

國家“十四五”規劃明確城鄉社會治理的目標是“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13]。通過信息資源的共享和交互，促進多元主體的合作、共建與相互賦能，是實現該目標的傳播學路徑。福清市的實踐表明，數據共享平臺建設、縣級融媒體中心的功能實現和基層“關鍵少數”的治理能力提升，是當前影響黨建引領城鄉社會治理的三個關鍵因素，也是當前基層黨建引領社會治理的三個“抓手”。

(一)共享治理數據，促進多元主體相互賦能

將黨建引領社會治理具體落實到基層社會治理數據共享平臺建設上，可以使黨建引領更科學、更有效，促進多元主體間相互賦能。有效的社會治理共享平臺的數據包括三方面。

一是基層基礎數據和治理需求。它主要反映基層人口統計學特征、地理數據和社會治理的需求?；A數據一次性錄入系統后，不同主體可以各取所需，減少基層重復報數的負擔。治理需求清單則根據任務完成情況不斷更新。此舉可以減輕基層頻繁重復填表的負擔，將更多的時間和精力用于解決真正的問題，又便于多元治理主體及時掌握基層治理需求，主動下沉資源和服務。

二是不同部門的資源與服務數據。即各部門可用于社會治理的資源和服務構成，比如黨委組織部門、共青團、工會、婦聯、老體協等，每個部門都有自己的志愿者隊伍，有自己的專業特色，相關信息資源匯聚到數據共享平臺后，可以通過資源交換和對話，形成不同主體的相互賦能，提高資源和服務的治理效率。否則，一位老人在重陽節一天接受多批次志愿者洗頭洗腳的故事還將不斷上演。

三是各類熱線信息的分享。目前公檢法司各設熱線電話和網絡服務平臺。如果能夠在不同平臺間建立信息互動的服務，可以盡可能避免群眾重復反映同一事由，減少因投訴無門可能引發的基層矛盾激化。各類服務熱線的共享能夠有效實現不同主體的資源效率最大化，也是多元主體相互賦能的有效路徑。

以上三類數據目前客觀存在，相對而言，易于操作。但如果沒有縣級黨委的統籌，共享與賦能的目標亦難實現。將數據平臺建設與黨建引領機制結合既有理論依據亦具可行性。

(二)統籌傳播資源，推動縣級媒體資源下沉

當前被稱為“空心村”的鄉村社會已經在智能手機和無線網絡的支持下直接聯通了“地球村”，鄉村的傳播環境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建設縣級融媒體中心的初衷是打通黨和政府聯系人民群眾的“最后一公里”，基層社會治理為此創造了良機。但調研發現，組織傳播和人際傳播是當前基層治理傳播的主要類型，縣級媒體尚未成為基層群眾日常信息消費的“必需品”和“常用品”?？h級黨委要充分發揮黨領導媒體的優勢，統籌利用各類傳播平臺、組織和資源，特別是要建立縣級融媒體中心資源下沉、促進鄉村社會治理的激勵機制，明確縣級融媒體中心占領基層社會輿論場、實施社會動員和參與基層社會治理的目標與任務?？h級融媒體中心的深度參與，本身便是黨建引領基層社會治理的傳播學路徑。如果縣級融媒體中心不能及時入場，鄉村治理中的輿論引導權將完全被自媒體所控制，自媒體的議程設置效果將投射到組織傳播、群體傳播和人際傳播中，直接影響社會動員的效果。

(三)發揮黨建優勢，提升關鍵少數治理能力

正如一位村干部所說，除了法律問題外，村里解決不了的糾紛，到了鎮上也沒用。這句話非常真實地概括了鄉村社會治理的特殊性——要想矛盾不上交，村干部是關鍵。但調研發現，村干部恰恰是獲得各種教育培訓機會最少的群體。該群體包括廣義上的村干部，即兩委委員、小組長、文統、黨務員、普通黨員、鄉賢等。他們直接面向基層、面向群眾，深度參與治理，他們對社會治理的認知水平決定整個社區和村莊的治理水平。黨組織需要發揮黨內外交互傳播的優勢，通過縱向下沉黨內資源、橫向聯合社會組織等多種方法，為基層的“關鍵少數”對象提供更多的社會治理學習、教育和培訓的機會。此類教育培訓并非單純的集中學習，而是要發揮黨組織內部資源優勢和多媒體傳播功能，將黨建與社會治理深度融合，借助黨內傳播平臺，為基層干部提供更多的社會治理信息，信息傳播和接收的過程就是一種社會治理養成。

四、結論

社會治理共同體的構建，需要實現政府治理同社會調節、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動，需要黨和政府鼓勵和支持企業、群團組織、社會組織積極參與，發揮群眾主體作用。調節、互動和參與均離不開信息流動、共享和交互，只有形成足夠強大的信息流，才能實現治理需求與資源供給間的有效匹配，形成多元主體間相互賦能的良性循環。從傳播學視角看，黨組織發揮自身優勢，凝聚社會力量，加強輿論引導和信息資源的共享與交互是構建治理共同體的必要選擇，實現多元主體數據共享、推動縣級融媒體中心下沉和提升“關鍵少數”的治理能力是現實路徑。

注釋：

①“平安三率”是指通過電話隨機訪問形成的“平安建設滿意率、知曉率、參與率”。它們是基層平安建設和社會治理考核的硬指標，往往與基層評優評先和獎金直接掛鉤。

②關于福清市社會治理的數據均為本課題組實地調研獲得的一手資料。該調研于2021年11月至12月間實施。